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海权兴衰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幕，海洋这个曾经让人视为天堑的屏障，转而成了具效率的通衢大道。于是，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评价伊丽莎白时期的战争之际，就曾留下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可以根据意愿，自由控制介入战争的程度。”的话语。

那么，是否是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取得海权呢？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上海上力量的兴衰。曾经有过不少显赫一时的海上力量。这其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相对而言保持了较为持久的生命力，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在其治理下的和平时期。

海上力量的先驱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中率先扬帆远航、在海外建设殖民地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国还曾在1494年6月7日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规定两国以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大约是西经46度37分的南北经线为两国的势力分界线，其西归西班牙，其东归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可谓是欧洲海上力量的先驱，但是这两支力量存在着各自的弱点。首先西班牙虽然在当时实力最为雄厚，但是他开拓殖民地不过是为了攫取金银、获取农庄、传播天主教，其国家形态也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这一切都阻碍了西班牙社会的发展。

而葡萄牙的海上力量虽然重视贸易，但维系葡萄牙经济命脉、促成葡萄牙海上帝国繁荣的东方商贸从1514年以后，都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的。其进出口商品的集结和销售，以及负责保护这些商贸的军队招募，都是通过国王任命的殖民地督察官来执行。私人如果想要从事东方贸易，则需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手续才能颁发执照，并课以三成的重税。也正是因为如此，走私的问题也屡禁不止。同时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没有能够形成与其海外力量相匹配的海军，因此，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就无法得以维持。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大海，分别从殖民地攫取金银、开展贸易的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崭露头角。而这些国家从事的海上贸易，是通过成立诸如东印度公司等具有特权的垄断性公司所操纵。虽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具有贸易上的垄断权，但是比起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被王室以及宫廷权贵所掌控，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些垄断公司的经营已经委托给商人，同时为了降低个人资本的负担以及风险，而后还成立了类似与股份公司的机构。

在这些新兴力量面前，西班牙和葡萄牙逐渐丧失了海上主宰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入侵英国的行动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而葡萄牙的海上贸易据点则逐渐被荷兰驱逐。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海权并未陷入崩溃，但是已经几乎为新兴力量所取代。这些力量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首先是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海上马车夫”的兴衰

荷兰作为独立的国家并在世界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荷兰一直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期间，荷兰以商人、渔民为中心组成一种号称“海上乞丐”的组织，开始对西班牙统治进行反抗，这也成了而后荷兰海军的母体。

荷兰在1609年赢得独立之后，其商贸和渔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十七世纪上半叶，依托于庞大的海上贸易，荷兰迎来了其黄金时代，该国拥有的船舶数量居然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舶总数相匹敌。

但是，当时的荷兰是由七个省构成的联邦共和国，各省都拥有自己的行政权限，各省之间的利害关系复杂，这事实上对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是非常不利的。然而，尽管在政治体制上具有这样的弱点，但是荷兰的商人们还是非常积极地推进对外贸易，力图在全世界取得商贸的垄断地位。

然而，荷兰不断上升的商业优势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商品和航运，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对英国的贸易必须由英国或者是商品制造国的货船来运输。此举是对荷兰立国基础的根本性否定，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

在特龙普、德 勒伊特等名将的指挥下，荷兰海军的辉煌胜利偶尔会扭转政治上的颓势，但是，这样的胜利毕竟无法长久。荷兰的政权缺乏统一的领导，而且不但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更是奉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荷兰基本上是四面为敌。更为麻烦的是，荷兰与强大的对手法国还在陆上接壤。这样，更是决定了荷兰无法一直保持其贸易上的优势。到了十八世纪以后，荷兰的经济开始停滞，无论其工业还是商业，都难以抵御欧洲各国的竞争。到了法国革命以后，荷兰在法国革命的洪流下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荷兰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海权可谓是成为了历史。

疲于兼顾海陆的法国

在荷兰崛起的同时，法国海上力量也开始兴起。而法国的做法和荷兰相反，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采取的是一种彻底的重商主义政策，严格防止金银外流，并且提高关税来予以保护工商业，由政府直接掌控经济产业。这种政策虽然使得法国的国力迅速提高，但却与英国、荷兰在经济处于敌对状态。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对外战争不绝。

科尔贝尔自身也在1669年兼任海军大臣，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法国的商船队开始增强，并相应地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到他1683年去世为止，法国海军不但实力上几乎可以和英荷两国舰队的总数相匹敌，而且技术上具有优势，法国海军一度傲居世界首位。

然而，法国海军如马汉所言：“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业绩，是由政府行为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夕死的植物一样，一旦失去政府支持，也就必然消衰。这段时间太短，无法使这种发展在整个民族生活中扎根。”由于法国本身还是当时欧洲较大的陆军国家，随着科尔贝尔的去世，法国海军失去了争取预算的强大政治力量，其财源便无法确保，舰队开始迅速老化。到了十八世纪初，法国已经几乎沦为一支二流的力量。

