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绦虫寓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激动，因为借助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的身影，那是在奥德亚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灰色的利马，我时而因为怀抱着总有24小时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抱负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如同那几位让我感到眼花缭乱的作家的作品一样，那几位我刚刚供奉在自己设置的私人神龛里的作家：福克纳、海明威、马尔罗、多斯•帕索斯、加缪、萨特。

我脑海里曾经多次闪过给他们中间某一位写信的念头(那时他们还都健在)，想请他们指点我如何当上作家。可是我从来没有敢动笔，可能出于胆怯，或者可能出于压抑的悲观情绪——既然我知道他们谁也不肯屈尊回信，那为什么还要去信呢？类似我这样的情绪常常会白白浪费许多青年的抱负，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算不上什么大事，文学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仿佛地下活动似的。

既然给我写了信，那您就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压抑情绪。这对于您愿意踏上的冒险之路以及您为此而期盼的许多奇迹，是个良好的开端——尽管您在信中没有提及，但我可以肯定您是寄希望于奇迹的。请允许我斗胆提醒您：对此，不要有过高期望，也不要对成就抱有过多幻想。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您不会取得成就。但是，假若您坚持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将很快发现，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只要把名利看作对自己抱负的根本性鼓励，那就有可能看到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可能混淆了文学抱负和极少数作家所获得的华而不实的荣誉与利益。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

文学抱负的基本属性是，有抱负的人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就是对这一抱负的较高奖励，这样的奖励要超过、远远地超过它作为创作成果所获得的一切名利。关于文学抱负，我有许多不敢肯定的看法，但我敢肯定的观点之一是：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并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

谈及怎样成为作家这个振奋又苦恼的话题：我觉得文学抱负是必要的起点。当然，这是个神秘的题目，它被裹在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之中。但是，这并不构成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加以说明的障碍。只要避免虚荣心，只要不带迷信和狂妄的神话色彩就可以进行。浪漫派一度怀抱这样的神话：把作家变成众神的选民，即被一种超自然的先验力量指定的人，以便写出神的话语而只有借助神气，人类精神才可能得到升华，再经过大写的“美”的感染，人类才有可能得到永生。

今天，再也不会有人这样谈论文学或者艺术抱负了。但是，尽管现在的说法不那么神圣或者辉煌，抱负依然是个相当难以确定的话题，依然是个起因不详的因素，抱负推动一些男女把毕生的精力投入一种活动：24小时，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

我不相信早在妊娠期上帝就为人的诞生预定了一种命运，我不相信什么偶然性或者乖戾的神意给在母腹中的胎儿身上分配了抱负或者无能、欲望或者无欲。但是，今天我也不相信青年时有一个阶段在法国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的影响下——尤其是萨特的影响——曾经相信的东西：抱负是一种选择，是用什么来决定人未来的个人意志的自由运动。虽然我认为文学抱负不是镌刻在未来作家身上基因的预示性东西，虽然我坚信教育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就天才，但我最终确信的还是，文学抱负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必要的，但那是只有到第二个阶段才发生的事情，而从及时个阶段开始，即从少儿时期起，首先需要主观的安排和培养，后来的理性选择是来加强少儿期的教育，而不是从头到脚制造出一个作家。

如果我的怀疑没错的话(当然，很有可能不对)，一个男孩或者女孩过早地在童年或者少年时期展示了一种倾向：能够想象出与生活不同的天地里的人物、情节、故事和世界，这种倾向就是后来可能称之为文学抱负的起点。当然，从这样一个喜欢展开想象的翅膀远离现实世界、远离真实生活的倾向，到开始文学生涯，这中间还有个大多数人不能跨越的深渊。能够跨越这个深渊、通过语言文字来创造世界的人们，即成为作家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把萨特说的一种选择的意志运动补充到那种倾向里去了。时机一旦可能，他们就决定当作家。于是，就这样做了自我选择。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抱负转移到书面话语上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从前这种抱负仅限于在无法触摸的内心深处虚构别样的生活和世界。这就是您现在体验到的时刻：困难而又激动的处境，因为您必须决定除去凭借想象虚构现实之外，是否还要把这样的虚构化作具体的文字。如果您已经决定这样做，那等于您已经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丝毫不能保障您将来一定能当上作家。但是，只要您坚持下去，只要您按照这个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一种(的)开始成为作家的方式了。

