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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论文: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及政策的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及时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双重转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 300亿美元减少到12 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及时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及时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
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 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 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 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 000亿,2009年增长到5 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 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障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 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 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
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1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0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0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1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所以,2011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下图是200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
2009年及时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这个V型翻转在200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着。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及时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1年及时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今年及时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比如,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及时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02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2002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2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的改变。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02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0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一比例约为22%。政府投资增速恢复较快,今年1月—5月同比增长5.6%,1月—6月同比增长9%,1月—7月同比增长9.9%,政府投资增速处于比较快的恢复状态当中,这与稳增长的政策、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力度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三)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提高
制造业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的36%~37%,今年1月—6月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4.5%,1月—7月同比增长24.9%。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赋、改善融资条件等等措施已经发挥作用。企业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很多的社会投资或是新建公司的活动,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投资也有积极的作用。
(四)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仍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与房地产的销售状况有密切关系。去年10月份之后,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月—4月出现了16%~16.7%的负增长。开发商存量房积压比较严重,资金比较困难,使房地产投资出现增速的持续下滑。从历史数据分析看,从房地产的销售改变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改变,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从去年10月份至今,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但是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出现好转。这是因为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对于买房的需求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自住型需求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按揭贷款的利率优惠方面,由此对按揭贷款的发放和自主性的买房需求都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今年5月份以后累积了半年左右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开始比较快速地释放,使得城市商业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开始持续回升。据估计,第四季度以后将会结束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所以,从投资的增长来看,这也是一种走稳或者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购房需求的好转,给消费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从今年5月开始,家具、家电和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加快,到7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2.2%,比6月提高0.1%,6月份的实际增长率比5月份的增长率提高1.1%。随着“稳增长效果”的显现,内需的增长在由弱转稳,或者稳中略升,必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支持。
当前,外部形势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只有1%,相比6月份的11.3%大幅回落,8月—9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外部形势对我们稳增长的冲击比预期要大。所以,目前基于对外需变化的考虑,相关的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09年之后,随着内需的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外需的作用则在持续下降。2008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25%,2011年下降到约15%,所以,通过内需增长的稳定,通过“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5%~8%,能够完成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使我们国家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由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下降到7%~8%。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国增长率的适度下降,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倒逼”的压力。企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成本条件的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另外,我们7%~8%的增长可以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回落对就业、金融和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将压力保持在我国大体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因此,这一增长目标要坚持下去。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展望
(一)坚持稳重求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围绕“稳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多地要着眼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基于现实制定相应的制度。
及时,贯彻破产制度。通过破产把低水平的企业和低水平的产业淘汰出局,进一步完善失业再就业的援助制度,抓好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建设,从而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把好的企业请进来,淘汰相对较差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企业
素质和产业素质才会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才能不断优化。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风险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参与,对经济责任的过多承担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尽可能地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中撤离出来。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是支持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面对当今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未来的政策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调结构,就是要有扶有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惠民生,就是要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抓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继续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供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未来的目标是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通过这样的政策,可以使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发展态势当中,经济增长水平虽然下降了,企业改革的压力加大了,但是,深层面的体制机制在加快完善,企业的发展模式在加快优化,各方面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快速提高,为新一轮水平更高、代价更小、可持续地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福利的增长奠定新的基石。所以,我国经济虽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形势,但是也将有更加光明的前景。我们应对当前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对未来的光明前景有更多的期待,既脚踏实地又充满信心。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经济视域下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探讨
【论文关键词】国有企业 改革 民营企业
【论文摘 要】本文先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即严重依赖垄断;然后针对此问题,从两个方面探析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别是更深入、更彻底的市场化和将国企、民企同等对待,修改和完善已有的法律体系。
一、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严重依赖垄断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曾广泛地分布在各个行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迅速形成,国有经济在行业分布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后,现在正朝着影响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企资产目前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国防、电力、热力、水力、通信、金融、矿业、冶金、交通运输、机械以及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等新兴产业。其中,石油化工、电力、热力、通信、矿业、冶金、交通运输中的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都是垄断行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的生产和供应属于自然垄断。煤炭开采、石油化工、银行业等属于行政垄断,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竞争行业。所以,近年来,国有企业数量虽然在下降,但是平均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迅猛增加。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民营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有很大程度上的衰退;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特别是依靠行政垄断所获得的利润。国有企业利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上获得了的控制力,制定商品价格,能够通过不公平交易获得高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于非国企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也就是消费者剩余。垄断的结果,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是造成目前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探析
(1)更深入、更彻底的市场化。首先,对于行政垄断,根据各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依据,都是一定要打破的,打破的方法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一个一个的上市公司,让市场去检验他们的存在是否合理,价格是否公正,市场即是消费者,这样才能由消费者去决定企业是否该生存。另外,国有企业由于是政府所有,不存在竞争对手,所以存在着不求上进,维持原有生产水平、经营方式的风险,难以在技术等方面有所创新。只有更深入、彻底的市场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使国企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提升自身实力,创造出新技术。其次,对自然垄断采取经济性规制。大部分人认为,垄断就意味着低效率,对社会公平有害,更有甚者提出“一切垄断都应当坚决反对和打破”。但是并不是一切垄断都必须要打破,例如水力、电力、供热、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行业,他们的垄断经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都对自然垄断予以豁免权。对于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就世界各地的经验来说,政府要对它们采取经济性规制,允许它们的存在,但是在定价、利润及税收等方面采取全民福利较大化原则的规制措施,不能允许垄断企业肆无忌惮追求利润。,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必不可少。由于垄断行业具有控制市场、支配市场的特性,消费者就不可能自由、自主选择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消费者自然成了弱势群体,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对这些垄断行业进行监管和监督,以此来保障消费者权益。只有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才能促使垄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维护消费者利益。
(2)将国企、民企同等对待,修改和完善法律体系。民营企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出巨大的力量。但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的地位却不如它对我国经济做出的贡献那样对等。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物权法》规定了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的平等保护。但在《宪法》中,却又规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者之间,相互矛盾。应该逐步对其加以修改和完善,这也是国企改革中必要的一个步骤。
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仅就其存在严重依赖垄断的问题作出分析,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接下来改革路径的思考,即更深入和彻底的市场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并重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等地位,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这种平等地位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保障。
宏观经济论文: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均衡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及时,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对宏观经济探究式教学的意义论述
《宏观经济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习其他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以往《宏观经济学》教学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有效培养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宏观经济学》教学不能是知识的简单灌输,而应是培养学生掌握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后续课程的学习中,探究式教学和学习方法是培养学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手段。
一、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是以探究为基础的教学活动,在教师的指导启发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讨论为基础,引导学生以原有知识、外部世界和生活经历为参照对象,通过思考、观察、实验、阅读、讨论等途径去独立探究、自主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规律。探究式教学以学生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小组合作讨论为手段,从学生所熟悉的现实经济生活实际出发,依据探索研究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能力,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探究式教学中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探究式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目标取向需要教师做好角色转变,不断加强教学过程的控制力。教师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应该有目的地将自己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协作者和促进者。
1.学生学习动力的促进者有参与的意愿是学生积极参与探究式教学的前提,因此,吸引学生的参与兴趣要求教师必须熟练驾驭教材,把科学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师在探究式教学内容安排上要尽可能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充分调动学生探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参与探究新知、掌握理论的能力。教师在探究式教学活动中的职能就是组织和监督,具体职责为合理安排探究问题、设置良好的学习情境、维持和促进学生探究兴趣等。
2.学生学习过程的协作者当学生有了探究学习的兴趣,被引导进入探究学习过程后,教师的角色就转化为学生探究学习的协作者和积极旁观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协助。总之,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主导学生的学习过程,而是放手让学生主动探究知识形成的过程,亲身体验学习的成功与失败,教师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
三、探究式教学的环节
现象观察。教师挖掘出教材中适合进行探究式教学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观察与将要学习的教学内容相关的现实经济现象,引起学生的探究兴趣。发现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观察,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猜想假设。针对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规律性,结合经济学知识,提出符合经济现实和相关理论的基本假设。逻辑推理。围绕假设,通过演绎、推理等手段探究问题的答案,这是探究结论的提炼过程。得出结论。在逻辑推理基础上总结探究结论,得出结论的假设猜想和推理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重复和试验,最终获得探究结论。结论应用。引导学生运用探究结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一方面对探究结论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使学生感受到探究学习的乐趣。
四、《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设计
笔者以消费理论为例,简要说明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1.现象观察现象观察是探究式教学的及时个环节,也是学生探究活动的切入点,学生只有对该经济现象有切身体会才能引发探究兴趣。在消费函数理论的探究式教学中现象观察设计如下:及时,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年龄、性别、籍贯等信息;第二,写出自己本月消费金额与本月收入金额(假定来自家庭的生活费为个人收入);第三,假如月收入分别增加100元、200元、300元、400元,请学生写出不同月收入情况下的消费金额;第四,为避免泄露隐私,要求学生以纸条的方式提交自己的答案,并标注在黑板上供其他学生分析;第五,要求学生总结收入变动与消费量变动之间的关系。
2.发现问题学生通过对提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收入与消费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提出问题:收入与消费额之间为什么是正相关关系?当收入提高以后消费额的变动趋势是什么?除收入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消费额吗……针对这些问题,教师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分小组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学生会发现,除收入因素以外,年龄、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消费额;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额也逐步提高,但消费额提高的幅度落后于收入的增加幅度。
3.猜想假设因为收入与消费额之间的关系涉及消费者这个复杂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为避免个人差异对研究对象的干扰,教师有必要启发学生对问题作出以下假定:消费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从而避免了其他因素对消费的干扰。
