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获奖感

陈力丹

我1993年出版的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2012年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该著2013年再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此前2011年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15年该著英文版翻译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学术精品海外推广(外译学术成果)项目"。2016年，该著作韩文版将在韩国出版。，而参加这届评奖的必须是2006—201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这次参评的版本是该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果没有再版，可能这本书将永远失去评奖的机会，尽管学科内的评价很高。所以，我虽然是高兴的，但没有一点激动，因为此前经历的两次评奖遭遇挥之不去。

精神交往论》评奖的曲折遭遇

1997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果奖开始评选，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申报一本著作参评，当时明摆着这本书是最有可能评上的，由于主要领导作梗，这个名额废了。令我感动的是，陈崇山研究员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天内，成功联络了社科院其他四个所的所长和政治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白钢，联署提名《精神交往论》参评，因为还有另外一条上送参评的途径，即有五位以上的评奖委员联署提名。我对此途径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不熟悉任何一位外所的所长。然而，到了评奖那天，我刚进入会场(我也是评委)，白钢把我拉到外面说，你们所长给四位所长打了电话，他们临时又撤了。我没想到事情会做得这样绝，但仍旧照常参会评别人送来的论著，至今那次评奖中一些做学问的典型事例，仍然是我现在讲如何做学术的素材。

1998年，第三届吴玉章奖评奖，我通过正常途径，经由两位教授推荐，将书送到了评审会上。很多年后，一位参会评委告诉我，当时的主持人说，关于这本书有不同意见，于是这本书没有被讨论而搁置了。我推荐的吴廷俊关于大公报研究的专著，获得那届吴玉章奖的奖，但新闻学科一等奖空缺。后来仍然有一些评奖的机会，考虑到环境的恶劣，我均放弃申报，不想再为评奖消耗精力。

但是，这本书似乎没有因为没有评上任何奖项而受到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专著(不是教材)在搜索引擎中得到的通常有几百条，多的几千条，而2012年5月在谷歌上搜索“《精神交往论》”，结果多达6万多条，这是本学科专著搜索中最多的。现在网上可以搜到2008—2011年关于本书的各种读书笔记，最长的12万字。本书2002年重印(以第二次印刷的名义，实际上重排，页码变化，封面也换了)，2004年第三次印刷。2006年，被列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生主文献的8本专著之一，其中6本为外国人所著，中国人所著的2本，即这本和我推荐的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鉴于学科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我仅改动了其中的一小节，增加了参考书目，其他保持1993年的样子。现在，这个版本又要再次印刷了。这次以2008年版参评第六届吴玉章奖，衷心感谢方汉奇老师和所有评委们，他们给予本书的肯定，是对我当年潜心做学问的一种告慰。

之所以这样感慨，在于现在我做不出20年前这样厚重的专著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有更开阔的眼光，但现在失却了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专一的时间和精力。各种晋级和竞聘，水涨船高，要求的论文、著述、课题数量越来越多，课题的经费(把能争取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之一，匪夷所思)越来越高，似乎多就是好。于是，看看现在评职称或年终总结的表格，是个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项目的一栏中，能够开列上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正在承担的课题。我无法想象这样多的课题是怎样完成的，完成的东西还能是个东西吗？我手头的课题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项，对我来说，已经疲于应付，想认真太难了。加上还有很多课、很多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这种情形下要同时完成几个课题，还得学术水平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论》是我倾注全力、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实，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较多社会调查的项目外，主要是个人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法用钱交换来的，需要当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当时没有任何课题费，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2 500元的资助，但是时间相对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成绩来。

精神交往论》的内容和意义

关于这本书，学界已经比较熟悉，这里我重复上一版中“写在前面”的话，基本就可以概括书的大体内容和学术意义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的知晓较晚，开始于1958年；对它的研究更晚一些，开始于1980年。

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现代世界产生重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