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听说有人踩着脚踏船环游世界，据说他们是从伦敦出发的。”

说话的人操着很重的伦敦口音。

“我也可以做到，没问题。”

“千万别，托尼，你还想环游世界？围着咱这条街跑一圈你都够呛！”

听他们说话的习惯，肯定是东伦敦人。

“我肯定能做到，基尼。等我练练，当你爹都没问题。”

我半梦半醒，听得糊里糊涂，听见有个女人在咯咯地笑着说：“快别说了，有人在呢！”

我渐渐回想起了之前的情形。

是了，我在老鼠洞(The Rathole)，澳大利亚凯恩斯码头的一个购物中心。

如果史蒂夫在巴黎的时候跟我说，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在购物中心长住，我肯定会笑话他。尽量将自己抽离人类灵魂的黑洞，是我这次远航的目的之一。真是命运多舛，我最恐惧的梦魇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成了购物中心的常住人口，我要吹着冷气对广大消费者吹嘘兜售自己的故事，想办法吸引那些目光冰冷的顾客们的注意。

每天下班的时间段，我要在船上卖签名T恤，20美元一件，等到商场保安清完场，我就在商场里躲着。等到第二天早上，趁商场还没开门我就溜出去，假装成刚来的样子。

通过道格拉斯港游艇俱乐部的雷(Ray)和多雷勒(Dorelle)的引荐，我得以把“莫克沙号”停在游艇码头的栈道，帮忙把游客运上去往大堡礁的客船。早上和晚上游客集中上下船时的收益好。虽然不是什么大钱，但是毕竟现金源源不断涌入我的口袋。

有24小时，有个人对我说：“这船看起来挺有意思。”那人估摸着得有70岁了，戴个草帽，穿了条卡其色的裤子。我心想，这人不是当过兵就是神父。他溜达到我的展台，那天我正打算关门歇业。

“是呀，”我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这船……”然后我就没说下去了。我又累又饿，不想说话。强烈的灯光晃得我头疼。

他看着我说：“怎么，你不打算给我讲讲吗？”他的语气有些不高兴。

我本不情愿，但是他的反应激起了我的热情，他会不时表示出“真的吗？”“真够离奇的！”那样的神情。

这个人叫乔治 艾伯特(George Abbott)。“我能看看里面吗？”他目光敏锐，先看了操作台，又把头伸进了舱口，“天哪，真够窄的。”

但是跟他的经历比起来，在“莫克沙号”上受的这点罪根本不算什么。他对我讲述了1941年二战期间他在克里特当战俘的往事。

乔治回忆说：“我逃过6次，全都被逮回去了，他们把我单独关押了2个半月。”他指了指自己的左手，我这才发现，他的左手有些萎缩。“在那之后，我这只胳膊就动不了了，关节炎。”

“成千上万的盟军向俄国寻求庇护。”乔治正讲述他的第七次逃跑，这次他成功了，逃出去以后他就开始向东跑。“我们一直跑到了前线，战场上坦克横行，炮灰飞扬。”

后来我在滨河大道上又看见过他一次，他正要赶公交，在闲逛的游客和遛狗的人群中疾行而过。我心想，看他那健步如飞的架势，跟个活力四射的青少年似的。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要做到真正的环球旅行，我必须原路返回，重新驾乘莫克沙号穿过大堡礁。重新计划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过，还是和往常一样，远航队联系了一堆帮手，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7月22日，出发穿越澳大利亚

“哥们儿，这是斯塔克河(Starcke River)吗？”

“没错，这他妈就是斯塔克河。”

50岁上下的乔 斯科拉(Joe Sicorra)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内地人，脚上穿着人字拖，下面是短裤，上身是一件印着钻头广告的T恤。他的胡子上还沾着盐粒和胡椒，鹰钩鼻高得出奇，有时候真是未见其人，先见其鼻。一顶长期被汗水浸泡的破烂帽子给眼前这幅画面又添上了一抹野性破败的风采。

“他妈的。你们这群龟孙子。”

