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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演变
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演变
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因此范式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在同一学科中，可以有若干个对立的范式，客观的科学是没有的。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各种范式接替的历史，各种范式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的实质的较大效率而相互接替。但是，谁也不能肯定，在某一时期形成科学核心的范式永远不会被另一种竞争力更强的新范式所替代。例如在物理学中，牛顿的经典力学是一种范式，相对论是一种范式，量子力学又是一种范式。近年来霍金和彭罗斯（R.enrose）致力于建立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希望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其实质也是用一种新范式来代替另外两种旧范式。
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较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的（帕累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icalynthesi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推翻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 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场对宏观经济经济学的革命，还是一次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复兴、发展和革新。同时，从研究范围的扩大（进入政治、家庭等非经济领域）以及杨小凯对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我们又看到经济学正在进一步向它的古典时期（亚当斯密时代）回归。
从古典——新古典——凯恩斯——新古典——古典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体会到经济学范式演变中的辩证规律（正、反、合）
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研究
为了适应国际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教育部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双语教学,以提高高等教育人才的竞争力。
《西方经济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的十门核心课程之一,该学科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批归国学者自西方引入,因此开设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还有很强的必要性。以开展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为契机,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使学生们在掌握了一定量的专业词汇后,可以直接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原版教材和专业文献,接触到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让专业知识学习和英语学习相得益彰,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纷纷开展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工作。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丰富的教学成果,促进了国内外教育的接轨。但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学中未能加以区别,实行统一教学,教学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授课时盲目追求英语的使用比例,部分学生难以理解,跟不上教学进度,对课程失去兴趣;教学中没有根据本课程特征和双语教学的特点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重点不突出;未根据双语教学难度大,课时紧的特点,督促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一些经验,以期与同仁共飨。
一、明确双语教学的目标
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目标仍然是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方法思考现实中的问题,同时提高专业英语水平和外语实践能力。教学实践中要处处根据这个目标调整各项教学安排,不能不顾学生的接受状况,盲目强调英文使用比例,忽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舍本逐末。
二、合理设置课程
由于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开设可以考虑先从选修课开始。同时开设双语班和中文班,由任课教师给出双语教学的要求与授课内容等,让学生根据自身的英语水平、实际需求及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为了鼓励学生们参加双语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的宣传,给予学分上的倾斜等。使学生们的双语课学习自觉自愿,从而显着提高学习效果。
三、精选教材
西方经济学教材在国内外有各种版本,选择面极宽。考虑到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且含有经济学模型和微积分计算,具有一定难度,所以在选用英文原版教材的同时也给学生推荐配套的中文教材,便于学生遇到难懂的地方反复对照学习,加强理解。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选择了萨缪尔森着的西方经济学,因为该书作为经典教材同时被西方高校广泛使用,全书对基本原理叙述清晰,逻辑性强,案例丰富,内容深度也较适合刚入门的本科生。我们同时推荐国内高鸿业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该书结构清晰,可以与萨缪尔森教材很好地对照学习。
四、合理分配中英文PPT的比例
在教学手段上,尽量采用现代化的PPT教学,以节省时间,丰富教学内容。可以根据需要插入图表、短文,还可以插播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英文录像,以激发学生兴趣,优化教学效果。考虑到普通本科院校学生们的实际英语水平,PPT以英文为主,课程开始阶段和重点、难点部分制作中文对照PPT,便于学生理解。PPT一般在开学后即发给授课学生,便于学生们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五、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重点突出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将本科阶段经济学知识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流派及经济学前沿理论。根据教学要求,三部分内容在课时安排,中英文授课比例上应有明显差异。
基本原理是经济学课程的基石,也是本科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包括基本概念、经济学模型、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占据全部教学的70%~80%,教学效果要求学生们理解透彻,熟练掌握。由于涉及较多专业词汇、图形,因此适宜制作成中英文对照PPT,便于学生们对照理解,授课时英文的比例也应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由少及多逐渐增加,开始时约为30%~50%,如果学生们反馈接受良好,则继续讲授下一部分内容,并逐步增加英文比例。如果大部分学生表示理解困难,则用中文结合中文PPT再讲解一遍。少数实在难以理解的同学,推荐其课后仔细阅读中文教材,并对其单独辅导,力求不因双语教学降低教学质量。
经济学案例和宏观经济政策部分通俗易懂,可以全部使用英文讲授,少数难点部分加上中文PPT注释即可。
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前沿理论,是基本理论的扩展,学生对该部分内容了解即可,根据具体内容的实际难度,尽量使用英文讲授,难点部分则配合中文PPT,用中文再讲授一遍。
六、广泛列举英文案例,积极开展讨论
西方经济学原理在现实中应用广泛.教学中可以结合每章内容,授课前先用英语提出案例,让学生们带着思考去学习原理,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例如讲授差别定价时,启发学生们思索身边现象,如:机票的不同折扣,商场的换季打折促销,手机的各种收费套餐等。课堂气氛热烈,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增加。
学习宏观经济政策这章时,把学生们分成几组,分别代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结合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让学生们课前充分准备,在课堂上先用英文阐述自己所代表流派的经济学理论,再分析这个流派为应对危机可能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各组学生间展开热烈讨论,教师总结,并播放介绍当前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英文短片。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们热情参与,教学效果超出了预期。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还积极关注经济、政治事件,学会了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思考现实问题,同时提高了英语表达能力。
七、督促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经济学内容繁多,而教学课时有限,难以面面俱到,详尽讲授。尤其是双语教学,学生使用原版教材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如果没有进行课前预习,初步了解内容,那么在课堂上就会对授课内容难以理解,难以把握重点。因此应督促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在布置课后作业时,不是简单地布置几道题,而是让学生根据兴趣自己选定课题,完成小
论文。学生们首先需要透彻理解基本原理,然后从学术期刊网和互联网上搜索中、英文文献,仔细阅读、整理,形成思路,再设计结构,组织语言,完成论文。这样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综合研究能力,为培养应用性人才打下了基础。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比较
一、马克思的价值学说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及时种是指平均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含义是指社会总劳动分配上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它实现商品的价值量。对于价值构成,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C);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剩余价值的部分(M)。商品的价值(W)=C+V+M。对于价值规律,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既包括价值交换的关系,又包括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关系。总的说来,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2)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现实价格波动为中心。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价格是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价格不再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直接围绕转形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转形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价值由于产业资本的参与分配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不创造价值,但资本仍然参与价格的形成。所费资本(C+V)转化为成本价格(K),又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又转化为平均利润(P)。这样,就转化为生产价格=K+P。其次价值由于商业资本的参与转化为的生产价格。商业资本是有一部分产业资本形成的。商业资本不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但具有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因而也属于职能资本,从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润。由于商业资本的介入,商品的价格就由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加商业利润加纯粹流通费用构成,这就完成形态的生产价格转变。价值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参与再转化为垄断价格。土地由于所有权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的地租。商品的价值就转化为成本价格+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最终形成垄断价格。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1)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该理论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又称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大都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
(2)均衡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又称均衡价格论,它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价格相交之点。供给价格受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受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价格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中主要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为代表,一直到后来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价格论,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的动态均衡价格。
(3)“创新”价值论。这种观点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引用新的原材料、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自动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创新”价值论又称自动化价值论。这种理论是由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等书中宣称边际效用价值论要优胜于劳动价值论,而他的“创新”价值论则最为科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价值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处,但从本质和总体上看,二者的区别是极为深刻的。
(1)关于价值的本质和决定。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的分析,抽象出价值并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体现生产者的一种神会关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把交换价值、价值同价格融为一体。如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均衡价格论,取消了价值作为商品本质特征的地位,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归纳为价值决定,并采取价格决定价格循环论证的方法,把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归结为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可以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2)关于商品价格的形成。在价格形成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从个别商品价格与一般商品价格两个方面分析其决定和变化的,二者都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会影响个别商品的价格,而纸币发行过多则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现通货膨胀。但西方经济学更进一步地对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变动的伸缩性(弹性)作了更为具体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计算弹性大小的公式,进而分析了决定一种商品弹性大小的因素。
