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忠君爱国遭流放

屈原 名平，湖北秭归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40年，是楚国的宗室远亲，楚怀王时由文学侍臣升任左徒之职。屈原博学强识，善于辞令，尽力国事，忠于职守。在与君王、大臣议论国事后，屈原掌管出草号令，接待宾客，处理外交诸责，颇得信任。他还曾出使齐国，践行联齐抗秦的政策。

同僚上官大夫靳尚对屈原心怀嫉妒。一次，怀王要屈原草制一指令，靳尚想按自己的意思草拟此令，便要屈原交出草稿，屈原不肯。靳尚随后向怀王谗言道：“朝廷要屈原制令，众人都知道是大王的旨意，而每令一出，屈原便自夸其功，以为非他不能。”怀王听了很生气，便开始疏远屈原。不久，又罢去屈原左徒官职，降为三闾大夫，这是一个管理宗族事务的闲职，实际上是将屈原从国家高级领导集团中赶了出来。

楚怀王十六年，秦派张仪来楚，离间楚齐关系。张仪应允，如楚与齐绝交，秦愿送楚六百里土地。怀王贪心而受骗，张仪回秦等楚齐交恶便毁约，怀王大怒，派军队两次攻秦，结果都被打得大败而归，损兵折将，丧城失地。怀王只得再派屈原出使齐国，去寻求齐国的谅解。这时，秦出于外交考虑，又想与楚议和，以孤立齐国，便答应归还刚夺得的土地。怀王气愤不过，向秦要张仪解恨。张仪先用厚礼贿赂怀王宠姬郑袖与宠臣靳尚，然后来楚巧言诡辩，而怀王听信郑袖、靳尚之言，竟放了张仪。

屈原虽身在齐国，却时刻焦虑着国事。他见楚又被秦如此玩弄，气愤不已，便贸然从齐国赶回朝中，谏怀王杀了张仪。在屈原忠诚凛然的苦谏下，怀王有些后悔放了张仪，赶忙派人去追张仪，然而此时张仪已出国境。公元前304年，楚国正式与秦国联盟，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被轻易葬送了。

屈原在此事中始终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怀王幼子子兰与靳尚诸人亲秦，对屈原的行为相当反感，便不断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甚至威胁说：“秦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经结盟，可屈原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就要大祸临头了。所以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国。”昏庸的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治罪，流放到汉北。屈原无辜被黜，忧愤而作《离骚》，以叙爱国忠君之情怀。

楚怀王的昏庸还可从郑袖谋陷魏美人一事中反映出来。魏王向楚怀王进献一美人，受怀王的宠爱，而宠妃郑袖被明显冷落。郑袖心中忌恨，但表面上还与魏美人装亲近，24小时，郑袖对魏美人说：“你长得太美了，就是鼻子大王不太喜欢，见到大王，好把鼻子捂住。”魏美人信以为真，此后见怀王总把鼻子捂住。怀王注意到这一情况，便问郑袖，郑袖说：“魏美人是怕闻到大王身上的狐臭，所以如此。”怀王听了勃然大怒，下令割下魏美人的鼻子。

在屈原被流放期间，秦多次背约，发兵伐楚，使楚遭到很大损失。怀王感到秦的凶狠，又想与齐重修旧好，便下令召回被放逐的屈原。这样，怀王三十年，流放了五年的屈原又重新回到郢都，也就在这一年，秦军攻陷楚国八座城池。秦昭王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约楚怀王会谈结盟之事，怀王欲往。屈原知道后，又冒死上谏：“秦乃虎狼之国，不可相信，大王绝不能去秦。”靳尚则主张与秦修好，切不可得罪秦国，否则秦国必定增兵伐楚，后果不堪设想。怀王便去问少子子兰，子兰娶秦女为妻，为婚姻所恃，力劝怀王赴会，认为靳尚所言极是，不可不听。怀王听了子兰的话后，便不理屈原的劝谏，决定出发赴会。哪料，怀王这一走果然中秦的圈套，遭秦军伏击而被囚禁。秦强行要求割地换人，怀王大怒，执意不从，竟死于秦国。

