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总体上在战略及战术方面皆无可指摘，且一生无败笔，可谓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大家、用兵奇才。不过，李世民也自有其特出之处，只是若单纯论及个人能力，朱元璋便胜他一筹。但若论及胸襟、气度，朱元璋则明显不及了：李氏出身大家，有开明和包容的贵族心态，朱氏则小农意识强烈。朱元璋同刘邦一样，身上有难以祛除的痞气、戾气；而且文气不足、涵养不足，他不像刘秀那样从小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因此说明代的皇帝总体给人一种“无赖儿郎”的感觉。

朱元璋打仗，向来有股子勇猛劲，越是强敌，他越是身先士卒，这点深得人心。所以，一路打下来，他带的队伍是所向披靡。但勇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朱元璋，细心和敏感的一面也奇妙地结合在他身上。这个特点，甚至到了他做了皇帝后也有增无减——不过，等到酿成大杀功臣、诛戮无辜的惨剧后，特点也就走向了反面，似乎变成了某种人格缺陷。

朱重八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惯了冷酷、邪恶；既领略了勇敢、仗义，也看清了钻营、堕落。而且此行还培养了他另一种素质—“能说”、“会看”。善于察言观色，能洞察别人的心理，知道怎么顺势而为，不然，这“叫花子”就做得很失败。

在有着长期战争实践的朱元璋看来，只要抓住了军队，就等于抓住了政权，而为了体现武将的尊荣，就需要特别厚待将领们(可惜只是暂时的)；为此谈迁评论道：“优于裹革，略于笔冢，盖开创之日为然矣”。都是正常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些新贵绝大多数都是淮西旧勋，朱元璋此时就是要依靠这种淮西本位主义来笼络人心，以维系自己政权的稳定(北周开国的奠基人宇文泰就实行过“关陇本位政策”)—中国传统历来注重宗法关系的“差序格局”，即关系、血缘的亲疏决定信任、依赖度的大小，以此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

朱元璋骨子里是个小农，他有实施小农社会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对于地主豪强的打击，就使得阻碍其理想的较大绊脚石被大体清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打造一个均平化的社会正是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在要求—这是至少从商鞅变法以来就确定好的政策！

这场整肃吏治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洪武时期，而以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八年为高潮期(伴随着对功臣集团的大清洗)。这期间，大批获罪的文武官吏遭到鞭笞、罚做苦工，乃至被剥皮、挑筋，甚至抄家灭族。如此矫枉过正，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朱元璋的粗悍及残暴性格，其用刑之重、定罪之滥，显见是过多地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情绪，仿佛他要把自己儿时所受到的一切愤怒和不满都发泄出来—在那沉沉的暗夜里，在那不安的睡梦中，大皇帝又恍然间变回了从前那个毫不起眼、脸上挂着两条鼻涕虫、可怜兮兮的朱重八，在那帮横着走的官儿老爷们面前，他小子仍是大气不敢出……但是噩梦初醒后，小叫花又变成了那位大权在握、很黑很暴力的老皇帝，只听他的牙缝里强挤出一个字：杀！

锦衣卫继承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其眼线可谓是无孔不入，他们到处搜集情报，专为皇帝挟制臣僚服务。话说有一次宋濂在家中请客，朱元璋暗地里派人到他家刺探。第二天，朱元璋便询问老宋昨日在家的情形，老宋“性诚谨”，不敢有所隐瞒，具以实对。，朱元璋方笑道：“诚然，卿不朕欺。”若换了其他不能老实的人，兴许就栽了。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对于功臣集团，朱元璋本来应该是真心想要保全他们的。可是随着双方地位的悬殊与彼此的日渐疏离，不但上下疑忌之心渐生，感情关系也开始有所淡薄。这正是悲剧的及时步。

大明建国初期，还算是一段朱元璋与功臣们的蜜月期。就在开国大典的当月，朱皇帝还曾对一干臣僚们说道：“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座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

转而，他又特意对都督同知康茂才等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吐心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变。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

