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七、“挑战者号”事件

1986年1月28日，美国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挑战者号”(Challenger)航天飞机在发射后只有73 秒的时间，轰然爆炸，参与这次航行的7位航天员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是美国航天史上经历的一次惨重打击，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次重大的灾难。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是美国正式使用的第二架航天飞机，1983年4月4日正式进行首航。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进行第10次太空任务时，因为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出现事故，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升空后73秒爆炸、解体、 坠毁。

1986年1月28日这24小时，卡纳维拉尔角上空万里无云。在离发射现场6.4公里的看台上有1000多名观众，在这群人当中还有19名新英格兰来的小学生代表， 他们既是来观看航天飞机发射的，又是来欢送他们心爱的老师麦考利芙(Christa McAuliffe)的。

1984年，航天局宣布邀请一位教师参加航天飞行，计划在太空为全国中小学生讲授两节有关太空和飞行的科普课，学生还可以通过专线向麦考利芙提问。麦考利芙就是从11000多名教师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当孩子们看到航天飞机载着他们的老师升空的壮观场面时，激动得又是吹喇叭，又是敲锣打鼓。除了这些代表以外，在发射中心周围还聚集有了好几万的现场观众。人头攒动的人群中大家哼着正流行于欧美乃至世界的迈克尔 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歌曲，以此消除等待时的焦急心理。所有在场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发射的那一刻到来。

终于盼来了火箭发射的那一刻。在巨大的轰隆声和耀眼的气体喷射中，“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顺利上空：7秒，飞机翻转；16秒，机身背向地面，机腹朝天完成转变角度；24秒，主发动机推力降至预定功率的94%；42秒，主发动机按计划再减低到预定功率的65%，以避免航天飞机穿过高空湍流区时由于外壳过热而使飞机解体。这时一切都正常，航速已达每秒677米，高度8000米。50秒，地面曾有人发现航天飞机右侧固体助推器侧部冒出一丝丝黑烟，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52秒，地面指挥中心通知航天飞机的指令长斯克比(Francis Scobee)将发动机恢复全速；59秒，高度10000米，主发动机已全速工作，助推器已燃烧了近450吨固体燃料。此时，地面控制中心和航天飞机上的计算机上显示的各种数据都未见任何异常。65秒，这次航天任务的指挥官斯克比向地面报告“主发动机已加大”， 地面测控中心收听到的一句报告词是：“明白，全速前进！”

第73秒，高度16600米，这时航天飞机突然闪出一团亮光，外挂燃料箱凌空爆炸，监控中心屏幕上的数据立即全部消失。这时大量液态氢洒到空中，接着航天飞机被一团浓烟和烈火包围住。再过几秒，碎片从浓烟中高速弹开。先是左翼弹出一片三角帆一样的巨物从空中划过，接着两枚失去控制的固体助推火箭脱离火球，成V 字形喷着火焰向前飞去，眼看要掉入人口稠密的陆地，航天中心负责安全的军官比林格眼疾手快，在第100秒时，通过遥控装置将它们引爆了。爆炸后的碎片在发射东南方30公里处散落了1小时之久。这样，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顷刻化为乌有，7 名机组人员全部不幸遇难。

全世界为此震惊，各国领导人纷纷致电表示哀悼。

里根总统立即发表讲话，一方面宣布太空计划不会因此而终止，另一方面任命了一个事故调查委员会，并且像往日处理事故一样，白宫发言人一再强调，委员会一定要独立操作，要求公正云云。委员会的主席是前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还有曾经主导过航天计划的库提纳少将(Doned J. Kutyna)， 及时次登月的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及时位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萨丽 赖德(Sal l y Ride)。费曼是后来由美国宇航局的署长格拉罕(William R. Graham)挑选中的。为什么格拉罕看中费曼，事后得知格拉罕在MIT念书的时候，常常听当时MIT受欢迎的课程《物理学X》，主讲人就是费曼。后来费曼到休斯飞机公司演讲时，格拉罕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听过他的演讲。正是格拉罕的妻子，建议让费曼进入调查委员会。他的妻子是这样说的：“费曼是一位真正的局外人，而且又是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让他参加这个调查委员会肯定大有好处。”格拉罕觉得妻子说得有理，就打电话给费曼说明自己的建议。但是费曼首先的反应就是拒绝接受任命，因为他有一项原则：不与华盛顿事务发生任何关系。他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把复杂的事情梳理得越来越简单，但是政治家喜欢把原本很简单的事情越搞越复杂。尤其是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常常被技术官僚把持。这些官僚习惯沾沾自喜、过度自满、自以为老子天下及时，结果他们往往被自己建构起来的、热衷权谋的机构压垮，而且还很难从中逃离出来。费曼甚至没有去过华盛顿，因此接到格拉罕的电话，他本能地不愿意当什么调查委员。