这个会编造人物和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抱负的起点，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那些对现状和目前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干吗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虚构的现实这样虚无缭绕、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去呢？然而，使用简单写作工具创作别样生活和别样人群的人们，有可能是在种种理由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些理由或者是利他主义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或者是卑劣吝啬的，或者是复杂的，或者是简单的，无论对生活现实提出何种质问，都是无关紧要的，依我之见，这样的质问是跳动在每个写匠心中的。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词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

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的证据。虚构小说描写的生活——尤其是成功之作——不是编造、写作、阅读和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是虚构的生活，是不得不人为创造的生活，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过这种虚构的生活，因此就心甘情愿地仅仅以这种间接和主观的方式来体验它，来体验那另类生活：梦想和虚构的生活。虚构是掩盖深刻真理的谎言，虚构是不曾有过的生活，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们渴望享有、但不曾享有，因此不得不编造的生活。虚构不是历史的画像，确切地说，是历史的反面，或者说历史的背面，虚构是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因此，这样的事情才必须由想象和话语来创造，以便安抚实际生活难以满足的雄心，以便填补人们发现自己周围并用幻想充斥其间的空白。

当然，反抗精神是相对的。许多写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精神的存在，或许还有可能他们弄明白了自己想象才能的颠覆性质之后，会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认为自己是用炸弹破坏这个世界的秘密恐怖分子。另一方面，说到底，这是一种相当和平的反抗，因为用虚构小说中那触摸不到的生活来反抗实在的生活，又能造成什么伤害呢？对于实在的生活，这类竞争又能意味什么危险呢？粗略地看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游戏。不是吗？各种游戏只要不企图越过自己的空间、不牵连到实在的生活，通常是没有危险的。好了，如果现在有人——比如，堂吉诃德或者包法利夫人——坚持要把虚构小说与生活混淆起来，非要生活得像小说里那个模样不可，其结果常常是悲惨的。凡是要这么行动的人，那往往要以可怕的失望作代价。

但是，文学这个游戏也并非无害。由于虚构小说是内心对生活现状不满的结果，因此也就成为抱怨和宣泄不满的根源。因为，凡通过阅读体验到伟大小说中的生活，比如上面刚刚提到的塞万提斯和福楼拜的作品的人，回到现实生活时，面对生活的局限和种种毛病，其感觉会格外敏感，因为他通过作品中的美妙想象已经明白：现实世界——这实在的生活——比起小说家编造的生活不知要庸俗多少。文学鼓励的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转化为面向政权、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

因此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并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甚至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审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伊斯兰极端主义、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专制政权——企图以书刊审查方式强制文学穿上拘束服(限定在某种范围内)以控制文学。

可是，这样泛泛的思考让我们有些脱离了您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吧。您在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文学倾向的存在，并且已经把献身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坚定不移的行动之中了。那现在呢？

您把文学爱好当作前途的决定，有可能会变成奴役，不折不扣的奴隶制。为了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点，我要告诉您，您的这一决定显然与十九世纪某些贵夫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她们因为害怕腰身变粗，为了恢复美女一样的身材就吞吃一条绦虫。您曾经看到过什么人肠胃里养着这种寄生虫吗？我是看到过的。我敢肯定地对您说：这些夫人都是了不起的女杰，是为美丽而牺牲的烈士。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何塞•马利亚，一个西班牙青年，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他就患上了这种病。绦虫一旦钻进他身体的某个器官，就安家落户了：吸收他的营养，同他一道成长，用他的血肉壮大自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建立了殖民地。何塞•马利亚日渐消瘦，尽管他为了这个扎根于他肠胃的小虫子不得不整天吃喝不停(尤其要喝牛奶)，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烦得你无法忍受。可何塞吃喝下去的都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快感和食欲，而是让那条绦虫高兴。有24小时，我们正在蒙巴拿斯的一家小酒吧里聊天，他说出一席坦率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咱们一道做了许多事情，看电影，看展览，逛书店，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政治、图书、影片和共同朋友的情况。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和你一样的吗？因为做这些事情会让你快活，那你可就错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它，为这条绦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着我肠胃里的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奴隶而已。”

