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初版)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这一期的《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致力于讨论战后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我们已经试着对"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个通常被用来讨论该话题的术语进行了拆解，并把它重构成一幅更的概念图景，用以描述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与阶级文化的关系，描述它们与文化领导权的维持方式(在结构和历史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期刊物是该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小组"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集体协作的成果。这项工作不但在中心内部得以持续和扩展，而且与同一领域中的其他研究工作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对话。因此，这里拿出来的成果和构想只是一些半成品。它们决不会冒充为是不可更改的、最终的或"正确的"思想。我们期待它们会引发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和澄清，并期待这方面的内容在其他场合也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尽管这项研究带有未完成性，我们依然认为它有助于勾勒这项研究的简史，即，这项研究的关注焦点在这段时期是如何转移的，我们当下的位置是如何到达的(立场是如何得出的)。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的起点是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局外人》(Outsiders)。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文本较大限度地标明：主流社会学与随后被许多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越轨行为(deviance)、亚文化理论或犯罪学——所接受的并为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符号互动论(interactionist)、后来的"交互影响"(transactional)理论或"贴标签"理论，都存在一种"断裂"；这些理论最初在美国，但很快在英国也被接受。然而，我们在阅读这个文本及随后在这个迅速崛起的传统中出现的英国研究成果的时候，在平时接触这种理论视角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双重性的感受：对这种"怀疑论革命"所引发的某些观念(例如，认为社会行为是过程而不是事件，最重要的是，认为越轨行为是一种社会创造，是某些人有权对其他人贴标签所造成的结果)的重要意义既感到振奋，又感到不安——感到这些阐释虽然包含许多重要的新洞见，但还是不够；尤其是感到越轨行为除了公众贴标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根源。我们随后对于菲尔?科恩的开创性论文的阅读(此文论述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是如何在伦敦东区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文化当中生成的，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第2期)，为这种不安感赋予了一种具体的经验和理论内容(substance)。这基本消除了我们的困惑感，并且将交互影响分析降归到一个边缘位置，转而关注那些造就英国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结构和文化根源。

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专心于充实科恩所提供的提示性理论框架。最初是通过数篇论文来进行，这些论文对一些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如泰迪族(Teds)、摩登族、光头党，等等——提出了更详尽的解释，我们从这些论文当中抽取了一部分，重新发表在本书"民族志研究"一章。我们还努力在许多论文中去发展我们的理论立场，包括对科恩观点的扩充、修正和批评，这些努力为这期刊物所展现的理论概述提供了基础。

在开展青年亚文化研究工作的中间，我们又参与了"行凶抢劫研究"项目，这次参与对我们随后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产生过非常大的、独特的有机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在这本刊物中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形成。这一项目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方面看，由于它最初源于对一个孤立的本地事件的关注，就带入了一种更直接的接触(engagement)； 从理论方面看，它把交互影响论(transactionalism)带回到了我们的研究日程当中。由于我们最初的关注点是因当局对于伯明翰汉兹沃斯事件(Handsworth case)的司法反应过度严苛而促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再忽视社会反应问题，而我们在亚文化研究中所关注的各种形式的结构和历史分析让我们不会退回到一种幼稚的交互影响论视角。因而，我们的目标就变成既要解释社会行为又要解释社会反应，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试图适当地处理各个层面的分析：从分析违法犯罪者与控制媒体(control agents)之间"面对面"互动的动力，到分析更广泛的、更间接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纯粹的"交互影响论者忽略了，要分析这些行为同阶级和权力关系、意识、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等因素的转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还要谈谈成果呈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大部分——包括这篇长的理论概述——起于"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不论好歹，为了与研究中心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是一项协同合作研究：努力支持一项正在进行的围绕核心理论问题的讨论，并支持集体写作和修改论文。事实上，这种集体研究非常难以维持，也并不总是可行：但已经参与这项研究的人，还是愿意在此记录自己对于研究收获的持续感受，尽管随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一领域的许多实证工作也是由研究中心的其他一些成员(他们并不直接属于亚文化研究小组)完成的：这期论文集广泛吸收了他们的成果(比如保罗?威利斯和迪克?赫伯迪格的研究)。亚文化研究小组的成果已经赠送给中心全体成员并经过了集体讨论，其他一些章节就是由这些成员撰写的。我们从许多人那里受益良多，他们尽管不是研究中心的人，但与我们沿着相似的思路在搞研究，而且已经直接进入了与我们的讨论，并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支持。这一次，我们欢迎他们作为编著者加盟这期刊物，他们是：保罗?科里根、西蒙?弗里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罗宾?迈克龙、杰夫?皮尔森和约翰?托劳治。要说明一点，这期刊物是由亚文化研究小组和编辑团队共同完成的，编辑团队不但承担了实际的任务，还在讨论、修订和重写论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本期刊登的一些论文结尾处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著作人归属"当中，得到了部分但不充分的确认)。

再说明一下格式问题。这一期论文集开头是一篇概述文章，我们希望它能确立本期的主题。然后安排了一个长的章节，选录了一些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各个方面情况的成果。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为了指明(但不可能)范围；其次，是为了提供经验性的证据；第三，是想用这些提供的经验性材料形成一种理论基点、理论问题或理论论据，把"概述"中勾勒出的主要主题联系起来。这一章后面选了一部分篇幅较短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重提并发展了概述一章当中仅仅提及的一些理论点："风格"的问题，"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政治"与女孩和亚文化群体的关系。

在全书结尾部分，布莱恩?罗伯茨(他虽然在其他系注册，但在亚文化研究小组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史蒂夫?巴特斯(他与研究中心数个研究领域有长时间的联系)返回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史蒂夫?巴特斯所写的一节是一种开放性的尝试，无论是了解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还是对其持同情性批判态度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对其研究方法及这些方法潜在的问题框架的批判。

(孟登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