但是他的妻子格温内丝却对他说：

如果你不参加，将有12个人挤在一个组里，围在一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如果你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会是11个人的一个组围在一起从一处到另一处，而此时第12个人就会跑遍现场，去检查所有不寻常的东西。也许什么也没有， 但如果有，你就会找到它。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像你那样做。

费曼一想，觉得格温内丝说得很有道理，就答应了格拉罕的邀请，但是加了一句：“你简直会把我毁了的！”

开始格拉罕并没有弄懂费曼的话，以为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但是费曼说的可真不是玩笑。原来费曼这几年一直在与癌症抗争。在1978年、1981年两次因为癌症开刀，而且医生也对他坦白地说过，他患的癌症存活率最多就十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给格拉罕开的玩笑那是亦真亦假、半真半假。但费曼自己倒是希望在可能剩下不多的日子里，多做一些事情。

2月4日，费曼就来到以前从没有来过的首府华盛顿。果然如他所料，委员会像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一样，办事拖拖拉拉不说，还让想办事的人办不成事。罗杰斯一开始就把话说得很明白：

我们委员会调查的方式不是要恶意给美国宇航局抹黑，因为我们相信—起码我衷心认为—他们已经做得很了，我相信美国人也这么想。这是什么话吗？一开始就想给委员们定下基调：宇航局很，别没事找事地给它抹黑。那还组成一个委员会干吗呀？费曼虽然事先有一点准备，但是还是不习惯美国宇航局的一套官僚、腐败的作风。他们有一套让人莫名其妙、根本不自洽的逻辑：及时步，某某部件有问题，很危险；第二步，现有数据分析后，显示继续飞行应属安全。

因此费曼决定自己干自己的，就像格温内丝说的那样，“此时第12个人就会跑遍现场，去检查所有不寻常的东西。也许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有，你就会找到它。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像你那样做。”

不过费曼很快发现有一位将军人很不错，那就是库提纳少将。他发现那些委员个个在下班的时候都乘豪华轿车离开，会议副主席、及时个登上月球的尼尔 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30～2012)也同样如此。但是库提纳却跟费曼一起去乘地铁回住的地方。费曼立即喜欢上这位将军，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费曼曾经说：

这家伙，我会和他相处得很好的；他穿着那么品质，但内心却是很正直的。他不是盯着他的司机和他的专车的那种将军；他乘地铁回五角大楼。顿时，我就喜欢他了。

正是由于这位将军的指点和帮助，费曼才能避开官僚主义者的重重阻碍，很快发现事故发生的关键原因。有不少书把费曼很快发现事故的原因，都记在费曼的头上，似乎费曼真是一个下凡的神仙。其实不是这样的，费曼当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库提纳的暗地帮助或者说指点，费曼未必会迅速直达问题的 关键。

不过反过来说，也因为库提纳很快喜欢上了这位诺贝尔获奖者，这才使得费曼能够避开种种阻碍迅速进入关键角色。库提纳曾经说费曼有三点他很欣赏：

及时，惊人的智力，这点已为世人所知；第二，正直，这一点也真的在委员会中表现出来了；第三，他有着弄清任何秘密真相的迫切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把他带到哪里，他就会在哪里弄个明白，而且不会被途中的任何障碍所阻碍。他是个有勇气的家伙，而且他不怕说出他的真意。

库提纳是涉及航天飞机军方的负责人，比所有其他委员更加熟悉航天飞机的构造。他对领导技术性调查也很在行。一年前空军发生的泰坦火箭(Titan Rocket)爆炸事件，他就是主持调查的负责人。这次“挑战者号”爆炸事故中，一直有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制造商告诉他，这次事故很可能是火箭各节相接处的O形橡皮垫圈在天冷的时候出问题。这种橡皮垫圈是为了使各节火箭之间相接的地方封紧，不致泄露燃料。

本来费曼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橡皮垫圈的问题，但是航天飞机好几万的部件，一时很难集中到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库提纳比较清楚，但是要找一位与航天局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敢于直达问题关键而又能够说服人的人物，并不那么容易。幸亏他和费曼很快就彼此了解，因此库提纳决定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费曼提一个醒。但是又不能告诉消息从哪儿来的，以免提供消息的人会受到惩罚。因为提供消息而受到惩罚的人，已经有一位了。这种人被指责为“抹黑”、“居心不良”等等。

