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的身份：红，还是黑？

—"叙事"三则

三则：

进入""的"身份"—红，还是黑？

及时次大字报的雷击：谁都能投及时块石头？

"牛棚"中的像—真诚与表现真诚

进入""的"身份"—红，还是黑？

"我们是成分论者，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这是我刚懂事时接受的及时个政治教导。

"我们"当然是主宰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拟人化。任何一级社会机构的主管部门负责人，都会这样对年轻人说，当然是对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年轻人说。

可是，我长期对我的出身懵懂不知。

我家住在长江边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权路黄皮街小蔡家巷69 号。五六岁发蒙在一家私塾学堂，高中低三个年级大概二十多个学生都挤在一间堂屋里，戴黑瓜皮帽挂吊线黑框圆眼镜—就是不用镜脚架在耳朵上而是用棉线套在瓜皮帽上或后脑勺上的—何老先生坐在进门边的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后，点名要高中低三个年级的学生轮流带着特制线装书本站到他面前，把书本摊开在桌上，先生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同时先生用毛笔筒蘸着红墨水在书本上读到的句子边点一个小红圈，以示断句。如此断上一页，学生24小时的课也就学完了。整个上午如此叫上三个年级的学生九个人，先生24小时的课也就教完了。大家都轻松得很。所以，先生闲来无聊时就给座位后吊在窗棂上的鸟笼中的两只黄鹂喂食，自己还跟鸟一起分着吃鸟食，嘴里不断"吱吱"地咂舌，津津有味。以致我们都很奇怪那吃的是什么好东西。待何老先生到后院"打岔"(小便)，我们几个刚进学的小师弟被大师兄们怂恿到窗边偷吃鸟笼里的鸟食，结果当然被进来的先生撞个正着，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首犯"。先生叫两个怂恿我们干的师兄把我按在条形凳上，扒光裤子，露出白屁股，先生用了一根细细薄薄窄窄的油光水滑的长竹篾，足足打了十板，板板起苔。回家又挨打，打完了才决定"不读了"。换到旁边不远的一所"文明先生"开办的"育才小学"，继续发蒙。

这个头开得不好，后来也不知道换了几个小学，我记得的有猪鬃帮小学、培心堂小学、洪益巷小学，1949 年武汉解放了，高小五六年级我是在武汉市码头工人子弟小学读的。那时，父亲已是武汉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时间大约是1952 年。记得1951年国庆节期间，汉口王家巷到积家嘴一带突发大火，烧了好大一片，都说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我还凑热闹地出现在失火现场，被老师同学们发现，评为武汉市少先队"救火小英雄"。如此看来，我的出身是非常好的。

初中在武汉市第二中学读，不懂事，成天打小皮球。从黄陂街家中到市二男中的距离，对今天出门坐车的人来看，已经远得不可想象了。市二男中在德租界过去的永清街，中间相距的公共汽车路程约一个小时，途经六渡桥、江汉路、南京路、黄石路、北京路、中南路、车站路、一元路、二耀路、三羊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郝梦龄路等十四个站(记忆如此)。1952年我根本没什么公共汽车的印象，即便有印象，穷人家的孩子哪能想象坐车上学的？刚进学不能住读，招生太多，只好走读一个学期。我上学，走前花楼后花楼胜利街一线到底，五十多分钟；如果能带一个铁圈圈滚到学校，时间几乎要缩短一半，不足半小时，速度快得像只野兔子，够惊人的。

1955 年夏天考进武汉好的学校市一男中高中部，高一下学期我所在的三班入团鉴定会上被一致通过，校团委却没有批准。我的入团介绍人找我谈心，说我的家庭有问题。什么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不清不白。这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及时次信号。

1958 年考大学几乎落榜，被录取到我根本没填志愿的当时新成立的华中农学院农业机械系。据说，也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事实上，当时录取进去的城市学生大都是成绩很好出身不好的学生，至少我们班就是这样。第二次信号。

一年半后退学，做"社会青年"考了两届。一次又录取到华农农机系，只好不去，心中郁闷，给原市一男中班主任盛代时老师写了一封寻求理解的信。1 回答是，将信油印出来在市一男中、市一女中(即十六女中)、十九女中(圣约瑟中学)应届毕业生中当"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学习批判。再一次考，当然不取。从此断了读大学的念头。第三次信号。

