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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论文: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1.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监管有效性的必要性
(一)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
从金融监管的主要作用可以得知,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金融秩序稳定下来,促进金融秩序的良性循环,维护社会公共的合法利益,让金融行业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得到稳步的发展,本质就是要对风险进行控制。要采用科学合理的监管措施,规范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避免较混乱的状况出现。竞争机制要公平,反对暗箱操作,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于经营管理糟糕的企业,要给予帮组与扶持,让金融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以让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的更加的彻底。
(二)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
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初始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是合规监管;近年来,金融监管以风险防范为重心。这一转变,对整个金融运行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对风险实行监管,要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观测到风险的大小。另外,在风险发生前,金融监管就可以有效的加以阻止。所以,提高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适当的金融监管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必要的。
(三)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使金融效率低下状况得到改善
本文用数学模型深入的探讨了我国金融存在的问题,抗风险能力差,协调性不够好,金融的效率不够高,我国的金融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加强可以很好的防范风险,提高我国金融抗风险的能力。另外,金融监管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如果金融监管人员的办事效率低下或者不负责任,金融监管的任务就很难完成。“小投入与高质量”的监管任务是当务之急,也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应整顿监管队伍,提高监管队伍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应变能力。技术装备之先进,管理手段科学且前沿化,能够让监管工作的有效性有一个质的飞跃。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金融效率以及监管工作质量的提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缺失的主要表现
(一)金融控制制度有待改进以及金融信息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金融企业内部的各个管理环节控制不当,有疏漏的状况,缺少必要的管理环节,政策法规执行的力度与效果不够好。在金融证券方面,基金黑幕操纵股市、高管人员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此外,金融数据含糊不清,差异性大,没有很统一的标准。金融企业的上下级以及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金融信息反映状况不统一,人为因素较重,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金融企业与监管当局由于“尺度”不一致,缺乏统一性,差异性较明显。,各个部门的执行力度也不一样,信息反映状况更是千差万别。在银行方面,有的银行为完成任务,上下级之间会弄虚作假,不讲究原则。有的数据也会因为技术上的差错,而导致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二)金融风险逐渐显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足
会在外部集中的展现出来。长时间潜伏的系统风险,局部风险会在短时间内得到集中释放。另外,资产的质量每况愈下,经济效应很难得到提升;支付会很困难,危机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在银行方面,信贷资产的质量很差,不良贷款很多;资产的流动性不够,变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保险方面,手续费较高,返还率较高,保险资金运用不当引起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的恶化;,证券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券商的资产规模比较小,违规操作现象繁多,恶意炒作会形成很大的经营风险。
(三)分业监管体制存在问题
从目前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分业监管体制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的是单个或者系统内部的风险管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分业监管不一定适合。如果监管机构内部的各个部门协调不一致,就会出现监管真空的现象。随着中国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体制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
3.导致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的因素
(一)监管的能动性不足监管权限的设置与分配比较的不合理
区域意识的强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会严重影响到全局效力。“分散性以及不连续性”的监管特点严重影响到了整体的监管效力的发挥。监管行为关注的“点”过多,虽然达到了“多元化”的监管特点。但是,精力很难集中,目标不够清晰,影响了监管的最终效果。此外,监管行为跟不上时展的步伐,监管的方式有待进一步的强化与创新。,少数监管机构存在腐败行为,不利于达到监管的预期效果,也不利于树立监管机构良好的形象。
(二)金融企业缺乏被监管意识
某些金融企业对金融监管的认识存在误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形成金融企业对金融监管的“抵触情绪”;金融企业会逃避金融监管,采取“拒不配合”的态度,会给监管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带来很大的困扰;金融企业的公司内部,相关章程不够完善,管理环节存在纰漏,金融企业的资本比较的匮乏。
(三)社会环境对金融监管形成
一定阻碍人文环境以及地理环境会对金融监管形成一定的阻碍,区域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的异常要求同样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当前,世界已经日趋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庞大共同体,国内外金融企业的合作日益密切,交流也更加频繁;金融产品过于多元化、金融创新周期也是大大的缩短。
4.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一)规范管理金融运行的过程以及各个环节运行基础要进一步的得到强化
金融企业要进行规范化的操作与管理,坚实有力的运行基础是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才能更好地规避违规操作。金融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扩大自己的资本,提升自身的实力,为有效监管提供一定的条件,加快自身的上市步伐,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所受到的金融监督与社会监督会更多。金融企业在处理内部事务时,要合理且科学。否则,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金融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有“高效且纪律严格”的特点,严格的加以自身的约束,提高规范管理的自觉性。要营造宽松有利的外部金融环境。大力整顿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对“信用”观念的宣传,倡导全民信用的意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积极的严查不良信用事件;对金融机构要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逃废债等行为;积极的采取行政手段,对造成国家资金损失的行为要实行很严厉的经济处罚与行政处罚;坚持以金融法规为一切活动的准则,杜绝经济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合理确定金融产品的盈亏临界点,用经济杠杆调节与管理竞争行为;严防不正当竞争,促进金融产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大市场监管、防范和处置市场风险。
(二)监管体系与运行体系要密切配合
目前,我国金融的监管体系以及运行体系搭配的不合理,有失衡的状况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法律以及行政等手段加以协调和处理。要进一步的调整监管体系与运行体系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作用,各位的职位明晰度要更加的得到强化与管理。强化“职责约束”与“职责意识”,让监管当局明确监管使命,树立监管责任感;执手双方的职责极限好用法律约束,实行依法办事。加大对银行的监管工作,及时的解决好银行金融中出现的问题,防止银行金融业出现恶性循环。
(三)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在“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加以考虑,要大力的培养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人才,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完善监管人才的“培养机制、培训制度、竞争机制”,让监管人才“产业化”。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才能让金融监管有强有力的后劲。另外,加大财力物力的投入,加强对各种技术手段的改进以及金融信息的利用。管理的方式要科学且现代化,注重经典的管理模式,创新与吸纳有效的管理手段,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监管理念要注重“以人为本”,努力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UF1F2F3为金融系统发展的协调系数;UF1F2为金融系统在规模与结构两方面的协调系数;UF1F3为金融系统在规模与效率两方面的协调系数;UF2F3为金融系统在结构与效率两方面的协调系数。
作者:廖岚岚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SHIBOR金融市场论文
一、利率基准性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就各国具体情况来看,各国主要根据本国经济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利率作为基准利率,例如英国以两周国债回购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而美国以三个月国库券和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李社环,2004)。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和金融实践中,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选择上有共识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债回购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更适合做基准利率,例如温彬(2004)从七个方面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再贴现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利率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得出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回购利率更适合做基准利率;冯宗宪(2009)定量研究了SHIBOR的基准性,认为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SHIBOR的基准性都优于银行间债券回购的利率,适合成为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戴国强(2006)对利率体系中的各种利率进行统计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银行间回购利率的基准性在短期要优于其他利率。王志栋(2012)对2001年至2010年中国货币市场候选的基准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发现一周银行间回购利率是当前中国货币市场上表现好的基准利率。所以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的选择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就基准利率的波动性而言,基准利率的波动性行为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通过比较研究和数量分析来研究基准利率的波动的非平稳性、波动理性、波动灵敏度和波动均值,可以更好帮助我们发现哪些市场利率更具有基准利率的特点,更有助于我们培养一个市场认可的基准利率。
二、基准利率波动性的实证研究
1.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和根据我们前言中的分析,不仅选取国际成熟基准利率LIBOR的各种基本属性作为参考,也选取了隔夜和七天两种时间跨度的利率来分别分析。因为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更具有基准利率的特性。选取的样本为2006年10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日度数据,并剔除了一些非交易的间断点,因为SHIBOR在2006年以后才形成,所以我们的时间从SHIBOR成立时开始。所以以下我们在模型中的数据具体表示为:CI001隔夜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CI007七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IB001隔夜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IB007七天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LI001隔夜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007七天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1隔夜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7七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2.模型的建立
在处理上述数据上我们主要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将以上八个时间序列的波动图,可以看出LIBOR的波动性明显强于国内的利率。根据波动图形我们初步假设利率的时间序列存在均值回复现象,即当利率较高时有下降的趋势,利率较低时有上升的趋势;并且我们看到利率存在的波动聚集和尖峰厚尾的现象。我们将在下面进行检验。首先,我们基准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带截距项的ADF单位根进行的检验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国内的三组利率的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国际上的LIBOR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看出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并不一定表现为平稳序列,由此我们我国的基准利率的平稳性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平稳性存在一定距离。就国内三个序列来比较,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平稳性明显高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的利率平稳性,其中SHIBOR的平稳性好。然后我们对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通过ARCH-LM检验,我们发现8各时间序列均存在很强的波动聚集效应,所以我们断定基准利率的的时间序列存在ARCH效应,可以建立波动模型。在选择波动模型检验各序列的波动性的时候,GARCH并不能解释非对称的冲击对时间序列的影响,但往往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对利率上升或是下降的影响并不是对称的,基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非对称的ARCH模型中EGARCH模型对8个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E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表达。
三、结论与建议
我国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的波动性表现要明显弱于国际成熟的基准利率。具体表现在:及时,国际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的表现为非平稳性,一阶差分后为平稳;我国市场基准利率表现为平稳性;第二,国际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的波动理性优于国内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还存在一定的机制不健全,市场的信息并不能理性的反映利率的波动;第三,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的波动幅度要比国内市场合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金融市场利率还没有的市场化,其波动幅度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第四,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波动灵敏度要高于国内市场的波动灵敏度,这主要是国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利率的波动对市场的消息存在滞后或者过度的反映。从国内市场基准利率波动性的比较来看,SHIBOR的波动性表现要好于其他两种利率,这也说明SHIBOR的基准性表现已经高于金融市场其他各种利率。但SHIBOR的波动性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的波动性很大差距,并且自身的某些波动性特点甚至还比不上银行间债券回购的利率。在进一步培养SHIBOR的基准利率方面,我们建议:及时,扩大SHIBOR报价主体,让中小金融机构参与报价,这样不仅使得市场的利率更加具有代表性,也让整个市场更加活跃,从而增加市场波动灵敏度;第二,健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运行机制,减少监管套利和投机行为对SHIBOR的波动性影响;第三,逐步放开存款利率限制,彻底取消利率双轨制,推行的利率市场化,增强SHIBOR的的波动灵敏度。
作者:张华庭夏海波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1.与国际化要求相适应
推进金融体系的开放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其标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项基础。围绕利率、汇率市场化,北京市应提前布局,积极谋划金融市场体系的国际化发展。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北京市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银行、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利率竞争程度较高,更加接近于市场化。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需要培育各方面条件、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仍主要依靠利率管制带来的存贷利差,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仅为20%左右。特别是在当前,各种第三方支付公司积极推出高回报率理财产品,使得北京地区银行的揽储受到极大压力。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存贷利差将会缩窄,北京市范围内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将面临挑战。因此,银行应该逐步减少利差收入在总收入或者在创造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同时,银行业应加快转型,努力开发非信贷资产和非贷款利差业务,通过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型,对冲利率化带来的影响。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2005年我国推进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北京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努力借助境外旅游、投资、贸易等国际化发展先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引领发展方向,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战略中心。三是加快人民币可兑换业务。从我国经济利益的诉求出发,在国内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同时,适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崛起和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环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也是国际交流的集中地和中转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可以极好地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以便利化的服务让人民币国内外兑换常态化。