当时皇太子就在一旁，朱元璋于是满怀憧憬地说道：“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无有穷也。”

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自然是人人都向往的，想来也必是发自皇帝内心的。不过我们已经再三指出过了，权力终会异化人性，即所谓富贵移人，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功臣(及其子弟)都是一样的，何况彼此在利益上存在冲突。

就在洪武三年时，作为监察御史的袁凯上言，请求对于在京众功臣进行礼仪方面的培训，就像叔孙通当年对刘邦的建议一样，此事得到朱皇帝应允。洪武五年三月，朱皇帝又“以将官子弟因年少骄佚故，承袭者多不称职”，于是乃命这些功臣子弟年幼者入国学读书，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养；“稍长，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退则令习弓马，学武事，待其可用，然后官之”。

可是现实还是让一向严于律人的朱皇帝失望了，他不能不向残酷的现实有所妥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及时个被拿来开刀的元勋就是廖永忠，此举主要是形势逼迫。

洪武十年十一月,朱皇帝的发小、江夏侯周德兴有罪，当下狱,不过此时的朱皇帝还有所不忍，于是将周氏特赦。事后，他便召集诸将相大臣们警戒道：“曩者，豪杰并起，岂无智谋壮勇之人？然粗暴无礼，自取败亡，朕当此时，饬身自守，推诚任人，故能成大功。天下已定，朕与卿等共享富贵，各尽其道，而往往有犯法者，何也？昔廖永忠数犯罪，屡宥不悛，又复僭侈，失人臣礼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训子孙为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禄传之无穷，愚者反是。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为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至再三，朝廷亦难处矣。朕于祭祀之时，一心斋肃，思欲格神，及遣汝辈奉祭，则多私利慢神，甚非礼也。且国家除宫室外，未尝作一台榭以为游观燕乐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广营室宇，此岂守法教子孙之道乎？念汝等相从，俱尝有功，致有爵位，故丁宁告汝，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

不过一个廖永忠的“特例”还不足以震慑住众人，洪武十三年九月，朱皇帝不能不再次发威，将一向暴横不法的永嘉侯朱亮祖活活鞭死—当然比之“嫡系中的杂牌”的廖永忠，朱亮祖更可谓是真正的杂牌。

紧接着便是历十数年的“胡蓝之狱”的爆发，朱皇帝在这一个大清洗、大屠杀的过程中，对待功臣集团的态度也慢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等到他整死傅友德、冯胜等人时，连专门的罗织罪名这一项都省去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朱皇帝的高超权术，就像部署军事战略一样，“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的朱元璋在处理胡、蓝这些大案时，也非常注重打击的策略，即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且步骤稳妥。

像在胡案中，是先文后武，而在文臣中又把另一个大头目李善长给分离出来，如此就显得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再像蓝玉、傅友德、冯胜等人个个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武将，所以朱元璋不可能将他们于一网中打尽，这样不但不便于确定首恶首魁，也不利于稳定大局；在蓝案中之所以先把地位、资望较蓝为高的傅、冯二人分割出来，就是不想把此案的蓝党变成傅党或冯党；而且蓝玉本来名声也较差，又易于冲动，给他罗织罪名也更容易让别人相信。而当蓝案结束后，傅、冯二人也就如同失去了羽翼一般，只有任皇帝宰割的份儿了。

关于李文忠与徐达之死还有点复杂，我们还是先往后看，这样反而利于我们看清李、徐二人的问题。

洪武二十七年五月，朱皇帝敕谕宋国公冯胜道：“天道以有余补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余。体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余者，非仁人也。呜呼！祸福之来，皆自人致，故智人循理而行则家昌，愚人所行悖于理则家亡。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于朕，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尔，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朕以卿昆弟相从于开创之初，具有功劳，且有姻亲之爱，故不忍忘而为卿言之。自今以后，所存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下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冯老二足够聪明，他兴许就可以将伤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这年十一月，作为仅剩的硕果之一的颍国公傅友德，终于被咄咄逼人、杀顺手的朱皇帝给逼迫得崩溃了。

