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销商有时会把一件古董或绘画摆在几件极好的其出处已知的样品中间，而且摆放一两个星期。其背后的想法是，如果它是次品或赝品，那么它就会在这种比较中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我在《欧洲奇迹》第三版的这篇后记中要做的，就是让一些具挑战的评论文字进行类似的检验，看一看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促使我改变我的分析——或者放弃这个计划——如果我现在要开始写的话。我在下面认真地介绍了八种挑战，并本着这种"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的精神，把这些批评逐条与《奇迹》相比较，看看它们是如何够格的。

本书的论点既简单又复杂。欧洲，更确切地说西欧或西北欧，是一个创造了经济增长而其他更大的社会没做到这点的次区域,。古代东方世界的大帝国在这个方向上几次罕有的行动均告失败了。此外，欧洲富有成果的经济变革在时间上先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漫长的过去孕育出来的，它并不是增长的肇始。欧洲大陆的优势和成就是多种多样的和逐渐累积的。例如，环境造就了优势；它大概比地球上的许多地区更有利于地区专业化。《欧洲奇迹》明确谈到了环境代价最小的、若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应该预期会走的路径，但没有一处坚持认为这一定会发生。随心所欲的权力受抑制的方式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正如已经观察到的，我们仍然受害于"明显不知道如何去维持有限政府"(温加斯特1997：1997)。也许，其中最重要的过程是多个政治实体之间尤其是新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但是，没有哪个单一的因素可以挑出来作为决定性的因素。

当然，无可争辩的是，欧洲及其北美分支在十九、二十世纪发展出了富得不可想象的工业经济。它们学到了如何建立累积性的增长，并在某种程度上学到了如何去维持之。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设备和某些制度设施扩散到了世界各地。然而，虽然现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增长，但是，要说现在万事大吉，灾难、战争或保护主义政策仍不会使最发达的经济体萎缩或崩溃，则这种说法实属狂妄自大。我们所做的是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大大改变诸般可能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让我们自己的状况好得多。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以当下思考过去，也就是说，佯称历史就像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那样，其目的就是进行积累。

规模和时间选择 我们需要面对的及时个挑战会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经济增长消解于无形。这个问题虽未被看作不可解决但却是无关紧要的。若干经济学家和密切关注他们作品的极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作家似乎认为早前的时期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至少是乏善可陈的。他们把早期的贸易活动看作是寻租的、"自拉自唱的"和永不前进的。这样一种观点着迷于维多利亚时代那令人仰视的成就，并颇符合于现代作品，现代作品甚至把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降格为仅仅棉花和铁制造业中屈指可数的突破，好等到下个世纪它们能够给国家经济总量带来不同。在这种观念中，早期有目的的变化势必会被各种不特定的下拉力量(人口？政治？)抹掉。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尝试会被拒斥为引出下述肤浅的主张：工业化并没有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斯特林1996；克鲁格曼1997；西蒙2000)。没有播种期，有的只是收获。

所以论证是这样的，无论向上的力量如何，它们均没有显著提高英国的增长率，更别说其他地方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发生改观。至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甚至有人质疑中国宋代的技术进步是否真的发生了。毫无疑问，根据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0)的说法，地理大发现没有对日常生活的任何后果产生任何影响。它们所引发的只是奢侈品贸易以及异彩纷呈的但却没有价值的寻租活动。

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不爱究根问底。它对于一个显然没有经济创举的世界如何能够在19世纪20年之后如此突然就跃进了工业化兴趣寥寥。它被19世纪的增长规模吓倒了，这一点(虽然不容否认而且也无处否认，但却)似乎弄巧成拙了。相反，为什么不研究二十世纪，因为该世纪又让十九世纪小巫见大巫了？为什么不研究当前，当今的世界经济比以前所有各个时期的都大？仅仅基于规模选择研究对象，意味着必须证明这些研究对象的起源因没什么资料而不值得研究。

