陈寅恪是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师，他与季羡林的关系，可用“名师高徒”四个字来概括。季羡林与陈寅恪的接触是从清华大学开始的。他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后来改名外文系)读书四年，除了一大堆必修课，还选修、旁听了一些名家的课程。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郑振铎、谢冰心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后来他总结自己的求学收获时发现，必修课乏善可陈，而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陈寅恪的课在季羡林心中播下了一颗学术种子，季羡林去德国留学，选定的专业是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陈师播下的种子便生根开花了。

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当年陈寅恪先生教课没有讲义，用的参考书是《六祖坛经》，季羡林专程进城到王府井北边的大佛寺请回一本。陈先生上课时，先把相关资料抄写在黑板上，然后对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格外留意。他做学问有实事求是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学生听他的课，如同夏日饮冰，如沐春风，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除了听陈先生的课，季羡林上学的时候，与陈寅恪没有更多接触。他一次都没有去过陈先生的家。只是有时在校内的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看到陈先生穿着朴素的长衫，肘下夹一个装满资料的布包，匆匆走过。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教季羡林梵文的是瓦尔德施密特。瓦尔德施密特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都是吕德斯教授的弟子。到德国以后，季羡林读吕德斯的著作，发现自己的两位老师都得了吕德斯的真传，从心底感到三生有幸。吕德斯是举世公认的考据大师，这种学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主观臆断，不穿凿附会，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他认准了这条正道，顶住“政治挂帅”、“以论代史”的巨大压力，艰难跋涉，终于登上20世纪学术顶峰。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全赖恩师陈寅恪和瓦尔德施密特之赐。

1945年“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向老师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情况，并附上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很快便收到了老师的回信。陈寅恪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很快就要回国。最重要的是，陈先生说准备向北大校长胡适、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毫无疑问，陈寅恪看了季羡林的几篇论文，认定他有能力胜任北大的教学。第二年夏天，季羡林回国后，听说陈寅恪正在妹夫俞大维家，便前去拜访，谈了在海外十年来的详细情况。陈先生叫他去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拜会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并叮嘱他带上那几篇用德文发表的论文。这次拜会敲定了季羡林此后数十年的工作。

建国以前三年时间，季羡林多次去清华大学看望陈寅恪。知道老师喜欢红葡萄酒，他特意到车公庄买外国神甫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送到清华园。几瓶葡萄酒现在不值一提，当年物价飞涨，算是相当珍贵的了。

一年春天，紫藤花开得累累垂垂，紫光映天。季羡林知道陈先生爱花，便约上周一良、王永兴、汪筏等同学，请陈先生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赏花，品茶。在兵荒马乱、人命危浅、物价腾飞的环境中，度过了难得的愉快的24小时。

1947年冬天，北平奇冷。陈寅恪因为无钱买煤取暖，无法过冬。季羡林将情况报告给了胡适，胡适提出赠送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寅恪坚决不肯接受。陈寅恪决定卖掉藏书换取美元。胡适就命季羡林用自己的汽车去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拉书。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语音方面极其珍贵的图书，陈寅恪只收了二千美元。其实，在这批图书中，仅一部《彼得堡梵德大辞典》的市价就不止此数。这批图书差不多等于赠送给了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