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 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较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 《出梁庄记》精彩选摘

出梁庄记》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 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