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海军和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在那些旅居中国的欧洲人眼中，李鸿章是外交上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而在中国人眼中，李鸿章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保卫了大清国的尊严与荣誉。

诚然，国人与外国人的考虑问题的方向不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精于管理的人才往往会成为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而李鸿章为人们所忽略的一点，是他在哲学著作中简明文雅而又造诣颇深的文学功底。因为李鸿章于1894年的力挽狂澜，欧洲人对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前后的沉着与机智赞叹不已。随后，李鸿章的世界环游是值得铭记的，增强了其作为政治家的声望。

不过，国人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他费尽心血的海陆部队，他因此而树立起的威望，以及他在中方惨败后的声名扫地。在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水师溃不成军后，众多官僚也对李鸿章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李鸿章不仅难以胜任高官，而且应引咎退出官场。我们知道，要不是慈禧的全力庇护，李鸿章恐怕早已因玩忽职守而死于非命了。巨大的国耻下，李鸿章在外交与治国方面的显赫功绩，早已被愤懑的国民们所忽略。

不可否认的是，在考验来临之际，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可谓不堪一击。那些对于中国官员制造假象的能力不甚了解的外国人，难免会在内心发问：上至太后慈禧，下至文武百官，都对北洋舰队内部的运作以及直隶陆军的隐患知根知底。

那么，参与朝政议论时，李鸿章的同僚及反对者们，为何会对他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并报以热情的赞美呢？不过，东方与西方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事态败露之前，只要表面上的和睦还能够维持，就不会有人出面予以拆穿。也正因如此，作为表面上强大无比的海陆两军之父，李鸿章享有了数不尽的荣誉与财富。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让欧洲人十分不解：作为部级(而非省级)的防御组织，海军与陆军的大权多年来竟掌握在李鸿章一人手中，而身兼直隶总督及外交大使的他，理应不会有太多时间去料理军务。

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他的总督能力太弱，并且无以西方科学为基础去开发新兵法的动力，更谈不上以欧洲模式去组建海军。但面对此任务时，李鸿章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做好了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准备。

除此之外，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李鸿章也获得了朝廷的一致认可，这也让他在随后的事业中，得到了其他总督难以申请到的资金支持。独宠之下，李鸿章的权势可谓一手遮天，同僚们(或许张之洞除外)对此只能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们的反对声自然也是不痛不痒。

不过，当我们纵观李鸿章的雄心壮志与最终成就时，我们难免要问：李鸿章对于陆海两军的判断，有多大程度的自我欺骗？是什么样的误导，才让他以为购买了军舰与枪炮之后，即使无需太严格的训练，就能让士兵们与西方列强与日本相抗衡？难道说，敏锐而充满智慧的李鸿章真的认为，在腐败与低效率的领导下，北洋水师就拥有了对抗外国军队的一战之力？

曾经侍奉李鸿章的宓吉先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为李鸿章做了客观而充满同情的辩解(注1)。在他看来，对于洋人强大的原因，李鸿章并未知根知底。作为"瞎子中的独眼龙"，他只能凭借着自我的判断，而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中国一方面从欧洲及美国请来导师，一方面将国人送往国外学习，企图学习到新思想的核心。可惜，此举并没能振兴中华。凭着以上两种途径学到的知识，也不过是些皮毛。李鸿章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中国仍难逃"列强铁骑下的泱泱大国"的悲惨地位。

以上的评价，可谓客观而。不过，如果李鸿章曾致力于"新教义精神"的传播，那么我们将更有理由相信，他确实倾尽了全力。对于他最终的悲惨境遇，我们也将报以更多的同情。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在清正廉洁方面，李鸿章悲哀地充当了反面典型。继未言传也未身教，自然也就谈不上播撒廉洁的种子。而贪污与腐败，让李鸿章的工作不名一文。与此同时，由于贪污受贿及其他裙带关系，李鸿章的管理甚至还不及许多同僚，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诚然，如我们所知，李鸿章从一开始，就为那些慕名而来的朋友与亲信提供了油水颇丰的肥差。

客观地讲，在李鸿章声名最盛的年头(1886-1894)，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沦为了其家族及党羽搜刮财富的机器。也正因如此，军费的短缺导致了军队的半瘫痪状态。由于党羽们的玩忽职守，导致买卖官至的风气在李鸿章的衙门内屡禁不止，与庆亲王在北京的衙门并无差别。这些滥用职权的官员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后文会提到)。他的兄长李瀚章，也是举国闻名的"无底钱袋"。

与此同时，李家的几位公子，也免不了在大环境下随波逐流。由于与大名鼎鼎的腐败典型李莲英的亲密来往，以及对金钱无尽的贪欲及富可敌国的财富，李鸿章的贪婪可谓无人不晓。

不过，我们也可由此推测：初任总督之时，李鸿章确实因爱国之心而准备大展宏图。不过在腐败问题的逐级渗透下，海陆两军的各个机构都难以良好运转，最终的名存实亡也在情理之中。

