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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一体化监管冲击论文
「摘要国际金融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是国际金融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就,其独特的“双刃剑效应”既给跨国银行业带来发展的机遇,也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造成巨大的冲击。本文指出了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的缺失,在此基础上研讨了跨国银行监管的新方式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跨国银行、监管
国际金融一体化(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和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就。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曾受到一些非议,但二者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今后的主流发展趋势,是得到大多数金融监管当局、银行从业者和经济学家认同的。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中,跨国银行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也给跨国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金融自由化放宽限制竞争的规则,充分发挥跨国银行的“觅利”功能;金融一体化则扩大了跨国银行的经营空间,使其能在全球范围内调度资金,经营各种业务,不受国界的限制。但金融一体化、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使跨国银行获得上述好处的同时,它也破坏了既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跨国银行的经营风险,给目前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 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对跨国银行业的“双刃剑”效应
跨国银行无疑是国际金融一体化与自由化浪潮的积极推动者和较大受益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蓬勃兴起的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很大程度归因于跨国银行业的不懈努力和强大压力。政治学家一再宣称,银行监管机构已形同虚设,沦为银行业的代言人;许多经济学家以所谓的“需求理论”来分析跨国银行监管的意义,他们认为银行监管作为制度供给方,是银行业发展需求的产物,因而银行业不断向全球各地扩展业务的需求将决定银行监管的弱化和放宽。2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和1997年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均加剧了这一趋势。跨国银行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发展机遇,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在跨国银行业空前繁荣的“泡沫”下,充满危机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酝酿,并和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世纪末的一场金融灾难——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跨国银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利润与风险同在,具体而言,这种“双刃剑”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跨国银行利率风险的增加。利率风险是因市场利率剧烈波动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风险。在金融自由化盛行之前,利率风险的发生机率极小,这是因为金融监管当局几乎对所有的金融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并对存款利率设置上限(ceiling),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利率的上涨,减少了利率风险。但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金融领域放宽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多数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封顶制度,同时金融分业经营的界限也被突破,银行跨营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情形比比皆是,金融领域内的竞争日趋白热化。3其结果是:利率封顶藩篱的撤除和金融分业经营管制的放松,使各银行间形成利率竞争,竞相以高利率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而为了支付高利息成本并获得高利润,银行往往将资金投入高收益的金融创新项目,但随即而来的往往是高风险,如此便形成了高成本——高收益——高风险的恶性循环。4
(二)金融管制自由化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减少了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限制,固然有利于资金资源的国际配置,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但也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跨国银行对外扩张的动因追逐高额利润,与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提高本国金融服务水平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跨国银行往往凭借其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设法逃避东道国的监管,发展法律所未规范的业务。而东道国监管当局由于监管技术落后,监管信息闭塞,难以对跨国银行实行有效监管,因而出现所谓“监管落空”的局面,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出现了隐患,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隐患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美及东南亚等处爆发的金融危机均与跨国银行的规避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跨国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使银行“表外业务”5剧增,增加了跨国银行的衍生性金融风险。表外业务剧增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银行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必须拓展额外的财源;二是由于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传统的银行业务,是金融业竞争激烈,跨国银行利润率下降。于是跨国银行为了维持其股本与资产的报酬率,必须发掘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新业务,这样既可以避免资本要求,又能获得丰厚的佣金收入。目前较为普遍的表外业务有贷款保障、商业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其中尤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发展最为迅猛。截止1994年底,跨国银行在全世界的OTC衍生交易(场外交易)余额已高达12万亿美元。由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即交纳少额保障金即可以从事数倍于保障金数额的业务操作,收益高风险亦大,若操作不当极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近几年震惊世界的几起金融破产、亏损案件,如1994年加州橘郡基金破产、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亏损事件等,均因从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致。
(四)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管制自由化掀起了跨国银行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银行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跨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银行业的集中固然一方面可以从规模和总量上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超级银行也容易因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因为这些超级银行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一旦酿成风波,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都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这就是银行业所说的“太大了以至不能破产”(too big to fail );其次,跨国银行业的兼并浪潮是全球金融竞争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经过并购后重新组合的大型银行拥有垄断优势,但其面临的来自其它大银行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与此同时,在大银行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小跨国银行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再次,跨国银行业的兼并在推动银行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界限,跨国银行兼营证券、保险业,固然有利于银行实施全能化和多样化经营,实现所谓“金融超市”(financial supermarket)的蓝图,但同时也使跨国银行的风险来源增多,风险的预测力和评估效果下降,风险的破坏力剧增,此外,由于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存在着利益冲突,跨国银行跨营他业实际上也打破了证券、保险业固有的竞争秩序。
(五)国际金融一体化将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连为一体,为跨国银行节省了交易成本,加之银行业务电子化、网络化以及现代通讯手段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使跨国银行的经营效率大大提高,但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越密切,它们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一旦某家银行出现问题不能及时清算,必然会造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理论界有学者将这种波及效应称为“系统性风险”。近年来,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的危机都曾造成类似的链式反应,引起跨国银行界的极大恐慌。
二、 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的缺失
上述“双刃剑”效应只是折射出跨国银行业的“市场失灵”现象,如果金融监管当局能因应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及时改弦更张,更新监管
措施,以“看得见的手” 调控失灵的金融市场,仍然可以实现跨国银行业的安全、稳健、高效运营。但是,由于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被监管者的金融创新,加上金融监管当局创新监管的意识淡薄,导致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频频出现“落空”局面。一般认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依其监管的范围和方式可大别为三类:国别监管、国际监管和银行内部监管。笔者便从三种监管模式着手,研判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的缺陋。
(一)国别监管的“各自为政”难以应对跨国银行的扩张潜力和规避能力。国别监管系指在一国范围内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主要体现为一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产生之前,国别监管曾是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方式,在国际金融一体化浪潮高涨的今天,国别监管仍是许多国家对跨国银行实施监管的主要方式。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跨国银行的发展得益于其拥有的三大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6所有权优势主要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出现,包括对经营技术的垄断、产业组织的规模效应、丰富的人才资源、以优惠条件获取资金来源的渠道等,所有权优势可以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使银行获得的资金来源,并形成规模经济。市场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银行可通过其控制的内部市场(海外分支机构)获得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方式和经验等,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区位优势因素不仅包括要素禀赋,而且还包括文化、法律、政策及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跨国银行可通过区位条件优越的国家经营业务而获得利益。跨国银行的三大优势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扩张潜力和规避能力,给单一国家的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动荡不安说明了单一的国别监管以难以应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
(二)跨国银行的监管方兴未艾,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1974年西德赫斯塔特银行与美国富兰克林银行相继倒闭所引发的国际性震动是发起跨国银行监管的肇因。1975年2月,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主持下,以十国集团为核心的央行行长成立了“银行业监管实施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即所谓的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5年2月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制定国际合作监督的原则,按照股权原则确立分行、多数股子银行、少数股子银行的定义监督银行的流动性、清偿性、外汇活动及其储备。《巴塞尔协议》的诞生,被理论界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监管方式——跨国银行国际监管的产生。7
但经过几年的实践,匆忙出台的《巴塞尔协议》逐渐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集中体现在跨国银行的监管缺乏统一标准,各监管当局的责任分工不明确上。以1982年意大利安布鲁西亚银行破产为契机,巴塞尔委员会于1983年对原《巴塞尔协议》作了修订,在继续强调任何海外银行都不能逃避监管的基础上,创设了“并表监督法”,强调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应进行积极的合作,并对母国和东道国监管的权责作了较为详尽的划分集中体现在对分行、子行、合资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和外汇头寸方面进行合作监管和合理分工。8但修订后的《巴塞尔协议》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及时,《协议》回避了贷款人问题,监管责任与贷款人责任是否应当保持同一,在《协议》中未有体现,各国分歧很大;第二,国际监管并无可供实际操作的标准,《协议》只是提出抽象的监督原则和职责分配,而对监管的主要内容如流动性、清偿能力、外汇活动与头寸等,都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使国际监管形同虚设;第三,并表监督法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该方法要求母国和总行对海外机构的一切风险承担责任,因而实际上鼓励了东道国为吸引外资而放松对跨国银行的管制,此外,跨国银行只要在自己的全球网络内部巧妙调拨和运用资金,即可规避并表监管,从事投机活动,使并表监管的目的落空。
(三)传统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对银行内部监管并不重视,各跨国银行对内控机制的建设各行其是,缺乏科学、统一的风险测量标准。传统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立足于运用法令、政策或惯例的力量,从外部划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防范和控制银行体系的风险。其风险防范的重点是信用风险,并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来达到这一目的。但随着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银行持有衍生商品头寸的期限较短,因此由利率、汇率或其它价格发生不利变化所引起的市场风险要比信用风险更为突出。而防范市场风险的途径就是在银行内部设立及时道屏障——内部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以下简称内控机制)
在传统银行监管方式下,各跨国银行对内控机制的认识尚处于自发阶段,由于缺乏部门颁发的统一风险评估标准,各银行或是无所适从,或是各行其是,风险监控不利导致表外业务风险扩张的案例不胜枚举。1995年2月,着名的巴林银行(Barlings PLC)由于交易员超过授权额度,蓄意隐匿交易,造成日经225指数期货亏损10亿美圆,巴林银行资不抵债,被迫清盘。有些专家指出,像此类风险,从外部监管角度是难以查知和实施有效监管的,若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巴林银行是可以纠正交易员的违规行为,抑制风险的蔓延的。但是巴林银行的内控机制流于形式,其交易员身兼交易与稽核二职,根本不能有效实施监督稽核职能,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9因此,内控机制的建设须与外部监管并举,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发挥外部监管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但银行监管当局长期存在的“以我为主”的监管作风,无疑阻碍了跨国银行内控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三、 跨国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动荡不安使各国监管当局深刻认识到更新跨国银行监管措施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于是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改变各自为政的监管方式,探求对跨国银行实施综合性监管的新思路。
(一)跨国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趋同。
发展中国家在跨国银行准入条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泾渭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强调竞争机会均等,即应保障跨国银行和东道国银行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并以严格的互惠标准(镜像互惠)为筹码,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准入条件。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金融业的目的,对准入问题采取审慎的态度,以“最惠国待遇”为准入的基本原则,规定严格的准入条件,迫使跨国银行知难而返。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方面,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盈利机会的吸引下,纷纷向这些国家拓展业务,甚至通过“院外集团”(Lobbying Group)游说本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开放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也迫切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加上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开放金融市场的问题终于摆上了发展中国家的议事日程。
经过长期的谈判与磋商,乌拉圭回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议》发达国家认可了银行准入在多边体制中适用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亦同意按照谈判所确定的具体保障,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GATS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主张的折衷,反映了国际上对跨国银行准入条件趋同的倾向,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应考虑不同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逐步自由化的原则,有选择有步骤地放宽跨国银行的准入条件。
(二)普遍重视对跨国银行的合并监管。
长期以来,跨国银行为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和监管者为防范风险而进行的监管活动,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演进的博弈过程。跨国银行为逃避各国金融法规的管制,规避利率、汇率风险,大规模地开展金融创新尤其是表外业务。与此同时,跨国银行为实现其全球战略,不断地掀起银行业的兼并浪潮。银行业的兼并在推动银行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银行业与保险、证券等行业的界限。跨国银行的上述活动加大了单一国家监管的难度,造成了“监管落空”的局面,对国际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由于《巴塞尔协议》的执行问题重重,为统一金融监管当局对合并监管问题的认识,1992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监管国际性银行集团及其跨国分支机构低标准的建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跨国银行应处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并监管之下;跨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应征得母国及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双重认可;母国监管当局有获取跨国分支机构信息的权利;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认为上述条件未被满足,则可严格控制或禁止这类银行设立分支机构。1997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其中23条到25条专门强调对跨国银行的合并监管。《核心原则》确定母国监管者的责任是必须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银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责任是必须要求外国银行按照东道国国内机构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即对跨国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此外,《核心原则》还强调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者必须建立联系,共享信息,以杜绝跨国银行的内部交易。