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上,马克思坚持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基础,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把商品的边际效用或商品的生产费用作为价格基础,进而又以供求的均衡价格作为决定价格的基础。(2)在对待供求均衡的经济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论意义,对于分析商品价值决定则毫无实际经济意义,而且从长期的平均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均衡作为决定商品价值(他们称为均衡价格)的基本条件,供求不均衡则被视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3)在决定供求变化的因素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和商品的价值变化对于供求的调节作用;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从供求的变化和生产费用的变化来说明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
四、结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尽管不排斥供求对价值、价格的作用,但是没有过多的去研究供给和需求是如何参与价值、价格的决定;而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理论,研究供给、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如何实现资源的配置。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价格与供求关系,更有实际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障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较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障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较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较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较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较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
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请记住我站域名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及时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及时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较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
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及时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及时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着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及时,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较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
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及时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障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障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研讨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经济学因其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是引自西方国家而得名。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各个本科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课中普遍开设。它不仅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服务于其他专业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学习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应实现的几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目标,除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以外,还应着重实现下述目标:
1.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之余,能够做到活学活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养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并在授课过程中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经济学思维习惯的优点以及经济学思维习惯的形成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日积月累,最终学会用专业思维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也是保障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有效手段。
2.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做到能够与时代并进。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帮助学生实现专业课程间的融会贯通。西方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加说明了在这种共通性之中,经济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动向其他课程渗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的穿插引入其他课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导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其他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其课程的知识和观点来解释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问题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灵活掌握其所学的各门课程,做到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三、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理论性强导致趣味性不够。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阐述,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对于初学者和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来说,会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较强的理论性也使得课堂教学过程充斥着资料性信息,导致课堂气氛的轻松性不够,也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令教师无法及时得到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不利于其对教学方式的及时调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导致教学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数学化倾向导致理解力不够。西方经济学知识阐述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及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近年来,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能够增加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很容易令人忽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牵连性。在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不应因数学方法本身而强调数学方法,而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因为数学的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成分比较多见。目前中国选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经济学为主。如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期版本,宏观经济学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未能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还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即使学生课堂上能够记住一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案例、图表和专业术语,但由于现实性不够,学生不仅不能将所学知识牢固掌握更不能实际运用 [3]。
4.教学手段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教学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遍缺失。学生大都是被动地听,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一句空谈。而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抛弃课本和教案。少数教师甚至跳过了备课环节,直接从互联网下载教学课件,上课时对着课件“照本宣科”,时常出现讲授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知识点错误等情形,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佳。
四、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增强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适宜性。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法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可将传统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法相融合,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集合优势。例如在教学中适当使用黑板板书介绍关键概念或推导重要数学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强化教学效果,或采用参与式教学法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2.增强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应尽量选择精练易懂、所举实例符合中国现实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帮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应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条件,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3.增强教学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经济学内容纷繁复杂,流派林立,观点各异。容易令学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识体系。教师要把握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条主线,通过两条主线将各知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住
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配置,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讲授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调整侧重点。如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可适当简化模型化的经济理论的阐述,着重培养其思维方式。 4.增强教学内容的前瞻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界对知识的时效性越来越注重。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忽视现实经济的这一重大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前沿理论的研究,促进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授课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紧跟经济学界的近期研究动态,适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帮助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西方经济学论文:改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育方法
1西方经济学课程师资不足
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西方经济学师资不足而且不被重视,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只有2名,在日常的集体备课中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完善的相互学习。尽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了案例式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国内的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材料较少,能帮助教师更好的使用案例的材料就更少了。其次,案例资源脱离国情,缺乏针对性或过于陈旧,与现实经济活动脱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8]。
2改进授课效果的建议
2.1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师综合水平
通过比较国内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会发现这两类的教材内容组织是不一样的。国内教材内容较为系统的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而国外教材大部分都是以现象、问题为导向的。笔者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初学者更适合国内教材的组织框架,但是缺乏与中国国情结合良好的案例,教师不仅要能讲解国外的案例,还要能结合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进行讲解,这对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不断学习的能力要求都比较高。要实现专业理论和教学能力的改进,教师必须进行相互讨论和学习,一方面能够在教学中与本课程的教师共同探讨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又能向其他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展得较好的学校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水平。
2.2调整教学内容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内容过于强调理论的教学和数理模型的推导,教学内容求全求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深奥,造成学生学习的畏难情绪。信息管理专业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内容肯定不能和一般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内容相同,应该侧重不同,例如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等内容就比较重要。
2.3利用数学工具要适中
西方经济学教改中如何对待数学工具,要依据学生的情况以及专业特点来确定。对于经济学原理的课程,可以只使用图表等最简单的数学工具,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集中精力在经济学思想的阐释上。
