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孩子不是我的私有财产

我成长于一个小康之家，严父慈母的中国传统家庭。上有一个兄长，下有一个弟弟，我是家中的女孩，从小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父母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我完成基本学习任务即可。小时候对于父母这样的低要求，其实我心中有些不满，反而羡慕哥哥身为长子受到更多的关注。没想到父母这样的教育心态反而给了我更多的成长空间。从小学、初中到参加高中联考(相当于中考)，大学联考(相当于高考)，我也过关斩将地进入了辅仁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我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想法，但是由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活动认识了许多海外华人，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我毕业之后开始申请美国大学攻读教育研究所。我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但是学业成绩却是一般，不是学霸，没想到却前后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班的入学许可，在衡量两所大学的异同之后，决定选择哈佛大学，在人类发展专业里专攻双语言认知发展与多文化教育。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美国波士顿唐人街的华人社区中心服务，随后又在波士顿附近的学区任公立小学学前班到初中的双语教师，以及普通班的小学多种科目教师。1990年搬到圣地亚哥之后在私立幼儿园担任教师，之后又成立了一个课后学习中心。这些经历使得我对于华人的双语言、双文化经历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1998年开始实行在家教育，当时我的大女儿小学三年级。接着二女儿也回到家里学习。在家教育促使我开始学习如何更有效率地教导孩子学习，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不断地求进步，同时学习如何在家中培养孩子的品格。2006—2012年我们一家人随丈夫黄宇明来到了中国北京，我多年的教育经验很自然地成为交谈的话题，很快我就应邀在国内许多学校和机构担任国际教育和英语教育的培训与咨询工作。由于台湾成长背景，在美国的教学和多年育儿经验，再加上参与国内学校的一线教学工作和教师培训，使得我对于中美教育文化优劣有了更清晰的视野。

先生黄宇明是高通美国总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和许多个人研发专利，是标准的仆人式领袖，忠心于工作和家庭，勤奋努力，以身作则，是孩子们的好榜样。我的先生具有冒险和挑战精神，也是孩子们的好玩伴。我们两人个性恰好互补，但也有意见相左，互不相容的时候。婚姻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在彼此接纳包容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去爱对方，去爱孩子。我的先生对我的理解和鼓励，给予我信心和勇气去尝试生命中的许多挑战，特别是在抚养这四个孩子的过程中，一路走过的高山低谷，没有他的支持和赞许，我可能放弃多次成长的机会。

我们育有两女两男，分别为24岁，22岁，15岁和13岁。大女儿秀璋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曾任教于美国高中，现在做美国大学升学咨询辅导工作。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二女儿秀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媒专业毕业，目前从事特殊教育儿童的辅导治疗工作。她对于教导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充满了热情，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进步，她都兴奋无比。两个男孩泽群和福群目前都是在家上学(homeschool)，并开始在社区大学选修课程。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是目前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家人小集锦

家人之间用什么方式表达爱？

黄宇明：我会花时间，为家人做事情。

陈怡文：我喜欢用赞美的语言或者用肢体语言表达。

黄秀璋：我喜欢聊天。

黄秀仪：我喜欢一对一地深入谈心。

黄泽群： 我喜欢为家人做事。

黄福群：我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爱。

个人小档案

黄秀璋：24岁/信心、尽责/喜欢唱歌、竖琴/家中的“学监”，负责弟弟们的作业检查。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当年来中国于她是很大的挑战，差点打断了她在美国的学习计划，然而来到中国，她收获了许多服务他人的经历，专业知识也并未减损。

黄秀仪：22岁/创意、勤奋、乐于助人/音乐、拉丁语/家中的“营养师兼大厨”“采购总监”。热爱一切手工活，如为家人做一顿香喷喷的大餐，或者为玩偶做衣服，看着有人因为她的付出而感到幸福，她也非常开心。

黄泽群：15岁/正直、公正、善良、温和/家中的“后勤总监”，平时自己铺床、收拾碗筷。小时候，弟弟“欺负”他，考虑到弟弟的感受，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让”和“牺牲”，以保护弟弟。

黄福群：13岁/喜乐、勇敢/家中的“后勤助理”，帮着哥哥打理责任内的家务。他是家中的“开心果”，十分可爱。他敢说敢做，三四岁时，公园里有几个男孩抢女孩子的沙桶，他毫不畏惧地为女孩子们抢回“宝贝”，完璧归赵后，还不忘为伤心的她们送上花朵。

一、 子女的所有权：你把儿女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吗？还是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我有三次面临失去孩子的经历，深刻体会到孩子生病时家长的无助。