(三)由单一的信用风险监管走向性风险管理,市场风险正逐步引起各国监管当局的重视。
信用风险(Credit Risk)是指交易对象未能履行债务的风险,早期曾是银行业的主要风险。但是随着银行国际化的增强和国际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尤其是以衍生性金融商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蓬勃兴起,单一信用风险的监督机制开始显得捉襟见肘,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系统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行管理,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其中,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控的重点。
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市场参与者和成员国央行的意见后,正式公布了《测定市场风险的巴塞尔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市场风险作了明确的界定:市场风险即由于金融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对持有这些金融商品敞口头寸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构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补充协议》还制定了全球统一的估测跨国银行市场风险的定量标准,即“风险额”概念(Risk Value)。风险额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可信度内,在未来某个时间段由于所持有的金融商品市场价格的潜在变化所可能引起损失的较大值。《补充协议》还根据不同的金融市场交易规定不同的风险权数或资本要求比例,以引导跨国银行从事低风险的金融交易,从而达到降低市场风险的目的。总体而言,《补充协议》对跨国银行市场风险的监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引入了“风险额”作为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的直接工具,进一步促进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跨国银行表外业务的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监管方式上,强调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
为了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作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明确提出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安排。《核心原则》指出,持续性监管手段应包括某种形式的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监管者必须具备在单一和并表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各家银行的审计报告和统计报告的能力。《核心原则》对传统的以非现场稽核为主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单纯依靠非现场检查难以反映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应将监管人员关注而报表反映不出的问题付诸及时的现场检查或利用外部审计对监管信息进行核实。为充分实施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银行监管者(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与银行管理层保持经常性的接触,了解该机构的经营状况。
(五)重视跨国银行的自我约束,完善银行风险的内控机制。
有效的银行监管,必须注重外部监管与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跨国银行亏损倒闭事件频繁发生,使各国监管当局对跨国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给予高度重视。完善跨国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提高银行自律管理水平,成为跨国银行监管的又一重要趋势。
传统的银行监管立足于运用法令、政策的力量,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规控银行体系的风险。但在“银行全能化”这一战略思潮的推动下,跨国银行的表外业务获得了长足进展,从而给传统的外部监管思想造成了严峻的挑战。1993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曾《市场风险的资本标准建议》,试图以分块法(Building Block Approach)分别计算三类衍生商品(股权、利率、汇率)的市场风险资本需求量,但实施效果不佳。而后,巴塞尔委员会集思广益,认真听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主要跨国银行的意见,于1996年1月了《测定市场风险的巴塞尔补充协议》,确定了“风险额”计算法(Risk—Value Approach)。《补充协议》要求跨国银行在采用“风险额”测定风险时,应同时满足定性和定量标准。定量标准要求以十个工作日为计算期间,以99%为计算概率,意即应有99%的把握认为,在十天内资产组合价值的损失不超过风险额。定性标准则规定了跨国银行内部控制所应遵循的低要求,如银行应设立独立风险管理部门,银行较高管理层参与风险管理,健全管理资讯系统以便管理、监督和报告风险等。《巴塞尔补充协议》所确立的内控体制,是对跨国银行监管思想的一次突破。它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设立了一套有助于激励银行防范自身风险的管理系统,为跨国银行的监管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专业论文
一、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原则
为了确保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需要遵循一定原则，这些原则的遵守对于高职院校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队伍构建工作的创新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需要遵循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在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国际金融专业教学科研工作需要与教学团队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并通过使用有效的激励策略来鼓励具有较高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的教师进入国际金融教学团队，在对其科研优势做出充分利用的基础上，推动国际金融专业教学的发展，并通过发挥这些教师的传帮带作用来推动国际金融教师队伍科研水平与教学水平的提升。这一原则的遵循对于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及教学队伍的建设都能够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需要实现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以及学科建设的结合，并在推动课程、专业、学科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过程中构建具有特色的国际金融专业以及国际金融精品课程，并在优化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上提升教学队伍教学能力;三是遵循强调教学队伍创新能力的原则。在此方面，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应当以学生需求、专业发展需求以及社会人才需求为依据来对教学作出创新与改革，从而推动教学队伍科研水平、教学水平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教学团队有必要在开展国际金融核心课程教学过程中树立学习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教学质量思想，强调学生国际金融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以及素质的发展，重视学生团队意识、交流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自学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等;四是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中的教师需要遵循平等原则。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一般都是由具有较高科研能力与教学能力的高学历教师构成，但是这些教师在资历以及支撑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会对教师的沟通与交流产生一定的影响，资历与职称较低的教师针对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优化以及团队建设所发表的建议和意见往往容易忽略，从而制约教师团队的学习与沟通，并制约教师团队专业素养以及教学能力的提升，所以在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中，有必要遵循平等原则，消除资历、职称等因素对教师交流与沟通的影响，通过创造良好的平等氛围来使教师能够对自身观点做出勇敢表达，从而使教师队伍成员在相互学习与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推动教学团队凝聚力以及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对策
(一)完善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制度
在高职院校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实践工作中，团队建设工作的开展需要高职院校能够从制度方面给予的支持，从而为高职院校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能够获得需要的各类资源，并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有必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高职院校需要将构建的教学团队当作国际金融专业教学改革规划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并在构建合理科学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基础上来将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当做高职院校建设与发展规划中重要的内容。另外，高职院校有必要针对国际金融专业教师队伍制定长期且规范的培训计划，不仅要重视给予教师更多在校内开展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同时有必要针对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制定激励政策，通过在物质待遇或者职称评聘方面给予教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来让国际金融专业教师团队具有更加积极地自我提升心态与需求;二是高职院校在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中要重视条例教学团队专业化发展与教育环境所具有的关系。在此方面，需要承认的是，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往往都是由的教师队伍组成的，无论是国际金融核心课程的教学还是科研方面，这些教师都具有着一定特长与优势。而通过促进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与其他专业教学团队之间的沟通以及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与高职院校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有利于让教学团队的发展与教学环境实现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取长补短来推动自身发展，从而有效构建可以推动国际金融学科与教育发展的师资力量。
(二)加大对国际金融专业教学团队建设资源投入
在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础上，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也离不开资源作为保障。在资源投入方面，不仅包括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经费，同时还包括各类必要的外部条件。及时，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作为支撑。如果高职院校在教师团队建设中欠缺经费保障以及基础设施保障，则高职院校无论是在国际金融专业教学改革还是教学团队交流方面都会面临重重阻力。因此，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团队建设对于国际金融专业发展以及高职院校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适当增加教材资料、教学仪器等方面的投入来让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具备良好的内部条件，从而使高职院校国际金融专业核心教学团队成员能够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教学科研以及教学改革当中。同时针对这些资源的使用，高职院校有必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从而确保这些教学资源能够得到高效的利用;第二，高职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具有着系统性，教学团队建设成效的提高不仅需要高职院校财务部门、人事部门以及教务部门的配合，同时需要高职院校中所有院校、所有专业资源的整合，所以，高职院校需要从整体角度对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在教学资源以及教师资源的建设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从而确保高职院校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能够吸纳更多的教师成员，并让教学资源与教学成员的结构实现化;第三，高职院校要重视为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工作提供更多的科研资源。教学与科研具有着相互促进和依存的关系，教师科研素质的提升对于教学团队专业素质的提升以及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此方面，高职院校要推动教学团队建设与科研活动的紧密结合，引导教师对专业知识作出透彻的理解，从而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同时高职院校要重视吸纳具有较强教学能力与学术造诣的教师加入国际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人才吸纳渠道可以是自主培训，也可以使对社会国际金融专业人才的吸收。
作者：袁慧单位：北京经贸职业学院讲师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
1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期内，中国自发地与国际体系接轨，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金融机制、组织或机构，目的在于主动融入国际金融格局的进程，其参与不仅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内质，同时也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持。中国通过主动和适时地参与相关国际金融机制和组织机构中，就金融运行的原则、程序、话语权分配、策略实施等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机制中不平等与不完善的弊端进行了改善，并针对预防及应对这些弊端引发的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间接以及对策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是一个合格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是以磋商达成共识、协调促进共享、合作促进治理、治理实现均衡为目标，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实施行为的。基于此，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接受与欢迎，同时中国也应该保持追求和谐与主张共荣的文化内涵，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治理中，并将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2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
2.1促进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现阶段，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依然处于秩序紊乱状态，究其原因是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不完善与不健全，而这种不完善与不健全也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诱发因子与助长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一定的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与基础上构建可行、合理、科学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提高过金融秩序的规范性。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首先，中国需要将自身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进行完善，将信息获取与运用的不对称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与消除。并保障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与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与监控调节机制，对本国的经济、金融及货币的调整，需要严格依据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进行合理与适时的引导。其次，中国需要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管理与流动进行加强与巩固。现阶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国际投机资本没有规则地流动，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力量加强对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与控制，避免其引发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并以规范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化配置，对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进行防范与合理的打击。除此之外，中国要推进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的形成。只有形成全球范围内针对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制定出针对风险投资、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与工具的管控与治理架构，才能避免大型国际游资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还需要通过磋商，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进行强化，进而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规避与科学的治理。
2.2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与决策改变现阶段，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主要受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掌控，并且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的不到充分的尊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根本无从谈起。基于此，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度的转型与决策改变，并积极提供支持力量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从而对世界各国起到示范作用。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及转型，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对其进行科学而有效地促进与推动。首先，中国需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普遍性与透明性，尤其需要推动加快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较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造，进而将其中不公平、不透明的行为进行改善。其次，中国需要推动提款权制度的更新与改革，提出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进行扩大，并将其作为国际支付与储备的主要补充手段的实施对策，如此可以对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进行有效的规避，进而可以从整体上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维持作用。再次，中国必须推动IMF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稳定作用的功能发挥，引导成员国将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与普遍性提高，并以实现金融稳健度提高为目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监督，而对金融资本来源与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除此之外，中国需要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改革的建议，对IMF的股份比例及组织人事安排的调整提出合理化意见，进而可以提高其适应性与科学性，并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性，以此抵制一些少数发达国家对于投票与决策的垄断局面。
