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呵呵”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复：“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前面注释钱锺书的赠诗一节，我已提到他也有“王逢原的烦恼”，即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的确，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复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我父亲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我父亲向来足智多谋，居然想出“逐客书”一计，然后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回信谢绝了，倒也不“痴”：“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钱锺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锺书寄来的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 (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 (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 (葛丽泰 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结识张爱玲

现在开始谈我父母与张爱玲的关系，我曾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出版前言里说过，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1952年相识，从此成为她的好朋友，鱼雁往返四十年。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父亲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1951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麦卡锡)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在1952年9月从上海来香港，理由是留港完成学业。珍珠港事件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迫于无奈回到上海。和平后，香港大学复学，给张爱玲提供奖学金让她回校继续上课，但她一直旷课。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及时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张爱玲为什么无法完成学业？我猜跟年纪和心态有关。1941年她21岁，那时念书很开心；到了1952年重返校园，她已经32岁，是上海最出名的女作家了。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她还会在课堂上听别人教她文学吗？如果重新念别的科目，如数学，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是无法继续念书的。

所以她开始考虑生活的问题。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的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当时麦卡锡问张爱玲还在做什么，她回答正在撰写和润饰小说《秧歌》。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秧歌》是美国新闻处给她大纲让她写的，但事实上，在她还没听过“美国新闻处”这个名字时就开始写了。

这里要澄清一下张爱玲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有些粗心的人会说张爱玲入职美国新闻处，其实张爱玲并不是正式员工。我母亲是美国新闻处的行政助理，属于正式员工。如果张爱玲也是员工的话，就像我母亲一样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职位、固定的福利等，但张爱玲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属于合同外判，酬劳是根据项目商定。

有关张爱玲和我母亲的相识过程，可参考《张爱玲私语录》，书中引述了张爱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的社交场合遇见了Mae。”—— Mae即我母亲。最初张爱玲和我父亲仅限于业务关系，她不会见到我的母亲。我母亲出任行政助理，是1955年才开始的。我估计张爱玲说的这个社交场合可能是某个文化活动，她和我父母都出席了，我父亲便把母亲介绍给张爱玲认识。然后她们一见如故，替美新处合译《睡谷故事 李伯大梦》，慢慢变成好朋友。

张爱玲好像一生都给狗仔队追踪。《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收集了小报报道如“张爱玲到警局——西装男友侍候”、“张爱玲嗜吃臭豆腐干”、“卡尔登门口张爱玲发嗲”等等。张爱玲到了晚年，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的垃圾。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也不例外，这里有我母亲保留的一些香港报纸剪报：

“张爱玲深居简出”(《上海日报》1954年6月8日)：“女作家张爱玲自莅港后，深居简出，行止极隐秘。星晚人物篇记其往事，爱玲驰书谢之，大意谓对旧友很关怀，惟以拙于口才，不愿与世多周旋。惟谈得来的朋友，决不拒之千里外。”

“才女异行志”(《上海日报》1954年8月21日)：“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喜与人来往。尝于其寓楼窗口，以麻绳系一篾篮，上写字条，附钞票，向小贩购菜蔬杂物，矢口不吐一言，人以为哑巴。昔倪云林为张士诚所辱，噤如寒蝉，其意开口便俗。今张爱玲之迂僻亦然乎？”

“女作家的秘密”(《上海日报》1954年10月31日)：“有人说，这十多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一个天才，那就是张爱玲。她曾一度化名‘梁京’，出席过北平的‘文代会’，但今在香港却写出《秧歌》一部反共小说，似乎是奇迹。张爱玲在港住址秘密，行踪也十分秘密。”

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我原以为张爱玲与傅雷的接触仅限于“迅雨”的那篇评论，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接触点。

某日我翻看父亲的信件，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原因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看完这封信，我既吃惊又疑问重重。赶紧重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知道很多人也看不懂这篇小说，例如天涯娱乐八卦“八卦江湖”有个帖子，标题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到底啥意思？”帖主称：“到底小说想表达什么？谁能818，疑惑好久了。”