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母亲节，我正在教课。忽然有人面色沉重地跑来告诉我，我的小女儿秀仪全身抽搐，让我赶紧去看看。我到了幼儿园教室，看到秀仪在玩玩具，察觉不出什么异样。但我还是不放心，咨询了几个医生，他们都建议我赶快带孩子去医院检查。那阵子我先生常常出差，偏巧那个周末他又不在，要到当天晚上才能回来。于是朋友陪着我和两个孩子一同去诊所。在候诊室里等候时，忽然间我怀中的秀仪又开始痉挛，当时我真是六神无主，惊慌失措，急得大叫“我的孩子又痉挛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却觉得像是一个世纪那么久。医生看完之后，马上建议我把孩子送到儿童医院的急诊室做进一步的检查。到了那里，我无奈地看着医护人员给她做各种检查，最难受的是做脊髓穿刺采样时，看着秀仪痛苦挣扎的表情，我不但不能帮助她解除痛苦，还要帮着医护人员抓住她，不让她乱动。这是一个母亲最痛苦的一刻，看着秀仪大哭，听她大叫“妈妈，妈妈，不要，痛痛”。看着她弱小的身躯反抗着，我却还得狠心按着她。我只能无助地告诉她：“妈妈在这里，乖乖不要动，一会儿就好了。”

当时我的心中充满忧虑，先是对孩子病情无知的恐惧，接着是自责，然后就开始抱怨。我的脑海中开始闪过各种画面，生怕这病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直到晚上朋友把我先生从机场接到医院，我的先生没有责怪，只有安慰和体谅，才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

秀仪在医院待了两天，做了无数的检查，医生的结论是先回家观察，一周后复诊。这一周算是平安地过去了。复诊的那天，医生给出了他的诊断——是因为脑神经的活动过于活跃，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全身痉挛，医生给秀仪开了药。接下来的六个月，我定期带秀仪复诊。

这期间，我很害怕别人询问秀仪的病情，心里有一种亏欠，觉得自己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又怕别人评价自己。接着我就开始研究秀仪的病情，怀疑是遗传，于是我更加惊慌，更害怕别人知道了。

感谢上天，六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现在秀仪已经成年，身体一直很健康，此后从来没有再痉挛过。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明白了——惧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徒增不必要的担忧和痛苦。我们要冷静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养育子女的过程给予为人父母者不断学习的机会。而且，接受别人的关怀也是一门功课。如果因着自己的骄傲或面子，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或问题，更不愿接受帮助和关怀，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

第二次面临可能失去孩子的危机是1997年11月。当时大女儿秀璋7岁，读小学二年级。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秀璋告诉我她的喉咙疼，吞咽时很疼。我打电话给医生，约好了时间带她去看病。那阵子很多人感冒，护士说先吃退烧药，再观察两天。于是我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而已，没怎么在意。

第二天是星期六，秀璋一心想去参加好朋友Kyrstin的生日派对。我测了测她的体温，还算正常，她自己也说喉咙不疼了，只是手臂有点疼。我当时想肯定是睡觉时姿势不对压的，所以也没特别在意。一听到没有发烧，秀璋就一口咬定病都好了，吵着要去参加生日派对。于是秀璋就拿出事先选好的漂亮衣裳，带上生日礼物兴高采烈地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了。

下午我去接她时，秀璋哭着说：“妈妈，我的手好疼。”她用另一只手扶着疼痛的手臂，满眼泪水，脸涨得像个红苹果，显然又发烧了。当时诊所已经关门了，我带着她直奔圣地亚哥儿童医院急诊室。我们在医院从下午等到傍晚，所有的医生会诊也不能确定她的病因。于是建议我们回家，等到星期一再约诊儿童骨科医生。我先生打电话咨询他做儿科医生的嫂子，听完秀璋的病情之后，她告诉我们：“孩子发烧，手又疼痛不已，肯定有炎症，查不出病因千万别回家。”

于是我们待在医院里，坚持要求找出病因再走。医生给秀璋拍了X光片，结果发现她手肘的关节处有一个脓包。当时医院骨科的主治医生决定立即开刀，让我们马上办理住院手续。没想到发烧、手臂疼痛可以变得这么复杂。秀璋当晚接受了手术，接着在医院里住下来。这个结果是我们想不到的。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要开刀了。所以说即使今天的医学再发达，有很多的疾病还是我们预料不到的。后来，在医生的医疗报告中我看到秀璋手肘上的红肿是化脓性链锁状球菌导致的。

原来在红肿的表皮下，细菌正攻击着皮肤组织下面的肌肉，被腐蚀了的细胞化成了脓，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细菌将会继续侵蚀她的手肘，严重的甚至需要截肢以保全性命，更可怕的是如果细菌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败血性休克。一周后，秀璋痊愈出院。

