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引子：一条街道，一段记忆

现在从成都坐轻轨，不足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乐山(旧称嘉定)。要在民国或是清朝，比较便宜舒适的通途是坐船沿岷江而下。如果从成都东门外的大码头解缆出发，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抵乐。那时的乐山县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墙，濒临岷江。1907年，一个叫中野孤山的日本人曾经在游记中写道：“(嘉定)府城设有城门，为数颇多。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而面积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其中的安澜门、丽山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凌云门、紫丝门、天绿门、涵春门、太平门、福泉门、水星门、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人和门、平江门、承宣门、兴发门等诸门面江，嘉乐门朝北。城内建有隔墙，设有迎恩、拱辰、福泉、庆春、会江等六门。府城共有二十六道门，面江的门就有十四道，码头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6页。按，文中“丽山门”“天绿门”“紫丝门”应分别为“丽正门”“夫禄门”“紫气门”，另有“得胜门”“瞻峨门”“定波门”文中遗漏了。

从嘉定府西南方的望洋门(俗称水西门，戏呼水稀门乐山城在1963年之前都无自来水，陕西街附近几条街的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从水西门码头挑取，故此段地面很少干过，一年四季都是“水稀稀”的。)下船上岸，正对着的一条街，便是陕西街。街的北端尽头依老霄顶(高标山)西坡，曾有寺名万福寺。民国本《乐山县志》卷四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旧州志作万佛寺，建置最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寺为及时。寺内有公安石书程以道修城碑记，甚高大，民国十九年为驻兵移圯。”唐受潘修：《乐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11年，第82页。标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明清时期，乐山规模较大的庙会当数农历五月初一的炎帝会，远近闻名。傅崇矩(1875—1917)在《成都通览》中就曾记载说，当时乐山“每年炎帝会甚繁华”。一年一度的炎帝会由二十几座寺庙轮流做“会首”。乐山炎帝中有五老爷之称。泌水院的炎帝为“大老爷”；“二老爷”神名朝南五祖，庙在圣水街璤珉宫；“三老爷”神名红袍五祖，庙在半边街五圣祠；“四老爷”神名白衣五祖，庙在府街白衣庵；“五老爷”神名金花五祖，庙在县街金花庙。“大老爷”

炎帝在陕西街尽头万福寺有行宫(炎帝本庙在泌水院)，因这里地势高，可俯瞰全城，“大老爷”住此，便于镇压火灾、水灾、瘟疫，故每年炎帝神像在行宫内住十一个月。赛会后为“回神”期，“大老爷”回到本庙仅住一个月。

作“会首”的寺庙要提前一年筹办庙会事宜，主要内容包括：挂牌子“安民”，邀请各出会菩萨届时光临；扎神宫，用于会期置放其他会抬来的菩萨；培修万年台或临时搭戏台。临近会期，即动手在寺庙内外悬挂彩旗，增添节日气氛。时至农历四月十五，主会寺庙就以“会首”身份派人分赴各出会寺庙下请帖。四月三十主会抬起菩萨上街游行，由“菩萨”亲自去请各会光临。五月初一各会菩萨纷纷被抬上街游行，陕西街热闹非凡。参见干鸣丰：《乐山城市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到了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总共只办了六次，即：1914年、1917年、1919年、1922年、1924年和1930年。参见《乐山炎帝会概况》，《乐山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及时辑，1989年，第52页。1932年正月十五，驻防乐山的国民党24军25团团长王麟生，说是要破除迷信，派兵到泌水院把炎帝塑像的头锯下绕城示众。以后，炎帝会便成为乐山历史的陈迹。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可参阅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山陕商帮(即西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抗衡徽商等其他商帮。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按照省县行政地域划分，并以联省会馆的形象运作，使之遍布全国各地，“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江西到云、贵、川，山陕会馆星罗棋布，网络化，数量多以百计，如陕西有44个，四川有38个。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或“陕西路”。

民国时期的乐山水伕(拉蒂格摄)

乐山陕西街上的山陕会馆(又名秦晋公所)，建于清代，是当时规模较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会馆，一直保存到1949年。作为历史的载体，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所以，清末民初陕西街较大的看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因为这里的“会馆戏”在乐山城十分了得，常常吸引郭沫若等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娃。他们不时为争抢戏台前的高脚长凳，与人打架。郭沫若曾经在回忆中写道：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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