2.4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近十年在医学类院校教改的热点之一就是PBL教学的研究,PBL(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的。这种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基于问题式学习或以问题为导向学习,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等[9,10]。这种教学方法出现后在欧美国家被很快广泛应用[11]。目前在我国的大部分医学类院校也开设了改良后的PBL教学,原因在于我国和国外的医学生的情况不一样。国外的医学生一般都是在综合大学学习了4a,取得学士学位后才进入医科院校学习,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扎实的理论知识,这些是开展PBL教学的基础。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直接由中学升入高等院校,相对于国外的医学生年龄普遍偏小,而且接受中国传统的讲授式教育方式多年,独立学习能力较弱,基础知识积累较少,十几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已经形成了较为习惯的思维方式[12]。PBL教学较大的优点在于自学能力和团队协作,在当今社会新知识不断涌现,分工不断细化,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11,12]。根据国内外关于PBL教学开展的院校和专业的情况,似乎说明了,医学专业甚至是临床专业更适合这类教学方法。笔者以为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经典的案例教学是可以向PBL教学吸取优点的。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尝试适合该课程的PBL教学,同时应该联合使用其他的教学方法,教学中应注重启发式教学中问题的设置。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教学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使用图片、视频等多种资料,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下的学习也可开发以课程为对象的学习网站,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分类明确,组织互联的一系列课程资料,而且还可以进行互动教学,教师在线答疑,运用网络建立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沟通[13,14]。
2.5激发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可通过延伸课外阅读、增加与教师的交流来增强学习兴趣。比如推荐阅读一些诸如《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家茶座》等散文小品式经济类文章以开阔视野,丰富相关知识,提高学习效果。
西方经济学论文:对西方经济学网络教改分析
1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设置状况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教学实际的深入考察以及面向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目前我院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济学本身综合性、理论性强的特点,使得教学中理论知识讲授多、经济学方法训练较少。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身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体系庞大,流派众多,知识点中重、难点较多,因此实际教学中,面对诸多的理论知识,为按照大纲要求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以理论教学为主,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西方经济学各个章节的知识,而对经济学方法的介绍相对较少。学生在听完课之后也习惯通过死亡硬背来了解基本的知识点,掌握一些结论性的原理,而对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却不甚了解。也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一味的传授理论知识却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而且由于课时限制,加之学生学习中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强,学生很容易产生抽象、枯燥、难学之感,影响了教学的实际效果。
2.教学中传统理论讲解较多、非主流学派理论和前沿动态理论介绍较少。目前国内各个高校所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尽管有限侈不同的版本,但内容基本都是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针对非主流经济学派和许多较为前沿的理论缺乏系统介绍。这就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和动态的了解,不能对学生经济学多元化思维方式进行启迪和训练。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背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还是有较大差异,客观上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有加之,学生开课年级较低,其对社会各方面的认知度、特别是对宏经济发展的认识、理解都较为肤浅,这也影响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3.西方经济学除了历史积累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各种分析性的概念框架以及以数学、图表表述的理论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些概念框架和模型提高了学术语言的性和精炼性,提高了分析逻辑的严谨性,保障了研究结论成立边界和使用范围的清晰性。利用图形与数学公式来表述理论内容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学习西方经济学,必须懂得一些基本图形与公式的运用,但我校学生中大多数人的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些图形和数学公式是学习中的难点之一,对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困难。这一知识架构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而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无法深入,对教学中讲到经济学的案例、经济学的渊源感兴趣,而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接受力较弱。这也就造成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只知道“然”而不知道“所以然”,无法有效培养起学生对较为复杂的抽象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研究能力。
4.教学中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尚不充分。由于各种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迅猛势态渗透于教育的方方面面,我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如大多数教师都能使用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整合,但从总体上来看,在充分利用有效的电子信息资源,实现传统与现代两种教学方式有机地结合方面还很不足。课堂上仍以教师讲为主,学生始终在被动的状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学生作为主体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课外缺乏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对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涉猎仍然较少。我们在体育经济学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初衷除了是要培养一批能够懂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才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造就一批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和处理中国体育经济问题的经营管理性人才,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上述教学中问题的存在,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2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实验研究的探索必要性与可行性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已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革和发展教育自然也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重大举措。网络教育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和实现资源共享的基本特点,由此带来了共享教育资源、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速度、促进教育改革、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和协作式学习等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教学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趋势。网络教育又被称为网络化学习、电子化学习或在线学习,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或其他数学化内容进行学习与教学的活动,这种学习方式将一改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和师生之间的固有关系,从而根本改变教学结构和教育本质。网络学习的推行正在引发教育领域新的革命,它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新型教学方式,具有以下显着特点:
1.教学的异步性。只要身边有电脑并能够连接校园网络,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多遍地进行复习,并可以利用网络传输协议浏览到所要学习的多媒体课件,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发送E-mail向教师请教,教师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学生答疑。
2.教学的交互性。网络可以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为教师与学生搭建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在足够的硬件和技术支持下,可以利用宽带网络实现实时的、双向的、交互式的课堂教学方式。
3.教学的生动性。网络资源的多样化使得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它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来表现和强化教学内容,通过感官上的刺激来激发学生的脑细胞,使大脑大极度活跃和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完成教学内容的记忆,这样更加吸引学员的注意力,也能促使记忆的内容更加深刻和持久。
4.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网络,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了解自身知识结构的欠缺,有选择地自主学习。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参与信息的采集与整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随着网络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Internet网络与校园网络的接轨,为网络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适当的环境,使网络教学真正成为现实。以我校校园网为依托进行网络环境下的教学,可以优化现行 的教学活动,它有别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校网络中心为网络教育的开展提供的技术支持。数学化图书馆提供了与网络教学有关的各种专业数据库和学习资料,充足的教学资源为网络教育的开展提供物质支持。我校的计算机的普及率相当高,很多学生拥有个人电脑,并具有较好的操作水平,加之宽带校园网络的建设,以及充足的教学与辅助服务设施、高速、稳定、高质量的数据传输使得在大学中开展网络教育成为可能。基于此,我们把网络教学运用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深切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教学面临着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来自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与西方经济学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我校经济学教学存在一些不足,而这正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将网络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体现在教和学的观念、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转变,以适应西方经济学飞速发展中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
3基于网络资源利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策略与成果
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真正的精髓不是在于结论,而是在于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它首先要能够解释经济现象,其次要能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对有效的、信息化学习《西方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探索,将整个课堂教学划分为情景导入、自主探索、小组协作学习、汇报反馈及拓展引申几个环节,并根据学习内容的不同而引导学生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具体包括:
1.基于网络课程的自主性学习
教师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将大量的信息以多媒体形式如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呈现给学生;同样,学生通过网络的学习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而自主的选择学习内容、学习顺序、学习深度等等,这就是基于网络资源的自主学习的一般形式。《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包含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如“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的应用特性与功能”、“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与分类”、“西方经济学的应用体系结构”等,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加深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以及后续课程的学习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制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课程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而学生就可以通过网络个别的、自主的对这些内容进行学习。
2.基于网络资源利用的研究性学习
基于网络资源的研究性学习就是利用交互性网络平台,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构建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性学习环境,让学生以探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获得解决问题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调查、尝试、说明和解释各种现象的能力,使学生在接近真实的学习环境主动探索,形成研究的态度,提高认知能力。《西方经济学》课程中的某些基础知识,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等,这一类型的知识的特点是更新快、信息量大,如果教师在传授这些知识时还是采用传统的讲授型教学方法,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且使学生不能系统的了解这些知识。因此,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教师可以提出与内容相关的若干问题,让学生利用资源库中丰富的知识材料,通过思考、分析、讨论等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以论文、综述等形式将学习到的知识表达出来。
