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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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浅论孔子的文学思想

春秋战国,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社会形态上,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社会的雏形开始形成。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整个春秋战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状态,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且纷纷形成了有各自特色,自成一体的学说。而儒家学派在这众多的学说派别中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人格准则,以“诗三百”为人格修养的教材,他的文学理论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

1)兴观群怨:论文学的社会作用

孔子提倡“用诗”,而“用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治教化和人格塑造。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极言“诗”之于人格塑造、为人处世的重要性。

孔子有专门针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论述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谓“兴”,是指诗歌用比兴的方法创造生动感人并包含着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从而感染读者的情绪,激发读者的意志,使之兴奋激动并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此种作用,是文学对于读者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影响。一般的文学作品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便是在接受文学作品情感的熏陶。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进而引发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大一的时候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浩浩百万字读完,我仿佛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小城市、小村庄走了一遭。在自己的世界和孙少平的那个世界穿进穿出,经历着他的经历,感受着他的感受,思考着他的思考。发现,心中原有的惶惑少了许多,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更加坚定了。

所谓“观”,即是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社会风俗习尚的盛衰,考察社会政治的得失。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说,文学便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残酷性和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国家上层决策判断的失误,在今后的发展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所谓“群”,意为文学作品可以使广大接受者沟通情感,和谐交往,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文学的这一作用在当代的文学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不断产出新的作品,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批评的进行,其实就是文人学者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沟通。或赞美,或批评,各自反思自己的得与失,评价他人的功与过,扬长避短,在交流中不断进步。身为中文系的学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平时无事便找书来看,偶尔读到好的作品,心中肿胀,但无奈文笔拙劣,怎么写也不能尽兴地表达心中那些微妙的情感。去年寒假读到了一位高中同学的写的几篇文章,深感佩服,便聊了起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感觉收获颇多,有了新的思考。我中学期间的作文深受“八股”式作文标准的毒害,虽然每次都能得不错的分数,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作文功底浅薄得很,没有真情实感,开口提笔尽是从别处看来空话、大话、套话,犹如政府单位墙壁上张贴的规章条例一样,说得滴水不漏,然而百无一用,切不中要害。文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可以避免个人思维的短路,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大家都能获得提升。

所谓“怨”,即批评、指责为政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孔子关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这一点论述不免有些狭隘。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并且文学之精神贵在自由、独立,文学作品既可以就社会政治针砭时弊,同样也可以寄寓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周作人说过:“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他自己的一生便是对自由不懈追求的一生。然而20世纪的中国太不平静,做一个拥有自由的知识分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就更不容易。尽管后来的变节让他的人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他坚持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成为为政治的傀儡,所以我们今天对文学史上周作人的评价也绝不应该套上政治和道德的枷锁。相反,我们应该批判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学者为了讨好奉承而牺牲文学之自由独立的精神,文章中极尽歌功颂德的本事,让人看了就作呕。

2)文质彬彬: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本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一句论述,现在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意思是文学创作既要重视内容,又要重视形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显然,这种文学创作的观点在当今也是非常适用的。因为一部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能经得住人们反复地挖掘,经得住时间的洗礼而不至于被历史淘汰。并且好的文学作品还应该有好的语言。虽然文学作品内在的质永远是及时位的,但是外在艺术形式的精巧奇美却能让它更好地被读者大众接受和记住。

鲁迅的作品思想之深刻是它能被文学界推崇,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的根本原因。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礼教“吃”人,人们思想愚昧不堪的年代,他的文章犹如一剂猛药,让许多人开始觉醒。然而鲁迅作品的思想性虽强,其语言的可读性却稍有欠缺,读起来不免让人感觉枯燥乏味,以至于一般的初读者很难兴趣盎然地持续阅读。而钱钟书的《围城》却很好地做到了语言上的新奇精美。《围城》所讲不过是一个海归学子方鸿渐先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史,但是它却长久不衰地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相对于人们所说的“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一中心思想,我想我更愿意说的是《围城》绝佳的言语表达。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对于文字的拿捏把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略举一例。方鸿渐学无所成,为了回乡有个交代,只好买假文凭,钱钟书是这样形容的:“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由一纸文凭而联想到《圣经》中的亚当夏娃的遮羞树叶,跨越时空,不禁让读者耳目一新,拍手称奇。

鲁迅的文章偏重于内容的深沉严肃和思想的深刻性,但他的许多杂文却同样不失言辞的精美与奇巧,非常耐读。而钱钟书的《围城》虽然以语言修辞的新奇玄妙见长,但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分析揣摩的。相反,池莉、木子美等人矫揉造作的文字被当下的许多年轻人热捧甚至当作心中的文化图腾,这真的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思。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现今一些娱乐圈的红人见出版行业有利可图,仗着自己有一大片脑残粉,大肆炒作,大叫大卖。虽然钱是圈到了,然而从长远看,这对文学园地的真的是一种亵渎和玷污。

孔子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可以在他和子夏的一段对话中看出来。《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这是以绘画先要有好的质地,而后才可施以五彩为喻,说明作品必须先要有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修饰和加工。孔子还说“辞达而已矣”,强调言辞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地表现内容。孔子一再重述的这 些为文要点,是值得我们后辈思考和借鉴的。

3)思无邪:论文学批评的标准

孔子在总评《诗经》三百篇时提出了“思无邪”的文学评论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既是针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批评标准,即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又是针对作品审美批评的标准,即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

显然,孔子的这一文学批评标准是自私和狭隘的。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可笑的。单就一部《诗经》来说,它就不适用。因为《诗经》中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的诗歌以及祭祀乐词之外,还有深刻揭露现实、充满反抗精神的诗歌,以及表现男女爱情、描写劳动者日常生活的诗歌,等等这些,是无法仅仅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囊括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繁荣发展,就是因为列国纷争,统治者们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较松,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人们为了考取功名,不得不勤习四书五经,思想文化被严重束缚在了儒学这个框框之内,裹足不前。而那些有真性情、真才实学的文人往往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和春秋战国同样的政治环境,所以涌现出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的文人学者,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这些历史现象中透射出来的某些规律应该是我们当今制定文化政策很好的参考。由此观之,孔子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须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是为了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发展,是拿自己的学说去否定其他学说的狭隘和自私的做法。

至于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我觉得这也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严重束缚。要求文艺作品情感表达要有节制的“中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创作者的真性情得不到发抒,真情感得不到流露。孔子提出文艺表达情感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果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乐而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是“哀而伤”,那什么是“乐而淫,哀而伤”?长期的“乐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长期的“哀而不伤”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症的。所以孔子的这种“中和”之美的原则于情于理于人性都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创作之自由独立的精神。

上周五在图书馆一楼听刘川鄂讲鲁迅的“立人”思想,他的观点是坚决“反孔”,几乎全盘否定中国的古代文化。讲座结尾,一位女生提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教授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全是吃人的文化,请问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在哪儿?刘教授的回答是:根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和吸收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的文化成果。我想刘川鄂的意思大概可以这样比喻:一杯污浊的水,兑再多的清水进去它还是污浊的,最快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杯污水全部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清水。鲁迅在当时提出反古,是因为封建王朝刚刚瓦解,当时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和他的人民病得太重了,必须下猛药,旧的“吃人“的传统和道德才有可能根除掉。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解放,状况有所缓解,如果还处处像鲁迅当年那么锱铢必较,恐怕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反而需要古代的一些思想来解决了。比如说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官员个人私欲膨胀贪污腐化问题等等。

孔子的文学思想自有他合理的一部分,但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孔子不是圣人,对于他的文学思想乃至伦理道德观不仰视也不俯视,合理与否,且平心静气,细加探讨,各抒己见,每个人的看法都得到尊重,不因“专家”而高居上位,不因凡人而自觉无趣,这才符合独立自由之精神。

古代文学论文:浅析古代文学论文写作古代文学论文

浅析古代文学论文写作古代文学论文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1、阅读能力: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2、阅读层次: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七、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 心得体会。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例如古代作家心灵研究。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士人心态,是因为士人心态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以及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作为中介来转递的。一个时代社会、政局的变动,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种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某一时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好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乃斌研究员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等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作家心灵研究的杰出范例。

 又如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古代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呢?顾名思义,就是将研究的视野和重点投向古典文学同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置言之,是将古代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史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

着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其力作《唐代科学与文学》中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作者把唐代的科学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收集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素材。这一研究成果,为人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学现象提供了极为丰富

生动的参照。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相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等各种因素,而是将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的呈现。

再如比较研究。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不仅是欣赏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

 比较可以有多种类型,大多在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品立意的高低。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都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於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里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後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

从立意着眼,有人认为杜甫用心更好,有人认为白居易更难得。应该看到,从各自的处境来看,用意都是好的,但杜甫诗中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表白,立意更高;

 二是作品艺术的高下。如陶渊明《问来使》与王安石《道人北山来》、王维的《杂诗》三诗立意相似,写法相似,王维只有四句,其他两首诗较长,不如王维诗精炼。

《问来使》陶渊明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道人北山来》王安石

道人北山来,问松载东岗。举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长。

开田故岁收,种果今年尝。告叟去复来,耘锄尚康强。

死孤正首丘,游子思故乡。嗟我行老矣!坟墓安可忘?

