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所呈现的某些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7年。到了1909年，我终于把所有的这些思想整理完毕，此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粹经济特征的分析框架已经成形，而且自此之后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本书于1911年的秋天以德语首次出版，在它出版之后的十年内没有再版。十年之后，我勉强同意出版第二版，其中我删除了第七章，并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在文章其他的部分也增减了一些内容，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事。德文版的第三版仅仅是第二版的重印，没有什么变化，而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根据德文第二版进行翻译的。

本书再版时除了增加了一些说明注释之外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本书的任何细节都很满意，相信书中的论点是完善的。这样就等于说在本书初次出版时我的所说和所做，是有些偏差的，尽管我认为书中的框架(或者可以称为“观点”)和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中的很多内容，我现在持有其他的看法。在这里，为了说明情况，我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读者可以在第六章发现，当我及时次提出经济周期理论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朱格拉周期 。但是我现在相信至少存在着三种或三种以上这样的经济周期运动。现在，经济周期理论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把这些经济周期区别开来，并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经济因素引入到本书后来的版本之中。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一样，一旦它们离开“父母”的怀抱，就已经自成一体，它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去干涉那些对于他们离开的家来说已经形同陌路的人的生活，因此对我来说好的处理方法是尽量保持这本书的原貌，不去“破坏”它。因为这本书已经开拓出了自己的道路，不论是对是错，在德国著作中，它已经在它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我的好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我就不会出版这本书的英文译本。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按照我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教授的方式来出版这本书——他满怀耐心地关注每个反对或批评的意见，并在他随后再版的书中针对这些意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但对于那些针对我的观点给我仔细的评论的人，我更倾向于把争论降低到低限度，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缺乏敬意，我恰恰认为获得他们的批评是我的荣幸。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至今还没有遇到实质性的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对观点。

虽然我现在关于“事实”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想法和1911年有所不同。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的科学不能丢失提炼出来的常识性的知识，即我们所谓的“理论”，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尽管不断出现的未经分析的事实，尤其是统计上的事实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会为经济理论结构提供大量的素材——但在任何给定的阶段，一些必备的经济理论常识是处理出现的新事实的先决条件。如果关于这些出现的新的事实的经济理论没有发展，还停留在下意识的阶段，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是不好的理论，但仍然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理论。举个例子，我现在仍然未能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利息的来源这个经济问题是既不重要又不让人感兴趣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通过对货币、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方面的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更多详尽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是现在的研究所缺少的。

本书中的论点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这倒并不是事先做过周密的考虑。大约25年前，我刚开始做利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时，我还没预见到它们会和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其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整个的过程引导我得到了现在的结论。结论表明，这些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和均衡理论相对应，均衡理论曾经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现在它仍然是核心。起初，我用了“静态”和“动态”来表达这两种结构关系，但是现在(遵从弗里希教授 )，我不再用这两个词表达这样的结构意义。这两个词已经被其他的词所代替，我也不断地发现它们为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种情况在经济学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得到了证实，即我们所谓的文化演进理论。这种区别本身也遇到过很多批评。然而，这也是非常符合生活实际的——比如经营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现象和创立一家新的公司所产生的现象也是存在区别的。对那些喜欢钻研历史词语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做“机械的类比”，应该要提及一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动态”和“静态”这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词是由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引入经济学的，穆勒可能是从孔德那里引入的，而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 布雷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朋友雷德维斯 奥佩博士，他用难能可贵的好意承担了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翻译工作，必须说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决定删去原版及时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部分，以及某些部分的段落或小节。另外我们也局部修改了原来的陈述，重新改写了很多页数。由于本书中的论点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修改，所以我认为做一张更改前后的对照表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