怀王死，长子顷襄王立，以弟弟子兰为令尹，并召回屈原，官拜三闾大夫。此时，楚人把怀王入秦而死归咎于靳尚、子兰，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屈原的嫉恨。没有多久，顷襄王在子兰、郑袖、靳尚众人的谗毁下，将屈原流放江南。公元前296年，屈原从郢都出发，沿长江北岸向东南行，在荒僻山野与简陋村镇中漂泊了十几年。到公元前278年，六十二岁的屈原走到江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回想自己这一生忠君爱国却落得如此下场，悲愤交加，痛不欲生，披发沉吟了《怀沙赋》之后，便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了。

屈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创造的“楚辞”诗体，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体裁，是古代诗歌中的瑰宝。屈原深切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力、美丽的辞藻，使其诗歌成为不朽之作，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哀怨无奈的诉告、愤恨不平的牢骚，也是中国文人坎坷遭遇的典型代表。屈原的悲剧中含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较大的愿望就是在忠诚于帝王的同时也得到帝王的信任与重用，一旦得不到帝王的信任与重用，就会发出“怀才不遇”的忧愤，这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中终止了这个情节，中国文化才可能走向现代化。

华佗 字元化，当时名医，精于方药、针灸，能治疑难杂症，善于用麻醉药替人开刀，还发明了“五禽戏”，以教人锻炼体质。曹操晚年患头痛病，听说华佗大名，便把他召来，针灸后症状得以改善。华佗告诉曹操，此病得慢慢调理，不可一蹴而就。华佗不愿做官医，又思念家乡，便向曹操告假回去了。曹操后来病又发作，便召华佗回来。华佗以妻子有病为推辞，久久不归。曹操又命地方官催促，华佗还是不肯回来。曹操派人前去查看，得知华佗妻子并未真病，勃然大怒，下令将华佗逮捕下狱，关入死牢。荀彧为之求情也未能解救。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就这样死在了曹操的手中。临死前，华佗还烧毁了凝聚着自己一生心血的医书稿。如此一位于国于民都大有用处的名医，一旦曹操感觉对自己有不忠和威胁，那就只有被杀的结局。这时的曹操没有半点宽容之心，也根本不会顾及由此民族医学将受到怎样的损失，更不会思考有多少百姓的生命将无法挽救。后来爱子曹冲病重而亡，曹操才醒悟到华佗的重要，叹道：“我悔不该杀了华佗，白白送了这孩子的性命。”然而此叹息并非良心发现，乃是出于一己之私念。

十、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

同治、光绪之交，这桩经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历审，轰动朝野的民间大冤案，至今家喻户晓。官府在此案审判中草率勘验，酷刑逼供、伪证作弊，任意枉民的做法，反映出清朝官府司法各部门草菅人命的过程。此案后几经亲属上诉京控，数十位官员、同乡的联名书奏，纷繁曲折，逾时三年零四个月，终于平反昭雪。这奇而益奇的过程，对于认识清朝司法制度的全程运作，很具典型意义。

案子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在浙江的余杭县，民妇葛喻氏向状告县衙媳妇毕秀姑毒死丈夫葛品连，请求官府验尸。知县刘锡彤接案，恰闻秀才陈竹山闲谈，说葛家曾租举人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屋，居住了一年左右时间，杨与毕来往密切，教其识字，关系暧昧，因传出流言蜚语，而葛与毕夫妻不和，吵闹不断，以及有关捕风捉影的私情谣传，认为葛品连之死乃杨乃武与毕秀姑的奸谋毒害所致。刘锡彤听后，想到杨乃武曾帮余杭县的粮户写状子，控告粮吏浮收舞弊，还曾在县衙照壁上贴对子讽刺父母官，便决定要坐实这位敢与官府作对的举人的罪名。

葛品连刚去世时，葛喻氏并未觉得儿子是非正常死亡。直到第二天晚上，由于天热，尸体开始腐变，口鼻出血，这才报官。县衙门仵作沈祥验尸，草率从事，认为是中了鸦片烟毒。门丁长随沈彩泉早为谣传所惑，坚持是砒霜中毒。争执半天，二人也不认真勘验，而含混报了个“服毒身死”就算了事。