1890年，由于李鸿章的纵容，属下们将琅威里舰长驱逐出了中国海军，一支纪律严明而战斗力出众的军队也分崩离析。在李鸿章的默许下，舰队和兵工厂开始了商业运作。这种官办管理(受到日本密切关注)，为中国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之败埋下了祸根。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李鸿章的支持者们都试图证明，他之所以没能建立起坚持有力的国防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权力太过分散，中央集权的行动遭到了各省的阻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中央并未强制各省采取相同体制，李鸿章的改革仍局限于地方。也正因如此，广州、福州、南京及其他兵工厂的负责人们各行其是，将产业托付给了那些缺乏专业知识，而且职责不明的亲友。

李鸿章本人，则始终拥护着地方的传统。在组建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计划(1861年)浮出水面后，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表示了极力反对。他认为中央不应建立起这样一支独立于各省政权的海军，并最终迫使朝廷放弃了此计划。

后来，在官至直隶总督后，即使野心勃勃的李鸿章对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趋之若鹜，他那举国集权化的意图也未被人们发觉。虽然李鸿章声明，要以身作则，进行大力改革。但是他手下的陆军、要塞、舰队、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无一不是地方性的。

中日战争，实际上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的战斗。与南部军队和南洋水师相比，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并不缺士气，他们缺少的是军费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李鸿章之所以在旅顺及威海卫建立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借此享有特殊的待遇，及户部发放的财政支持。

如果说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那么他的陆军便是区域性的。与其他总督一样，李鸿章在进行部队编制时沿用了国家的老传统。让人惋惜的是，从他的平生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他曾做出任何行动，去打破保守体制一一即面对西方列强时，能组织起一支像样军队的体制。我们难免产生疑问：高瞻远瞩且明光敏锐如李鸿章，为何会沦为一成不变的体制下的奴隶？

凭借着他的智慧，应该可以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天翻地覆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财政一一决定一切的基础因素。封建的家庭体制，是地方行政体统的来源。

因此，在核心处，这种体制就存在着弊端。在这种地方体制下，李鸿章有能力(且做到了)为亲友、党羽及同乡们提供职位。即使是仿照西式训练法的部队，士兵们也大都来自安徽，且由李氏家族的几位成员担任军官。例如，北洋水师的司令官，便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几位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军官，却来自福建(不得已下退而求其次)。1890年，在琅威里离职后，混乱的军纪导致了部队的纷乱，这也让日本抓住了机会，一举锁定胜局。

对于这一体制的认可，意味着李鸿章对合理军事原则的抛弃。体制的弊端，让亲属及党羽们谋取了大量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难免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给军队制造实力强劲且目标明确的假象。

至于徒有表面的强大被戳穿时的惨状，历史给出了明证。在那些效忠于李鸿章的欧洲人看来，官场的腐败是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不可一世的军队于战争中不堪一击后，作为腐败事业的知情人与领导人，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所以会失败，与他领导的体制有关，也与他本人脱不开干系。

从李鸿章以军事首领的身份赢得荣誉的时期，一直回顾到他与戈登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会发现：他展现出的才华，符合人们对官僚学者的期待一一他充满智慧，战略才华过人，善于避开风险，文学造诣出众，忠于职守，善于在会计总监的职位上运筹帷幄。

李鸿章坦言，他始终与戈登处于敌对状态。原因就在于，戈登每每提出发放粮饷的要求时，李鸿章都在极力逃避。而作为另一名杰出的军事人才，白齐文也与李鸿章因此发生了争执，并最终归顺了敌军。

在对几名叛军首领实施暗杀时，李鸿章表现出的东方式战争观与缉拿白齐文时无异(死活不论)，这一点并未因与英国军官的来往而有所改变。虽然有着独到的政治策略与远见，但是在军事眼光上，李鸿章与同僚张之洞(注2)一样原始而粗浅。他的认识，符合明朝的军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身背弓箭，带着骇人的面具对敌人进行恐吓。

攻打捻军时(1866一1867年)，命运之神又一次站在了李鸿章这边。1865年，捻军已将僧格林沁打败，挫败了曾国藩于山西及湖北将他们击溃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是太平军的分支。在长江流域被清廷平定后，他们便分散开来，以小股游击队的形式继续战斗。

即使面对这些战斗力羸弱的游击队时，李鸿章也会尽量避免与对手直接交火。他采取的方针，是将捻军围困于地势不利之地，切断其给养路线。在将捻军驱赶进毗邻的几个省份后，李鸿章通常会责成地方政府镇压捻军，否则需进行赔款。

不过，在上奏的公文中，李鸿章大肆渲染了征战之辛劳与敌军之强大，并着重提到了财政的短缺。也正因如此，李鸿章被中国学者们奉为楷模，他不堪的军事指挥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远超同时代人的政治素养与战略远见，让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人的领导下，军队绝非列强的对手。因此，他大胆地在军校启用了外国教官，在要塞、兵工厂和造船厂启用了外国专家，公然与保守观念为敌。

诚然，作为海陆军的管理者，李鸿章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便在这里。虽然同僚们仍是昏庸而盲目的，但李鸿章已做出了表率。依托于外国人的帮助，李鸿章开始英勇无畏地展开计划。

