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权力与族群关系之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是被拣选的，而“其他的族群乃是某个不相干的神祇异想天开所创造出来的”。每个族群也都把别的族群视为“投射负面认同的银幕……并以此作为相互屠杀的理由”。埃里克松迫切呼吁全球性的普世改革，亦即了解“人类种性的真相与责任”，并以之形成一种环境，创造一种“更具有普世性与包容性的人类认同”，而这也正是现代科技赖以立足与存在的条件。

人类之所以需要别人的与社会的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想要与众不同。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是要把人割裂，而不是促成他追求终极的一体性。

弗洛姆说，初级连带阻碍人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自主的、有创造力的个体”。与其他的人整合、结伙、团结可以增加力量，但也会导致“孤立、不安全的增加，以致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命的意义产生疑虑，并因此加深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无力感与无足轻重感”。初级连带给人带来的是“真正的安全感以及自己知道何去何从的归属感”。

克利福德格尔茨确信“这种人亲土亲的联系随时可以接续起来，源自于呱呱落地就具备的先天性，可以延伸进入信仰某种宗教、说某种语言，甚至只是一种方言，以及遵行某种社会规范的社群……也正是从这种连带，直接输入无数性的东西”。

族群认同是由一组现成的天性与价值组成。出于家庭的偶然，在某一时间，某一地方，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与其他人共同拥有了那一组天性与价值。

个人所属的族群是有权有势的还是卑下顺从的？这种情形是静态的还是变动的，以及，相对于其他人，自己是否能有所指望并活得下去？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是统治的大问题，也是各个族群之间在同一个屋檐下权力拉扯的问题。

在基本群体中，一个人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只要他选择留下来并归属于它，就没有人能够否定或拒绝。那是任何人无法予以抹杀的一种身份，即便他自己想要掩饰、放弃或改变，也属徒然。而在这个大迁徙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东飘西荡，身体与文化都离乡背井，归属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所奉持的神殿，是“传统”，是“道统”，是某种形式的信条或信念，对于无法回答的问题，自成一套解答。

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更高或至少是平等的自尊，也正是对这种需求的触、受、爱、取、有，颠覆了所有这类形式的位阶，并成为政治火山的主要动能之一。这种动能所强调的族群尊严，点燃了民族主义的运动之火，冲决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为民族与种族的沙文主义加添了燃料。

一旦弱势族群不再屈服，对加害者与受害者来说，族群认同都将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迟早会爆发成为社会与政治的冲突和危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基本群体认同与政治相遇。

一位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我们与素未谋面的‘同胞’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社会认同”，(身体)“在这里面，扮演着一个基本的角色……把社会比喻为‘政治身体’乃是天经地义的……民间社会的功能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功能。”

在基本群体认同上，由于身体是最初级的要素，因此，许多族群对异族通婚都设有极严格的禁忌与处罚，以免族群的身体一致性遭到威胁。在这方面，最常使用的字眼是“纯洁”，随之而来的强烈意涵则是，与其他身体的混合就是污染。

任何可以高度区别的外表特征，只要有人蓄意挑动，都很容易引发社会体系的排挤或歧视。

当族群认同处于重新发现、改头换面与自我肯定之际，名字就会以某种方式不断作祟。一个国家、一个个人、一个群体的名字，背负的是它整个过去的资产。在族群认同中，名字虽然不是核心部分，但却可以引导我们找到核心，引导我们深入核心内部的历史、渊源与感情。

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观念，在其遥远或最近的过去当中，国家的名字经常会反映出某种概念。

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有些人为了掩饰或隐藏自己较低的地位或外人身份，改名换姓。这就好像黑人漂白皮肤或弄直头发，日本女性割双眼皮，无非都是要使自己更“像”那些较受欢迎的人。同样的，在名字上向优势族群认同，也是为了获取隐姓埋名的好处。

在每种文化里面，神祇、统治者，甚至一般的寻常人，大至天地宇宙，小至卑微的个人，名字都包含某种力量，或趋吉避凶，或解奥揭秘，甚至满足需求。总之，一切都以名始，有名之后，即有禁忌。

抛弃外国人的名字就如同改变国家的名字，已经成为前殖民地人民自我认同与文化认同最简便、最常见的方式。

这个世界以族群的语言被命名、被描述，孩子从语言中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族群则以语汇和腔调呈现自己，编织出过去的故事，唱出或悲或喜的歌谣，歌颂乡土之美、英雄之伟与神话之力。

18世纪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认为，语言唤醒了族群个别的存在意识，并使这种意识得以持续，同时“借此把自己与其他的群体区隔开来”。语言“把一个民族的内在心灵与内在力量”具体化，“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

一位著名的语言学者曾说：一种语言“就是一支配备了陆海军的部队”。随着旧殖民地的崩溃，新的国家在旧的殖民领域内成立，在不同族群的权力拉扯中，胜负的关键就在于谁拥有真正的陆海军与文化上的陆海军。

伊利亚德说：“把一个新生命当成宇宙起源与部落历史的重演的殷殷叮咛，无非是要把新生儿引入这个受到祝福的世界与文化，并宣布他与旧章故典是一体的，确认此一新生命的合法性。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个新生儿还要见证一连串的‘开始’。每个新的‘开始’，都要先知道它的‘起源’，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从先人那边，集体经验与个人的历史和起源紧密结合，这种把过去与未来串联起来的“时间”定位，满足了个人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死去的时候是否就此孤零零地结束？所有这些需要确认的事情，都可以让他知道，自己同那些尚存的或已逝的人是相连的，通过亲子、家庭、亲属的关系，自己同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在时间之流中拥有共同的祖先、前贤、信仰，以及想象的或历史的经验。

英国历史学家普拉姆认为，“过去”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要为“现在”取得合法性，基本上也就是为权力与取得认可。早期的统治者与统治阶级在追溯自己的身世与权力时，无不想方设法攀缘皇室甚至神圣的，其道理即在于此。这种谱系饥渴，每个追逐地位与权力的群体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