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强烈的感伤"

西乡隆盛的家庭

对于西乡的父母我们知之甚少。他的父亲西乡吉兵卫(1807—1852)是萨摩藩分管税收的财政部门的一位部门长官。吉兵卫属于武士阶层中十级的第八级阶层——小姓组，而剩下的两个低的阶层——予力和足轻——一般被限定在一些仆人职务上，例如警卫。所以，吉兵卫从阶层上来看，几乎是"白领"都市武士的最底层。吉兵卫勤奋、忠诚，不为物质利益所动，他成功地升任到他所在部门的较高职位。而关于西乡隆盛的母亲——政佐(？—1852)——我们知道得更少。她是当地武士椎原国政的女儿，据日后西乡隆盛的回忆，他的母亲性情平和，富于同情心。

西乡隆盛生于1827年12月7日，是家中的长子。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西乡在其有生之年曾数次易名。在近代日本，姓名并不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识，而会随着人的年龄、地位和官衔改变。一个武士的姓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作为一个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已婚的一家之主以及一个退休的一家之主，其职责都不尽相同，因此名字的改变也颇为自然。婴儿时期的西乡隆盛其名字是西乡小吉和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的时候他改名为吉之介。成年时他便采用了"隆盛"这一名字。1853年2月10日，在其父亲死后，西乡递交官方材料将名字改为"善兵卫"。而在1858年10月8日，他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三助"，但是在个人书信往来中仍然使用"吉之介"，或者"善兵卫"、"吉兵卫"。人们也经常用西乡在流放时曾使用的笔名"西乡南州"来指代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西乡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名字：工作使用官方名字，朋友之间使用非正式的口语化名字，作诗时使用各种笔名。

西乡是家中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中的老大。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西乡小兵卫，比西乡隆盛小了近20岁。西乡一家还包括西乡吉兵卫的父母——西乡龙右卫门(？—1852)及其妻子(1775—1862)，以及他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一家。所以，在人数最多的时候这个家庭能达到16口人。吉兵卫作为一个税收官员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一家的需要。他们在下加治屋的房子摇摇欲坠、年久失修。因为这一大家子缺乏寝具，西乡隆盛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睡在一起共用一床被子。这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因为孩子们的块头都很大：西乡家的男孩长大后一般都能达到六英尺高。1855年，这一家人搬到了河对岸的上之园町，但是他们的房子依旧破烂不堪。据西乡的弟媳岩山德回忆："在上之园的房子实在是破旧不堪。地板下陷得就像是鸭子的窝。"

西乡一家靠借款和从事农业劳作才得以勉强糊口。比如1847年和1848年西乡隆盛和他的父亲从水引地区(现已成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的有钱地主板垣家族借款总计200两黄金。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借款，相当于大部分武士和手工业者多年的收入。西乡一家没有任何担保来保全他们的脸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定期还款。直到1872年，当西乡隆盛担任明治政府的参议时，他们才开始偿还欠下的债务。

西乡一家用借来的钱买土地从事耕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找到零星记录，但是我知道这个家庭至少在西别府(现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拥有一块地。税务记录上显示该块地由其所有人耕种，且属于西乡吉兵卫，隆盛的父亲。据岩山德回忆，隆盛的弟弟西乡吉二郎，曾常去西别府。他收集柴火，用驮马运送到武士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挨家挨户兜售。我们不清楚隆盛自己是否也曾站在稻田里插过秧，但是作为长子以及继承人，他对于耕作带来的收入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即使有这份额外的收入，西乡一家还是过着节俭的生活。家中的女人们承担的是清扫之类的佣人活，以至于岩山后来回忆到她有一次被一位到访者误认为是一个女佣。这种困窘的环境塑造了青年西乡隆盛的性格和思想。隆盛的父亲吉兵卫是一名正式武士(称为"士"或者"城下士")，从理论上来说，西乡一家应该靠他的俸禄生活。但是，西乡一家的生活更接近于"乡士"：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乡士是武士阶级底层的后代，他们被贬谪到农村，在那里他们管理和控制农民。作为都市武士，西乡氏的地位在法律上高于乡士。城市武士和乡村武士之间泾渭分明，以至于一个武士如果认为一个乡士玷污了他的名誉，他有权砍下此乡士的头。因为此种冲突包含着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不构成谋杀。而该武士只需要向他的上级证明他遭受的公然侮辱的严重性。年轻的隆盛阶层上属于精英阶层，但经济上却更接近于乡士阶层。西乡隆盛每天都处在这种名义和实际地位相差悬殊的尴尬之中。

正式地位和现实窘境之间的紧张拉锯使隆盛养成了极强的荣誉感和谦逊的品质。隆盛没有沉浸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之中，而是以坚忍和尊严让自己的贫困变得高尚。1872年，他终于部分偿还了欠板垣家长达25年的债务。西乡写了封道歉信，这封信除了没有为他的延迟还款开脱外很多内容都有所涉及。

昨日我已在天皇陛下侍从的护卫下平安到达(此信书写匆忙)。多年前，先父曾有求于您，而这之后的几年，我同我的兄弟们都经历了不少坎坷，不仅没能登门拜访，还对我们的债务置之不理。对于这些我无言以对……去年我在首都被授予一项重要的政府官职，我欣喜若狂。这项重要任命——当然我觉得我不配拥有——是您当年慷慨解囊援助先父的结果。由此，先父得以使家中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也为我开辟了现如今的道路。这些，先父都曾反复讲述。因为我真心诚意想偿还欠您的债务，我尝试寻找了多种途径，但还是没有找到办法。而且，我也只能偿还一年的利息，为此，我向您道歉。我本希望借此次返乡扫除先父的忧虑，但因为我们家族没有土地，人数却很多，即使是一次偿还所有本钱和利息这样最基本的义务我们都难以做到。在此事上我请求您的宽恕。

某种程度上，这封信很好地展示了隆盛对于金钱的态度。从他的信中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偿还了本金、部分利息，或者两者一并偿还。但是从板垣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得知西乡偿还了400日元：本金和差不多8年的利息。而板垣家也颇懂人情世故，他们没有接受利息，退回了200日元。

西乡隆盛开始逐渐沉浸在他充满特权却又谦逊的环境中。后来当他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时，他依然拒绝昂贵的衣服和家具。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武士的兴趣所在。他成年后最喜好的一项消遣——和自己的狗一起打猎，对一个出身卑微的武士这是一项合适的活动。他会通过给自己制作一双打猎用的草鞋，或者制作鱼饵来使自己放松。西乡对于简朴、传统乐趣的偏好使其同明治政府的其他官员区别开来。他们利用自己新得到的财富和影响力享受西方的娱乐方式，例如举办欧式化装舞会。而对于西乡来说，如此奢靡的新鲜事物正是走向腐化的改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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