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伊凡 克里玛

刘星灿 译

我于1996年夏天写完了我的长篇小说《深交的阶段》(Poslední stupeň dvěrnosti)。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汉学家。为了写好这个人物，我曾尽可能地找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以及她的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来读。从而兴许对这个伟大民族的人民之所思所想，对这一伟大而古老的文化，略微了解到些许皮毛。但我首先明白了一点：对于一个在欧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永远是个很大的、难以揭晓的秘密。欧洲人较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明白这一点，甚至拒绝明白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又不能理解欧洲人的思维。可是从我刚才所说的话中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能无所事事，而不该去关心彼此的精神世界。

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已经译成中文的杂感短文集，就其文体方式而言，有着它特殊的产生原因。我首先是位小说家和剧作家。而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是根据某件事和某个场合而写的，大部分为应约之作。但我并不想说，我把杂感短文看成是第二位的。我总是尽力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迫切的问题而发感，在我的小说里就是这样。只不过小说并不是思考的最合适方式，所以我乐意采用杂感短文这种形式来表达。

这本书中的有些章节是1990年用捷克文出版的，只是后来又加上了近年来我应约为文学会议和国外报刊所写的文章。当英国格兰塔出版社(Granta Books)对我的杂感短文表示了兴趣时，我删掉了原来捷克文版本中的一些文章，增加了一些新作。还专门为英国的这个版本写了篇前言，名曰“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A Rather Unconventional Childhood)。《布拉格精神》这本书例外地没有捷克文版本，只有英文本。它的中译本是我的及时个中译本。对我来说更荣幸的是：中文是我的书和剧本被译成外文的第三十种语言。我深信，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将他的作品译成一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语言，将是一个节日、一种荣誉和愉快。

在这篇前言里，我谈到了我们文化的不同的传统，然而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生活许多共同的特点，将许多共同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学的。兴许这本书能使中国读者略微地了解到，一个在遥远的布拉格的作家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 译后记

伊凡 克里玛，对国内读者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冯亦代先生在1995年第8期《读书》上曾介绍过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于1931年，父亲和母亲都来自犹太人家庭。母亲的犹太人背景有些特殊。17世纪，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不得不通知他们的教徒宁愿采用犹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当那个时代结束后，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实际上，克里玛的母亲一直自视为一名捷克人，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骄傲。但这些并没有使得这个犹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玛的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相信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能够摆脱纳粹集中营的厄运。1941年底，十岁的小克里玛和三岁的弟弟随同父母来到泰里茨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待到苏军到来。在这段对人来说是观察和体验世界最强烈的年龄于牢房中度过，给了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是一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他的所有朋友—每一个男孩和女孩—全都进了毒气室，剩下来的一位，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阿里耶，十二岁时死在枪口之下。人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还未刨平整、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人的长长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臂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于是，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孩子，刚出狱时，他被一种狂喜的经验抓住，如此着迷于复仇的思想，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当时那些重大审判，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奇怪的，他和周围的大多数人的没什么两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后渐渐增加的另外一些经验，他的视角产生了变化：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的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以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眼光，这个世界要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要复杂、具体得多。而如果仅仅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不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很可能因为身处另一极端，重新犯下由极端和狂热所导致的错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的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这样一种深远的眼光， 对于有着种种相似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人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他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但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摆脱从根本上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

◎ 精彩选摘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试图归置我的东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它们装进一只皮箱中去。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本书：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我在记忆中试图回到战争以前那段时间。那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想自己继承了母亲喜欢寂寞的禀性。我们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它位于布拉格城外的一条道路上，属于这座城市工业化地区的北部。我的父亲在其中的一座工厂当工程师。沿着道路还有另外一幢房子和一间酒吧，那些不想付更多的钱去市中心的人就在这里解馋。那时我没有兄弟姐妹，直到我七岁，我的弟弟才出世。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住在我们的别墅中，还有一个略长于我的男孩住在路边的另一幢房子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密切，尽管我也和其他孩子在公园里玩，但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的玩具上。那时候的孩子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玩具所包围，所以我仍然记得我的主要玩具。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由床单做成的一道帘幕，我的母亲在上面画了沃尔特 迪士尼的三只小猪。在这道帘幕的背后，我们为某个难得出现的观众准备了好几个动物布偶节目。从那时起，布偶剧演出便成了我的一种强烈爱好，在长大以前我举办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泰里茨集中营(Terezín)。

