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鼎力支持新政

一、 "元辅张先生"

朱翊钧对张居正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以后传旨批奏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谕元辅"。上有倡导，下必效焉。群臣阿谀附和，在奏章疏本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元辅而已。张居正死后，余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则碍于新执政，便称先太师之类①。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荆州江陵人，人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张居正诗集

当时的进士多沉迷于谈诗写古文，而张居正独彝然不屑，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②。在翰林院工作时，为严嵩起草过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和严嵩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内阁诸大老，如徐阶等，都很器重他，竞相推许。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作为翰林院编修的他，上了《论时政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疏中指出当时政治弊端五条，即宗室骄恣、庶官(音guān，意病)旷、吏治因循、边备不修、财用大匮。他在疏中向世宗陈述了上疏的缘起："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③

世宗是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的，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上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但也没有因上疏而带来政治麻烦，和此后的杨继盛、海瑞以上疏致祸相比，要幸运多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人)上疏，弹劾内阁元辅严嵩十大罪。但当时世宗宠信严嵩，他自己则清虚学道，不御万机，严嵩得以擅权乱政。杨继盛的上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自知触怒世宗与严嵩必死无疑，还是冒死谏诤，无非是造成一种舆论。世宗当然不能容忍，将杨继盛下狱处死。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傲的名节正气，临刑前还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④。"至死仍对处死他的皇上赤胆忠心，毫无怨言，而世宗却视他为草芥。这也是杨继盛的悲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字汝贤，一字应麟，号刚峰，广东琼山人)仿效贾谊向汉文帝痛哭流涕上《治安策》的先例，向世宗上《治安疏》，引起朝野轰动，24小时之间直声震天下。他以极其激烈的言词，向世宗提出警告，要他"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君道之误"。他率直地毫不掩饰地指出"君道之误"，"大端在修醮"，即清虚学道，以致于"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他在奏疏中甚至写下了这样锋芒毕露的词句：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真是嘻笑怒骂，无所顾忌。海瑞之所以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因为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上疏前，他买了棺材，诀别了妻子，把后事托付给同乡庶吉士王弘诲。他十分感慨于"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痛恨滑头官僚为保乌纱帽的乡愿哲学，反对以甘草医国，他要用重剂猛药，所以他上疏不怕生怨取祸。

世宗看了这个奏疏，大发雷霆，气得掷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拿来再三阅读，为之感动叹息："此人可方比干。"过后，又密谕内阁首辅徐阶："今人心之恨不新其政，此物可见也，他说的都是。"由此可见，上疏的意图还是明白的，但世宗为了自己的面子、威望，虽未把他处死，仍将他打入牢中监禁。后来，世宗驾崩。海瑞在狱中听得噩耗，悲痛欲绝，竟五体投地，呕吐得狼藉一片，继而昏厥过去。甦醒后，终夜痛哭不停，次日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如丧考妣⑤。

杨继盛与海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因上疏遭祸。反观张居正的上疏，或许由于措词巧妙，或许世宗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亦未可知，总之是杳无声息，也未加惩处。平心而论，张居正奏疏中所列举的五大政治弊端，确是当时的大事，如能针对性地作些改革，那么政局必定大有改观。但是，世宗昏庸，严嵩擅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张居正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一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时之衅，则不可胜讳矣。"因此，他以为当此危难时期，"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大患"⑥。毫无疑问，张居正是以磊落奇伟之士自诩的，一旦得志，便要大破常格，扫除廓清，有一番大动作。他在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