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大陆架

1971年，纽约“新俄罗斯言论报”刊登了侨居历史学者尼古拉 乌里扬诺夫写的名为《索尔仁尼琴之谜》的一篇文章。乌里扬诺夫列举了索尔仁尼琴通晓的“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很多作家共同创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趣味和气质，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专长也各不相同。”乌里扬诺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克格勃文学作坊“制造”出来的，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吸纳如此光怪陆离的现实的。我们姑且不论作者的夸大其词和不友善的语气，但这段话蕴涵的主要思想却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作家表现了广博的现实生活。的确，索尔仁尼琴关注的是广博的现实生活。

他是一个靠周围世界滋养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够想象出《红轮》中那个自高自大又年老体衰的独裁者待过的房间里的所有陈设，能够想象出《1914年8月》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包厢里的每一件物品，能够想象出玛特廖娜陋室里每一个花盘的样子。为了进行创作，索尔仁尼琴制作了一张卡片，把材料进行分类，如逸闻、社会现状，还包括语言学知识。他甚至把私生活都记在了卡片上(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朋友的)如果他做的梦让他感觉很有意义或是始终萦绕不去，他也会把这些梦记录下来。索尔仁尼琴出门时总是带着一个记事本。他把会谈、各种情感的表达、偶尔听到的话语或俗语、与当局的争论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即刻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以便之后把它们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中。光是谚语，他就记了好几本，还是在沙拉什卡期间，达里词典就成了他的案头书，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各种俄罗斯谚语汇编简直就是“祈祷词”一样让他爱不释手。

1964年，他回到了塔什干，想见见给他治过病的医生，故地重游既想再次体会一下治疗过程，也想完成《癌病房》收尾的写作。就是在佛蒙特的那个“一心用于创作的小屋”里，为了能写出历史小说，索尔仁尼通过不断的回忆还有自己记下来的卡片(随着阅读、旅行还有对事件亲历者的问卷调查以及档案查询越来越充实)来设想故事情节的发生地。

“我只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西方，是的，西方不可能给我提供各种灵感。哎呀，要是我现在待在俄罗斯会有多好！是的，我可以到处转转，不用担心别人盯梢，也没有人监视你(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会周游各地！每一处所在，每一种方言，每一次会谈，都会触动我使我萌生创作的冲动……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城(列宁格勒)，踏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要知道整个二月革命几乎都发生在彼得格勒，所以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城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写作很有帮助。再加之，我手里还有一张旧地图，还有许多老照片”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 (февраль 1979) //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4.。1958年，索尔仁尼琴及时次来到列宁格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娜塔莉娅 列舍托夫斯卡娅写道，在这之前他就仔细地研究了整个城市，甚至可以当环城导游了。

我们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很容易认出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亲戚，还有他的及时位妻子、战友和集中营难友。他必须从现实中汲取素材，甚至连人物的名字往往也选自一些旧手册。例如，据列舍托夫斯卡娅回忆说，《1914年8月》中的瓦尔索诺菲耶夫和奥博多夫斯基以及《癌病房》中汉加尔特这个德文名字都取自梁赞中学1904届“金质奖章的获得者”。他在小说中对朋友们的刻画非常忠实于现实生活，甚至德米特里 帕宁把自己的回忆录叫作《索洛格金笔记》；列夫 科佩列夫(《及时圈》沙拉什卡监狱中鲁宾的原型)是一名很有声望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写的回忆录《消愁》非常有趣，后来移居到了德国，成了两个文化的中间人，他对《及时圈》的处理很满意，这本书共九十六章，以他为原型的主人公是一名抓获了一个外交官叛徒的爱国主义者，他还亲自写道并确认说，那些看起来像是作者虚构的事情却是实际发生的真事。

生活让这“三个火”分道扬镳了(他们三个人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的题词是“二十年后的重逢”)，与其说是因为思想分歧，不如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生活本身。作为比索尔仁尼琴年长8—10岁的人，帕宁和科佩列夫都把他当成了小兄弟来对待，当成了一个求知欲强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坚持让萨尼亚听从他们各自的建议。他们对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也不无醋意；而当他来到西方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为争取获得作家的青睐而争风吃醋，两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做他的庇护人。当“这位以前的学生”试图摆脱对他的控制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两者又同时给他写充满了仇恨的信件。他们在沙拉什卡时观念上的分歧已有端倪，这一次彻底使他们各奔东西了。帕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却成了一名哲学家，著有一部神学著作《钟锤般的世界》，1986年死于国外。科佩列夫直到1997年病逝一直都在德国大学教书。但他们三个人却因为《及时圈》的“三剑客”(涅尔仁—索洛格金—鲁宾)而永垂史册。

巴尔扎克同样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创作的作家，他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一些感情充沛的人(如像父亲般的博爱胸怀、极强的自尊心等)，以此写活了他所在的那个人间百态。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现实也几乎由清一色男性组成。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只是一种象征，尽管她们也很重要，但与男性人物相比，她们扮演的是“次要”角色。因此，索尔仁尼琴的女性人物通常并不令人信服。他作品中的男性世界是“历经磨难”的世界，监狱、癌症、战争……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入一种彻底推翻自我及生存选择的境地。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说道，“斯托雷平车厢”使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习惯，隔断了与其他人的所有联系(普通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摆脱惯常行为的羁绊成了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言而喻，这也是作家自身经历的一个缩影。“不要渴求一切，也不要拥有一切！”——《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这样说道，于是，当犯人波贝宁被带到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那里向他汇报语言削波装置进展情况时，他勇敢地对他说道：“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及时圈》，第十八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索尔仁尼琴拿起笔的动因就是放弃自我，这也是托尔斯泰曾经的梦想，只不过在“离家出走”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对他而言，劳役生活如此必要，就像久旱逢甘泉”，帕宁这样说道，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下面这段话的翻版：“列夫 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古拉格群岛》，第四卷，及时章)但是，那个潜藏在索尔仁尼琴所有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禁欲主义，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起先并非是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而是在极权体制下人陷于贫困状态造成的。索尔仁尼琴的“人间喜剧”与巴尔扎克笔下由人物无比可怕且巨大的意志力创建的世界不同，也有别于托尔斯泰对自我克制这一核心观念的探索。他的用意是传达出在古拉格群岛受奴役的人被迫奉行禁欲主义这一境况的意义和价值。在陷于贫困的境遇下，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再生”。人的重生或堕落，由他自己选择(这是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中都会遇到的情景)。正是由于被迫成为奴隶，像爱比克泰德一样，人才能够彻底释放自己，因为没有经历过监狱磨砺的自我意识，只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意志力，只是一个被人逼迫的意志力，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表述是“意志的奴役”，后来路德在自己的《意志奴役论》里继续论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