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我很早就开始对世界知识有兴趣，事实上，这兴趣始自于我的童年时代。我听着祖父的航海故事长大，他在131天的航行中乘坐一只帆船从波士顿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去那里做传教士。他差一点就因海难而死于航行途中。在我的少年时期，我经常和我的外祖父一起住在华盛顿。我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John W. Foster)于1892年任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内战结束之后，他晋升为将军，后来曾作为美国公使去墨西哥、俄国以及西班牙工作。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便是在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度过的，而我父亲曾在国外留过学。他们热议世界大事，我就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我最早的回忆与西班牙战争和布尔战争 有关。1901年，那时我8岁，我是外祖父和他女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热心听众，当时后者即将成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国务卿，他们激烈地讨论着英国人与布尔人各自的情况。我便写下自己的观点，当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拼写甚至有错误。这些东西被我的长辈们发现之后印制成小册子，它成了华盛顿地区的"畅销书"。我的态度更倾向于弱势的一方。

1914年，我在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从大学毕业，和大家一样，对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懵懂无知。我设法在世界各地看看，先是在印度、然后在中国教书，同时在远东做广泛旅行。1915年我返回美国，在美国加入一战的前一年，我成为外交部门的一员。

其后十年，我在许多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上待过。1916至1917年间，我在奥地利目睹哈布斯堡(Hapsburg)王权开始崩溃的端倪；接着是在瑞士，当时尚处于战争时期，我的工作是搜集德国、奥匈帝国、巴尔干的后方情报。我实际上是一名情报官员而非外交官。1919年，我被派去参加巴黎和会，会议主题是《凡尔赛条约》的谈判。我参与讨论了新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线问题、中欧和平协议，我们在会上还讨论了如何解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带给西方世界的难题。会议结束之后，1920年在柏林开启及时次战后任务的人当中就有我。结束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公务之旅以后，我在国务院近东分部(Near East Divi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的主管岗位上工作了四年。

到1926年，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虽然并未磨灭，却为阮囊羞涩所苦，我便到家兄担任高级合伙人的纽约法律事务所做起法律相关的工作。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期间我又回到政府工作，法律事务所的差事因此中断。我当时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国际联盟关于限制军备的会议。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见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李维诺夫(Litvinov)以及英国、法国的领袖人物。

我和我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并不只是在法律事务的工作中才有密切合作。虽然他比我年长五岁，我们少年时期许多时光却是一起度过的。20世纪及时个十年里，只要时间允许，每年夏天哥哥福斯特?杜勒斯便与我在乡下住处聚首，地点就在安大略湖东南岸边的亨德森港口。世纪之交以前，外祖父沃森?福斯特就开始在亨德森港口办家庭营会，部分原因是他相当喜好垂钓黑鲈鱼(我哥哥和我对这一特征都有所继承)。不久，我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来与外祖父团聚，我哥哥是五个孩子里面较大的。老福斯特先生的女婿罗伯特?兰辛与我的阿姨埃莉诺?福斯特?兰辛也都会过来，这样子三代人都到齐了。

在这种欢欣的氛围中，我们不仅沉迷于垂钓、帆船以及网球，也热衷于对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讨论者当中包括前国务卿以及一位将在1915年之后上任的国务卿，由于他们的加入，这些讨论自然变得具有一定的分量与性。我们这些孩子最初是听众和学习者，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也变成这些国际辩论的热心参与者。在这种场合下，我哥哥福斯特?杜勒斯经常是小辈们的发言人。

1908年和1909年我们兄弟俩都在巴黎，当时福斯特?杜勒斯在索邦大学(Sorbonne)攻读学位，而我则在阿尔萨斯学校(Ecole Alsacienne)为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做准备。我们俩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并不在一起，我那时去做环游世界的旅行，后来便去维也纳从事外交工作。不过，我们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得以聚首。我们俩的任务并不同，他的工作是解决事关和平的经济、金融问题，而我主要致力于政治和新国界的问题。这样的合作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在其后多年里我们保持了这样的合作关系。1953年，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原先我服役于杜鲁门总统麾下之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此时我获得提升，被擢拔之后我担任中情局局长。因此，我们又开始并肩作战。

