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对视觉和视觉性的理论探讨，都会纳入一种叙述模型，即强调西方视觉传统具有连续性和较高地位。显然在策略上经常必须以某种连续性勾勒主流的西方视觉传统，不论从思辨或从观看的角度，譬如，从柏拉图以降迄今，或者从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末。本书目的主要不是在反驳这些模型，这些模型自有其用，我只是想坚持我的主张：这种单一式的整体建构，模糊了当中一些重要的断裂。于此我所在意的特定说法是：19世纪摄影和电影的出现，是西方科技和/或意识形态发展长期开展的完成，而暗箱在这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了相机。这个讲法几乎无所不在，更衍为各式各样的版本。这套公式化的说法暗示着，在此演化过程的每一步，其中所预设的观察者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举出好几打电影史或摄影史的书籍，书中的及时章少不了一幅19世纪版画，其中描绘着一个暗箱，好似它就是这个长期演化阶梯的最初形式或滥觞。

这些连续性的模型，历来都为政治立场歧异、甚至对立的史家所利用。保守主义的史家所倾向提出的叙述，是一个不断朝向再现的逼真性前进的过程，文艺复兴的透视法以及后来的摄影，同样都在追求“自然的视觉”，以做到在客观上与自然等同。在这类的科学史或文化史中，暗箱被纳入欧洲17、18世纪观看科学之发展的一部分。发现和成就的不断进步，导致对物理世界的探究和再现的性逐渐提高，而关于光、透镜，以及眼睛的知识的累积，被视为这进步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连续过程中，不可不提的事件还包括15世纪线性透视法的发明、伽利略的研究发现、牛顿的归纳结果，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兴起。

然而，比较激进的史家通常会把暗箱和电影视为与单一恒久的政治及社会权力机制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机制经过几个世纪的精心构筑，不断规训并控制着观察者的地位。有些人就认为，再现有其意识形态本质，而其典型指标就是暗箱，它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知识论前提。也常常有人主张，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相机设备，延续了同样的再现意识形态和先验主体，虽然其形式逐渐分化而有异。

本章中，我希望能从具体的历史角度说明暗箱的视觉模型，然后指出这种模型在1820年代和30年代如何瓦解，而由迥然不同的概念取而代之。那些概念对于何谓观察者，以及是什么构成了视觉，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在19世纪晚期，电影或摄影在形式上好像可以和暗箱做对照，那么实际上，在社会、文化以及科学的大环境中，它已经和暗箱这种发明所默认的视觉条件之间有了很深刻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