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势，中国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及时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及时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便叫他自己处理。从不干涉飞行是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想干涉也干涉不了。机长除了叫飞机爬高加速外，没别的办法。同时，开始给大家分降落伞。6个乘客，只有5个降落伞。宋美龄的随从蔡祺贞就分不到了。

后来宋美龄回忆：“我的女侍开始哭了，我告诉她不要担忧，我说降落伞的设计可以载250磅，我们两个合起来还不够那个重量。我说，如果我们跳伞，我们可以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人同用一个伞飘下去??”

这是比武汉会战那次更要命的遇险。

与敌机相距20公里，这个距离放在地面看来很遥远，但在天空中，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且，缅北都是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就算跳了伞，也无法保障安全无恙。但不跳伞，一旦日机逼近，必定机毁人亡。

日机逼近了，但还没到能开火的距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大片乌黑的云层出现在飞机前下方。惊喜的飞行员驾机急速下降，一头扎入乌云中。后面尾随的日机见失去目标，而且已接近中国云南边境，于是集体转向，掉头飞回去了。

只说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的前锋是杜聿明的第5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则是戴安澜的第200师。

仰光陷落的前24小时，戴安澜带着部队赶到小城同古，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集结。此时守备同古的英缅军已经撤走，而第5军后续部队又跟进缓慢，且右翼英缅军又不断西退自保。第200师顿成孤旅。

这时，日军第55师团的两支联队已包围上来！

在第三国，中日两军又交手了。在随后12天的厮杀中，第200师跟鬼子打了个平手。对日军来说，这是他们攻入缅甸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缺乏友军配合，第200师实际上是劳而无功的。

为了保护部队，杜聿明在没得到史迪威和罗卓英同意的情况下，令第200师撤出同古，并希望在平满纳进行会战。

对于杜聿明的擅自撤军，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在飞到重庆向汇报战情时，他表示自己并没获得实际指挥权。则向其保障今后将领们一定会服从他，随后带着史迪威飞抵曼德勒，在这里再次召开中美英军事会议，布置杜聿明构想的平满纳会战。史迪威开始倒是认同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这个没什么作战经验的美国人也想趁机露一手，但英国人只关心如何把部队安全地转移到印度。结果，一味自保的英缅军不断西退，使第5军主力右翼的暴露面更广，而左翼的中国军队又被日军突破，平满纳会战最终成为纸上谈兵。史迪威又筹划了曼德勒会战，但这个计划因被杜聿明认为不具有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候，日本人的曼德勒歼灭战却开始了。

4月初，饭田祥二郎跟随牟田口廉也第18师团进入同古。

挑起七七事变后不久，牟田口即晋升少将，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第4军参谋长，1941年春出任第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攻打马来亚半岛，现在又转向缅甸作战。与牟田口同来的，是日后在滇西给中国远征军造成极大伤亡的第56师团。

饭田的作战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左翼，攻取仁安羌后，向曼德勒以北迂回；以第18、55师团为中路，直逼缅甸中部的交通枢纽曼德勒，与进行迂回的日军一同将中英军队围歼于曼德勒；又以第56师团为右翼，作为奔袭部队，去占领缅北的腊戍(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上的要点)，寻机攻入中国的云南。

在日军攻势下，西线英缅军一路后退，被压制在仁安羌一带。此地位于曼德勒西南217公里的伊洛瓦底江畔，在缅语里意为“油河”，事实也是如此，仁安羌是缅甸重要的产油区。面对日军的进攻，英国人向中国远征军呼救。4月16日，英缅军第1师进入仁安羌，第17师和装甲第7旅则进入仁安羌以东地区，并开始爆破当地的油田。

罗卓英和史迪威派孙立人新38师赶赴仁安羌解围。

在淞沪战场上受伤的孙立人，到香港进行治疗，出院后，参加武汉会战，后奉命重组税警总团，长时间在贵州都匀练兵。1941年12月，以此为基干组建新编第38军，归张轸第66军指挥。接令后，孙立人立派刘放吾(黄埔军校6期，湖南桂阳人)第113团驰援英缅军第1师。

此时，由东面杀来的日军第33师团作间河联队已迫近仁安羌，将未及渡河的英缅军第1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包围。这是4月16日入夜的事。经激战，刘团在英缅军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助下，于20日下午3点一度将日军击退。孙立人在前24小时亦亲带陈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1期，上海人)第112团驰援而来。但此时，日军第33师团主力也赶到了。因战局整体恶化，孙立人无法得到第5军配合，只能率部转移。日军随之在4月21日占领仁安羌。在此之前，英国人趁机向西北潜行而撤入印度，留下来的中国军队却陷入急速恶化的缅甸战局中。

坏消息主要是第56师团带来的：4月29日腊戍失陷，5月8日密支那被占，曼德勒在此前一周早就丢了。

史迪威要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司令长官罗卓英表示同意，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坚持撤回国。甘丽初第6军和张轸第66军主力算是幸运，虽然七零八落，但不少人还是辗转回到了中国境内。接敌最近的戴安澜第200师、余韶(行伍出身，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召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