2.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相适应
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乡镇地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随处可见。机构类型单一,业务简单,分布不均匀,甚至出现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区,乡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类型少且功能单一,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没有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即使是银行也多为信用社和储蓄所,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为了经营利润都纷纷撤出乡镇市场,有些原以农村市场定位的大型银行也在布局上更加重视城市网点设置,忽视乡镇网点设置。不管从国际经验看,还是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北京的城镇化仍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与之相伴,相关的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开放、多元、协调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弥补金融资源的不足,又要加快金融创新,创造性地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营性金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服务格局,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加快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为北京市乡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引入活力,为乡镇地区融资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快捷、多元化的选择,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个性化投融资和保险服务。
二是配套扶持政策。特别是在相关监管政策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对北京市一些偏远乡镇,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改制的金融机构,应从政府和监管两条线上给予资产或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积极鼓励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乡镇建立具备完善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平台机构,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
三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中介机构,规范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农业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和融资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城镇化的“软件”水平。四是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协作。北京市远郊区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近津、冀地区。
3.总结
因此,在城镇化的路上不可避免要与津冀地区相联系。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借助京津冀的合作,有效利用津冀在远郊区县附近的金融网点布局,可实现金融服务高效运作。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一体化,能够使金融覆盖更,更好服务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化,建立起与城镇化推进要求相适应的金融市场体系。
作者:张爱萍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市场论文: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回顾
(一)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及时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体现出来。,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保障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较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保障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环境文化
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障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
以及履约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
良好的低碳理念和碳金融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低碳理念是内在表现,碳金融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碳金融市场的制度反映了制度制定者的理念。因此,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将为碳金融市场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节能减排”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依靠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兴媒体进行低碳理念宣传,鼓励支持民间低碳环保组织,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内化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打造一个“低碳”型社会。正式制度尚且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在短时间内施行,但是低碳理念的构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构建。但是,一旦这一理念深入人心,碳金融市场的运行将更加变得容易。
作者:易巍单位: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我国碳金融市场论文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回顾
(一)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及时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体现出来。,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保障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较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保障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障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履约
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
打造“低碳社会”良好的低碳理念和碳金融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低碳理念是内在表现,碳金融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碳金融市场的制度反映了制度制定者的理念。因此,构建低碳理念,打造“低碳社会”将为碳金融市场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节能减排”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依靠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兴媒体进行低碳理念宣传,鼓励支持民间低碳环保组织,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内化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打造一个“低碳”型社会。正式制度尚且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在短时间内施行,但是低碳理念的构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构建。但是,一旦这一理念深入人心,碳金融市场的运行将更加变得容易。
作者:易巍单位: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论沪港金融市场论文
一沪港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意义及作用
1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201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始终低迷状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都同比持续下滑。我国上半年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一般,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排名榜上,深证成指位居倒数及时,上证综指位居倒数第三,在此期间,上证综指还创下了半年度有史以来震幅最窄的纪录。在经济低迷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宽松政策进行调控,这其实就是中国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的预防。我国早就在2007年颁布过“港股直通车”概念,这使得当日恒指收盘暴涨逾1200点,创历史第三大单日涨幅,国企指数更是飙升8.74%。至此之后,恒生指数仅用9周时间就到达港股历史上的第3个10000点。而前两个万点则分别用了30年、10年。政策刺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经济萎靡之时,我国政府推行沪港通政策,准备再一次刺激经济。沪港通的开通使得A股市场向香港市场开放,也就是向全球一切境外资本开放,这使得我国在股票的制度、管理理念、交易机制和监管等领域逐步的与国际接轨,使得内地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逐步提高;同时也为香港投资者向内地投资提供便利。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由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较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交易的规则,沪港业务属于双向流通,货币以人民币为主,这就扩大了人民币流向香港市场的数量,这不仅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香港注入新的资金来源。既然“沪港通”是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如果该试点成功了,国家就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用“深港通”继续刺激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短期抹平两地股票差价
在试点消息前,中国A股的位置在低点,香港的股市的位置在高点,两地股票差价较大,而在消息后,A股与港股巨大的价差使得海外资金进入,同时依靠最近的东风———银行业与证劵业的大幅度上涨,使得A股不断上扬,缩小两地股票的差价。如果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是两个相等的水池,要是从池子底部联通一根管子,就会缓解两个水池的水平面的落差,但是沪港通并不是底部的管子,而是在水上面的一座小桥,真正意义上的套利无法进行,池子上的水平面也会逐渐的缩小落差。
二沪港通可能存在的风险
1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股市后期的崛起更大的是盲目跟风与市场上一些空头的来回炒作,泸港通真的开通后才是中国股市真正刺刀见红的地方。往中长期看股市的增幅主要是靠宏观经济资金链的推动,可现在看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这样的宏观市场。毕竟相对于A股市值,30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构成威胁;但相对于港股市值而言,25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比较大,足以产生影响。陈秉强曾指出,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必要时“沪港通”的机制可以暂停。沪港通开通及时天,A股市场高开低走,外资机构投资者买入A股的资金远大于国内机构投资者买入港股资金。沪股通每日额度更是在港股通额度还有大部分剩余时早就销售一空。沪港通开通后使得我国与国际接轨,从此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越大,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使我国股市遭遇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某一个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会使得我国股市也遭受严重的冲击。
2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
在交易方式上,内地市场股票买卖采取的是T+1的交易方式,而港股市场股票买卖则采取的是T+0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品种上,内地市场仅包括股票和基金,港股市场则包括股票、恒生期货、期权和对冲基金,纷繁复杂的交易品种也需要内地投资者仔细学习;在报价显示上,内地市场股票红涨绿跌,而港股市场为绿涨红跌;在涨跌幅限制上,相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港股市场并没有涨跌停牌制度,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特殊情况时,24小时跌80%,涨400%也不无可能。
3汇率浮动风险
香港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倘若购买内地的股票就必须要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会产生巨大的人民币波动,从而扩大了汇率浮动的风险。
三风险对抗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宏观经济的发展
股市是短期增幅还是长期利好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判断的。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以金融为中心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股市的长期利好;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2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完善交易细则
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26日颁布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负责人对相关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其中包括要求香港投资者需要通过上海人民币普通股证券账户进行港股通交易。面对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为此新设立一个“沪港交易规则”机构,其职能是为两地股民提供交易规则和股市的即时信息,普及两地交易规则的具体要求,使股民尽快了解和掌握规则。
4调节汇率
面对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转换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适当的干预汇率波动,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平复市场的剧烈波动;建立健全我国的汇率波动对冲市场,允许投资者运用远期期权来进行汇率避险,拓展更多新的避险工具和市场,加强金融创新。
5进一步提供政策
支持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是导致A股市场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这种波动往往只是短期的,如果此时出现进一步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股市稳定增长,则市场预期将逐步被扭转。如果不是短期因素导致的剧烈波动,就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股票市场运行制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逐步发展壮大企业投资者的队伍,为市场开拓长期投资的渠道。中央政府在资金大量流出的时候,必须在短时间内注入新鲜的资金来确保市场的流动性,中央政府可以让央行建立一个平准基金,适时进入市场,来缓解市场的波动。
作者:崔竹轩杨亮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及时,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较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及时,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障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障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核心。当前,虽然发达能源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上构建了如银行、基金、债券、期货等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值得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借鉴,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摸索前进,在交易场所、交易制度设计和交易平台管理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源金融市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扩大交易规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时,金融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场借助金融市场的力量,在能源金融产品研发、交易规则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将取得快速发展。
3.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重点。当前,中国能源企业在主要能源进口国如中东、非洲、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区开展了对外投资、并购、能源基地建设等工作,维护了中国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中国走出去的能源企业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少,因此,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能源布局进一步从源头上确保了自身的垄断地位,导致国内能源市场格局难以撼动。同时,能源市场的海外开拓既面临来自开采地的局势安全的危险,也有来自全球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虽然能源企业国际合作存在诸多风险,但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化解能源风险的有效途径。这是因为,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一方面,中国能源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需要以标准化的公司运营来参与,企业的法律和风险控制意识将增强,企业内部市场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内能源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参与程度的提高,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对国际能源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信息接受能力增强,市场反应速度加快,从而可以有效化解市场风险。总之,能源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和风险控制需要由政府、企业、市场共同参与,以维护中国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利益。
