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重庆参加《探索》杂志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重庆模式讨论会”。他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这个发言在共识网等许多网站流传。萧功秦说：“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和大家谈到重庆，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的那套东西是要搞‘’复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得了势，中国就是一个‘式’的大灾难。”

萧功秦在发言中，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为何外界人士一致认为重庆代表了“”左派。及时个例子是，重庆官方挂出横幅“欢迎乌有之乡莅临重庆市公安局”。这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表明重庆是“”左派的大本营。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召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在生前就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这是指谁呢？“”时代的红人戚本禹。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支持重庆唱红打黑，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萧功秦在会上批评唱红说，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和晚年错误分不开。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万岁、打倒走资派，都是打着红的旗号，是在红的下面搞的。民众对这些记忆尤深，所以唱红不可避免地要落到晚年那里去，落到那里去。“红”所代表的概念中，有意识形态定向，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如果不把“红”和的“左倾”错误做一个明确切割，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就会趁势而起，唱红就会变成“唱左打改革”，潘多拉的盒子就会被打开，释放出极左。再有，唱红当中的权力强迫、层层动员加码、形式主义泛滥，也不得人心。萧功秦建议用和谐健康的新文明和发展公民社会取代唱红，促进重庆健康发展。

至于重庆打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则对之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2011年9月完成5万多字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交给了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10月22日举行的中国宪法研究会及时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全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此文在网上通过“百度”搜寻“童之伟”条目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童之伟的报告，完成于执掌重庆权力并十分活跃的时候，难能可贵。第二章 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重庆参加《探索》杂志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重庆模式讨论会”。他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这个发言在共识网等许多网站流传。萧功秦说：“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和大家谈到重庆，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的那套东西是要搞‘’复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得了势，中国就是一个‘式’的大灾难。”

萧功秦在发言中，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为何外界人士一致认为重庆代表了“”左派。及时个例子是，重庆官方挂出横幅“欢迎乌有之乡莅临重庆市公安局”。这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表明重庆是“”左派的大本营。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召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在生前就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这是指谁呢？“”时代的红人戚本禹。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支持重庆唱红打黑，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萧功秦在会上批评唱红说，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和晚年错误分不开。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万岁、打倒走资派，都是打着红的旗号，是在红的下面搞的。民众对这些记忆尤深，所以唱红不可避免地要落到晚年那里去，落到那里去。“红”所代表的概念中，有意识形态定向，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如果不把“红”和的“左倾”错误做一个明确切割，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就会趁势而起，唱红就会变成“唱左打改革”，潘多拉的盒子就会被打开，释放出极左。再有，唱红当中的权力强迫、层层动员加码、形式主义泛滥，也不得人心。萧功秦建议用和谐健康的新文明和发展公民社会取代唱红，促进重庆健康发展。

至于重庆打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则对之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2011年9月完成5万多字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交给了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10月22日举行的中国宪法研究会及时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全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此文在网上通过“百度”搜寻“童之伟”条目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童之伟的报告，完成于执掌重庆权力并十分活跃的时候，难能可贵。

童之伟说，重庆的打黑，已经从治安管理手段发展成为社会管理方式。2010年，重庆329个专案组大规模抓捕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刑讯逼供，案件侦办透明度极低，很多秘密羁押地点没有律师和检察官进去过，案件审判过程也多不公开。童之伟通过大量实例研究说明，重庆打黑的首要社会目标，是非法剥夺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使那里较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打黑的第二个社会目标，是把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变相收归国有。打黑的第三个社会目标，是使用超越法律的刑事追诉方式，凸显公权力的强制力，强迫实现舆论一律和社会稳定。

童之伟说，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要通过打黑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几乎不可能，所以重庆打黑一定会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在重庆打黑过程中发生的违法办案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运动的宗旨所决定的必然现象。违法办案的规模非常之大，从这里来看，重庆权力部门是把“不依法办案”作为打黑的方略和经验推广运用的。在打黑中，重庆权力部门对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进行打压，对刑辩律师表现出明显的敌视态度。

童之伟指出，重庆打黑对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造成了巨大破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重庆打黑的教训十分严重。

上文提到萧功秦在演讲中点名的戚本禹，是一个大有来头的老左派。

戚本禹193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8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入党，高中毕业后于1950年选入中南海。戚本禹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也曾担任《红旗》杂志编辑组长。1964年到1965年，他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文章，受到赞赏。1966年5月，中央小组成立，戚本禹被钦点为小组重要成员，参与领导“”运动，并一度担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可谓风头甚劲。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他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斥责刘少奇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是在媒体上公开打倒刘少奇的及时枪，从而为的“”战略立下战功。然而，“”中的权力斗争波谲云诡，戚本禹雄踞政治舞台短短一年多就遭遇滑铁卢。1967年7月“武汉事件”之后，戚本禹和中央小组另两位重要人物王力、关锋，被指应当为当年夏季出现的过激行为负责，三人一同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打倒王关戚”。1968年1月，戚本禹被正式隔离审查。粉碎“”之后的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从1968年算起。1986年出狱后，被安排到上海图书馆做管理员。多年来，戚本禹隐名埋姓，还算安静。自从2011年上半年在上海获邀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支持之后，他逐渐活跃起来，不但在内地和中国香港出版著作，还接受媒体采访，并且出席多种会议发表讲话。迄今，戚本禹是49年前成立的中央小组领导成员中的健在者，是公认的老左派标志性人物。

2014年11月12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该报对戚本禹的专访。此文集中表达了老左派针对当前形势的一些主张，被中国内地多家网站转载。

……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的意见，也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腐败丛生，黑恶横行，环境恶化，法治不彰，贫富差距加大……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2011年以来，中国左派的力量上升。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