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海拔9000 英尺，地势高峻，横跨安第斯山脉。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这个城市就已经存在。这里的居民，尽管生活在离赤道不过几英里远的地方，却对覆盖在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早已习以为常。

贝壳城(The City of Shell )是厄瓜多尔从亚马孙森林租借给“壳牌”石油公司(Shell )的一个边界前哨和军事基地，并因此而得名。贝壳城海拔比基多低八千多英尺。这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有士兵、石油工人、妓女，还有卖苦力的殊瓦人(Shuar)和契川(Kichwa)土著人。

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必须通过一条曲折而惊险的弯路。当地人会对你说，在这条路上，你24小时之内便可见到一年四季更替的景象。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不知多少遍，可对那独有的风景却从未厌倦。在这条路的一边，悬崖峭壁耸入云霄，奔流的瀑布映入眼帘，菠萝从山路的一边伸展出来，而另一边，泥块不时落入那万丈深渊。那下边就是亚马孙河的源头——帕斯塔萨河(Pastaza)，正绕着全世界较高的活火山之一的安第斯山蜿蜒盘旋，帕斯塔萨河的水源来自于印加时代人们奉若神明的科托帕克希(Cotopaxi )活火山上的积雪融水，它沿着亚马孙河岸蜿蜒注入到3 000 英里以外的大西洋。2003 年，我开着我的斯巴鲁“傲虎”(Subaru Outback)从基多出发，到贝壳城去执行一项我以前从未执行过的任务。我满怀希望，希望可以结束由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一手造成的战争——对于其他经济杀手来说，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这是一场除了厄瓜多尔之外，外界被蒙在鼓里的战争。我将与舒瓦部落、契川部落以及他们的邻居阿齐瓦(Achwar)、扎帕洛斯(Zaparos )和斯瓦尔(Shiwiar )印第安部落会面。这些部落决心齐心反抗，坚决不让石油巨头摧毁他们的家园、土地和伤害他们的亲人，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他们文明的存亡以及他们子孙后代是否能够幸福地活着的斗争；而对公司帝国来说，这是一场对权力、金钱以及自然资源赤裸裸的掠夺。

这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和构建全球帝国野心的一部分，也是少数贪婪人的梦想。当然，这也是我们经济杀手惯用的手段：建立一个全球帝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政府和银行为美国的公司王国的创立开发出大片沃土，从而让其他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的政府、大型企业和各大银行的公司王国，他们的手段就像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通过经济杀手们的游说先给别国一些甜头——具体的形式就是向他们提供巨额的贷款，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发电站、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工业园。当然，我们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承包所有的工程。所以，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贷款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一步：这些钱仅仅从华盛顿的各借贷银行转移到美国建筑或工程公司在纽约、休斯敦或是旧金山的银行账户中。

尽管这些钱马上就回到隶属“公司王国”(债权人)的成员企业的口袋里面，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不知不觉地背上了一笔巨大的债务，而且还要支付利息。如果这个经济杀手十分成功的话，那么债额之巨大，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一再延迟偿还。一旦有贷款拖欠发生，我们就如黑手党一样立刻出马，提出我们合法却无理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包括：控制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权、进驻军事基地、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或是抢占巴拿马运河。当然，就算这些国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仍然欠着美国的钱——于是一个又一个国家被美国纳入到了全球帝国的网络之中。

2003 年阳光明媚的24小时，我从基多开车前往贝壳城，一路上我回想起35 年前及时次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我从阅读过的有关资料中得知，尽管厄瓜多尔的国土面积只有内华达州那么大，可这里有三十多座活火山，拥有地球上15% 以上的鸟类品种，还有数不清的尚未命名和归类的罕见植物，也是一个土著文化百花齐放的国度，讲土语的人与讲西班牙

语的人一样多。这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充满异乡情调的国度；这时候，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来几个词——淳朴、无与伦比与无辜。