他的右胳膊上挂着一个卡斯尔梅恩(Castlemaine)的容器，这玩意儿应该就是他在内地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他拿着那容器，冲着我们晃了晃：“你们他妈是不是有病？来他妈这地方骑他妈什么自行车。想骑自行车，你们他妈去哪儿不行？干嘛非他妈来这儿？”

我们迷路大半天了，一直在库克敦北边瞎绕。我手上的地图已经有30年历史，上面的标识早变样了，我们沿着推土机走过的痕迹走，结果偏离了路线，而且已经偏出了好几公里。

但是没关系。之前在凯恩斯已经困了10个月之久，在内地迷个路算什么，反而让我觉得是个奇妙的体验。铁红色的土壤上，覆盖着没什么生机的桉树林，动作敏捷的沙袋鼠跳来跳去。我们还遇到了巨蜥，经过的时候，它们倚着脱落的硬木树干一动不动，伪装术相当。白蚁的蚁巢也很有趣，洞口周围有土堆，蚁巢是东西向的椭圆形，能较大限度地接收到阳光。

乔倚着他的霍尔登皮卡车，看着我们的佳能戴尔说：“我敢打赌，这车不是你们的。”

“借的。”我说。

他灌了一口啤酒摆着手，那双手一看就是久经风霜，手指像利爪一样，手掌上有很多龟裂的伤痕。

“你们打算骑着这玩意儿上哪儿去？”

“达尔文市。”

他连眼睛都没眨，接着问道：“就你们几个？还有别的人吗？”

“还有几个。”答话的是约翰 欧。约翰 欧是我们的赞助商兼司机兼内陆生存专家约翰 安德鲁斯(John Andrews)的酒友。约翰 安德鲁斯的外号叫“蓝狗”，他是新西兰人，为了帮我们，请了好几天的假。“但是，还没来呢，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他妈迷路了！”乔嚣张地吼叫着，“听着，留下点记号，让他们能找到你们，赶紧他妈走。”

一片浑浊的河水阻断了我们前面的路，那是一潭绿色的死水，岸边泥泞不堪，立着一排排红树，风吹树响，中间还夹杂着鸟儿的阵阵啼鸣，只是不见那鸟儿的真身。

“我们必须穿过斯塔克河吧？”乔诺说着，看了看手上的地图。

乔嘬了嘬牙说道：“不用。这边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你们走这条路能到莱克菲尔德。”

“那条路怎么走？”

“你们再往前走1公里。”

“但是地图上不是……”

“去他妈的地图，你们他妈不就是看着地图走丢的吗？好别他妈看这玩意儿。”

“话虽如此，还是得要穿过那条河呀。”

“不用。”

“得过河。”

乔眼珠转了转。“不用过河！听着，别他妈胡说了。你他妈要是说得对，我他妈给你100美元。这儿他妈连桥都没有，过他妈什么河呀？”他用手指着身后的河面说，“根本他妈不合逻辑好不好？”他又晃了晃脑袋咧着嘴说，“看他妈什么破地图！”

“地图画错了？”乔诺小心翼翼地说道。

“没有，你们看错了而已。”

落在后面的人陆续跟上了，我们一个个累得跟狗似的扎了营。明天还有一堆麻烦等着我们呢。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得离开海岸，在那之前就得把一切整理好。

乔是及时个起的，“赶紧起，你们这群小娘们儿。太阳都他妈晒屁股了！”

我看了看手表，才5点，天还黑着呢。

两小时之后，四周还很安静，我拉开帐篷的拉链伸出脑袋往外看了看。乔和贝尔正站在蓝狗的帐篷前面，贝尔手里握着一只方向盘大小的青蟹。青蟹挥舞着钳子不断挣扎。

“来！来！”乔叫嚷着，“把他的帐篷打开，把螃蟹扔进去！”

“他还睡着呢吧？”贝尔低声说。

“还他妈睡。赶紧扔进去把他弄醒。别直接扔他身上。他要是伸手，那螃蟹能夹断他手指。搁他脸那边，让他一睁眼就能看见。”

贝尔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帐篷。

“扔进去！扔这儿！赶紧的，动作快点，别他妈跟个小娘们儿似的！”