2.3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要想将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从根本上降低，就必须采取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的实施成为世界各国争先实施的应对措施，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以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为钉住目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汇率政策与制度成为世界各国逐渐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问题。对于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合作者”角色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需要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提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因此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选择与制定作出有效的更新与改革。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中较大的弊端在于其弹性较低，长此以往，其波动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如此不仅会导致中国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中国未来金融的安全及稳定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对此，中国需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措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安排进行合理而科学的调整。首先，中国需要将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进行彻底地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与调控目标进行确定，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依据内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对整体性汇率政策进行制定。而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进行适当的放松可以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自由性，从而使其可以依据相关信号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而使其能够较为真实地对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进行的描述。其次，中国需要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较高特汇规模的限制进行适当的放宽，目的在于提高其头寸限额的弹性，如此可以提高其运作活动与行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除此之外，对于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与管理需要进行加强与巩固，提高其管控的力度与效果，进而使其可以充分运用汇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及利率政策的功能。
2.4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中国首先需要在国内范围内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并将人民币的发债规模与种类进行实质性的扩大，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并将这种效应的较大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区域之内，为了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进行防范与抵制，中国需要推行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互换，如顺利推动清迈协议的实施与监理亚洲共同货币基金的设想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提高的战略步骤，中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国需要将其金融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与优化，目的在于为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的国内金融环境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目前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建设存在不完备的地方，重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并且不良货款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状况依然不能与国际的通行标准相适应，同时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管与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并且这些问题与弊端的分析、判断与监控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与管理。其次，中国需要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对这种措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以保障其得到循序渐进的实施效果。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金融体系依然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其对外部风险及危机的应对能力较低，这就致使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因此，中国需要对境外的直接投资领域提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并在这个领域对中国境内的大中小型企业、机构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进行进一步的放宽，允许其将自身的海外业务进行扩宽，从而将各方面的竞争力进行提升。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等投资类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对境外的投资者对我国股权类投资的限制进行合理的放宽，并且需要对国内企业及其他组织结构对境外证券市场的针对性投资进行适当的鼓励，同时还需要将信誉良好的境外机构取得合格资质的限制进行放松，进而实现中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的平稳加快。
3结论
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发爆发，国际金融治理的开展与实施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为了使国内经济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全球金融秩序的规范与稳定，中国需要本着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本质，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来，并积极发挥自身力量，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自身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为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及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持。
作者：鄢莉单位：悉尼大学商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企业国际金融风险论文
一、企业国际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
1.企业缺乏金融风险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当前全球经济呈一体化发展，同时金融风险也成为广泛存在的重要问题。但人们当前还缺乏一定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人们的思想认识还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依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很多外贸企业的领导者都没有认识到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大量扩展本身业务，实行大量贷款不管存在的金融风险。甚至有的经营人员违规帐外经营，从而造成大量的呆帐和坏账，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成为导致出现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
2.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在我国的进出口企业当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依据当前的发展形势这些企业都没有形成科学严谨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人员素质较低，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缺失并且不进行相关职业培训，造成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在企业生产中形成一定的金融风险。还有，很多企业都没有信用监管和合同监管，进行交易过程中不重视收集进口商的信息，不了解进口商的实际情况，不认真审核合同细则，因此常常造成自食恶果，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3.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国内出现重大事件、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都会严重影响金融风险。还有如欧美等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对我国实行商品反倾销，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影响。再有，战乱和经济危机等都会直接影响金融风险的产生。
二、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
1.金融风险使得企业资金面临困境。在金融风险影响期间，会引起国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出现较大变化情况，如国内信贷收缩，企业无从得到贷款，同时压缩出口退税，此时国外进口商也会遭遇极大困境不能再继续按照合同提供产品，因此很多中小外贸企业的运行资金出现严重问题。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恶化，此时银行部门采取的办法就是紧缩银根，银行部门不再推行“还旧帐，贷新款”的办法，实行“只进不出，只还不贷”的措施，不再对企业提供融资，所以我国很多外贸企业遭受重大影响，大量产品委托外贸公司出口工厂意识到危机的来临，都会向外贸公司催要以前的货款，但此时外贸公司无力支付只能以房产抵债，有的只能宣布倒闭。因为银行部门不提供贷款，为了实现融资目的，很多中小外贸企业只能面向社会融资，公司的运行重心出现了偏移，对企业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影响。
2.汇率存在风险对外贸企业的销售产生不良影响。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国家会推行金融政策，也就是利用调节货币供应数量和货币汇率的办法，国家货币政策重点调节货币供给和需求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资金来源与运用。而这些对中小外贸企业来说，货币政策不但可以控制信用，对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可以利用货币的投入与回收，影响社会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企业的市场销售造成不利影响。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不足就会导致企业产品积压，进一步使企业的生产原料和流动资金不能如期到位，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不能顺利出售，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企业生产和销售出现问题，一定会严重影响中小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3.金融风险的存在降低企业的信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和外国进口商都会缺乏流动资金，原来制订的生产经营计划不能完成，因此这些企业一定要考虑另谋出路，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有的中小外贸企业为了减少金融风险的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能节约各项支出，裁减内部员工，但同时也会使企业内部人员关系紧张，不利于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再由于企业所需的生产原料和流动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因此这些中小外贸企业的生产任务不能按期完成，造成这些外贸中小企业的信用不断下降。
三、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
1.提高企业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我国当前的外贸企业都将工作重点放在扩展业务、增加生产规模、提高经营利润等方面，都没有深入研究金融市场，更没有意识到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要想使外贸企业做到积极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应该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掌握科学管理与科学决策，密切注意各国基本经济因素、金融因素，政治因素和传媒因素，以及不同国家的央行政策，心理因素和市场预测因素，各种重大事件因素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才能及时应对各种金融风险。为了充分发挥外资作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就是积极宣传国际金融知识，不断增强员工的金融风险意识，在我国外贸企业中不断强化金融风险认识，在企业开展的各项业务中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2.提高对外汇风险的敏感度。
及时，有效应对交易风险，对于中小外贸企业而言要掌握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期权市场进行货币保值。在实际操作中又可以进行事前防范和事后防范。事前就是在企业制订经营决策时，签订合同前就要利用各种方法防范外汇风险，如可以选择应用有利的计价货币、合理调整商品价格、在合同条款中添加保值内容、以及增加汇率风险分摊条款等；事后就是指已经利用软货币签订了出口合同或用硬货币签订了进口合同，不能再继续利用合同条款进行补救，可以利用外汇市场从事远期外汇交易和外汇期权交易等办法来积极应对外汇风险。
第二，积极应对结算风险，为了防范风险首先可以利用资产负债保值的办法。子公司可以利用减少风险或增加风险负债，从而促使总公司将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资产全部合并和风险负债相等。因为汇率的改变会引起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相等，所以不存在结算风险；其次，在防范风险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远期外汇市场保值的办法，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出售风险货币，同时在期末即期外汇市场上采购同种货币，利用买币的办法实现远期外汇合同交割。如果企业能够预测将来的即期汇率，那么远期外汇市场保值就会创造利润，而且获得的利润可以抵消原来的折算损失。，为了防范风险企业也可以利用货币市场保值的办法。企业可以先借入风险货币，接着利用兑换办法使其成为本国货币，从而实现本国货币市场的投资行为，将投资总收入换算成风险货币，同时偿还借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进行货币市场投资的时间要与风险货币的借款时间相同，借款数量要和折算损失相当。通过研究我国大量对外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很多风险都是由于企业内部决策失误和投资错误造成的。所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严格管理重大事物，科学确定企业负债规模，积极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将内部责任层层分解，并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建立企业风险防范预警制度，同时建立完善的企业风险管理和控制分析报告制度。并以此为基础企业要加强研究战略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经营风险，并形成工作制度。
3.加强企业的信用管理和建设。外贸企业要想提高产品竞争力，就要依据买方立场进行考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进入我国，同时他们将会带来更加先进的信用管理经验，因此如果我国不能提前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统，则一定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我国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树立正确的信用管理意识。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都存在着信用管理，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用管理部门利用调查和研究每个客户的信用状况，可以掌握每个客户的优点与缺点，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企业的信用管理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利用研究产生信用风险的种类、原因，利用研究外贸企业信用风险外部防范策略，促进外贸企业信用管理基础性建设，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通过严格管理客户、合同和应收账款，使我国外贸企业能够积极应对信用风险。
作者：李金涛单位：北京斯雅中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下法律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暴露出国际问以及许多国家(地区)在金融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金融危机范畴中必然牵扯出金融法律危机。从挖掘金融危机爆发的国内外诱因人手，进而探讨相关法律问题、反思制度缺陷、提出合理性制度设计框架。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较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障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多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及时，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及时，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及时，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及时，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主权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保障，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第五，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障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课程案例教学论文
课前，案例及各类辅助材料可以以视频、音频、文本等形式获取，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学生可以在课前准备工作中随时获取所需信息，提高了学生的搜索、过滤和加工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课中，为提高案例分析的可理解性和信服度，学生可将各类分析材料以计算机和其他教学辅助设备呈现来，进而加快师生获取信息的效率，提高学习交流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特点
一方面，对于初接触国际金融的学生来说，金融学的知识框架还没有建立，对各类术语和概念较难理解，特别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汇率决定以及货币危机等知识。另一方面，国际金融研究内容距离实际生活很远，学生缺乏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紧密联系当今热点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不断尝试教学方式创新。
二、《国际金融》中案例教学课程基本实施方法