王维《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比较必须有可比性,不可随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这就需要多读

古代文学论文:浅议比较文学论文写作古代文学

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

1、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

 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近期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及时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3、理论基础。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及时步。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24小时,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 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1) 主题学。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套语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探讨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流传演变及其主题意义。

如20年代顾颉刚先生发表了论文《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对我国流传极广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情况追本溯源,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孟姜女故事的演京戏轨迹。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灰阑记”的题材类型,如《圣经·旧约·列王纪》载所罗门智慧断案的故事:两妇女共争一儿,所罗门王令将此儿劈为两半分给二人,生母出于母爱本能放弃了要孩子的权利,反而得回了孩子。类似的故事在伊斯兰《古兰经》、佛教《贤愚经》、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和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中出现。“灰阑”即判官所划的圆圈,让两女人争相将孩子拽出圈外,生母不忍用力,从而暴露出假母的真面目。一般而言,“灰阑记”题材涉及智慧判案和“爱”战胜血缘关系的主题。

(2) 文类学:研究文学的文类、文学类型和体裁的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演变。20世纪初,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成为我国及时部系统探讨戏曲这种文学样式发展史的专着。50年代末,季羡林发表了《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论述了印度文学在文体和体裁方面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3) 比较诗学:这里的“诗学”不是指诗歌,而是指文学理论。比较诗学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具体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批评的体系、概念、术语扩其发展情况。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论史》,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多种着作。

3、跨学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夕,以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为起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三步,即“跨学科研究”。以季羡林、钱钟书、杨周翰、贾植芳、施蛰存、戈宝权等一批前辈学者领航开路,着书立说,开复兴中国比较文学风气之先,以乐黛云、饶蓬子、曹顺庆等为首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则紧步其后,成为献身学科建设的带头人。

跨学科研究又称“交叉研究”“科际整合”“跨类研究”等。综是从文学的外转入手,并通过对这些外围领域和文学关系的研究来探讨文学本身。

(1) 文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思想史、社会学、人类学等)

(2) 文学与自然科学(数理统计、电脑技术、系统论、信息论等)

(3) 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影视等)

 五、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1、材料必须具有原典性:

(1)时间原典性。材料与论证对象必须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即为论证命题提供的材料必须与命题所体现的时间具有同步性。这就需要深入阅读与研究对象同时代的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而不能满足于用后来人写成的第二手材料。

(2)“母语文本”材料。如果你选取的两个比较对象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英国的,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一研究对象的材料就必须是从汉语文本方面得来的,对英国方面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从英语文本中收集得来的。在一篇真正的比较文学学科论文中,文学的“翻译文本”是不可以作为论文中具有主体意义的论证材料的。这是因为作为翻译者的“译介”,与作为研究者的“研究”,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活动,不可等合而为一。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可以对应的语言文字,因此,“译本”与“原本”的不整合,是客观的事实。如果再加上翻译家内内外外的各种条件,译本与原本的差异自然会很大的。

 2、材料必须具有确证性:

 材料必须具有不可辨驳的、无法推倒的实证性作用。因此,需要在更宽泛的文化领域里找材料。

3、要求论文所引用的外文材料,应该在正文中使用汉文译文,但是,在引用的汉文译文之后,应该用括号标明原文,或在注解中标明原文;要求在论文中引用的所有的外文材料,一律必须在注解中注明原书或原文的名称,发表的刊物或出版社,以及年代时间。可以在原书或原名之后标明翻译本名称及译者与出版社。

看起来是要求高了一些。但是,我国比较文学界目前对本学科的论文的要求,都已经贯彻了这样的规范原则,这既是本学科的学理所决定的,又是因为比较文学作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处在与国际学术界相互理解的前沿地位所必须的。由于近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中外语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比较文学学科论文的撰写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规范要求的。

古代文学论文:唐五代部分古代文学的论文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1.这是一篇送别之作。

2.“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出自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源于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王诗比曹诗更精炼,可谓出蓝之青。

3.“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中,城阙指长安,五津指蜀中。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李》1. 这是一篇赠序,属骈文。滕王阁故址在今江西赣江边。

2.“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特点和作用:色彩鲜明,动静相衬而富有诗意。作为全段景物描写的总体背景,整个画面显得统一、和谐,富有层次感和纵深感,堪称全段的文眼。(简)

3.“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用了什么典故:前一句用屈原的《离骚》,是暗用,后一句用汉文帝于宣室见贾谊事,“奉宣室”指贾谊。

4.“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用何典,表何意:前一句为吴隐之饮贪泉事;后一句用《庄子·外物篇》之典。这两句表示廉洁的人绝不会受外界污浊的侵蚀;处境艰难但能自得其乐。

5.“他日趋庭,叨陪鲤对”所用典故出自《论浯》:“请洒潘江,各倾陆海”所用典故出自钟嵘《诗品》。

6.“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所用典故出自《史记·冯唐列传》和《史记·李将军列传》。以冯唐的遭遇自叹年华易逝,老之将至;以李广的遭遇自叹功业难成,地位卑下。

7.《赠白马王彪》中“年在桑榆间”,《滕王阁序》“桑榆非晚”均指晚年。

8.《滕王阁序》抒发作者怎样的感情: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炽热情怀和穷且益坚、不失志气的执着态度。既体现了朝气蓬勃、昂扬前进的时代精神,也体现了作者不甘沉沦、自我振作的个性。(简)

9.本文形式语言的特点:(1)本文是骈文,通篇均是四六句,且以对偶贯穿始终,形式整严精美。(2)笔致自然流利,情感起伏跌宕,使文章显得气势通畅而全无一般骈文难免的板滞之病。

杨炯:《从军行》乐府旧题,五言律诗。作者杨炯的生活时代是初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指下级军官。

卢照龄:《长安古意》1.七言古诗。卢照邻的生活年代是初唐。作品沿用传统体裁描绘当时社会现实。

2.“古意”名为托古,实在刺时。艺术上采用铺陈的笔法。

骆宾王:《在狱咏蝉》1.作者骆宾王。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属咏物诗,所咏之物为蝉。

2.“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西陆”是季节名,指秋天;“南冠”指囚犯,乃诗人自称。

3.写蝉而寄寓自己情感的诗句是“露重飞难尽,风多响易沉”。

4.“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玄鬓”指蝉。

5.《在狱咏蝉》借咏蝉寄寓境遇,抒写衷曲:通过咏蝉抒发诗人品性高洁却被诬身陷囹圄的郁愤,充满了对人世不平的哀怨,也表达了辩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简)

6.艺术特点:形神兼备,寄托遥深。诗人咏蝉确是写实,而其旨又不在于单纯模写物态。诗中蝉的形象既是自然之物,又是作者人格、遭际和思想感情的化身。出色地处理物我关系是这首诗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处。(简)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1. 骈文、檄文、声讨书。声讨对象是武则天。“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意谓天下必将归属李唐)。

2.文中斥责武则天废弃唐中宗的句子是:“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沈佺期:《独不见》1.沈诗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

2.本诗为乐府旧题,写少妇愁苦之情。思妇内心独白:“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3.诗中义兼比兴的诗句;“海燕双栖玳瑁梁”。

宋之问:《度大庾岭》五律,写远谪的忧伤。大庚岭,在江西大庾县南,为五岭之一。传诵名句:“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属对精巧。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1.陈子昂是初唐着名诗人,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

2.陈子昂登临的幽州台的建造者是燕昭王。幽州台在今北京市郊。

3.作品主旨:以歌当哭,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伤痛,为登临诗。

4.“念天地之悠悠”的作用,以广袤无垠的空阔背最,有力地突现了独立苍茫、怆然涕下的诗人自我形象,从而抒发了天地虽大、知音难觅的孤苦悲痛和岁月无情、时不我待的沉重感喟。(简)

5.分析视野开阔、气象宏大的特点:作为一篇登临之作,作者没有对所见之景进行具体描绘,只是致力于自身感情的抒发。尽管意在抒写一己之悲哀,但作者视野开阔,气象宏大、托意深远,体现出穷通古今之变、尽阅人世沧桑的深刻见识,给人以雄浑博大、沉郁悲壮的艺术美感。(简)

《感遇》1.五言古诗《感遇》的主旨:以兰若自比,隐寓怀才不遇的感慨和理想幻灭的忧伤。

2.“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表示时光流逝,壮志未酬。

3.托物寓意,比兴手法的特点:“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兰若丽质,是诗人出众的才华;秋风袅袅、芳华摇落是年华流逝、壮志未酬的写照。(简或选)

4.《感遇》《登幽州台歌》之比较:都是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伤;《登幽州台歌》直抒胸臆,感情激越,大声疾呼。《感遇》托物寓意,纯用比兴,委婉表达。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1.乐府旧题,七言古诗。作品景物描绘中起统摄作用的是月;作为结构线索的景物是月。

