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

说实话，平易市的商店不够我们逛的，尽管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地理位置又优于其他城市——离首都比离省城还近。尽管它有明、清两代皇帝的行宫、书院，有军阀时代中西合璧的官邸花园，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算得上是座文化古城，但商店有限。数得过来的几座商店分布在数得过来的几条街道上，老店大都是一两孔拱形门面，一两级青石台阶，门窗的颜色是黄配蓝。新店虽然门窗宽广，台阶高筑，而门窗的颜色还是黄配蓝。加上老店、新店都挂起清一色的葱绿绸窗帘，叫人觉得又热闹，又单调。

几个大而空的商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产物。三十年前，这座灰蒙蒙的古城被四周农村紧紧包围着，后来城墙被突破了，才形成了城乡错综的局面。不知怎么的，城墙的突破使我总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大膨胀有关。现在，穿宽脚裤的青年骑车上班要穿过农村，而驴车又经常在繁华的大街上轧轧前进。冬天，单看自行车后货架上那鼓鼓囊囊的面口袋，就知道要过春节了。这时大小饭馆门前一律是郊区农民的长队，他们买上成百成百的馒头，把能装百八十斤麦子的口袋塞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上自行车后货架。这些蒸腾着热气的口袋就开始满街奔跑，在三九寒天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发酵面粉的香甜。而城里人这时正驮着鲜肉、大枣、活鸡、韭黄，从很近的集市上往回返。

如果再花点笔墨来描写我们所在的城市，就该算矗立在人行便道上的“小高炉”了。不过那里面冶炼的已不是理想主义的钢铁，而是实事求是的大众食品——白薯。这些被烤得又烫又软的食品，本应不折不扣地叫作“热狗”，谁知“热狗”一词偏偏早已被外国食品占有，致使我们这种又烫又软的古老食品只是凭着它那出炉后嗞嗞津出的糖汁，吸引那些夹着提包出差的外地人了。从冬到春，连续两季，马路边高炉林立。那些戴着白套袖、操着长长火钳的主人，不顾炉里高温扑面，把脸贴近炉口，用火钳将烤软的白薯掐腰夹起，在炉口码成一道半圆形的围墙。他们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眼睛淌着泪花。

现在，由于季节关系，街上不见了小高炉，位置被更富于现代特征的食品代替着。那是什么?我妹妹会告诉你。

“我买膨香酥!”我妹妹望着路边一个戴迈克镜的青年农民说。他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加重”，车上是两筐粉黄相间的膨香酥。

这种以玉米面、糖精为原料，经过加热膨胀的新型小食品，由于生产工艺简单，近郊农民早已把它作为生财之道了。目前膨香酥已由蚕豆般大小、塑料袋包装发展到拐棍一般长短。并且，根据儿童喜欢恶作剧的心理，生产者真模仿拐棍的样子，在一端弯个大钩，来进一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以为十岁以下的孩子举着这样一根越吃越短的拐棍，也许有一番情趣，可我妹妹已经十六岁了。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继续往前走。

她没有跟上来。当她再次和我并肩行走时，手里真的多了一根“拐棍”。但她没有吃，举着它朝着停放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自行车，朝着路灯电杆，朝着果皮箱，朝着邮筒指指点点。“嘭嘭嘭嘭!”她一边敲打着它们，一边用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词儿奚落大街上的行人。她管卖冰棍的老太太叫“木刻”，管交通警却叫“卖冰棍的”。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脸青年被叫作“贤惠大嫂”，一个戴太阳镜的女孩子她叫她“欢欢”(熊猫)。她管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位香喷喷、暖烘烘的胖女人叫“珍珠鸡”，因为人家穿了一条灰底儿白点子的长裙。她的嘴一分钟也不停，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说，好像有话不说出来就堵塞了延续她的生命之路，她立刻就会……怎么说呢?

“嘭!”拐棍断在一个果皮箱上，她顺手把它扔了进去，原来又发现了“新大陆”。她拉着我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是站立在橱窗里那两位男女模特儿吸引了我们，他们的样子实在叫人不得不多看两眼。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

“怪可怜的。”我妹妹说。

“连衣服也不给换。”我说。

“店里的美工一定在闹情绪。”

“那女的好像有黄疸性肝炎。”

“不——防冷涂的蜡。”我妹妹把“冷”字念得拐了个小弯儿，就像京剧道白那样。

说完，她便大笑起来，一笑又是那么无所顾忌，把嘴张得那么大。这使我又一次想到她的年龄，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我分明看见，两个挎着菜篮的老太太直冲她撇嘴。几个穿“T恤”的小伙子也停下来莫名其妙地朝她张望。

“走吧，安然，去家具店。”我说。安然是我妹妹的名字。

她对家具一向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家具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校，一只四脚凳，二分之一课桌；在家里，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难道还不够吗。桌子抽屉上要是再带一把小锁，那简直就是奢侈了。我对家具有兴趣，我快步走入店门，她也就毫无怨言地跟了进来，这是平易市一家家具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做工粗糙、木质低劣的板箱、衣柜等。一股鳔胶和劣等油漆的混合气味直扑鼻子。我的眼睛从这些东西上掠过，不自主地盯住了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崭新的烤漆席梦思单人床。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它吸引了我。在我的年龄，对舒适的床发生兴趣有什么奇怪呢。我径直走到它跟前，看出它不是本地产品。平易市能购进这样一张床，真算是革新之举。我俯下身子看看商标，产地上海，标价二百二十元。

“我真想买这张床。”我说。

“姐姐，你……结婚吗?”安然小心、警惕地观察着我。

“不是——你没看见，这是张单人床。”

“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需要买单人床啦?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你就可以到单人床上去睡。”我对安然解释着。我什么也不想瞒她，尽管我比她大八岁。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不能那么说，可世界上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咱们家那两位，二老。”安然立刻接上了话茬，当然是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已经来到街上，我不愿在街上谈论父母，因此没有接下去。她却没完没了：“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我?”我小声说。

“不懂，实在不懂，”安然低头看着脚面，“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我不这样看，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安然把头猛然转向我，就像等待我的反驳。“特别……特别是他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安然说。

我抬头盯住她的脸，她脸红了。我次看见她脸红，我次意识到，我妹妹是个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