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首获布克奖与一个《鲁滨逊漂流记》式船难故事

20世纪80年代，南非黑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刺激因素有黑人教育危机、三院制议会在黑人事务上的无作为所引发的敌意，以及信誉扫地、腐败堕落的地方黑人行政委员会的增收租金。在非国大及其军事机构“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内部，有些成员被打上政府间谍或叛徒的标签，然后被残忍地杀害。黑人警察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1985年，非国大的“人民战争”策略，使国家到了无法治理的程度。早期的游击活动与群众运动息息相关。罢工、游行、抵制和攻击事件激增，黑人警察的房子被燃烧弹焚毁，警方线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个充满汽油的汽车轮胎“项链”，然后被活活烧死。

1982年，纳丁 戈迪默在纽约人文研究所做题为《 生活在过渡政府时期》(“Living in the Interregnum”)的演讲。在演讲的开头，她描绘了当时约翰内斯堡有如狂风暴雨般的氛围：“整个社会在革命性变革的大潮中翻转、挤压、飘摇不定，我则置身于这个社会六万英尺的高空……我选择葛兰西的话作为我的小说《七月人民》(July’s People)的题词是有充分理由的：‘旧的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空位期会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病态症候。’

为了遏制暴动、焚烧学校、“失落的一代”的帮派暴力、“项链”杀戮及其他激进行为，南非时任总统P.W.博塔(P.W. Botha)在1985年宣布某些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几乎赋予了政府无限的权力。1986年，全国都进入了紧急状态；1988年联合民主阵线(UDF)和其他附属机构被禁，南非工会大会(COSATU)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干预的程度可以从1985年治安部长的声明中推断。该声明指出，1985年，近19 000人因与骚乱相关的指控被捕(其中72％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指控内容包括公众暴力、纵火和谋杀。尽管政府拥有的权力，可以扣留组织活动的嫌犯，却依然无法遏止各种抵制行动。这导致很多平民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而遭到清算。据大卫 威尔士(David Welsh)所述：

许多敢死队的杀手成员都是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似乎从杀人的行为中获得相当大的工作满足感。最臭名昭著的敢死队营地叫“非水准(Vlakplaas)”，位于比勒陀利亚附近的一个农场。这个地方在 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警方征用，用于“转化”所谓的“冲锋者”，其中包括被俘获的黑人游击队员，让他们为安全部队工作，当然他们所用的方法都不会太温和。两个“非水准”的指挥官德克 库切(Dirk Coetzee)和尤金 德科克(Eugene de Kock)，成了传奇杀手。在1983—1993年间，德科克…… 参与谋杀了大约70人。

南非的形势促使德斯蒙德 图图呼吁国际对南非实行制裁，以迫使政府进行谈判。图图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6年以来任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反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浪潮越发高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呼吁释放纳尔逊 曼德拉及其他被扣留领袖的运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宣布不再向南非提供短期贷款，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取消了相应的贷款，南非面临更加严重的经济压力。当时的外交部长皮克 博塔(Pik Botha)主张对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重大调整，人们当时普遍认为P.W.博塔将在纳塔尔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布新政策。国际社会期望当时已经承担了执行国家主席职务的博塔宣布彻底的变革措施并释放曼德拉，但博塔的“卢比肯”讲话最终让人大失所望。按照他的解释，他并不准备把南非白人交给共产党人，让他们走上投降或自杀的道路。曼德拉和他的支持者们可以被释放，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发誓放弃暴力。这次讲话后不出几日，南非的货币单位暴跌到历史低点，美国国会禁止在南非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英联邦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禁止从南非进口任何商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来自内部的动荡，政府还要在其北部边界打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活动。1986年，范泽尔 斯拉伯特(Van Zyl Slabbert)辞去国会议员和反对党领袖的职务。他认为，白人统治的议会已经无心解决南非的问题。在斯拉伯特和布莱顿 布莱顿巴赫的动议下，1987年阿非利堪人社区领导人和被放逐的非国大成员在达喀尔进行了首次会谈。之后，南非白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举行集会，商讨与非国大进行对话。

尽管J.M.库切在意识到政治局势之后一直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应这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活动。在南非白人政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成立八年的时候成为执政党，开始扭转历史的进程。在1991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库切针对20世纪40年代种族隔离理论家杰夫 克龙涅的心态指出“种族隔离是一个关于纯洁的梦想，但它又是一个不纯洁的梦想。它包括了很多东西，是很多东西的混合物；其中有一点就是它设立了一系列障碍，让人们无法通过混合找到解决方案”。4 1992年，在接受大卫 阿特维尔的采访时，他说：

种族隔离的内容激进地割裂了时间发展的连续性，它(以规范为由)在殖民社会里试图阻止死亡或扭曲事物的正常发展态势。它还试图建立一个静止的无时间区，让已经不合时宜的宗族和部落专制秩序被冻结在那里。我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长大的。

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满着怀旧情怀的“家”要追溯到英国的一个小角落，与南非的现实没有一点关系。

在评论玛丽 本森1986年所写的《纳尔逊 曼德拉：伟人与运动》(Nelson Mandela: The Man and the Movement)时库切写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与非国大达成某种一致，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对付的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人士为主导的和平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运动定性为是颠覆政府的，说运动的领导人被国际共产主义所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没面子地释放他们曾在1964年抓起来的那些领导人。种族隔离政府是否打赢过非国大，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1986年，他们所面对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动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运动者又有国际舆论殿后。库切提出一个问题，南非国民大会的长老们被释放之后，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区如火如荼的局面，并带领人们走向自由、友爱和平等的乌托邦，走向自由宪章中所说的繁荣。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预言性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曼德拉的个性，以及他被释放后如何行事。被监禁一事无疑已使曼德拉在公众视线中消失。

根据玛丽 本森的观点，1980年的时候，“罗本岛的曼德拉”这个概念已经取得了近乎神话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报上到处可见，“给曼德拉自由”的口号涂抹在监狱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都是。然而，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认为，南非的经济力量越强，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实施新的管理体制。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将南非孤立起来，对其实施军事和经济压力，它才会准备谈判。那些将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们的说法：只有通过表面不妥协，背后谈判权力分割，误导南非白人选民，才能够让那些被吓坏了的白人选民接受改革。那些将博塔看作是挑衅好战的阿非利堪民族主义者的人则指出其豪言壮语与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的差距。库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将博塔变成了一个公共骗子，要么误导南非公众，要么误导国际舆论。

在评论克里斯托弗 霍普(生在南非，但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住在英国)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 Boy Running)时，库切谈论了南非当时的政治。1987年P.W.博塔请白人选民进行选举，批准他逐渐改革种族隔离政策，按照库切的说法，这个渐进式改革的速度将是蜗牛般的。这次选举没有任何争斗，也没有任何问题，国民党赢得选举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极右翼的保守党远远超出了进步的联邦党，成为南非第二强的政党，其成员背景是说英语的白人。克里斯托弗 霍普在作品中认为：并没有南非民族这样一个群体，只有由对立群体组成的联合体。可以说，库切从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霍普的观点的，他说：

在他的记录中，他(霍普)在南非成长过程中的部分创伤使他意识到在这个南非白人和加尔文主义盛行的祖国，没有任何位置属于他这个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他略带反社会倾向，尤为痛恨先要被“单调乏味，无聊至极地放入某一组织的事情……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体会到流亡感，而至今我也没能摆脱这种流亡感。我们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