从那时起，我总喜欢把作家的地位与何塞•马利亚肠胃里有了绦虫以后的处境相比。文学抱负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同我那位在巴黎的朋友一样，文学变成了一项长期的活动，成为某种占据了生存的东西。它除了超出用于写作的时间之外，还渗透到其他所有事情之中，因为文学抱负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正如侵入人体的长长的绦虫一样。福楼拜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

这个把作家的抱负比作绦虫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通过阅读托马斯•沃尔夫(福克纳的老师，两部巨著《时间与河流》和《天使望故乡》的作者)的作品，我刚刚发现这个想法，他把自己的才能描写成在心中安家落户的蠕虫：“于是，那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那童年时期感人、模糊、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蠕虫在这之前就钻进我的心中，它蜷曲在那里，用我的大脑、精神和记忆做食粮。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心中的火焰抓住，已经被自己点燃的火吞食，已经被多年来耗费我生命的愤怒与无法满足的欲望铁爪撕得粉碎。一句话，我知道，脑海里或者心中或是记忆中，一个发光的细胞将永远闪耀，日日夜夜地闪耀，闪耀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无论是清醒还是在梦中。我知道那蠕虫会得到营养，永远光芒四射，我知道无论什么消遣，什么吃喝玩乐，都不能熄灭这个发光的细胞。我知道即使死亡用它那无限的黑暗夺去了我的生命，我也不能摆脱这条蠕虫。”

“我知道终于我还是变成了作家，我也终于知道了一个人如果要过作家的生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那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而另外那个神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才能、天才的东西，不是以早熟和突发的方式诞生的——至少在小说家中不是，虽然有时在诗人或者音乐家中有这种情况，经典性的例子可以举出兰波和莫扎特——而是要通过漫长的程序、多年的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之出现。没有早熟的小说家。任何大作家、任何令人钦佩的小说家，一开始都是练笔的学徒，他们的才能是在恒心加信心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来的。那些逐渐培养自己才能的作家的榜样力量，是非常鼓舞人的，对吗？他们的情况当然与兰波不同，后者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是个天才诗人了。

假如对这个孕育文学天才的话题感兴趣，那么我建议您读读福楼拜的书信集，尤其是一八五○至一八五四年间他在创作及时部杰作《包法利夫人》时写给情人路易莎•科勒的那些信。我在写自己最初的那几部作品时，阅读这些书信让我受益匪浅。尽管福楼拜是悲观主义者，他的书信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辱骂，但他对文学却有着无限的热爱。因为他把自己的抱负表现为参加远征，怀着狂热的信念日日夜夜投身其中，对自己苛求到难以形容的程度。结果，他终于冲破自身的局限性(在他早期的文字中，由于受流行的浪漫主义模式的影响而咬文嚼字、亦步亦趋，这十分明显)并且写出了像《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这样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两部现代小说。

另一部与这封信的话题有关的作品，我冒昧地推荐给您，就是美国一位非常特别的作家威廉•巴勒斯写的《吸毒者》。巴勒斯作为小说家，我丝毫不感兴趣。他那些实验性、心理迷恋性的故事，总是让我特别厌烦，甚至让我觉得不能卒读。但是，他写的及时部作品《吸毒者》是有事实根据的，有自传性质，那里面讲述了他如何变成吸毒者、如何在吸毒成瘾后——自由选择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某种爱好所致——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奴隶、快乐的瘾君子。我认为描写得无误，是他文学抱负发挥的结果，也写出了这一抱负在作家和作家任务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作家在写作中吸收营养的方式。