2.表示音讯不通的诗句是“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3.表示作者不再沉浸于人生短促的悲叹之中的诗句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4.表示月亮开始西斜的诗句是“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5.写游子思妇的诗句是“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6.表示思妇无法排遣离愁的诗句:“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7.表示天南海北,路途遥远:“碣石潇湘无限路。”碣石指北方,潇湘指南方。

8.作品如何将诗情、画意、哲理相结合:(1)首先围绕春、江、花、月,夜五字逐层铺展,为抒情说理提供背景;(2)然后由“江月”联想到“人生”,写景转入抒情并深入到哲理的探寻;(3)然后再转入春宵月夜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着重表现闺中思妇望月怀人的心情;(4)仍以写景结束,景中含情。“落叶摇情满江树”,既是月落,结束写景,亦是同情,布满江树。诗情、画意、哲理三者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塑造出空灵邈远、令人心醉神迷的意境。(简)

9.分析月亮在全诗结构上的作用:(1)在春、江、花、月、夜这五种景色中,以月为中心。在写景、抒情、哲理的关系上,月起了关键的作用。望月怀人,对月遥想。(2)整首诗的结构是按时间先后来安排的。以明月初升(海上明月共潮生)、月到中天(皎皎空中孤月轮)、月亮西移(可怜楼上月徘徊)、月落西山(斜月沉沉藏海雾)作为全诗展开的线索。(简)

10.作品在人生哲理的探索中提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人相似”有何新意:改变了自然永恒、人生短促的传统观念。人生代代相传,个体消失而人类绵延不绝,不同时代的人都能见到相似的江月,自然永恒,人类也永恒。(简)

11.“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的含义:(1)鸿雁远飞也不能穿越月亮,传递音信;鱼在深水跃动仅激起阵阵波纹,也无法传递音信。(2)反用传书的典故,鱼雁也无法传递思妇对游子的思念之情。

孟浩然:《过故人庄》1.这是一首着名的田园诗。作者孟浩然,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

2.本诗意旨:抒写并赞美了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和朴实真挚的友情。

3.表现主观情志淡泊、热爱田园的诗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场圃:打谷场;话桑麻:闲话农作之事。

4.“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意义:表现“过故人庄”后情谊更加深厚。故友相聚,更增情谊,这次故人相邀,下次不请自至;也是对田园的热爱之情。(简)

5.这首诗是五律,风格却近古体。其质朴的风格与所描写的对象、诗人的朴实情怀和谐—致。这是一种混然天成的艺术美。语言风格:亲切省净,质朴自然。

《宿建德江》:五绝。建德江即新安江,是流经浙江建德的 一段江面。本诗借山水景物写羁旅愁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被历代诗家推举的名句。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1.张丞相指张九龄,唐玄宗时的丞相。

2.“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3.希望执政者礼贤下士,使贤士出山的诗句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垂钓者”指“执政者”。

4.诗歌主旨:表露作者积极用世的愿望和希冀在仕途上得到援引的迫切心情。

5.诗歌情景是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即“欲济无舟楫”的枢纽作用:诗歌前四句写洞庭湖景象,后四句由眼前景象抒发情怀,但句句不离湖水。欲渡无舟,意为欲出仕而无人援引;坐观垂钓者,意为执政者如能礼贤下士,贤者才能为朝廷效力。寄希望于张丞相。(简)

6.诗歌的比兴手法:巧用比兴。前四句所赋洞庭湖波涛浩淼、气势蒸腾的景象,似又是作者自负不平之心态写照。兴象悠会,旨余言外;后四句就眼前景象顺势作譬设喻表达心曲,据典实抒其牢骚,含而不露,雅驯得体。(简)

王维:《渭川田家》1.此诗为五古,田园诗,作者王维。王维以五言律绝最为出色,有《王右丞集》。

2.“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归”字为全篇诗眼;“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写出田园人生和谐的人情美;“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式微”是《诗经·邶风》中的篇名:“式微式微,胡不归”,揭明旨意,这里是借以表达希望归隐田园的心情。“吟”:一本作“歌”。

《终南山》 五言律诗。终南山,在陕西省西安市南。“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突出自己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

《山居秋暝》1.五律。这是一首山水诗,诗中虽有躲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也有洁身自好的一面。

2.评价诗中归隐路“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是诗的两句,点明题旨。典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反用其意、表示乐于归隐的意愿。“王孙”:诗人借指自己。

3.本诗写景纯用白描,笔致简约;描写秋日傍晚秋雨过后的山间景色。动静相衬、视听结合的写景特色。动——清泉、荷花、渔舟;静——明月、松树、竹子;视——明月、松树、荷花、渔舟:听——清泉、浣女笑语。(简)

《观猎》1.这是一首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五言律诗。

2.表示狩猎场景并暗示丰收的诗句是“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3.“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在细柳营屯兵的汉代名将是李广。

4.“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句的妙处:推出打猎过程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镜头,上句写鹰眼的锐利,不用“锐”而用“疾”;下句刻画马驰之迅疾,不用“疾”而用“轻”,其中妙处大可玩味。以一当十,因小见大,表现了打猎的全过程,表现了时令特点和打猎丰收。(简)

5.“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对表现出猎归来有何作用:空间迅速转移,往来驰骋的英武形象;暗用新丰美酒表达欢快心情;用细柳营暗喻像汉代名将周亚夫那样治军整肃,能攻善战。(简)

《送元二使安西》1.这首七绝送别诗,曾被推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是一首被后人翻演成《阳光三叠》的名作。作品中的“阳关”“玉门”是唐代出塞必经之地,故址在今甘肃省。

2.“客舍青青柳色新”表达什么意思:“客舍”暗示客中送客;“柳色新”暗示离别在即,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故唐诗宋词中常有借杨柳以寓别意。(简)

3.“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厚意蕴:抒情,“更尽一杯”见出此前虽已多次同饮,现在依然离情难舍。“西出阳关无故人”,包蕴了对友人前路珍重的真诚祝愿,情韵深长。

4.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陆游《塞上曲》“玉关去路心如铁,把酒何防听渭城”,二诗立意虽与王维此诗不同,但显然都受到此诗影响。

《鹿柴》五绝。以小见大,以动写静:“空山不见人,但为人语响”。

王昌龄:《从军行》乐府旧题,七绝。王昌龄有“七绝圣手”和“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孤城遥望玉门关”,孤城:即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出塞》1.“秦时明月汉时关”句所用的修辞手法及表达的意义:(1)互文手法,即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2)说明边塞战争自古就有,连绵不断,直到今天。(简或选)

2.“但使龙城飞将在”中的“龙城飞将”指谁,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1)龙城飞将指西汉时的飞将军李广。(2)表现诗人渴望出现英勇善战、体恤士卒的将帅,从而巩固边防的性情。(简或选)

3.分析此诗发兴高远、感慨深长的特点:诗歌主旨及写作意图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写来却从千年之前、万里之外落笔,“发兴高远”而感慨深长,形成了雄浑苍茫的独特意境。(简)

《闺怨》:1.七绝。“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中少妇的自白写出独守空房的内心矛盾。

2.诗中陡作转折的诗句是:“忽见陌头杨柳色”。

王之涣:《凉州词》1.乐府诗题,边塞诗,七绝。曾被唐人称为绝句的压卷之作。首二句写景,气象宏大,境界雄阔苍凉。

2.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典出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

3.“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双重含义:羌笛为什么还要吹奏《折杨柳》那样哀怨的曲子呢,玉门关外连杨柳树也没有,因为春光不到。一层意思是边关荒凉,边关的戍卒生活艰苦,愁绪满怀。二是得不到朝廷的关怀,恩泽不到玉门关外的边境地区。(简或选)

王翰:《凉州词》1.七绝。这是一首边塞诗。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盛产葡萄酒;夜光杯指华贵精美的酒杯。

2.对这首诗的不同理解:(1)体现马革裹尸、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2)反映士卒对戎马生涯的厌倦和不能把握命运的无奈。(3)内心悲戚,故作豪饮畅达之语。

3.诗篇用了哪些典型事物表现边塞军旅生活:葡萄酒、夜光杯、琵琶、军乐。

李颀:《古从军行》古乐府诗题,作者李颀。名句“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古从军行》)典故“蒲桃入汉”见《汉书·西域传》。蒲桃:葡萄。连年征战,换到的只是遍植于汉天子离宫别馆的葡萄。

高适:《燕歌行》1.乐府旧题,七言歌行。这是盛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

2.表现高适《燕歌行》的题旨的诗句是“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3.诗中表现强烈对比的诗句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4.“玉箸应啼离别后”中“玉箸’喻指眼泪。

5.创作意图和主旨:概括了开元年间唐军将士戍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点在于揭露军中官兵苦乐悬殊的事实,抨击将帅的腐败无能、不恤士卒,对长期浴血苦战的广大战士则寄予深切同情。(简)