35 年的时间见证了世事变迁。1968 年，当我及时次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德士古公司(Texaco )刚刚勘测到厄瓜多尔亚马孙河流域蕴藏着巨大的石油资源。如今，石油出口几乎占了这个国家出口总值的一半。当时踏上这片土地不久后，一条横跨安第斯山脉的输油管道就建成了。到目前为止，从这条管道渗漏到热带雨林中去的原油已经超过了50 万桶——这比当年埃克森公司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事故泄漏的原油多了一倍多。今天，美国为了让厄瓜多尔成为其十大供油国之一，于是让经济杀手们出马，斥资13 亿美元建了一条300 英里长的新输油管道。大片的热带雨林倒下了；稀有的金刚鹦鹉和美洲豹消失了；厄瓜多尔三个土著部落的文明快要瓦解了，昔日清澈的河流变污浊了。

与此同时，亚马孙河流域的原著部落开始反抗。2003 年5 月7 日，一个美国律师团代表着这里3 万多本地人，对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公司提出诉讼，要求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对亚马孙河流域造成的环境破坏赔偿10 亿美元。诉讼称，1971— 1992 年，美国石油巨头德士古公司陆续向裸井和河流排放了400 万加仑含有石油、重金属和致癌物质的废水。德士古公司还遗留了350 个尚未填埋的垃圾场，继续毒害这里的居民和动物。

从东窗望去，整个森林上空和帕斯塔萨峡谷浓云密布，烟雾缭绕。汗水浸湿了我的衬衣，我的胃开始一阵翻腾，不是因为这赤道地区的热浪，也不是因为这一路的曲折颠簸，而是我深知自己在破坏这个美丽的国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让我难受。正是我们这帮经济杀手将所谓的现代金融和科学技术带到了厄瓜多尔，才让这个国家陷入目前这种境地。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被冠以“石油潮”(Oil Boom )的美名，但是在厄瓜多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却从50% 上升到70% ，失业率从15% 飙升到70% ，国债从2.4 亿美元猛涨到160 亿美元。同时，这个国家可分配给贫困人口的自然资源从20% 锐减到6% 。

不幸的是，世界上并非仅厄瓜多尔一个国家是如此。几乎每个被经济杀手网罗到美国全球帝国“保护伞”下的国家，都遭受着相同的厄运。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已经超过2.5 万亿美元。截止到2004 年年底，这些国家平均每年为这些债务所支付的利息超过了3 750 亿美元。这笔钱比第三世界国家投入到建设医疗系统及教育系统的开支还要多得多，这个数字也是发展中国家每年接受外国援助金额的20 倍。全球有过半数的人，每天依靠不到2 美元的生活费苟且生存，而20 世纪70 年代，他们可以得到的援助金额也和这差不多。然而，在这些国家里，那些仅占人口比例约1% 的富人，却控制着他们国家70% ～ 90% 的财富和土地。当然，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我的斯巴鲁拐进风景如画的巴诺斯度假村(Banos )的街道，我开始放慢速度。这里最著名的是由唐古拉瓜活火山(Tungurahgua )的地下岩浆河烧热的热泥浴。小孩子在我们身旁跑过，向我们兜售口香糖和曲奇饼。很快，我们将巴诺斯度假村抛在身后。斯巴鲁驶出了这一片天堂后，所有的美好景色也随之戛然而止，映入眼帘的景象犹如被赋予了现代色彩的《地狱》(但丁著)再现。

一只巨大的怪兽从河流中央冒出来——一堵庞大的灰墙。那湿漉漉的混凝土，与周围的风景格格不入。当然，看到这个怪物，我并不惊讶，它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过去我对这项工程还津津乐道，觉得它象征了我们这帮经济杀手在这个地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现在它矗立在我眼前，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那堵丑陋，与周围景色极不协调的墙，实际上是截住帕斯塔萨河奔流的一座大坝，大坝将河水拦腰截断，将水流的能量转化为电力。这就是发电量为155 兆瓦的阿戈扬水力发电站(Agoyan hydroelectric project)。这个发电站是厄瓜多尔极少数家族的暴利来源，也是帕斯塔萨河流域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痛苦的源泉。而林林总总类似的工程项目表明，厄瓜多尔已成为美国在建立全球帝国进程中的牺牲品。这些项目给当地土著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他们向我们石油公司宣战的原因。