3.基于专题网站的开发性实践学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这一类型的学科教学,我们认为适宜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所谓“任务驱动”,是由教师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完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掌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通过这种模式,以完成目标任务驱动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内容,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新型的教学思维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将以上这三种基于网络资源利用的学习模式结合起来运用到《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当中,很好的解决了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种互动式的学习中,通过课上教师分析学习目标、学生基础,精心创设一个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活动情景,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一定的探索欲望,从而形成学习的内在动力。通过布置学习任务,把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隐含在学习任务中,每个小组的学生带着问题和任务开展自主探索学习和交流协作学习,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学生在网站中查找资料,通过自学资料、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学生可在学习论坛相互探讨彼此的意见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教师也可以参与讨论,提出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关键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和点拨。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共同完成所布置的任务,并就此每个小组做出汇报。教师根据汇报结果做出总结和科学评价,同时进行拓展引申,如介绍学生在自主探索、协作学习中有创新性的见解等,促成学生由知识意义的建构到知识的外化与创新。
在这种全新的教学形式中,信息是双向传播的———教师选择教学媒体,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将信息传给学生,学生通过计算机接受信息,进行交互教学,个性化的学习和分组教学。网络交互式多媒体技术的表现手法比传统的板书教学方式要生动得多,不但可以将经济学中的重点内容根据学习者的视觉特点突现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将一个知识点展现为一个过程,让学习者慢慢体会其中的内涵。另外,这种现代的教法也省去了教师的板书,使授课的信息量大大提高,使内容繁多、模型、图形多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整、形象、生动地介绍给学生,提高课程的教和学水平,而且大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丰富了教字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另外,在学生进行研究性理论学习和开发性实践学习后会提交研究论文或开发作品上来,我们也将这些作品存储充实到教学资源库中作为后续教学的案例,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教学资源,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动态良性循环
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它是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因此学好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提高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培养出学生的基本经济思维。西方经济学虽然重要,但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
一、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在多年的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我直接或间接了解到学生普遍反映本课程的难度大,过于抽象,理论性强,数理要求高。由于西方经济学个章节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部分学生在某些章节没有听懂后,后面的课程根本听不懂,甚至根本不听课。那些能听懂课、看懂书的学生也反映本课程和实际生活似乎有些脱节,对课程得出某些结论、规律持怀疑态度。总之,本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的教学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二、原因分析
如何提高西方经济学在高职教育教学的效果,当然需要对整个课程进行的教学改革,但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因而要提高教学效果,主要还是要加强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原因也是课堂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
1、教学目标不明确。教育部《关于制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在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门教育,培养能适应生产、服务、管理的及时线需要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即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主要是为生产一线服务,具有较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技术实现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能够运用高新技术,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技术问题的高级技术应用人才。部分教师不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完备性,对许多定理、理论进行大幅详细的数学推导,而学生在下面听得云里雾里,没有任何丝毫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满堂灌”。由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黑板+粉笔”这一教学手段,进行“填鸭式”灌输,从课程开始到结束,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讲理论、画图表、讲模型、推公式。很少有讨论和提问的时间,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发挥,而且由于课堂上师生讨论的机会少,信息单向传递,学生对老师讲的内容是否掌握,掌握的程度如何,老师心里没有底,这样就无法及时对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学内容等予以调整,因而也就很难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3、学生数学基础差、缺乏社会经验,理解相关原理困难。由于高职院校高考录取分数较低,所以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较弱,大多数同学的数学知识较差。学生很容易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乏味、枯燥、难学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因此,要让其真正理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实质问题,就显得十分困难。
4、教学安排方面的原因。教育部2000年《关于制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明确要求:“三年制专业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40%”。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所能安排的理论课时极为有限,最多不过60学时左右。相对于这门课程的特点、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就显得比较紧张。为了讲完教学大纲或教材上的内容,常常需要赶进度。学生对前面的内容没有掌握好后面的课就听不懂,学习效果难免就会受到影响。
三、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对策
1、调整教学内容。西方经济学内容博大而精深,通过几十节课的教学介绍其全部内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选择。在进行内容选择时要根据高职教育的“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特点和要体现高职教育理论课时的“必需”和“够用”原则。所以,在确定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时要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就宏观经济学来说,着重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让学生能了解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和对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认识,以能正确作出微观决策。
2、完善教学手段。高职教育的理论课时较为有限,而西方经济学的图表、公式较多,老师在课堂上在黑板上现场画,不仅度难以把握,而且费时费力,影响教学的效果和效率。多媒体教学集图、文、声、像于一体,能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可以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3、改进教学方法。针对高职学生数学基础差而且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摸索出“三化”教学法,即“具体化”、“形象化”和“数字化”。所谓“具体化”就是针对西方经济学许多概念、定理、规律过于抽象的特点,用具体的实例进行表述。他心里后悔莫及,逢人就说,“如果早知道吃半块饼干就饱了,我何必花钱买六块饼干呢?”这个故事夸张地反映了我们平时对增量比对总量更感兴趣。通过这个故事使学生明白边际也就是增量的概念。
“形象化”就是在教学中对那些难于理解的概念、定理用具体形象的现实对应物进行讲解,增加学生对上述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例如,如图1,在讲解生产者均衡中,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产量较大,单独通过图形讲解等产量曲线Q3所代表的产量是生产者无法实现的,等产量曲线Q1与等成本曲线AB交于R和s点,但等产量曲线Q1所代表的产量低于等产量曲线Q2,所以等成本曲线和等产量曲线Q2的切点,才是实现既定成本条件下的较大产量的要素组合。这种讲解的方法,大部分高职学生根本不能理解其中意义。同理,在s点是工人太多,而机械设备太少,那么,有许多工人无事可干,同样不能达到较大产量,所以,只有在E点,工人和机械设备到达的比例,才能生产出较大的产量。通过这种形象的讲解,大多数学生能够明白生产者均衡,对这种抽象的图形也能理解。
在西方经济学中,许多规律是通过数学推导
得出来的,而高职学生许多同学的数学基础并不好,许多老师在教学中喜欢对这些规律进行详细地推导,而大多数同学并不能很好地明白其中推导的过程,似懂非懂,有的根本就是全然不懂,教学效果差。针对这种情况,我采用“数字化”的教学方法。所谓“数字化”,就是用具体的数字去代替抽象符号推导。例如,如图2,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商品的价格变化和总收益的关系,在讲解中。我直接赋予P1=1,Q1=100,TR1=P1Q1=100,如果涨价后。假设价格p2=3,由于缺乏需求弹性需求量降为Q2=80,TR2=P2Q2=240,如果降价P2=O.5,需求量为Q3=110,TR3=P3Q3=55。通过赋予价格和需求量数字,学生通过直观的数字的变化可以感受到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这比运用数学符号推导,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4、增加学生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注意用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将原来由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设计成若干个问题,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来,或者是在讲完某个原理后,随即向学生提出—个跟原理应用相关的问题,通过“即问即答”,进行引导,同时使学生看、听、说、思考联动,提高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程度。课堂上的问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老师问,学生答,也可以是学生问,老师答,学生问,学生答,而不只是老师讲,学生记。
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案例教学的探析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科学,一般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来讲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我们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对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们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而案例教学法在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可以把该教学方法移植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本项目旨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1 案例教学对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外引课程,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问题,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差异很大,常常会让学生有种“所学非所用”的感觉。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并且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加之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中介载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1.2 有利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关键之一。传统的应试教育是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教师机械地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听,其后果是学生只是靠死记硬背学习经济理论,考试一旦结束便统统忘掉,无法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案例教学则与之不同,案例教学往往是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置身于事实环境中,主动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锻炼了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讨论或辩论的方式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等诸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有助于解决所谓“黑板经济学”和高分低能的问题,有助于培养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