6.“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反映怎样的现实:将帅腐败无能,荒淫奢侈,不恤土卒,士兵生活艰辛。(简或选)

7.“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所包含的思想:李广能攻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李广爱兵如子,体恤士卒。点明题目,赞美李将军。李将军,指汉代名将李广。

《别董大》送别诗:“莫道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董大:指董庭兰,当时着名乐师。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岑参被评为“语奇体裁,意亦造奇”,他的七言歌行最为人称道,对边地风貌描绘最为杰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一首边塞诗,送别诗,也是一首白雪歌。

2.诗歌结构上承上启下的诗句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将景色描写由营幕转向辽阔空间,由雪景转入别情。(可回答:此诗句有何作用)

3.诗中最能表示依依惜别的诗句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4.此诗内容的两个方面:歌咏雪景与抒写别情是此诗内容的两个方面。诗中描绘了西北边陲奇异瑰丽的雪景和刺人肌骨的严寒,醒人眼目;抒写了与友人分离时依依不舍、惆怅满怀的别情,感人心扉。(简)

5.“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有何妙处:取喻新颖、贴切、生动、形象;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夸张。表现初到边塞者的惊奇与惊喜。此二句反用南朝萧子显《燕歌行》中“洛阳梨花落如雪”之喻。(简)

6.送别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留马行处。”有何特点:通过雪景表现别情。久久伫立,情深意重;凝视长长雪路,祝福一路平安,以景结情。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1.唐代边塞诗中描写大风的名句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尤其是“半夜行军戈相拨”“马毛带雪汗气蒸”“幕中草檄砚水凝”,把唐军披风雪、冒严寒,戎装疾进、有条不紊的情景表现得十分真切。

2.高适《燕歌行》与岑参《白雪歌》在艺术风格上有什么不同:(1)《燕歌行》围绕戍边战争这条主线展开,运用对比手法,表示讽谕之情,揭示封建制度下官兵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白雪歌》通篇用雪景作线索,以雪起,以雪终,雪统摄全篇。取喻新奇,以梨花喻雪花,突破前人“洛阳梨花落如雪”的比喻模式,咏白雪而抒别情。强烈的对比形成色调反差。(2)《燕歌行》描绘边塞风光,渲染了悲壮的气氛;《白雪歌》前半部分歌咏大雪,铺垫别前的背景。后又烘托、点染,具有壮美境界和依依惜别的深情。(论述)

李白:《蜀道难》1.乐府古题,七言歌行。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运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夸张。

2.对《蜀道难》“称叹者数四”的诗人是贺知章。

3.表现蜀道开辟之难的诗句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4.表现蜀道行进之难的诗句是“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5.表现蜀地居留之难的诗句是“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如吮,杀人血麻”。

6.流露对国事危难担忧的诗句是“所守或匪亲,化为豺与狼”。

7.运用神话传说的诗句:“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传说中古蜀国的两个国王;“地崩山摧壮土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五位力士被压在底下;“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古代神话传说,六条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行驶。

8.不含神话传说的诗句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9.本诗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及时部分写开辟道路之难;第二部分写跋涉攀登之难;第三部分写蜀地形势的险要和环境的险恶,亦即居留之难。(简)

10.本诗三次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作用:一是强烈咏叹,先声夺人;二是通过具体描绘开辟之难、行进之难以后作一引证;三是渲染蜀地氛围与居留之难后再作引证,又与前面两次呼应。

11.本诗句式和语言特点:句式的灵活多变和语言的奔放恣肆也体现了李白七言歌行的独特个性。句式以七言为主,掺杂以四言、五言、七言、八言等其他句式,短仅三字,长达十一字,随心所欲,穷极变化;语言或匀称对偶,或散漫舒展,或精炼凝重,或通俗轻快。对内容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了极有艺术效果的辅助作用。(简)

《古风》(大风扬飞尘)1.名为“古风”,有继承《诗经》“国风”传统的意思。抒情诗句:“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2.“中贵多黄金””中贵”指宦官。“路逢斗鸡者”,斗鸡是当时王公贵族中盛行的一种游戏。作品用夸张传神、饱含讽刺之笔为“中贵人”和“斗鸡者”画像。

《将进酒》乐府诗题。1.揭示题旨的诗句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即借酒浇愁,体现“万古愁”的含义的诗句是“古来圣贤皆寂寞”。

2.首句运用比兴手法的诗句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表现作者积极进取、乐观自信态度的诗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干金散尽还复来”“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表现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借酒浇愁的排遣,怀才不遇的感慨;自信与失望,进取与消沉,悲愤与抗争交织的情怀。(简)

5.为何说“与尔同销万古愁”:怀才不遇是自古以来的悲剧,是千年万代贤士共同的愁苦。深化题旨。

6.本诗情感饱满,无论喜怒哀乐,其奔涌进发均如江河流泻,不可遏止,且起伏跌宕,变化剧烈。

7.诗多用夸张手法,且往往以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如“千金”“三百杯”“万古愁”“千金裘”等。既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情怀,又诗作本身显得笔墨酣畅,抒情有力。

8.“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夸张语言。

《行路难》乐府旧题。1.此诗作于被迫离开长安之后,反映作者的思想痛苦与心理矛盾:一方面对朝廷昏暗和仕途艰难满怀悲愤却又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积极用世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自己才能的充分自信,又使他对前途仍抱希望。(简)

2.“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原因是英雄失意。

3.“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比兴象征意义:英雄失意,抑郁悲愤,无路可走。

4.理解用典的诗句:(1)运用吕尚典故的诗句是“闲来垂钓碧溪上”。姜太公垂钓碧溪遇周文王得到重用。(2)运用伊尹典故的诗句是“忽复乘舟梦日边”。伊尹梦中乘舟在太阳旁经过,不久果然被商汤聘用,表示用世出仕大有希望,对前途充满信心。

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自信会有远大前程,光明前途。

6.艺术特点,即感情活动剧烈、数度起落转折的特色:诗篇虽仅十数句,情感却由悲至昂扬而两度反复,三次转折。大起大落,变化剧烈。生动显示出作者当时的心理矛盾。也使这首篇幅不长的歌行呈现出开合跌宕,纵横翻卷的气势。(简)

【说明三次转折,及时次见第2题、第3题;第二次见第4题;第三次见第5题】

《梦游天姥吟留别》1.一作《别东鲁诸公》,诗中表示留别之意的诗句是“别君去兮何时还”。天姥:山名,在今浙江嵊县东。

2.“谢公宿处今安在”“脚着谢公屐”中的“谢公”生活于南朝的宋。

3.在诗中铺叙仙境的作用,即象征意义:是向往光明理想。神仙世界的光明,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和黑暗;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是追求理想境界的实现。(简)

4.在诗中表现诗人傲骨的名句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本诗意旨:以寄梦为由,抒写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和不摧眉折腰的人格。(简)

《宣州谢脁搂饯别校书叔云》1.七古。与之饯别的是李云。

2.写饯别情景的诗句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3.“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含义:表示隐逸不仕。见《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

4.“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直抒胸中苦闷与愤激。

5.诗篇主旨:(1)这首七古借饯别以咏怀。对饯别情景,诗人只以“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一笔带过,而以绝大部分篇幅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活动,抒写对理想的追求及其在现实的沉重压抑下心烦意乱、愁怀不解而想归隐江湖的意愿。(2)其中虽然不无躲避现实的消极因素,但更可见作者有志难伸、怀才不遇、不屈服于现实和命运又不知路在何方的思想痛苦。(简)

6.本诗“弃我去者”“乱我心者”的内涵:弃我去者——唐代开元、天宝的盛世;乱我心者——当前矛盾重重,政治腐败的衰世(不久安史之乱爆发)。(简或选)

7.结构特点:起止无端,断续无迹,思绪跳跃式,大起大落。烦忧——送别——文学上的成就而意气风发——跌入现实的苦闷——希望归隐。(简)

《望天门山》天门山,今安徽当涂西南。“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别名作。“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中“故人”指孟浩然。

杜甫:字子美。杜诗真实深刻地再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杜诗的基调,“沉郁顿挫”是其主要风格。他发扬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精神,开拓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途径,诸体兼备,自成机杼。

《望岳》五言古诗。岱宗指泰山;岳:指东岳泰山。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出自《望岳》。

《丽人行》描写对象:主要写杨国忠兄妹。“丽人”泛指贵族妇人,诗中主要指杨贵妃及其姊妹。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原是乐府旧题。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咏怀,述志抒感。最能表现杜甫赤诚情怀的诗句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穷年指整年 ;黎元指百姓;肠内热形容忧思深重。

2.“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蚩尤”指代大雾;“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神仙”指舞女歌妓。

3.“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荣枯”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4.“抚迹犹酸辛”指幼子饿死;“终愧巢现由,未能易其书”的意思是不能归隐。