国际金融的理论大都来源于西方，这些理论往往建立在许多假设的基础上，可操作性较差，难以在实践中真正应用。同时，国际金融活动复杂多变，各种新模型、新理念层出不穷，仅凭书本教学内容远远不够，因此迫切需要开展案例教学，将国际金融有关场景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际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升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效果。关于案例教学的基本实施方法:一是明确教学目的，精心准备背景材料。教学目的是指通过案例教学应达到的目标，比如学生应该掌握的理论和技能，及通过案例教学所应达到的能力水平。背景材料是呈现案例的主体部分，它描述了案例发生的背景环境，包含所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事件最终的结果。同时，为保障背景材料的完备性，应广泛收集各类信息，主要途径一是依托网络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如搜集学术文章、专利、影音资料或国内外报刊书籍等。二是到有关部门或单位调研，根据实际情况编写教学案例。选取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调研，采集各种数据，并通过交谈了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盾，在拥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加工整理。三是依托已有案例教学。即通过选取典型案例，再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加工整理后应用于教学。二是巧妙设计案例问题，引导学生融入案例环境。设计好富有启发性和针对性的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积极性，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同一团队内的学生或团队之间的知识水平通常存在差异，要调动所有参与人的积极性，实现符合每个人特点的教学目的，更需要设计出具有一定层次的问题，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通过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得到不同程度的解答和启示，并不同程度地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目的。总之，在案例中设计富有启发性和针对性的问题，有利于引导所有参与学生更深入案例环境、更进入案例角色，案例过程中各环节问题的设计对案例教学的效果有极大地影响作用。三是系统总结，科学评估。案例，教师要认真记录每个参与者的表现，结合教学目的，对案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归纳和评价，这是实现案例教学初衷、完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理解和收获。教师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和阐述，并仔细分析团队及每个参与人的视角和优缺点，同时留给学员思考的余地，促进学生在课后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案例学习不需要给出标准答案，要尊重每一个思想的闪光点，通过案例学习，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自主思考决策的能力和锻炼团队协作的精神。
三、下一步发展的思考
案例教学作为新的教学方式和思想的出现，对推动现代教学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际操作中，案例教学更是呈现了一种多样性、多元化的趋势，其操作性和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同时，案例教学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如从案例教学的丰富性、科学性角度出发，应针对一门学科甚至一类问题建立完整的案例库，同时，应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设置案例情境与问题，使学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兴趣等。总之，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教学模式，必将不断丰富教学理论，推动教学模式不断创新发展。
作者：周超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区域性国际金融论文
一、沿边金金融改革破冰一年来的发展动态
（一）人民币结算试点破冰启动2014年以来，我省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金融机构入出滇、IPO和“新三板”挂牌、“三农”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便利化、地方新型正规金融组织发展等10个方面取得突破。我省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破冰启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德宏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服务经常项下缅币兑换业务试点，目前全国仅云南获批试点；1至7月，全省累计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422亿元，同比增长49%。
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瓶颈
（一）经济实力不够强根据相关经济指标做表1如下：表12012年云南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⑤根据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相比，云南的经济整体实力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所以云南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之时，经济的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发展的不足可以用云南的产业结构来解释。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图来看，云南的第三产业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水平状态，12年来没有大幅增长，第二产业仍然是云南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从全国的统计来看，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体系不完备云南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还处于萌芽阶段，反映出云南金融体系的不完备，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不足以满足云南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经济增长需求。
（三）本外币资金运用不足如图1所示，区域性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规模远远高于存款规模，外汇需求高，而根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外资银行机构数仅为4个，除了中国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外，并不足以满足外汇信贷需求。2015年第2期中旬刊（总第579期）时代Time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云南的证券公司数、期货公司数只有两家，基金公司数还处于空白，各筹资额也很低，可以说证券市场接近零发展，相比我国的其他金融中心来说，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对策分析
（一）优化产业结构，厚实经济基础在保持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服务业，高兴技术产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可以多倍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
（二）健全金融机构，完善区域性金融设施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建立金融机构，根据地理位置、人流量增加网点，满足客户需求。除了大型商业银行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增加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外资银行的设立。此外，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除了机构的建立还包括人才队伍的培养，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全民素质，培养现代化的观点。
（三）扩宽理财渠道，引导资金流向从我省2013年的本外币存贷量可以看出，资金运用效率明显偏低，造成资金闲置，降低了金融运行效率，说明资金持有者缺乏理财知识，依然保有以前的传统观念，储蓄率偏高，不能有效运用资金。应增加金融服务机构，合理引导居民运用资金，投资高兴技术产业。
（四）发展资本市场，填补市场空缺以国外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便于资金持有者与需求者直接进行资金交易。金融市场上需要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证券机构、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充分支持，由政府引导，逐步发展。inanceNO.2，2015（CumulativetyNO.579）
（五）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地位自2010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企业和人民都广泛受益，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总量快速增长。今年1至10月，双边贸易额已达2959亿美元，同比增长25.7%。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及时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贸易的强劲增长下，人民币的国际化更加重要，目前只实现了区域性的国际化，因此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从各方面提升国际形象，增强综合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崔红茶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竖向变形国际金融论文
1计算参数
1.1结构参数结构核心筒墙厚随楼层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结构外框巨型柱截面尺寸随楼层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结构主要承重构件材质情况如表3所示。
1.2有限元模型通过MIDAS/GenV800版本建立的结构有限元模型，其中梁、柱采用梁单元模拟，核心筒墙体采用墙单元模拟，楼板采用板单元模拟(见图2)。外框巨型柱为钢骨混凝土，有限元模型中采用混凝土截面进行等效替换(外轮廓尺寸同原设计截面)，并采用质量等效和刚度等效双重等效原则。模拟分析时考虑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收缩、徐变和强度发展等因素对竖向变形的影响，采用欧洲规范CEB-FIP(1990)，其具体参数如下:初始龄期2d，外部环境相对湿度60%，水泥类型为RS∶0.2(快凝高强水泥)，构件理论厚度按实际值。
1.3施工加载顺序核心筒剪力墙经验丰富外框巨型柱及钢梁6层施工，核心筒内梁、板及核心筒外楼板落后外框巨型柱及钢梁4层施工，地上部分施工速率为10d/层。外框巨型柱为钢骨混凝土，且混凝土自重大于钢骨自重的5倍，巨型柱主要弹性变形以及徐变收缩变形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因此外框巨型柱加载顺序同现场巨型柱混凝土浇筑顺序。
2施工全过程计算分析
本次竖向变形差分析根据施工方案及现场实际施工进度共分81个施工阶段，主要施工步骤如表4所示。结构核心筒剪力墙和外框巨型柱的竖向变形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影响:①施工加载顺序;②混凝土收缩、徐变及强度发展(包括龄期影响);③构件压应力的差异;④施工过程中构件长度的调整。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软件MIDAS/Gen进行施工全过程模拟分析，得到全部81个施工阶段结构各楼层的竖向变形。计算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时，取柱1～8在各楼层的变形平均值;计算核心筒剪力墙竖向变形时，取剪力墙4个角部在各楼层的变形平均值。
2.1结构竖向变形竖向变形测点位置如图3所示，结构核心筒与外框巨型柱各层在施工阶段较大竖向变形如图4所示。由于考虑施工阶段对各楼层标高进行补偿，因此结构竖向变形在底部、顶部较小，在结构中部达到较大值。竖向变形分布规律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巨型柱较大总变形为27.72mm，出现在第38层，其中弹性变形为17.40mm，徐变变形为8.71mm，收缩变形为1.62mm。核心筒剪力墙较大总变形为30.94mm，出现在第34层，其中弹性变形为16.78mm，徐变变形为10.18mm，收缩变形为4.11mm。外框巨型柱和核心筒剪力墙的竖向变形组成规律基本一致:都以弹性变形为主，其次为徐变变形，收缩变形最小;且非弹性变形所占的比例随着楼层的上升而增大。核心筒剪力墙竖向变形中徐变变形约为弹性变形的60%，而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中徐变变形约为弹性变形的50%。从图4中可以看出，结构竖向变形在4个环桁架层及相邻楼层处有相似规律突变，这是由于环桁架所在楼层竖向刚度和质量突然增大，其相邻层成为薄弱层。
2.2核心筒与框架柱的竖向变形差结构施工阶段核心筒剪力墙与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差如图5所示。结构在施工阶段竖向变形差随楼层上升而增大，较大值为5.76mm，出现在第56层。由于在施工阶段，连接核心筒与外框的伸臂桁架在一端采用铰接连接，且在构造上采用扩大孔，可竖向滑动，因此可认为伸臂桁架对减小核心筒与外框的竖向变形差无约束作用，从而避免了核心筒和外框之间的竖向变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过大内力。
2.3层间压缩量核心筒和外框竖向构件各楼层段层间压缩变形量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顶部荷载逐步减小，各楼层段层间压缩量随楼层上升而减小，由于环桁架所在楼层竖向刚度突然增大，导致环桁架层层间压缩量突然减小。顶层层间压缩量增大是由顶层层高增大至9m引起的。
3竖向变形差对水平构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结构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在施工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竖向变形，其差值会在结构水平构件及楼板中产生附加应力，对结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结构较大的竖向变形差出现在第56层，取该层作为分析对象，将此较大竖向变形差以初始位移的形式施加于结构中，计算得到伸臂桁架较大初始附加应力为29.64MPa，钢梁较大初始附加应力为13.61MPa，楼板较大附加应力为1.7MPa。
4竖向变形调整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竖向构件随着施工的进行不断被压缩，因此施工时应进行实时测量，并将相应施工楼层的标高调整到设计标高。根据上述施工全过程模拟分析的计算结果，并以正在施工的楼层达到其设计标高为标准，估算各层竖向构件在各楼层段的长度补偿值。现场可参考此补偿值进行调整，当补偿值超出现场调整范围时，可在工厂构件下料时进行长度调整。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竖向构件各楼层段长度补偿值如图7所示，核心筒和外框竖向构件每5个楼层长度补偿值详细数据如表5所示。
5结语
本文以天津诺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为例，根据实际施工方案和工期，并考虑混凝土的时间依存特性，通过有限元分析程序MIDAS/Gen进行施工全过程仿真分析，研究结构核心筒与外框巨型柱的竖向变形及其之间的变形差异，得到以下结论。1)由于在施工阶段对各楼层标高进行补偿，因此结构竖向变形在底部、顶部较小，在结构中部达到较大值。竖向变形分布规律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2)在进行超高层结构竖向变形差分析时，需要考虑实际施工过程和混凝土时间依存特性的影响。由计算结果可知，结构竖向变形以弹性变形为主，其次为徐变变形，收缩变形最小。3)结构竖向变形差值会在结构水平构件及楼板中产生附加应力，对结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设计、施工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减小竖向变形差的影响。4)根据仿真分析结果，估算出各层竖向构件在各楼层段的长度补偿值，根据此补偿值，工厂可在构件下料时进行长度调整或者现场在安装时进行标高调整。
作者：郦宏伟赵海钢刘中华单位：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论文:审慎例外原则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设立审慎例外原则的必要性
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WTO成员国谈判多集中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但由于各成员国在金融监管中的制度差异和金融审慎考虑，这一过程尤其艰难，各成员国在长时间的谈判中仍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审慎例外原则的出现则是一个转折点，它的产生对缓和各成员国金融监管差异、构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意义重大。与其他经济模块不同，金融服务贸易因与国家经济安全与主权紧密相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鉴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多十分审慎。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设立多样化的国内金融监管措施来维护金融服务市场的稳定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自由不断深化发展，日益增长的跨国金融服务贸易使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已成不可阻挡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客观来讲，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化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东道国政府放松对于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一方面，过度的监管措施通常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壁垒，从而遏制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进而妨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此GATS通过第二部分（一般义务与纪律）和第三部分（具体保障）多达十七条的具体规定来规制各成员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行为。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却也无法摒弃国内规制。法律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过度的法律约束会限制社会自由，但社会自由的确立也无法离开法律的规范与保护。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稳健安全的经济体制为基础，而适当的国内金融监管对于一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关系是必然的。但实际上，这一关系也并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加强与削弱问题。一般情况下，削弱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同时也会伴随着新型金融问题的产生，必然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监管与规制措施来应对。此外，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敏感性与高风险性，其内部本身即存在显著的不稳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不稳定性，这一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因此，金融监管措施的缺失和不当极有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发展，始发于东道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急剧扩大进而影响到相关经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并不是要求意义上的去规制化，换言之，它并不要求国内金融监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对国内金融监管措施进行规范并尽量减少政府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和正常贸易中的干预行为。综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监管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实现来说是必要的，而审慎例外原则对于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间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在鼓励WTO各成员国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同时，亦对各成员国采取的金融监管行为具有国际规则性的约束力。因此，审慎例外原则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须的。
二、审慎例外原则的文本分析