1.3 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案例教学给教师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同时使教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教师要不断地根据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寻找和编撰恰当的案例,这就需要教师不仅有扎实雄厚的理论功底,还要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较强的敏感性,并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有深刻认识。其次,案例教学也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充当着“导演”的角色,必须对讨论的问题和具体的实施方式做出统筹安排,此外,还须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做好组织工作,使案例讨论或辩论能够有序进行。,还要通过书面报告或其他形式及时对案例教学进行总结。这些均有助于教师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2 我国经济学案例教学尚处在起步阶段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学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教课书都有配套的案例教学资料。如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和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在哈佛商学院,平均每名主讲教师有一名研究人员配合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调查和编写,并且定期出版案例集供教师选用和交流。我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高校认为案例教学法只是一种教学方式,是教师个人的事,既没有相应的经费和人力投入,也缺乏组织上的支持。教师由于缺乏财力、时间去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编写工作,加之又不计工作量,直接打击了教师教改的积极性,客观上限制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和推广。
二是选取的案例质量不高,本土化案例库建设滞后。许多高校在案例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等方面相当滞后,有些甚至直接采用报纸、杂志甚至传记文学的内容,将原始材料不作处理直接拿到课堂上来,缺乏对经济学的专业性审视和洞察,因而也难以做出专业化的分析和评价。有些在案例的选择上以国际案例为主,认为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结合理论知识研究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但是这些取自国外、直接翻译的案例,因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不能反映我国的实际,应考虑国际视野与本土背景的结合,因此应该更倾向于国内的案例。目前虽然国内各有些高校已经自己编着了案例教材,但并不理想,缺乏经典案例,而且案例更新也跟不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三是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业务素质,包括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因为案例教学法本身决定了教师在上课时,不能简单就内容而讲内容,而应对所讲的内容追本求源,通过了解案例的时代背景,掌握案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和案例分析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与方法等。由于理解的偏差,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就是把案例介绍给学生,做简单的分析总结。也有的教师把案例教学与教学举例混为一谈,单纯为吸引学生兴趣、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而引用案例。有的教师角色定位不,过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自身应用的“导向”作用。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没有标准答案,应实行开放式讨论,追求热烈的课堂气氛,让学生百家争鸣,甚至允许跑题。还有些教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对学生讨论中的片面言论或错误之处急于纠正,对每个学生的发言都给予评点,学生怕说错,在发言时有顾虑,致使一方面打击了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使其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使学生们过于关
注教师的评论,不能很好地吸收他人长处,达到相互启发的目的,此外,使整个讨论过程屡屡被打断,教学环节不能流畅进行。 3 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
3.1 积极筛选合适的本土化案例
案例教学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案例。必须从我国、国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取现实案例,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和时效性;要与课堂讲授的内容紧密相关,使学生在所学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自由思考、互相交流和产生思维的碰撞。
案例要尽量本土化。国外案例教学的实施早于我国,也积累了一些好的案例资料,但是,教师应尽可能地采用本土案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必须熟悉国内经济发展历程,积极地用所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去剖析个案,有利于提高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日后主要在国内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在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只有首先明了国内的经济环境与实情,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并加以借鉴。当然在国内案例占主体的情况下,国外案例也可适当讨论一些。由于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开放度逐步提高,因此也需要了解国际经济环境,但国外案例在讨论之前教师应给予必要的辅导和提示,如国外的文化背景、体制等与我国的差异[3]。
3.2 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案例教学
引导学生课前积极准备。在未进入案例教学之前,学生要熟悉相关理论、知识及相关技能,并学会运用已学过的多学科知识,从多个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和判断;还要有语言表达与心理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准备。当面对的是刚刚接触案例教学的学生时,好先由教师对案例分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引导,同时介绍如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初步掌握了案例教学的方法时,可采取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
引导学生课堂表现与参与。在案例教学中,学生的课堂表现与参与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老师和全体同学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的确需要鼓足勇气,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有时,由于缺乏、甚至没有学生主动、自愿的发言,使案例教学变得十分被动和尴尬,强制提问代替了自由发言,课堂讨论变成了老师的自问自答。因此,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是案例教学又一成功关键因素。如何较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的合理组织至关重要。如教师要有亲切、热情乃至奔放的语言和形体动作,以此感染学生;要善于营造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宽容的、人性化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消除紧张感。可以组织圆桌讨论,而不要一个人在讲台上讲,让学生感到平等亲切。可以组织模拟真实场景进行演练,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可以采用奖励的方式,对于积极参与的同学给予小小的物质奖励,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3.3 多种途径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师资水平
《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对授课老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拟从三条渠道使老师要更多的去接触社会,了解经济的真实运行过程[4]:有计划地选派担任发展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挂职锻炼,以提高教师实际工作能力和胜任案例教学的水平;分期分批地组织经济学教师去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统计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调研;积极开展高校与科研单位联合办学,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办法,聘用经济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为高校兼职教师。
西方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流派观点
【摘要】本文按现行的一般标准将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划分为两大类,通过对各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历史渊源、主要特点进行简单阐述,进而详细比较了其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分歧。通过对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两大类别中各流派和两大类别间各流派的比较、归纳,为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着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障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 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论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演变
论文摘要：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时期四个阶段，简要阐述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演变发展史。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及时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及时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竞争的市场、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到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来源的悠久和丰富，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但经济学家对现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科的贡献更多的是在于理论的准备。20世纪70和80年代在美国发生了一场被称为“经济伦理学”的运动。它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传统经济观念和理论，促使这些国家的有关教育和企业管理制度、政府相关政策和法律发生相应变化，从而极大地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
西方经济学论文:从萨缪尔森的评价看马克思 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给予马克思较高评价，并肯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方法论及某些具体理论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上研究、介绍和评价马克思经济学，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萨缪尔森；评价；马克思经济学
萨缪尔森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学》中将马克思作为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并列的重要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了解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可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影响。
一、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
(一)在序言中明确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从《经济学》第7版(1967年)起，萨缪尔森在序言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学“过去的伟人”或“思想巨匠”，直至第18版(2004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经济思想史中的“伟大人物”或“思想巨匠”的名单是有变化的。如，在第7版中与马克思并列的“过去的伟人”是亚当·斯密、马歇尔和李嘉图，从第8版(1970年)起马歇尔的位置被凯恩斯所取代，李嘉图曾在第12版(1985年)被省略，第13版(1989年)又被重新加上。但马克思却一次都没漏掉，即使是在“东欧国家决心与市场资本主义共命运”的背景下出版的第14版(1992年)也不例外。
(二)在经济思想简史专章中介绍并评价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9版(1973年)的序言中指出当时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除听说马克思是“不健全的人”外，“甚至主修经济学的人都没有听到讲授卡尔·马克思的任何东西”。所以，他本人试着用既不把马克思看作上帝也不把他看成是撒旦的态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加以介绍。也正是在这一版中，他将简要介绍经济思想史的“崭新的一章”即“变化的风向：经济学说的演进”“纳入到这本初级教科书中”。从第10版(1978年)的中译本看，第42章“趋势的改变：经济理论的演变”并不是按时间序列来描述经济理论的演变，而是勾画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发展线索，然后再介绍包括德国历史学派、新旧制度学派、反凯恩斯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激进经济学在内的反主流或非主流经济学，而作为反主流或非主流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则在该章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相应的小标题分别是：“卡尔·马克思传略”、“马克思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新左派和年轻的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动态学”。从第12版(1985年)的中译本看，第35章的副标题由“经济理论的演变”改为“经济上的各种选择”，其内容被分为“理论的演变”和“马克思主义和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两大部分，第二部分又被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的观点：经济和政治自由”四节，其中“马克思主义”一节是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本身的介绍和评价，其他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介绍和评价。只是到了第15版(1995年)，由于新论题不断增加，为减少教科书的厚度，专门介绍“农业、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才“让位于环境经济学、保健费用上涨、协作的演进及真实经济周期”。不过，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并没有从此消失，在第17和18版中，“卡尔·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家”的小资料和简要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马克思的预言”仍保留在“经济发展的挑战”一章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部分。
(三)在经济思想简史专章的附录中基本上不加评价地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学》第9版(1973年)中，萨缪尔森还将增加的“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以及诸如此类概念的简短论述”作为“变化的风向：经济学说的演进”这一章的附录。在第11版(1980年)的序言中他又对为什么要保留这一“简短论述”的理由进行这样的说明：“这一事实对于热望读到这个重要科目的简要说明的学生并不是不方便的，但是这种安排对于没有课时讲授这样论题的教师而言却是桩幸事。”从第10版(1978年)的中译本看，萨缪尔森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第42章的附录中，这个该章的附录长达15页，为正文篇幅的二分之一，具体内容有“剩余价值与剥削”、“节约劳动的发明和产业后备军”、“对于边际生产率分配论的否定”、“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凡俗化”五个部分。从第12版(1985年)的中译本看，这一附录已被删除。