作者:李丽红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金融市场论文:农村经济金融市场论文
一、农村金融市场:一个非均衡的现实
(一)农村金融业务供求的非均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手中的余款也多了。由于当前农村的投资渠道有限,人们期望得到更多的理财服务,以使其存款得到合理的投资,比如投资凭证式国债,国库券,收益型基金等。同时,农民还希望有相应的金融机构能够为其提供农业生产、家禽养殖、农产品销售、花草果树种植等信息服务,期望他们能在增加收入的前提下获得比较多的金融服务。但从显示情况来看,农村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业务种类比较少。从当前为农村发展提供大力支持的农村信用社来看,其经营的业务仍以存贷为主,其他业务方面还较为匮乏。同时,一些在大城市才有的新兴金融业务,在进入农村市场的过程中,也举步维艰。
(二)金融工具供求的非均衡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需求主体结构及其对金融服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不仅需要现金,还需要长期的资本,不仅需要信贷服务,还需要汇兑、转账等服务。因此,金融机构要适应这些变化,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较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真正做到支持新农村建设。为了应对当前金融市场广阔的前景,满足大家的各项金融需求,从而相应地需要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实现农村经济快速有效的增长。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无论是在金融工具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比较少。现有的金融工具只有银行存单、股票、企业债券等金融工具,而国债尤其是记帐式国债在农村很少发行。诸如汽车、房屋等非生活必需消费品的贷款业务在农村市场十分稀缺,以至于保险、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等业务几乎就为零。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农业保险的全部收入为144.6亿元,占保险业总收入的1.18%,投保的农民只有将近1.45亿户,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通过这些现实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保险市场还处在原地踏步的阶段。
二、农村金融非均衡的体制和机制分析
就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产生的原因而言,可以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金融机制的内在特点等方面窥见一斑。
(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虽然近年来,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的状况进行了不少改革,大体上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相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完善的,其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几乎已经摆脱了小农自然经济状况,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金融需求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主体不仅对筹资提出不同的的要求,而且在金融服务,金融工具等业务上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与我国农村经济形式的改革相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慢了很多,农村金融体系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创新
(二)政府宏观调控滞后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从建国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历经多次调整,但每一次的调整都只是局部的微调,并为对农村金融进行多方位的改革,以至于农村金融体系供给相对单一。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农村经济的形式和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不了解,政府在农村和城市实行了同样的金融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主观上以为国有金融机构能为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大力发展提供帮助,但客观上并非如此,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利益旳驱使大幅减小了农业贷款的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随着商业化转型的完成,农行要么是撤走了在乡镇的不少机构网点,要么是收回了贷款权限。从而导致在广大农村地区只剩下像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业务简单的金融机构,有的贫困地区,甚至没有金融机构。然而,农村信用社在多次改革后,也逐渐失去了其支农惠农的功能,为了摆脱其长时间亏损的窘境,他们也实行了规模效益化的经营方针,大量撤走基层机构和网点。到2000年底,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数量比1990年减少将近40%左右,农村信用社的大范围撤销,使得农村信用社更加远离农村金融市场。这样不仅减少了其自身吸收农村存款的量,还减少了与农民交流。另外,农村信用社为了实现其高收益,也将信贷资金投向与农业不相关等领域。由于农信社等金融机构远离“三农”领域,造成了农村地区严重的金融匮乏现象,使农民及其他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金融需求无法得以实现。同时,农村信用社在个人存款业务上服务比较单一;在放贷模式上,仍以质押、担保为条件,而且信贷额度也十分有限;支农惠农的信贷资金没有被真正投入到需要的领域去。
(三)金融管制落后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由于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于是在金融领域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我国的金融管制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农村的金融管制比城市更加苛刻严格。这种严格的金融管制制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主体在资金需求上遇到困难时,若得不到正规金融组织的帮助,它们就只能依靠高利贷来解决问题。早在2012年,中央政府部门就对我国民间金融有了一个明晰的表态。同志曾经说过要用法律武器来保障民间借贷的公平性,可以让民间资金投入到农村金融市场,同时维护其正常有序的运营,鼓励他们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督与管理。鉴于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相关教训,中央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做出了对民间金融改革的相关方案,并付诸实施。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应机构应大力支持和监督民间金融,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四)资本流动机制的稀缺与农村金融的非均衡在金融机构对支农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想法设法为百姓谋福利。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让社会资本有效的注入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活力,以此来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不足的困境。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对金融机构的一个有效互补,然而由于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忽略了它在发展农村经济上的支撑作用,使得相关的配套优惠政策措施十分短缺,严重堵塞了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渠道,没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补充农村资金短缺的需要。
(五)农村保险市场的不成熟与农村金融非均衡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险对农民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不但可以帮助农民消除很多后顾之忧,如农业保险、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等;还可以分散和降低农村金融风险,如农业保险。但到目前为止,关于农业保险只在《保险法》中有所提及,而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虽然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的关连性很大,但是农业生产中各种风险相比于其他商业保险而言更,于是几乎所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村保险市场都望而却步。目前只有中国人民保险还在办理农业保险等业务,但其业务范围也相当狭窄,并不能满足当前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业保险的迫切需求。
三、农村金融非均衡的调整路径
由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适应农村各种各样的金融需求,加之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相对较慢,因此,有必要在健全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上下功夫,以增加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缓解农村金融的迫切需求。
(一)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机构
1.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监管的限制,让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建成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发展各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民营金融机构,以此来满足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力开发与拓展农村资本市场,推动农村金融市场良性竞争,满足形式各异的农村金融的需要,通过增加金融供给来支持“三农”经济的发展。
2.建立健全农村保险体系。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不仅需要农业保险、财产保险,还需要人身保险、医疗健康保险等各种各样的保险,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市场,使农村保险机构得到有效的完善,增加保险业务迫在眉睫。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及时,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无后顾之忧。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设立应由国家集资建成,在相应的乡镇有营业网点。第二,实行再保险,中央和地方应该相应地从各自的财政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在农村地区的各大保险公司一定的补贴,并赋予其某些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其挑起我国农业保险的重担。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1.要明确支农的政策性银行主体,使其真正落实支农政策任务。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要重新定位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并且相应地扩大其目前的业务范围与职能;加强对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使用的督查。同时可以让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相应的支农惠农业务,在某些方面给予农信社一定的优惠,以此来弥补其支农业务的亏损。
2.应大力改造农村信用社,加快对其产权制度的改革。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经济实力,确定其可能的发展模式,使之真正成为支农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根据农业的生产时间段的不同,相应延长对农信社的支农再贷款时间,使农业生产时间与贷款的期限相匹配,农村经济得到真正的改善。
3.要尽快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的相关政策。让一些盈利性的金融机构的分支点遍布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同时保障支农资金被切实的投向农业产业经济的发展中去,改变现在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
4.加快农业银行农村网点的建设步伐。农业银行作为四大国有商业性银行之一,拥有资金优势、网点优势、队伍优势和技术优势,同时它也是我国重要的支农银行,理应挥其在农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为此,农业银行应加强县以下机构和网点建设,扩大其业务范围和种类。
(三)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1.政府部门应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节,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规范各金融机构设在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取消对农村经济发展不利的业务,在支农惠农贷款方面的利息收入给予金融机构税收优惠。
2.整顿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使其为农村以及农业的发展服务,同时建立健全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让邮政储蓄银行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以支农贷款的形式为农村经济建设所用。降低农业贷款的利率,大力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避免农村资金分流。
3.要解决农村资金市场的短缺现象,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股份制银行等参与农村城镇化建设,支持乡镇企业加快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结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作者:胡静汤大益单位: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论文
一、分析框架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较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较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较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较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较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及时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及时,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及时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33家农村信用社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如下:及时,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有关。垄断程度较高的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升幅较大,竞争性较强的苏南地区贷款价格升幅最小。考察期内,三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利率的上浮比例持续低于政府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因此,放开农村贷款利率管制并不会引起高利贷。第二,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密切相关。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会造成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增加;在垄断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会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第三,提高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和营运能力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越高,风险溢价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小;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金融创新能力及贷款管理能力的增强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开放农村金融市场作为建立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两个重要制度安排,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实现农村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增进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此外,适度的外部竞争和利率市场化为农村金融机构定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正向的外部激励。农村金融机构应增强自身贷款定价能力,加强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提高自身经营效率,进而促进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作者:黄惠春李静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市场论文: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论文
一、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就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互联网金融所改变的是传统金融的方式而不是金融本身,无论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如何虚拟化和技术化,核心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同样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也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传统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防范。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问题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缺失、交易过程失控、风控手段缺乏和互联网应对方案缺位四个方面。
(一)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缺失
1、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特点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我国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是基于传统金融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求,如为控制传统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设定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规定,对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性较弱;对于P2P贷款、众筹融资等新的融资类业务无相关法律文件可循;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网上支付业务的管理体系,但在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支付等新兴领域,很多政策仍处于空白阶段。互联网金融市场一旦发生经济案件,投资者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权益。