像许多孩子一样，我怕单独待在黑暗中，在睡觉之前，我总是请求将通往有亮光的过道的门开着。有时候，我的父母夜间外出，我便发出一种可怕的抗议，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我单独留在这座房子里；一般总是有一个女仆。

当我的母亲首次送我上学时(差两星期六周岁)，这是我生活中最恐怖的经验之一。那天他们允许父母待在教室门口，而我整个及时节课都死死地盯着母亲，想要证实她不会把我丢给这样多陌生的孩子和那个不熟悉的妇女，她老要我集中注意力看她。像大多数孩子那样，我不喜欢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使得我的童年之梦变为现实，因为我不被允许上学)，但我学得很好；我很安静，希望得到表扬，实际上却几乎不情愿回答任何问题。我非常害羞。我七岁，刚开始习惯我的同班同学时，我们搬家了，我不得不适应新的一套。纳粹的法律不允许我上第四个学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朋友，还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事情如此彻底地使我的生活断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忆起那时同班同学的任何面孔或名字。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来自犹太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通过选择而采纳了犹太人的信仰。在17世纪，波希米亚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通知他们的成员宁愿采纳犹太教而不是天主教。也许是错误的推断，这项禁令本来是作为临时的，因为在犹太教的外衣之下他们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最初的信仰。这种临时状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当那个时代结束时，原来的新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我记得尽管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名自由思想家，但他每礼拜五晚上用一种我不能听懂的语言祈祷。如果说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思想家，那么我的父母则不仅拒绝宗教，同样也拒绝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我父亲相信技术无国界，相信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同在家里一样。我的母亲认为她自己是一名捷克人，并为她的福音派祖先而感到骄傲(她甚至让我洗礼，战争刚结束时我在福音派青年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我提到这些是因为直到战争开始，我从来没有听过“犹太人”这个词，更别说作为一种侮辱。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假日，那些点缀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仪式，与其他孩子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处于七岁的年纪，人们通常不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却记得希特勒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家庭谈话中，并感到它的下面潜藏着无形的怪兽。我的父亲经常在广播中听他的演讲(我的父母都深谙德语，而我不会)，尽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也感到了这个咆哮声音的可怕。接着，我知道了因为我不可能理解的原因，我们必须搬到英格兰，我父亲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为搬迁感到忧虑，但同时，我又渴望一次长途旅行。我得到了我的及时本带插图的英语书，我的母亲也开始和我一起学习英语。我的父亲想要他的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但她的签证迟迟下不来，接着希特勒来了，很快边境关闭，这在我生活中是及时次，“啪”的一声像关上一只笼子的门，更地说，像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一个陷阱。

1939年夏天我们搬进布拉格，这是我们一次搬家。我们要住进的那幢建筑物仍然完好无损，由我父亲的姑妈特雷莎为我们提供膳宿。特雷莎姑妈是我认识的富人，她的别墅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别墅之一(1948年革命之后，新的当局将其没收，开始是总理家人住在那里，后来是总统本人)。在这个别墅后面是一座漂亮的公园，通往特洛加陡峭的山坡。特雷莎姑妈的女儿和她的家庭也住在这幢别墅里，因此我有了我的两个远房表亲。年纪小的凯蒂和我同岁，我和她建立了我的及时次童年友谊。现在看来有点奇怪，因为盖世太保已经支配着这个国家，并且几乎每周都有一个新的反犹太人的条文颁布，而我们孩子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我们在阳台上度过了漫长的、幸福的时光，玩牌或麻将牌，采集果实或围绕公园互相追跑。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许多年内度过的的假期，不知道三年以后凯蒂将迈进一间毒气室。