把1820年以前世界经济中有益活动里的一切变化一概抹去，这样的视角既不正确也没有帮助。1500年至1800年这段所谓的近代早期见到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几乎7倍于此前的300年。现代主义者在诸如我们是否应该计量GDP或实际工资这类基本问题上也意见不一。尽管如此，所有合格作品中的最有成效者(麦迪森2000)却承认在欧洲缓慢上升的三四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但没有发觉在亚洲有与之相提并论者)。麦迪森下结论说，"最基本的(进步)是发现能够通过理性的调查研究改变自然力"(2000：4)。技术变革是发生在此之后而非之前。

首先，这样一种对未来而言意味深长的发现，不会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原始的经济增长指标中。如果说在二十世纪，电动马达或个人电脑每一种对生产力的影响都要花上一代才出现在生产力数据中，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累积性技术变革的背景条件在最初成立之后，要花上一段相当的时间才能提高实际的平均收入。这使它变得不啻是至关重要的或引人关注的，对于现在正要努力从零开始取得增长的极贫穷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欧洲19世纪以前的一些变化的滞后影响没有任何理由支持时代错置的现代性挑战。在设法理解了欧洲或其他地方增长方面的其他努力最终多么令人沮丧之后，这赋予了它们以相关性，并构成了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跟制度有关。就出现在早期的数量而言，这些并不比它们帮助促成的技术变革的报酬来得多。尽管制度能够因应新的机会而改变或者建立，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是适应增长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英国和欧洲的制度是特别开放的，能够支持和推广经济增长的好处。它们扩展了自由(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独立的法律)，这些自由应该被视为消费品而纳入计算，但是其价值却未计算在收入统计数据之中。许多追随者国家的制度未能在不伤害经济增长的萌芽的情况下调整自身，或保持长期的增长，这种情况应该表明欧洲的情况有特别之处。正如康奎斯特所说，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乃后起者；那些脱胎于西方或至少英美文化的追随者地区的特征，对它们有吸引力(康奎斯特1999；75)。

关于认为在我们达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之前一切均不重要的观点，第四个不认同的理由是威廉森所引用的近期作品。这些作品发现，在1500~1800年间，西北欧城市的实际工资超过了欧洲地中海地区，也几乎肯定经验丰富于印度和中国(威廉森2000：31)。似乎毕竟有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和一个欧洲奇迹有待解释。

文化及诸文明的分化 在选择所研究的时间方面走另一个极端的是拉尔所撰的一本雄心勃勃的书(1998)。该书对于西方的崛起和所谓衰落作了一种深入而带有敌意的解释，这就废除了一切支持宇宙论的唯物主义解释。它追踪了源自西方价值体系中一个久远的变迁而引起的经济变化。根据拉尔的说法，转折点发生在第四、六和十一世纪，跟两位名叫奥古斯丁的圣徒和两位名叫格雷戈里的教皇有关(他把两位奥古斯丁弄混了，这使他的论点打了折扣)。及时个起决定作用的事件是，希波地方的圣·奥古斯丁创造了或至少改造了原罪的教义，给它加上了一个永受诅咒的威胁。这意味着基督教宇宙论是这样的，即通过内在化了的思想控制(廉价的控制)来规范个人行为，这跟机会主义行为因为有可能受公开羞辱而在形式上受到抑制的东方不同。西方的罪孽文化被描述为主要是在14~17世纪之间发展成形的。

随着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对于罗马坎特伯雷及时任大主教奥古斯丁送交罗马的问题而做出的回应，第二个起决定作用的时刻出现了。格雷戈里一世反对寡妇再婚，并成功地阻止了一种在欧亚大陆通行的惯例，根据这种惯例，遗产将被保留在家族中。教会成了主要的受益者，受益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到公元七世纪末，教会的基层竟拥有法国所有肥沃土地中的三分之一。

另一位格里高利，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于1075年强力推行了第三次激烈的变革。是年，他使神职人员取得了对世俗权力的独立，并推动了商法的发展。这为后来的增长，即可以从交易分工中获得收益的斯密式增长创造了制度框架。拉尔并没有让他的传奇故事成真，而且不能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列举借以从中世纪风俗习惯之林中开辟出增长道路的手段上。他所称的普罗米修斯式增长，即与工业革命相关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增长，较晚且几乎是偶然地出现的，是用煤代替木材作为生产能源的一个副产品。