2、监管主体处于多头和部分监管真空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第三方支付由央行监管,互联网基金理财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市场处于分业监管状态,并且没有形成互动协调机制;现在互联网企业多为跨界经营,涵盖支付、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理财等多个领域,各业务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和交易,由于各监管部门只负责相应职责,因此对于业务之间的关联和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同时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货币等新业态尚未明确监管主体,监管信用风险更无从谈起。
(二)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监控手段薄弱
1、对参与主体的合规性没有设定有效验证,加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都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进行,使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很大。加之对于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违约记录、交易目的核查等信用风险评价要素并未设立系统的验证方案,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办理大额资金汇划时无需使用必要的安全校验工具;P2P网贷平台风险准备金不足的违规性问题无系统核查、也没有资本约束设置,目前已发生过多起卷款潜逃事件。
2、对互联网滞留资金没有实现有效跟踪,导致信用风险积聚。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时,首先必须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账户,之后资金才能在互联网上流转。虽然在资金的调拨过程中,依旧离不开银行的底层服务,但从业务性质上,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实上从事了与银行结算类似的业务。沉淀资金往往会在第三方处滞留一两天甚至一两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大量的资金沉淀会导致其信用风险积聚;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各银行系统账户轧差结算时,每笔客户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复杂,又相当于屏蔽了外部对资金流向的识别,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的任意主体,都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如网络洗钱)。
(三)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控制的手段缺乏互联网金融市场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网络节点交互联动,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网络。由于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隐蔽性强,关联度高,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分析手段。
1、未与央行征信系统关联,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除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公司尚无法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互之间也没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互联网公司信用风险审核主要依托其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凭借各自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多边信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技术风险以及平台的脆弱性对整个金融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
2、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传统信用风险分析方法难以运用。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具有无限性、广泛性、无序性等特点,海量的信用交易数据储存在网络后端的Access、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中,在提取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无用信息所困扰,造成工作量大、分析效率低下,难以作出有效分析和判断。
(四)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非预期事件没有系统化应对方案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市场面对的是开放的网络通讯系统、不健全的网络监管、各种非预期的电脑黑客以及不成熟的电子身份识别技术和机密技术,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若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将可能导致各类金融资料泄露和交易记录损失。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基础架构所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系统均是国外研发,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互联网金融设备较为匮乏,使得我国整体互联网金融安临一定威胁。而对于上述因素对金融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系统化应对方案。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因为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而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体制相对健全,体系内各类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机制较为完善,能大体涵盖接纳互联网金融新形式,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通过分析总结他们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美国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的发源国,一直致力于改造和完善风险管控体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加重视对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对于互联网金融市场这一新渠道业务,美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1、根据互联网金融特点迅速补充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风险控制方面,从网络信息安全、电子签名、电子交易等方面补充出台了《网络信息安全稳健操作指南》、《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安全与稳健程序》等系列规则。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前向消费者充分说明其享有的权利及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
2、构建严密的监管体系并建立互相协作机制。以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例,出台了《爱国者法》、《电子资金转移法》、《诚实借贷法》等法案,并要求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核查手段重点对交易过程进行严密监管,较大限度减少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如《爱国者法》中规定,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位为货币服务企业,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并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
3、设立专门信息平台,对接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各类需求。随着大量金融业务迁至互联网上交易,各类高科技网络诈骗花样百出,对此,美国政府设立专栏网站,实时更新互联网诈骗、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案例,开展广泛的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旨在降低互联网金融消费损失;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白领犯罪中心联合组建了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消费者一旦发现权益受到侵害,可通过电话、电邮和上门等多渠道进行投诉。
4、微观审慎的监管。根据互联网金融市场变化,对新推出的各类产品制定详细完善的监管规则。比如对于市场新推出的众筹业务,主要是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人的角度进行规定:首先是对项目融资总规模限制,每个项目在12个月内的融资规模不超过100万美元;其次是投资人投资规模限制,根据每个投资人的财务情况对融资规模有一定限制,比如投资人年收入或净值低于10万美元,总投资额不能超过2000美元或其总收入的5%。
(二)英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英国除了像美国一样,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监管框架内、补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进行了一些有特点的尝试。
1、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监管职能。英国英格兰银行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当然也包括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但因该部门制定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规流程较长,在具体法规流程未出台前,允许自律性较强的行业协会承担相关监管职能。如英国成立了全球及时家P2P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已发展成为良好的行业自律组织,协会章程对借款人设立了低标准要求,对整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及消费者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充分结合现有征信体系,促进信用信息双向沟通。英国利用市场化的征信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征信体系,可提供的信用记录,实现机构与客户间对称、双向的信息获取;同时与多家银行实现征信数据共享,将客户信用等级与系统中的信用评分挂钩,为互联网金融交易提供事前资料分享、事中信息数据交互、事后信用约束服务,降低互联网交易不透明风险。
三、管理体系构建的建议
综合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现状,参考国际管理经验,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丰富风控手段和建立互联网安全标准三方面构建管理体系。
(一)在现有框架下,补充完善互联网金融法规及监管体系
1、加快互联网金融的立法速度,逐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互联网参与主体进行约束,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制定风险准备金制度,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特征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对金融交易过程加大风险控制,建立交易过程监控法规,通过现场和非现场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互联网滞留资金实行有效跟踪,对于电子交易合法性、安全性加快立法速度,出台数字签名以及电子凭证有效性的条件和标准;针对网络金融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以降低网络金融犯罪案的发生几率。
2、根据参与主体特征,建立分工明确的监管框架。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传统业务向互联网的延伸,对其监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其风险主要来自网络建设和运营等方面,因此,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可监管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金融运营业务;互联网企业利用成熟的互联网运营手段和技术将金融业务嫁接于互联网,其风险主要来自金融业务相关方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要对其强化金融关联业务的监管,并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地带。
3、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功能。2013年12月3日,央行下属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与75家机构共同成立了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这被认为是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较高水准的行业自律机构,被视为互联网金融迈向行业监管的过渡性举措。行业协会可根据创新业务特点,在相关法律法规未出台前,先行设定行业标准,规范相关业务发展,在促进新业务发展的同时也防止和缓冲风险影响。
(二)建立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
1、丰富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数据库,加快配套征信系统建设。一方面,创建互联网金融数据库,采集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互联网征信体系数据库,同时关联央行征信系统,对比完善互联网金融数据;另一方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传递给央行征信系统,实时更新征信信息,共享数据库信息,为客观评价企业和个人信用提供良好的数据保障。
2、设立互联网金融投诉平台,掌握一手信用违约数据。可以参照美国政府的做法,由央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互联网金融犯罪投诉中心,接受消费者多渠道投诉,掌握市场真实信用风险状况。同时设立专门网站,实时更新诈骗案例,进行互联网消费权益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建立面向互联网市场的信用风险识别和分析方法。一方面,以互联网金融数据库平台为基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甄选价值信息,并与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结合,开发综合型信用分析方法,通过对数据库信息的整合、深入分析和加工,建立互联网金融市场评分机制和信用审核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参与主体多为非专业金融机构和人士,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可在数据库平台上增加信用风险自评模块,方便互联网企业通过平台数据监测自身风险能力、改进业务营运环境,完善金融网络多边信用环境。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安全标准,从根本上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安全我国应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现状,建立互联网金融技术标准体系,尽快与国际上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标准和规范接轨,使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业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逐步实现整个金融系统的协调发展,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此外,我国要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发的支持,力求在数据加密、防火墙等网络安全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金融网络防护体系,脱离在硬件设备方面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技术上的独立。
四、结束语
互联网是新兴、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业态,拥有不可限量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当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与整个金融业总量相比,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法规监管规范较少,对风险防范考虑不全,一旦发生风险处理不当,极易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冲击金融体系。因此必须在发展初期构建起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并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让互联网金融在约束的框架下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陈秀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金融市场论文:新时代金融市场论文
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较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较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金融市场的反映功能主要是说明金融市场对一国经济的预测功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金融市场被誉为一国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市场对于一国经济的冷热兴衰都能提前做出判断,给投资者和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最为不可或缺的信息。首先:金融市场的生存法则和我们生物学上的生存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优胜劣汰。能够在金融市场上打拼的投资者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他们都是历经金融市场沉浮,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金融人才。他们长期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都已经练就了一套在金融市场上打拼的本领,对一国经济动向的把握都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他们主导的金融市场能够引领一国经济发展的潮流。其次:金融市场是一个公开的市场,所有的上市企业都要定期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让投资者进行查阅,并且现在的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广泛而及时的搜集信息和传播信息的通讯网络,能够及时的传递相关的经济信息,金融市场各种产品的走势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及时手资料。
作者:李剑单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新形势下碳金融市场论文
一、碳金融市场现状
1.国际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CO2e,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其中欧盟配额(EUA)交易量为86.5亿tCO2e,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CO2e,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ERU)交易量9亿tCO2e,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低价4.7元每吨,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近期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及时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保障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
