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1

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较高上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武器。

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保障，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及时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的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及时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及时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啊，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人物。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3

民国十一年4月1日，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面临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四库全书》乾隆时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于石榴花绽放的5月17日，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又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传播，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清宫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躲在深深的紫禁城里，逊帝溥仪大概从报上读到了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他的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文友会”主要由中、美、英、法、荷和苏俄等国籍人士组成，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庄士敦是该会前会长，胡适后来继任会长，彼此还比较熟。

关于胡适拜会庄士敦，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对电话又大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