4.逻辑推理根据上述一组经济数据所总结得出的收入与消费额的正相关关系,还不能称之为理论。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可能只是一组特殊现象,这是归纳法。归纳法尽管有助于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找出背后的规律,但若要形成经济理论则需进一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作出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指导学生用作图、列表等方式配合逻辑推理。
5.得出结论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总结探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消费理论,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研究结论,由教师在学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凯恩斯的理论表述。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一条基本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多。
6.结论应用鼓励学生运用消费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如分析一下家庭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是否符合消费理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探索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后续教学内容作铺垫。
五、《宏观经济学》探究式教学效果分析
1.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相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而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从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采用探究式教学,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突出了思维活跃、勇于探索的优点,充分激发了学习热情。
2.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究的路径不是单一的和一成不变的,探究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将探究式教学方法应用到《宏观经济学》教学,能够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并通过探究路径的选择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
3.弘扬了团队合作精神探究式学习过程需要学生独立思考和团队讨论的结合,分组进行专题讨论推动学生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激发和探究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从而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宏观经济论文:论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两大体系，是经济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立，我国颁布了许多宏观经济的法律、法规，对这些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产生了宏观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理论也应有所创新和发展。应当从宏观经济学与经济法相结合的角度，创立和完善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统计法、财政法、税收法、金融调控法、投资法、产业政策法、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八届全国人大及时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宏观调控。”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基本上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宏观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入，还有许多宏观经济法律需要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经济法的研究，加快有关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创立和完善宏观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2](P.12)。
微观经济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微观经济的运行，以价格和市场信号为诱导，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与平衡；而宏观经济的运行，有许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达到的领域，需要国家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出发，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2](P.13)。
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国家特别需要用宏观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控。
宏观经济法是指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民经济是指一国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以及社会产品再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总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民经济运行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市场机制主要侧重于微观层次，直接支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调整这些活动的法律为微观经济法，例如市场管理法等。宏观经济法侧重于宏观层次，国家通过政府及经济管理机关，以市场为基础，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国际收支平衡等法律，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而调整这些经济活动的法律为宏观经济法。
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宏观经济法，目前，宏观经济法是由许多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构成。因此，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总称为宏观经济法。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包括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国家同各级政府和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同企业、事业等社会组织或公民之间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宏观经济法的功能和任务，是规范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中各有关主体的行为，维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秩序，保障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顺利进行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二、宏观经济法的任务和宏观经济法的特征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规定为“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是指：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大体平衡。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社会总供给是指一国国民生产总量和进口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上做到总体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避免大起大落的基本条件。结构优化是要求资源配置合理化。保持不同产业和部门通过适当的投入产出，彼此间形成组合的比例关系，使各种资源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使资源创造出好的经济效益。以上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从总量、结构、速度和质量方面，概括了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并在宏观经济法中加以规定。
宏观经济法是调整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其形式上具有规范性、一般性或概括性的特征。是由国家 制定和认可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规范。宏观经济法除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规范特征外，还有本身特有的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法具有宏观性、总体性的特征
首先，从调整对象分析，宏观经济法不是以个别企业或经营单位及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是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各种宏观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这些经济关系具有宏观性、总体性的特点，处于决定经济全局的地位。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执行和检查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财政税收经济关系；货币信贷经济关系等，都带有关系全局的性质。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对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性、总体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宏观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宏观经济法的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包括经济职能部门或综合经济部门
实行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用法律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国家的有关职能部门如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以及社会监督部门等互相配合，共同协作，才能贯彻实施。因此，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机关必须彻底转变职能，从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方式为主直接管理经济，转到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来间接调节和控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主体一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
（三）宏观经济法中各主体经济权利与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等性
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商品交换是权利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换。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具有对另一方的产品的支配权利。每个人都只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方法，只有用自己劳动的产品去交换。而在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关系中却并非如此。宏观经济调控一方拥有强大的国家调控力量和手段，并有法律赋予的广泛经济行政权力，而受控一方则主要是承担接受这种调控的义务。当然，管理和调控，也要在尊重受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进行。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是极其明显的。这与民法中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有所区别。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调节不同部门、地区和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和利益关系时，受调节一方就只能接受这些调节措施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性的特点，要求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法律、法规时，要更加注意其科学性与可行性，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并充分尊重受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受控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义务。
（四）宏观经济法具有变动性
宏观经济法的许多内容和规定具有较大的变动性。这是因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任务和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需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形势加以确定和予以调整。1998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由调控需求转为扩张需求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宏观调控也是不断变化的。以美国为例：1945年至1968年，美国政府以充分就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美国宏观调控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采取了紧缩银根等金融货币政策和法律措施；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实现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我国应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不能一成不变。宏观经济法中有些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程序方面的规定，而有些则主要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性的实体规定。以上两方面都有一定的变动性，而后者变动性则更大。因此，宏观经济法具有变动性，是宏观经济法的主要特征之一。
（五）宏观经济法调整方法的间接性和综合性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其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相同。由于国家调节宏观经济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因此，宏观经济法也采取间接调整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方式进行调节。同时采用综合的方法包括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方法进行调整。行政责任例如：国家为了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直接使用了行政命令的手段，取缔非法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活动，违反该行政法规，要承担被撤职、行政处分等责任；民事责任例如：被调控主体违反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法规，给国家和其他调控或被调控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违反宏观经济法律或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体系
（一）划分宏观经济法体系的标准
根据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宏观经济法属于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宏观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宏观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同，也与其他法调整的部分经济关系不同。宏观经济法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是构成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主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必须将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相结合，国家依法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才能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采取间接调整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等方式进行调节。同时采用综合的方法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方法进行调整。由于宏观经济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即间接的调整方法和综合的调整方法，因此宏观经济法可以构成独立的法的部门，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
由于宏观经济法的理论处于初创阶段，法学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对宏观经济法的体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起“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对宏观经济法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主要学说观点有：
“例举说”，顾名思义，是指以举例的方式说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体系。其表达方式通常表现为“宏观调控法主要有（包括）……等”，还有“实践需要说”、“成分说”、“任务说”、“范围说”、“多种标准说”、“分层说”、“制度说”等多种学说[3](P.41-42)。
宏观经济法是由丰富内容和多种形式的法律规范构成，它们互相关联形成有机联系的体系。近年来，经济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法的体系（一般称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讨论活跃，以上各种宏观调控法的学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推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上学说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例举说”不能函盖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全部内容；其它学说有的将经济法调整的其他内容如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的法律也列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范畴，如：反垄断法等；有的将商法的内容如 保险法等，也列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范畴，这些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三）近年来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论述
近年来，经济法学界对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体系研究不断深入，出现许多宏观调控法体系划分的学说，主要有：
根据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和定义，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或体系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经济稳定增长法和对外贸易增长法等法律制度[4](P.294-295)。
宏观调控法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计划、产业法。计划法主要规范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的政策目标；产业法则是为了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范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2.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这些法律制度重点规范了市场经济中主要的宏观调控法律手段，即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手段，同时也规范了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3.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管理法。这些法律制度重点规范了如何保障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手段。4.对外贸易法。主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5](P.266)。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指导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调节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与此相适应，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应由两类规范性文件组成：其一，规范指导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和法规，如产业调节法、计划法；其二，规范调节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法规，如金融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价格法等[6](P.542)。
宏观调控法的体系从内容构成上看，包括了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计划法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计划法是指集中规定国家计划编制和实施的指导思想、原则、管理体制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性文件。广义的计划法则除前者以外，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计划的内容、编制和实施的法律规范。
经济政策法，是指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实体性内容的各种法律规范。他们是国家宏观调控法体系中的主体部分。经济政策法通常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等。
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主要包括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价格、工资等方面政策工具及其运用。特别是对它们的综合运用。这些调节手段多规定于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外汇法、价格法等综合性汇率之中，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也颁布一些单项法规[7](P.353、359-361)。
根据以上经济法学专家学者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法学专家对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基本构成。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财政法（包括预算法）、金融法、税收法、产业政策法、投资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等。在此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和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立法实践，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四）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基本上确立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体系，包括：计划宏观调控、财政税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投资宏观调控、价格宏观调控、国际收支宏观调控等[8](P.47)。根据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体系及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宏观经济法的体系主要由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和宏观经济部门法构成。