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较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保障。2013年1月1日以后的保障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保障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有规无法问题。中国还没有碳金融市场法律。七个碳金融市场平台是在政策上建立起来的。有的市场平台虽然取得了国务院及其政府部门的法规和特区等地方性法规的认可,但总体上属于有规无法。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健康运行,不利于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性还有24个省市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也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和国家立法,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
2.七个碳金融市场规制差异问题。碳金融价格从学理上有模型预测、数学计算、供需博弈四种形成机理③。七个市场的价格几乎没有源自这四种机理,差异很大,前文已述从每吨二、三十元到六、七十元不等。究其原因,规制的差异使七个市场的每吨配额实际上不同质。七个市场的试点方案、交易规则、交易主体、交易结构、技术路线、交易产品、配额分配不尽相同,不利于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路线图的实现。广州、深圳同属广东省,有较多的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等共同价值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一体化交易体系具备较好的基础。一体化的重点在配额分配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配额分配有两条一体化路径。一是中央分配制度,即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广东省辖区,实行统一规划配额、统一分配配额;二是先按现状方式规划配额、分配配额,尽早实现两个市场交易体系一体化。逐渐由广、深两个市场咨询团队专家,探讨统一配额问题,经两个交易所决策集团协商确定,渐进式地一体化。价格问题会随着配额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因为价格因配额设计不同而由市场反映出不同的价格。由市场力量让广、深两个交易所的价格相向而行并最终实现广东、深圳全区域的碳排放权配额同质同价。广州、深圳的一体化思路,最终可以由两家交易所在国家发改委、广东省发改委、深圳市发改委的领导、协调、权衡下,按市场化原则推进一体化。同时,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探讨京、津两大碳金融市场平台的一体化。如果广、深一体化和京、津一体化都能圆满成功,那么,对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中国碳金融市场平台融入国际碳金融市场平台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作者:田永刘世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金融市场论文:发展商业性金融市场论文
一、我国金融业的深度变革将进一步推动商业性金融向金融市场业务转变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银行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的步伐。本轮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已深入到整个金融业内部,推动着我国商业性金融向全能性金融迈进。同时,传统金融业务的缓增长和资产质量下降也迫使商业性金融主动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从国外的金融发展情况和当前我国商业金融的发展要求看,金融市场业务都将是我国商业性金融实施利润稳定增长、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健全产品线而重点推进和发展的业务之一。
(一)以高息差为主要收益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倒逼商业性金融转向金融市场业务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进程步伐加快,在贷款实现利率市场化后,央行继续稳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工作。利率市场化导致了银行业传统的依靠高息差获益的模式不再为继,商业性金融则需要从金融市场业务中寻求突破。与此同时,金融客户对利率收益的敏感度则显著提高,催生银行理财产品高速发展,理财产品已开始影响传统的存贷款市场。
(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造成的同业竞争加剧,迫使商业性金融转型近年来,中央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颁布了“新36条”,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一方面,我国民间资本通过公开募股和股票增发参与大中型银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组建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在已经批准组建的700余家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民间资本高达9成。民间资本主导的小微金融在地方层面与传统商业性金融展开激烈竞争。
(三)在新的金融领域,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也迫使金融市场业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电商企业的余额宝理财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带动了金融产品的互联网大潮,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互联网电商巨头都试图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取得重大收获。传统的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也不甘落后,传统金融机构已经着手从产品、渠道到架构的互联网化,试图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
(四)商业性金融在传统金融“缓增长”下,内部发展的要求需要在金融市场业务中谋变近年来,虽然金融业仍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但银行业资产增速放缓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人民币信贷结构占比情况看,2002年达到91.9%,2013年则下降到51.4%,11年间下降了40个百分点。融资的多元化格局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增长,商业性金融利用金融市场平台大力发展新兴的金融市场业务将是促进商业性金融转型,从而带动商业性金融增强盈利性的重要经营策略。
(五)资产质量出现恶化倾向和非银行类金融类贷款项目的快速增长为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增加了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以及产能过剩等负面作用,导致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的迹象开始显现。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从2011年3季度开始连续9个季度上升,到2014年1季度末不良贷款率达到1.04%,且不良贷款生成率压力将继续增加[2]。在宏观经济增长总体减缓的前提下,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会影响到传统银行业务信贷的增长信心,商业性金融业务向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就成为下一步商业性金融业务拓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间接融资市场中,除银行业同业竞争加剧外,信托、租赁乃至保险业均可以开展类贷款项目,全国信托规模快速增长,一跃成为第二大金融融资渠道;证券公司于2012年获准开展通道类银行理财业务后,业务规模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这些机构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效应也日益明显。
二、国际先进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经验
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对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政策管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开展的时间并不长。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等诱因,金融市场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之后的次贷危机等也给金融市场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挑战。在我国商业金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金融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则可以作为我国商业性金融借鉴的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商业性金融对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
(1)建立了严密的风险防范与管理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制度。金融的风险性要数金融市场业务最甚。由于金融市场业务的高风险性和高传染性,需要有严密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作保障。发达国家商业性金融普遍建立了上至董事会,下至各分支机构的具体操作层面,中间涉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专业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参与的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组织架构体系。管理架构体系中权限设置层次分明,在各自的权限内,配合内部控制制度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其中,董事会负责全局性的风险管理,建立全行性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及下一管理层次管理授权和主要业务产品风险额度的设置。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在董事会的授权之下,统一管理和控制总体的金融市场业务风险,其对风险的管控主要通过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来完成,各专业委员会因分工的不同则具体负责某类产品风险的监管与控制。高级管理层作为商业金融的前台经营管理体系,主要负责日常的金融市场业务的推广和风险控制管理,并接受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专业委员会的监督与考核。在经营层面则由具体的执行部门和分支机构根据职责分工进行操作和风险评估,单独实施账项管理。
(2)风险管理运行模式更为审慎。尽管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业务的风险管控上都建立了较为的风险管理方案,但在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却显得毫无作用,迫使发达国家采取更为审慎和更为的风险管理方案,实施业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建立而又清晰的风险评估办法,并设置多项审核和相互制约岗位来监督日常业务的开展。加大对违规事件的查处,对违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利用分析模型开展风险计量,检验各项风险管理系统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国际先进商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发展经验
(1)拥有健全的产品体系,产品结构和种类齐备,参与的市场范围也更加广泛。从目前国际发达商业金融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体系看,大多建立了利率、汇率、信用、贵金属和商品类、股票类等多类型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体系,产品结构和种类齐备,可以满足客户投融资、避险与交易等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市场产品的丰富为国际先进商业金融开展金融市场业务搭建了坚实平台。近年来,发达国家金融业还不断探寻新的市场、新的业务形式。国际上一些大型的发达金融机构还通过不断开展跨行业、跨领域的兼并与重组,使得业务经营范围向各个领域进行延伸融合,开发出与新领域相匹配的新型金融市场产品,不断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和业务种类。
(2)金融市场业务成为带动整体商业金融增强盈利能力的主要动力源之一。20世纪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等导致了商业金融存贷款利差缩小,迫使发达商业金融实施经营转型和发展金融市场业务。随着金融市场业务产品、规模、覆盖领域等不断扩张,金融市场业务收入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商业金融重要的盈利源。从近年来发达金融的金融市场交易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占比情况看,金融市场业务已经成为带动商业金融增强盈利能力的主要动力源。2000年以来,尽管我国商业性金融也重视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发展,有不少商业金融还吸收和建立专业组织团队来拓展金融市场业务,为商业金融带来了较为丰厚的利润收益,但与国际发达国家金融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据统计,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业收入结构中,金融市场业务收入约占四成,远高于目前我国商业金融的平均水平。
(3)产品线条块的主辅线管理模式使得产品研发与执行更具主动性和执行力。从目前国际发达商业金融市场业务的产品线经营管理模式看,大多数采取以研发推广部门管理为主线、分支机构操作运营为辅助的管理模式。在整个集团内部设置市场业务的专职研发管理机构,负责新产品的研发、检验和运营的策略设计等,并对各区域业务发展提供业务指导和支持。同时,在各区域设置市场业务运营主管,具体负责所辖区域的具体市场业务运营和推广,在商业金融内部形成了金融市场产品上下垂直管理为主、区域横向管理为辅的产品线发展管理模式。
(三)发达国家金融业在架构布局、前中后台综合制衡与管理设置方面的先进经验
(1)从发达商业金融的市场业务集中管理与运营的架构布局看,一般遵循着总部连接主要交易平台的模式,即:金融市场业务管理部门随着总行机构一体运营,而在伦敦、纽约、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全球性金融市场设置交易机构或交易柜台,各交易机构或交易柜台实时与总部金融市场部门信息互连,总部对资金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与帮助,达成了全天候的不间断资金交易体系。
(2)从前中后台综合制衡与管理设置看,发达国家金融业通过设置营业性机构以及成立地区性管理中心的方式,对金融市场业务进行的交互式管理。地区性质的分支机构前中后台部门,要同时接受总行金融市场管理机构和当地分支机构的双重领导与监督。在日常开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分支机构的中后台部门的行为和业务要独立向总行或者上一级的市场业务部门或主管汇报,与前台业务交易须严格分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互相管理,互为连续、相互制衡的格局。前台交易部门则主要负责进行金融市场业务的交易,管理各类资产业务等。
三、促进我国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稳健发展的建议
从近年我国金融改革的形势看,一方面,我国传统性商业性金融发展面临艰巨的挑战,贷款增速放缓、存贷息差减小、资产质量下行、系统性监管从严,都迫使商业性金融在各项业务中重新权衡。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相对均衡、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渐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浪潮的背景下,将极大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和相关领域的投资。目前商业金融所处的行业发展的拐点期间,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商业性金融应结合国内外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目标,制定出符合自身业务发展和切实可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战略。
(一)发展金融市场业务必须坚守稳健审慎原则,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体系金融市场业务与市场最贴近,市场上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引发金融市场业务的剧烈波动。发生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的5家大型投行倒闭了4家,充分验证了金融市场业务中潜在的巨大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发展,但金融市场业务却存在着发展时间短、产品欠丰富和风险防控体系不键全等诸多问题。因此,我国商业性金融特别是中小型商业金融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经营底线,坚守稳健审慎原则思路不动摇。立足本行实际,坚守运行规律,不被市场短期热点和利润吸引,稳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要认真吸取国外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出现危机的沉痛教训,采取更为审慎和更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法,建立健全覆盖全部体系的风险防范的运行机制,在业务操作上,实现业务流程化和操作规程化。严格分层授权与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实现审批权限的分层次设置,达到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各个审批权限之间达到有机衔接,不出现纰漏;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业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具体业务的授权管控措施要更加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
(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持续推进金融市场业务的不断创新,实现客户群与业务产品双向增长创新是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灵魂。与发达金融相比,我国金融市场业务创新严重不足。面对客户多样性、个性化、不断提升的客观需求,需要国内商业性金融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坚持真实客户需求、适应的经济环境和量力而行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导、激发客户的潜在需求。一是加强以监管政策为导向的产品创新,不断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做大做强代客风险管理产品,大力开展衍生产品服务推广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产品的创新。面对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良好时机,积极开展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也可以与国际发达金融合作,以全球金融市场为平台,不断地推出符合国际规范的人民币衍生品种,达到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的整体上档升级和结构优化。二是加强金融市场产品经营模式创新。积极推进产品的标准化进程,加强标准化产品推广,扩大产品规模。三是加强业务流程改造,持续提升国内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金融市场产品的营销与推广,并达到各种营销渠道的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上下级、前中后台的业务联动机制,以客户的良好体验为营销中心,通过优化业务流程,丰富和改进产品的设计、功能与便利性,增强客户的满意度,扩大市场规模。
(三)加快建立健全由研发推广、风险控制、纵向管理和前中后台运营等,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服务体系由于金融市场业务高风险性、高时效性、高复杂性等特征,要求我国商业性金融在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要加快建立符合本机构实际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综合服务体系。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商业金融的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模式,在全系统构建由产品研发、市场推广、风险层次分级管理、前中后台综合运行等,上下级、同级各操作部门与岗位之间,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综合服务体系。
