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 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及时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

4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6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7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10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12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13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14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15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16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17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9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20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一、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二、《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庭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他。及时，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他。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他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于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惟一的诗学了。

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他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三、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人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紫阳被人骂较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较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傅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的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的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