虽然审慎例外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WTO各成员国基于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考虑上激烈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规定较为模糊化与概括化，在审慎原因、审慎措施、例外范围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笔者在这一部分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原则的缺陷进行深入讨论。通常意义上，审慎例外原则指的是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第二部分关于国内监管中的a款，具体规定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保障或义务的手段。首先，从“任何其它条款”这一用词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明显排除了GATS中一般义务与WTO各成员国具体保障表的适用，因此这一排除范围涵盖十分广阔，而过于广阔的排除范围通常会产生条款滥用的负面影响。其次，这一条款对于监管措施的要求仅仅只是“审慎”而非“必要”，因此这一规定往往会被东道国政府利用，造成众多不必要的国内监管措施以审慎之名出台，进而对金融服务贸易构成隐性贸易壁垒。再次，这一条款将保护范围限定于“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等在现代金融服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并未包含在其保护范围内，这不符合金融服务市场稳健与长远发展的要求。，这一条款对审慎原因与审慎原则的判定十分模糊，对审慎原因并未做出具体定义，只是通过“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动机性规定对审慎原因做了非穷尽式限定，且并未明确陈述这两类动机是否应在监管措施的实施动机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东道国政府往往借此实施仅仅包含部分审慎动机但更具其他经济或政治动机的监管措施，从而为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具有政府干预意义的监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同时，这一条款并未对何为审慎措施给出明确定义，只是通过限定审慎原因来确定审慎措施，但审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导致审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而作为审慎例外原则中的核心，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会对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于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的建议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见，审慎例外原则目前仍存在许多缺陷，而鉴于其在金融服务的重要地位，这些缺陷必须予以适当“修复”。以下是笔者对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提出的几点建议，以期审慎例外原则能在日益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及时，结合GATS第三条透明化条款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将金融监管措施的具体要求与实施过程透明化。金融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与金融服务贸易各个参与方的利益密切相关，加之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参与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进而对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不良影响。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不仅使这一条款与GATS第三条基本条款相符合，同时也会使东道国在制定与实施金融监管措施时更加谨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产生，对于促进国际经济自由化发展也大有裨益。第二，将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在审慎例外条款中，审慎原因与审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条款对于金融监管措施滥用行为的约束力。引入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而善意标准的国际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员国对于这一标准的接纳。第三，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服务领域起步较晚，金融法律系统尚不完善，相关司法立法经验也尚显不足。因此一视同仁地适用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略为苛刻，造成实际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优待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笔者建议可将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适用标准。
四、结语
审慎例外原则体现了GATS框架下对于金融服务贸易领域中平衡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的客观要求。这一灵活条款的存在，既符合了GATS框架建立后WTO各成员国在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同时维持本国金融监管主动性的过渡性需要，又为未来的逐步自由化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然而，审慎例外条款在赋予WTO各成员国监管措施灵活性的同时，条款本身也相应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该条款在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缺乏具体化标准。笔者结合当今国际金融自由化发展趋势为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如今国际经济法学界众多学者对审慎例外原则已展开广泛研究，相信审慎例外原则的完善与发展值得期待，它必将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和蓓单位：伦敦大学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非常规货币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具体实践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品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和信贷市场均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常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抑制通胀方面。为了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维护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央行应当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应加强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创新使用，长期稳定发展常备借贷便利政策，并注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时机。
作者：鲁静婷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监管论文
一、金融创新
有危自有机，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机，各国当前都着眼于金融创新，以期推动国际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创新在给各国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各国既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及时，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标准。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针对信贷风险，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但金融创新令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除了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机构还需面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仅针对信贷风险实行的传统监管标准，现在已经不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4］第二，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手段。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以审核分析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为主，但这种传统的审核的过程中，缺乏对表外业务的统一会计标准。这就导致表外业务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金融机构可以趁机通过衍生工具隐藏许多交易组合，令其成为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和交易，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提高对银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第三，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的监管模式，即针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起过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分业经营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所替代，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渐渐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道。［5］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国家主权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里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主权。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主权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及时，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及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障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6］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障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及时，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7］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令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干扰。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方可较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较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8］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及时，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二)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二者各有其适用领域和存在价值:机构监管主要在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性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审慎监管;功能监管则是在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规范金融产品提供和业务经营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单纯的机构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现已向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互协调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中尚无一个法定协调机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要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其次，我国不仅不能贯彻机构监管，而且还忽略了功能监管。因此，我国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及时，构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法定协调机制。我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建立由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此举可提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等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第二，从整体上把握机构监管的要义。我国监管当局尽管在实践中侧重机构监管，但往往不能将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监管，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就较为片面。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监测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与混业经营集团有关联的风险状况和财务状况。［9］第三，加强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功能监管。我国应针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产品进行功能监管，确立统一的监管规范和监管标准，对市场参与主体提出监管要求。
(三)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立和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应顺应潮流，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我国当前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以及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制定的规章。然而，我国的上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突出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也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作出专门规定。适应性不强。其次，对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法定职责的规定较为模糊。相关立法要么只对金融机构的法定职责作原则性规定，要么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冲突处理机制。，金融消费者缺乏投诉和受理机制。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中缺乏技能消费投诉、受理机制，而只有一套信访制度。因此，我国应针对上述缺陷作出以下努力。及时，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一是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设专章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针对金融消费者做特殊规定。在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和金融法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收到专业、专门的对待。二是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列入监管目标。中国银监会提出“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是其监管目标之一。但是，我国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尚未将保护金融消费者视作其法定监管目标。［10］第二，进一步建设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自律机制。我国应当建立金融消费者纠纷协调机制，在证券、银行、保险等行业协会内成立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的部门，并制定相关的纠纷处理程序，以期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协调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向金融机构反映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诉求。
作者：陶立早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双语教学中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与学生的英语水平优待提高。在中国这样缺乏外语语言环境的背景下，双语教学对学生和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格的双语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而且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我国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大都是专业课教师，这一类教师对于学科体系、基本框架以及专业理论十分娴熟，但英文水平普遍不高，除了少数留学人员外，大部分教师不能够用流利的英文来授课。《国际金融》课程内容相对较难，加上英文授课，如果教师无法用流利的英文讲授，则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影响后期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失去了双语教学的意义。甚至有些专业教师往往把双语教学变成了中文教学，导致双语教学名存实亡。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也是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之一。从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来看,英语课堂大多数气氛比较沉闷,台上教师唱独角戏，课后一旦脱离课本,除了会最基本的单词表述外,多半是无从下“口”,更谈不上口语表达的多样化。因此，薄弱的英语水平给双语教学的顺利实现带来了困难。
2.教学内容无从取舍。国际金融是一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课程，内容既包括理论，又涵盖实务；既有微观问题，又有宏观问题；既有自己独特的专门领域，又有与其他经济学科相关的交叉领域。其内容涉及到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汇率问题、国民收入、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等。同时国际金融又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要学习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的基础。正是由于其内容丰富复杂，在国外大学，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是不同的，前者注重国际金融实务，而后者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而我国出版教材中内容既包括国际金融理论又包括国际金融实务，教材内容过多，所以中西版本的教材内容存在差异。如今，许多高校采用了双语教学，这就意味着学校将引进外国原版教材，而对于原本已经习惯了中国教材的教师来讲，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得教师在授课内容方面不知如何取舍。
3.教材内容与中国国情脱轨。双语教学应该选择原版教材，没有原版教材的双语教学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原版教材更新快、版本多，能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近期的“原汁原味”的专业知识。然而，原版教材内容过于“美国化”，几乎与中国国情脱节。以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的《国际金融》教材为例，其中的金融资料、案例大多只涉及美国，只有在汇率部分提到了中国。中国学生对于美国的金融环境、背景都不了解，造成教材过于“美国化”，忽略了中国的涉外金融业务和理论的分析，从而与中国国情脱节。
4.双语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在过去的双语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满堂灌”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就是教师快速讲解，信息量大，知识点辨识程度低。《国际金融》的课程内容逻辑性强，开设双语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运用英语来交流、分析、讨论金融问题。而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忽略了学生的参与性，与双语教学目的相悖。
二、解决双语教学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双语教学师资的建设。作为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教师，其英语水平的高低是能否顺利推进双语教学的基础。首先，教师自身课后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相关专业英语知识，勤加练习。其次，学校可以组织从教师参加英语培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教师出国学习与交流，或者引进外籍教师来从事双语教学的工作。此外，学校应组织对双语课程的教学进行严格的检查与监督，促进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2.增加学生的专业英语课程。双语教学对于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相对较高，许多学生在接触到双语教学时感到难度大，其原因在于前期的金融专业英语课程没有到位，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开设专业英语课程，使得学生在从中文教学一下子过渡到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因此，笔者认为在开设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之前，应该安排学生学习金融专业英语，为双语教学打好基础。
3.根据不同专业，选择教学内容。国际金融包含的内容很多，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无法完成所有内容的讲授，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例如，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内容应该是最的，要求也是较高的，不仅要学习理论部分更要熟悉实务。对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金融衍生品、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管理等知识都要做重点的讲解。而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其讲授的内容则应该偏重于国际金融理论方面，结合国际贸易专业知识，重点讲授外汇风险管理、国际收支、国际结算等内容。因材施教、选择合适内容是顺利推进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关键。此外，由于国际金融的相关知识学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即使用中文讲解也不是容易掌握的，所以采用双语教学时学生普遍感到吃力。因此，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应遵循“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先易后难，逐步拓展”的原则，使学生能够逐渐适应该课程的双语教学。
