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书香门第

黄浦江畔，龙华塔下，长眠着一位1927年6月底(一说7月4日)在这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革命活动家陈延年。

那个夜晚，国民党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这位勇士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行刑者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坚定地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几个刽子手强行把他按下去，但他们刚一松手，这位革命者一跃而起，再次昂然挺立。刽子手们恼羞成怒，一拥而上，再次将他强按在地，用乱刀将他杀害，并残忍地剁成数块，投入黄浦江中。

这位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就是共产党员陈延年。

近百年以来，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烈士不惜用鲜血和头颅面对敌人屠刀，勇于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行动和精神，却一直激励着一切向往自由和光明的人们。

陈延年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极其壮丽的。

长江下游江岸以北，大别山南脉龙山脚下，坐落着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

“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及时州”。自古以来，地理位置的重要，中原文化的南移，吴、楚文化的交融，刺激着安庆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一度呈现出鼎盛的局面。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庆被定为安徽省府所在地时，其后170余年，省、府、县同治安庆城，是当时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1898年，陈延年就诞生在安庆大南门培德巷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

陈延年所在的家族世代习儒，但功名俱未显。他的祖父陈衍中(1848—1881)，字象五，是晚清的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叔祖父陈衍庶(1851—1913)，字昔凡，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陈衍庶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步步高升，升知州、知府，后至四品道员，官运亨通，一路顺风。日俄战争期间，他又在东北发了大财，后来挂冠而归，广置田产，创办公司，从事经营。陈氏家族从怀宁乡下迁至安庆城居住后，家境日渐富裕。陈延年出世时，陈氏家族已成为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了。

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他一生用过很多笔名，取自家乡怀宁县独秀山的笔名“独秀”，是他最为钟情、用得最多、也影响较大的笔名。以致他后来干脆以“独秀”取代“乾生”，成为其官名。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革命家和爱国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创办了著名白话文刊物《新青年》，是的精神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总书记。他年轻时就表现出一身傲骨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心志，传播新思想，鼓吹和参与反清革命，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下求索，如同一颗光焰万丈的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陈延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在安庆度过。其间，他也曾随叔祖父陈昔凡去过东北、北京等地，但为时甚短。大约五六岁时，叔祖母谢氏(1863—1939)和母亲高晓岚(1876—1930)便送他入私塾读书，十二三岁进入新式学校，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安徽省立及时中学前身)。

陈延年生得浓眉大眼，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的弟弟陈乔年虽与他一母同胞，却皮肤白皙，身体瘦削，开朗活泼，谈笑自若，活脱一个白面书生。兄弟俩外貌和性格大不一样，人们都说陈延年不像一个读书人。实际上，他不但学习用功，而且十分聪敏，智力超强，抱负不凡，凡先生规定的书，都读得烂熟，师友们常夸他能“过目成诵”。

当时，安庆有一个叫的老先生，是陈家的近邻，家中藏书甚多，陈延年常去他家借书。经过短短的几年，陈延年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典籍，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在革命斗争中建功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延年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高潮迭起，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打倒军阀，驱除列强，结束战乱，恢复秩序，安居乐业，成为亿万民众最深切、最普遍的期望。尽管陈延年幼年受封建思想的教育，但时代激荡的洪流、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已使他对既存的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不满。他就读于新式学校后，开始接触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想，眼界大为开阔，也使他心灵深处的革命愿望更为强烈，开始和传统观念决裂。在这方面，弟弟陈乔年受哥哥陈延年的影响很大，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后来成为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

1907年至1908年间，安庆发生了两次反清革命。一次是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后失败被俘，英勇就义。另一次是1908年熊成基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机会，率部起义，进攻安庆北门，激战一昼夜，败下阵来。这两次起义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震动了大江南北，给少年陈延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他约弟弟陈乔年和好友程演等到迎江寺游玩，观看和尚们举行“大道场”的宗教仪式活动，认识了主持月霞和尚。他得知月霞原是革命党人，后遁迹空门，便时常与其接近，听他评古论今，受到不少启发，决心以革命党人为学习的榜样。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及时枪，各省纷纷响应。同年11月下旬，全国已有14个省和较大城市——上海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中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1911年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召开会议，推举在上海的孙毓筠为都督。21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孙因嗜大烟，不理政事，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陈独秀。陈上任后即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摒弃旧官僚体制及其陈规陋习，废除一切违背或阻碍革命的事体。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许多激进措施得不到孙毓筠的支持，陈独秀仅干了4个月，便辞去职务，到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后柏文蔚接任都督，陈独秀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替柏策划一切施政方针。