“‘内陆生存101训练’正开展得热火朝天，看来蓝狗要倒霉了。”我想了一下，便去拿自己的鞋。

整理跟在自行车后面的拖车零件，花了我们一早上的时间。托德还没开始接手肯尼的任务，因此及时周的影片还需要肯尼来拍。肯尼用topos和GPS给年轻人们上了一堂地图解读课。由于所有人每天都要为探索系列节目录制视频，肯尼和托德还给他们讲解了摄像机的使用方法。热情洋溢的克里斯特 布拉迪(Crister Brady)来自加利福尼亚，今年才16岁，还在上学。他的爸爸吉姆是圣巴巴拉中学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两位专业教员之一，另一位是艾普莉。

除了钓鱼，乔还有很多找乐子的方式。他看见托德在帐篷外面摆弄摄像机，就开始说他：“你个没用的小娘们儿，铺上防水布再弄，别他妈直接在沙子上鼓捣。要是掉了螺丝，我他妈看你上哪儿找去。”

“乔，看来你是找到人生新目标啦？”艾普莉问道，“天天这么折磨我们？”

他斜眼看了一下艾普莉，弹了一下他的帽子，说道：“当然不是，亲爱的，我早就找到人生目标了。女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喝酒，男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帮女人满上酒。”

他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让人有点小惊讶，紧接着他又转换成了当地土著的样子：“知道为什么会发明回旋镖吗？因为那些小娘们儿太他妈懒，不想去捡回来！”

不和别人找茬拌嘴的时候，乔表现出了出色的观察能力。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只是无聊爱现，生怕对不起观众似的。在他野蛮难相处的外表之下，其实藏着一颗柔和的心，所以才会一直啰嗦抱怨。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喝完就耍酒疯的醉鬼，虽然他非要表现成那个样子。

那天下午，他跟我吹牛说：“我喝轻型卡斯尔梅恩(Castlemaine Ligh)，能喝倒16个娘炮，一般酒量的，喝倒8个没问题。”

我说：“你直接撂倒8个正常酒量的多好，还能省点钱，干嘛非得跟娘炮喝？”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么喝，第二天早晨我才能起得来。”

他的这种说法在12个小时之后得到了证明。我们蹬着自行车来到海滩的时候，太阳已经露出了地平线，在开始录像之前，我们先故意把后轮放进水里。我们一行九人，年轻的探险队员们脸上洋溢着青涩的朝气，他们的装备——自行车、黄色的BOB拖车、水袋和爱康姆对讲机——所有的商标都还新着呢。

我打开了一罐温乎乎的维多利亚啤酒，摇了摇车铃，白色的啤酒泡沫溢出。“祝我们顺利到达达尔文！”我大喊了一声，然后仰头喝了一大口，传给后面的人。

“乔什，你那一口喝得太多了。”啤酒传到了吉姆手中。

正值青春期的乔什 格瑞(Josh Grey)长了一头浓密的头发，在一分钟来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当地设立的电台，报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他反驳吉姆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就喝了一小口。”

肯尼拍完了，他说道：“就这样吧，一个到达尔文的，罚他穿女装。”

就在此时，沙滩上面的丛林中传来树叶骚动的声音。只见乔一手拿着摄影机，一手拿着啤酒从树丛中走了出来，他换上了干净的蓝T恤，还梳过了头发。他一边往沙滩走，一边冲我们嚷：

“一群没用的娘炮！还有脸说是他妈自行车队？我6点40就他妈到这等着你们了。”他用手指着手表，继续说道，“现在都他妈9点了，你们还他妈在这磨叽呢！”

队伍中有个来自盐湖城的队员，35岁上下，是个汽车销售，一张嘴就能听出职业。“又不是你生日，”麦克 罗尼冷冷地说道，“我们这早上干的事纯粹是给你献上了一份大礼，让你能逮着机会发牢骚。”

乔笑答道：“我X。你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我说：“乔，你干嘛不弄个车，跟我们一块走？”

他看着我说道：“哥们儿，我要是骑车，骑不了几百米就想拉屎撒尿，还他妈得走回去拿啤酒。”