但是，我的朋友，对于书信体文字来说，我这封信已经超过了合适的长度，而书信体文字的主要优点恰恰应该是短小，因此我说声：再见吧。

拥抱您。

二 卡托布勒帕斯

亲爱的朋友：

近日繁重的工作让我无法及时给您回信。但您信中的内容，自从我看过以后，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这不仅是您的热情所致，我也相信文学是人们为抵抗不幸而发明的武器；而且还因为您在信中给我提出的问题，“小说讲述的故事从何而来？”“主题是如何在小说家心里产生的？”虽然我已经写过相当数量的小说，这样的问题却依然像我在当写作学徒初期那样让我好奇。

对此，我有一个答案，如果它不算是纯粹的谎言，那也一定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任何故事的根源都是编造这些故事者的经验，生活过的内容是灌溉虚构之花的源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伪装过的传记；确切地说，在任何虚构的小说中，哪怕是想象最自由的作品里，都有可能钩出一个出发点，一个核心的种子，它们与虚构者的大量生活经验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我可以大胆地坚持说：就这个规矩而言，还没有例外。因此还可以说，在文学领域里，不存在纯粹化学般的发明。我还坚持认为：任何虚构小说都是由想象力和手工艺技术在某些事实、人物和环境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建筑物；这些事实、人物和环境早已在作家的记忆中留下烙印，启发了作家创造性的想象力；自从下种以后，这个创造性的想象力就逐渐树立起一个世界，它是那样丰富多彩，以至于有时几乎不能(或者不能)辨认出在这个世界里还有曾经构成它胚胎的那些自传性材料，而这些材料会以某种形式成为整个虚构小说与真实现实的正反两面的秘密纽带。

在一次青年人举办的讲座上，我曾经试图借用一种顺序颠倒的脱衣舞来解释这个过程。创作长篇小说大概相当于职业舞女面对观众脱去衣裳、展示裸体时做的一切。而小说家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做动作的。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作家要渐渐地给开始的裸体、即节目的出发点穿上衣裳，也就是用自己想象力编织的五颜六色和厚重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复杂和细致，以致很多时候连作者本人都无法在完成的作品里识别自己有编造人物和想象世界的能力的充分证明，无法识别出潜伏在记忆中的形象——生活强加的形象——而正是这些形象刺激作家的想象力，鼓舞作家的斗志并且引导他去起草这个故事。

至于主题，我认为小说家是从自身吸取营养的，如同卡托布勒帕斯一样，即那个出现在福楼拜长篇小说(《圣安东的诱惑》)中圣安东面前的神话动物，也就是后来博尔赫斯在《幻想动物学手册》里进行再创造的那个神话动物。卡托布勒帕斯是一个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的可怜动物。从非肉体意义上讲，小说家当然也是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经验，为编造故事而寻找机会。这不仅是为了根据某些记忆提供的素材对人物、事件和场景进行再创造，而且还因为小说家在自己的记忆库里找到了为成功地完成这个漫长而又困难的过程，即编造小说所需要的毅力的材料。

关于虚构小说的主题，我可以走得再远一点。小说家不选择主题，是他被主题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在他脑海里。在主题的选择过程中。作家的自由是相对的。可能是不存在的。无论如何，如果与文学形式相比，主题的分量要小得多；我觉得面对文学形式，作家的自由——或者说责任——是多方位的。我的感觉是，生活——知道这个词太大——通过某些在作家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打下烙印的经验给作家提供主题，因为这些经验总是在逼着作家把它们转变为故事，否则作家就不能摆脱这些经验的骚扰。几乎无需寻找例子就可以看到主题是如何通过生活经验强加到作家身上的，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证据在这一点上都是吻合的：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个处境、这个情节，总是在跟踪我，纠缠我，仿佛是来自我个性中最隐秘地方的要求；而为了摆脱这个要求，我不得不把它写出来。当然，谁都会想到及时个这样做的人就是普鲁斯特。他是真正卡托布勒帕斯式的作家。您说是吗？有谁能比这位《追忆似水年华》的缓慢建设者更能从自身吸取营养并且获得结果呢？他如同一位工作非常仔细的考古学家，在自己记忆的角落里翻动不停，对自己生活中的波折、家庭、家乡的风光、朋友、社会关系、可坦白与不可坦白的欲望、快乐和烦恼进行了不朽的艺术加工；与此同时，他还在珍藏、鉴别、埋藏、挖掘、组合、分解、修饰、扭曲从逝去的年华中记忆挽留下来的大量形象的繁重工作中，从人类精神神秘而敏锐的动向里，进行不朽的艺术再创造。传记作家们(例如，佩因特)可以确定真人真事的详细清单，它隐藏在普鲁斯特小说故事的华丽创作背后，明白无误地启发我们：这个奇妙的文学创作是如何运用作者自己的生活素材而成立的。但是，由评论界发掘出来的这些自传素材清单真正向我们表明的是另外一件事：普鲁斯特的创造力，他运用那个反省的方法探究历史，把自己生存中相当常规的事件改造成华丽的壁毯，令人眼花缭乱地表现了人类的处境，这从意识开放的主观性到在生命历程中对自身的审视，都是可以察觉的。