5.本诗如何贯穿“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情怀:(1)困顿长安十年,不能放弃这样的衷肠。(2)经过骊山,想象君臣淫逸,国事危殆,消耗民脂民膏。(3)回到家中,幼子“饥已卒”,联想到农民、士卒,忧心忡忡。(简)

6.概述本诗三个部分的内容:(1)及时部分申述平生怀抱和壮志难酬的感慨。(2)第二部分记述赴奉先沿途的所见所闻,揭露上层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贫富对立的严酷现实。(3)第三部分写到家后的情景,由个人的不幸遭遇想到广大人民的痛苦,以对国家安危的深广忧思结束

全篇。(简)

7.“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西汉的卫青、霍去病都是外戚,这里借指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大内宫中的金银珠宝和器用物品都被杨氏兄妹占有了,意指外戚擅权。

8.“群水从西下”“恐触天柱折”,这是忧虑国家将要倾覆:“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国家已经破败不堪,像“河梁”一样摇摇欲坠。这是象征性的写法,正是安史之乱唐王朝的写照。

9.“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是诗人的内心世界,也是全诗内容的概括,结末是忧思无边无际。

10.“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含义: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朱门与穷人的尖锐对立。鲜明的对照发人深省。

11.杜诗风格:“沉郁顿挫”是杜诗的基本风格。作者胸中忧愁郁积,起伏不息,然而往往欲吐还咽而不作痛快的奔泻喷发,给人以愁肠百转、哀思深沉的感觉。这是杜诗共有的艺术表现特点。

《春望》1.写作背景: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757),以长安陷落为背景。当时杜甫赶赴灵武见唐肃宗,路上被安史叛军俘虏,押送到沦陷后的长安。作品两句:“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感伤国破城春。

2.“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含义:“国破”无物,掳掠一空;“城春”无人,杀戳逃亡殆尽。自然界的春天来临,国家仍无春色。(简或选)

3.“感时”“恨别”所包含融的国恨家愁:一是感伤时事艰难,人见春花而溅泪;怅恨离别,人闻鸟鸣而惊心。又一是花似有知,感时而溅泪;怅恨离别,鸟亦惊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以前说为好。(简或选)

《新婚别》1.“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三别”中的一篇。以新嫁娘内心独自的方式展开,“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2.《新婚别》中有比兴意义的诗句是“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1.这首七律写于梓州。

2.杜甫“喜欲狂”的原因:诗中直言:“青春作伴好还乡”,回到故乡洛阳去!一是结束颠沛流离、饱尝艰辛的生活;二是回到故乡安居乐业;三是欢庆国家平定叛乱;四是百姓从此结束动乱中的苦难生活。(简)

3.为什么说这是杜甫“生平第—快诗”:作者听到官军收复夫地及捣毁叛军老巢的胜利捷报时,惊喜欲狂。其感情之欢快,笔调之酣畅,节奏之明快,在杜诗中实属鲜见,被后人称为杜甫“生平及时快诗”。

(1)感情欢快(平定安史之乱,欣喜欲狂)。(2)笔调畅快(自己喜、家人喜,立即返乡)。(3)节奏明快(着眼喜欲狂,一路写来)。(简)

4.“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遣词造句上的特点:尾联写计划中的回乡路线,连用“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而以“即从”“穿”“便下”“向’等字连贯,一气奔流。

《秋兴》1.七律代表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暗喻时局动荡,国运暗淡。

2.本诗意旨,即“悲秋”包含哪些方面:悲秋是古代诗歌中习见的主旨,但此诗不但悲自然之秋,更悲人生老大之秋和国运衰落之秋,充溢着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思,含蕴极为深厚。

3.“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国心”的含义:借“丛菊两开”“孤舟一系”的图景对照见义,显示出乡思之浓烈深长。(简或选)

4.“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的比兴义:这是深秋时分巫峡、巫山的景象。波浪滔天,既表示时局动荡,又表示自己为国事忧急而心潮翻卷,思绪万千;风云满天,阴森接地,既表示国家前途黯淡无光,又表示为国事忧虑而心情沉闷。(简或选)

《登高》1.作于夔州。登高指重九登高。写诗人重九登高时的见闻感受。前四句紧扣的季节特色,描绘江边空旷寂寥的景致,后四句围绕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穷愁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悲哀。

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内涵:万里,地远;秋,时悲;长作客,久久在外;百年,晚年;多病,衰疾;台,高远地;独,无亲朋。自伤身世境遇,抒发了穷愁潦倒、年老多病、流离他乡的悲哀。(简)

3.通篇对偶:“无边草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杜甫流寓夔州时的作品有《秋兴》《登高》;与安史之乱直接相关的杜诗有《春望》《新婚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刘长卿:曾自诩“五言长城”。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1.芙蓉山主人,指作者投宿的人家。

2.写雪夜投宿贫寒人家的情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韦应物:《滁州西涧》1.滁州,今安徽滁县。“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作者即景会心,借景述意,在幽草黄鹂、晚雨野渡的“画意”中,融进了对自在人生的体验。

2.以声衬静,动静交错的写作特点:黄鹂鸣衬涧边幽草静,春潮带雨与“野渡无人舟自横”动静交错。(简或选)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1.这是中唐诗人李益的边塞诗,七绝。抒写久戍边塞的将士思乡怀亲之情。受降城在今宁夏灵武县南面。

2.诗中抒发的感情:“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表达边塞将士思乡怀亲和哀愁之情。

3.本篇如何表现戍边将士思乡怀亲之情的:(1)以“沙如雪”“月如霜”写景,表现边塞荒凉、凄冷,烘托悲伤情怀。(2)用笛声直接写出思念家乡的感情。(简)

4.写景的艺术特点:巧用比喻。“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沙如雪”“月如霜”比喻贴切,描绘出边塞的荒凉、凄冷,从而表现了战士思乡的典型环境。(简或选)

张志和:《渔歌子》1.这是一首表现隐逸生活的小词。《渔歌子》是词牌名。

2.作品表现作者怎样的心情,即词的主旨:通过描绘清新秀丽的江南水乡景色,表露出他悠闲自适,怡情山水,乐在其中的心志。(简)

3.写景特点:写春天。择取了富有季节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景物用清淡的笔墨略加点染、描绘。画面清新,格调明朗,妙造自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简)

4.“斜风细雨”的作用:斜风细雨是全篇景物描写的“眼目”,笼罩全诗,统一格调,白、红(桃花)、青、绿的瑰丽色彩,在“斜风细雨”衬托之下,益显出清新淡雅之致,境界令人神往。

孟郊:《游子吟》1.自创乐府体诗,即事名篇,是新乐府。作者居官溧阳县尉时所作。诗中一语双关的诗句是:“谁言寸草心”;具有比喻意义的诗句是:“报得三春晖”。

2.本诗旨意:歌颂母亲对儿子真淳、诚挚、深厚的关爱,抒发作者对母爱的由衷感激之情和报答之心。

3.本诗对母爱的描写:以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母爱。择取母亲为游子缝衣时的动作意态作朴实无华的描绘,将纯真而又深沉的母爱凝聚于“临行密密缝”的细节和无声无息的场景中,让诚笃的母爱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自然流溢出来。(简)

4.本诗比兴手法:“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用春天的阳光比喻母爱的温暖。

韩愈:《山石》这是一首七言古诗,记游诗,内容并不咏山石,而是记游踪。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1.七言律诗。蓝关,今陕西蓝田县南。“夕贬潮州路八千”是因为韩写了《谏迎佛骨表》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这首诗作于赴潮州途中。

2.作 品的情感内容:忠而获罪,英雄失路的悲愤和老而弥坚,为国尽忠的心态。

3.“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含义,即写作背景:唐宪宗迎佛骨供奉宫中,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予以坚决反对。韩愈因此下狱,后眨官潮州。(简或选)

4.“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思想:愿为英明的唐宪宗革除迎佛骨这样的弊端,岂肯因衰老多病顾惜晚年余生而隐忍不言,这表现了韩愈敢干仗义执言的精神。“圣明”指唐宪宗;“弊事”指迎奉佛骨。

5.“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表现手法:比兴手法。家何在:回顾家国不见,表系念;马不前:瞻望前途,茫茫一片,表现系念家国和英雄失路之情。(简或选)

《杂说》(四)1.这是一篇寓言性杂文,借题发挥,托物寓意。伯乐相马的故事出于《战国策》。

2.“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语出韩愈的《杂说》。

《师说》1.说,议论文的一种。本文针对时弊而作,是韩愈对流俗非议的一个公开答复,批评的是今之众人。

2.主旨:阐明从师学道的重要性,表现反抗流俗、抗颜为师的态度和勇气。师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提倡从师学道。学必从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3.文中围绕师道提出的重要观点:一是人非生而知之者。二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三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四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对学习必须从师,老师的职责、作用,以及师生关系均作了正确的阐述。

《祭十二郎文》1.文章感人至深的,是其情意的真挚与深切。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韩老成。

2.本文每被誉为古代祭文中的“千年绝调”。“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几句,悲痛之极已如痴如愚,情意真诚深挚!