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最基本的法律。包括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手段、宏观调控主体的职责权限、宏观调控的程序及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等[9]。
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预防和治理经济的非正常波动，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目前正在制定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注：1998年3月，由法学专家等组成的起草小组已经起草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草案）》，正在修改之中。）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包括以下内容：总则；组织与决定；增长目标的确定与组织协调；经济波动的预警与非正常经济波动的确定；非正常经济波动状态的治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储备；社会参与与咨询；法律责任等构成。
2.宏观经济部门法体系
根据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宏观经济监管关系及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我国宏观经济法的部门法体系应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统计法、财政法、金融法、投资法、产业政策法、税收法、价格法、审计法、国际收支平衡法、经济审判法等构成。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
我国1982年的《宪法》，将“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预测及其实现的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需采取的相互协调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简称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计划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宏观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过程中发生的计划社会关系，简称计划关系。计划关系可分为计划实体关系和计划程序关系。计划实体关系包括计划主体关系。计划主体可分为计划审批主体、计划管理主体和计划实施主体。计划实体关系包括间接计划关系和直接计划关系。
计划法的体系是指计划法中各种计划关系相互联系所构成的逻辑整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内容以及计划法的调整对象，我国计划法体系的内容为：计划法的宗旨；计划的性质与任务；计划的职能包括：预测引导、政策协调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计划编制和审议；计划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包括：国民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以及人口增长等方面的重要指标等；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人口政策等；计划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计划管理机关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制订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实施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制订的程序：包括计划的预测、编制、下达、反馈、检查和监督；计划的实施和协调；违反计划法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2)统计法
统计是指对与某个事物有关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等活动的总称。统计数字可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依据。统计可以分为自然技术统计和社会经济统计。统计法规范的统计活动是社会经济统计。社会经济统计是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
统计法是调整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统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统计活动是指搜集、整理、分析、提供、公布、监督和保存统计资料的活动。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简称统计关系。统计关系是指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统计关系是统计法的调整对象[5](P.271)。根据统计法的调整对象，统计法的体系具体内容包括：统计的管理体制；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统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统计调查制度；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制度以及违反统计法的法律责任等。
(3)财政法
财政是国家参与部分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包括国家与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调节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水平，以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目标。
财政法是调整财政收支分配和财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政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财政法是贯彻国家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法律，是宏观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财政各环节筹集的财政资金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项目主要有税收、企业收入、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预算外收入有各项附加收入和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执行其职能，把通过财政各环节筹集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化来调节总需求变化的，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相适应。
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财政经济关系，是在国家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财政活动中产生的财政经济关系，包括财政管理经济关系；财政收支管理经济关系，财政监督管理经济关系和财政活动程序经济关系。
财政法的体系是由调整各类财政经济关系的各种财政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组成的统一的整体。根据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我国财政法的体系由财政法总则、预算法、税收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财政监督法和财政活动程序法等构成。
财政法的总则应规定财政法的宗旨、任务、基本原则、财政法的主体及法律地位、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财政法的适用范围等。
预算法是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预算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预算法的主要内容：预算管理权，包括：各级权利机关的预算管理职权；各级政府机关的预算管理职权；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管理权；预算收支的范围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预算的管理程序包括：预算的编制、预算的审批、预算的执行和调整；决算制度包括：决算草案的编制、决算草案的审批；预算与决算的监督以及违反预算法的法律责任等。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的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国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债法的内容包括：国债的种类；国债的发行；国债的使用（转让和抵押）；国债的偿还；国债的管理等。
政府采购法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政府采购法应包括：政府采购的主体；政府采购的形式；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政府采购的范围；违反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等。
转移支付法是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转移支付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于补偿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转移支付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般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特殊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财政监督包括：立法机构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政府专门机构的财政监督。
(4)税收法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社会公共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依法强制、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的一种经济活动。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也是国家直接掌握和调节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经济杠杆。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我国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在调节国家经济，调节收入分配，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税收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法的体系是指根据税收法的调整对象，由各种税收法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包括税收征纳体制法、税收征纳实体法、税收征纳管理法以及违反税收法的法律责任等构成。
税收征纳体制法是指国家税收权力分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体制是指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在税收方面权力和职责的各种制度。包括税收的立法体制和税收的征管体制；税收征纳实体法是指调整国家对税收进行征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税收实体法的体系包括流转税法（或称商品与劳务税）、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行为税法及其他实体税法；税收征纳管理法包括：税收征纳程序、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税务、避免重复征税、预防偷、逃、漏税等；违反税收法的法律责任包括：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人员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等。
(5)金融调控法
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是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例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支付；货款的发放与回收；票据的承兑与贴现；国内、国际货币收支与结算；金银、外汇的买卖；保险；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等，都属于金融活动的范畴。在我国，财政和金融，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种有效的手段。金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经济关系分为广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和狭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广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包括：中央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业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督管理经济关系；存款、贷款关系；结算关系；票据关系；保险关系；证券关系；期货关系；金融租赁关系；金融信托投资关系等。狭义的金融经济关系是指中央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业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宏观经济法体系下的金融调控法调整的是狭义上的金融经济关系。
金融调控法是指调整金融调控经济关系和金融监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调控经济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凭借权力，以公权者的身份，以行政权、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为依据，对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保持币值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再对非金融机构办理业务，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中央银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手段来抽紧或放松银根，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来扩张或收缩信用，调节货币供应量，通过规定或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交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从而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金融监管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利用金融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例如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金融宏观调控关系和金融宏观监管关系，金融调控法的法律体系由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和货币法三大部分构成。金融调控法中的中央银行法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法主要规定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职责、机构、货币政策、业务操作、金融监管、 财务会计及违反中央银行法的法律责任等；政策性银行法包括调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法律规范，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补充部分，货币法包括通货法、外汇管理法、金银管理法，也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组成部分。金融法中的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不属于金融调控法的范畴，应划归微观经济法中市场主体管理法和市场交易管理法调整。
(6)投资法
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了扩大再生产投入货币或其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固定资产或金融资产的活动。投资主体分为政府、企业等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和外商。投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资金直接投入工程项目，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活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是指投入新建、扩建、改建与恢复方面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以外延为主的固定资产再生产；更新改造投资是指用于对现有国家资产进行更新的技术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是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方式。间接投资是指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成的证券金融资产的投资活动。间接投资是金融法的调整对象，直接投资是投资法的调整对象。
投资法是指调整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投资主体的直接投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投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投资法的调整对象，投资法的法律体系包括：国家对投资宏观调控的目的；投资主体的法律制度；投资范围的法律规范；投资方向的法律调整；国家投资管理制度；投资结构、布局的调控；投资资金管理，投资风险责任制度；违反投资法的法律责任；风险投资法等。
(7)产业政策法
产业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于一定时期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预测和发展目标的设立，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正成为指导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它是政府将宏观管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间，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变化进行定向干预，从而达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均衡与发展[11](P.64)。
产业政策法是调整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我国产业政策法的体系主要内容应包括：综合性产业政策法、产业结构法、产业组织法和产业技术法构成。
综合性产业政策法是指体现某一时期产业发展的较为的国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综合性产业政策法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以及相配套的《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标》等。
产业结构政策法是根据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一定时期内国家总的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即产业结构政策进行立法。以上作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贯彻国家产业结构政策的依据[5](P.281)。产业结构法包括基本法律和行政性法规。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法律，例如：农业法、铁路法、航空法、建筑法等。行政性法规包括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造业的法规，例如《汽车产业政策》等；短线产业及基础产业，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铝、基本化工原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与通信业以及水利产业的法规，例如《水利产业政策》等；第三产业的立法，例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产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产业的立法以及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制度，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其他相关的立法。
产业组织政策法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各企业间相互关系及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规定，我国产业组织的政策目标是：促进企业合理竞争，促进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应该形成以少数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对其他产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或者大、中、小型企业分布和企业数目较多的市场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颁布了有关企业组织联合的行政性法规、企业兼并的法规、外资并购、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法规及企业集团的法规，适当保护中小企业政策法律正在制定之中。
产业技术政策法是调整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引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产业技术政策法包括《科技进步法》、产业技术创新法、产业技术保护法、知识经济与产业技术、信息技术促进法、产业技术引进法等法律制度。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较薄弱，今后需要大力加强产业政策的立法。
(8)价格法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反映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及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价格法是指调整价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价格关系是指与价格的宏观调控、价格的制定、价格的运行以及价格的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价格法的调整对象是以上各种社会经济关系。
根据价格法的调整对象，价格法的法律体系包括：价格总水平的宏观调控；价格管理体制；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政府的定价行为；价格的监督检查；违反价格法的法律责任等。
(9)审计法
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资产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查、评估的一种经济监督行为。审计已成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监督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
审计法的体系应包括：审计法的原则即依法审计、独立审计、客观公正、强制性及保守秘密原则；国家审计机关包括：审计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国家审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审计监督法律制度包括：对国家机关财政收支审计，对金融机构财务收支审计，对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收支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包括：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审计，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对外资的审计包括：对国际组织的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审计，对外国政府援助、贷 款项目的收支的审计；另外还有对社会公共资金的审计；专项调查的审计及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审计程序法律制度包括：审计的准备和审计的实施；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被审计单位及人员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等。
(10)国际收支平衡法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等活动发生的各种经济收入和支出的总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国际收入和国际支出大体相抵均衡，国际收入略大于国际支出。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经济总量平衡的组成部分，对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大体平衡，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
国际收支平衡法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关系是指我国在涉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国际收入和国际支出相平衡的经济关系。包括对外贸易经济关系、外商投资经济关系、海外投资经济关系、外汇管理关系、外债管理关系等。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收支平衡法的体系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海外投资法、外汇管理法、外债管理法等。