据《明史》中的记载，就在洪武二十五年时，在家赋闲的傅友德为了打消皇帝的猜忌，便学着萧何买田自污的举动，向朝廷请求拨给自己怀远的田地千亩。不料弄巧成拙，因为朱皇帝历来对此深恶痛绝，于是皇帝不悦道：“你的禄赐已经不薄了，为什么还要侵占民家的利益呢？你没听说过春秋时候鲁国有一个宰相叫公仪休的吗？他因为享有了国家的俸禄，不愿再与百姓争利，把园子里种的东西都拔了，把织一手好布的妻子也休了。”

这傅友德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不过此时朱元璋主要考虑的还是蓝玉的问题，所以他还不想过分扩大打击面。接着朱皇帝就命老傅作为冯胜的副手，“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这也是为了防止冯、傅等人的异动(唯恐因杀蓝玉打草惊蛇)。这年冬天，再练军山西、河南。次年，老傅被召还；又明年，终于被赐死。

本来，傅友德也许能猜透朱皇帝的一些心思，且兔死狐悲，也就加重了他的狐疑、惶恐之心。有一次，据说傅友德的老部下、定远侯王弼去找他吐露心事、发泄不满，但老傅始终沉默不语。可是此事还是很快就传入了朱元璋的耳中，因而反又加重了皇帝的猜忌，他终于要找机会发作了。

傅友德一向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朱皇帝于是便首先拿傅的儿子们开刀。本来老傅有四个儿子，长子为驸马(公主已于洪武二十四年去世)，次子已过继于其弟，三子为金吾卫镇抚，四子战死云南。就在这年(1394)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皇帝大宴群臣，在步入会厅时，他眼见担任守卫任务的傅家老大没有按规定佩带剑囊，便登时一脸怒气；待大伙坐定之后，他便数落说傅老大简慢，于是傅友德便立即站起来向皇帝请罪，但没想到朱元璋立马就火了：“你站起来有何话说？哪个要你站起来的？”气氛因此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过了一会儿，朱元璋便没好气地对傅友德说道：“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可是当老傅刚走到大殿门口，只听卫士传旨道：“带两个人的首级来见！”傅友德当即如五雷轰顶，他呆立了很久，一下子就明白了：看来朱元璋这货到底是容不下他们父子了！

傅友德本来就是个刚烈性子，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很快，只见他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上了大殿，众人见此情形都惊呆了，朱元璋一面故作惊讶，一面斥责道：“你为什么如此残忍？你莫不是记恨朕吗？”老傅激愤已极，立即大吼道：“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今天就一起成全了你！”

话音刚落，傅友德便挥剑自刎，手中两颗人头也随之滚落在地。傅友德的自戕并没有换来朱元璋对其子孙的宽宥，怒不可遏、形同被掌掴的朱元璋还是将傅家老小流放至辽东、云南两地，以使其生受骨肉分离之苦。王弼得知傅友德的噩耗后，自知无法远祸，也乖乖地选择了自尽。

且不说傅友德本为一代战功赫赫的名将，只说他为大明基业出生入死三十余载，朱元璋如此待他，也的确够让人寒心。想当年，北伐开始时，朱元璋就要老傅做自己的彭越，以建立大功；结果一言成谶，因为彭越的下场就很惨。

这边傅友德一死，那边一向还不如傅友德老实规矩的冯老二便要掐着手指过日子了。就在三个月后的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作为大明开国一等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宋国公冯胜也终于被朱元璋给逼死了，且“诸子皆不得嗣”。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时，冯老二因与他的小舅子发生了点小摩擦，结果引起一场财产的纠纷，官司居然都打到了朱皇帝那里。，那小舅子自知理亏，便诬告说冯老二的打谷场里埋有兵器，这姐夫图谋不轨。