福斯特重点关注我们身处的时代出现的那些基本问题，比如在世界上较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两次兄弟相残的战争悲剧，因此，他很早就看出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隐含着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对于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他表示坚定支持这一机构的工作。对于总统和他面临的问题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他想以他自己和他的国务院同事们的印象来加以验证。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博学律师，他总是很希望看到争论双方的观点中合理的东西。他并非呆板地执行外交政策，对每次危机形势中集中出现的要素做出的情报评估，他总要寻求验证自己观点的机会。将情报评估提供给总统与国务卿正是情报人员的职责。

福斯特和我早期在从事法律、外交以及国际事务的工作过程中，都深受伍德罗?威尔逊的影响。他对巴黎和会能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他首要的目标是建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来维持世界和平，这一点让我们激动不已。尽管威尔逊总统尽了所有的努力，凡尔赛谈判却并未能够给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都尝到了挫败感。我哥哥反对条约中那些不切实际的赔偿条款，他在美国和平代表团中的同事都对此表示反对。当时我也在设法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划定边界、在我看来几乎同样不得人心的领土决议。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当时只是依稀看到问题，而后来它们正是造成希特勒权力崛起、1939年欧洲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

1941年，战争威胁到我们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召集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上校(后来他成为少将)到华盛顿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组织人和局长，我觉得他当之无愧是美国现代情报机构之父。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让我过去一起工作；直到对付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为止，我一直都在战略情报局与他共事。

……

及时章 情报和间谍的历史

公元前5世纪，中国智者孙子曾在书中记录预知敌情是"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的原因。1955年，在递交给政府的咨询报告中，负责"第二届赫伯特?胡佛委员会"情报活动的专门工作组提出"情报涉及发起一项行动之前所有必须知晓的信息"。虽然这两种论断从时间上来说相距甚远，却都从与行动关联的角度，强调了预先搜集信息的实际用途。

预先获得信息的愿望毫无疑问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统治者会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下面会发生什么？我的事业如何才能兴盛？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的敌人有多强大？他们准备怎样反对我？自从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我们可以发现，不仅是个人，群体部落、王国、国家，也都会从对自身处境和前景的关注出发，发出这类疑问。

在坚信人类生活受超自然力量干预的时代里，先知、预言家、神谕、占卜者以及占星家是情报最早的来源。既然神能够预先知晓即将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结局也就可以说是有了定论，那么，在圣哲的灵感中、在神谕的谜面中、在星辰以及通常在梦境中探寻神的意旨，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神话学和宗教史当中包含不可计数的例子来揭示神的意旨对人类的启示，有些是人类招引的，而有些则是自然呈现的。不过，其中与国家事务、军事冒险等等有关的启示并不特别多。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我把它们视作最早有记录的"搜集情报"的例子。

最早的情报案例与技术

扫罗在一役的前夜，当他看到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军队，不禁感到"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藉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 。扫罗没有"内线"，却又很想知道在接下来的战役中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知道，他通过隐多珥的女巫召唤撒母耳的灵魂 ，从后者那里得知他将输掉这场战役，并且他本人也会死于此役。在后面的一章，我们读到大卫 直接向耶和华求问军事上的建议，得到了正是他所需要的情报"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记录在《圣经》中的另外一次"情报活动"在时间上甚至更早些，那是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耶和华建议人类自己在现场寻找信息。

当摩西 与以色列人一起身处"旷野"时，耶和华让摩西在每一个以色列部落安排一个统治者"去窥探迦南地"迦南地是耶和华指定给他们的家园。摩西给他们指引，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他们为了自己肩负的使命用去四十天的时间。返回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和亚伦 汇报土地的事："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说的是葡萄、石榴和无花果。不过十二名执行这项任务的探子当中，有十人与约书亚 和迦勒 意见不合，他们报告说那里的人民比以色列人强壮。