刘锡彤一听“中毒”，遂审问毕秀姑：“葛品连为什么中毒？是不是你下的毒？”毕秀姑吓得哆哆嗦嗦，呜呜咽咽地回答：“我不知道。”刘锡彤认定她淫妇狡诈，喝令用刑。在酷刑和诱供之下，这么个柔弱女子早已忍受不了，只得含糊招下口供，说与杨乃武久有私情，未曾间断，杨于十月初五拿来砒霜，叫她下的毒。

杨乃武木然无知，无缘无故地被传讯到堂。当知县口口声声要他交代谋杀罪行时，他才恍然明白，原来自己已平白无故被人诬陷，不禁怒火中烧，痛斥知县昏庸无能，陷害无辜。刘锡彤便将毕秀姑口供给他看。杨乃武看后，依然一口否认。刘锡彤见他态度强硬，只得退堂。因为对举人不得用刑，所以刘锡彤便先写报告给知府，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

杨乃武堂弟杨恭治和妻弟詹善政得知情况，分别写了申诉呈状，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那天正在南乡詹家做客，不可能到仓前街当面向毕秀姑送砒霜。可刘锡彤不加查证，只让杨乃武与毕秀姑对质。毕秀姑惧怕受刑，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虽然功名被革，身受重刑，仍是力陈真相，不甘承担诬告罪名。刘锡彤便将验尸报告与审讯实录报于上司。

十月二十日，杨、毕被解杭州府再审。知府陈鲁与刘锡彤私交甚好，认同刘锡彤的初审结果，所以不待杨乃武置辩，马上就大刑伺候，用杖责、夹棍、火钳、踏杠、跪链、天平架等毒刑逼供。所谓“天平架”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和两手大拇指用绳吊起，高悬空中，时间一久，犯人头皮被拈脱，拇指痛不可忍，惨毒至极。杨乃武几次死而复苏，终因不堪皮肉之苦，不得不含冤诬服。知府陈鲁追问毒物来源，杨只得胡乱编造，说是路过仓前镇时，在一家爱仁堂药铺花四十文钱买了一包红砒，推说毒老鼠用的，店主名叫钱宝生。

杭州知府陈鲁得到这一线索，立刻命刘锡彤取证。刘锡彤派人找来爱仁堂店主，但店主再三声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爱仁堂是小药铺，从来不卖红砒。钱坦弟弟钱垲见哥哥被卷入命案，忙着设法去打听营救，寻条解脱之路。他听着陈竹山与官府熟悉，就找陈竹山帮忙。陈竹山设法借阅了案卷，对钱垲说：“杨乃武供称买红砒只为毒老鼠，你兄长承认了没多大关系，否则追查下去，反倒受累。”钱垲听了，深以为然，赶紧转告了哥哥。另一方面，刘锡彤也对钱坦反复开导，并誓言他不会受牵连，钱坦才答应具结证人证言。

知府陈鲁得到“证明材料”，认为案情已经查实，可以结案，便拟定罪名判决，处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决。同时，陈鲁还修补了案卷中自认为有漏洞的地方，如把口供中“口鼻流血”，一律改成“七窍流血”之类，然后向省按察使衙门一报了事。

十一月，按察使蒯贺荪只过了两堂，便草草审核后，上报浙江巡抚衙门。巡抚杨昌浚亲自审了一遍。毕秀姑和杨乃武都已屈打成招，哪里还敢翻供，只好依旧画供。杨昌浚为郑重起见，复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去余杭县里秘密查访。郑锡滜只应付应付，会同刘锡彤，禀复说：“无冤无滥。”年底，杨昌浚便按原拟罪名上报刑部。