对外贸易法是调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过程中发生的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对外贸易法的原则、对外贸易经营者、服务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以及违反对外贸易法的法律责任。还涉及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配额管理、非关税鼓励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
外商投资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有密切的关系，在有贸易持续逆差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净流入来纠正贸易收支失衡和弥补外汇储备不足，从而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外商投资法在国际收支平衡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外商投资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关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法、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法等。
海外投资法。包括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法、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法、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法等。
外汇管制法。包括外汇账户管理，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和外汇（转）贷款登记管理法等。
外债管理法。包括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法、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法、外债统计监测法、外债登记法、对外担保法等。
(11)经济审判法
经济审判法是国家审判机关在履行审判职能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审判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人民法院通过经济审判活动，保障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通过审理重大经济纠纷，处罚违反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保障国家宏观经济活动顺利进行。
经济审判法的体系包括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经济审判组织的设置和职权、经济审判的管辖及收案范围、经济审判的监督（人大监督、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内部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再审程序的监督）、违反经济审判法的法律责任等。
以上11个方面的法律，构成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相互联系又相互统一，其特征都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密切相关，属于宏观经济法范畴，统一于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内。值得提出的是，目前，宏观经济法的体系处于初创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经济法律不断制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将得到加强，宏观经济法的体系虽会有所变动，但将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法的体系将屹立于中国经济法体系之中。
宏观经济论文: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上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为实施扩张性政策作了好诠释。但从时间序列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第六个下降年头，1999年预测GDP增长7%，意味着下降之势将持续下去。纵观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迟滞；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滑无改善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出口严重下滑，外资增速下降。
1998年，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措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操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人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力的削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依然很软，经济的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先导。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与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2-1 景气循环：国有投资拉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比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见表1）。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张杰，1997)。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及时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及时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左大培，1998)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剌激起经济景气，或者说，在制度上还没有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表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有关资料计算。
2-2 ，国有部门失衡：资金供给稳定和产出份额下降
如前所述，国有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出的份额快速下降，从1985年的69%下降到1997年的38%，但国有部门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下降有限，同期从66%下降到52%，1998年国家增大国有投资，其比重还会上升。与此相适应，在用银行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和62%。国有部门产出份额下降的同时，资金供给份额虽有下降， 但与产出份额的下降不成比例。与此相对照，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已占2/3，而得到的资金供给，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改变自己的资金供给渠道。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一般只有大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融资，如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基本与此无缘。除内源资金外，大量中小企业的外源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即使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企业外源资金的供给也主要来自银行，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大规模利用贷款解决企业的外源资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信贷资金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银行无法将资金贷放给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国有企业。就使得产出与信贷相脱离。
表2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产出份额的变化 (%)
注：(1)由于固定资产总投资基本上是用于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表中只列出了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的比例；(2)在第二产业中，国有部门所占比例是根据国有工业和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割的，这会低估国有部门，但趋势可信；(3)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1985年主要根据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分割，当时非国有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比重较小，我们作了估计修正。(4)从 1991年开始，国家公布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本表列出1997年的估计值，分部门估算的依据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非国有占80%，个人服务，公路交通中客、货运为80%，金融服务为10%。可以说国有比重略微高估，因为在这一时期，很多领域已经开放，如通讯中的寻呼机市场等等。
2-3，制度性“软约束”和特殊“安全”准则：投资资金供求与效率脱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的保障就大，就易于获得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资金，其资金需求也较谨慎。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衰退，但资金需求依然旺盛，资金供给也相对容易，资金并没有从这个部门中撤出多少。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保护”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软预算”有两类：一类是体制性的，一类是非体制性的（平新乔，1998）。中国经济中的“软预算”基本上是体制性的，它来源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改革的推进改变了它的实现方式，从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变成银行渠道，同时逐渐硬化了银行的贷款约束。但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尚未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而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金融机构与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只是资金量供给量相应较小。只要银企之间存在着体制性“软预算”关系，企业就会表现出对资金旺盛的需求。在资金供给方面，银行必须考虑贷款的安全性，但在国有部门内部的循环中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安全”准则，由于银行是国有的，它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向国家要政策进行冲抵，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失败却难辞其究。这就是所谓“肉烂在锅里”的机制。这种体制性“软预算”和特殊的“安全”准则导致了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即使在高负债比例下，国有企业仍可不考虑负债成本，在能争到投资时，依然去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率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而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的。(张春霖，1997；张杰，1998)。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从供给效应看，主要体现为提高有效供给，现代宏观经济学强调投资供给对长期增长的贡献含义，认为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效应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无奇迹的判断，就是从供给效应的分析得出的。从需求效应看，投资本身就会产生需求，宏观分析中通常将投资的需求效应列为对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忽略投资的供给效应。从本质上说，投资的供给效应才是最为本质的，如果投资不能产生有效供给，其需求效应是不能持久的。最无效益的投资也会产生需求效应，但其结果只会导致需求虚增和投资坏账引起的负债。
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国有部门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账。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部门，而非国有部门又极缺资金，于是，自筹和外资就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1997年非国有部门自筹资金占其总融资的58.9%，外资占17%，而运用的银行资金不足1/4。可见，体制性束缚造成了投资供给和需求、产出和效率的严重失衡。
三、投资与“宏观负债”
国有部门吸收了大量银行贷款，在竞争力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引发了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又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和特殊的运营机制，再透过国有银行转化成政府的“宏观负债”。这是解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
改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按照成本补偿的方式，中国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是财政补贴的改革阶段，政府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发展很快，微观负债较低，宏观负债主要表现在财政赤字上。随着国家财力的相对下降以及财政补贴越来越大，最终不堪重负，遂让位于金融补贴的改革。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国有企业迅速崛起，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产出份额下降，负债比例越来越高，亏损增加，还债能力下降，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运行上来。
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吴晓灵、谢平1997)。据计算，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17%。不论那个数据，都表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不仅表现在产出份额的急剧下降上，更表现在其亏损与利润的反向变化上。1995年二者基本相等，1997年亏损比利润高出将近1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
国有部门丧失盈利能力后，通过破产程序，其高负债直接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坏账。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总受理数的63%；破产加速后，银行的损失率为85.1%。另据经贸委对东北80家破产企业的调查，平均债务清偿率仅为0.41%(工商银行企业破产调查课题组，1997)。国有企业破产直接引致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而破产又与国有企业丧失盈利能力高度相关。以此推断，1997、1998的情况将更为严重。为了弥补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同时又要承担国有企业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为潜在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是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的机制。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导致了不断扩大国债发行，国债比例日益提高；为了加快发展，国家鼓励利用外资，外债总额也不断提高；如果加上象广信之类的金融机构为地方发展进行的对外 负债，90年代以后，国家在宏观上的广义负债直线上升。如果再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隐含合约（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所负债务包括在内，国家的广义负债已经非常高了（见表3）。
表3：中国政府广义负债占GNP的比例%
注：本表计算方法参阅了樊纲主编，《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第11期。
广义负债：*此系1997年数据；**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中，不良贷款占25%，其中15%通过破产有可能收回，其他则需要由国家最终偿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1998、1999年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增大国债发行，又因经济增长趋缓，企业还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可能加大，宏观负债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今年底，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达到5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丧失了通过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收入偿债的能力，基本上是借新还旧。
如果说国家正式的负债比例还不算高，国债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在安全线以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但其扩大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三个，一是借新还旧；二是变暗为明，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偿还城镇职工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福利欠帐；三是支持财政的正常与非正常支出。
由于无效投资的长期累积引致宏观上的广义负债，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情况下，只能发新债弥补。这将对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虽然1998年国家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又低于8%，而且随着增长放慢加剧了企业效益下降，坏账又要吞嗜现有的资本金。今年银行的收息率非常低，且随着经济下滑还会降低，国有银行的坏账必将从暗到明累及财政，由潜在负债变为公开负债。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
为了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改行扩张政策，启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回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宏观负债的增长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需要解决，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又采取了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宏观政策的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扩张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扭曲。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4-1， 政策工具性扩张的效应
1998年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着力点放在拉动投资上。扩张的方式是，一、降低利率、压缩超额准备，扩大货币供给；二、发行国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等；三、财政货币相互配合，用银行信贷配套资金支持财政增加支出，用发行特别国债弥补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促进放款增加。此外，还有一些相互抵消的政策，共同构成政策扩张的综合效应。
4-1-1，财政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包括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从支出政策看，是一个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适当的财政赤字以增加财政支出。但从收入政策看，又具有明显的收缩性质，表现为税收增收1000亿，以弥补财政的亏空。
财政扩张支出，重点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一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二是为了通过投资需求拉动，直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也存在着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扩张支出时，项目准备不足，出现了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的项目和地方政府准备自筹修建的项目。这方面已有不少报道，但抵出效应的大小无法估计。另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链条较短，带动效应较小，加之这次多是一些大项目，劳动密集型工程很少，投资通过就业带动的乘数效应比较低。此外，现行投资体制无法保障投资效率，未来的投资回报很成问题，投资带来的新坏账仍是一大潜在威胁。
从收入效应看，1998年财政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15.9%，增收1003.36亿。从历史角度看，增长速度和增收数量并不太多，但与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则高了不少。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税收的增收，征税量的加大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它直接降低了财政支出扩张的政策效用。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较有活力的企业，这会降低这些企业的活力，而支出又用于基础设施等长期的低回报项目，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张曙光、张平，1999）。
应当指出，从一年期看，财政工具的扩张对需求的拉动是明显的。实施财政扩张后，国有投资明显回升，9月份高达33.8%，直接拉动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4-1-2，货币扩张性政策
货币政策扩张主要表现为降低利率和加大贷款力度。从理论上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有：降低利率，引致自主投资增长；利率降低导致汇率变动，引致出口增长；利率降低导致股票价格上升，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拉动需求，起到利率杠杆的作用，托宾的q理论描述了这一过程；信贷观点认为，贷款规模的扩张，可得信贷较多，小企业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消费者可扩张消费信贷；利率降低使消费者愿意多消费，少储蓄，可增加耐用消费品支出。
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看，上述效应是不足的。及时，降低利率没有引致民间投资的增加；第二，国家保障汇率不贬值，出口效应没有；第三，降低利率未能刺激起股市，利率的杠杆效应不足；第四，由于贷款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尽管可贷资金充足，但中小企业得益不多，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虽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第五，降低利率，本应抑制储蓄，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但储蓄快速增长，抑制储蓄，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耐用消费品支出也较平稳。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仍采取传统的方式，配合国债向国有企业注入，而其灵活的各类杠杆作用收效不大，核心的问题是体制。
4-2，体制性收缩效应
4-2-1，概念界定
在本文的讨论中，体制收缩和体制性收缩效应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与体制复归和体制后退同义，是就体制本身的变动而言；后者是指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体制变动既可向前推进，即市场化，也可向后复归，即逆市场化；而每一种变动既可能产生促进经济扩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拉动经济收缩的效应。于是，就形成四种情况：（1）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土地制度改革，从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2）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贷款约束的增强；（3）逆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软化预算约束，敝开贷款；（4）逆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关闭产权交易市场。与体制不变下的政策效应不同，这种效应来自体制，并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实现，故称体制性效应。因此，体制性收缩效应既包括体制推进的收缩效应，也包括体制后退的收缩效应。