张爱玲对我父亲说小说“是写傅雷”的，应该是真的，那现实中的女主角是谁？我们先重温一下小说内容。

殷宝滟送花楼会》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翁叫“爱玲”，即张爱玲本人。有24小时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遇到爱情烦恼，去找爱玲倾诉，并希望爱玲记录下来。

殷宝滟的爱情烦恼是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当时在学校任教，正在编一本的音乐史。宝滟偶然结识了罗教授，并三天两头往教授家跑，帮他翻译音乐史。二人逐渐产生火花，天天见面，仍会互相写很长的信。教授不离婚，而她喜欢教授但不愿意嫁给他，处境为难。

爱玲听后，给宝滟开出一个药方：赶快爱上另一个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像罗先生这样的人内地应该有吧？”宝滟解释：“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啊。”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我看完这篇小说，觉得故事亦真亦假。譬如小说中描述的男主人翁，无论形象还是相貌，与我见到的傅雷照片有很大出入。小说男主角“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材，方正齐楚”以及说话语气夸张，这些都不像傅雷本人。

就在小说发表的多年后，随着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篇文章像《连环套》一样，又被唐文标发掘出来，不得不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的书了。张爱玲重看之后觉得一塌糊涂，但不出版不行，不出的话唐文标也会代她出──唐认为读者的诉求可以凌驾作者的权利。

结果《殷宝滟送花楼会》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惘然记》中，张爱玲在故事后加了一个尾声：“前些时候听见说殷宝滟到内地去了，嫁了个空军，几乎马上又离婚了……《送花楼会》刊出后她就没来过，当然是生气了。是她要我写的，不过写得那样，伤害了她。这一篇一写完就觉得写得坏，坏到什么地步，等到印出来才看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见她从此不来了，倒也如释重负。”

写到这里时，张爱玲突然话锋一转：“听到她去内地的消息，我竟没想到是罗潜之看了这篇小说，她对他交代不过去，只好走了。她对他的态度本来十分矛盾，那没关系，但是去告诉了第三者，而且被歪曲了(他当然认为是)。那实在使人无法忍受……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的爱情──连她可能也是，经过了又一次的打击。他们不是本来已经不来往了？即使还是断不了，他们不是不懂事的青少年，有权利折腾自己，那种痛苦至少是自愿的。”

殷宝滟是谁？现实中的罗教授与殷宝滟究竟怎样了？这些问题一个个向我抛来，疑团愈来愈多。为了找寻线索，我得看全部关于傅雷的传记。

1927年，19岁的傅雷由上海去法国，次年考入巴黎大学。两年后，画家刘海粟和妻子张韵士来到巴黎，傅雷每天去帮他们补法语，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们很快就成为至交。

据说，傅雷当时喜欢上了一个同样钟爱艺术的法国女子玛德琳。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刘海粟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以及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很感动。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11月下旬，傅雷正在上课，学生要求上街游行从事抗日活动，傅雷不同意。其中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赵丹和一帮同学冲上了讲台，和傅雷对峙，大致是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汉奸？”

当天，刘海粟应蔡元培之约，在功德林酒家吃便饭。几个人一边斟酒一边商谈着去柏林举办中国画展的有关事宜，这时，美专的一位工友急忙赶来，把刘海粟请到外边，慌慌张张地对他说：“傅主任被学生们包围起来了。”于是在刘海粟的安排下，夜里12点，成家和、赵丹等来到刘宅，当着刘海粟的面向傅雷道歉，检讨了他们的不妥做法。

到了1933年，傅雷母亲去世，他打算辞职回乡。另一个说法是，傅雷认为刘海粟不是好人，经常拖欠工资，早已萌生去意，于是以母亲去世为由辞职。但刘海粟有自己的说法：“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傅雷在1957年7月18日写的《自述》中提到：“就算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对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想不到的是，刘海粟喜欢了成家和。和妻子张韵士离婚后，1933年他与成家和结婚，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刘海粟与张韵士生育了几个孩子，刘海粟四十岁时，成家和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抗战爆发后，刘海粟在南洋举办画展，疏于对妻子的关怀和看顾，夫妻关系产生裂痕，1943年成家和离家出走，后两人离婚。之后成家和嫁给了德国留学生萧乃震，住进安定坊1号。