父母将真实情况又对我隐瞒了几个月，尽管这更像是他们在对自己隐瞒，或者毋宁说，他们不可能真正设想下一步即将发生的事情。

禁令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接着我不能去上学、去剧场、看电影、进公园或坐电车去旅行。

差不多在那段时间，沃尔特 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来到布拉格。这个诱惑太强大了，以至难以抵抗；我去了，在被发现和遭受惩罚的恐惧中看完整部电影。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当时还没有坐牢的经验，也想象不出那种情景。这种恐惧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那未知的东西。

在我们最终搬入的那幢住宅里，住着三户犹太人家庭。露西住在一楼，她比我稍长一点，托米住在二楼，比我小一岁。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并互相帮助。那时候，住在布拉格近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那些住在小镇上和村庄里的人们差不多。夏日的夜晚，人们将椅子搬到人行道边坐着聊天。尽管所有娱乐形式对我们都是禁止的，但这种消遣方式却没有被禁止—我们孩子在这些人中间随意走动，随时可能被赶走，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么做。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可怜，他们小心翼翼不将这一点表达出来。接着1941年9月的24小时，露西满含泪水跑来，说他们将被放逐到波兰。什么叫放逐？波兰在哪儿？

露西擦着泪水和我们每个人告别。我们中有一人紧紧地拥抱她。第二天我就看到他们全家拖着行李箱走在街上。后来再没有人看见他们。托米不久也死在毒气室里。

我差两周八岁生日时，战争开始了。我很快明白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直接关涉我的生活乃至我的生命。当空袭警报拉响之后，我就坐在我们这片住宅的地下室里听着飞机嗡嗡作响。我不知道爆炸意味着什么，我仅仅希望英国炸弹落下来，而同时我又害怕炸弹落到我头上，因此我希望根本没有炸弹。我开始对政治和战争的进展感兴趣，在我那个年纪这并不多见。一张巨大的欧洲和非洲北岸地图挂在我房间的墙上。大人不允许我在地图上插小旗子或大头钉，但我每天跟踪前线的变化。很多地名可能直到我死为止都会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像纳尔维克、特隆赫姆、敦刻尔克、克雷特、托布鲁克、班加西、阿拉曼、奥廖尔、罗斯托夫或沃罗涅日。战后许多年，当我开始收集旧地图时，我无意识地重又急切地查寻所有这些旧战场—在希腊，在法国，在乌克兰，或在利比亚沙漠。

我不被准许上学，逐渐地，大多数非犹太人的孩子开始回避我。漂亮的玛塞拉，住在我们邻近寓所里的女孩，她父亲宣称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将令人厌恶的卐字徽别在自己的胸前)，开始在大街上对着我喊：“犹太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当我必须在前胸佩戴六角星并写上“Jude”，我感到更加困窘，并且根本不愿意出门。

我整天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读书。在所有我拥有的书中，我最热衷于一本重述荷马两部史诗的散文。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直到把每一页都牢记在心中。好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尽管讲故事的人偏向希腊人，而我却更倾心于特洛伊人。我赞赏赫克托尔，我喜欢帕里斯为他的死亡而复仇。我也生活在一种被围困的状态中，因此支持那些被包围的人。

1941年11月底，我父亲接到传唤被驱逐。他不是去波兰，而是参加边境小镇泰里茨新的集中营的准备。几天之后，1941年12月9日，地说是正午前一个半小时(我记得母亲正在做午饭)，母亲和我接到了我们的传票。上面并没有提到我的弟弟，他才三岁。其他的人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而他们只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我母亲在恐惧和绝望中哭泣。我的小弟弟怎么办？她哭得死去活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