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想跟我们一起。除了不停咒骂，找人打嘴架，让人不痛快之外，乔的经验给我们的冒险还是提供了很多帮助的。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退潮之后，粗粝的沙滩坦露出来，轮胎压在上面吱嘎作响。虽然阳光普照，但是空气还是很冷。穿越澳大利亚的旅程已经开始了。我们骑出去300米之后，听到有人在身后叫我们。乔站在海浪里，手里举着啤酒罐，敬了个澳大利亚式的礼。你觉得这家伙会热泪盈眶吗？

“小娘炮们，我他妈早就说过了！”他叫喊着，“你们他妈永远也到不了达尔文。”

大分水岭(The Great Dividing Range)是个分界线，另一边的海岸都属于昆士兰州，按规划的路线，我们要走梅敦(Maytown)这条路，这里崎岖不平，有的地方特别陡，是19世纪末期，由中国劳工用镐铲一寸一寸开辟出来的，内陆横跨225公里的帕尔默河戈登菲尔德(Palmer River Goldfields)地区，这条路可以说是居住在那里的50,000多居民的生命线。从最近的库克敦(Cooktwon)港口运来的物资，全靠牛车拖运。来这考察的人全都得用双手推着独轮车运输设备和物资，靠自己的双脚行进。

离开海岸之后，又走了4天，我们的队伍来到了梅敦靠近乔瓦宾纳(Jowalbinna)的一条岔道。原定的计划是，12点半在这和救援车集合，可是都下午2点了，还没有救援车的影子呢。

我决定继续往前走。我们已经比原定的行程晚了两周，越耽搁，在北端赶上湿季的风险就越高，到时候河水上涨，道路被切断，队伍就会被泥沼困住无法前行。虽然明知不能耽搁，但是行进的速度还是很缓慢。前面的3公里，沙子太厚，我们只能推着车艰难行进。

这时大概有35.6摄氏度，是24小时中最热的时候，麦克就快受不了了。他是个大块头，体型看起来像个摔跤手，再带上个大框的墨镜，别人一看以为是个黑手党。才离开劳拉一个小时，他就摔了4次。他自行车下面的悬架已经松动。如果没有工具赶紧修理，他就得靠腿了。

现在所有人都靠腿在沙地中跋涉，一个个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就跟早期的拓荒者似的，步履蹒跚地穿越溪谷，推着满载物资的拖车上斜坡，被林中的笑翠鸟嘲笑，被绿色的蚂蚁啃咬。就这样走了3个小时，向上爬了1300多步，我们来到了地狱门(Hell's Gate)，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边岩石耸立，据说食人部落的土著会在这里伏击落单的旅人。传说，他们会先攻击人的颈部，挑出口感鲜美的吃。

救援车到底在哪？饮水越来越少，大家也都饿了(我们身上只有“斯科罗金”，一种澳大利亚的什锦干果)，队伍瘫倒在一片灌木丛边等着救援车。

20分钟之后，乔什猛地跳了起来，他叫道：“是肯尼！太好了，哥们儿。”

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和蓝狗开着救援车。此时的他也骑着一辆佳能戴尔，后座上带着一口锅，1加仑水，还装了几兜子面条。

“你们必须得知道，我不一定能跟上你们。”

我们回到乔瓦宾纳(Jowalbinna)，围坐在篝火旁，听蓝狗讲这一路上出了什么差错。蓝狗在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布罗肯山(Broken Hill)附近的一个站点刚睁开眼，就接到通知，要帮助一支青年探险队度过前几周的艰难时期，别让他们死在澳大利亚丛林中。

烧着的木头冒着烟，吹在他的脸上，蓝狗继续说道:“我是说，我要是开着皮卡，肯定到不了这儿。”

自行车队机动灵活，救援车拉着300升饮用水、1吨半的食物、2台发电机，还有一些用于教学书籍，二者之间无法同步，这是问题所在。我们不能离救援车太远，但是有救援车作保障，我们可以偏离原定路径，找更有意思的路走。