拉尔的提法的关键是对机会主义的控制及其在西方的最终抛弃。在这里，我们无需关心他对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废黜了全能的上帝以来西方的衰弱所作的描述，可以说，达尔文的做法导致对处罚的侵蚀和破坏性寻租活动的增加——包括拉尔的眼中钉，即对福利国家的揩油行为。我们也无需太深入他关于东亚社会的分析，他认为东亚社会将克服其危机并超越西方，因为东亚社会针对机会主义保留了集体的、外部的社会制裁。这方面的一个困难在于，对社会有害的机会主义和对社会有利的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细微差别始终有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更深一层的困难是，论点建立在一个不对称的"文化不变性"变量上(琼斯1995)。东亚文化虽然嫁接了西方的商法，但在面对因经济成功而带来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和机会时，恐怕仍将保持不变。相反，西方国家正在破坏它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引起衰退。我个人的观点是，高收入和小家庭也会扰乱东亚社会的平衡，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琼斯2002)。

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书的论证从其前提出发作了流畅的论证，但是这些前提似乎值得怀疑。文化被认为能够使经济变化成形，但是反过来，经济变化并未强大到足以重塑文化。在假定的原因和假定的结果之间有着异常漫长的和不规则的鸿沟。可能的时滞长度并非明显是先验的。而且，正如从两位格雷戈里教皇的"改革"，中间历经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动荡，再到后来的经济增长，其间几乎没架设多少桥梁一样，所以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们预测特定的衰落轨迹。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不堪承受的福利成本之间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迟滞。基督教信仰中也没有任何对忏悔角色的认可。有太多的东西依据于文化不变性，并能从一种社会平衡跳跃到另一种社会平衡。这个解释只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是建设性的，而且鉴于其成问题的宗教历史，它是缺乏说服力的。欧洲奇迹并不是明确地由这类特定的、早期的、宇宙论的选择所导致的，就每一个历史和地理比较而言堪称优越的西方现代条件, 也不是明显地由拒绝它他们而产生的。

政治制度 既然欧洲的经济增长不是宇宙论观点中某个年代久远的变化的结果，那么，也许它是由更可取的治理模式产生的。虽然重申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但是民族国家和诸国体系是排在及时位的强有力的候选因素。民族国家帮助扩大了市场并使市场的运行更具确定性，它们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聚焦于省会城市的铁路网、国民教育系统和国家语言。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努力要等到增长已经在进行中的19世纪，从而因果关系令人困惑地双向进行着。

更基础的是诸国体系，它迥然不同于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大一统帝国。与大帝国可以提供的规模经济相对，欧洲诸国体系行政权的分散提供了灵活性和大量的政府决策实验，却也没有放弃所有的规模经济。类似的尝试有希望形成大陆范围的市场，而且，虽然有时抵制进口，边境控制却常常是腐败的和无效的。若以概要的形式，其论证是，诸国间潜在的竞争帮助约束了统治者的随意行为(和懒惰)。一种或多或少共享的文化叠加在政治版图之上，这一事实助长了这种竞争，使资本和劳动力更容易逃离较恣意妄为的国家。这是一个无明确方向的进程，它驯服了统治者，诱导他们提供对商业更友好的条件，即使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如说是为了更高的税收收入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按照推理，有关规则的制度和体系看起来支持了个人的自由。新制度理论假定，通过解放个人，使之按企业家精神采取行动，自由能够使增长表现较大化。这似乎可以推知，英格兰这片在其历史学家的眼中典型的自由土地，应该远胜于欧洲大陆的专制政体。由于它的确通过行工业化而超过了它们，所以，一种无聊的循环论证能够把某些结果归因于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制度、合同法等等的确立。