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任孙多森为皖督。陈独秀鄙视孙氏，更不满复辟旧制，再次提出辞职。7月，他随柏文蔚迁往南京。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后，陈独秀又与柏一起返回安庆，协助制订安徽讨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愤怒声讨袁氏“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的滔天罪行。可惜的是，安徽讨袁军很快归于失败。8月，当陈独秀自安庆避难到芜湖时，被当地驻军逮捕，拟即枪决。陈独秀毫无惧意，还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经当地知名人士刘叔雅、范鸿偃等极力营救，方得获释，旋即逃往上海。后于次年7月，受章士钊函约，只身一人第五次也是一次去日本，“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自此之后，陈独秀一直客居他乡，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安庆。

1913年10月，安徽新任都督倪嗣冲通告缉拿陈独秀，并派兵查抄他在安庆的家产，抓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并扬言要斩草除根。幸好陈家事先得到消息，在一位老者的帮助下，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二人互作人梯，连夜从后门逃出。而他们的堂哥陈永年却被误捕，险些丧命，释放后，惊吓成疾，终生精神失常。这场劫难，使陈延年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统治的残暴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

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乡间躲了几天，风声过后又回到安庆。尽管倪嗣冲暂时放松了对陈家的迫害，但陈家并未因此而获得真正的安全。叔祖母和母亲本想把兄弟俩留在家乡继承祖业的，自从发生这次事件后，逐渐意识到，把兄弟俩留在家中并不安全。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

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兄弟俩的心愿后，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以开阔眼界，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由此，17岁的陈延年和14岁的陈乔年便挥别乡关，寻梦天涯。从此以后，一直到他们血洒刑场，献身信仰，再也没有回过安庆老家。

饱经底层历练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兄弟仍留在上海读书。

起初，陈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专攻法文。两年后，陈延年考入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的课程。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法语水平提高很快。据陈独秀的朋友吴虞1917年1月的日记记载：陈独秀的长子“法文极佳”。

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陈独秀赴京以后，陈延年与弟弟的生活十分艰苦。陈独秀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10元钱，给兄弟俩作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他们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

据陈延年的同乡潘赞化后来回忆，当时兄弟二人曾一度“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潘赞化还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寒冬的24小时夜晚在马路上遇见陈延年的情景，他写道：“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远见一团寒气，向我方来，近视之延年也。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的小羔羊。我以手抚其肩背，仍服褡衣。”

艰苦的环境练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陈延年早就立志，要“自创前程”。他认为，艰苦的生活是对自己好的磨练。同时，艰苦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改变陈乔年开朗乐观的性格，当父亲的朋友问起他们平常怎么吃饭时，他常常风趣地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一点盐。”

当时，陈延年在安庆的老家尽管几次遭劫，但接济他们上学还是有能力的。一次，陈延年的叔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找到兄弟二人。谢氏见他们衣着破旧，脸色憔悴，生活艰苦，十分疼惜，责怪陈独秀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谢氏当即要给他们添置衣服用具，并提出以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兄弟俩谢绝了叔祖母的好意。显然，陈氏兄弟是有意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立能力。

陈独秀不让陈延年、陈乔年在家中吃住，令与他同住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1885—1931)心中非常不安。高君曼是陈延年兄弟的后妈，又是他们的姨妈，视俩兄弟如同己出，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兄弟俩住在家里。当时，李达夫妇住在陈家，来上海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辑《新青年》时也住在陈家，难道自己的亲骨肉还不能住在自己家？高君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多次劝说陈独秀，要陈延年兄弟回家吃住。而陈独秀总不以为然，并大声斥责妻子：“娇生惯养，不可！不可！”