(四)在正文其他地方提到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谈到规模报酬递增时，萨缪尔森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购买的许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
二、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
从第10版的中译本看，萨缪尔森在第42章的附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还是比较客观的。他首先指出马克思本人认为他自己在“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性质”和“说明经济发展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方面所“提出的关键性概念是有关‘剩余价值’的概念”，马克思相信：他已经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新的工具说明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随后就引用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的一段话，对剩余价值概念加以解释。为让读者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概念，他还在多处用脚注的方式加以解释。
他在介绍马克思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时，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成熟的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实际工资的动态所作出的解释最终会失败到什么程度，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卡尔·马克思确实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人——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附录中，萨缪尔森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基本没加自己的评论。但在介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他在脚注引用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一句话：“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取决于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本人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及时卷中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对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利润理论来说“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三、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评价
(一)萨缪尔森将古典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同源头。“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
及他的重新被人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另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这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
(二)萨缪尔森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当然持否定态度。“《资本论》发表以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客气”。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地告诉学生“历史很少遵循由仅仅为生命有限的人所撰写的任何剧本形式”。
(三)尽管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经济学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他在《经济学》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肯定的，有些地方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如，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第10版将这段话作为第42章“趋势的改变：经济理论的演变”的开端引文，并在第1章“绪论”中指出“这段话也可以用来作为一切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名家的座右铭”。而在该书第12版中，这段话又被放在第1章“绪论”的“供讨论的问题”中，让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科学家是否能够在相信‘改变世界’的同时，却不一定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暴力革命的方案?”对于这个问题萨缪尔森本人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在第17和18版的“卡尔·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家”中仍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又如，“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萨缪尔森在这本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表示类似的看法。“解释历史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而且，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所归纳的是亚当·斯密关于自我利益的分析”。他在这里比较的就是马克思将资本家看成是“人格化的资本”，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从中译本看，他在第17版和第18版中的这一看法早在第10版中就有，而且在第12版中他还认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再如，萨缪尔森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论证只不过是运用“橡皮擦”的结果。然而，他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剥削”时却在脚注中说：“马克思指出一种利润率相等和剩余价值率相等不发生矛盾的情况。如果‘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一切行业中都是一样的，即：间接劳动的密集程度ci／vi相等，那么，两种方法的结果相同。如果我们同意于这一无害的(虽然是不现实的)简化，那么，马克思的理论的很大部分是说得通的。”而且，他还在另一个脚注中特别指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证明：他(指马克思——笔者注)的转换办法只需要微小的改正”。因此，从《经济学》这部著名的教科书看，很难说萨缪尔森在价值转型问题上对马克思的理论是持否定的态度。
另外，除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在这本经济学教科书的正文中指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了“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外，关于马克思对经济学具体理论的贡献，他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还分别指出：“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经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够快，那么，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障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
四、结束语
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至今尚未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马克思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为否定理论界对萨缪尔森相关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所以，对此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本文所介绍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或评价，从表面上看确实与他在相关论文中的观点相左。如，同样是在1967年，他在一篇纪念《资本论》(及时卷)出版100周年的论文中称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而在《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则将马克思与李嘉图并列为“过去的伟人”，但从根本上看，二者不矛盾。一方面，萨缪尔森作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学术论文特别是争论性的论文中，他必然要强烈地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初级经济学教科书的编著者，他是为让学生了解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除马克思经济学外还包括新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等)的相关观点，因而在评价他人观点时必须持谨慎和包容的态度。
(二)本文开头提到在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是非常少见的，萨缪尔森涉及到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也很多，这在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中恐怕也是比较少见的。萨缪尔森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经济学如此关注的原因及他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应引起国内学者特别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学者的关注。
(三)萨缪尔森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确实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结尾表达得非常明确：“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我们不能听任它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也就是说，他是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上研究、介绍和评价马克思经济学。因此，我们在研究像萨缪尔森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时，也没有必要按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西方经济学论文:不要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
（一） 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
我国经济学界“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兴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支持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批评部分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讲话。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邀请了非经济学家参加，如自由主义者丁冬，秦辉，王东成，杨继绳；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马立军等人。
从2001年开始，我们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反思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后果。
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如：
赵英：《大国世纪》，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超级产业，而不是仅停留在为跨国公司打工。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从战略和谋略角度研究美国政策，打破了以美国是“生产力规律”代表者的神话。
韩德强：《碰撞》，反对静态比较利益，以德国历史学派为理论依据，批判经济主义自由主义。
胡鞍纲，杨帆等：《大国战略》，从中国的大国特性，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性考虑战略问题。
杨帆，荆林波等：〈中国走向选择〉，提出跨世纪中国的重大争议和选择问题。
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提出西方化将把中国引入灾难，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以游记方式提供了农村调查，打破了经济学的模型数字化。
另外，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乔边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反对中国对于全球化的盲从。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提出对抗国际霸权的军事思想。
我所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将在2001年8月出版及时批，年底出版第二批。这是
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集体著作。包括：
高粱的《战略产业》，卢周来的《国防产业》，李大光的《国际战略》，张祥平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我和苑林雅的《21世纪大个竞争》，我和卢周来编写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文选》，还有一本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书，都是被统治中国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
我们要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虚。
在前言中引用了陈岱荪先生的文章，他在临终前已经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封锁，我把它再次发表。在中国，一场反思90年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大论战已经开始，“经济学主流派”垄断经济学讲坛，研讨会，传媒工具，回避争论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阐述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特整理如下。
（二） 贵州《中西部开发》研讨会：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中西部开发前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海南研究院的迟福林，和其主要顾问王珏教授，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导向，但主张劳动者拥有产权，主张社会公平，类似国际上的“人民资本主义”，比那些权力资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们主办的“中西部开发与民营经济参与”研讨会上，大多数人仍旧遵循“市场经济导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开发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并对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观念，体制，法制提出许多批评。总之，为什么资金没有能够大批进入中西部，主要是因为中西部体制落后，国家垄断多，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
我的发言是：
首先，应该讲讨论规则，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无谓争论，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说各话。
