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学者曾经在一次饭局上 对我们这些20世纪70年代生人同情地慨叹：“你们这些没有经历 过上世纪80 年代的读书人，大学是白读了。”这句话也许有点偏 激，却也从一个细微的层面揭示了“80年代”一人(所谓“他们”) 与我们的“代 沟”。《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个“精神的标尺”， 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划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这种代际 沟壑隐喻了两 个时代深刻的“断裂”。

精神的死亡：作为一种仪式的集体追悼2006年6月26日下午2时到5时，在上海某高校的 一座理科 大楼的会议室，一场“八十年代”座谈会静悄悄地在 进行。上海知名作家、评论家如陈村、吴亮、蔡翔、小宝、陆灏都 列席了会议， 学院派知识分子许纪霖、刘擎、罗岗、毛尖、雷启立 ，以及艺术家陈丹青、林旭东，还有远道而来的查建英、吴彬，还 有一千媒介从 业人员和些许学生，构成了会议的主体。

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所显示的那样 ，回忆应该是一种私人性的事情，是对消失或隐匿在时间长河中的 个人历史的一 种补白。回忆是对遗忘的反抗，也是对充斥着宏大叙 事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思维的反抗。而当回忆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盛大 仪式的时候， 回忆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在“他者”目光注视下的“表演”。

如何从这种表演中拯救真诚性的元素是保障回忆质量 的及时前提。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回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过来 人主要从三个向度展开了回忆的线条。在这样一种场合中，“抽 象的抒情”往 往容易导致他人生理上的抵触与恶心，因此对细节的 追忆成为受欢迎的表达形式。吴亮提出了自己在互联网上以“80 年代”为主题 的写作是一种“碎片式记忆”，是“史外史拾遗”， 也就是将在正史的历史叙述中消退的“野史”从个人的记忆中挖掘 出来。例如他 说到1989年秋天在钱谷融家与王安忆等人打麻将的历 史情景。林旭东则细致地描述了当时旷课看电影的故事，并且记 述了在20世 纪80年代师生之间毫无芥蒂的交谊。这种私人性质的 回忆，可能是最珍贵的。当然，在一种公共空间里面对诸多同道 中人，回忆的 主体很可能为了不涉及一些具体的人事而有意遮蔽或 夸饰，从而导致细节在回忆者的视野中发生变形；而试图满足别人 的猎奇心理而 任意地修改记忆，更可能导致“隐私”成为一种“记 忆的商品”。

另一种回忆的反思则是缅怀性的、追悼式的。例 如很多在座学者(如许纪霖等)无限感伤地追忆20世纪80年代公共生 活的繁荣， 公共文化与公共讨论是那个时代最富特色的品质。为 了一些纯粹文化、思想或社会的问题，知识分子或学生可以彻夜地 对话与辩论。

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真正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时代；反 抗、激情与精神性是“80年代”的关键词。吴彬认为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过去历 史中漫长的压抑，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言说的权利， 结果沉溺在表达的亢奋情绪之中，这是极度贫乏后的兴奋感的释放 。

一种是反思性的回忆。陈村认为，不能在怀 旧的时候为了“自我抚摸”的需要而把过去理想化、神化。“80年 代”的种种问题， 从今天来看与当时政治并无直接关系，反而是知识分 子群体对于自身缺乏一个反思的向度而导致。小宝则说到当时上海 文化人的“80 年代”并没有自主性，而是依附于北京的文化人，以 一种“外省人”的心态仰望着北京的变化，只不过是布置的“作业” 完成得比较好 一点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80年代”文化热的背 后所折射的并非文化的多元化，而是文化的“同质性”，仍旧是 “革命与爱情” 混合的文化模式。刘擎以一个诗人与学者特有的敏锐 指出：“80年代”充斥的其实是一种悲情主义叙事，在一个反抗、 展望未来的历 史脉络里自然地把自我神圣化了，从而获得了一种悲 剧性的诗意的个体体验与集体情感。“80年代”延续的仍旧是他们 所批判的“斗 争意识形态”，仍然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 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模式，与民粹政治的人民叙事并没有本质上的 差异。20世 纪90年代后市场的兴起才真正摧毁了这种意识形态的 硬壳。

上海“八十年代”座谈会是《八十年代访谈录》 的一个空间投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地图上，上海无疑是一个 重要的空间。

与上海座谈会不一样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是“ 单挑”式的回忆录，是查建英与访谈对象一对一的“过招”，因此 显得更为随意 与自然，也更能把一些隐秘的历史从集体性的氛围中 拉扯出来，也有利于在对话中展示被访者的性情。查建英在该书前 言中说：“这 本书中的大多数谈话者都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80年代’浪漫化。

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尽管与今天这个 极为现实和复杂的时代相比，那个‘前消费时代’(阿城语)的总体 气氛的确颇 为浪漫并且相对简单，这些回忆者的态度却不是一味 怀旧或颂扬，相反，他们对于‘80年代’抱着难得的坦率、客观， 甚至苛刻的审 视态度，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 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做了很多深入的剖 析、批评和反 省。”但如果仅仅是一种反思和批判，也许并不能像 现在这样引起巨大的社会影响。《八十年代访谈录》在“80年代” 与“后80年代” 两个时代之间设置了一道“精神的鸿沟”，以之为标 尺区分了代际隔膜的“知识群体”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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