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丑陋吗?

冯骥才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

1984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两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的华人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头一年他在爱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浪！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头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性格。由于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性自然是国民性的负面，即劣根性。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的不同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性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入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性写入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入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人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被人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使我想起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人的"传教士文学"——也就是那时到中国传教来的西方的教士所写的种种见闻与札记。传教士出于对异文化的好奇，热衷于对中国文化形态进行描述。在这之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索则是其中的热点。被传教士指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有文化误解，也有轻蔑和贬损；特别是后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态切切相关。由于人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段被屈辱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这些出自西方人笔下的批评。这种传教士文学倒是对西方人自己影响得太深太长，而且一成不变甚至成见地保持在他们的东方观中。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思辨的话题。

然而我们对自我的批评为什么也不能接受呢？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劣根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待之。是他们所言荒谬，还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触动。

壹酱缸震荡

1我遗憾威胁不够

自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问世以后，天下激荡。有如竹竿触到蜂巢，搞得群蜂乱飞、乱叮。甚至有人谩骂柏杨先生诋毁同胞，扰乱民心，真是"贱骨头"。或对一般大众误导，造成思想见识的混淆，影响社会人群的认知与信心甚巨等等。这可以说是日本或欧美难得一见的社会怪现象。从《丑陋的中国人风波》、《都是丑陋中国人惹的祸》等书，可见一斑。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胁？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所产生的风风雨雨、前前后后，柏杨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况？感触如何？

说实在话，我遗憾威胁不够。我指的威胁不够，不是指暴力的威胁，而是指对我提出"丑陋的中国人"论点反驳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气。今天这个话题，在我提出后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最近还继续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发深入的追踪探讨，才有日文版这本书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后。我遗憾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我的国家，无论是台湾、香港，或大陆，除了情绪上的攻击，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论辩和探讨。一个人身处的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前天，我读到台北《联合报》报头下一则广告：

道歉启事

家母不幸别世，吾与妻小未尽孝道，又对外谣传吾姊争夺遗产，蒙二姊春霞体谅，不予计较，暨众姊妹同意无条件抛弃继承权，使吾顺利办理继承遗产。特此声明感谢并致歉。

道歉人：胡神贺陈淑真

新营市太子路153巷56弄3号这则广告如同青天霹雳，使人看到台湾由传统社会的堕落、僵化、腐败、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严，新观念建立的过程中，最丑陋的一面。广告中这对夫妇，恬不知耻地剥夺众姊妹法定应有的权益，就是仗恃传统恶习的包庇，我们需要对这类左右我们生活的丑陋观念或行为，予以揭发和革新。

同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当1960年代，如果有人推测会有一个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画的翻译，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不会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测，《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如果不在1980年行，而在1960年行，它的作者会处死，或至少也会监禁二十年，家破人亡。这项预言，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不过，我十分幸运，它发表在1980年代，当时台湾的独裁政治已进入尾声，有气无力，我个人虽然仍受禁制，不能到大学讲演，但政府对作者并没有采取行动。《丑陋的中国人》没有给我直接的威胁，这使我感到时代因素的重要，因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都会受到蹂躏。我庆幸我的寿命够长，直到七十岁，才走到一个企盼已久的相对民主时代，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虽然遍体鳞伤，但有更多的朋友，终生坎坷，死在独夫的罗网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