他们"身量高大"，并且"城邑也坚固宽大"，"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耶和华因为这些子民不信他，说他们"必在旷野飘流四十年"。这些探子在一年中的每一日都在搜寻这片土地，却只得出怯懦的结论。

关于这个特定的情报任务，你及时次读到就会觉得其中颇有玄奥。首先，如果一个人想获得关于迦南地及其子民比较、公正的评价，那他就不会让政治人物去完成情报任务。他应该派遣技术人员，当然也绝不是十二人，两三人足矣。此外，摩西和亚伦并不需要关于迦南地的信息，因为他们是信耶和华的。实际上，这一任务的真正目的不是要调查那土地如何，而是要调查以色列不同部落的领袖是怎样的人，弄清楚他们强壮和可信任的程度。在耶和华眼里，只有两人通过了测试，而其他十人以及他们的人民被判定在沙漠漂泊，直至更加强壮的新一代出现来取代他们。

历史上，时常有情报(甚至清楚确凿的信息)被漠视或不被考虑的情况发生。特洛伊末代国君普里阿摩斯 的女儿卡桑德拉 深得太阳神阿波罗的宠爱，阿波罗给予她预言天赋。但神话告诉我们，她一旦获得了这种天赋，便会奚落和嘲讽别人。阿波罗无法收回他的礼物，不过他另外补充了一点让卡桑德拉的预言无人相信。于是，卡桑德拉在预言时称争夺海伦 将毁了特洛伊城，她也向人警示过著名的特洛伊木马(最早有记录的"欺诈"装置之一)，但人们对这些预言都置若罔闻。

希腊人对人类与神的关系持相当悲观的观点，他们就算从神那里获得了信息，似乎遇到的都还是难题，猜不透的谜语与矛盾裹挟着真相，让信息显得模棱两可或者莫名其妙。贯穿在希腊神话当中，那些与"情报"有关的故事折射出希腊人的一种基本信念，那就是神与命运如何行事并非人类所能轻易获知。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告诉我们，古代斯巴达人(Lacedaemonians)向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求问自己与阿卡迪亚人(Arcadia)的战事有怎样的结局，神谕答复说他们将在铁该亚 伴着"喧嚣的脚步声"起舞。斯巴达人对这话的理解是他们将在铁该亚以舞蹈欢庆他们在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他们就带着奴役铁该亚人的镣铐入侵了铁该亚。然而，他们输了这场战役，自己反倒成了被奴役的人。到田地里劳作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镣铐正是他们当初入侵铁该亚时带来的。镣铐束缚了他们的双脚，随着劳动时身体的节奏，镣铐发出卡嗒卡嗒的声响，产生了神谕所提及的"喧嚣的脚步声"。

千百年来，德尔斐神谕在不同历史时段发生演变，从"超自然"的现象发展成似乎更人性也更世俗的制度。最早的时候，由一名童女坐在石头的裂缝上，石头散发着使人迷醉的烟雾，当她随之进入恍惚状态的时候，能接收到阿波罗神对人们的疑问给出的答案；祭司则负责来阐释"中间人"口中的神秘咒语。此时，阐释中出现讹误与偏见的可能性一定非常之大。后来，童女被替换为50岁以上的女性，只因求问神谕的人会对童女产生不合时宜却又合乎人类本性的欲望，而这会干扰本该进展顺利的仪式。不过，那不一定会影响神恩赐的启示中所蕴涵的神性。现在我们知道，之后一个时期，神谕之所以成为一种更加世俗的制度，那是因为在希腊全国各处都有人向祭司们提供信息，故而他们通常比那些来求问的人更善于估量世上诸事的境况。他们的情报绝非来自神，尽管他们煞有介事以神显灵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众人。时间再往后推进，由于祭司们掌握了求问者向他们吐露的秘密，他们当中就出现了一些舞弊现象。或者是出于德尔斐祭司的青睐，或者有可能由于向祭司行贿，某个贵族或富人总有办法从祭司那里获得信息，探知他的对手和劲敌的情况，因为后者曾在求问神谕的时候透露了这些信息。宣示神谕的祭司在最年富力强的时期，往往会提出很不错的实用建议。