1947年，成家和、萧乃震生下女儿萧亮(萧芳芳)。1948年，两岁的萧芳芳随父母移居香港，次年她父亲病逝。芳芳六岁就开始涉足影坛，拍摄了电影二百多部，以《女人四十》荣获柏林电影节影后。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她不再拍电影，到纽约西东大学读书。萧芳芳和我姐姐在同一年出生，据我所知，她没有其他姐妹，因为年龄相符，和我姐姐也有来往，和我则没有。

至于傅雷怎么认识成家榴，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傅雷认识成家和；二是傅、成两家是邻居。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宋家在上海时，有安定坊这条街的物业，安定坊 1号住着萧家，傅雷一家住在3号，我们宋家住在5号。傅雷与成家三兄妹都是好朋友。

我在傅雷贴吧看过一些八卦旧闻：1939年，傅雷爱上了上海美专一学生的妹妹“陈家鎏”，一位堪称绝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不在，傅雷连翻译也丧失了动力。这时朱梅馥打电话给“陈家鎏”：“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陈家鎏”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傅雷有过放弃妻子的念头，但“陈家鎏”无法面对朱梅馥那纯净得无一丝杂质的目光。她被这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灵魂震慑，于是远走香港，一生未嫁。(按：“一生未嫁”与事实不符。

此外还有一些很夸张的资料，例如《大连日报》曾刊登过一篇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傅雷爱上了一个他任教的上海美术专科学院里面一个学生的妹妹……在这一次的较量中，爱神那支美丽的箭不偏不倚、正正可可地射中了傅雷的心脏！这支箭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心底，严重到了若是他将箭拔出，生命也就此完结的程度；可是若他接受了这支箭，改变了他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和现存的一切，同样也是完结：这是对他崇尚的礼仪的反叛及传统的忤逆……”

虽然写得夸张，也不尽是虚构，若要考究实情，现在已不可能再问傅雷和朱梅馥了，那就只能看看傅聪与傅敏的说法。

大连日报》这篇文章采访了傅敏，他对父亲的这段“情事”也毫不掩饰，并首次披露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位女子名叫成家榴，曾是非常好的女高音。傅家与成家有通家之谊，傅敏后来也与成女士有来往，并亲切地称她为“好爹爹”(上海话发音，意指与父亲关系好)。成曾亲口对傅敏说：“你父亲很爱我的，但你母亲人太好了，到我不得不离开。”

据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据傅聪的回忆：“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和我父亲一样，有火一般的热情，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虽然如此，但是或者因为他们太相似，所以命运又将他们分开。”

傅聪、傅敏的说法，应该是可以作准的。《傅雷家书》里面有一封信，是朱梅馥在1961年写给傅聪的：“我对你父亲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那为什么张爱玲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是道德理由？是写作失败？1983年1月13日张爱玲致信宋淇，列出原因，但还是决定出版。她说写得坏，是因为本来写的就是傅雷，可是为了“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传教士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所以我们也不能将罗潜之的一切都当是傅雷。

但究竟《殷宝滟送花楼会》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与傅雷、成家榴的故事有几分吻合呢？

他们之间的认识，事实上并不是小说上写的“通过朋友在课堂认识”那么简单。傅雷很早就认识成家和，而成家榴是她妹妹。文章中，成家榴进门就问张爱玲是否知道她的事情，可知她的事情当时已经街知巷闻。但是张爱玲这里为什么会写是在课堂认识？有可能张爱玲当时真的不认识傅雷，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见面的，也根本不知道成家和这个姐姐的存在，就算知道，也认为这是枝节，只会令故事更为复杂，没有故事性效果，索性删除。

或许有人问，张爱玲这样写傅雷是不是因为介意“迅雨”的那篇文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