这种"辉格式"的观点受到了爱泼斯坦的批评，他在一篇令人感兴趣的针锋相对的文章中挑战了此观点的逻辑，检验了比较性的增长表现(爱普斯坦2000)。尽管他以《欧洲奇迹》为目标，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瞄准了一个(为了制造取胜的假象而假设的)易于驳倒的对立观点。他下决心证明英国的治理并不并比欧洲大陆更胜一筹。不过，这不是我的《欧洲奇迹》一书中的议题，我的书旨在说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表现的。有鉴于此，好的对照物是非欧洲对照物，而且相对于那些比较而言，爱泼斯坦对个人自由的贬损并使经济表现跟一切治理形式相分离的做法，就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就欧洲而论，《奇迹》指的不是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而是指的一个提高效率的双向过程：生产的私人化和社会服务向公共领域的集中(页147-9)。诸国体系的机制超越了单个国家的治理，它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施加压力，以降低壁垒，从而允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较之爱泼斯坦所提出的受限于许多充满法定权利的国内管辖权的情况，这是一个针对大陆各专制政体并未扼杀所有经济活动这个事实更一般的解释。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在欧洲大陆，外国支持的干涉这一潜在威胁抑制了没收私人财产的行为；他引用大卫·休谟(页275)的原话揭示了各君主政体已经被驯服了。然而，正如沃尔卡特(1999)所表明的以及在此所讨论的，整个欧洲大陆各地的发展在时间上是各不相同的。

爱泼斯坦尝试着对英国治理和欧洲治理的比较结果进行检验，这是值得一评的。他主张，如果英国的制度真的更胜一筹，那么这应该反映在资本市场上。一旦奥兰治亲王威廉1688年登上王位，并采用了比斯图亚特王朝更宽容的统治方式，那么利率就应该有所下降。根据爱泼斯坦所排斥的新制度学说，当时建立的制度引起了经济扩张并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与其说是赋予了个人自由，不如说是引进了斯图亚特王朝从未形成、从未遵守或者积极抵制的经济行为规则。也不意味着代议制民主；但的确是一个保障大商人和地主有话语权的有限政府。他们不大可能以爱泼斯坦所认为的民主国家必然采取的方式使这个体系堕落。

爱泼斯坦的检验方法是比较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基准利率。数据虽然是时断时续的，但与他的下述观点一致：1688年之后的发展代表了英国在金融制度方面赶超欧洲大陆。斯图亚特王室的不可信赖使此前的利率一直高居不下。然而，英格兰不只是追赶，它还超越了欧洲大陆。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利率低于欧洲大陆。从1688年之前的8~10%下降到1750年的3%。普雷斯尼尔(1960：211-12)一书中的图表显示，英国的利率从1700年到1752年逐年减小。普雷斯尼尔补充说，贸易和工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家族内部提供资金，对市场利率不太敏感，虽然家庭无疑对政治上的不安全是高度敏感的。爱泼斯坦的数据显示，基准利率在1750年的英国是3%，在 1740年的荷兰是3.5~4%，在1749年的托斯卡纳是5%，在1760~1780年间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地利是3~4%。

难以建立资本成本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不论如何，利率可能受到了各国关心提高军费的政府的操纵。然而，即使我们对爱泼斯坦的检验信以为真，那么，认为统治方式不会造成什么不同仍是不合理的假设。与吹捧中国的发展情况好于欧洲一样，这个论证将最终依赖于英国首先爆发工业革命，而欧洲各国紧随其后的事实。连尽力从各个方面寻找欧洲之不足的彭慕兰(2000：178-9)，也承认欧洲的利率低于印度、日本和中国同期的利率；十八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利率为12%。标准的利率纲要指出，中国的私人贷款都是短期的，主要出于消费的目的；它给出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利率是24% (荷马1963：527、531)。

爱泼斯坦对消极自由——不受约束的自由——的贬抑，不禁让人想起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如此辛辣地谴责西方社会的"亚洲价值"学派(琼斯1994)。相对于积极的经济自由的直接结果，消极自由至少有两个优势。它们是消费品本身。而且它们通过分散化，特别是通过更自由的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自我纠错的可能。有鉴于此，以及英国对比欧洲及欧洲对比亚洲的记录，那么，所谓治理不重要的情况似乎是不正确的。"制度的质量"确实很重要，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姗姗来迟地就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所承认的那样。