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关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效应，我们已在《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1998）中作过分析，一方面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另一方面也指出，它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使之面临着需求制约，开始步入商业周期，从而产生体制性紧缩效应，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这就削弱了传统的政策扩张方式作用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追求和期待的，不看到这一点，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出现偏差。鉴于前文已有讨论，本文将考察体制性收缩效应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后退的紧缩效应。
4-2-2，体制收缩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及时，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从而分 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和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连续数年的经济下滑，又使启动和扩张经济成为政策的目标；一方面，增长和就业的压力要求实施政策性扩张，另一方面，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二者之间虽有一致之处，但把握和处理好并非易事。
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基本上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组织体系，但在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采取的主要是传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金融发展出现了某些纵向一体化的倾向。贷款权的上收，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以及拟议中的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等，均是如此。这本身就不符合金融服务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要求，其结果不是分散和化解风险，而是使风险在金融系统聚集和积累。
当前的经济启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依靠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依靠增发国债扩张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规模，但由于体制上的收缩和限制，货币供应并未相应跟进，金融增长与投资扩张不能同步。主要是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在继续和强化。这集中反映在民间金融的发展上。改革使非国有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民间金融仍处于非法地位，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尽管央行提出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并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但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很高，这一政策无法实施。不仅如此，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存款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和集中，银行业的垄断有加强之势。特别是这次经济启动具有结构性扩张的性质，使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面临着更紧的金融环境。
改革以来，中国建立和发展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了资本市场，发展了直接融资。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启动中，财政面临税收收入制约，银行面临不良资产制约，扩张能力有限，正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好时机。但我们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的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经营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缺乏金融创新的动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连通的渠道。企业负债率高，债券融资受到制约；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不能上市，股权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多方受阻；再加上行政切块分配上市指标，包装上市，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很多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很大，更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1998年资本市场的规模虽有发展，但总筹资额、总交易额和股价指数均比上年下降。直接融资的规模是缩小的。储蓄压在银行，投资选择的风险集中在银行身上；政府举债投资，风险集中在官员的选择上。这就会增大国家的宏观负债。
在面临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十分重要。中国的金融监管在市场化改革中也确有进步。最近，一些金融机构的清盘和倒闭就是证明。这是消除银行和国有大公司坏帐和严重负债的重要一环。清盘方式也有改进，国家放弃了大包大揽的方式，不仅只对储户负责，分级清理，而且确定了“谁的孩子谁来抱”的原则。但有些做法也值得考虑。金融监管过程本身就是不同主体间的博弈，目前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其他主体间的博弈。如果不着眼于信用基础的建立，从制度上加以推进，而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操作，就会发生扭曲。行政操作往往难于分辩公司资产质量的好坏和等级，关掉或撤并的可能是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公司；中央政府下令关闭地方的金融机构，地方借机把风险推给中央。至于上市指标的行政切块分配和关闭产权交易中心等，都有悖于市场原则。是谁赋予了这样做的权利，是依据哪一部法律的哪条哪款。如果说，过去烧毁地契，取消定息，是撕毁契约和破坏信用，那么，今天的作法仍在用行政手段取代和否定契约和信用。加强监管固然重要，建立信用才是根本。
第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政府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和经济扩张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政府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场；由于被改革者自行设计，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进入，维持和重建垄断地位就是最有利的。然而，强化政府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弃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控制，但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却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现在仍基本上处在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之下。1993年改革之后，随着个别地方出现的抢购现象，国家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购销的管制，私商被禁绝和取缔，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了粮食和棉花的经营。本来，粮食丰收，价格下跌，粮食歉收，粮价上涨，亦属正常，我们却与市场对着干；本想用国家控制解决粮食经营中的亏损挂帐，化解部分政府负债，但结果是，垄断利润落在垄断经营者的手里，国家吃了亏，宏观负债增大，农民也没有得到实惠，粮商和农民的销售合作发展不起来，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陷在了泥坛里。近50年来我国因粮食问题引发的经济波动，与粮食生产无关，均由粮食流通问题造成（温铁军，1999）。
在国内市场方面，由于一些部门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出现了一些价格的竞争战。这也是一件很正常事情。虽然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残酷，但它会促进产业集中、技术进步、质量提高和服务改善，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产业的进步，事实上，冰箱、彩电等家电行业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刘世锦、江小涓，1996）。然而，一些部门不是促进和发展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是搞什么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消除竞争。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且直接阻碍着产业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此外，在要素市场方面，强制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也是一种逆市场化的选择。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实施的国家垄断还相当严重。教育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学基本上是官办的，民办大学廖廖；而官办大学的自主权也很小，就是招生数量、毕业证的发放，学校都不能作主，而由教育部直接控制和掌握。这样，大学教育怎么能发展，教育质量怎么提高？这不仅影响到当前经济扩张，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效应，而且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
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 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是进进退退、摇摇摆摆。通过市场化的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助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而我们却习惯于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永远解决不了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虚假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东西，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在党政部门，党管干部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把它推广到企业中去就有问题了，党的部门和人事部门既无能力，也无办法考核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永远摆脱不了行政控制，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最近，我们成立了很多工作委员会，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证券工委，并向一些大企业派出了督察特派员。如果这是为了在国有经济收缩时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那可能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是，作为加强行政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办法，则可能是弊大于利，有可能为企业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4-2-3，体制性收缩效应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与体制变革上的收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影响深远的矛盾现象。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一是使得政策工具上的扩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尽管政策力度不小，但扩张效应不大，经济启动依然乏力，能否持续尚未解决；二是体制上的收缩虽然抑制了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微观负债和金融风险，但却增大了宏观负债，加速了风险的聚集和集中；三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也就降低了清偿负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新的体制性扭曲，增大了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制度运作的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于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高，乘数就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政府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五、 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和运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5-1，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如果说在宏观紧缩时，体制上某些方面的暂时退缩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实现，只要不是根本性和持久性倒退即可，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就是如此，那么，在宏观扩张时，体制上的推进就成为政策效应实现的保障，1992年就是好的例证。这时体制上的收缩就是致命性的，不仅会使政策的扩张效应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导致体制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扭曲。目前就存在这种情况。
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和扩大政府支出，实施经济扩张和促进增长回升，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目前这方面还有一些空间，但发债筹资总有一个限度。考虑到前述的宏观负债，这个空间并不很大，且国债的还本付息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增发一些长期国债，但国债发行主要是一个短期措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发债扩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简单地定位于扩张支出，启动经济，那么，其效应必然受到限制，也很难长期支撑，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如果在实施扩张的同时，着眼于盈得时间和空间，使资本市场得以发育成长，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持和资金保障。在这里，西方国家通过政府举债（包括战争借款）培育和改革金融体系的经验（保罗.肯尼迪，1988）值得借鉴。
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1998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除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和还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计划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至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则可有不同的选择。
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因而，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保障（张曙光，1993）。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即在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同时进一步放宽其经营渠道和经营限制，既可进行债权投资，也可进行股权收购和股权投资，这样，股本盈利得到的现金流就可用来支付当期的利息。不仅如此，股权现金套现和抵押贷款再投资，就能放大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使国债还本有了保障。这不仅可以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真正推进一步，还可促进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严格监管是一个重要条件。
在金融领域，重建信用是最为重要的。国有银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一方面为非国有银行让出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可在收缩中加强自己的信用基础。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也要以信用为先，关键在于增大银行操作的透明度，如果没有相应的信用重建，非国有银行是不可能成长的。增加透明，增加信用，才是金融业发展之本。如让较好的股份化银行上市等。
5-2，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但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比较优势在减弱和丧失，比如，成衣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单位小时0.36元，泰国为0.14元。不仅如此，相对于劳动力来说，中国的资金比较紧缺，资金的相对价格应当较高，但由于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再加上信用基础缺乏，相对价格的扭曲相当严重。特别是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大多投入大的装备水平较高的项目，进而加剧了资金对劳动 的替代。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当不利。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政府扶持、民间经营，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为了动员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固化二元结构，扩大城乡差距，阻滞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改革以来，城乡分离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而尚未打破，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速度相对缓慢。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政策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剪刀差已大大缩小，但是，一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经营的垄断尚未打破，经营者凭借垄断权力侵占农民利益的事情累见不鲜，压级压价、打白条、强制储蓄等都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的价格虽未上升，但价外加价却大幅增加，以至很多地方农村电价高于城市，农民有电而仍用煤油照明，有家用电器和农业机械而不愿和不能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剪刀差也许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国家的名义农业税虽不算高，但由于国家财力下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县都是赤字县，而政府在农村的机构以及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又很多，财政负担不了，就靠吃农民维持，于是各种税费有增无减。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大发展，亿万民工大流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但由于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资金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再投向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再加上城市政府基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实施了一些清退和限制农民工的措施，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民工流动的规模也在减小，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慢。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的扩大和细分，不能促进城乡交流和一体化的发展，相反是在缩小农村市场，阻碍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与经济的长期发展相悖的，需要按照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尽快作出调整。
城镇化的发展，会拉动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如教育、电信、金融服务、媒体等，医疗保健等，都是高垄断部门；根据世界市场发展的状况看，创造产值及时位的行业是医疗保健，第二位的是金融，第三位的是电信。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民间教育，将在今后20年内成为全球较大和发展最快的产业（王小强，1997）。现在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其供给是基本垄断的，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也没有拓展。中国启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高供给的重点也在这里，出路在于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就拿教育来说，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的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经济扩张，而且有利经济的长期发展。
宏观经济论文:谈外国直接投资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再创新高,各国的发展机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享国际资本流动的份额。对我国而言,既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健增长、迅速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又要减轻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结合创造条件,从全球化过程中分享更多利益。当今世界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跨国投资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形式。所谓外国直接投资是指取得具有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的投资,它能对公司运营进行控制,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在大量流入我国的同时,其资本结构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态势。80年代,流入我国的外国资本中对外借款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79-1983年平均为81.4%,1984和1985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分别达到47.6%和57.8%,1986年和1987年又上升为69%和68.8%。这表明,在80年代,虽然我国开始间接的开放资本市场、发行政府债券并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市场,但是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入仍然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自90年代以来,外资进入以FDI为主,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资本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流入我国的外国资本年均增长速度为32.1%。从外资结构上看,FDI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58.8%,随后连年增长并始终保持在70%以上,2002年,我国FDI实际利用金额达到527.43亿美元,同比增长1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较大的FDI接受国。吸引外商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着,大量FDI的利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弥补了资金缺口,引进了高新技术,促进了产业升级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采用合适的对策,更好的吸收、利用FDI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就成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FDI的来源、区位及产业分布特征