《张中丞传后叙》1.张中丞即张巡。本文较大的写作特色是议论与抒情紧密结合;张巡,许远所守睢阳城即今河南商丘。

2.写作背景:写作本文的意图是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歌颂英雄,驳斥流言,颂扬正气,打击邪恶。

3.作品辩诬的主要对象是许远;就义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的是张巡。

4.“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的是南霁云:读书过目不忘的是张巡。

5.本文驳斥了哪些对张巡、许远的诬陷:(1)张、许怕死求活;(2)许远守城不力,因为城破于许远的防地;(3)损失惨重,张、许守城得不偿失。

6.本文记载了哪几位的逸事:南霁云拒绝贺兰进明的挽留,断指、射浮图表示决心;张巡读书过目不忘;从容就义;许远宽厚长者风度。(简)

7.“守—城,扞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这段话的含义:充分肯定张、许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的丰功伟绩及其重要作用,保护江淮,使江淮财力得以支持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得以立足。(简)

《进学解》1.解释“解”:“解’是一种文体。“解”字具有“解析”“辩解”“解嘲”等义项。文章系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而作。

2.“进学解”题目的含义:对增进学业问题的分析、解释。

3.本文主旨:感叹不遇,自鸣不平。

4.说明“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的意思:学业由勤奋而专精,由玩乐而荒废;修养由独立思考而成功,由人云亦云而失败。嬉:戏乐;随:因循随俗。

5.词句的解释:“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姚姒指《尚书》中的《虞书》和《夏书》;“周诰殷盘”指《尚书》中的《周书》和《商书》;“《左氏》浮夸”,浮夸是指《左传》记事详尽丰富,文字有文学性;“太史所录”,指司马迁的《史记》;“子云、相如”,指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辞赋。

6.出自《进学解》的成语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业精于勤、含英咀华、动辄得咎、同工异曲、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爬罗剔抉、估屈聱牙等。

张籍,《秋思》七绝。思乡怀亲句:“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王建:《水夫谣》1.中唐诗人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有《水夫谣》《老夫采玉歌》《轻肥》。

2.诗以及时人称作直接叙述。水夫,即纤夫,指所从事的劳作是拉纤。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1.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州郡司马,十年后重被起用。柳宗元、韩泰、韩哗、陈谏、刘禹锡分别改官柳州、漳州,汀州、封州、连州的刺史。这首诗就是作者于宪宗元和十年夏初抵柳州时所作。柳州:今广西柳州市;漳: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汀: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封:封州,在今广东省封开县;连:连州在今广东省连县。

2.诗的主旨:抒发诗人迭遭打击、被贬遐荒的忧愤,同时表达了对同道者的怀念和聚合无期的惆怅。

3.“惊风乱飐芙蓉水”赋中兼有比兴;“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寓意前途茫茫,愁肠九转,抑郁难解。

4.“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的寓意的手法:写眼前现实,寓有作者遭受迫害打击,忧伤时事、处境险恶的政治感慨。惊风、密雨表示黑暗势力;乱飐、斜侵表示横遭打击;芙蓉、荷花、薜荔、香草比喻君子、贤者,即柳宗元及其同道。赋中运用比兴手法。(简)

5.“百越文身地”的意思:百越即百粤,五岭以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文身,身上刺花纹,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百越文身地”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作者柳宗元的人格化身。

《捕蛇者说》揭露“苛政猛于虎”。得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结论的着名作品是《捕蛇者说》。

《始得西山宴游记》1.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着名篇章,也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的名篇,为“永州八记”之首。西山:今湖南零陵县西湘江外。

2.文章意蕴:以自然山水之美与作者人格之美相互映照,既记叙了游览西山的经过,更突出了作者在游览中获得的精神感悟,体现出作者在革新失败、身受贬谪后依然坚持特立独行的思想品格,使这篇山水游记的意蕴深化而具有了一定的思想价值和人格力量。(简)

3.“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的含义:高山与小土堆绝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暗喻自己的品格不能与反对革新的官僚政客妥协。

4.“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表达作者怎样的感受:似乎邀游于无边无际的天地宇宙之间,与浩渺广大的自然之气合而为一,沉浸大自然之中,精神的升华,人格的净化。

5.“心疑形释,与万物冥合”的含义:意指精神专一,忘掉自我,似乎与万物相融合。这是作者游西山的感受,陶醉自然之中,西山体现了自己的品性与人格。

《小石潭记》最能代表柳宗元山水游记善于体物的特色。

《段太尉逸事状》1.柳宗元人物传记中的代表作。状是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段太尉,名秀实,字成功。

2.作者写本文的意图:这篇文章是柳宗元写给当时在史馆任职的韩愈修史时作参考的。

3.作品中段太尉以勇气制服的人是郭曦;以仁义打动的人是焦令谌。

4.本文写了哪三件逸事,分别表现了段太尉怎样的性格:勇服郭曦——刚勇;仁愧焦令谌——仁义爱民;节显治事堂——节操。(简)

5.作品主要人物:白孝德、焦令谌、郭曦、朱泚。

6.与殷秀实形象作对比衬托的人物:白孝德、焦令谌、朱泚。

《种树郭橐驼传》1.驼,这里指驼背。文体特点:本文兼有传记文和寓言特点。

2.本文主旨,即作者的观点:文章形象地表明了作者在永贞政治革新中的重要政治观点:与民休息,不可生事扰民。

3.本文说理采用类比和对比的方法:将种树类比治民,用种树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类比治民应“顺民之天以致民之性”;又将郭橐驼与“他植者”在种树的态度 、方法及结果方面进行对比。简明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简)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1.七律,怀古诗。西塞山:今湖北大冶县东,三国晋、吴水军在此激战。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所以集子以官职命名,为《刘宾客集》。

2.怀古史实:西晋灭亡东吴,表达诗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的深刻见识。

3.“王濬楼船下益州”,王濬生活在西晋。

4.“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用铁链修成拦江工事;一片句指东吴投降。

5.本诗的意旨,即表达的思想:结合形势借古讽今:一是警告藩镇割据势力,切勿依据山川形势而划地为王。一是提醒朝廷应居安思危,切勿骄奢淫侈,蹈六朝覆亡的故辙。显示出深沉的忧患意识。(简)

6.分析诗两相映照的艺术表现手法:描述史实彼此映照,写出了交战双方的攻与守、强与弱、胜与败,虚实相间,笔致洗练。“下”“收”“沉”“出”四个动词的运用,气象生动。后四句生发议论,对六朝兴废作了高度概括,借古鉴今,言简意骇。(简)

7.诗中怀古所用的对照手法:“怀古”即写历史事实。本文运用对照手法。西晋凭实力,金陵仗“王气”;东吴用千寻铁锁设防愚蠢,王濬一举摧毁有方;王濬势如破竹,胜券在握,金陵降幡出迎,国破家亡。

8.“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含义:人事沧桑,社会变动,六朝的兴废盛衰,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纷繁复杂,令人伤感。而自然永恒,西塞山与长江亘古如斯,它们是历史变迁发展的见证。

《乌衣巷》1.本篇为《金陵五题》第二首。“乌衣巷”指金陵城内的街名,是东晋有名的世家大族王、谢居所。

2.本文主旨:表现对世事多变、荣辱无常的感叹,揭示豪门大族的荣耀不可能持久。

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含义:世家大族已经烟消云散,燕子可作见证,它们现在飞入百姓家了。权势不会永恒,百姓才会长存。(简或选)

4.分析本诗以小见大、以景物暗示沧桑之变的手法:(1)以“朱雀桥边”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作侧面烘托,暗示昔日繁华已经去尽。(2)以小小燕子由当年王、谢之堂“飞入寻常百姓家”垒巢筑窝,沧桑之变、荣辱不定,富贵终难长保。(简)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1.白居易,字乐天。“酬”即酬答,是以诗回赠的意思。

2.“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指什么:刘禹锡在唐宪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出京,先后在湖南、四川等地担任官职,因为被贬外任,所以称“凄凉地”;时间将近二十三年,被朝廷放逐,故称“弃置身”。

3.“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闻笛赋”典出晋人《思旧赋》:“烂柯人”典出《述异记》。

4.“闻笛赋”“烂柯人”的含义:晋人向秀经过亡友嵇康、吕安旧居,听见邻人吹笛,因而写了《思旧赋》;晋人王质入山打柴,观人下棋,局终发现手中斧柄已烂,回到家里才知已经过了百年。

5.“到乡翻似烂柯人”指暮年返乡,恍如隔世;“怀旧空吟闻笛赋”指怀念老朋友。“烂柯人”是神话传说。

6.“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含义:(1)原意为自己是沉舟、病树,别人欣欣向荣,不停前进。(2)隐含的哲理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新生的事物胜过旧的,不断发展,不停向前。(简或选)

7.“今日听君歌一曲”,“君”指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

《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一首咏物送别之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作者是白居易。