因为经济杀手促成了这些计划的实现，从而导致厄瓜多尔被无尽的债务淹没，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预算都不得不用来还债，而这些钱本应用来改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活。能减轻厄瓜多尔债务的办法就是将热带雨林卖给美国石油公司。事实上，经济杀手看中的，就是埋藏在厄瓜多尔亚马孙河流域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估计这里的石油储藏量不亚于中东。厄瓜多尔要用石油来偿还全球帝国压在他们身上“合法却不合理”的债务。

2001 年“9?11 ”事件后，华盛顿害怕中东将就此停止石油供应，于是对亚马孙河流域石油的胃口加大，要求更加紧迫。然而，“ 9?11 ”事件后不久，委内瑞拉——美国较大的石油供应国——也出事了。最近，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 )当选为该国总统，他坚决抵抗美帝国主义，并扬言要切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经济杀手在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失败了，却在厄瓜多尔打了一场胜仗。

经济杀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政治圈之中，而厄瓜多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 美元就有75 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 美元中有75% 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 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 美元中，只有不到3 美元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坝、钻探井和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厄瓜多尔的万千民众、整个世界的亿万人民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并非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他们本身就特别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绝望。看着这座大坝，我不禁想：我常常在这些国家中穿梭，不知何时，他们才会像18 世纪70 年代北美人反抗英国殖民主义、19 世纪初拉美反抗西班牙侵略者那样奋力反抗？

美国建设现代帝国的手段，让罗马百夫长 、西班牙征服者以及18 、19 世纪的欧洲殖民强国自愧不如。我们这帮经济杀手个个手段高明，并且都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和总结经验。今天的我们无须披坚执锐，无须穿上厚重的盔甲。在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穿着打扮与学校教师以及一般生意人无异；在华盛顿和巴黎，我们看起来就像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我们外表谦卑而且普通；我们穿过贫穷的山村到工地去检查工程进度。我们总是宣称要为他人利益着想；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们不断宣扬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桌上，我们展示的是电子表格和财务报告；在哈佛商学院授课，我们大谈宏观经济的奇迹。我们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而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形象都被公众接受了。这就是全球帝国体系运作的精髓所在。我们从来不做违法的事情，尽管这个体系的运作确实不那么道德，但它却是合法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如果我们失败了，另外一群更加心狠手辣的人就会出手。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把他们称做“豺狼”—— 直接继承了早期帝国主义特有传统的那群人。“豺狼”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随时准备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难逃厄运——不是倒台就是在“暴力冲突”中丧命。一旦“豺狼”们意外失手，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年轻的美国战士才会出马，杀戮疆场，为国捐躯。

绕过这座灰墙，看着矗立在河流中的这座丑陋的庞然大物，我这才意识到汗水已经湿透了我的衣衫，我的胃仍在痉挛。我继续驱车驶入丛林深处，我要与当地原住部落的人见面，他们已经准备好为反抗全球帝国浴血奋战，直到一人倒下为止。

我不禁要问自己，一个出身于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 )乡下、曾经伶俐乖巧的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卷入到如此肮脏的勾当之中？

及时部分 大幕拉开(1963~1971年)

我只是个出生在新罕布什尔乡下的孩子，并未想过未来的人生将如狂风暴雨一般，1968 年，一次意外的征召让我开始了这趟冒险之旅。我随即踏进了这块泥淖满地的领域，层层黑幕，被掀开了一角……

第1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1945 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我在1 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 )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 ～ 12 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50 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 )和纽约(New York )的有钱人家。

我家很贫穷，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 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 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 )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 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 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的孩子。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做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 )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 )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 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备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24小时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的妻子，一个能够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备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 )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尽管我的父母知道布郎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 )的成员之一，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我很愿意在这里就读(因为我很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但他们却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了腿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在我看来，米德尔

布里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 )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待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及时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24小时，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到酒吧外边靠近“水獭河”(Otter Creek )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然后我们跳下去，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人/ 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 )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 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非其真名)“弗兰克叔叔”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 )较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较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gne )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 )的故事长大的。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激战的地方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所有可以找到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有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的时候，我是很想参军的。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其中有24小时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在测试中，我认为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并且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内心感受。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为了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向校警撒谎，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对父亲的反叛、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对警察撒谎的行为，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结束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 )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