父亲的"历史问题"开始转移到我的经历中来烙印为我的"现实问题"了。

1962 年初进武汉钢铁公司厂前小学代课，1963 年转到厂前萧家湾武钢第三职工业余中学代课。1960 年到1962 年两年失学期间，除了在港务局汉口段夜校代了一学期的课，其他时间做了许多杂工，从挖土方到半夜拖煤送炭，心甘情愿地吃苦，内心支撑着的理由是"我在体验生活"—当然是"自欺式的自我伪装"。

后来，我逐渐模模糊糊地知道些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父亲解放前是汉口码头的洪帮三头佬之一(另两个年长者"肃反"时镇压了)。日本占领武汉时，要父亲出来维持码头局面，父亲不答应。危急时，父亲的一个朋友，是日本"板桥部队"的稽查队长，暗中通知父亲外出避风，于是父亲逃离了武汉。就是这段历史说不清道不白：没跟日本人做事，又认识一个汉奸朋友，这在当时办案人员的阶级观念中是没办法归类的，所以，一直作为"悬案"悬着—谓之"历史问题"。

1950 年到1952 年，父亲做了三年武汉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突然自动退职离开了港务局，失业在家，但却躲过了1953 年"三反五反"一劫。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一生都在"逃离"之中。父亲和两三个朋友筹办武汉市水泥袋厂，任厂长，好容易接到黄石新华水泥厂的水泥袋加工后，厂有了迅速发展，但为逃避"反右"，又自动调离水泥袋厂到偏远的姑嫂树武汉铁工厂管伙食团。""前不久，再自动调到更远的荷花洗衣机厂做门房(即门卫)。父亲就这样用"逃离"的方式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一生。当我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汉口扁担山时，立在父亲的坟前，边烧纸钱边对女儿们说：

回想起来，爹爹一生只是一个"逃"字，但仍然没有逃过家中日常的磨难。不怪太和爹爹一生不和，只怪我没有留心体谅上人一生含辛茹苦的寂寞。愿爹爹在天之灵垂怜我的有心无意、自顾不暇吧。

与其说是在向老人"告罪"，不如说是"辩白"，或者说得再好听点，是请求父亲原谅的"解释"，因为等待我的命运已是无可逃离的灾难，而再等到我从灾难中翻身出来，时间的紧迫又往往使我不能不顾此失彼。我尽力了，但我不是孝子。这是我愧对父母的地方，一想起父母一生的艰辛，做儿子的永远做不到将沉积在父母截然对立的个性中的创伤抚平，苍凉之感便不能自已。所以我的创伤必须自己在经历中舔尝，而不必等待子女腾出时间来抚慰，我尚且做不到，何必要求她们做到呢。

在三业中教书，每星期只有两个晚上的课，剩下大量的时间我都悄悄用来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我萌生过考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念头，哲学界恐怕没有谁像我这样一生都痴迷着电影的。我几乎天生地喜欢观察人，连读小说都能读得活生生地在眼前像电影样的演绎，甚至往往将自己演绎进去，如"白日梦"。

考电影学院不过想想而已，好几个同道都因政审落榜了，我何必去自讨没趣，走自己的路吧。

剧本写过。改编了小说《保密局的枪声》，寄给八一制片厂的严文井导演，回信说："很高兴读到你的剧本，语言和细节处理很有特点。我也曾动手改编过这部小说，因保密还在保密中而被上面否定。"是"保持联系"的客气话。另有巴金翻译的柏克曼《狱中记》，我节选改编成《母亲的死》，后来用在《渎神的节日》中了。除此还有一些《肖像》札记，写在用废了的油印教材翻过来装订成册的稿本上。可惜，厚厚一本，丢失在""前的三业中耐火厂凤凰村驻地。

评论写过。长春《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两篇电影文学评论，笔名"夫累"。我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起这个怪名，但至少流露出对刚刚开始的人生经历已有如牛负重的感觉，并预示了某种命运的到来。

果然，""前的大批判来了，如批《早春二月》，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像一个练了几年功的毛头小伙子忙不迭地想试一试身手。于是写了《文嫂之死》，发表在全国的《冶金报》上。当时《冶金报》驻武钢的记者向三业中语文组的老教师刘靖波了解我的情况，想接受我做该报的"业余评论员"。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北京《光明日报》理论版对我寄给他们的《是对卫国战争的反思，还是对卫国战争的背叛？—评苏修近年战争题材影片的危险倾向》的回信，他们对论文给予很高的肯定，但"因当前政治任务的需要，暂时不能发表"，希望我能继续放在他们那儿，保留他们随时刊用的机会。(底稿全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