等到刑部批复下来，杨、毕就会被押赴刑场行刑。在刑部复核期间，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份申诉状，陈述了因葛毕氏诬陷而被屈打成招的事实。为了翻案，针对毕秀姑信口乱供，说杨乃武曾来房内调笑，被丈夫撞见痛打一事，杨乃武也捏造了两个情节予以反击：一说是衙役何春芳曾与毕氏在葛家调笑，被发现挨打；二说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向自己勒索不成，才串通其父恃权谋害。杨乃武妻子詹彩凤、胞姐杨菊贞拿着这份申诉状亲赴浙江省巡抚、臬司、布政司诸衙门申诉，但无结果。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杨菊贞带着这份申诉状赴京申冤，也叫京控。按规定，妇女不能作为申诉人，所以由随行的舅父姚贤瑞作为申诉人，向都察院递交了申诉状。都察院再将状子转回浙江省，巡抚杨昌浚指令原办官员复审。杭州知府陈鲁接到申诉状，虽另外传讯了几个证人，但证人不愿招惹是非，害怕官司牵连，都仍隐瞒真相。陈鲁也从未怀疑原审有何差错，仍然依原审判决结案，再次上报。

六七月间，杨菊贞准备再次京控。杨乃武告诉姐姐，先在杭州找他的三个朋友。一位是自己的同榜举人叫汪树屏，他哥哥汪树棠在都察院当御史，世交甚广；另一位也是同年举人的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还有一位是武举人夏缙川，他堂兄夏同善是翰林院编修。杨菊贞找到三人，他们都很热心，汪树屏给哥哥写了信，吴以同带杨菊贞见了胡雪岩，胡雪岩资助了她进京的用度。最巧的是翰林编修夏同善在杭州正要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作陪的吴以同趁机向他讲述了杨乃武的冤情，夏同善答应相机进言。夏缙川也写了信，让杨菊贞进京先找夏同善。

这年九月，杨菊贞和詹彩凤偕报告人姚贤瑞第二次上京告状。他们先拜见了夏同善，在夏的引见下，又遍叩浙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然后拿着杨乃武再次写就的申诉状，到京城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控告。此篇申诉状提出八个“不可解”问题，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论证严密。十二月七日在《申报》上得到刊登，引起民众的关注，也引起朝廷的重视。尤其是夏同善，多次与大臣翁同龢谈到此案。翁同龢深表同情，相机将案情面陈两宫太后。慈禧太后降旨，令浙江巡抚杨昌浚会同臬司亲讯复查。

杨昌浚奉旨并未亲审，而是委托湖州知府许瑶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许瑶光审了几次没有动刑，杨、毕均称冤枉，双双翻供。但由于案情已错综复杂，节外生枝处不少。许瑶光审了两个多月，竟不知如何结案，只是一拖再拖，悬而未决。

拖到光绪元年四月，给事中王书瑞上疏，指斥浙江省官员复查此案居心不公，草率马虎，拖延至今，奏请另派大员前往复查。慈禧太后见奏降旨：“此案情节极重，既经葛毕氏等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诬而成信谳。”命令浙江学政胡瑞澜重新审理。

杨昌浚得悉后，向胡瑞澜威逼利诱，说此案反复审问了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并向胡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杨昌浚同乡、刘锡彤姻亲)、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颜德恒、龚世潼等随同审讯查证，而此时，证人钱坦已死狱中。

复审中，杨乃武虽剖诉冤情，但仍坚持上述捏造的情节。胡瑞澜审出其中的虚假，便把所有翻供统统视作谎言，并且仍以原检验报告为据，不究仵作，未加复验，对人犯昼夜熬审，酷刑滥加。杨、毕受刑不住，再度诬服，虽屡经质对，仍多迁就成供，胡瑞澜以原判所拟罪行结案上报。

十月，给事中边宝泉上一劾奏，认为胡瑞澜与杨昌浚关系密切，复审时外示严厉，中存偏袒，关键情节不加详究，并说上诉京控发回重审能得平反昭雪的案件，百不得一，相沿成习，实因官官相护的积弊所致，致使纵有冤滥，势难纠正，奏请此案提交刑部审讯。慈禧以没有前例为由不予批准，只谕令刑部推研，并饬胡瑞澜再审。