我国吸收FDI的主要来源地是港澳台地区,但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FDI的来源地结构不断改变,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FDI不断加大。截至2005年,来自香港的FDI最多,占资金总额的45.73%,其次是美国、日本和台湾省,分别占8.9%、8.11%和7.39%。此外,我国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尽管在总量上占有优势,但就平均规模而言,远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
由于我国采取由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经济地理区位与软硬件投资环境的差异,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的FDI在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推进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吸收的外资高度集中在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资份额逐步转移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塘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1992-2005年,我国累计87.3%的FDI分布在中国东部包括东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累计12.7%的FDI分布在中西部。此外,从FDI发展趋势看,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的比重有所下降;中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比重逐年上升,而包括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和河北的北部沿海地区的FDI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外商对我国各产业的直接投资并非平均分配,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FDI达8280.59亿美元。其中包括农、林、牧、渔等及时产业为157.59亿美元,仅占全部外资总额的1.9%,这主要是由我国实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业经营体制所导致的,此外,我国的及时产业也不存在比较优势;第二产业为5242.86亿美元,占63.32%,这是因为我国FDI的来源主要是港澳台地区,而他们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第三产业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为34.78%,其中房地产、公用服务业累计吸收1810.81亿美元,占21.87%。房地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吸收FDI的主体,约占2/3,金融、保险、外贸以及信息服务等其他行业吸收的外资有限,这是由于这些行业起步较晚。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保险业将会吸收更多的外资。
二、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FDI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以来,FDI占GDP的份额始终维持在3.2%左右。有研究认为,我国GDP增长率中2%-3%归因于外资的贡献,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由外商投资引起,FDI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2.吸纳FDI是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FDI是我国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市场竞争的主要原因。此外,FDI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水平,将发达国家长期积累、高额投入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转移到我国。
3.大规模FDI的流入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FDI实现的生产扩大,既会加深对我国的市场渗透,也会进一步拓展新的第三国市场,从而使以贸易导向的生产带来总贸易量的净增。
4.FDI企业是我国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基于我国目前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吸引FDI意味着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我国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迄今为止,外资企业已经为我国制造了近3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三、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我国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制和政策环境大为改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提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 度减少,国内统一市场日趋完善,从而大大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此外,我国社会的稳定、市场的开阔都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当前经济稳健增长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方式将发生新的变化。
1.外商投资的规模结构将更趋合理,外资来源更为多元化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将纷至沓来,充分利用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以及要素成本差别较大的因素,着眼于全球经营战略,潜心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大型基础设施、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拥有专利技术和专业化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也会到我国寻求投资机会,发展符合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因此,外商来华投资的规模结构将呈现大项目增多、平均规模扩大、大中小项目并举的发展趋势,这对我国发挥国际比较优势大有裨益。
2.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一步扩展
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完备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将受到外资的青睐;同时,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化工业和大型国有企业聚集的地区,也将在我国掀起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在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将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加之投资领域的外资准入条件较东部地区更为宽松,政策也更为优惠,因此,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3.外资的产业分布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于新一轮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以及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制造业吸纳外资的重点将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转向重化工业、深加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我国农业资源多样化,农村劳动力丰富且人力成本低廉,有望较大规模地吸收外商投资;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制造业,银行、保险、旅游、电信、运输以及各种服务业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在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利用外资也将有新的发展。
4.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
在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FDI的同时,允许外资收购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逐步放开跨国企业并购,允许外资参与国内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必然会把参与国有大型企业的改组改造作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并与更多的非国有、非公有内资企业相融合,将我国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一些成长较快、规模较大的非国有、非公有企业和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将成为外商关注的焦点。
四、政策启示
针对FDI中存在的问题,以及FDI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应及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以更好的吸收利用外资。
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的改善,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法制环境,包括稳定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优越的人才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大力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廉洁、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目前,在较大规模的独资企业中,对于市场竞争和投资环境的敏感度均已超出传统意义上对于廉价成本的追求,作为战略性投资者的跨国公司已放弃低成本进入的选择,从外商主观评价的层面上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投资环境是否具有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重配套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培育具有活力的产业群集,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发展我国现代服务业。包括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及中介服务等完备的配套支持体系的产业群集,在技术密集的经济活动中作用日益显着,这种产业链完整、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对于追求效率的投资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同时,引进外资可以促进我国对商业流通网络进行大规模改造,发展电子商务和连锁经营。另外,应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及电信等行业,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服务行业,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而且有利于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从而加快我国服务市场与国际接轨。
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吸引更多的外商,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我国,这样不但可以使进入我国外资的质量和数量提高,而且也可以使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吸引外资必须以服从产业升级需要为目的,应适当限制一般技术产业的进入,鼓励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通过吸引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利用外资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研究和把握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策略的变革动向,结合我国政策法规的新变化和国际资本的新走势,围绕提升环境竞争力来调整自身的投资促进政策,以拓展利用外资的空间。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我国宏观经济若干新问题的思考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若干新问题的思考
一、如何看待价格总水平的下降
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__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__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__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__－20__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__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及时，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__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__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__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__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由这些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能是“相机抉择”--根据短期内的特殊总供求关系决定当前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及其力度。不能在某一时期决定了要扩大政策投资，就不顾情况的变化而几十年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什么“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应有什么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政府。总之，是要到那时去“相机抉择”！而不是事先决定。因此，那种今天要制定个今后几年财政投资“逐年递减”的计划的作法，其实是不符合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上是错误的。
相机抉择，同时意味着：某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谈出”，但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应该永远存在，随时准备采用，包括财政政策，不能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财政政策就可以放弃不用，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罢了，作为一个问题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体制改革又面临许多难题，多一些政策工具总是好一些。发达国家现在也在两种政策一起用，我们就更需将两种政策工具都当作“备用的”，以“供选择”之用。财政政策也是一样，不能再回到过去仅仅是“吃饭财政”的状态中去，而是应该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宏观经济论文:谈国土资源部门加强宏观经济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不懂宏观经济就不懂管理——谈国土资源部门加强宏观经济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央对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土资源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总体看来，国土资源部门还存在着对参与宏观调控准备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要加强宏观经济知识的学习。
国土资源部门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都不能无视的。只有从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入手，才能适应这些变化。这两年的实际工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缺乏学习，有些同志对宏观经济形势不了解，吃不准，吃不透，面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对国家提出的调控目标茫然不知所措，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者是思路与工作路数老一套，找不到新的方式和手段；更为严重的是，销蚀、瓦解土地“闸门”的作用，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中央的政令要求拧着来。种种情况表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自身的素质还存在差距，确实需要加强学习，补上宏观经济知识这一课。要充分认识到，如果固守原来的知识结构，对宏观经济知识不学习、不研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国土资源管理的内在联系和彼此影响不关心、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我们就无法真正履行好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责。
土地、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的基本要素，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土地，对于调节经济增长的总量、结构，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哪个行业，上项目、搞建设，最终都要落在地上。土地供应的总量、方向和节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的优化。这就决定了国土资源管理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之间，有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因此可以说，不懂宏观经济就不懂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宏观经济走向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参与宏观调控，就不能就资源管资源，而应胸怀全局，充分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势，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政策，才能及时掌握在一定时期内，哪些产业需要扶植或加快发展，哪些产业应该限制甚至禁止；哪些区域需要给予支持，哪些地区应该加强控制，才能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调控之策，充分发挥土地“闸门”的威力。而做到这些有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熟练掌握宏观经济知识，懂得宏观经济的运行脉络，懂得参与宏观经济的手段。
当然，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事，是国土资源部的事，作为地方来说，只是执行罢了。因此，懂不懂宏观经济知识，都无关紧要。这样想就错了。且不说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对某个具体的国土资源工作人员来说，不懂宏观经济，很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甚至失职。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调控政策，有的人处理得很好；有的人却“走投无路”，干出顶风违法的事情来。
因此，作为国土资源部门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知识的学习。要在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中积累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针对我们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吸取、补充相关的宏观经济知识。要在对比中加强学习。在加强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的同时，通过比较，寻找并弥补我们的缺陷，改进和丰富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提升参与宏观调控的水平。要养成好的习惯，建立起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定期分析制度。通过这项制度的执行，促进我们对宏观经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提高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能力。
没有武器，难上战场；武器不精，难打胜仗。参与宏观调控，我们还是“新兵”，“新兵”需要“恶补”。国土资源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在“完善体制，提高素质”过程中，通过深入学习宏观经济知识，加强基础工作和调查研究，使宏观调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宏观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的挑战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经营战略
1、入世保障的时刻表为全球化带来挑战
经过了13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入世”谈判的保障主要是两条，一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开放市场。这些保障具体地规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骤和路径，敲定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必须强制性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从制度层次上加快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入世”使中国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障都有确切的时刻表，与中国具体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时间无关，就是说，时间表是刚性的。例如，根据中美谈判的结果，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车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数信息技术产品由现行的平均关税税率13％降到2003年零关税，化工品现行平均关税为10.57％，到2008年将降到7％。这正是“入世”所带来的紧迫感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讲，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是通过“入世”具体体现的。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较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 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较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 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要缩短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正确政策和战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提高创新能力。还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缩短转轨的过渡期，创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以利于“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6.以全球思维确定新的经营战略思想。
