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住院医师命运的官司

1984年3月5日，有忧郁症病史的18岁女大学生利比o锡安因发烧、瞻望症来到纽约康奈尔医学中心的急诊室，此时她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治疗，就以补液和观察为由将其收入院。住院医温斯坦和斯通接诊了她，这两位医生分别接受了8个月和20个月的住院医师培训。检查后，两位医生未能明确诊断，但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他们开出了杜冷丁。锡安的家庭医生在电话中同意这一处理，此时是凌晨3时。病人交给护士后，温斯坦继续照顾其余的40位病人，斯通去睡觉了。

后来护士向温斯坦报告，病人烦躁不安，温斯坦下了医嘱对锡安实施身体约束以防病人伤害到自己，并且给了氟哌啶醇(一种抗精神病药物)。用药后，锡安终于睡着了。温斯坦由于忙，没顾上再次检查该病人。早上6点30分，护士发现病人体温42℃，医护人员赶紧紧急降温，但不久锡安心脏骤停，于7时30分去世，距她入院只有8小时。

尸检结果很模糊地说锡安死于肺炎，现在大多数医生认为锡安死于血清素综合征，这是由杜冷丁和苯乙胫共同使用引起的。

锡安的父亲是个记者，对医生的解释不满意，他的看法有两点，一是医生给了杜冷丁，与锡安平时服用的苯乙胫相互作用后可以致死，二是使用身体约束。他很激进地指出："他们给了杀死她的药，然后忽视了她，只是把她像狗一样绑起来。"并且指责住院医生连续工作36小时的政策，认为医院为了省钱，让住院医师超负荷工作，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对病人进行最起码的照顾。为了进一步给医生施压，他以谋杀罪对值班医生提出指控。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最终把这一事件演变成漫长的，知名度很高的一场医疗诉讼，多次的上诉，多篇病例报告发表在重要医学杂志上。

1986年，检察官建议让大陪审团考虑"谋杀"的起诉，也就说这两位医生可能以谋杀罪被判刑，幸运的是陪审团予以否决。

1987年，两位住院医生被控38项重大过失，结果纽约医学委员会进行了听证，从1987年到1989年，30个听证会上33位证人作证，作证人包括毒学专家、急诊室专家和6位医学院的校长等人。，听证会认为这38项指控缺乏证据，这一结果被陪审团接受。但锡安的父亲没有放弃，发誓要把官司进行到底。直到1991年，纽约州上诉法庭清除了对这两位住院医生的所有起诉。

尽管此案未被陪审团定性为刑事案件，但死者父亲提出的民事诉讼仍在进行，直到1995年，这个诉讼才了结。曼哈顿的陪审团认为两位住院医生和锡安的家庭医生开错了药造成病人的死亡，应该赔偿375000美元。尽管陪审团认为医生存在疏忽(negligent),但是没有忽视(disregard)病人。锡安自己也有部分责任，因为她没有告诉医生，她服用了可卡因和其他处方药。

此案轰动了医学界，许多医学院的校长、教授出庭作证，多次漫长的庭审给政府带来了庞大的开支，检察官、陪审团、大陪审团、不同级别的法院等都参与到这一案件中。尽管锡安的父亲获得了赔偿，但是超过10年的诉讼花费巨大，个人付出的精力更是无法计算，估计到手的赔偿金也没多少。而医院、医生们的诉讼费自然也不会是小数目，这是耗费无数金钱的战争。此案的正面意义是改变了住院医生们的命运，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得益了，这是锡安的父亲无法预料的结果。

表面上来，相对健康的锡安入院8小时后死亡，医生的责任是跑不掉的。可在这场诉讼中，住院医生、医院等有关人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住院医生培训中的一些问题的关注。陪审团认为医院让温斯坦照顾40个病人是他忽略锡安的原因，而连续工作36个小时使医生的精力、体力不可避免地下降，这导致他们无法地照顾患者。换句话说，住院医生培训制度也要对锡安的死负责。

纽约卫生局建立了以贝尔医生为领导的小组，小组评估了美国住院医生的培训和监督制度，发表了一系列建议。1989年纽约卫生局接受贝尔小组的建议，规定住院医生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80小时，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两个班之间的间隔至少是8小时，每周至少有一个连续24小时的休息。一场普通的医疗诉讼，迫使美国有100年历史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进行改革，这大概是它的较大意义。美国工人早在1886年就争取到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住院医师们在1989年还在为每周工作不超过80小时奋斗，而且这一权利还是患者家属无心为他们"争取"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