而随着法国革命的兴起，主要以贵族为主的海军中坚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培养海军人才是一种百年大计，因此，法国海上力量已经再也无法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海权。虽然此后法国的造船技术迸发过非常耀人的火花，在蒸汽战舰、铁甲舰方面也经常一马当先，但是一方面由于海军发展战略的不安定，一方面来自陆上的威胁始终无法根除，所以法国海上力量最终还是无法与英国问鼎天下。

日不落帝国的海上主宰

英国海上力量兴起之后，在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三次对荷战争之后，基本上已经拥有了海上的主宰权。在这一期间，英国经济中的重商主义思潮还是非常强烈的，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方面也存在巨大的问题。而美国的独立可以说给了英国一个巨大的教训，这对于英国日后调整殖民地政策和海上政策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无论是国际政治也好，国际经济也好，都明显地以英国压倒性的优势为前提进行运转的，这一时期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这个世纪中，首先是在皇家海军有效而稳固的监管下，世界上处于长期的和平稳定；同时，其他诸国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这个无比强大的国家。世界展现出了全球化的端倪。

为了顺应这种崭新的世界格局，英国的海权可以说是博采众家之长。其殖民地政策秉承了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式，同时其经济模式则一改曾经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废除了《航海条例》等保护法令，将荷兰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加发扬光大。英国不但继承了荷兰曾经宣布的航海自由理念，还在全球范围勘探航路、打击海盗、肃清奴隶贸易、建立海上秩序。

自由贸易政策不仅仅使得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其信奉者还宣称，该政策还具有化解国际矛盾，确保国际善意，防止发生战争的功效。在这种浪潮面前，包括重商主义最为极端的信奉者法国也开始转变，世界贸易仅1850年就增长了80%，不但英国成为较大的赢家，而其他国家、公司以及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这种自由贸易秩序下的获益者。

同时，英国还是当时工业革命完成得最为完善的国家，强大的工业技术实力使得英国拥有最为丰盛的商品可供推销，这也是英国得以以英伦三岛之地却形成傲居全球之势的原因。

不过，由于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同时也使得一些后进国家也得以迅速赶超，诸如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已经赶超英国，但是英国仍依仗其强有力的金融，体面地维持这自己的经济力量。

此时英国海军奉行“两强标准”，也就是英国海军实力要超过世界第二、三位海军实力的总和，确保不出现一支能够威胁英国本土的力量出现。而英国的海权又是以贸易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为主导的，维护这个基于自由贸易的秩序才是能够带来国益的关键。正是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尽管份额有多寡，但是具有共赢的特性，因此出现的对手只要不根本颠覆这个秩序，英国可能根据当时形势与损益而进行妥协甚至退让。然而，一旦这种秩序本身受到了挑战，那么英国将会以炽烈的造舰竞赛来加以对应，以守住这个海上贸易的础石。

来自德意志的挑战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帝国宰相俾斯麦具有一个缜密的外交目标，其核心便是将过去的武力外交转为和平外交，确保新生德意志帝国在外交上的安泰。在这一国策下，德意志帝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最生机勃勃的国家。但是由于德国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德国的外交顿时陷入了僵局，使得德国两侧的陆军大国法俄结盟。

威廉二世还对当时盛行的马汉《海权论》痴迷不已，他所任命的海军行政长官提尔皮茨是一位非常的、现代官僚机构的经营者和操纵者，及时流的政论家和宣传家。他不但在民意操纵和经费获取方面成绩卓著，而且他对于舰队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提尔皮茨认为如果能够保持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左右，那么一旦英德发生海上冲突，英国就会感到，即便有能力打败德国，但是在战胜德国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便将承担丧失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海权的风险，由此来抑制英国对于与德国争雄海上的决心，人称“风险理论”。为了建设这支舰队，提尔皮茨认为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他多次制定了《舰队法》，在短期内急遽地扩展德国海军的实力。

德国海军的急速增长引起了英国的警觉，于是英国和德国两国展开了炽烈的造舰竞赛。使得英德两国的传统友谊顿失，英国反而与其传统敌手法国签署协议，英国将其生命线地中海的防务交付法国，而自己将舰队全力集中在北海，英德两国在这样的敌意中堕入了及时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风险理论”本身的用意便是迫使英国无法下决心针对德国的海上战略进行摊牌，而两国宣战之日，便是“风险理论”的破产之时。因为不管英国在承担这个风险的结果将会如何，处于劣势状态的德国海军最终败北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战争爆发后，两国在海上各自用封锁和破交来打击对方的战争经济，酷爱海军的威廉二世被自己的水兵赶下了皇位。

在战争过程中，另一个和德国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国也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被卷入了战争，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这个原则中包含的条款事实上是对英国企图通过海上封锁打击敌国经济手段的一种否定。美国前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有名言称“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美国使用“软实力”取得了德国的“铁腕”也无法获取的、与英国拥有同等海军实力的资格。

昙花一现的日本海军

在近代的海上角逐之场上，基本上都是白人的舞台，但是还有一匹来自亚洲的“黄马”，那就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便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直接看准当时世界最强有力的体系，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由于日本和周边国家相比较为弱小，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当时清政府的宰割，使得日本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力图“富国强兵”以“脱亚入欧”，参与对殖民地的瓜分。