再论国家间竞争 那么，在欧洲的崛起中，各主权区域中间的政治分化状态和对可移动生产要素的制度性竞争有多重要呢？赖特(2000：167)寻求排除它们的重要性，声称所有国家的周围都有相对强劲的领国。例如，中国的周围就有日本和其他国家。此外，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地区的大小逐渐增加，直到欧洲和亚洲合而为一。这种把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捏在一起的做法过于极端，于事无益，而关于结果相似的"证据"，是明朝偶然地玩了一下海外贸易，及技术进步在明清时期从未停止。此外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是其附庸国。

沃尔卡特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富有成果的处理(1999；2000)。他把制度理论的分类应用于1000年和1800年之间德意志人的经历，这给他的讨论带来秩序的同时，仍能处理特定过程中的细节。这比大部分新古典主义分析更令人满意，新古典主义分析毫无疑问能够达到目的，但这往往是通过置细节于不顾实现的，就像朝抹去了分值的靶扔飞镖一样。沃尔卡特能够以改变但不取消制度竞争的作用的方式，辨别和解释在整个欧洲和各个时期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的影响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这是对《奇迹》的进一步发展，在《奇迹》一书中，诸国体系内部的竞争只是呈现为一个一般化的过程。直到晚近仍有许多政治单元的德意志是对这个机制一个特别好的试金石。

沃尔卡特注意到，欧洲的平民乃至农民，都有选择离开不友好政权的自由，这导致不同的主权区域作为制度性服务——宪法、法律和习俗——的提供者彼此争夺可移动的生产要素。统治者可以给旨在吸引所有外来者的特定人群和抽象的机构提供特权。竞争在中世纪很激烈，但此后便减小了，只是在十八世纪的德意志有所恢复。然而从14世纪到18世纪，地方的特权往往是窒息虽然并不毁掉市场的增长。这是对近代早期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有趣的解释，莫基尔(1990)也从技术变革方面作了解释。各国君主比以前更不愿意吸引可能跟他们自己的企业进行竞争的新来者。

后来，随着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下降，从欧洲中部的政治实体大杂烩中产生了较大的国家。领土的垄断权取代了封建关系。统治者不再把新的特权授予特定的人群或支持既有的特权，比如那些曾经授予行会的特权。他们更愿意获得有保障的税收。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似乎是通过效仿欧洲较靠西边的国家而认识到，外国投资和熟练工人能够创造税收，他们便开始吸引他们进来。他们的目的是收入，而不是把建立商业自由作为最终目标。沃尔卡特观察到，在通过抽象的规则而不是根深蒂固的特权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和开展制度竞争的方向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做的要早得多。在欧洲，诸国体系内部的竞争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一致，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和日益扩展的过程。

来自中国的挑战 鉴于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欧洲崛起的原因，那么便有这样一种意味，即《奇迹》必然是一部欧洲中心主义的作品。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会冒犯人。任何不把欧洲的技术和制度的传播看作"近代的核心动力"——莫基尔的话——的人，是很难与之理喻的(莫基尔1992：2)。与此相应，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加州学派"应运而生了，其明确的目的是把欧洲的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史上普遍化的主题这一特权地位"拉下马，而代之以与中国的(道义上更？)伟大有关的主题 (王氏1997：1)。对这个学派的界定不是因为其成员一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而是因为他们似乎都有嫉妒欧洲的心理。幸运的是，他们的这个"肉中刺"带来了一个好处，刺激人们更多地研究中国的情况。然而，就像老派的依赖理论家那样，他们不时地断言欧洲的崛起只可能是掠夺其他地方的结果——莫基尔(1999)称之为伪学术，他们最近则接近于宣称中国经济在18世纪跟欧洲一样先进。从这种解释可以推知，欧洲势必在时间上只是很晚才发展起来。