4.选择难度适中的原版教材，补充与中国国情相关的材料。由于美国原版教材是针美国金融业为背景材料，采用的地道的美式英语来撰写的，这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中国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帮助自己的国家开展国际金融业务和制定对外金融政策。因此，在选择教材的过程中，应选择英语难度适中的教材，给学生额外补充一些与中国国情相关的材料与案例，并且结合中国的涉外金融业务开展实务和理论的学习和培训。比如在“国际收支账户”部分，可以给学生补充中国近5年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引导学生分析我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
5.教学方式多样化，调动学生积极性。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能力，传统的“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外语能力都没有得到锻炼。因此，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应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结合国际金融课程本身的特点和双语教学的要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与分组讨论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的宗旨在于让学生置身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学会判断、做出决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将更积极主动地思考和探究，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述国际收支部分时，可以结合国际贸易实务等进行具体业务的描述；或者讲授汇率时，可以引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几十年的走势，同时提供出自中方与美方的数据和资料，使得学生可以更的预测与分析汇率未来走势。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进行分组讨论式是必要的。例如，在国际金融中汇率制度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就某一个国家是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仁智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样的话题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用英文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辩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既加深了对金融知理解，也提高了英文的运用能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革新。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部分应该用英文讲解，而课程中的重点、难点应该辅以中文讲授以帮助学生理解。毕竟双语教学的定位是专业课而不是英语课。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正确的处理好“语言教学”与“专业教学”的关系。当教学进入后期，学生对于金融知识的掌握有了基础之后，再逐渐增加英语教学的比重。通过循序渐进的过程培养英语水平较高且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外，教师可以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双语教学的课堂效果，如教师可采用图片、视频、实物等多种手段来辅助教学，缓解学生双语学习的压力，提升学习效果。
三、小结
双语教学作为新兴的教学模式，给国际金融的教学注入了活力。作为决定双语教学成败关键的教师，首先应该提升自身的英语水平，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此外，应该选择适合学生的英文原版教材，补充符合中国国情的背景材料，减轻学生双语学习的压力。，要改变教学方式，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在教学与实践过程中，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形式，循序渐进地传授课程内容，较大程度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作者：翟菲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航运特色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求同存异”，突出航运特色
为了实现上述教学目标，就必须对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总体来讲是要“求同存异”，突出“异”即航运特色，海事大学特色；具体而言应从精简教学内容、加快新教材建设、及补充辅助资料三方面进行改革。
1．精简教学内容以针对性、实用性为原则，精简教学内容。首先，遵循就业导向原则并结合未来航运金融岗位的需要，摒弃了实用性不强、内容抽象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多为常识性知识，安排学生课后自学即可；其次，按照务实原则，精简了国际收支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模块，对其重要理论以“点睛”的方式来进行重要阐述。优化后的教学内容主要涵盖了国际收支、外汇汇率、外汇交易与外汇风险管理、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国际结算、国际信贷及资等，基本上围绕航运金融主体业务范围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构建教学体系。授课重点之一是外汇篇，因为航运金融的各主体日常经营中都会面临外汇风险，如航运企业从资金筹措、投资到企业日常经营中的收支项目，绝大多数是以外汇来计价结算的。因此，采取各种方法防止外汇风险，以固定成本，保全利润，就成为各主体企业员工在实际操作中需关注的关键问题。重点之二是国际航运企业结算和船舶融资问题，这两部分与实务密切相关，也应详细对其展开介绍。
2．加快新教材建设近年来我国国内出版的相关教材很多、内容更新较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国际金融教材内容陈旧或生搬硬套国外课本、缺乏创新的不足，但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教学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目前，我校经济管理学院正积极组建团队，力争早日完成新教材的编写，体现教材建设的国际性、实务性、动态性。
3．补充辅助资料一是搜集、编写针对航运金融领域的真实案例。如中远航运经营中面临怎样的外汇风险，又如何规避？船舶出口的买方信贷业务是如何操作？国际航运结算的流程如何？等等。真实案例能让学生直接感受现实业务的操作情况，将来如果工作中碰到类似事件可迅速上手，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效果远比使用教材中空泛的假设案例好得多；二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及时更新数据与信息，体现教学内容的动态性、时效性。例如介绍国际收支政策调节时，可长期跟踪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及时补充近期数据，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内外均衡的矛盾，并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搭配；三是编写国际金融英语阅读材料。较高的英语水平是国际金融学科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航运金融人才所需具备各项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项。因此，要注意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使同学将来能成为具备过硬专业知识和较高外语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启发式、互动式教学
课堂教学中，要注意改变以往单纯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利用多媒体资源、网络，通过“案例教学”、“专题研讨”、“实践教学”、“建立课程网站”等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的效率与效果。
1．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能使学生身临其位、身临其境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针对本课程的教学特点，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案例教学的改革：①拓宽案例的来源渠道。授课案例除了来源于教师的精心选择外，还可由学生自己提供。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培养其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因此，可根据各个班级学生的情况，安排学生搜集、提交感兴趣的案例，与教师沟通，若该案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专业性，教师可将其定为正式的案例分析题目。②把握案例的选择原则。选择案例：一是要新；二是针对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尽可能选择与航运相关的案例。比如，在进行金融危机的专题讨论时可选择2009年发端于迪拜蔓延于欧洲的债务危机，进而探讨这些危机给航运企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航运企业又可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再如，当讲到利用衍生品防范外汇风险时，可以选取中远集团FFA投资导致巨额亏损的事件，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事情正在发生，会有许多新闻报道，学生处于事件环境中，感觉更真实；二是便于学生验证自己结果或推论的正确性，从而更好的关心国际国内的新闻事件。③采取多样化的案例讨论方式。比较传统的方式是，将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一个案例，要求其事前搜集案例资料，制作PPT，然后在课堂上配合PPT资料进行报告，进行提问、回答、教师点评。这种方式不但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也加深了学生对案例、知识的理解，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表达能力。此外，还可尝试“访谈法”，即：每两个小组组成一对“访谈组”，一组负责收集整理资料、解决问题；另一组提问，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电视专题访谈的形式。“访谈法”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问，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同学间的问答也易使学生放松，克服回答老师提问时或多或少的紧张情绪。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使学生明白上案例课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正确的答案，而在于改变简单的思维方式、学会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实务中必备的技能。比如，如何查找契合案例的相关资料，如何在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分工并对各成员所做的工作进行综合，如何表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别人等等。只有学生认同了这种观点，案例教学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2．专题研讨在教学过程中，要组织学生就国际金融的重要理论、社会现实中的相关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门研讨。比如举办“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对航运市场的影响及对策”等专题研讨会。在研讨的方式上也可以采用类似案例教学中的方法，创设情境教学。例如让某学生扮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就人民币汇率制度相关问题作专题汇报；部分学生作为智囊团成员参与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另外的学生作为中外媒体记者就专题内容进行采访，并撰写报道。教学情景的积极创设，能有效激发学生主动性，维护学习气氛。专题研讨教学法使封闭的课堂教学法变为开放型的课堂教学。师生在交流研讨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教师也能及时从中得到反馈信息，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
3．实践教学学生实践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已成为用人单位和教育部门的共识，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中最为基本的实践要求，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其课程设置必须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开展校内、校外实践。①校内实践。利用实验室进行模拟教学。国际金融课程可建立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等模拟教学系统。外汇交易模拟教学系统，采用宽带接收实时传输、全球同步的24小时外汇交易行情系统，让学生模拟外汇交易，使学生熟悉外汇交易流程，提高操盘能力。通过国际结算模拟教学系统的训练，使学生掌握汇付、托收和信用证等国际贸易结算业务的业务流程，熟练处理各类业务面函和账务凭证，加深学生对国际结算理论知识的理解。在现有课时的约束下，实验课的安排时间很有限，下一步准备专门开设辅助实验课。现主要利用财经网站所设立的模拟外汇交易平台开展实验。此外，我们也紧密跟踪上海研发集装箱运价指数衍生品的进程，为下一步开展航运运价指数期货的模拟教学做准备。通过模拟教学，提高学生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②校外实践。一是聘请航运金融领域的高层管理人员来校讲座，现已通过经管学院与远东租赁有限公司的合作联合举办了多次船舶融资讲座；二是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省市和全国各类相关业务大赛，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对于国际金融业务的实际操作技能；三是将联系航运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单位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利用学生大三、大四的假期或教学课时少的时候，进行课外实践，真正身临其境地参与航运金融事务，积累实践经验。
4．建立课程网站通过建立公共邮箱及利用校课程中心共享教学课件、视频等资源，并实现课程相关新闻、信息资源的及时传输，克服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成为师生间进一步开展课下交流、讨论的平台，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考核方式的改革———理论+论文+实践
考试是检验学生所学知识的一种手段，也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当前国际金融课程的考核方式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考试形式单一，主要是采用闭卷考试；二是考试内容不够灵活，局限于书本上的内容，更多的表现为死记硬背的知识。这种僵化的考核方式与上述具有航运特色的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是相互矛盾的，要保障该课程教学改革的成功，就必须改革其考核方式及内容。具体建议，可把该课程考核分为三部分：理论部分考核、论文部分考核和实践部分考核。理论部分考核采用闭卷考试，试卷应注重考查考生运用基本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死记硬背概念。论文部分考核，即通过教师命题或同学自选题的方式，要求学生做一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程论文。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有效地掌握和巩固所学的知识，而且学生的概括和归纳能力、写作能力、自学能力及钻研能力都能得到提高。实践部分考核，可以通过上机模拟操作、实习和社会调查，考核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作者：刘士宁吕惠娟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讲师
国际金融论文:超深基坑工程国际金融论文
1基坑支护设计方案
1.1基坑的特点和难点通过前面工程概况、周边环境和地质条件的分析，本基坑工程存在以下特点和设计难点[2-7]：（1）基坑开挖深且大：主塔基坑开挖深度达33.8m，裙楼基坑深度达30.8m，基坑长约170m，宽约120m，周长约550m，33.8m的开挖深度属于超深基坑。（2）基坑开挖面积及土方量均较大：开挖面积大约18000m2，开挖土方约55万m3，基坑处于闹市区，且工期紧，设计时要考虑施工和出入方便。（3）含有软土层和透水层：场地内有软土层：人工填土，粉质黏土层，中粗砂、粉细砂和粗砾砂强透水层。（4）周边环境复杂：基坑四周有多栋在用的品质商场、住宅及办公楼，基坑开挖要考虑对建筑物的影响，建筑物边线距离基坑边大部分在20m左右，且要考虑基坑施工期间不能对居民区和商铺营业产生影响。（5）附近有市政管线和地铁1号线：最近的电缆管线距离基坑边只有3.8m，北侧还有正在运营的地铁1号线，地铁口及风亭紧邻基坑边，最近处仅3.0m，东侧有拟建的高铁线，距基坑边24.3m。（6）周边环境对基坑变形要求严格：本基坑工程的安全等级为一级，按新规范基坑水平位移控制在60mm（<0.25%H，H为基坑深度）即可以，但由于临近有地铁，地铁运营要求地铁相关构筑物位移不超过20mm，轨道竖向变形不大于4mm，对基坑开挖深度达33.8m，且存在透水层的情况下，这个位移控制对支 护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支护难度相当大。（7）超深超大桩基施工：基础采用人工挖孔桩，主塔的桩径达到8.0m（开孔9.5m），其他基础桩直径为5.7m（开孔6.8m），桩径超大，国内外罕见，巨型桩的开挖成孔难度大，深度较大为30m，因此，基坑支护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基础施工，不仅支护体系和支撑立柱要避开基础桩大直径挖孔桩，且要考虑土方开挖及出土的需要。
1.2基坑支护方案选型分析及选取思路基坑设计方案选取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基坑平面形状及尺寸，基坑安全等级及开挖深度，岩土体的性状及地下水条件情况，基坑周边对变形的要求，主体地下结构和基础形式，施工方案的可行性，施工工期和经济指标等。（1）锚索与内支撑的比较由于本基坑开挖深度较大，且周边具有市政管线、地铁和建(构)筑物等，锚索的长度会在基坑受到限制，与锚索方案相比，内支撑方式较好。（2）地下连续墙与排桩比较分析根据等效刚度原理排桩换算的连续墙厚度见表3，根据深圳地区排桩和连续墙施工技术、材料价格情况，一般地下连续墙的造价约为排桩造价的1.5～2.0倍。排桩在深圳地区基坑中应用较多，主要有旋挖桩和钻孔咬合桩，相比其他桩型，排桩的施工工艺成熟，施工设备多，综上所述选择排桩+内支撑支护结构。（3）桩型和支撑型式选择一般基坑支护现在常用挖孔桩、泥浆护壁钻孔桩、旋挖桩与咬合桩等，本基坑开挖达33m，加上支护桩的嵌固深度，支护桩长在40m左右，且存在砂层，因此不宜采用人工挖孔桩；另外在市区施工，泥浆护壁钻孔桩灌注桩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相比来说，旋挖桩较适合本项目，其成桩速度快；咬合桩入岩困难，不宜采用，经过综合比选，采用旋挖桩支护。基坑支撑体可选择纵横网格状支撑或环形支撑，由于该工程塔楼中心为“钢骨–劲性混凝土”核心筒，主塔楼外框采用8根巨型钢骨混凝土柱、7道巨型斜撑和7道环带桁架构成，见施工照片图4，因此考虑其施工限制，支撑采用采用钢筋混凝土双环支撑结构，其中南侧采用单环支撑，北侧单环直径较大，采用了环中套环的内支撑，圆环与支护桩之间采用4道钢筋混凝土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基坑支护方案为：钻（冲）孔混凝土灌注桩+内支撑（圆环）+四周封闭式止水帷幕的支护方案。
1.3基坑具体支护设计方案选择基坑支护方案要综合考虑地质条件、地下水、上部结构、场地平面布置、基坑周围环境及经济性等因素。基坑最终支护方案采用：钻（冲）孔混凝土灌注桩+4道内支撑+高压旋喷桩和袖阀管注浆结合的方案，基坑平面图见图5。支护桩采用混凝土钻（冲）孔灌注桩，桩径有1600mm和1400mm两种，北侧（靠近地铁）支护桩采用1600@1800，其他支护区域1400@1600（见图6～8）。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设置4道钢筋混凝土内支撑，并设置了两道大圆环钢筋混凝土支撑，其中支撑与地下室底板错开，主体结构核心筒布置在圆环撑内，这样核心筒施工不受支护的影响，其中主塔位置的大圆环支撑采用双圆环形式，外环内径为92.5m，内圆环内径62.5m，裙楼区域采用单圆环布置，圆环内径为60.0m，具体内支撑构件尺寸和截面见表4。立柱采用钢管混凝土，立柱设置均避开了基础及主体结构的柱，钢管立柱有900mm、800mm和700mm3种规格，壁厚20mm，C30混凝土填充钢管，钻（冲）孔混凝土灌注桩为立柱基础。
1.4基坑止水设计方案前面分析可知，场地内含透水层（中粗砂、粉细砂及粗砾砂层），且最支护结构的变形控制要求比较严格[12]，因此，采用什么方案止水对该基坑非常重要，是确保基坑周边地铁和建筑物安全的关键环节，结合支护方案和地质条件，采用三重止水措施：高压旋(摆)喷桩+袖阀管注浆+挂网喷射混凝土，具体止水设计方案见图9。止水帷幕施工完成后进行了围井抽水试验，结果表明：双重止水效果良好，止水帷幕扩散体的渗透系数达到10-6cm/s。
1.5基坑监测方案设计由于基坑周边环境复杂，基坑设计中对基坑监测布置了比较的基坑支护监测体系，主要监测内容有：支护桩深部水平位移（测斜管）、支护桩顶水平位移和沉降观测、混凝土圆环及支撑布应力应变、地下水位、地面沉降、孔隙水压力、基坑内外土压力及支护桩内力，测点平面布置见图10。
2基坑土方施工方案
本基坑开挖量达到55万m3，出土方案和施工方法是工程能否按期完成和控制基坑施工对周围建筑物影响的重要环节之一，基坑设计时为了出土方便和塔楼基础施工的限制，分别在北侧和南侧采用了环撑，北侧塔楼的内圆环内径为62.5m，南侧裙楼区域圆环内径为60.0m内径。为了加快出土速度，在南侧环形支撑内布置了出土栈桥，栈桥宽7m，栈桥内侧有1m宽的应急人行道，车道表面设置了20mm厚的防滑凹槽，两侧有1.2m的防护栏。栈桥采用钢管立柱及槽钢连梁连接，且与基坑内支撑和环撑是分开的，坡道顶部浇筑350mm厚的钢筋混凝土板，现场施工后的现场情况见图11。基坑土方主要通过栈桥运输出去。
3基坑监测结果分析
图12是4个测斜管实测的支护桩水平位移（QS1和QS2布置在北侧，QS3和QS5布置在东侧），支护桩的较大水平位移在20位置附近，QS1的较大值为25.13mm，QS2的较大值为24.23mm，QS3的较大值为20.34mm，QS5的较大值为18.49mm。图13是利用理正深基坑软件计算的QS1测斜管对应的支护断面，计算出的较大位移为31.40mm，实测值小于计算值，基坑监测结果没有达到设计提出的预警值，基坑仍处于安全状态。目前该项目的地下室部分已施工完，现场情况见图14。
4结论
随着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越来越多的超大超深基坑涌现出来，本文详细介绍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超深基坑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并将设计计算结果和现场实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实测结果表明，基坑采用钻（冲）孔混凝土灌注桩+4道内支撑+高压旋喷桩和袖阀管注浆结合的方案是安全可行的。同时也可以得出如下可供同类工程参考的建议：（1）对于超深基坑，一种支护方案已很难满足复杂基坑的设计，应结合地质条件、周边环境和性价比等选用多种支护型式组合的设计方法。（2）当基坑处于城市交通繁忙地段，基坑周边有市政道路或建筑物时，基坑施工期间对变形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好采用支撑刚度比较大的支护方案，同时开挖顺序对基坑变形也影响较大。（3）含有透水层地质时，基坑止水方案尤为关键，本实例中采用了多重止水方案：高压旋（摆）喷桩+袖阀管注浆+挂网喷射混凝土，现场抽水试验和基坑内渗水量表明：该止水方案的止水效果良好。（4）超深基坑出土方案直接影响工期，本基坑充分利用2个圆环的空间，设置了栈桥通道，土方开挖与内支撑布置空间配合，分段分片流水线出土。（5）在超深基坑中，全方面全过程的基坑监测至关重要，也是确保基坑和周边建筑物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胡海英张玉成刘惠康饶彩琴骆以道刘小斌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技术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论文: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一、中国的金融外交与周边金融外交
