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及时次注意到这种攀比子女的势利行为，是在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遇到了几个同龄人，聊起了各自的子女。他们问我儿子是不是在上大学，我说是的，在斯坦福——当时我就感觉自己甩出了一张“大王” (我总想回答说：是的，我儿子在塔弗茨大学，我女儿在塔夫绸大学, 好在我还能管住自己的嘴)。我觉得这种讨论很像一场牌局，叫“名校势利牌”，子女的学校就是各自的牌面：布朗大学、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如果自家孩子上的是阿拉巴马农工大学，父母显然就不太愿意出牌了(出完还得赶紧解释：“呃，我家女儿对表演研究很有兴趣,，恰好这所学校呢，就是这个专业非常强。”)，子女在大专或者社区学院读书的父母就更别提了。一旦父母作此招供——没错,这种解释无异于招供，牌友就会琢磨你究竟犯了什么错，才让这个宝贝得不得了的孩子沦落到毫无前途的地步。况且，他总会深想一步，琢磨你这个人本身究竟有什么毛病。

等到子女走向社会，开始选择自己后半生的职业，攀比就会愈发严重。大学势利牌打完之后，紧跟着又是一场工作势利牌。子女的职业是不是公认的“过得去”的工作？至于什么叫“过得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生活圈子。在开明阶层当中，子女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或者在电影业 (沾边就算)工作，或者在社会福利领域工作，当厨师或者正要去学烹饪，在医药领域或科学领域工作，教书、做木工、制造古钢琴或者修缮小提琴等，都算“过得去”的工作。当然，如果这些工作收入不菲，那就更好了。不过，如果他们通过所谓的“卑下而缺乏想象力”的途径来赚钱，比如当个会计或者经营一家小店，显然不能算是“过得去”的职业。

不过,目前这种攀比的规则变得越发复杂，因为势利眼现在必须接受阶层存在向下流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子女的职业阶级可能不会超过他的父辈，这大概是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1781年，约翰 亚当斯给妻子写了一封著名的家书，信中说道：“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才能自由学习数学和哲学。而我的儿子都应该学习数学、哲学、自然历 史、造船学、商学和建筑学，这样他们的孩子才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 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瓷艺。”

如果今日美国新移民的祖父那代人说这句话，可能还得改写一下:：“我必须得开一间干洗店，所以我的儿子才有机会上医学院和法学院，而这是为了让孙辈有机会学习社会学和沟通学，再让下一代有机会经营服装精品店、在先锋剧院里演出、在咖啡店里打工。”势利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其实势利可以作为一套探测时代演变 的z灵敏的警报系统。不过如果势利眼的子女不幸遭受了势利攻击，那么势利眼的评判标准也可以立即变得很宽松活泛。势利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一代人。有时子女给势利眼造成的尴尬，不亚于反犹主义者出席一场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家庭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