全球化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和竞争态势，要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趋利避害，减少风险，建立和保持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国家全球竞争战略和企业竞争战略。这一战略所涉及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对我国各产业竞争力现状的估价，优势、趋势及风险分析，世界竞争态势分析，战略竞争和联合分析，各产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及目标，开放条件下企业和产品发展战略，国家重点产业及关键技术的发展，提高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等。近年来，我国已陆续提出了相关的措施，例如，争取“入世”，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政策，“走出去”战略等都是应对全球化的战略决策。全球化已经在为世界资本创造了更广阔的竞争环境，中国企业也要以全球思维确定新的经营战略思想。
全球化和新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的冲击，就是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的作用急剧增大，导致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减弱。对此，中国也不例外。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最近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本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国际化程度由去年的第20位急降到第35位。这个结果既说明了世界竞争的剧烈程度，也表明了令人担忧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变化着的世界，必须适时调整相应的宏观政策，例如外资政策。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和国内储蓄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依靠外资弥补建设资金和外汇短缺“两缺口”的紧迫性已不突出，而通过外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获得技术许可和转让，培育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的迫切性随着“入世”更显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重点利用资金投入转向重点利用技术、知识等先进要素的投入，利用外资的形式也要从吸收股权投资转向股权与非股权安排等多种形式（注：13）。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一些强势产业目标的转换更应加快。又如，为了提高我国企业“入世”的适应能力，要适当调整改革的具体步骤和管理政策，使“民族工业”尽快进入竞争状态。国家要给与必须的指导和帮助，使企业顺利度过“入世”前后的适应、调整和重组阶段，从投资、技术引进、政府采购等多方面的整体安排和系统政策上给企业必要的帮助。
宏观经济论文: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较大化厂商和效用较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较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 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 of 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 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及时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较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较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及时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及时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及时性的变化。因此对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 Dickens，George 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及时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 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较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长期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长期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长期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较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较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较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 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 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较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及时，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 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 ，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宏观经济论文:论房地产市场虚拟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 房地产市场虚拟性的表现
房地产市场具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二重属性,虚拟性是指房地产是一种虚拟资产,其特性介于普通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具体表现在:
1.1采用资本化定价
作为不动产的十地,土地价格就是地租的资本化。它使土地资产成为一种具有虚拟资本属性的资产。实际上,在现代房地产投资、融资实务中,根据房地产产生的现金流最进行估价的收益资本化法仍是决定房地产投资的最书要估价方式,只是在估算现金流馈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以求达到更好的预测效果。
1.2投资者不参与实体经济活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房地产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品,由于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而土地存量不变,因此,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必呈上升趋势。投资者为了资产保值增值而取得房地产所有权,其投资的目的在于盈利,投资者并没有直接参与生产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
2. 房地产虚拟性对宏观经济的消极与积极影响。
2.1房地产市场虚拟性的消极影响。
虚拟资本是经济泡沫产生的根源。虚拟资本的过度增长和相关交易持续膨胀, 与实际资本脱离越来越远,形成泡沫经济。经济泡沫的成分不断增加, 人们对虚拟利润的追逐导致大量的资金非正常涌入虚拟资本市场, 人们热衷于炒作股票、期货等“金钱游戏”活动。、虚拟资本的过度发展会挤占生产部门的资金供给。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 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如果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过多, 就会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不足, 发展乏力, 形成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
2.2房地产市场虚拟性的积极影响。
虚拟资本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作用。其积极影响可以概括为:
2.2.1加快财富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 促进资本的社会化进程。虚拟资本的出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 资金集中更加迅速、快捷, 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 为高效率的社会化
大生产奠定基础。
2.2.2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虚拟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更加自由灵活, 从而能表现出明显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和导向性, 带动了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
2.2.3提高全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虚拟资本使流通中需要的实际货币量得到节省, 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虚拟资本的繁荣, 能增加投资者财富, 刺激消费增长, 改变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扩大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虚拟资本中的股票或债券, 如果绝大部分都是生产性的,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3. 我国房地产现状及建议
3.1我国房地产现状分析
3.1.1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经济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其速度先行和健康发展可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1.2市场供求矛盾突出
从需求方面来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 美元以上之后, 住宅需求逐渐成为居民生活的最基本与最主要需求, 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又会加剧城市的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就导致了城市的住宅需求呈显着的盘升趋势。再看供给, 房屋供应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这主要源于土地供应量的收紧和商品住宅土地开发增速的放慢, 城市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住宅价格的成本推进。市场价格往往是供求均衡价格的反映, 高畸的房价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大于求。
3.1.3房地产市场中投机性因素增加
房地产开发的高速发展是由对商品房的需求所支持的,对房地产的需求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居住需求。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居住。二是投资需求。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出租。三是投机需求。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在价格上涨时再出售以获取涨价收益。这三种需求中及时种需求是真实的需求,对房地产开发具有积极的作用。后两种需求属于虚拟需求,尤其是第三种需求,具有较强的投机性质,价格越高,需求越虚。但近年来投资和投机需求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投机需求过度增加,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假象,引起市场地价和房价上升,最终会形成房地产泡沫。一旦遇到经济波动,房地产中的泡沫就将迅速破裂,对整个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3.2建议
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发育的初期阶段,政府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抑制房地产投机或炒作。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3.2.1抑制投资性特别是投机性需求
区分房产需求的性质,大力支持基本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应明确区分不同的购房需求。可以通过在房产登记机构建立信息系统,对个人名下房产进行清理,建立数据库,尤其考虑到跨区域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应实行全国性质联网管理,可以考虑与银行信用部门挂钩。还可以利用金融货币手段进行调控。银行贷款既是很多中低收入人群获得购房款解决自住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主要融资手段,同时也是很多具有投资投机需求的购房者购买多套房产可以利用的金融货币杠杆。另外,也可以利用差别化的税收手段调控。针对不同购房者采取差别的购置税率的同时,建议针对房产转手过程中的房产增值部分征收较高的累进税从而有力的抑制房地产中的投资投机行为。
3.2.2积极推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的实施落实。
在城市土地规划上,政府应加大对经适房和廉租房土地的预留规模,以低成本或零成本提供土地供给,成立专门的经营机构或招标选择有能力的管理企业经营管理,以较低的租金为无法支付商品房价格的中低收入人群提供租房服务。对于超过廉租房适用标准的租房人,给以财政政策补贴或银行贷款优惠,支持其购买经适房甚至到商品房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
3.2.3加强宣传,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理念。
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应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理念,引导人们理性的看待住房问题,分步骤分阶段的解决住房需求,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廉租、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的阶梯步骤,有 计划的解决自身的住房需求,充分认识和利用政策,避免恐慌
性购房等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增加投资渠道,使资金分流。减少楼市的投资行为,也可以减少银行承受的金融风险。
3.2.4充分认识房地产业的虚拟特性,综合考虑房地产金融问题,而不是单独从银行信贷管理、信托政策、企业债券或股票等金融工具的角度来考虑房地产金融。同时,进一步完善立法,使房地产企业股票发行和交易规范化,把企业通过股份制而筹集的资金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结语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虚拟经济占实体经济的比例随经济增长不断上升。只有加大房地产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强调控,合理规划房地产发展的步伐,运用市场手段调节土地供需关系,才能促使房地产业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宏观经济论文: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浅议
我国资源税现存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收法律层次低
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及时，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第三，资源税的税率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品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并且资源税税率没有与资源的利用挂钩，导致资源税在保护国家资源、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资源税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源税征管办法不明晰、不规范导致资源税税源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由于税费并存，费挤占税的现象严重，征管部门的增多，加大了企业协调的难度和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宏观经济论文: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资源税现存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收法律层次低 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及时，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第三，资源税的税率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品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并且资源税税率没有与资源的利用挂钩，导致资源税在保护国家资源、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资源税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源税征管办法不明晰、不规范导致资源税税源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由于税费并存，费挤占税的现象严重，征管部门的增多，加大了企业协调的难度和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税务部门缺乏对资源税的专项税源管理和监控的机构，税源信息监控体系的缺失，导致资源税调控能力严重不足。
二、资源税改革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资源税改革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改革对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影响。资源税将与资源价格直接关联，有利于通过税收调节品利润，提高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当前分税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外，其他所有资源税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和支配，资源税改革后，税率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扩大会显着提高资源地地方政府的资源税收入，使资源税占整个地方税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资源税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资源开发环节获得大量收入，增强本地区的自有财力。对于当地公共物品的提供、减轻环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坏的资源环境，补贴需要扶持的行业乃至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短期！
(二)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源税制改革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具有税收负担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资源税收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促进种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税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仅能弥补资源的使用，也能弥补资源占用而使他人丧失使用机会后造成的损失。并且，由于贫富阶层消耗资源的不同，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可以使税收负担在贫富之间发生转移，这样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个从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将税款用于补贴合理有效利用的资源的企业和治理污染与保护环境，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资源税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 通过调节税率，改变计征方式，可以有效遏制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的状况。资源税制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一般会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因而会减少投资。当对的使用征收资源税时，资源的价格就会提高，使用资源的企业必须使用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当资源的需求量减少时，就会促使生产企业彩先进设备提高开采率。从这一角度讲，资源税改革将会提高企业成本，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资源税改革会从税收政策导向上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抵制和淘汰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将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效应。
宏观经济论文:关于透彻国内CPI和宏观经济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与预测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透彻国内CPI与GDP的关联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CPI;GDP; 通货膨胀;宏观经济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2840亿元,同比增长11.1%。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其中,及时产业增长3.6%,增加值13367亿元;第二产业增长13.2%增加值85830亿元;第三产业增长9.6%,增加值73643亿元。其中公布CPI同比上涨2.6%,PPI同比上涨6.0%。6月份当月CPI同比上涨2.9%,PPI同比上涨6.4%。
CPI是指消费物价指数,其构成可分为两大类:非食品类与食品类。在中国食品类主要占CPI比重的33.2%,非食品类要素占据CPI的比重大约为66.8%。上半年的CPI同比上涨2.6%,当CPI上涨到3.4%则会拉响通货膨胀警钟。这些数据的公布则反映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那么是不是CPI越低越好呢?
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三大指数:CPI,PPI,GDP。CPI前面已经介绍,PPI是指生产物价指数,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如果CPI指数高,那么假设你用手里的钱去买车,那么你相对于以前的物价就是贵啦,而经销商则相对于以前是盈利啦,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增值,最终企业会盈利。以此类推于全国各个行业,这样国内的GDP会升高。如CPI降低,沿着CPI到PPI,PPI到GDP的关系,那么GDP则会降低。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CPI越低越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估计,价格与失业存在反比关系函数,也就是说当价格水平较高时,那么失业率比较低,而在CPI降低时,同时失业率较高。这同样符合国内的情况。如果CPI变负,PPI也会继续下行,虽然我们认为各种商品是便宜啦,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CPI的下降,其并不是因为降低了成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的总需求,尤其是在市场上国民需求微弱,这样同样也会导致GDP的下降。
在中国CPI包括八类大产品的价格变动,有食品类,烟酒,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信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居住类其中食品占CPI 33.2%。从以往的数据来看,食品往往是各因素中对CPI影响较大的。例如,2007年中期以来的CPI价格指数上涨,80%以上是由食品来解释的。而在食品大类中,猪肉的权重约为10%左右,但由于猪肉价格波动较大,因此对CPI的影响也就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性分析得出测算结果,猪肉价格的变化经验丰富CPI和食品价格两个月,而食品和CPI变化时同步的。那么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猪肉拉动食品,食品拉动CPI,CPI影响GDP,那么说我们中国的GDP只是简单的与猪肉的价格有相对较大的关联性,这当然显得荒谬。
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主要原因有如下,及时:中国的CPI权重和欧洲差异很大 ,欧洲的CPI中住房权重占到四成,而中国不把住房记入CPI 。但是中国CPI中食品的权重占到三成以上,因此食品价格的变动对于CPI有决定性的作用因。CPI的权重改变周期很长往往跟不上人民生活的变化。所以中国的CPI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通货膨胀率。第二:CPI中除去食品和资源价格后,有一个被称为核心CPI的东西,而中国核心CPI没有太大的变动。因为,在国际上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往往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变动会很大,所以有时候不被考虑为一个对于经济衡量最重要指标。第三,中国食品的价格变化源于供需关系的原因,以价格变动猪肉来说,1,病情和整个食品产业联动固然造成养猪成本提高,同时资料显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猪肉的价格一直趋于较低导致农民的对于养猪的积极性下降。即使被认为中国好的猪肉行情的现在,养一头猪的利润只有250元左右,这还不到一个农民工出外打工两个星期赚的钱。2,猪肉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一头猪从小到可以买有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带来的不只是几个月才能满足供应的问题。它有连带效益,因为猪量少所以种猪一样少,于是市场上小猪的数量也少,于是要改变情况不是24小时两天的事。3,中国产业结构决定在现在主要还是一户一户为单位的养猪为多,不能形成产业从而猪肉的成本过高,所以改变产业结构也不是急的出来的。 加息对于改变以上问题没有太多的作用,因为利息只对货币的供求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影响到猪肉价格很难,同时又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加息对于这个不是关键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货币流动性的管制。因为利息只对货币的供求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影响到猪肉价格很难,同时又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加息对于这个不是关键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货币流动性的管制。