因陈延年兄弟之事，高君曼与陈独秀争吵过多次。但陈独秀十分固执，一味强调陈延年兄弟应自立、自创。为此，高君曼找到潘赞化，哭诉道：“望你以老友身份代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回家吃住！”

潘赞化为高君曼母爱之情所感动，常劝陈独秀：“你是延年兄弟之亲生父亲，为何不叫他俩回家吃住，君曼于心不忍啊！”

然而，陈独秀不但不听，反而严厉斥责：“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程可也。”

显然，陈独秀并非没有爱心，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言传身教，都是要让子女自强自立，在艰难困苦中锻炼成才。而这样的教育理念和生活磨练，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陈延年兄弟直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前，仍是自谋生计，未进家门食住。这不仅使兄弟二人具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而且磨练了特行独立、卓尔不群的意志品格。陈独秀其余子女也在各种逆境中顽强成长，成就不凡。

1917年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时，当别人在陈延年、陈乔年面前夸他们的父亲时，兄弟俩却不以为然地说：“家父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质去做旧官僚，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和文盲又有什么两样！”陈独秀与儿子有如此的父子关系，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认为他们“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此后，在复杂尖锐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还是在革命斗争策略的掌握运用上，与纯粹由封闭书斋走向艰辛实践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延年年纪轻轻就能够独当一面，开疆辟土，勇立潮头，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崇信无政府主义

陈延年在上海求学之时，陈独秀、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在全国蓬勃展开。“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的有识之士开始以理性的精神，打破几千年来禁锢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急起直追。加之1916年后，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中央进一步削弱，北洋集团内部也因重心顿失而分裂，彼此争战不休，政治控制相对较松，思想观念倾向于反传统。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兼容并蓄，异常开化活跃，一切以往被视为“神圣”的传统、都受怀疑和批判，各种外来的流派、思潮均能迅速得到传播、流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学说争奇斗艳，大批的爱国志士和知识青年也积极地参与进来，“隔窗看晓雾”，纷纷去引介、研究，甚至是追随和崇信。

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却已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又译作安那其主义，包含一系列的政治哲学思想，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19世纪晚期，中国的报刊开始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零星报道。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这个充满破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里得以迅速传播。1912年5月，师复与亲友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验；7月，又组织了“心社”；次年8月，创办《晦鸣录》，仅出两期即被军阀龙济光查禁，后改在澳门出版，并易刊名为《民声》，1914年初迁往上海出版。在师复的影响下，广州、上海、常熟、南京等地先后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社团。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顶峰阶段。据统计，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社团组织有90多个，大小刊物70多种，影响涉及国内14个省市，在南洋和旅欧华人中也有相当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中视无政府主义为“救国良方”的大有人在，像、陈独秀、、、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等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曾或多或少地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经历了一个由推崇无政府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

年轻的陈延年也很快被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所吸引。他怀着探求真理的急切愿望浏览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新书刊。由于他目睹了上海十里洋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十分憎恨旧社会，产生了急切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加之年轻气盛，思想激进，他读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天义报》《新世纪》等。他还直接阅读了不少法文版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如《巴枯宁全集》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受此影响，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不要政府的主张最激进、最彻底，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特别崇信《互助论》一书中阐述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把它当作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他先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将他们引为自己的同志，常与他们交往，参加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政治活动。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也极其复杂，在地方军阀和北洋政府的打压下，分化组合不断。1918年，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如民声社的《民声》、实社的《自由录》、平社的《太平》、群社的《人群》等刊物相继停刊。1919年1月，陈延年和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将上述四团体合并，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进化社标榜其宗旨是“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它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扬互助是进化的要素，提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进化社还创办了《进化》杂志，由陈延年任主编，郑佩刚负责印刷和发行，黄凌霜等是主要的撰稿人。《进化》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互助论》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著作。陈延年也以“人”的笔名，先后在《进化》及时、二期上发表了两篇《编辑余话》，又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较长的专论，题为《为什么我们要发刊“师复纪念号”？》。在这些文章中，陈延年一方面推崇无政府主义学说，驳斥各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议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对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号召人们起来“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陈延年还强调革命必须“排患御困，勇往直前”，即使“进了黑屋子，上了断头台”也在所不惜。他严厉地斥责某些所谓的无政府党人，表面标榜“主义”，实则钻狗洞，谋官发财。这表明，陈延年虽然在探求真理的漫长征途中一度选择信仰了无政府主义，但毕竟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立志改造黑暗社会的进步青年。