吉姆开始讲课。在骑自行车远征方面，他经验丰富，他所在的“教育之旅”是个非营利组织，旨在带领孩子们在世界各地冒险，并在冒险过程中学习。这种事，他已经经历过上百次了。

“我们要花点时间处理一些小问题,”他脸上戴着一副约翰 列侬(John Lennon)式的眼镜，看起来像个瘦弱的书呆子，他讲的话听起来总是一副经过反复斟酌的样子，用词谨慎精准。“我们要建立一套流动系统，早晨装车，同时出发，自行车队和皮卡通过对讲机保持联系。通过10天的磨合时间，这套系统就能正常运作了。”

其间，我们要穿越山脉。救援车必须绕路走，在山的另一端和我们会和，无法接受救援车救援的路程长达50公里，我们的队伍必须要克服这个困难。第二天，我们重新整理了拖车，把帐篷和睡袋换成了食物和水，我们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比如说如果有人摔断了骨头，就需要迅速做成一个临时的担架；或者也有可能被毒蛇猛兽咬伤，这一地区生活着一种全世界最毒的大毒蛇，这种毒蛇的毒性比响尾蛇强300倍，一滴毒液足以将我们整支队伍毒死[1]。

第二天日出时分，我们又回到了地狱门。大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顶着黎明前的低温往上爬。接下来的30公里，骑行的困难相当巨大。用克里斯特(Crister)的话说就是：“路面凹凸不平，时而需要技巧，时而需要放松；时而山峦起伏，时而陡然直下。这才是真正的险山峻岭，真棒！”

克里斯特14岁就骑着自行车从加拿大骑到了墨西哥。他骑行经验丰富，在扎营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经常帮忙做各种琐碎工作——洗碗盘、捡柴火、准备晚餐——根本不用开口，他就全都干了。

队伍在灌木丛附近休息了10分钟，麦克说：“要是搁在24小时前，我肯定觉得一辈子也做不出现在做的这些事——我居然像个婴儿一样滑下山坡。”

差不多下午的时候，路程已经过半。队员们的情绪比较乐观，保守估计天黑之前能到帕墨尔河(Palmer River)。

但是梅敦之旅并没有就此顺利结束。遇到的问题是扎破车胎，一个小时之内破了3个轮胎。我们见识了昆士兰北部令人赞叹的美景，把悬崖峭壁抛在身后，在桉树的树荫下穿梭，又爬了9公里的坡，跨越了一道山峰。麦克在出发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健身，还差50米就登顶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见他坐在路中间，闭着眼睛，头发黏糊糊的，用手托着头休息。

“麦克，你怎么样？”

“冷……特别冷。我想吃点东西。”

麦克算是队伍中多出来的成员，他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不像肯尼和托德那样负责给大家拍摄，也不像蓝狗那样负责救援车。在斯塔克面试他的时候，肯尼问他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队伍，麦克说：“想从汽车销售员的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

麦克从塑料袋里抓了一把斯科罗金(scorggin)扔进嘴里。我打开自己的水壶，瓶口对着他的头，挤了两下。除了空气和一点儿气泡之外，什么也没有。

“逗你玩玩，麦克。”

他挤出了一丝笑容。

还是挤出了一滴水，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

天色越来越暗，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我们顶着月光又走了3公里。跟卡车会和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将近16个小时，所有人都累得快散架了。

“安全抵达，”我无精打采地对着肯尼身前的摄影机说了一句，来到了蓝狗事先点好的营火前。

麦克就在我身后，他累得够呛，走起路来像个僵尸。

“怎么样？”肯尼问我们。

“到了，”麦克虚弱地回答说，“总算到了，还能怎么样？”

我们来到了大自流盆地的灌木林，林地相对平缓，身后山峦起伏，脚下是坚硬的黑土地，废弃的风车嘎吱吱地发着怪声，不时传入耳中。

“离大路还有10公里，这道儿太他妈难走了。”蓝狗指着前面道路上的高草说道，“就在水坝这儿露营过夜吧。”

文摘

[1]我们带了压力绷带，防止毒液扩散，还带了一套电击设备，应对蛇毒引发的休克，为到医院接受抗蛇毒血清注射争取时间。——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