(一)中国的外交与金融外交。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外交在新时期有了新特点，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更加强调“有所作为”，同时更加重视金融外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让世界所惊叹，然而如何将经济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如何在欧美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下谋求更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金融外交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金融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展开了一系列的积极金融外交行为。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即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①
(二)中国的周边外交与周边金融外交。周边外交在我国的外交工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在新形势下，周边对中国更具有了特殊的战略意义。中国金融外交布局重点锁定周边，这同时体现出周边是首要，金融外交是关键的战略布局思维。中国的周边金融外交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大周边战略布局，规划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强东盟互联互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金融外交策略实施;二是实践金融合作与货币互换，如大力倡议和推动东亚区域金融货币合作，通过清迈倡议，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扩大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货币互换，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制建设和货币合作协议签署，旨在为人民币区域化从而走向国际化布局;三是加强对国有企业、中资企业“走出去”扶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给予这些企业大量的贷款资金支持，如中石化、中石油在东南亚油气投资建设，中电投、中能建，中水建等在周边国家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
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周边金融外交中的作用
(一)以金融中心促进地区辐射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区域政治领导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对中国整体金融战略的重要补充和有力支持。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打造昆明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和积极外交作用。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后必然能发挥金融中心的产业集群、财富聚集、资源配置、经济监测、精英汇聚和信息共享等六大功能，以其金融产品多样，金融机构多元，金融管理先进，金融服务，在地区形成巨大的资金、人才、资源“洼地”，增强中国对东南亚、南亚的辐射力，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影响力，提高中国在亚洲事务的话语权和政治领导力。
(二)以金融中心促进政治互信，提高我国在周边政治和安全影响力。“以经促政”是我国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从而促进政治互信的有效手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博弈的复杂化导致国家行为体在金融体系塑造构建中起到关键决定性作用。中国只有在地区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确保周边国家的稳定安全。从亚洲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到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大与周边国家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支付力度，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东亚货币储备库，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金融外交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相互依赖度不高，合作程度低，目前具有高效、系统性、功能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香港和上海。另外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人民币结算只有通过新加坡离岸人民币中心，这削弱了中国金融外交的合力，呈现出合作很多却成效甚微的不利局面。因此我国在西南地区建立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迫在眉睫，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建成后将大大弥补这一空缺，并有效补充中国在周边金融外交的实践意义，达成“以经促政”的外交战略目标。
(三)以金融中心促进经贸合作，提高我国与东盟、南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积极的金融战略构建高度的相互依存度。金融中心是一种积极有效的金融外交战略，通过经济接触、经济联系、经济刺激来达到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目标。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金融中心所得到金融资源和信息对于目标国家进行经济制裁。①按照云南省建立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要逐步建成区域性国际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投融资结算、国际货币交易、票据交换中心，实现在东南亚、南亚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上述目标后，昆明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将大大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质和量，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开展离岸金融、债券票据、货币兑换等各项金融业务，提供多层次，功能完善的金融服务。
(四)以金融中心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助力我国金融战略，构建亚洲新型货币秩序。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是实现区域化，使人民币能在周边国家实现流通，结算、投资的货币职能，提高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人民币的市场接受度。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能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实现，能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快速便捷的人民币结算，落实所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官方交易中的可兑换，并降低因汇率造成的贸易损失。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必将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实现人民币的回流和投资货币功能，为我国构建亚洲新型货币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助力我国金融新战略。
(五)以金融中心助力我国大周边战略，为东盟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金融支撑。中国外交的“亲、诚、惠、容”及“和平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导，国际形象塑造要通过与周边各国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合作交流来实现。高瞻远瞩，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东盟互联互通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了指导实现这些战略建设，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②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实现“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必要保障。实施国家战略，对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援助、贷款支持、货币兑换、贸易融资、债券发行等都需要金融中心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务和资金保障。因此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和作用能助力我国大周边战略，为东盟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作者：孔玥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国际金融论文:设计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论文
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乐观地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
在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爆发金融危机，每个国家的设计企业都要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设计企业的经管者，更要以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不消极、不退缩、不气馁、不灰心，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企业的严重冲击。从中发现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此外，管理者还要敏锐的关注市场动态以及流行趋势，及时掌握金融危机中市场上的近期信息，根据市场上的信息动态，及时对企业的设计产品、设计理念以及管理方法进行改进调整，使企业能够按照正常、健康的市场经济运作发展。
二、时时刻刻树立危机感，增强忧患意识。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欧洲的设计强国德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二战后，德国的政治、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的生活连温饱都没有，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德国民众毫不气馁，人人都树立了危机感，更增强了忧患意识。然而，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强国。正是德国民众的这种忧患牺牲精神，才换来了德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其实，我国的设计企业也应如此，时时刻刻树立危机感，增强忧患意识。尤其是企业的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一把手，必须以社会市场为导向，加强市场竞争意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要从自身思想上树立危机忧患意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严峻形势，应该从企业的哪些方面着手解决，正确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及时加以纠正，此外，管理者要经常告诫下级员工，对企业的发展要有强烈的竞争忧患意识，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设计企业的发展永远属于具有竞争意识，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人。只有管理者与全体职员共同树立忧患意识，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会克服企业内部的一切困难与挫折，企业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更有活力。
三、提高设计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设计产品的更新换代。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正由昔日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转变。青岛的海尔集团在这一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海尔集团从一个亏损147万元的集体小厂，短短十几年，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其根本原因就是海尔集团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了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其实，我国的设计企业也应从海尔的发展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比如提高设计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增长方式，使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转变。坚持与时俱进，勇于抛弃一切落后的思想理念和墨守陈规的设计产品，加快设计产品的更新换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在新的设计理念和设计产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原有的理念和产品已经跟不上社会形式和人们的需要了，因此，设计企业必须要对原有的老一套东西进行改良。只有这样，我们的设计产品才会更受社会消费者的欢迎。
四、学习借鉴国外设计企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国的设计企业也要善于学习借鉴国外设计企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亚洲的日本在这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外国学习的国家，日本学习借鉴国外的设计理念和先进技术，然后再通过实践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因此，日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经济迅速发展，并且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设计人才，正是这些的设计人才，为以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我国的设计企业也应多学习日本的这种先进的思维理念，比如，经常派企业中的一些的设计人员去欧美、日本等一些设计相对发达的国家学习考察，通过认真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来发展和挽救在金融危机下的自己的设计企业。谈到这里，我想起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正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有志之士，面对当时清王朝的危机四伏，积极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才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
五、与众多设计企业和综合性高校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加强集体团队合作精神，实现“双赢”的效果。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有人强调“和谐高于一切”，有人提倡“竞争才能生存”，而社会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较高境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运作中，竞争与协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国的设计企业之间更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协作发展，增强集体团队合作精神。比如说，A公司拥有的设计理念和先进技术，但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相反，B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而缺乏一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因此，A、B两家公司，可以互相增进友谊，互相沟通交流，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双赢”的效果。只有这样，企业与企业之间共同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与缺陷，才能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共同生存与长远发展。此外，设计企业还要与周边的一些综合性高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企业的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一把手，必须要注重这一点。比如，经常去高校考察研究，经常给高校的大学生做一些演讲报告，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金融危机下，社会竞争的激烈以及就业工作的严峻。此外，还要在高校中选拔一批的设计学生去公司企业参加实践。这样，既给一批大学生解决了就业困难问题，缓解了当前的就业压力，又给自己的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最终实现了“双赢”的效果。
六、加强诚信观念，用诚信来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样也是诚信经济。面对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我国的设计企业更要注重这一点——加强诚信观念，用诚信来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我经常从电视或报纸杂志上获悉，国内有些设计企业存在着营销方面的缺陷问题，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诚信问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设计企业失去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设计企业的经管者应该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提高营销人员的诚信意识。其次，加强企业的诚信营销管理，实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人。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必要时对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企业人员进行严厉处罚。此外，还要加强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努力提高企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修养，让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树立好诚信的价值观。只有企业的每一位职员，真正从思想上树立好诚信的观念，才能使企业更好地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才能提升企业的信誉度和竞争力，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只要我们的设计企业团结一致、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乐观面对，时时刻刻树立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努力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认真学习借鉴国外设计成果以及加强集体团队合作精神，树立好企业的诚信形象．．．．．．只有这样，我相信，我国的设计企业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一切挫折，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严峻的金融危机中，立于不败之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设计企业挑战
论文摘要：面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设计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本文主要论述我国的设计企业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发展论文