主要因为CPI有着滞后性,但是市场的经济活动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其我参考指标,CPI稳定,那得就业率,PPI,及GDP就呼叫越好的增长。不过从中国目前的国内实际经济情况来看,其CPI的数据与GDP的联系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具有性。所以要让CPI充分反映GDP,要让其更合理化,政策推出机制是刻不容缓的。货币政策的调整,除了控制新增贷款外,预料先提高存款准备率,再提高利率,同时容许人民币升值来降低进出口物价,还有适当调整目前的分类指数权重,使统计出来的CPI与人民的实际感受一致,才能让CPI更加合理化,更能反映GDP,对预测宏观经济走势更具有性。
宏观经济论文:金融危机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品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 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宏观经济论文: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分析
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分析
2000年第3期辽宁财专学报第3卷总第10期 收稿日期:2000-03-09
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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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少朝(1969-),男,汉族,苏州大学财经学院经济学硕士,经济师,主要从事货币银行学方面的研究。
(1.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021;2.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江苏苏州215021)
摘要:政府采购不仅具有加强公共资金支出管理职能,同时还在调节总需求,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发挥重要职能。因此,必须结合政府采购自身特殊性质,充分发挥其特有优势。
关键词:政府采购;民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程序,对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购买,是一种包括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等内容的公共采购管理制度。自政府采购制度产生以来,它在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杜绝腐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有较手段。我国正在加紧构建政府采购体系,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它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其它宏观调控手段密切配合,以期完善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一、政府采购特殊性质
了解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是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的基础,从政府采购的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它的以下三个特性:
1.与一般采购活动相比,政府采购最根本特点在于其特殊的采购主体——政府。由此决定了政府采购必然要体现政府偏好,实现政府职能,并与其它政府政策相互配合。这是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的基础与前提。
2.与一般政府活动相比,政府采购中的政府,是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买方。因此,政府采购必须遵循一般市场交易规则,强调公平、公开、有效竞争。政府采购既可以通过所购商品劳务来满足政府日常运行需要,也可以借助政府采购形式来支持一定产业、技术或项目的发展。市场交易的方式为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灵活、高效手段。
3.与一般财政支出相比,政府采购仅限于购买性支出,而不包括转移支付。政府采购中有一套规范性、程序化的法律制度、规则,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
上述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既为它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扬长避短,正确利用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
二、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
从各国政府采购实践看,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总需求管理、保护民族产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
所谓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即在总需求不足时,加大政府采购;在总需求过大时,减少政府采购,以此实现政府的反周期调节政策。
这是使用较早的经济职能,但作为政府采购来说,这一职能的运用会受到下述因素制约:
1.受政府采购规模制约:一般而言,政府采购约占GDP的10%左右,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3左右,因此,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必须与其它政策手段配合才能凑效。
2.受政府本身职能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购的商品劳务,绝大多数是为满足自身日常运行之需,因此其数量、品种都是相对稳定的,难以随经济周期大幅调整,即使象基础设施那样的大型项目,也应当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规划,而不宜随便用作反周期工具。
3.受反周期政策本身效果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既有需求方面因素,也有供给方面因素:既有数量方面原因,又有结构方面原因。象目前我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就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所致,如果用政府采购刺激需求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和短期问题。
综上所述,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只能是政府采购次要的,派生的职能,并且只能配合其它需求管理政策使用。但政府采购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需求调节仍是有效的,如对重要原材料和粮食等少数商品就可利用政府采购来平抑市场,保障供给。
三、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采购购买本国产品以实现保护民族产业目标。例如美国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宗旨即是保护美国工业、工人及美国资本。日本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公开保护电信网络设备市场。可见,保护民族产业方面,政府采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政府采购这一职能的发挥,受到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挑战。WTO于1996的1月1日生效的《政府采购协议》中就将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引入政府采购。该协议虽属诸边协议,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可不必签署该协议,但是,发达国家都将《协议》与我国加入WTO其它条件绑在一起进行谈判。因此,我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迟早的事。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如APEC、世界银行等也都有有关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规定。
面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压力,我国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期充分利用好它保护民族产业的职能。
1.尽快构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体系。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仍处于试点阶段,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唯有尽快建立我国政府采购体系,才能首先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迎接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才能发现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所在,并加以主动弥补;也只有建立起政府采购体系,才能规范政府购买行为,改变目前大量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随意大量购买品质进口商品状况。
2.应尽量利用好发展中国家权利,在谈判中争取有利条件,在市场开放时间、开放产品品种,开放的资金门槛等问题上争取有利条件,延长
保护期,扩大保护范围。3.在政府采购具体操作设计中,应加强政府协调与指导的作用,并充分考虑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做好各种政策配套工作,尽量使外企与国企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竞争。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在想尽办法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本国产业。如泰国法律规定,如本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它国家产品的10%,则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空航天局的国内订货价格则明显高出国外订货,商业部也以国际收支为由优先采购国货。日本政府采购中的繁琐手续和长期形成的关系网,也使国外厂商望而却步。因此,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四、利用政府采购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采购可通过对所需购买的产品品种、质量进行选择,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但限于政府采购本身规模与职能,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应该将重点放在“市场失效”领域内,其典型就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又有着较大的“外部效应”的过程。一项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下列主要环节: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中间试验——市场化初期——产品改进和成熟——技术扩散。其中中试与初期市场化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投资多、风险大而且又不易引起政府和市场的关注。中试环节薄弱是我国技术创新领域一大难题。而美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其研究成果经过中试进入市场的约占55%,正是政府采购在该领域大显身手。因为政府采购能解决中试与初期市场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并降低个别企业的风险水平。调节总需求,保护民族产业都是政府采购传统经济职能,但近年来,西方政府已将采购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技术的发展和新兴产业成长方面。例如美国
西部硅谷地区和东部128公路沿线地区高技术产业群发展迅速,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其成功关键即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利用采购法支持重要产业的成功例子还包括振兴集成电路工业,使美国重新夺回霸主地位。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计划”中,为扶植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仅就计算机相关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
我国的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非常严重。在每年近2万项相当水平的科技成果中,真正产业化的不足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0%左右,其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50%,而我国这两项指标仅为8%和6%左右。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持续扩大,占工业制成品逆差的80%～。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工作,并投以巨资,每年采购国外软技术的费用多达40～60亿美元。但用于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资金数量极少。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过去一些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也消失了。因此,目前急需从每年几千亿元的采购支出中,划出一块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结论
我国应加快构建政府采购体系的步伐,这不仅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用政府采购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政府采购的性质,在利用其宏观经济职能时,应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目前的采购支出中,要特别重视其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职能的发挥,而不宜提倡一味扩大政府支出,从总量上刺激需求。
宏观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工农（城乡）、区域、产业、产品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改革动力不足转化缓慢、时有徘徊。而当前的经济运行，从发展的需要看问题，形势是相当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走低，从四个层次矛盾看既是阻力又是动力。我们应顺其势，借其力，加速四大结构调整，靠发展提高运行质量，以运行推动发展，避免逆调节措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只要我们抓住实质经济发展、抓住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采取治本的措施，我国经济不仅能保持目前相当好的运行态势，而且必将迎来发展态势的根本好转。
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及时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及时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 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未完）
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发展观需要迅速调整
20多年来我们为解决温饱问题，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基本克服了相对于生理需求的短缺状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使相当多的人把发展等同于增长，GDP指标成为经济景气的及时指标。由于重增长轻发展，重短期运行，轻根本战略措施，致使国民经济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由缓解又转为尖锐状态。工农、城乡两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矛盾在90年代中后期呈扩大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市场问题，必须放到首位来解决。但主要不是在农村解决，也不仅仅是就就业抓就业所能解决的。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观，抓住发展的本质内容本质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标志是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而我国的较大的本在农村，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个状态必须改变。发展的速度，就是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分化、农民本质的变化，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按照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使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动同步，目前的剩余和短缺矛盾尖锐的局面将逐步缓和。2000年调整发展观，明确发展思路，应在1999年扩大高校招生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教育产业化过程，把人作为加工对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使经济投入从以自然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必须把社会保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分化大多不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因而不能靠市场手段来解决，只能靠政府这个有形手采取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手段。由此建议把社会保障的内涵改为政府保障，由政府行使社会保障功能。把社会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应明确社会保障是政府的及时功能、主要功能，除了社会保障之外，任何债务和赤字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在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了的前提下政府才可发债券，搞赤字财政，其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不应该的。在保障社会稳定之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社会保障政策和增税、减税政策，不应该是为保障以外的原因而借债。社会保障资金到位，低收入者获得了保障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费用，国内市场就获得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冲淡了少数人金融资产含金量，缩小了收入差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加充足。
三、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
我国在强调大力开发中西部的同时，要从经济效益出发，要把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
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中部地区、中等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是“十五”到2010年这个历史阶段必须突出重视的问题。中部的崛起，中等城市的扩容，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将对东西部的发展，对四个层次矛盾的解决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从抓两头带中间，转变到抓中间带两头上来，以中为重应成为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中，各行业有各行业的中，它是转化的关节点，一定要从中抓起。
四、加速工业区域的调整
从2000年起我们应加速工业区域结构布局、空间布局的调整，特别是对目前分散的农村和城郊工业，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工商、地租、财税、金融等手段，迫使其向城市集中，向准备发展为城市的地区集中，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人气，创造服务半径。
分散工业化已成为人口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不要因其辉煌过而对之手软。要加速农村的原始积累，要素的积聚，必须实行产业政策地区化的方针。这不仅是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要调整投资空间的机会成本，使投资者感到分散在乡村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都高于投资于应该扩容的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成本。这样，就应对对中小城市扩容给予特殊政策。
2000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我们一定要当做一个战役来打。扎扎实实地在转化四个层次的矛盾上下功夫，不要让符号经济的几个指标指引我们的进退，而要抓住主要矛盾锲而不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定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未完）
发展面临结构矛盾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同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涵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及时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 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
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做及时位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个矛盾的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短缺产品包括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受非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进行矛盾排队，就会发现及时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
产业结构久调不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尽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我们才可以使用符号经济给我们提供的经济指标，说明运行的态势。这等于给每一个指标加上矢量符号。每项指标升降对四个层次结构调整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还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观标准。否则，简单地与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论好坏，就失去了判断标准。离开发展看运行盲目性很大，弄不好就成了符号和数字游戏。
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人们发现就业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长下降。去年上半年已经负增长；物价下降现已超过20个月，居民消费率达到历史低点。居民存款逆利息下调走势而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局面都比较焦急和担忧，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说宏观经济运行不理想是对的，但理想本身错了，忘记了我们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忘记了我们该有什么预期。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们还感到不大，还要加大力度，以扭转这几个指标下降之势。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动力简单地当作压力。这样有形手的调控难免要与市场力形成抗力，这是西洋拳法，硬顶硬，把压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们应打中国拳，借力打力，学会化劲。要把市场阻力当作动力，适当调节这个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使有形手和无形手两股力形成一种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运行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