(四)加强高素质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的培育金融市场业务对具体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很高。要求其不仅要具有丰富的业务专业知识,同时也要熟知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各类产业的发展方向。首先,商业性金融加快内部金融市场交易人员的培养,尽快培育一支专业素质高、有严格准入条件的交易员队伍。其次,加强金融市场网络系统操作人员队伍培养,以提高其对业务流程和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支持能力。再次,加强对金融市场分析研究人员的能力水平培养。分析研究人员一方面要对市场的发展要有一定前瞻性和预见性,另一方面要根据前瞻性预测结果开展金融市场产品的研制开发,是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智力中枢。因此,加强分析研究人员的培养非常重要。分析要具有国际视野,结果要切合实际,建议要便于操作,要让研究人才成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和稳健运营的重要驱动力量。
作者:王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
金融市场论文:改革政府完善金融市场论文
论文关健词:并购政府市场休制金融市场
论文摘要:我国的企业并购从1984年的“保定模式”和“武汉模式”至今的二十余年中,已有数以万计的企业进行了并购重组。在加入世贫组织后,我国的国企兼并改革正在步入一个日渐成熟的新阶段,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企业尚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新的一轮并购浪潮中从根本上改变那些不正常、不合理、不经济的“并购方式”,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健全并购法律体系、完善金融股票市场,以推动我国企业并购的市场化进程,并使中国企业能从并购过程中获益。
一、我国企业并购的现状特征
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均是政府主导型多市场主导型少这种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企业并购存在着和欧美等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截然不同的并购特点
首先是兼并动因单一化。从政府角度来看促成企业兼并主
要的动因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减少亏损减缓财政上的压力。从企业来看大多是看中了对方的厂地、仓库或良好的机器设备。而西方企业兼并的动因是极其多样的如有的为了获得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有的为了谋求企业的增长有的为了得到诸如高科技、新工艺或科技管理人才等特殊资产有的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有的为了多元化经营、降低经营风险有的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还有的是出于避税或投机的目的或兼而有之。多元化的兼并动因对活跃兼并市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政府在并购过程中扮演着指挥者的角色。并购应该是企业对市场竞争的一种反应是一种自发的经济行为而不是一种政府行为。本来在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兼并往往是企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主动选择的一种企业发展战略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若不涉及反托拉斯问题或不正当竞争等法律问题,政府一般没有必要参与具体兼并活动。但在我国当初选择兼并这种方式的直接目的往往是为了减少企业亏损、减轻财政负担、搞活企业、调整资产存量等目的。这种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目的当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没有被确认的情况下政府兼有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和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和干预企业的兼并是必然的。
第三个特征是兼并操作的不规范。造成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规范兼并活动的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许多与兼并活动相关的法规但因企业兼并活动涉及面广,领域多,造成了兼并活动的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而有些领域则有多重规定,没有统一的、规范的做法。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健全企业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没有法律规范的方面做出规范,对于互相不协调的做法进行统一,改变目前兼并活动操作不规范的状况。
二、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并购目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对兼并活动的过多干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兼有行政职能和企业经营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所以政府对兼并活动的直接干预难以避免。兼并活动中政府部门的某些盲目干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一些负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兼并几乎都是政府通过“拉郎配“的“包办婚姻方式把一个个劣势企业或濒临破产企业“兼并“给优势企业企图把劣势企业搞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种保护落后的做法。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把劣势企业搞活反而把兼并企业给拖垮了。目前,国内一些产业或企业的重组、并购均是政府的政策行为是基于控制资源和管理便利,其配置资源的半径往往局限于行业或行政区域如前些年的中国民航大重组、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广电系统大重组等均属于该范畴。从目前已经组建和正在组建的一些“集团“看相当一部分是徒有现代化的躯体而无现代化的灵魂就是他们的组建原则和组建过程还是新瓶装旧酒与市场经济原则与规则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以此来抵御国际资本的入侵恐怕难有胜机。
如何使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规范化、经济化并适应入世后的跨国并购潮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政府必须进行角色定位明确自己在企业并购行为中履行的只能是服务职能一切行为必须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与要求同过去传统的、落后的管理思想决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有的行为是以追求利润较大化为核心的,企业的并购行为也不例外。虽然企业兼并的直接动因可能表现为利用协同作用、管理层利益驱动、谋求增长获得专门资产、提高市场占有率、避税或投机等多种形式但其核心就是追求企业长期利润的较大化,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企业主体在主观上是不具备实现盘活社会存量资产、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亏损企业、减轻财政负担等宏观目标的动因,这些目标只能是由政府来实现。但我们希望政府能在相应法律的规范下完成上述目标,不越权干预企业活动。拉郎配现象主要是因政府的错位和企业主体的缺位所导致的政府参与企业并购.事实上对企业、行业、市场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轻易地做出并购决策不仅不能优化资源、提高效率反而大大挫伤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作为本应积极参与并购决策的企业负责人却不能结合企业实际对并购做出决策。随着我国政府兼并立法、执法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企业兼并的管理重点将转向制定有关兼并的法规诱导企业兼并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进行那种“拉郎配“甚至乱点鸳鸯谱式的过度干预违背企业自愿原则的管理将日益减少兼并将越来越成为市场体制下企业遵自愿、平等、有偿原则下的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特别是要处理好国有股、法人股减持问题,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并购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各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居高不下一这势必导致股价的失实也就为并购决策的错误带来了可能。随着世界范围内并购所涉及的交易额越来越大,大量公司开始通过换股方式来进行并购。面对换股并购中国企业却面临着股价失实的窘境而股价失实又集中体现为市盈率明显地偏高,每股收益反映不真实。本来市盈率是不能简单作国际比较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市盈率就缺乏可比性因为一是不同的国家利息率不一样这会影响到市盈率的高低二是资金的供求关系不同也会对市盈率产生影响。中国的情况更特殊我国股市股票的三分之二是非流通股而市盈率是就流通股票而言的不包括非流通股。因而中国的市盈率与外国缺乏可比性。现在,可以说反映中国股市具有泡沫特征的主要标志是市盈率太高,也即反映了市场投机性太强。我国目前企业股票的市盈率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居高不下的事实只不过是通过股市的暴跌造成股价下降,从而挤压股票的市盈率。肃清“市盈率”的造假途径是很多的.但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国有股、法人股的减持。如果想真正让市盈率下跌不是通过让股价下跌挤出.,市盈率的“回归”.那只要让全部股份都可以上市流通.随着个股供应量的增加势必降低它们的市盈率水平市盈率也就不会那么高。只有国有股、法人股数量减少了.流通股的数量才会上升那时股价和市盈率才能做到真正的“回归”.市盈率才能从实质上改变现今这种居高不下的不正常现象才能切实向国内、外资并购大开方便之门切实履行公平、公正、公开的保障.使外资并购得以有效进行。
金融市场论文:资产配置行为与流动性金融市场论文
一、新常态下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特征
(一)货币供给机制出现趋势性转变
2013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人民币汇率弹性日趋增强,双向波动常态化,单日波幅明显提高。受此影响,人民币单边的升值或贬值预期已被打破,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交替出现成为新的常态。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新常态下,微观主体的市场预期开始改变,并对自身的外汇资产(主要以美元为主)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进行优化调整,而这种调整就直接反映在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汇占款新增量上。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时间看,2003年之前我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央行主动吐出,2003年之后,基础货币不再由中央银行主动吐出而改由通过外汇占款来提供。最近的新变化是,随着2013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从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增外汇占款出现急剧下降,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增速总体下滑,外汇占款作为流动性释放主要渠道的作用有所减弱,央行的外汇资产余额增速也逐步趋缓,由此导致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今由双顺差累计的外汇占款占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即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及时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5年4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持续快速上升,较高时超过110%,外汇占款开始成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始终保持在120%以上,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形成了严重的掣肘;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4季度至今,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截至今年2季度末已降至105%,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贡献开始下降,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由此提高。此外,以2011年3季度为界,我们可以将2003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与新增基础货币数据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及时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相关性分析表明,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48;而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则降低至0.21。这充分表明,2011年3季度以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下降,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影响的重要性发生了趋势性下降。
(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新特征
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背景下,央行持续推进货币工具创新,公开市场操作成为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手段。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状况,综合使用央票、回购、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SLF)、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Liquid-ityOperations,SLO)、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Sup-plementaryLending,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进行调节,以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水平,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从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角度来看,利率无疑是最合适的指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反映的是基础货币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和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利率;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代表性利率是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反映了无风险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反映的是货币信贷供给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流动性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我们回溯了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有记录(2004年5月)以来的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状况,可以发现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2007年9月、10月和12月均发生过货币市场利率大幅飙升的情况,但此后的2008、2009年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相对较为平稳。然后从2010年12月开始,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大幅飙升的频率越来越高,波幅也越来越大,由此带动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发生了明显的上移和下移。特别是在2013年中的“钱荒”事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隔夜拆借加权利率一度飙升至13.83%,成为我国货币市场运行以来的历史性事件。2014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总体保持平稳运行,8月末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7%,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4个和0.27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30个和0.34个百分点。2、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无风险利率水平居高不下。为便于分析,我们分别选取3个月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观察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2012年初开始到2013年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一直呈现平坦化发展,直至“钱荒”事件发生,利率中枢开始上移,然后从2013年末逐步下行,至2014年中开始又呈现平坦化运行态势。相比之下,3个月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较大,但从2014年7月份开始也走出了平坦化运行轨迹,目前基本保持在3.8%左右的水平上。通常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近似为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目前这一利率水平保持在4.25%左右,虽然较2013年末4.6%左右的高点下降了35个基点,但仍较高于2013年全年平均水平,更是远远高于2013年6月前的水平。由此可见,当前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已较以往上了一个台阶。3、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总体下行。当前,我国存款利率仍然存在上浮10%的限制,因此真正能反映商业银行存款竞争的利率水平是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理财产品收益率运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2年初至2013年中,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逐步下降并趋于平稳的态势;二是2013年中至2013年末,理财产品收益率呈现快速上行态势;三是2014年初至今,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呈现下行态势。从信贷市场利率运行情况来看,我们主要观察了两个指标:一是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这反映了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二是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这反映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具体来看,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走势基本与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走势一致,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总体呈现下行态势,这表明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之间有着高度一致的联动性。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则呈现了不一样的走势,2012年四季度以前总体和存贷款利率轨迹一致,呈现下行态势,但自2013年1季度大幅飙升至20%以上后,再也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总体呈现平稳运行且居高不下的运行态势。
二、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概况
我们使用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来分析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从图1来看,200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特征。图1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结构
(一)贷款资产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以来至今,除了2009年为了配合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出现回升以外,总体上看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总体上呈现回落趋势。截至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为51.3%,较2006年5月时56.5%的较高点下降了5.2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监管趋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趋势的影响,主动压缩了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