日本海军在创始之时，其主导思想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进攻性，对于海军的建设也具有非常显著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打败假想敌的舰队。可以说，日本海军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无所谓海权战略思想的。

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日本缺乏海上贸易传统，故此，对于保护海上航线的重要意义非常缺乏深刻理解。日本海军军人中对于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缺乏远见，对日本这个缺乏资源的岛国一旦丧失海权，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的重大危机缺乏警惕。马汉的战略思想给予日本较大的刺激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而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近乎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更是加深了日本海军固步自封的恶习，更使得日军迷信海上决战的理念，进一步曲解了马汉的海权思想，进而从某种意义上看，给它的失败埋下了伏线。

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表面上和英国签署有同盟条约，然而日本所希望的体系，是一个更为排他的、与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格格不入的封闭式实体。由于日本经济扩张过程中具有的排他性，日本外交战略上呈现的扩张性，加上日本着力于建设一直具有强烈攻击色彩的海军，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英日在经济上的矛盾也只能会愈发突出，加上美国在太平洋和日本矛盾的加深，在美国的外交努力下，英国和日本的同盟条约被废弃。

随着日本在世界上的日益孤立，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抬头，最终使得日本在迈向战争的道路上不能自已，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核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海上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国国力的枯竭，英国海军已经退缩为一支地区性力量，而海上除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以外，苏联海军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

俄国海上力量的创生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代，在他强有力的领导和异乎寻常的开放思维下，俄国开始战胜瑞典和土耳其，攫取了波罗的海沿岸，而后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又夺得了黑海的出海口。由于俄国独特的地理制约，寻求温水不冻港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梦想。待其不断东侵，从清政府手中掠来通向太平洋的港口之后，俄国的海上力量分成了三大部分。尽管俄国国内动荡不定，还历经日俄战争时期的败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形成了北方、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的四大舰队。

此时，随着核武器的问世，核打击力量成为了当时国家武装力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对于海上力量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核动力技术的成熟，核潜艇运载的弹道导弹便成为了核时代海军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武器。由于核潜艇行踪不定，因此在陆基弹道导弹被摧毁之后，核潜艇便成了具有核报复能力的杀手锏，美国和苏联对此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因此，在核时代之下，苏联海军发展海上力量的重要环节便是这种耗资巨大的海上核报复能力，世界上较大的核潜艇“台风”级可以说是苏联海上力量的象征。

在常规海上力量方面，苏联的最重要课题便是如何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因此，苏联发展了空中、海上、海中构成的反舰导弹发射平台，在海洋侦察卫星的配合下，如何实施“饱和攻击”成了苏联海军常规任务中的核心。

但是，苏联海军的建设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海上对抗，苏联并没有多大的海外利益以及海上航运，海上交通在俄国的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比重，因此，耗资巨大的海上力量建设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回报。这种格局注定不会维持很久，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俄罗斯的海上力量迅速回缩，暂时退出了海上力量的角逐场。

新世纪下的美国海权

自从英国海军开始退缩为一支地区性的力量之时，事实上取代英国的，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海上力量。而美国取代英国的过程虽然也曾有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几乎兵戎相见，但仍然可谓是出奇的平和。这其中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原因，很重要的因素则是，英美双方都是属于海洋型贸易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思考方式以及战略取向也是以经济为主导的。两国维护海权的终极目标便是维护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贸易的秩序。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的总体上是一种开放体系，而不是排他性的封闭体系。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维护海上秩序之时，存在有这样一个共性，那就是将本国成熟的制度推而广之，运用在自己海上。美国便是以“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为支柱，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在美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开始和英国建立了某种“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美国针对英国的海上主宰权，采用了打“道义牌”的方法。美国并不是用封闭保守去对抗英国的贸易自由，而是攀上更进一步的道德制高点，提出航海自由、公开外交、民族自决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等等政策，来瓦解不列颠这个海上帝国的根基。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经济又一次来到了全球化世界的门槛之前，二十一世纪的海上格局和国际关系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当年英国主宰下的海权相比，现阶段的海权已经更多地由排他式的争夺，向着带有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形态进行着转化。不过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主要的威胁也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转化为跨国的力量，诸如世界规模的恐怖主义，便是这种全球化土壤中的某种恶果。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单靠美国一国是否还能有效地维护海上秩序，这已经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旦意识到自身无法维持这样的秩序，正如英国当年呼吁美国介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地中海的防务一样，美国也开始寻找或者组建一支维护秩序的新力量。正如在2005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 穆伦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SC-21)”以及“千舰海军”构想等，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呼声。

纵观世界海上力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通常建立在海上贸易基础上的海上力量可以得到比较正常和持久的发展，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的海权发展之路便具有这样的特征。而且这些国家的海权发展之路也可以看出，世界海上力量的更替的基本走向是朝着更为开放、更为兼容迈进。因此，若回答最初要想成为强国，是否就必须取得海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是海权并不是靠夺取的，而应该立足于当时的海上贸易总量，建立相对应的海上力量，在获取海上贸易带来的利益之同时，承担起维护正常海上贸易秩序的责任。符合这样方向的海上力量才会发展壮大，才会持续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