不过，就情报术而言，东方在公元前400年比西方先进。孙子的观点比较现实 ，他抛弃了神使和预言家，虽然这些人物在中国历史更久远的时代里也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

孙子兵法》(Art of War)中有一个章节名为"用间"，孙子概括了中国人在公元前400年间谍活动中的基本要素其中不少策略至今还在沿用着。他说有五种间谍：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乡间"与"内间"这两种间谍与我们后面要说到的"潜伏特工"(agents in place)颇为相似。"反间"这一词语至今依然在使用，是指改造一名被俘虏的敌人，将他遣送回他本来所属的阵营，由他担任间谍工作。我们在后面讨论伪装技巧的时候会涉及"死间"这个微妙的概念。这种间谍会把错误的信息传达给敌手。孙子之所以称其为"死间"，是因为敌方一旦发现他们提供的信息有问题，就会杀了他们。孙子提到的"生间"则是指后世所说的"渗透特工"(penetration agents)，他们深入敌营，获取到信息之后再设法活着回来。

孙子之所以获得那么多赞誉，不仅是因为他首次对间谍的活动方式进行了出色分析，也是因为他撰文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情报工作。他指出掌握情报需要同时运用全部五种间谍，他将之形容为"神纪"。这个比喻是指一张渔网由许多股纱线组成，但纱线都勾连在同一根绳子上。孙子做出的贡献都在这一论述中得到展示，但绝不仅限于此。他还论述了反情报、心理战、欺诈手法、保密措施、组织结构……一言以概之，他讨论了整个情报术的体系。如此看来，《孙子兵法》成为最喜爱阅读的书，并且该书成为中国共产党战术家的必读书，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事军事活动、搜集情报时，无疑是在实践中运用了孙子传授的经验。

孙子所推许的这类间谍活动不依赖任何幽灵与神，这在古代西方自然也有所应用;但就深入程度而言，终归不及东方精深复杂，且当时西方也没有与"孙子兵法"相类似的规则这样的规则需要代代积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进行总结。大多数有文字记录的例子与我们所说的"侦察"出入不大，例如以色列人第二次以及其后多次勘察"应许之地"的成功尝试。

耶和华派遣两人去耶利哥"窥探"，他们二人在妓女喇合(Rahab)的家里安顿下来 。我认为这是文献当中首次提到我们现在情报活动所使用的"秘密据点"。喇合隐瞒了两名探子的行踪，让他们带着情报平安出城。以色列人后来攻破耶利哥，彻底打击了这座城市与它的民众，只有喇合及其家人得救，自此奠下了有功于情报的人员应得到酬谢的传统。

根据希罗多德的文字，希腊人在公元前480年大举入侵波斯之前，曾派遣三名间谍去波斯，让他们查看薛西斯一世(Xerxes)集结了多少兵力。三名间谍在行动中被捕获，不过在处以死刑之前，薛西斯突然下令延缓执行，他让士兵引导间谍在他的营地上参观，为其展示"所有人马，让他们尽情打量眼前的一切"，此举着实让他的顾问们大吃一惊。接着，薛西斯放三名间谍回去，他故意让间谍知晓他的兵力规模，想借此威慑住希腊人，不费一兵一卒使其屈服。我们知道此后希腊人并未望而止步，薛西斯在这一场心理战中没有取得胜利。如果孙子面临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会提出不同的建议，他会推荐这样一个策略：薛西斯贿赂间谍，让他们回去之后，报告说薛西斯的军队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来说都不堪一击。到后来波斯人入侵的时候，孙子会预先安排让三名间谍来跟他汇报希腊阵营的具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