(二)同业资产占比持续上升
2006年以来至今,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总体呈现持续、明显的上升态势,已从2006年1月11.7%上升到2014年6月末的23.7%,累计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基本上是顺应了我国金融改革深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趋势。另外可以看出,贷款资产与同业资产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两大资产业务,二者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总体上呈现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在压缩信贷资产配置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对同业资产的配置。其主要原因在于,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规避资本监管、提升盈利、快速提升资产规模、加快结构转型的利器。
(三)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除储备资产以外,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所有资产业务中属于风险低的业务。但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呈现持续回落的趋势,从2006年1月的5.9%下降至2014年6月的3.9%,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为0.6%,创下历史低水平,较2007年4月8.2%的较高点累计下降了7.6个百分点。目前,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合计占比仅为4.5%。并且,二者与同业资产占比的运行轨迹也呈现了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考虑到当前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中有相当大比例是以短期的同业负债对接长期的、高风险的非标业务,因此商业银行总体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三、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
前述分析指出,由于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趋势性转变,央行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此情况下,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也将对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来实现的,而生息资产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的主要部分,主要包括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为进一步了解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计量分析之间,我们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各生息资产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便获得一个初步的理解。为充分反映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数据分为两段来进行相关性分析:及时个时间段与样本期一致,即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第二个时间段从2012年1月开始到2014年6月。这四大类。从金融市场流动性指标来看,考虑到近年来回购操作已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手段,且回购交易量大,与同业拆借利率也有着一致性,因此我们选择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月度)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同时,我们选择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的月度同比增速数据作为测度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指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择的数据范围是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根据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几个结论:及时,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明显提高,从全样本时期的-0.22提高到-0.42。这说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明显加大了对同业资产的运用,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第二,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储备资产增速之间的正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表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为应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加大的趋势,适当提高了对储备资产的配置;第三,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大幅下降,这表明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在生息资产总量占比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贷款和债券资产的配置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VAR模型分析
下面,我们将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纳入一个VAR系统中,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各变量是平稳的,否则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那么通常的统计推断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用ADF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稳定性,检验的滞后阶数由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如表2所示,各变量水平值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其相应的临界值,因而是不平稳的,即各存在一个单位根。但各变量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结果却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由此可见,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I(1)序列,因此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下面就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2、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表3,上述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的协整关系。因此,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它们是联合平稳的。所以为避免差分带来的长期效应缺失和模型的自由度损失,我们直接使用上述变量的水平值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由AIC和SC信息准则并综合考虑模型的自由度后确定为6,通过对模型的滞后结构进行检验后(图3)发现其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特征根的模均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模型是稳定的。图4~7为银行的生息资产变量———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对用来描述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一个标准差偏离的脉冲响应函数,它们描述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动态影响。图中实线表示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则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下面我们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逐一分析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1)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同业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4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同业资产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且达到响应的峰值,此后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第7个月才开始恢复增长。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同业资产增速立即放缓且达到较大值,并且这一影响持续了6个月;6个月后,随着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影响逐步消散,商业银行开始调整资产配置结构,适当提高对同业资产的配置以对冲前期调整带来的影响。(2)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贷款增速的影响。由图5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贷款在最初的3个月内产生了微弱的负向响应,从第4个月开始才开始逐步加大,在第7个月达到较大值并几乎保持到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由于贷款资产期相对时限较长且流行性差,银行在期初只能小幅减少对短期贷款的配置,此后才能逐步减少对期限较长的贷款的配置以缓解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压力。(3)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债券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6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但这一响应很快消失了,从第2个月开始,负向响应才开始持续加大,并到第5个月达到峰值,此后这一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立即减少了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缓冲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即时冲击,并在此后根据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逐步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由于债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收益率相对较低,商业银行一般通过进行债券投资以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这种资产配置使得银行在遭受流动性冲击时,能够通过变卖债券以维持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配置,从而避免利润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券对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即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支持其对同业资产配置的增加。(4)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储备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7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储备资产从起初开始就产生了持续的正向相应,并从第2期开始以几乎均同的响应力度一直保持到第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才转变为负向响应。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资产的配置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这一效应同样持续了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当商业银行完成对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后,其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也开始逐步减少。
四、结论与建议
(一)分析结论
根据前述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初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同业资产配置产生了即时且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述分析表明,同业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期初即达到较大值-0.025。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监管趋严、信贷规模控制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冲击下,近年来低成本、低资本占用的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转型方向。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主动负债来对接同业资产来实现。但同业资产尤其是其中的“类信贷”业务,通常期限较长、风险较高,而同业负债一般期限较短,受金融市场资金拆借成本的影响较大。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立即加大对同业资产配置的调整力度。2、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配置的产生了较弱且较为滞后的负向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贷款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的较大值还不到-0.005,这一较大响应值出现在第7个月。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效应还比较弱,商业银行对贷款资产的配置调整更多取决于存贷比、信贷规模控制等外部监管政策,以及资本充足率、信贷政策等内部因素。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并不能立即对其贷款资产配置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而是要等到其他容易即刻调整的生息资产如同业、债券等调整后再进行调整。3、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债券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较大值-0.016。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在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同时,开始增加对同业资产配置,这体现了高流动性、低收益的债券资产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而这是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做出的一种主动性的资产组合反应。4、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储备资产产生了即时的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储备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即可产生了正向响应,并且其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较大值0.005。其主要原因在于,储备资产主要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存款准备金,而超额存款准备金则是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预测而主动持有的额外的储备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流行性较低的资产的配置加大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5、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六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恢复增长;储备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下降;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均在第6个月左右达到较大的响应值。从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对四类生息资产配置的调整时间是高度契合的,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6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
(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及银行业实际运行情况,我们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1、持续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调,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及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通过金融市场的枢纽作用,产生了非常紧密且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进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资本监管、信贷规模控制、存贷比、同业及理财业务监管等监管政策约束下,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也将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其赖以实施、传导的微观基础。建议当局在制定政策时,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将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纳入政策分析和决策框架,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2、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提高商业银行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欧美等发达市场的银行业发展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商业银行在其资产负债结构中逐步降低了存贷款业务的比重,盈利模式也实现了从高度依赖利差收入到收入来源多元化的转型。目前,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领域金融改革的深化,依托金融市场发展起来的投行、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转型方向。但当前,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来看,占比较大的资产仍然是风险权重高、资本占用高的贷款资产,具有典型“重资产”特征。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促进商业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占用的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以实现资产结构的“轻型化”。这样,不仅能够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能够提高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