《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系旨归所在,“卒章显其志”,出自《轻肥》。“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内臣”指宦官。

《长恨歌》1.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被誉为古代长篇歌行中的绝唱。表现李、杨悲剧故事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四段:及时部分写李、杨会合的经过及李对杨的无比宠幸;第二部分写因变乱爆发贵妃殒命,玄宗伤痛不已;第三部分写李重归长安后对杨的无限思念;第四部分写道士找到杨妃及杨对李的忠贞不渝之情。两句点明“长恨”题旨。

2.对《长恨歌》主题的看法:对《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讽谕说。认为长诗主要是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荒淫误国。二是爱情说。认为主要是表现唐明皇和杨贵妃生死与共、忠贞不渝的爱情。三是双重主题说。既表现李杨爱情,又包含讥讽。其实《长恨歌》中李杨形象并非等于历史上的李隆基与杨玉环,这是白居易的艺术创造。从诗中看,前半略有讥刺讽谕,但全诗是对李杨爱情的歌颂,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

3.艺术特点:完整的故事性和哀婉的抒情性相结合。

4.以汉喻唐的诗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5.“上穷碧落下黄泉”中的“碧落”指天上。

6.“兄弟姐妹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指什么:杨贵妃受宠,一家人封官进爵,封有虢国夫人、韩国夫人,杨国忠为丞相。

7.“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所指何事,这样写有何深意: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安史之乱起。唐明皇、杨贵妃不能再在华清宫轻歌曼舞尽情享乐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荒淫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又打破了他们的享乐,互为因果。

8.李隆基、杨玉环的形象:李隆基早先沉迷逸乐,晚年对杨玉环苦苦相思;着重描写杨玉环的美丽身姿和登临仙境后仍对李隆基忠贞不渝。(简)

9.《长恨歌》写景状物表现人物心理感受、景中蕴含抒情的诗句有“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迟迟钟鼓初长夜,耿歌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10.《长恨歌》讥刺李、杨的诗句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琵琶行》1.行:乐府歌辞的一体,称为歌行。自居易创作《琵琶记》时正在江州。作品主旨:抒写沦落天涯的牢骚困顿。

2.本诗可分四个部分:及时部分从江边送客、偶闻琵琶声写起,引出琵琶女,点明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第二部分通过对琵琶女弹奏乐曲的精心描摹揭示其“幽愁暗恨”的内心世界;第三部分写琵琶女自诉身世;第四部分“我闻琵琶已叹息”,抒发作者的感慨。(简)

3.作品中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因为琵琶女自悲身世,轻易不愿见人,因此迟迟而出,犹抱琵琶,不情愿见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是因为内心痛苦。

4.“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诗中起什么作用:联系琵琶女与诗人,由琵琶女的身世之感过渡到诗人的迁谪之感。(简或选)

5.作品三次写到月光的作用:(1)“别时茫茫江浸月”,主客分别时凄凉气氛;(2)“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声余音袅袅,弥漫江上,听者举目窗外,沉醉其中;(3)“绕船月明江水寒”,表现老大嫁做商人妇后的凄凉寂寞。(简)

6.诗中写了三次琵琶演奏:及时次,诗人江边送客所闻,“忽闻水上琵琶声”;第二次是“移船相近邀相见”,从调弦到完整的演奏一曲。琵琶女在乐曲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第三次演奏,“莫辞更坐弹一曲”“凄凄不似向前声”。突出效果是“满座重闻皆掩泣”“江州司马青衫湿”。三次不重复,有详有略,剪裁精巧。

7.诗人自诉“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有何特点:只讲听不到动人的乐曲,绝不涉及被贬原因及政治感受,这是为了避免嫌疑,又是紧扣诗题。(简或选)

8.琵琶女与诗人的共同感情体现在哪些方面:琵琵女受人摒弃与作者遭贬类似;琵琶女独守空船、郁积于心与作者身处穷乡、牢骚困顿相契合。(简)

《钱塘湖春行》1.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2.表现西湖早春景色的诗句:“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简或选)

3.作品中“行”的特点即如何表现移步换景:“孤山寺北 贾亭西”“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元稹:《连昌宫词》这首七言歌行体的长篇叙事诗以对话体的形式,探索安史之乱前后的兴衰原因。

李贺:《老夫采玉歌》反映民生疾苦,作者为中唐诗人李贺。

《雁门太守行》1.乐府旧题,诗人采用“印象联缀”式的结构方式。诗歌始终没有正面描写作战情况,而是通过色彩、视听将感受最深的事物印象表现出来,造成浓烈的气氛和显着的心理效果,但正由于过多省略了过渡和关联,使人不易把握住整体的思想脉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简)

2.本诗设色浓重、色彩艳丽的语言特色:黑、金、燕脂、紫、红、白(霜),几乎句句设色,浓妆艳抹,色彩浓烈。

3.“燕脂”,即胭脂,这里指地上的血迹;“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贤士;玉龙:指宝剑。及时句明君礼贤下士,后一句贤者为知己者死,相对成文。

《李凭箜篌引》引:乐府诗歌体裁名。本诗与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同为唐诗中描摹音乐的名篇。

杜牧:《过华清宫》1.咏史诗。华清宫在陕西临潼骊山上。“一骑红尘妃子笑”:“妃子”指杨贵妃。

2.《过华清宫》的主旨:揭露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骄奢淫侈。联系唐玄宗大兴土木、沉湎声色的现实背景,杜牧此诗亦有讽喻当局之意。

3.“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艺术特色:(1)对照鲜明。(2)隐含讥刺。(3)发人深省。

《泊秦淮》1.七绝。作品主旨:表现诗人对国事危迫,朝廷上下却依然醉生梦死的深重忧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早雁》是一首咏物诗,反映民生疾苦,作者杜牧。

3.在一句之内望文见义的诗句是“烟笼寒水月笼沙”。

4.作品用了什么典故,抨击矛头指向何人:(1)“后庭花”即南朝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之典故。(2)矛头指向在国运衰颓中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商女听命于达官贵人而歌)。(简或选)

《阿房宫赋》1.可视为宋代欧阳修、苏轼文赋的先声,讽谕晚唐皇帝唐敬宗。

2.诗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

李商隐:《安定城楼》1.这是一首登临述怀之作,即咏怀诗。

2.作品主旨:抒发诗人有志用世、功成身退的意愿却怀才不遇、抱负成虚的哀伤,真实地反映了诗人怀抱利器却寄人篱下、无所作为的痛苦心情。(简)

3.作品中所用典故表示功成身退的诗句是“欲回天地入扁舟”。

4.“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的用典及所表达的心情:(1)以贾谊为国事而流泪但不被朝廷重用,表达自己满腹经纶而应试不中。(2)以王粲避乱至荆州失意作《登楼赋》,表达自己寄居岳父王茂元泾州幕中的郁郁不得志。

5.“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用典及含义:(1)典出春秋时范蠡功成辞官乘扁舟泛五湖。(2)含义是自己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泛舟归隐。

6.“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鹅雏竟未休’所用典故出于何书,诗人用它表达什么意思:(1)典故出自《庄子》。(2)表达无意区区利禄,但自己高尚的情操却不为世俗理解。

《无题》1.诗以“无题”命篇起自李商隐。

2.诗的情感内容,熔铸着刻骨铭心的相思之苦和深沉执着的追求之情。

3.作品中与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同样写法的诗句是“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4.作品中运用神话传说的诗句是“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蓬山:蓬莱山,仙山,这里借指对方住处;青鸟;传说中西王母身边传递信息的神鸟,这里借指信使。

5.作品中运用比兴手法的诗句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6.作品中运用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的诗句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7.“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了哪些艺术手法,为什么广为流传:(1)比喻,谐音、对偶。

(2)不限于爱情,体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事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简或选)

8.“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是设想对方,从对面写起,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既写出对方对诗人的深切思念,又表现出诗人对对方的一往情深。

《马嵬》1.主要内容写唐明皇与杨贵妃。作者李商隐。马嵬:今陕西兴平县。

2.“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上下作对比。

《锦瑟》七律。锦瑟:绘饰华美之瑟。瑟:古代一种乐器。本诗主题:晚年回顾往事。

温庭筠:兼工诗词,诗与李商隐齐名,世称“温李”。

《梦江南》1.此词属“代言体”,即以男子而写女性的闺阁之愁。词的主旨:本篇写女子的相思之苦。

2.“过尽千帆皆不是”在刻画女子心理活动上的妙处:表现情感起伏波动,由热切企盼到一再失望、耐心等待、终于绝望的心理过程。

3.“斜晖脉脉水悠悠”情景结合的特点:寄情于景,表现了空阔的意境,拓展了读者的视野,给人以情思荡漾、空中传恨的感觉。夕阳西下,江水悠悠,情思绵绵,深远无尽。

聂夷中《伤田家》:聂夷中是晚唐诗人。这是一首感伤农民苦难的作品。

杜荀鹤:《山中寡妇》1.这首七律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山中寡妇的悲惨生活,揭露了晚唐时期敲骨吸髓的赋役剥削。(简)

