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克原本应该跟我一起从德黑兰出发，南下一百英里，前往圣城库姆。我从未当面见过萨德克，一切安排都是在电话里敲定的。我需要一个伊朗翻译随行，大使馆里有人跟我提起萨德克的名字。

萨德克整天都有空，因为自从革命之后，他跟许多人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有一辆车。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时，他说，要去库姆，我们好开他的车，伊朗的公交车糟糕透顶，车速快得吓人，司机开车根本不在乎安全。

我们谈妥了价钱，包括使用他的车、他做司机兼翻译，而他的开价也相当合理。他说，我们第二天早晨应该尽早动身，好避开炎热的八月天。他会先载他太太去上班—她的工作保住了，接着就直接开车到宾馆接我。我应该在七点三十分之前准备就绪。

他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他年近三十，个头矮小，穿着搭配颇为细心，英俊，一头悉心修剪的头发。我不喜欢他。我看他只是个出身不高、略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却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傲，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却愤愤不平，不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毫无政治信念、只有满心忿怨的人，才搞出伊朗革命。跟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可能还有点意思；要跟他朝夕相处几天，就没那么容易了，可是木已成舟，我也只有继续跟他耗下去了。

他面露微笑，带了一个坏消息给我。他认为，开他的车恐怕到不了库姆。

我不相信。我想，他不过是临时改变主意罢了。

我说："开车是你的主意。我本来也只想搭公交车去库姆的。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车抛锚了。"

"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假如你先打过电话给我，我们还可以改搭八点钟出发的公交车。现在，我们连那班车也赶不上了。"

"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后，车就抛锚了。你今天真的想去库姆吗？"

"车出了什么毛病？"

"要是你真的想去库姆，我们可以开车碰碰运气。我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可以走，问题就在于怎么发动它。"

我们过去察看那辆车。他的车好端端地停在路旁，离宾馆大门不远，让我怀疑究竟有没有抛锚。萨德克坐上驾驶座。他探头喊住一个路人，一个德黑兰街头游手好闲的工人，我和那人在后面开始推车。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可能是个坐办公室的，正在上班途中，也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马路开挖施工，尘土飞扬，车子同样也灰扑扑的。天气炎热，一旁来往的汽车与卡车排出的废气更是火上浇油。我们一会儿顺着车辆流动的方向推，一会儿逆着推，这期间，萨德克一直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人行道上陆续有人过来帮忙一阵子，接着就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我突然想起来，是啊，我也该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像这样前前后后地帮萨德克推车，是到不了库姆的。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开头如果这么暗淡，后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事后也没有一言半语，我离开了萨德克和他的车，还有那群自动帮忙推车的路人，自个儿回宾馆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贝赫扎德。当时，也有人向我推荐贝赫扎德当我的翻译。可是联络他真费了我一番功夫：他还是个学生，在德黑兰这个大城市里，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处。而前24小时晚上，在他来电之前，我已经选择雇请萨德克了。我告诉贝赫扎德，我的计划是如何泡汤的，他也没有推三阻四的拒绝，这一点我很欣赏。他说他还是有空，而且，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我会合。

他认为，我们不该自己开车去库姆。公交车比较便宜，我也可以顺便多多见识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他还说，我们出发之前应该先将肚子填饱。现在正值斋月，这个月里，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都要封斋；而在像库姆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毛拉①和阿亚图拉②的城市，更不可能找到供应饮食的店家。在这个普遍洋溢着宗教激情的伊斯兰国度的某些地方，还有人因为封斋破戒而遭到鞭刑。

贝赫扎德的言谈方式，即使只是电话交谈，都与萨德克不同。萨德克只是个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小头锐面之人，说不定只比贫农阶级高出那么一两级，却费心装出比一般伊朗群众都高明的样子。可是，他没比别人好到哪里去，真的。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里，深锁着不少伊朗式的歇斯底里与困惑。贝赫扎德却能说明自己的国家，好坏和盘托出，语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客观。

而当他依照自己约定的时间，准时跟我在宾馆大厅碰面时，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宽心自在。他比萨德克年轻，个子更高，肤色较黑，教育程度也高出不少，举手投足不见一丝花哨，丝毫没有萨德克的紧张与露骨的骄矜。