要我们对另外一个方面进行论证的东西，其重要性丝毫不在前者之下，即尽管小说家创作的出发点是生活的经历，那这一经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终点。这个终点的位置相当遥远，有时是远望星空般的距离，因为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在话语主体和叙述秩序中阐明主题——自传素材要经历一番改造，要同其他回忆或者编造的素材混合在一起，要丰满(有时会消瘦)起来，要经过修改和架构——如果这部长篇小说是真正的创造，直到获得一部虚构小说为独立生存而必须伪装出来的所有自由权为止(凡是没有摆脱作者、仅仅具有传记文献价值的小说，当然是失败的虚构小说)。创造性的劳动就在于：在那个客观的、由话语构成的世界、即一部长篇小说里，要对通过小说家记忆力提供的那些素材进行一番改造。形式就是让虚构凝结在具体作品中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如果小说创作的想法是真实的(我告诉您，我常常怀疑有人的想法是否真实)，小说家就拥有了的自由，因此也就会对结果负责。如果您从字里行间读到的内容是：依我之见，一个虚构小说的作者不对自己的主题负责(因为是生活强加的)，但在把主题变成文学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此可以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是对自己成功或者失败负责的人——对自己的平庸或者天才负责，对，这正是我的想法。

为什么在一个作家生活中积累的无数事实里，有些事情会对他那创造性的想象力产生非常丰厚的效果；相反，更大量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记忆中匆匆而过，而没有变成灵感的激活剂？我确实不知道。我仅仅有少许怀疑。我想，那些让作家想象出的故事的面孔、奇闻逸事、场景、冲突的事情，恰恰就是现实生活、眼下这个世界相对抗的那些事情，按照我在上一封信中的说法，这对抗性的见解可能就是小说家抱负的根源，就是推动男男女女向这个现实世界进行挑战的秘密道理，这些人运用虚构小说要进行代替这个世界的象征性行动。

为说明这一看法可以提到大量的例子，我选择了一个法国十八世纪的二流——但多产甚至有些放纵——的作家：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我选择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华——他不算才华横溢——而是他针对现实世界的反叛精神是形象和生动的，他表达自己反叛精神的方式是在虚构小说中用他自己不同见解、希望的模式建造的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

在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的大量长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那部多卷本的自传体小说《尼古拉先生》，呈现出十八世纪法国的农村和城市，是一个注意描写细节、认真观察人群、风俗、日常习惯、劳动、节日、偏见、装束、信仰等方面的社会学家，用记录文献的方式写出的。结果他的作品对于研究人员，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人种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成了真正的宝贝；这些由充满激情的雷蒂夫从他所处的时代矿山上采集起来的宝贝得到了充分利用。但是，当这个大量被描写的社会历史现实要迁入长篇小说中来的时候，这个现实就经历了一番彻底的改造，而正因为如此才能把它当作虚构小说来谈。的确，在这个话语罗嗦的世界里有许多事情酷似给他以灵感的真实世界，男人喜欢女人不是因为她们娇艳的容貌、纤细的腰肢、苗条的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