这次事故问题非比一般，实在太严重了，消息的有关人员都小心翼翼，如果了错误的消息，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费曼不是航天局的人，航天局不会把他怎么样，而且费曼具有非同一般地聪明，应该会有办法直捣问题的实质。

因此有24小时晚上，库提纳请费曼到他家吃晚饭。饭后他把费曼带到他的车库， 库提纳喜欢搬弄汽车，更喜欢在客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这一爱好。费曼看见工作台上的一个化油器，就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库提纳立即想到这是向费曼透漏消息好机会。就说：“这是欧宝牌化油器。这个玩意儿有一个讨厌的毛病，一遇到冷天就漏油，会不会是因为化油器里面的橡皮垫圈的热胀冷缩？”

费曼说：“我不知道。我回去查查。——也许‘挑战者号’也遇上同样的 问题？”

库提纳后来在回忆时说：“经过我的暗示，他开始重新调查橡皮圈。他做了实验，调查也因此峰回路转。我们终于能够公开这份资料，而且不必担心宇航局有人会被革职。”

但是库提纳没有想到的是，费曼居然很快就在听证会上当着那么多人就做起实验来了！那24小时是2月11日星期二，在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费曼和库提纳坐在后排，前排坐的是罗杰斯和阿姆斯特朗这些显贵官员。

这天听证会由固态火箭制造主管马洛伊(Lawrence Mulloy)出场作证。但是马洛伊显然在故意忽悠听众，讲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让记者们一头雾水，都找不到北了！费曼对这些结论含糊、说不定还有故意规避责任的证词早就不耐烦了，因此在马洛伊高谈弹性的时候，费曼终于耐不住火气，追问马洛伊：“为什么弹性很重要？”

费曼在设法让马洛伊上钩。马洛伊回答说这是为了把缝塞紧不漏气。

“假如垫圈弹性不佳的时间很短，比方说只有一两秒钟，是不是足以造成非常危险的状况出现？”

也许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一会儿一个火箭衔接处的原尺寸模型拿到讲台上，模型接口处也有一个O形垫圈。拿出模型是想让委员们仔细研究研究这儿的问题。

这儿补叙一件事。

这次会议的前24小时(即10日)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费曼看见饭桌上有冰水，冰水的温度通常应该维持在摄氏零度，这正好是这次“挑战者号”发射时的气温。费曼突然有了主意。第二天在听证会之前，他上街买了一把钳子、一把起子和一把镊子。然后赶到听证会会场，坐在库提纳身边。当会议快开始的时候，费曼向会议助理要一杯冰水。这时大家正在检查火箭一个衔接处的原尺寸模型，当模型移到费曼面前的时候，库提纳注意到费曼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钳子、起子和镊子，并且把模型里的橡皮圈拿出来。这时库提纳大概知道费曼想干什么，但是还是不由自已地想：“上帝，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时罗杰斯宣布休息一下。他上洗手间的时候，有人听见他对阿姆斯特朗说： “费曼越来越让人伤脑筋了。”

会议继续的时候，罗杰斯说：“费曼博士有意见想说，请吧，费曼博士。”

费曼说：“请大家一起看一个小小的实验。”费曼从传过来的模型上取下橡皮垫圈，用它带来镊子把垫圈对折起来放进冰水里，再用钳子把对折的垫圈捏紧。过一会儿，他拿出垫圈并松开钳子，这时听众清楚看见对折的垫圈并没有因为弹性而恢复原状。做完这个简单的试验后，他说： 这是针对马洛伊刚才讲的事情表示我的意见。我拿了这个从你的模型取下的东西，放在冰水里。我发现如果你给它加点外力，然后放开，它不会恢复原状，还是维持受力的样子。也就是说，至少有几秒钟，其实比这还长的时间里，这个物质在华氏32度(即摄氏零度—译者注)没有恢复弹力。我相信这个现象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有关系。

罗杰斯一定早就有防备，因为马洛伊还没有回答费曼的问题，他就叫下一位证人库克(Richard Cook)上台。他是一位经济分析师，他写的一篇备忘录就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一篇暴露这个事件的主要部分。库克早就注意到橡皮垫圈的问题，并把它列入“可能影响整个航天计划”的可能分析之中。当这次灾难发生时，他几乎立即肯定是橡皮垫圈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但奇怪的是库克一上台，罗杰斯立即紧追不舍地逼问库克，几乎不给他思考的机会。大家看出罗杰斯是在暗示：库克(实际上也指费曼)不够格来判断这些有很多专家才能判断的事故，那是你(们)权限之外的事。