我们搭乘定线出租车—德黑兰市里行驶固定路线的出租车，前往德黑兰南区的汽车总站。德黑兰北区—延伸至一片棕色山丘上，山丘轮廓隐没在薄雾里—是这个城市比较典雅的地区，公园绿地与花园多半集中在此，遍植悬铃木的通衢大道纵横贯穿，还有昂贵的公寓建筑、宾馆与饭店。德黑兰南区则还是个东方城区，居民稠密，空间狭窄，更像个市集，挤满了远从乡间迁入的人。民众聚集在总站前尘沙遍布、垃圾满地的广场上，就像一群乡下来的乌合之众。

车站内一间污秽的办公室里，有人跟贝赫扎德说，半个小时以后，就有一班车开往库姆。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车顶上没有行李与包裹，车厢外没有耐心十足的农民在一旁守候，或是坐进车里忍受蒸烤。这辆车看来要在广场上停上一整天。我不相信它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贝赫扎德也不敢相信。德黑兰还有另外一处汽车站，那里提供空调车厢，还可以预订座位。贝赫扎德找到一个电话，摸出几枚硬币，拨了电话，无人应答。八月骄阳益发炽烈，空气中的灰尘更重了。

一辆定线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另外一处汽车站，位于德黑兰中区。一列长长的柜台上方，一块告示板上写着一连串偏远的伊朗城镇名字。这里甚至每天发一班车，经土耳其前往欧洲。可是，早上开往库姆的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车还要再等上好几个钟头。现在时间将近中午。我们一筹莫展，只有先回宾馆，再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徒步前行，因为定线出租车一车难求。交通拥挤。德黑兰，自从革命以后，就不再称得上是个运作有效的都市了，只不过居民有车可以代步罢了，而这座怠惰的城市—许多计划突然中止，一些兴建到一半的建筑物顶上停驻着一动不动的吊车，给人一种穷忙瞎搅和的绝望印象。

这种绝望也体现在伊朗人开车的疯劲儿上面。他们开车的样子就像是从来没见过机动车辆。他们开车就像他们走路一样，德黑兰的车流因人人突如其来地停车、转向而抽搐无律，车辆不见明显分道，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步行民众。如此驾驶风格，不见得就有德黑兰特殊的运气保佑。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车的车门或挡泥板被撞凹了，或是撞凹后被修复过。当地报纸(归咎于伊朗国王不曾为德黑兰建设较为现代化的道路系统)上有一篇报道指出，车祸是德黑兰最严重的死因，每个月都有两千人因车祸丧生或受伤。

我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我就是在那里跟贝赫扎德走失的。我一心想等到车流稍止再走。可是贝赫扎德没有等我。他只是自顾自地过马路，分别依序处理每一辆即将迫近的汽车，脚步有时停下，有时加快，偶尔打个手势指明他行进的方向，就像个踩着一根细长的树干通过一道森林峡谷的人一样，他决不回头。一直到他通过马路安全抵达对面，才回过头来找我。他挥手要我过去，只是，我动弹不得，手足无措。红绿灯已经停止运作，车辆川流不息。

他了解我的困惑无助，又重新穿越车阵，回到马路这一边接我。就像只母红松鸡领着小鸡涉水渡过湍急的溪流一样，他带着我通过一个又一个仿佛随时可以将我席卷而去的险恶激流。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过街，就像母鸡走在小鸡身旁靠近下游的一侧，抵挡随时可以将那些小东西卷走的流水冲力，就这样，贝赫扎德让我跟在他身侧，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离，稍稍错开行进方向，如此，即使有人飞车奔来，先撞上的也是他。

而当我们终于过了街之后，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

其实，我早就这么做了。要是没有贝赫扎德，没有他给予我的语言协助的话，我在德黑兰只是个半瞎的盲人。置身这些街道上，听不懂人家的语言，尤其令我深感挫折，街上处处飞舞着五彩缤纷的波斯文字标语，你涂鸦过来，我涂鸦过去，墙上还贴着革命海报与嗜血的漫画。现在，多亏了贝赫扎德，路边墙壁开口说话了，其他许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义，这个都市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