1919年5月，军阀政府查禁《进化》杂志，杂志仅出3期，被迫停刊。上海英巡捕房还追捕《进化》的发行人。5月初，郑佩刚到上海成都路的一间小楼找到陈延年，陈延年告诉他，出售《进化》的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亚东书局老板汪孟邹都给英巡捕房捕去，此刻巡捕房正派人到处侦缉你。郑佩刚离开陈延年寓所，走到宝昌里《救国日报》社门前，就被巡捕逮捕了。值此危难之际，陈延年勇敢地担当起处理《进化》杂志的善后工作，并秘密刻印了一期《进化》杂志。郑佩刚入狱后，陈延年还负责照顾他的亲属。

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一部分接受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放弃单纯的思想启蒙，开始面向现实的社会，与民众相结合，唤醒民众，发动民众，走上了现实的革命斗争道路。陈延年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却热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陈独秀在运动中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后，潘赞化问他：“你们的父母因五四学潮被捕，你们知道吗？”

陈延年听后，平淡地答道：“已有所闻。”

“你们兄弟俩对此有何看法？有无担心害怕？”潘赞化又问。

陈延年回答说：“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份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如果营救无效，你们有何想法？”

陈乔年答道：“不过中国又失去了一个有知识的人罢了，固然可惜！”

言语之中，虽见父子情薄，但也体现了兄弟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伟抱负和鸿鹄之志。

远赴法兰西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由于现代化进程一直缺乏主导阶级的领导，致使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转型无法统一。新型知识阶层，特别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旧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量，很大一部分人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急先锋。翻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履历，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有旅欧经历：、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蔡畅、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这批风华正茂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着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也接触着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确立信仰、选择主义、开辟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应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出国门，与上世纪初那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密不可分。

1840年及时次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通商口岸数量的增多，虽伴着丧权辱国的悲惨事实，但西风东渐、西学日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传统的读书人和朝廷士大夫，开始认识到原有观念的局限性和落后挨打的根源，并走岀了国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兴起后，容闳等人发起了国外求学运动。当时留学注重的学科，已从“军备”转为“西政”、由“西艺”转为“西学”，赴欧美留学人数日增。但当时国外留学生活费用较高，的法国一年也要六七百元以上，这是很多国人难以负担的。

1912年4月，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以低廉费用赴法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1915年6月，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组织了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青年，并于次年3月成立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机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勃然兴起之时，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国内广泛传播，有志青年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之时。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

中国许多爱国青年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和希望，急切希望到国外寻求救国之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的主持下，逐渐在全国展开，达到高潮。各式各样的留法预备学校在北京长辛店、河北高阳县、保定及四川成都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据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共组织了20批约计20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留学生基本上都是16～30岁的青年。其中，较为知名的人士有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王若飞和贵州教育界知名的黄齐生甥舅等。就是为了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才于1918年8月走出湖南、奔向北京，从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虽然没有赴法，但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终抱以极大的热情和支持。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去国赴法，准备到英国留学考察。他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陈延年兄弟本来学的就是法文，自然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议所吸引。为开阔眼界、丰富学识，震旦大学还未毕业，就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不过，他希望他们去俄国而不是法国。然而，兄弟俩没听父亲的，因为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对俄国十月革命有偏见，仍坚持去法国，并托吴稚晖解决。

由于是陈独秀的儿子，加之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吴稚晖对陈延年兄弟颇为欣赏和器重。为介绍陈延年、陈乔年等人赴法和解决他们出国所必需的每人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1919年11月23日，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