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见真情，是指人性在绝境中才能得到更真实地体现，所谓绝境，就是指当人类万念俱灰之时仍发现自己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当人类突然陷入困境之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对耳闻目睹和手所能触摸到的以及耳朵所能听到的一切进行解释。在那些罕见的危难时刻，由于人类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弄清楚我们感官所接收的内容，因而会因为困境而变得更加谦卑，并且时刻准备揭示幕后的真相。这个世界充满了陷阱，人类正陷入困境，给人的感觉是全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拐点，而2008年9月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拐点。

人类对1929年以后世界的种种经济表象背后的神秘力量感到惊讶不已，下述数据是匪夷所思的：全球大约有40兆亿美元证券突然蒸发了；仅美国而言，蒸发了14兆亿美元的家庭财产、减少了7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对经济的信心突然丧失殆尽了。

到目前为止，政府顽固地坚持财政保守主义政策而使集体陷入更加恶化的困境。而财政保守主义可能是20世纪残存的大众意识形态：直到几个月以前，他们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数以兆计的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并且屡屡得手，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红利。他们煽情地宣告已经找到了某个彩虹末端的一桶金。当遭遇微弱的反应的时候，各国的总统们、首相们、专心致志反集权的善男信女们，以及新自由主义信徒们开始着手组建一大波国际化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上述一切使得1917 年后列宁的功绩也相形见绌。

以前发生过危机的次数很多，主要有：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危机，1991年的衰退，黑色星期一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崩溃，第三世界陷入恶性债务危机，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经济萧条及进一步恶化。本次危机不同于以前所有的危机，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理位置、特定社会阶层或者特定部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2008年以前的危机都是局部的。政府并不是很在乎那些危机的长期受害者，当(比如黑色星期一，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大失败或者两年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危机)政府感到如芒在背的时候，它们会迅速且有效地去尽力救助。

与历次危机迥然不同的是，本次危机无论是全球还是新自由主义心脏地带的经济都由于2008年的大崩溃而恶化。而且在本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持续恶化。英国的及时次危机很可能实实在在地重创了南部地区的富人。美国次贷危机虽然起源于经济不太发达的边缘地区，但它却全方面地影响了下述特权阶层：封闭式小区、绿化率较高的郊区和富人聚集的常春藤大学。全欧洲对危机的态度是：齐心协力，确保欧盟60年不解体。次贷危机期间，人口向相反的方向流动：波兰和爱尔兰的工人离开都柏林和伦敦而前往华沙和墨尔本工作。甚至在全球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下，能够因为经济体健康发展而得以逃避危机而著称的中国，在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的时候，盲目地严重依赖政府投资，而这些投资更加吹大了令人忧心忡忡的经济泡沫。当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盈余的长期吸纳能力受到广为质疑的时候，不祥之兆的出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除了添乱以外，政府在面对实质性问题时不知如何应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联储)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被誉为当代的梅林，他在2008年10月承认他觉得描述世界经济运行过程的模型在关键功能结构方面存在着缺陷。劳伦斯 萨默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担任财政部长，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担任经济顾问，他于2008年12月说过这样的话，“在危机期间，多做比少做更危险”。这位经济大巫师坦承他的所有数学魔术都是建立在有缺陷模型的基础之上的。许多总统顾问建议谨慎行事，这无异于给公众进行了如下暗示：我们的轮船航行在凶险的未知海域，全体船员无计可施，并且船长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于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困境，因而公众的质疑占据了主流。数据似乎也丧失公信力，政府出台的政策毫无预见性。接下来的是一脸茫然的公众为了在绝望中弄明白刚刚遭受经济打击的原因和机理，努力搜寻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如果需求旺盛而供给方面没有任何好转，出版社的机器就会开动起来。一批接着一批的书籍、文章、长篇论文甚至电影会通过一定的渠道传播开来，于是一批关于症结的病因应运而生。然而，一批关于研究困境的理论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诞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够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