但是罗杰斯太小看费曼和听众们的智商，以为他还能继续一手遮天，为“的”航天计划唱颂歌。他想错了。当天晚上费曼的实验就出现在所有主要的电视网上。第二天，1986年2月12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大篇幅刊登费曼的照片和他的实验。费曼高兴地搂住库提纳将军说：“嘿，真不赖呀！”

库提纳后来在回忆中说：

我认为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做这个实验。对一位二星将军、一位前国务卿或是登上月球的及时个人，去做拿盛水的烧杯那种事情都不太合适。但费曼能行。我猜测如果费曼也有一点不足的话，那可能是他的表演才能。然而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者。

——多亏了费曼的实验，委员会、新闻界和一般人终于注意到橡皮圈和低温的关系。如果没有费曼，这项事实会揭露出来吗？当然会，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但费曼的实验让这个问题更早浮出台面。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研究这个事故，调查其真相了。但是费曼和库提纳将军都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有了费曼明确无误的实验结论， 而且“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研究这个事故”，但是后来整个事故的处理还是延续了两年整。

由于媒体的报道，费曼立即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和公共人物。戴森曾经这样写道：“费曼在最精彩的一小时中，让公众亲眼目睹了科学是怎么回事，伟大的科学家是怎样借助双手来思考的，以及当科学家向大自然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时，她是怎样地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有人评论说：费曼的实验是整个委员会工作的最主要的一部分，例如费曼的博士生希布斯(他后来在NASA工作，参与阿波罗登月工程，是著名的JPL的首席数学家)曾经说：

谈到橡皮垫圈的问题，起初我以为它只会被列为“众多可能性中的一项”；但是没有想到调查还没有进行多久，这个“罪魁祸首”就现出原形了。我本来以为它很可能会被一大堆问题淹没，调查报告也只能敷衍了事。

费曼在电视上将橡皮垫圈的问题公诸于世以后，调查委员再也不能掩饰这个问题了。他们只能说：“对，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追究责任。”如果不是费曼这样行事，调查委员可能只会调查意外的原因，从技术层面探讨各种可能性，但是却永远弄不清楚责任的归属。

如果不是费曼，调查结果很可能演变为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他们可能会说： “谁都没有错，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但费曼却说：“绝非如此，很多人都难辞其咎。整个系统都有责任。你必须这样说。你一定要这样公开宣布。”

除了费曼，我一点也不相信委员会中其他的成员—库提纳将军也许是的例外。有勇气及时挺身而出，让他们不能掩饰真相的，大概只有费曼了。

事后回想起来，费曼在调查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正是格温内丝预料中的那种自行其是的角色，他拨开迷雾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即便这意味着他自己会成为一个让华盛顿讨厌的人。

读者也许还是不太明白，调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何以会成为这次调查的反面形象呢？他似乎不应该这样呀！？这些问题可以在费曼在2月12日写给妻子格温妮丝和女儿米雪的信中看出端倪。这封信比较长，但是很值得录在下面，一来这次事件前“前后后的故事和费曼书里面那些探险故事同样有趣，甚至更有趣；二来可以好好欣赏费曼文章的文风和文采—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和的诚实。1

最亲爱的格温妮丝和米雪：

这是我及时次有时间给你们写信，我想念你们。我后面会谈到我是怎么抽出24小时的空来(在一大堆非常无聊的会议行程中)参观访问的。这是一次探险，和我书里面那些探险故事同样有趣。格温妮丝你真的说对了。我确实和其他人不同。我是自由的，可以不受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影响。而我的推理方式是单刀直入的，我也很诚实。这里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运作，互相较劲。虽然人们各以不同的观点，对我解释同样的事情，但我不予理会。我以近乎天真而单纯的心思，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路前进。首先要查清楚的是，为什么，在物理实质原因上， 航天飞机会失事？至于后面的问题，为什么有人会做出显然错误的决定，就不关我的事了。

你知道的，在星期一下午4点钟，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获选为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应该搭飞机在星期二晚上赶到华盛顿，参加星期三召开的会议。因此，星期二的一整天，在希布斯和他的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我恶补了所有和航天飞机有关的技术资料。我以前觉得航天飞机是很无聊的东西，对它可说一无所知。现在我在相关知识上已经穿戴整齐，可以上阵了。而且我觉得自己还准备得相当充分，因为我学得很快。

星期三是委员们“非正式”的聚会，大家彼此碰面，互相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就没有安排别的事了。主席罗杰斯一再提醒我们，和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多么重要，而媒体又是多么的娇贵。因此，在2月5日星期四的及时场正式会议，就是公开的会议。这场会议的行程安排有一整天，会有专人为委员简报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和它的飞行过程。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拟了一份很长的清单，都是失事的可能原因。我还做了一些计算，譬如算算负载重量之类的，让整个工作慢慢动起来。