听了会议发言，大多数人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方法和理论的，这些理论强调制度因素，重视市场化制度改革，在许多场合已经出现滥用和教条主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导向”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予设前提，把一切成就归为市场经济，而把一切错误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我看这在思想上没有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水平，都主张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过过去是国有好，现在是私有好。这类话说得多了，就形成“话语霸权”和“市场经济导向的语境”。大家不是说要解放思想吗？那么我在一片“市场经济万能论”中，说要搞好计划经济，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学术界能够针对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针对学术界的“经济学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开发问题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导向，因为生产力太缺，你机遇改变生产关系也没有用，还是需要计划经济，国家投资为主体进行长期投资，先解决生产力问题。应该谈如何搞好计划经济，防止贪污腐败，在运行时尽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比如采取公开招标等，但是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投资为主体，在中西部开发前一二十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导向”，大家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在经济研究中成为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教条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现资学，即比较资本在东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显，在一二十年内，资本在东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大部分仍旧会投入东部。即使把所有优惠政策的效果都计入，充其量减缓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够缩小差距。
我提出计划经济在开放初期为主导的观点，建议中央政府多给钱，并发展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关键是要搞好计划经济的监督管理，包括请国际机构参与监督，包括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但不能不切实际地强调市场经济导向，继续搞什么双重体制并存的腐败过渡，这样，公共工程引起的腐败将更加严重。
第二，理论方面的误导。
中西部发展与东部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地步，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梯度发展战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场经济教条误导的中国经济学界，却一定要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没有贯彻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碍了经济自由。结论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区，给优惠。我同意给优惠，但潜力不大，难以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
按照市场经济导向开发中西部，结果只能是拉大东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开发的巨额资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当然是计划经济。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现实？把市场经济作为价值取向，反而影响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
我承认，中西部由于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各方面的自由度低于东部，是民间资本不能大举进入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带有挑战性：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有了自由，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导致并将继续导致东西部之间差距的拉大。
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终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理由，是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出现饱和，中西部由于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收益率高于东部地区，这是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
理论套用于国内的东西部关系，犯了基本的理论前提错误。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劳动力基本上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收益率降低，才会流入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如果解除城市户口的限制，并且加强劳动力培训和信息服务，中西部劳动力仍将源源不断进入东部，将工资长期压低在低水平。投资者既然在沿海地区可以雇佣到来自全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会去中西部投资。所谓“饱和”，只是指东部地区
的地皮，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可能促使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但首先投入东部地区的中西部，比如从深圳转向保安，从大连转向沈阳，从上海转向苏北，就连广东省也还存在相当落后的中西部，按照资本收益率规律，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何时的主体何时才能转向国家真正的中西部？
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不能够变成万能的狗皮膏药，到处乱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自身就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导向进行一定的战略性调整，不调整就不能迅速开发中西部。
第三，非常奇怪，会议所有发言和论文没有一个提到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很显然，大家是把历史上国家大量投资形成的国防产业，看成历史错误和经济累赘。即使连许多专门研究国防产业的中西部代表，也一字不提。说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导致，对于国际环境可能出现紧张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亦极端忽视。
历史事实是：中西部开发的两次大飞跃，都是在战争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朝鲜和越南战争。如遇外部环境紧张，大批资本必然涌入中西部。如是和平环境，将继续投入东部。如果我们居安思危，设立假想敌人，重视国家安全，就应该以国家资本带头，向中西部进行巨额投资，为此必须清除腐败，严格监督，加强政府能力。这与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深圳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在北京与台湾学者对话
政府某部门请台湾8位政治经济博士到京，讨论“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安全主张：
及时，中国不能无条件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自由化”总是有利于强者吃掉弱者。台湾学者认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不主张
中国大陆为主导的区域化，也不批判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济自由往来，恰巧说明一个道理：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总是强者主张自由化，而弱者反对，因为弱者害怕在自由化中被强者“自由地吃掉”。所以中国大陆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第二， 不能以“反对国内专制”为理由否认国家民族利益。
美国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以民主优于专制为出发点， 认为民主国家不可能侵略别人，因此可以拥有军事力量，比如美国年军费3100亿美圆，还嫌不够。而专制国家就不能够发展军事和国防。
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以政府不民主为理由，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而无限度地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民主没有实现，政府就不能干预经济，不能搞国防，甚至不能多收税。同时他们反对发动群众反对腐败，认为是文化革命的重演；他们反对为工人农民谋利益，认为会导致主义回潮。他们已经发展到反对在中国搞民主，认为自由高于民主，首先应该明确财产权， 特别是反对追溯改革开放中的贪污腐败者，他们实际上主张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甚至是官员腐败的自由，而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是一人一票，对少数权力资本集团不利。
我是一贯主张民主的，民主当然比不民主好。但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调水，到现在仍然如此，就是需要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能够负担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公共职能。有一部分社会职能可以通过基层自治解决，但在中国人均资源极端贫乏的情况下，想以市场经济消解政府职能，以腐败为润滑剂瓦解权力，造成公共职能无人承担，很快出现两极分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基本秩序破坏，结果或是内乱，或是外患，丧失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件。说什么国内不民主，就不应该维护国家利益，不应该爱国，甚至可以勾结外国人，这就恰恰颠倒了问题。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卖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和反对腐败主张民生，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是一致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要思想。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比现在某些自由主义者要强多了。
第四，不能以全球化反对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有明确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命脉不能被外国
人控制。中国尤其不能。台湾如果独立，将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在国内引起大动荡，是这个大陆不能够允许的。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及时件大事。
全球化解决不了中国13亿人----20年后是16亿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和加入wto，将加速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把80-90%的人口，也就是12亿人口抛弃。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搞人口自由流动，比如安排中国2亿过剩人口，我看中国什么条件也可以答应。如果不行，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被全球化消解，这不是维护中国的狭隘利益，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包括美国利益在内。
国家包括土地，人口和政府3个要素。西方国家需要中国有一个有效政府，把十几亿人安排在中国这片贫乏的土地上，不去和发达国家争资源，不去破坏他们美丽的环境。如果中国有了真正有了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农会，按照人口比例农民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占据了多数席位，美国人在wto农业谈判中得到这么多利益吗？外国投资者还能够在中国得到“超国民待遇”吗？
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7%，5年以后将达到70%以上。其他方面如金融开放度仍旧很低，应该继续开放。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不能够过分依靠国际市场，经济重心不能够过分集中在沿海，不能够再以西方国家的高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经济成就。
第五， 中国要独立培养动态比较优势，扶植战略产业。
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即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已经非常充分，虽然还有
很大发展空间，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作为大国，中国有能力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象美国那样在全球采购，而不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单纯的加工厂。
25年以来，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污染型产业，以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降低了产品成本和物价水平。同时垄断并高估服务业的价值，包括金融，股票，保险，影视业，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价值。美国以政治军事实力，和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维持美圆的高估，压低进口产品的价值，即压低全球劳动力和资源的价值。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以资本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弥补的。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背后的经济机制。有多少是“客观规律”，有多少是人为的？反正总有人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强加于人。这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已经体会过了。
我的发言引起了台湾学者高度的重视，提出许多问题。我想足够震动他们了。
也只有我们作到了上述各点，台湾才不敢独立，国家才有和平。如果盲从于国际经济学静态比较利益的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把自己的金融，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交给国际资本，没有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们国家和社会将无宁日。
（四）在国家统计局的《国际形势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主张发展战略产业
我刚刚揭露全球化被是被发达国家阉割了的，因为排除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发达国家不能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意思是：我们只能单方面接受全球化。
我反驳道：这个“不可能”，不是什么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美国霸权。如果说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垄断学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订，那么我们就不要搞学术讨论了。大家应该投笔从戎，去搞军事。
中国必须独立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破除“比较利益论”的误导。
静态比较利益在中国，可以继续发挥，但现在应该把力量集中于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即超级产业：核，航天，航空，武器，电子和战略资源。这不仅关系国家安全，也关系到能否赚钱。现在是中国大陆拿1亿条裤子，换美国人1架飞机。如果中国集中资源生产裤子，全世界的裤子很快就过剩，马上降价，还赚什么钱？假设中美中断经济关系，结果就是美国人没有裤子穿，中国人没有飞机坐，包括没有电脑芯片供应。美国人可以到墨西哥去买裤子，也可以自己生产，因为他缺少的是一个低层次的竞争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多国市场。而中国的飞机和电脑停顿，意味着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高科技市场！因此，如果不能发展独立的战略产业，我们最终不能保持国家完整和独立。
依靠给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从一种过渡到另外一种。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然后全球化购买，这才是积极介入全球化。为什么只能给跨国公司配件？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之聪明，待遇非常之低，竞争能力远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关键上政府和社会能够培养，留住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要每年几万人被美国抢了去。