至此，杨乃武案遂成全国瞩目的大案，毕秀姑页因“上着白衣，下着绿裙”而得绰号“小白菜”，它比起原名，知名度更高。由于案中破绽百出，疑窦丛生，所以民间议论纷纷。凡熟悉此案的人，皆为之鸣冤不平，还不时投书报社。当此案在余杭县初审时，《申报》就有报道，经常对此案发表有关评论，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严密跟踪，并全文刊登过杨乃武的申诉状。

十二月，汪树屏、吴以同等十八位浙江籍京官司、士绅联名书写禀帖送到都察院，陈述了此案的冤情，认为众官复审此案，互相袒护，请求由刑部重新审办，仔细核查。大臣翁同龢此时正刑部右侍郎，也对本案提出“驳议”。朝廷上诸臣为此案展开争论，并形成对立的两派。翁同龢、夏同善等人还亲见两宫太后，奏请将案件提交刑部审讯。慈禧太后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再次传下谕旨，令刑部亲自查审，秉公论断。帝国的洗冤机制终于被撬动了，九死一生的杨乃武总算迎来了翻案机会。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刑部举行三法司会审，由刑部尚书桑春荣主审，都察院、大理寺参与会审。及时天，朝廷各部院的御史、侍郎以及夏同善、边保泉、汪树屏、吴以同等人都参加了陪审或观审。杨乃武将案情经过，从头到尾详细述辩，毕秀姑也口呼冤枉，陈述了实情。第二、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24小时提全案犯人及人证当堂对质，质讯的结果是葛品连之死与杨乃武无关，毕秀姑也没有下毒。三司审议决定：重新验尸，了结此案。

同年十二月九日，经朝廷批准，从余杭运到的葛品连尸棺已停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桑春荣率领堂官、司官、仵作、差役，带同全部人犯人证，将尸棺当众打开，由刑部指定的老练仵作重新复验。复验结果是：尸骨颜色黄白，毫无中毒症状，结论是：葛品连实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再经调查质问，案情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维持原判一派的官员并不甘心。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听到验尸结果后，到刑部大发雷霆，认为：“葛品连死已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当他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浚及有关官员时，便威胁说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了。另一名满籍的刑部尚书皂保，因为受了杨昌浚的厚贿，也不主张翻案。大学士宝鋆是刘锡彤的乡榜同年，也欲回护杨昌浚与刘锡彤。另一派以翁同龢为首，主张平反冤狱，严惩冤狱制造者。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结案奏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依然关在监狱中的杨乃武度日如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御史王昕在翁同龢的授意下，上了关键一疏，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中央下移，官员朋比为奸，尤其是地方官司员，如此欺罔荒唐，上欺朝廷，下屈无辜，若不严惩，只怕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这才引起慈禧太后的震怒，她终于站在了以翁同龢为首的翻案派的一边，想借着平反此案的名义，对藐法欺君的地方大员略施惩戒，以儆效尤，为朝廷立威。到次年的二月十日，刑部向两宫奏上此案的会审结果：推翻原审判决，惩处错判的官员。

本案有如此众多的复审官员参与，竟然都没能审出真相，都草菅人命，实在令人寒心。刑部追查承审官员有无徇私舞弊、故入人罪的行为，经反复查问核实，刑部把案件过程归纳为：葛喻氏怀疑请验，沈仵作误验中毒，刘锡彤刑讯逼供，葛毕氏受刑屈招，杨乃武被刑伪供，钱坦被逼伪证，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报照结，胡瑞澜回护同僚……

向朝廷呈报批得后，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员有三十多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一百多人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任用。有关的具体判决如下：

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即行革职。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则赎。仵作沈详杖八十，徒刑两年。衙役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两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生员陈竹山已死狱中，钱坦也已病故，其他伪证之人各处杖、徒诸刑。葛喻氏杖一百，徒四年。小白菜葛毕氏与杨乃武虽无通奸，但做邻居时不避嫌疑，招致物议，究属不守妇道，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同室教经，同桌而食，不知避嫌，且诬何春芳等人，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功名，不予恢复。

在清廷如此腐败的吏治之下，杨乃武及其家人能撬动帝国的洗冤机制，将这一冤案翻过来，着实不易。杨乃武出狱后，以养蚕为业，事业有成。小白菜回余杭后，出家为尼，法号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