事后我又对这种疾病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发现当时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个类似秀璋的病例，因为误诊耽误了治疗时间，细菌进入血液中，那几个孩子都没有挽救过来。这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因而更加尊重生命。我们要把握住每24小时的机会好好地爱我们的家人，并且更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七年后，秀璋14岁那一年，她参加全美基督徒辩论协会主办的青少年辩论赛，主题是“政府应如何完善医疗误诊的法律责任”。在那年的一个夏令营里，她亲耳听到律师和受害者谈论医疗误诊的故事。其中一个案例就是，一对夫妻讲述他们的女儿在7岁时感染了化脓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当时孩子发烧，而且膝盖红肿疼痛，被送到医院，却因为误诊而失去了生命。如果孩子还在，应该也是14岁，和秀璋同年。秀璋当晚给我打电话，询问当时她生病的细节。我恰巧找到了当时写的一篇日记，就读给她听。全文如下：

1997年11月12日 星期二

秀璋从周六开始就住进了儿童医院。这次的经历将成为我们家庭历史上的一个纪念碑，是我们在艰难时刻信望爱的证据。家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信念更是强有力地让我们体会到爱的力量。从大事、小事到最微小的细节，只要信念在，就会有希望。这次的经历让我们一家人变得更亲密了。

周四晚上，秀璋说她不舒服，不想吃饭，我想她可能感冒了。因为那阵子流感已经开始一两个星期了。一周前秀璋的感冒刚好，我想可能又感冒了。周五凌晨两点半她醒来，告诉我她头疼，喉咙疼，肚子也疼。我给她量了体温，华氏105度(摄氏40.6度)的高烧。我赶紧给她吃了退烧药，心想没事了。第二天她的体温仍然在华氏102—106度，我没让她去学校，怕传染给别人。到了周六上午她烧退了，喉咙不疼，肚子也不疼了。但是她开始说左手臂有点疼。我和我先生都认为可能是她睡觉的姿势不好，压到手臂了，也没特别在意。过一会儿，秀璋说想去好友Kyrstin的生日派对。我建议她把礼物带去，待一会儿就回家。但是她坚持说自己很好可以全程参加。当我下午两点去接她的时候，她显然疼痛万分。她的整个左手臂无法动弹，左手肘尤其炙热。我开始担心是什么奇怪的细菌感染，打电话给医生的诊所，医生已经下班了。急诊热线的护士建议我直接带孩子去儿童医院急诊。到了儿童医院已经是下午3点10分，等到了快4点总算有实习医生来看看秀璋，又过了一会儿，首席实习医生来看她，接着小儿科的骨科专科实习医生也来看她，几个医生会诊之后，给秀璋抽了血，照了X光片。接着我们就等化验和分析报告。到了傍晚6点30，医生告诉我们秀璋可能需要留下来做手术。7点钟证实手术必须尽快进行，当晚9点就进行了手术。小儿骨科主治医师在8点40分到达，麻醉师9点钟准时将秀璋推入手术室。接着我们急忙带着秀仪回家，给她梳洗完毕跟她道了晚安，就赶紧收拾衣物去医院等着秀璋从手术室出来。感谢上天，我回到医院的时候正赶上秀璋手术结束。我答应秀璋她出了手术室睁开眼就会看到妈妈的。我知道这一切的安排都太了，从医院回家再赶回来，花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还久，但是我一到医院，就赶上秀璋从手术室出来，感谢这的安排。稍后当我们在132号病房安置好时，秀璋才从麻醉中慢慢醒来，她的反应很好，没有任何不良的并发症，恢复得很好，一切都非常顺利。

周日上午，我陪着秀璋。我记得在急诊室里等候时，我们俩聊了一会儿。秀璋问我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她身上。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讨论。通过讨论，秀璋认识到坏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样的“坏事”正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受磨炼，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强大。这样的理解帮助她勇敢地面对接下来一连串的检查和治疗过程，从抽血，照X光片，一直到麻醉，直到进行手术的整个过程。她非常坚强地把持着自己的信心，感谢上天保佑她手术平安。希望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充满智慧，期待手术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和祝福。

今天我和医生们谈过之后，我发现更多关于链球菌感染和感染性关节炎的问题。对于这些疾病的进一步认识，使我心中充满感恩。圣地亚哥儿童医院的骨科主治医师和秀璋的儿科医师都告诉我，像秀璋这样的病例，细菌感染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这种病例即使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也无法预测结果。我很庆幸秀璋的病情是属于比较容易处理的，没有留下后遗症，也比较容易治疗。我再一次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