对中国过去的经济进行解释(邓氏把各种模型分为11类)所遇到的困难的是，它们虽然可能有助于澄清该国的崛起或者衰弱，但是没有一种可以同时阐明二者(邓氏1999：5-29)。彭慕兰的影响深远的中-欧比较工作就是这样；它试图同时证明中国在工业革命的前夜跟欧洲一样先进，落后只是因为它错过了两波欧洲所拥有的运气(彭木兰 2000)。尽管对欧洲同样嗤之以鼻，但这个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处于跟拉尔(1998)的方法相对的另一极。它断言欧洲的独特之处很晚才出现，而且其解释是彻头彻尾地唯物主义的，在这种解释中，思想是没什么作用的，治理或制度实际上也是如此。

到了十八世纪，这两个经济体据推测都遇到了能源和原材料供给日益减少的问题；二者均表现了工业化以前的各种技术限制。这时欧洲碰巧找到了如何使用煤炭以及如何掠夺资源丰富的美洲。此后，欧洲蓬勃发展，而中国和亚洲则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资源节约的道路。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加上日本)是仅有的两个达到如此高度、达到这样一个"天花板"的文明，以及为什么是在这一时期达到，这些尚未弄清楚。

关于中国较高的生活水平，原创性研究的实证是对知识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显然，东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比以前所认为的更小。这两个文明是否真的不相上下，那是另一回事了。威廉森(2000：30-1)断定，彭慕兰的数据所能应用的确切时期和中国优于欧洲的真实性，仍然是存疑的。对于据称欧洲所面临的限制的描述是不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资源利用率、农业和林业等领域(琼斯2000)。对工业化以前在技术、制度或治理方面被欧洲的专家认为意义重大的发展没有被给予信任。这意味着一笔意外的生态财富会促进任何前工业化后期的大型体系的增长。所需要的只是能够偶然地发现或野蛮地掠夺资源宝库的运气。事情也许如此，但是西印度群岛的资源并没有将西班牙和葡萄牙送入增长的轨道。考虑到他们的中世纪制度残余，地理大发现也许对于它们来说过早了。

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足够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使收益不至于被增加的人口所浪费或吞噬的社会系统。这是以企业间也许还有国家间的竞争为先决条件的。结果是，欧洲人一旦开始，他们能够利用煤的速度是惊人的。如前所引，欧洲人发现了如何对自然力进行转变和利用，麦迪森(2000:4)对此种发现的意义的评论显然是贴切的，尽管可能还远远不够。西北欧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是这样的文化和制度，它们按部就班地把人们的努力应用在解决各种问题上。技术变革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尽管技术变革的突破提供了"免费的午餐"，但技术变革本身却源自于起到适当鼓励作用的制度建设。清代中国的经济，与德川时代的日本一样，按照全世界的标准看无疑是有效力的，然而没什么迹象显示东亚的任何地方拥有在实质和潜力上堪与欧洲的制度相媲美的制度。农业主导、自由的小耕农和重农主义政府的三位一体并没有使中国陷入一个长期的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中，但却一再使其制度建设归于无效(邓氏1999：122及以后)。王氏(1997：149)指出，中国缺乏真正成套的由商业资本主义促成的金融市场(由前文的利率比较可证)、商业组织和"资源基础"，而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使欧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利用各种新的工业的可能性。

与亚洲的进一步比较 关于中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它没有自发地萌发工业化，而是为什么中国明清时期没有重现宋朝早期那种引人注目的表现(琼斯1990)。这里，确实有一个有趣的双重谜题：鉴于其所取得的成就，为什么东亚地区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近代早期"路径，但却仍然成功地成了及时个紧随欧洲进入工业化的非西方地区？为什么不是南亚，为什么不是印度？这个谜的及时个部分吸引了相当的关注，而第二个部分则几乎没人直接处理过。在《奇迹》一书出版20年之后，具有适当时间跨度的有关印度的材料仍然少之又少。

在首次把日本的经历吸收进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之后，日本学者杉原(1996；2000)试图把欧洲奇迹和东亚奇迹结合起来，并定位它们二者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他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他强调日本深度地参与了东亚的贸易，尽管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颁布执行了"锁国令"。然而，贸易在那个十年之后下降了，有报告认为当时它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高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