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及时、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及时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及时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及时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及时、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及时、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及时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及时，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障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第二，中国较为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近百年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时，都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设想已经成为了现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在经济上单一发展，不可能依赖于任何他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不断创新的基础，就有了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适应性，从而使经济发展有可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这个基础，中国在受到外部需求冲击必须进行调整时，也将得益于这个基础。中国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中关于支持十大产业、推动科教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节能、减排及生态建设等内容，都因为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提出，也才可能进行。
刺激经济的投入在近期内会发生效益，而通过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则是在长期中才能逐渐见效的。克服眼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保障2009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但克服这一轮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过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在转变增长方式上获得新的进步就将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进展。在与世界经济处于密切关系的条件下，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变化，通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改革经济体制，在国家新型的计划和调节下，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向。
摘要：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受到关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与世界经济处于密切关系的条件下，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变化，通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改革经济体制，在国家新型的计划和调节下，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向。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论文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
尽管由于石油危机和自身的“先天缺陷”—“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构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协定”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然而，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秩序与纪律失去，而理念和原则存续，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保留。目前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以及支付和储备手段。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运行。这一缺乏硬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埋下了隐患。
（一）美元对外过度供给导致流动性泛滥
据统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一直飙升至2006年的8100多亿美元，25年间美国对外提供的美元增加了147倍。由此导致了境外美元资产的迅速膨胀，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
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累积的庞大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借助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多发的巨额美元为流通手段形成大量的金融资产，使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积聚。美国则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各国也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进而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监管模式与资本流动规模及衍生品交易不匹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全球外汇交易总额从1999年的415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886.2万亿美元，9年扩张了1.13倍。
衍生金融产品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代表，其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实体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根据风险递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通过对冲基金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的“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按揭抵押债券（MBS）、信用违约掉期（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GDP为13.5万亿美元，当年未平仓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市值约为51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该比值达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约总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全世界对冲基金资产总额在1999年底不过3500亿美元，2007年底资产总额已升至1.8万亿美元，数量从3000只升至17000只，9年增长率为500%。
与此同时，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美联储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被各国视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导致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以美国为主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权。各国大型金融机构也逐步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泡沫资产的持有者。而各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此外，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监管的缺失助推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滋长。
（三）单极货币体系支撑美国国内过度举债消费
美元本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调，降低了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
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基于美国国内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降至1995年的4.6%，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
-1%和-1.7%，其繁荣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一场偿付能力危机。
总之，美国借助“信用”本位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其危机买单。而美国具有否决权的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决议，对其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发端于美国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上述弊端的集中体现。
（四）国际经济失衡
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的复兴以及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即俗称“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美国经济的超群地位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与美元的垄断霸权地位之间形成了矛盾，并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剧激化。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则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大国操纵，因而，国际经济失衡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
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溯源，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正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规则。此次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亦或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实施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利益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然而，建立一个可信透明的、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各方共识。但由于各方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利益分歧明显，因此，改革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对较易实现变革的国际经济机构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矛头所指。
（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完善国际监管体系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弱势就是发展超前，监管滞后。因此，监管体系改革是最迫切任务。遵循的原则应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规范和问责。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均应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并且应从全球视野进行抗周期性的国际监管，以便在繁荣时期防止金融杠杆过度使用，同时防止资产泡沫助长信贷扩张。
1.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美元自由发行的恶果表明必须对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规模限制，应以经济规模和黄金储备为标准适度发行，以较大限度地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巨幅波动，避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减少其对经济金融的震荡与危害。
2.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控制体系，减少金融产品投机套利的机会。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
3.开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监管。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以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应超越现有的BASEL协议和IMF，形成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协调机制。
4.设立国际监管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国际化，需要一个国际机构协调国家层面利益，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学者倡议成立国际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资金交易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二）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国际协调者的角色，尽管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仍然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几乎没有应对准备与应对措施，并且在整个危机中无所作为。这表明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经验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已不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无法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以充当维护稳定的“守卫者”。
1.确立真正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可考虑将全球性储备货币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上，这样能克服建立在国家货币上的国际储备系统内在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独立于其全球影响而采用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将其施加给世界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周期性冲击，均影响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调和决策机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备更强的监管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执行委员会应监督成员的工作。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也应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应更广泛地征求意见。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国家，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一个以灵活方式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贷款人。其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并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健全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
3.重新确立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应进行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修改IMF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根据IMF有关决议，2006年中国在IMF认缴份额比例已由原来的2.98%上升至3.72%。世界银行也正考虑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至44%。
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应强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们对各国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且彼此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
（三）构建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危害。因此，构造多元、有约束力、相互制衡的货币体系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中之重。由于美元拥有欧元及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广阔而深厚的金融市场，因此，尽管目前美元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基于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由其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程度来决定。可考虑在现有美元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国家、地区的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各国货币充分竞争，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从短期看，出口下降使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看，中国仍面临着绝好的发展机遇。
（一）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
改革开放时，国际规则大都已经成形，中国只能适应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其客观性。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现存的国际规则。而金融危机将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订。因此，中国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参与，适时客观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二）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强化人民币的“周边结算功能”，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及国际影响，以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双边可以自由选择结算方式提供更多便利。此外，应结合周边国家的储备需求，畅通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渠道。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币基金，扩展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最终形成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
（三）完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
1.增加人才储备。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人才储备不足却成为中国金融业海外拓展的制约瓶颈。金融危机引发的华尔街裁员风潮为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招揽业界精英，增加人才储备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2.积极应对危机。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金融体系积极采取抵御措施。
银行业加强了信用风险防范。根据已披露的数据，截至2008年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支持债券面值合计12.07亿美元，持有“两房”相关债券面值合计16.76亿美元等。为降低投资风险，中国工商银行已为包括上述债券在内的债券投资累计提取拨备13.9亿美元，拨备覆盖率超过。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也采取了相应的减持拨备等举措。
证券业实施了增加上市公司回购和控股股东增持的灵活性，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规定，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推出可交换公司债券等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的基础制度建设。
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巨额财务危机暴露后，中国保监会随即紧急展开全行业“地毯式”摸底，包括摸清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摸清中外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情况，评估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等；启动应急工作机制，加强外国保险机构在华子公司资金跨境流动情况监测，切实防范风险跨境传递。
3.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国际协调与合作，既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未来发展趋势。中国金融业应借助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增进与国际金融的互动，实现合作各方的互惠、互利、共赢，以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的需要，并最终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蔓延的根源，并指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是其集中表现，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是治理危机的出路。指出，中国应在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构建多元化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并抓住机遇，求得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