2月6日星期五，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空军的库提纳将军，把以前他们调查泰坦火箭失事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很高兴前一个晚上自己所拟的清单，和他们的做法不谋而合，只是没有他们的计划那么有系统、那么完整。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和这样的人共事，很多其他委员也有相同的感觉。有人自告奋勇，依自己的专才，管理调查行动的进行，或者保存记录、撰写报告等。看起来气氛不错， 我们就要上路了。

但主席(他是个非技术人员)却表示：泰坦火箭的失事报告对我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空军当时掌握许多详细的技术资料，但我们得不到类似的相关细节(他是公然说谎，因为载人航天飞机有更严密的监视记录资料，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远比无人的泰坦火箭多得多)，很可能我们只能指出，这件事是怎么会发生的。而委员会的另一位共同主席也说，我们并不打算做那种深入细节的实质技术调查，我们只是从各方汇集技术意见云云。

我一直要设法切入，表达反对立场，但总是被什么事给打断或干扰，例如某人走进来介绍什么的、主席又指示一个新的调查方向等。决定的是我们下星期四，一起到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宇航中心，听他们做简报。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都留在当地。而在讨论的早期，就有人好心提醒我们，可以个别的或者几个人一组(次级委员会)到任何地方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料。我想要提议说，我去做某件事(有几个物理学家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工作)，而且我已经把手边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短时间内可以全心全意、投入调查工作。但是我似乎得不到任何工作指派，而且当我表示意见时，会议其实已经中断了。会议副主席(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又重提，我们不做实际的细部调查工作。因此，在快要结束会议的时候，我问主席：“这么说，在随后的这五天内(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与星期三)，我应该到波士顿去，做我原先的顾问工作啰？”“是的，就去吧。”我被他弄得火冒三丈！我想不必解释，你也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走出会场的时候，我相当灰心。忽然，我想到了格拉罕，他曾是我的学生， 现在是航空航天管理局的头头，也是他要求我参加调查委员会的。我打了电话给他。格拉罕接到电话之后，觉得有些惶恐。于是他打了几个电话，做了些安排，看看我能不能到休斯敦 (约翰逊空军基地，航空航天管理局的遥测中心)，或亚拉巴马州的汉斯维尔(引擎制造中心)去。我拒绝了去休斯敦的建议，这样等于公然反对罗杰斯，我还不想弄得这么僵。基于尊重调查委员会主席，格拉罕打电话给另一位委员阿奇森律师1，与罗杰斯是好友)，请他向罗杰斯说明。阿奇森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说愿意试试看。但后来回我电话的时候，他说很奇怪，罗杰斯居然不同意这样的安排。罗杰斯坚持“我们要依正常的方法办事”，不同意我一个人到处 乱跑。

后来，格拉罕想到一个折中的好办法：我还是留在华盛顿，虽然接下来就是周末假期，他还是要他手下大将(都是推进系统、引擎和航天飞机方面的高级主管) 到华府来，和我做深入的交谈。我认为这安排也可以。虽然后来罗杰斯打电话给我，想抓住我的脚跟。他解释自己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调查委员会弄妥当，而且现在各界对我们都虎视眈眈，准备看笑话，因此照规矩办事有多么重要等。他问我是不是还想去航空航天管理局？我说“是的”，我说我们已经开过两次会了，还没有谈到该怎么着手进行调查，或者该怎么分工。(会议上大部分都是罗杰斯在发言，说他是如何熟悉华府政治圈的运作方式，和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多重要，为什么非要按部就班照章行事才行：告诉那些记者，任何问题都要找他罗杰斯，这样得到的回答才算数，等等，等等。)

罗杰斯问我，是不是希望他召集所有的调查委员，星期一再度开会，讨论我希望的分工？我说“是的。”他话锋一转，说：“好，你可以留在华盛顿听报告。”接着说：“我听说你对住的宾馆不太满意。我来替你换一家比较好的宾馆。”我不想要占这种小便宜，就回答他，这家宾馆很好，不必麻烦了。我个人的舒适与否，与整个委员会的调查行动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他不死心，又提了一次，我再度拒绝(这使我想起当年在伦敦机场，“给他一杯茶安抚一下”那件 往事)。

因此整个星期六，我就听航空航天管理局的人为我做简报。当天下午，我们深入讨论到助推火箭每节箭体之间的接头和O形环的细节。O形环可能是关键，它在以前也曾局部失效过，或许是“挑战者号&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