一说发展独立知识产权，许多人就摇头，他们对自己国家没有信心，国家的精英层也缺乏这样的意志和魄力，总想投机取巧，依靠外国人。他们不知道，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帮助我们发展战略产业。比如，在飞机制造业连遭挫折，耽误了20年的时间！1980年我国飞机制造水平只比欧洲晚3年，现在欧洲空中客车已经造出300座的喷气式民航客机，6年以后将有600座问世，连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了100座的飞机，中国呢？50-70座而已！
发展战略产业，必须破除单纯的市场经济导向。讲短期经济效益，排除政府干预，就意味着不搞战略产业。欧洲4个国家联合搞空中客车，25年亏本，是超国家行为。在中国，反而鼓吹航空工业下海，搞了数千种民用产品，冲击了民营企业。
发展战略产业，国家赔钱，但可以拉动内部需求，包括以公开招标方式向民营企业订货。为什么一定要把发展战略产业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经济效益，要看总体对于国家产业的拉动。如果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比如服装，能够拉动国内什么产业？---恐怕只有面料和就业，连纺织机械都是引进的外资，纺织原料是澳大利亚的羊毛。
发展飞机工业，拉动的是国内高科技研究，航空研究所和院校，发动机，高密度合金，数控机床，液压系统，电子系统，安全系统。在大型民航客机的平台上，才能发展军事特种飞机，包括空中指挥机，电子侦察机，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发展武器系统和各种尖端技术。以10年时间，20亿美圆的代价发展一个新机型，其经济效益绝不是这一架飞机能否成功，能否弥补成本，而是看它能够拉动多少国内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零部件可以全球采购，关键是按照中国独立的知识产权设计，进行定货。全球化生产，恰好给中国发展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供应来源，这是国际资本无法封锁的。
（五）在厦门《城市化国际研讨会》上，批评不顾前提滥用西方经济学。
留美经济学会和厦门大学陈涌军邀请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我在做一个人发言，批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滥用：
及时， 把市场经济做教条，束缚和误导人们的思想。
我预计中国未来数年，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也在
于主流舆论不认真面对危机。国内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把所有问题推委于权力和计划经济，推委于市场经济不彻底。他们认为所有问题，只能够沿着市场经济导向去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越来越严重，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检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已经被外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中国应用就用不着检验。这不是把市场经济做上帝吗？市场经济在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发现并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有些自封“主流”的经济学家既不认真已经中国问题，又不客观介绍我国问题，他们的实证精神到那里去了？
如果在中国应用市场经济理论出了问题，当然应该追究市场经济及其推行者的责任，难道还要推给负责？
第二， 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逻辑，我们假设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逻辑上
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假设。许多人在讨论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逻辑的，经常偷换论题，论据不能真正符合实际，论证不符和逻辑。
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真正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实际。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视应用的前提，而且否认要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两个特点。中国资源比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是无法比的。如果以为可以在“资源稀缺”原理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错了。人均资源极端短缺，使得调水成为中华民族始终完不成的任务，成为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耕地在中国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资本化。资源越短缺，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小，能够容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市场化，全球化，必然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现代化之外，甚至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这可不是说起来吓唬人的----可以预见的生态环境危机，类似股票市场崩盘，突然出现，比如北方城市缺水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市场经济怎么解决？还不是计划供应？难道能够把水价提高100倍，富人乱用，穷人渴死？为了保障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可能是市场经济吗？
第三， 鼓吹制度万能，所有制改造万能，回避路径依赖的危险前景。
制度学派在中国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一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二是单方面的市场经
济导向。许多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在经济学书本上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去解决，实际上是不解决。我可以列举的有：计划生育，调水，保护资源环境，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战略产业，扶植高科技，农业，东西部地区差距，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学派讲究制度起点和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起点是权力，而制度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在没有有效社会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就是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学派理论，经济学家应力主政治与社会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团。恰恰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却以改革开放为名，勾结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鼓吹让大多数人为“某种先进制度”牺牲，这难道是“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吗？我感觉他们和斯大林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制度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只不是把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 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
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隐蔽性利益转移问题，却一味宣扬只要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一切问题都可以好起来？等到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他们不得不承认，就抓破脸说：本该如此，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对两极分化，他们先说没有两极分化，对于大量研究成果，强调没有模型，数字不全，进行贬低。等到全社会公认两极分化的确十分严重，他们又说，本该如此，中国老百姓应该转变观念，为历史进步自觉牺牲自己。这种先掩盖，后辩护，直至公开为权力资本，投机资本辩护，反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有违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毁坏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名声。
第五， 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
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六，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神学，利益追求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
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很难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经济学家都要负责任，当然政府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这是经济改革单独前进，政治社会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被专制利用，产生的恶果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权力资本利用，在中国形成误导，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在其他学科受到比较大的限制的时候，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认识和研究中国问题。
我以上的发言引起相当震动，有人反感，有人迷惑，也有人非常认真地与我讨论，总的看，他们似乎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大家关心的焦点仍旧是如何在学问上与国际接轨，取得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谋求个人的学术前途。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摘要：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不同的研究取向上。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既有重要差别，也非对立、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上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而且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科学分析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形态、不同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障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较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较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及时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自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它看作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制度创新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绝不只是单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经济改革，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因此，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转轨，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这种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的较高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分析具有更科学的解释力与指导力。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绝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而深刻的变革：物质生产方式方面，要废除制度而实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废除国有国营制度而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制度，从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生产方式方面，要从公有制一统天下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形式转变为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新型公有制形式。生产关系方面，要打破以往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逐步确立自主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管理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突破单一按劳分配格局，逐渐形成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上层建筑方面，要推进宪政改革，确立与保障公民权利，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方向既不是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实行市场机制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机械“对接”的改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构造以市场化的生产方式为核心、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以民主法治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总之，在研究取向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学结构”，而重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社会彻底的“生理解剖学”，而不是把揭示本质与描述现象混杂在一起的“二重性”学说。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着重点不是分析生产的物质内容(物质生产方式)，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综合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进行经济分析的“纯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十分相近，都进行经济与政治的综合研究而不是单纯进行经济分析，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着重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政治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着重研究社会经济政策政治选择的“政策经济学”。因此，要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剖社会经济形态的“生理学结构”，而不能热衷于解释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探索社会变革的方向与道路，而不能为某种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论证与辩护或只为制订具体的经济政策服务。因此，就其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批判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辩护的、“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在当前与今后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进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而不能局限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等表面性、片面性的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