1870年，在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从曾国藩手中接过战斗力较强的汉族部队时，李鸿章本可以吃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本而无所作为。不过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的交往，让欧洲的兵法在他脑海生根。南京兵工厂的建立，也让他收获了许多经验。

从那以后，李鸿章便开始依照西方模式，开始重组总督标兵，并开始了北洋水师的建立。每每提及自己的政策，他会向朝廷解释，之所以雇佣外国顾问并引进西方设备，是为了让中国在外强侵略时组织起有效防御。既然日本已经借此加强了国防力量，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的目标切实可行，其理由也有据可依。弹指之间，二十五年的时光悄然逝去，他付诸心血的事业不仅没能取得成效，反而趋于非法化。原因就在于，贪污腐败给海陆两军的宏图伟业蒙上了阴影，李鸿章最终落个声名狼藉的下场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李鸿章于1870年至1894年间的诸多重组及改革措施，我们无需再次论述。从表面来看，这些措施都成效颇丰。在琅威理上校的领导下，北洋水师(包括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及不少辅助战舰)已经初具规模，开始向强大水师的目标迈进。

在冯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可信赖的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旅顺口、大连湾及威海卫的海军要塞完成了建立与装配，看上去仿佛固若金汤。人们当时的普遍看法时，李鸿章以西洋方法训练的军队，与任何一支列强军队相比都不落下风。

但事实是，虽然北洋水师表面上无比强大，只有那些窥探到其内在的人才明白，在权宜之计与故弄玄虚之下，这支舰队实则不堪一击。以罗伯特赫德爵士与德璀琳先生为例，由于对军事一无所知，那些平易近人而又乐观向上的顾问被李鸿章的表面工程蒙住了双眼。不过，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专家们，特别是李鸿章手下的那批人，都清楚地知道：这项关乎李鸿章的名誉与中国的安危的浩大工程，已烂到了骨头里。

我们不妨先将目光投向海军：北洋水师的建立，标志着20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886年，军舰的数量刷新历史，部队的运转效率也于1890年达到巅峰。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造访日本，并给岛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那之后，日本也开始为海军建造大量舰船。中国海员(以山东人和浙江人为主)的干练与遵纪，早已在民众中有口皆碑。李鸿章对沿海海防三年一次的视察中，最让人们称道的魔鬼鱼一次(1893年)。

当时，李鸿章的丰功伟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四处龙旗招展，枪炮鸣礼，欢迎着总督的检阅。无论是在要塞与军校，或是在铁路与码头，他的战船与枪炮都被擦得油光锃亮。这一切，都给以宾客身份前来参观的同僚奉天巡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欢喜不已的，还有太后慈禧。不久之后，李鸿章就被赐予了三眼花翎，这也是汉族官员所能得到的较高荣誉。李鸿章对于水师的"强大"丝毫不加掩饰，而且动用了不少"自己人"，致使媒体上下对此表达了一致的认同。

就在李总督如日中天之时，阴云已于地平线上悄悄聚拢，给他光明的前途留下了阴影。在离开成功的手工艺展览会后，李鸿章陷入了无边的赞誉与感激，这让人们不得不感叹，这位老官僚有多么自欺欺人。

对于伪造出的辉煌，李鸿章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同呢？李鸿章的爪牙，遍布甲板、办公室之类。而这些人，无一不是奸诈贪婪之徒，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出卖着国家的前程，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在三名福建舰长的阴谋下，琅威理少校及其下属英国教官被迫辞职。诸如此类导致军队腐化的阴谋，有多少是李鸿章亲身参与的？而这些被默许的阴谋，有多少是因为他精力衰退所致？

在对事实进行乐观了解后，我们的结论是：这一毁灭性的灾难，应由李鸿章负主要责任。哪怕外国顾问的能力过人，李鸿章也不愿将权力交由他们掌管。也正因如此，在得知琅威理坚持要与丁提督共同掌管舰队后，李鸿章便在协议的签订中略施小计。

直到丁提督临时缺席，琅威理才意识到，自己的职位(与戈登一样)不过是个空衔。作为阴谋的三个策划者之一，刘总兵意图将琅威理拉下马。于是，在他提出了接管整个舰队后，立即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摆脱了洋人的束缚后，三位舰长(林泰曾、刘步蟾与方伯谦一一均为福建人)开始将海军作为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其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在各供给部门脱离了严格的监管后，便迅速地走向了腐败。参加战争的最终目标，被领导者们抛在了脑后。

有趣的是，他们一方面凭借着李鸿章的和解外交来维持时局的稳定，一方面又从"虚构"的强大水师背后瓜分着利益。四年的时间，足以让北洋水师彻底腐朽。对于这一点，日本人早有预判。

作为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朋友，广东人林文庆曾于1900年所著文章(注3)中指出，琅威理的辞职，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中方所有计划最终宣告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外国专家与本国昏庸军官间的摩擦，学生与军官们过低的薪水，腐败的裙带关系及错误的策略，都导致了中国采取的西方海陆军体制的最终失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国人的包庇与隐瞒，林文庆并没有将官员的虚伪列入失败的原因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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