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称“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特产物”。楹联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地上才能产生呢？《文心雕龙 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应该说，楹联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形式、特有的审美心理、特有的民俗风物是紧密相关的。而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艺术形式，它首先是汉语汉字的产物。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音节分明整齐。所谓音节，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汉语形成之初，就是单音节，一个音节大体上就是一个词。如果两个句子中词的数目相同，念起来长短也就相等，书写起来两行的长短也就相等。正因为如此，汉语的句子才很容易造成整齐的对偶句。征诸先秦典籍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 乾文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 小雅 采薇》)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

如果说以上所举还不符合楹联的平仄格式要求，那么下面所引就已经算得上是真正的楹联了：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大禹谟》)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则与此大异其趣，即算是在还保留了部分汉字的近邻日本、韩国，在那些语言中，音节和词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词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音节。两个句子中即使词的数目相等，念出来也是七长八短、参差不齐的，构成整齐的对偶句极为困难。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工具，必须与它所记录的语言相适应。每个字总是记录语言里的一个单位，汉字记录的是一个音节。如上所述，在古汉语中一个音节大体上就是一个词，所以一个汉字大体上记录汉语里的一个词。唯其如此，对偶句写下来后字数才会相等，书面形式才会整齐。

与汉语相适应，作为书写符号的汉字，从整体构形到字形结构，从字义到字音，都形成了独具的文化特征，给楹联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文化孕育了楹联。

如果说汉字作为楹联的记录符号，作为楹联的载体，还只有一般的文字学意义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它的形、音、义诸方面的特点，为楹联的构思所提供的丰富生动的素材，则是其他任何文字望尘莫及的。这里先说汉字结构的多样性给楹联创作提供的索材。

有人说汉字是拼形文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汉字的最小构造单位是笔画，按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共有六种单一笔画(所谓“永字六法”)和二十四种复合笔画。由笔画的多少和位置变化组成高一级的构字单位——偏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构成一个合体字。于是一个字往往可以分解成若干笔画和偏旁。如“谢”字可以分解成“言”“身”“寸”三个偏旁。有的字可以一拆再拆。如“礴”字，及时次可拆出“石”“薄”两个偏旁；第二次把“薄”拆成“艹”(草)、“溥”两个偏旁；第三次把“溥”拆成“氵”(水)、“尃”两个偏旁；第四次把“尃”拆成“甫”“寸”两个偏旁。这就是文字学上所说的多级偏旁。在古代，偏旁一般都能独立成字，都是独体字；发展到现代，一部分偏旁仍然可以独立成字，一部分偏旁已不能独立成字了。

汉字结构的这种特点自古为人们所认识、所运用。自春秋时期开始，有一种“拆字”的占卜之法。术士们叫求占的人任拈一字，加以分合增减，随机附会，解释吉凶。这种占法也称测字、相字、破字，《隋书 经籍志》还载有《破字要诀》一卷。宋元时期盛行一种用拆字法说话表意的文字游戏，叫作“拆白道字”或“拆牌道字”。元曲和明清小说中都有记载。

如《金瓶梅》第四回中，王婆问西门庆：“这雌儿风月如何？”西门庆道：“这色系子女不可言！”

西门庆答话中的“色系子女”就是“绝好”二字拆开的。

在宋代，还有用拆字法写诗填词的。

如刘一止有《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诗：

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

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

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

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

每句拆一字为二字。

大诗人黄庭坚《两同心》词中有句云：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即拆“好闷”二字为句。

合体字拆开成偏旁，成字偏旁可以组词成句，这便是拆字的基本原理。明清以来，楹联大发展，联家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楹联创作中，拆开一二个宇，利用原字和拆开的偏旁组词成句，构成联语，这就是“拆字联”。

张伯驹《素月楼联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拆字联”，如：

星依日脚生

霰下云头散

家边禾是稼

浦上草为蒲

红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

紫葚子，青葚子，甚葚子甜

一联之中拆一字比较容易，拆二字、拆三字就要有点学问了。古代文人往往以拆字联相难、以拆字联相戏，在联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典故。

清代贵州诗人周起渭游昆明筇竹寺，寺僧外出，等了好久才归来，他便以联语相难：

竹寺等僧归，双手拜四维罗汉

寺僧答对：

木门闲客至，两山出大小尖峰

出幅合“竹”“寺”为“等”，双“手”为“拜”；“四”“维”为“罗”(繁体作“羅”)；对幅如法炮制，合“木”“门”为“闲”，两“山”为“出”“大”“小”为“尖”。这当然颇为勉强，已经近于文字游戏了。

有的拆字联并不拆开某一个字，只是提出一组字偏旁构成上的某些共同点或不同点，有点像字形分析。

张伯驹《素月楼联语》载宣统时，某留日学生得保考为翰林，时称洋翰林。此人文墨不通，一日写信给胡秋辇讨论宪法研究事，竟把“辇”宇误为“辈”字、“究”字误为“宄”字。有人用拆字法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他：

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

究宄同穴，九九还将八八除

当时的楹联学家评价这副对联是“神妙欲到，心灵之巧，真不可阶”。

拆字的另一种形式是偏旁置换。把某字中一个偏旁提出，代换另一个字中的偏旁，构成新字，组成联句。

袁世凯复辟时，福州某报刊出一则《讨袁征联》，上联为：

或入园中，揪出老袁还我国

不久，袁临终时，有人以袁世凯自白的口吻对以下联：

余临道上，不堪回首望前途

繁体字“园”中为“袁”“国”中为“或”，二偏旁互换成联，正好嵌袁的姓氏，简直是。对幅拆出“道”中的“首”和“途”中的“余”结成联语，虽然未嵌人物姓氏，但用了袁自己的口吻，仍然属对工整。

拆字联虽属小技，但运用贵在灵活，见出巧思。此道还有暗用法。周斌博士乔迁，笔者撰联相贺云：

营无细柳

道有张弛

上联用西汉周亚夫细柳营事，一则切合被贺者所迁居地绿化环境较差，二则点出被贺者姓周。下联既称赞被贺者学术精湛，是有道之士；又暗用拆字，古语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斌”字正可分拆为文、武两字。上联抑，下联扬。这种写法所拆之字并不在联面上表现出来，更耐人咀嚼。

与拆字联相联系的还有所谓同旁对，即构成联语的各字要有一个偏旁相同。如张伯驹贺人结婚联云：

缔缘绾结红丝缕

纳彩緾绵绿绮絃

一个汉字记录汉语的一个音节。在汉语中，一个音节一般是一个语素，所以一个汉字实际是代表一个语素。有时候，一个语素就是一个词，有的语素既可以独立成词，又可以组成别的词。例如“人”是一个语素，它既可独立成词，又可组成“人民”“人物”“人事”等词。语素的这种自由性，使得一个汉字既可以代表一个语素，又可以代表一个词。

不仅如此，在字形同字义的对应关系上也不是一对一的，有时一个汉字记录几个意义，也就是一字写多词。例如“月”字既表示“月亮”义，又表示“年月”义；“东西”既表示方位义，又是物品的统称。综上所述，汉字表义时往往是一形多义的。

这个特点给予了中国诗赋文章极大的灵活性，也在楹联创作中具有极大的意义，联法技巧中的所谓嵌字联、复字联、叠字联、回文联、顶针联等都是运用汉字表义的这些特点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