3、积极适应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趋势,科学研判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优化和完善流动性管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在从数量型中间目标向价格型中间目标转型,相应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在此背景下,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政策变量和市场变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此导致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及其形成机制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运行体现出的新特征中,部分是趋势性的,部分是随机扰动性的,需要商业银行加强研究,尽快熟悉和把握新形势下金融市场运行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研判,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流动性管理。
4、参考资产配置结构调整的窗口期,做好久期管理,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经营与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前述实证分析表明,从银行业总体上看,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六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资产配置结构调整的基准窗口期。根据2014年上市银行中报披露的数据,可以知道目前上市银行存在较为严重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资产久期远高于负债久期,滚动融资周期(资产久期/负债久期)较高在5左右,面临较高的融资压力。导致资产负债久期严重错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商业银行当前进行的高杠杆的同业业务模式,即以短期的同业负债、理财资金对接长期的、流动性较差的同业资产业务。而我们前述的分析也表明,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同业资产调整产生影响的时间最短,影响力度最显著。因此,各家商业银行应基于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实际情况,顺应同业业务监管政策日益强化的趋势,适时推动同业业务去杠杆化。同时,参考银行业资产配置结构调整的基准窗口期,做好久期管理,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经营与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作者:索彦峰 单位:浦发银行
金融市场论文:财产险互联网金融市场论文
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元年。实际上,早在前几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开始发展。之所以称2013年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元年,是因为2013年互联网金融市场产品大量涌现。余额宝的出现井快速发展,从某此角度来讲将加快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各种P2P的野蛮式的生长也让投资者逐步认识到互联网金融带来收益的时候也伴随着风险;移动支付市场快速增长,2013年二季度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在传统非银行金融领域,“三马”联合成立众安在线保险公司,以及国华人寿与阿里合作的网销事件使传统保险销售看到新的机遇;证券方面,从国金与腾讯传纬闻到佣金宝的推出,加速了行业发展,倒逼行业加快转型。总之互联网金融市场对传统金融行业形成的冲击有利于我们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和有效的市场。
2013年以来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大发展,互联网金融冲击着我国各传统金融领域,总体而言互联网保险走出了及时步。但是由于互联网特性,短期内销售的产品可能还是集中,在车险、意外险以及理财型等较简单的产品。对于复杂的寿险类产品销售,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尚需时日。未来随着消费者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产品由“被动销售”变成主动“购买”也井非不可能。长远来看,互联网保险具有能降低客户保费,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必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通常,保险产品的销售包含了如下的四个阶段:最初的信息收集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市场研究、基本的信息收集和研究、产品设计;其他的售前活动,主要包括风险评估、给客户建议、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匹配以及和客户谈判等;第三阶段进人正式的销售阶段,主要包括合同的签汀,发行保单和保费支付等;一个阶段为售后的服务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保单管理、赔付管理以及风险控制。
这四个过程缺一不可,用户体验以及客户关系的维护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需要客户在短期内有良好的体验和评价井不太容易。通常,对于保险前期销售的完成,前两个销售环节尤其重要,这也说明了为何目前保险行业的主要销售渠道为人渠道。前期客户对产品功能理解十分重要,人起的就是信息传递和解释的作用。因此对于某此较简单的产品尤其是车险、意外险等保险产品,由于其产品设计本身相对简单,期限不长,因此人在前期起的作用井不是很大。因而如果客户对这类产品有需求,可以自己收集信息进行产品比较井购买。因此这类产品适合网销,而且按目前数据来看,这类产品网销增长迅速。
目前已经有约40家保险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平台,但是总体而言销售效果井不是很好。第三方销售平台如慧择网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目前依然太小。以美国的保险第三方销售平台经验来看,这类平台规模很难做大,盈利也相对有限,最终难以逃脱被收购的命运。综合电商是互联网保险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淘宝、京东等综合电商去年曾经创造过不少网销的经典案例,但是综合来看,多数网销产品均属于高回报的理财型产品,对于保障类产品,网销路依然漫长。
依据保险业协会公布的互联网保险行业报告,截庄2013年底,我国互联网保险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91亿元,同比增长46%,2003年至2013年复合成长率达到68%,显T了超高的成长性。但是总体来看,互联网渠道对整体贡献的比例依然较低,2013年仅为1.69%。我们预计未来保险网销将依然保持快速的增长,网销的理财型保险产品有望逐步对银保渠道形成替代,降低保险公司对银保渠道的依赖。
由于产品简单和趋于标准化,财险网销发展很快。网销的车险产品与传统渠道销售的车险产品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在美国目前互联网保险网销已经占到了总保费收人的三成左右;在英国约有近两成的非寿险是通过互联网销售的,而且目前移动互联网销售的车险也处于快速成长期;在全国,目前互联网保险销售也出现了较快增长,过往十年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68%。目前国互联网保险销售,绝大多数是车险产品,网销已经成为了继电销之后车险的有一个重要的创新渠道。可以预见由于方便实惠,网销车险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由于产险产品的标准化和简单性,我们认为未来互联网将成为产险产品销售的主流渠道。在安永2012年进行的全球保险消费者调查y,y,国市场部分,超过4成的被访者表不他们会通过网站比较非寿险产品,有近5成的访问者表不他们已经通过了互联网购买过财产险产品,可见财产险产品的网销是易于被客户接受的。
我认为未来互联网保险将对保险销售大有帮助。尤其对财产险而言,互联网将成为主流的销售平台;对于寿险而言,互联网销售之路依然漫长。在未来的行业发展i},互联网金融对传统保险行业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作者:宋汝洲 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桓台县支公司
金融市场论文:风险溢出效应金融市场论文
一、引言
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或称波动溢出效应)不仅是重要的金融理论研究问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频发等金融危机表明,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间交叉传染,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充分显现了风险溢出对金融体系的巨大破坏,也给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国对金融行业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制度层面为金融市场间建立了防火墙,将风险隔离在各个市场内部,市场间的信息和风险溢出能力较弱。近年来,金融创新加快了市场之间的融合,金融产品的投资标的同时覆盖多个金融市场,证券、银行和期货等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出现交叉,信息和风险溢出渠道拓宽。研究我国的金融市场风险信息传递是否出现本质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信息传递导致的市场联动性较高时,不同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应加强协调性,避免一个市场的不利信息触发其他市场的风险,预防系统性风险。
二、文献综述
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研究不同国家某类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二是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如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多数研究表明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Hamao等[1]采用GARCH模型对东京、伦敦、纽约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市场相关性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股价波动都对东京股市有显著的影响和溢出现象,却没有发现东京股市对上述两市场的波动溢出。Koutmos和Booth[2]使用EGARCH模型研究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坏消息的溢出效应大于好消息。Miyakoshi[3]研究表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股市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美国股市对亚洲股市的影响和波动溢出较小。Diebold和Yilmaz[4]使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技术研究并发现了美国、英国等全球19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溢出和波动率溢出效应。Abdalla和Murinde[5]研究了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新兴国家汇率和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多数市场参与者仅考虑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溢出效应。Maghyereh和AL-Kandari[6]使用非参数秩检验进行了非线性协整分析,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以非线性方式影响股票价格。Malik和Hammoudeh[7]使用多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股票、世界原油市场间的波动和冲击传导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和全球石油市场之间存在明显溢出效应。Park和Ratti[8]使用VAR模型研究了美国和其他欧洲13个国家的石油价格冲击对股票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美国的股票回报有很强的影响。Malik和Elwing[9]使用双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5个行业指数和石油市场间的波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与某些行业存在明显的波动传导。Ehrmanna等[10]使用VAR方法研究了美国和欧洲地区之间股票、债券、货币和汇率市场的波动传导,结果表明美国是驱动欧盟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也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赵华[11]使用向量自回归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非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陈云等[12]采用BVGARCH—BEKK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后的溢出方向相反,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李成等[13]采用四元VAR-GARCH-BEKK模型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溢出关系,研究发现,上述市场有很强的波动集聚性和持续性,大多数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均值溢出,所有市场间均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还发现市场间溢出可能主要来自于市场传染效应。史永东等[14]基于Copula理论研究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效应总体不显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尾部相关性独立。
三、模型多变量
GARCH模型由Engle和Kroner[15]提出并给出了估计和检验方法,是目前金融市场间波动率溢出效应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使用三变量GARCH模型,该模型比二变量GARCH模型能够更好地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同时捕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主要金融市场的二阶矩关系,将更多信息从波动方程中分解出来。股票收益率Rs,t、债券收益率Rb,t、期货收益率Rf,t之间的收益率溢出效应方程为:Rt=B0+B1Rt-1+&t(1)收益率向量Rt=(Rs,t,Rb,t,Rf,t)';B0为3×1的系数向量;B1为3×3的系数矩阵,反映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本身以及三个市场之间的收益率溢出程度;B2为3×3的系数矩阵,反映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之外的冲击对三个市场收益率Rt的影响;&t为随机误差项。股票收益率Rs,t、债券收益率Rb,t和期货收益率Rf,t间波动率溢出效应方程为:Ht=C'C+D'&'t-1&t-1D+E'Ht-1E(2)Ht为随机误差项&t的协方差阵;C为3×3的上三角常数矩阵;D为ARCH项系数矩阵,表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自身及市场间波动率溢出是暂时性,反映了波动率溢出的ARCH效应;E为GARCH项系数矩阵,表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自身及市场间波动率溢出具有持久性,反映了波动率溢出的GARCH效应。考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就是判别系数矩阵D和E中的相关元素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矩阵D中的元素dij,表示市场i的波动对市场j的冲击程度,反应了波动的ARCH效应。矩阵E中的元素eij,表示市场i对市场j之间波动率传导的持久性,反应了波动的GARCH效应。具体地,h11,t表示股票变化的方差,h22,t表示债券变化的方差,h33,t表示期货变化的方差。
1.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债券、期货市场波动的影响考虑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于检验系数d21、d31、e21和e31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其中,d21和e21反映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d31和e31反映期货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d21表示当期债券波动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e21表示当期债券波动对未来股票波动的持续影响,d31表示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e31表示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未来股票波动的持续影响。
2.债券市场波动受股票、期货市场波动的影响考虑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于检验系数d12、e12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d12反映当期股票市场波动对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e12反映当期股票市场波动对未来债券市场波动的持续影响。考虑期货市场对债券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于检验系数d32、e32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d32反应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e32表示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未来债券波动的持续影响。
3.期货市场波动受股票、债券市场波动的影响考虑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于检验系数d13、e13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d13反映当期股票市场波动对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e13反映当期股票市场波动对未来债券市场波动的持续影响。考虑期货市场对债券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于检验系数d23、e23是否与零有显著差异。d23反应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e23表示当期期货市场波动对未来债券波动的持续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选取和来源
本文使用2005年1月4日至2013年12月31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每日价格数据,股票市场价格选取沪深300指数,债券市场价格选取中证国债指数,期货市场价格使用商品期货价格,选取中证商品指数。日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计算,方法为Rt=In(Pt/Pt-1),Pt为第t日指数,Rt为第t日指数收益率。指数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收益率来自作者的计算。
2.数据描述性
统计表1描述了样本统计特征:一是股票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较高,期货次之,债券低,这表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和风险相对较高,期货次之,债券低,体现了金融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二是股票和期货收益率具有左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收益和一些极大的损失,债券收益率具有右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损失和一些极大的收益。三是债券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均具有尖峰特征,债券市场的尖峰特征更强,出现收益率较大偏离均值的极端偏差的可能性更大。3.波动溢出效应的估计表2的估计结果表明:及时,在股票市场受债券和期货市场影响的方程中,系数d21、d31、e21和e31均与零有显著差异,债券市场波动(h22,t)和期货市场波动(h33,t)均对股票市场波动(h11,t)具有溢出效应。第二,在债券市场受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的方程中,d12、d32、e12和e32均与零有显著差异,股票市场波动(h11,t)和期货市场波动(h33,t)均对债券市场波动(h22,t)具有溢出效应。第三,在期货市场受股票和债券市场影响的方程中,系数d13、e13、d23和e23均与零有显著差异,股票市场波动(h11,t)和债券市场波动(h22,t)均对期货市场波动(h33,t)具有溢出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多变量GRACH方法研究了2005—2013年间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金融市场间存在风险传递。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稳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发展的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来自另外两个市场的不利影响的抵销。需加强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整个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单个市场的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障政策实施效果。
作者:米咏梅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