其实那哪里是什么兵器，只是冯老二戎马一生，到老了仍迷恋那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时常“梦回吹角连营”；所以退休之后便在自己的打谷场下埋了一些瓦瓮之类的东西，以便当他在上面纵马驰奔时，就可以制造出万马奔腾的战场一般的特殊效果来。

朱元璋便对冯胜安慰地说道：“你用不着再解释什么了，没有谋反的企图更好，朕也不会多问的。你的罪过，朕已原谅过多次，可以说已是仁至义尽！你把这杯酒喝了吧，然后你就回家好好待着去吧。”

可就在这几天后，出尔反尔的朱皇帝便将冯老二赐死在家。扼腕叹息之余，笔者不能不想到那句“老而不死谓之贼”，有时候一个人活得太久，也许真的是一种“罪”—不过，就算冯胜早死，朱元璋也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子孙！

不过，还好有一个汤和是真正寿终正寝的，尽管他生前早已同死人一般—朱元璋当然没必要猜忌一个“死人”，何况他已经向自己表过忠心了。

汤和多次受到朱皇帝的严厉批评和处罚，这已是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在被封为信国公以后的几年里，汤和除了负责四处镇压叛乱，便主要是领导东南沿海的抗倭工作，工作还算有些成绩。也许是胡案的爆发让他突然觉醒了过来，就在洪武二十一年前后，汤和竟主动提出解除兵权以还乡养老，结果朱皇帝愉快地答应了他，“诏率家属还凤阳新第。陛辞，上赐玺书劳之，赐白金二千两、黄金三百两、钞三千锭、彩段四十表里，赐其妻胡氏白金一千两、黄金二百两、钞二百锭、彩段三十表里。”

两年后，就在汤和出卖李善长不久，他在赴京师“朝正旦”时，突然因“感风疾而失音”(也许是酗酒的缘故)。朱元璋亲自前往探视，还“命医治疗，遂俾还乡，命其女鲁王妃归宁侍疾”。大概朱元璋对中风的老汤还有些不放心，于是又以怀念功臣为由，将汤和召至京师，“赐以安车入殿，宴劳有加，赐钞六百锭遣还”。

洪武二十七年，也不知是朱元璋真的想念故人了，还是仍旧不怎么放心，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于是他再召汤和入京，“上亲抚视，见其病笃，对之流涕”；眼看老汤实在不撑了，于是朱元璋又“命择茔域治后事，赐钞百五十锭”。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汤和“以功名终”，至此他有幸成为了朱皇帝生前一个消失的开国元勋。汤和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王世贞为此分析道：“汤和首倡解兵退休之请，深中上心；而晚年风疾不能言动，又有以安上心耳。”其实也包括他出卖李善长，加上他能力一般，因此短期内不会招来朱元璋的打击—假如汤和身强体壮地活到朱元璋临死时，大概他就没有这等好运了！

可见，并非汤和足够了解朱元璋这个同乡，也不单是因为他够聪明，更主要是源于他幸运地“病”了，而且病得几乎形同一具行尸走肉！我们在为汤和感到窃喜之余，不禁也觉可叹亦可悲！

“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长兴侯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如此一来，对于大明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淮西勋贵势力已基本被铲除干净，余下较有能量的功臣子弟便都可列入皇亲国戚，比如李文忠及徐达两支的子弟。除了耿炳文及郭英两位元勋，其余得以保全的便是少部分早死的元勋家的(袭爵的)子弟们，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已微弱得多。

明初的这番政治大清洗，其实主要还是针对的政府及军队的高层，包括社会上层，对于社会的中下层基本没什么影响，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动荡也并未波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甚至他们也许会幸灾乐祸，因为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好处，反而会更加拥护朱皇帝的英明领导。

不过，在严酷的打击之后，为了适量安抚那些已经不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武将们，朱元璋特于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将已退休的约两千五百余武将召至京师，除每人赏发一大堆银子、钞币外，皇帝还叮嘱他们“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十月时，又给他们各进秩一级。

只要见了具体的好处，这些人就只有高颂“皇恩浩荡”的觉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