2.本诗的认识意义:通过山中寡妇的悲惨生活,深刻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人民无以为生。

3.“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在全诗中的作用:点明题旨,深化题旨。

李朝威:《柳毅传书》1.唐代传奇,人物形象有:柳毅、龙女、龙君、钱塘君等。

2.《柳毅传书》是一篇深含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通过柳毅传书等一系列情节描写了柳毅和龙女的爱情故事。

韦庄: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冯延巳《谒金门》: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五代词作家冯延巳为“开北宋一代风气”的人物。

2.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出自冯廷巳《谒金门》。

李璟:《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认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是李煜。

《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咏叹自悲身世之情的诗句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又》中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出自李煜词《又》。

《虞美人》1.这是一首抒情词,写在李煜亡国被俘后,抒发了他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

2.“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指南唐。李煜是南唐后主。南唐被北宋灭亡,李煜投降,押解汴京囚禁,他思念已经失去的南唐王朝。

3.“雕阑玉砌”“朱颜”各指什么:“雕阑玉砌”指南唐皇宫中玉石镶砌,画栋雕梁的宫殿建筑;“朱颜”,红润的脸色,指李煜自己(一说指从前的宫娥)。(简或选)

4.作品中以水喻愁的名句及比喻的艺术效果:(1)名句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2)效果:①形象性强。抽象无形的愁绪成了有形的具体的物象。②表明愁之多之深之长

古代文学论文:秦汉部分古代文学的论文

李斯:《谏逐客书》1.这是李斯写给秦王(统一六国后称为始皇)的奏议书。秦王适时正驱逐客卿,李斯写了这封谏书,秦王被说服,立即废除逐客令。

2.作品开头即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也”。列举的秦国着名客卿有: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该文列举广招客卿而富国强兵的秦国四代君主是:穆公、奏孝公、秦惠王、奏昭王。

3.《谦逐客书》中“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中的“黔首”指百姓。

4.《谏逐客书》中的“书”与《与陈伯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报任少卿书》的“书”不同,为奏议书。

5.评说李斯认为逐客错误的主要理由,即如何说明逐客之非的:(1)列举史实,说明客卿使秦国富兵强。(2)秦王所爱声玩好尚且取之它国,为何人材倒不能用别国的呢?(3)逐客是削弱自己、有利敌国之举。(简)

6.分析本文正反对比、利害并举的论证方法:重于正面评说,略于反面推论,点到即止,一正一反,对比强烈,是非清楚。如及时段列举四代君主任用客卿富田强兵的事实。然后用“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田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十分醒目,发人深思。(简)

贾谊:《过秦论》1.《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均上奏汉文帝。

2.《过秦论》属史论体。结句拟括全文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3.《过秦论》中“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的“山东”指崤山以东。作品描写陈涉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等,文采飞动,极有感染力。

4.《过秦论》“当是时,商君佐之”,商鞅辅佐的是秦孝公。

5.《过秦论》中“过”的意思是:指责过失(即指出过失)。

6.《过秦论》的题目含义及作者写作意图:(1)题目意为论说秦朝的过失。(2)是为了总结秦王朝兴衰胜败的历史教训来作为汉王朝的前车之鉴,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记取历史教训,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简)

7.《过秦论》的结论是什么,作者如何提出这一结论的:(1)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用层层对比的手法叙述历史事实,秦的发展,登峰造极而迅速覆亡。(简或选)

8.分析《过秦论》所用的对比手法及时突出主旨的作用:(1)秦统一之前秦与六国诸侯比;秦统一后登峰造极与一介戍卒陈涉起义比;陈涉力量与六国诸侯比;秦统一前与统一后声威、力量比。(2)凡此,均更加深刻地说明秦国灭亡主要在于自身不施仁义,发人深省,使文章更具说服力。(论述)

9.《过秦论》以主要篇幅历述秦之强盛,却转入写秦亡而得出结论,这样写的好处是:欲扬先抑,对比强烈,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10.语言特色:文中多用铺叙排比的句式,如“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这种气势和句式,都使人读起来感觉大气磅礴,文采飞扬,非常酣畅。(简或选)

晁错:《论贵粟疏》1.这是晁错上给文帝的奏疏,选自《汉书·食货志》。主要论说以粮食为贵的道理:“饥寒至身,不顾廉耻”,要重视农业生产。

2.《论贵粟疏》从正反两面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提出了当时可行的具体措施。明君要“贵五谷而贱金玉”,国家要“损有余补不足”。

司马迁:1.《史记》是我国及时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3000多年的历史。

《史记》中用于记述帝王事迹的是“本纪”。

2.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史记》,是我国及时部传纪文学,代表汉代文学的较高水平。

《报任少卿书》1.本篇是书信。任少卿,作者的朋友,名安。任安受牵被腰斩,曾写信向司马迁求援,司马迁作此书回报。信中,作者自述了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以及为着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这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提出了“发愤着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论点。

2.提出“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成为“发愤着书”理论的是司马迁。(见《报任少卿书》)

3.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创作目的在于成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事业。

4.书中与“身残处秽”同义的句子是:“大质已亏缺矣”。

《项羽本纪》1. 这是《史记》人物传中具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作品对项羽的坑秦卒、烧秦宫、屠咸阳、烹说者只轻轻带过,主要歌颂其作战的勇猛,同情其不幸结局。

2.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意思是学了兵法,可以抵挡万人。

3.秦始皇出巡,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之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分析两人的不同性格:(1)项羽与秦有仇,出身贵族,有大志,锋芒毕露;(2)刘邦出身平民,艳羡心理,有大志,性格略委婉。

4.《项羽本纪》(节)中的主要情节:项羽小时学书学剑故事;钜鹿之战(破秦救赵的一次战斗,斩杀宋义、击破秦军、威震诸侯);鸿门宴(项羽入关后与刘邦的一次交锋,由项羽入关受阻、项伯报信、鸿门晏饮,刘邦脱身构成);垓下之围(叙写项羽结局,由别姬、东城决战、自刎乌江等情节构成)。

5.《项羽本纪》中的成语:披坚执锐、破釜沉舟、从壁上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劳苦功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羞见江东父老。

6.以“鸿门宴”为例,分析刘、项两方一些主要人物的个性:范增深谋远虑,对刘邦极为警惕,能审时度势;刘邦工于心计,能言善辩;樊哙忠心耿耿,率直豪爽;张良有情有义,胸有成竹。(简)

7.“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常以身翼蔽沛公”者为项伯。

《魏公子列传》本文选自《史记》。魏公子即信陵君,姓魏名无忌,战国时代着名的四公子之一。表现了他窃符救赵的壮举。为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献计并自刎的人是侯生,即侯赢。

班固:1.《汉书》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经多人之手成书。班固死前只写出《汉书》的大部分篇章,其妹班昭在马续协助下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名着。

《苏武传》1.《苏武传》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父名苏建,因军功封侯,苏武的传记附在他的传后。作品略写苏武出使匈奴、归汉等,而对卫律逼降、李陵劝降以及苏武卧雪牧羊剐重点详写。

2.《苏武传》是《汉书》中写得极为生动、富有文学性的一篇,也是充满爱国精神的佳作。

3.《苏武传》中以人情感化劝降的是李陵,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手段逼降的是卫律。

4.《苏武传》中“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北海”指今贝加尔湖。

5.比较卫律和李陵两个降将的思想感情的差异:卫律死心塌地投敌,满足一时的富贵荣华,一幅叛臣嘴脸;李陵计较个人恩怨,置民族大义于脑后,但内心尚有愧,面对苏武,痛苦而泣。(简)

6.以苏武回答李陵的劝降分析苏武的思想境界,即苏武形象:满腔爱国之情,坚持民族气节,不以个人恩怨为转移,绝不贪图功名利禄。(简)

7.分析文章善于以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一般情况只作简要交待,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对卫律的逼降和李陵的劝降以及卧雪牧羊等,则作为重点加以详写,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刻画,使苏武的形象鲜明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简)

8.典故“鸿燕传书”出自《苏武传》。常惠叫汉朝使者对单于说:“皇上在上林苑射猎,射中一只雁,雁足上系着用绸子写的信,上面说苏武一行人在某个大泽里。”

张衡:东汉着名的天文学家和文学家。诗用比兴手法,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雪纷比小人。

《四愁诗》1.张衡《同声歌》《四愁诗》在五、七言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四愁诗》是骚体诗,但不是对屈原作品的刻板模拟。它是中国诗史上较早的七言诗试作。最早录此诗的是《文选》。所思:是心中思念的人;太山:即今山东泰安的泰山。本篇写怀人愁思。

汉乐府:1.乐府原指音乐机关。“汉乐府”是汉代的乐府诗。叙事性是汉乐府的基本艺术特色。

2.乐府负责采集民间歌辞予以配乐以供演奏之用起于汉武帝。根据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分类,汉乐府大抵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之中。汉乐府在形式上采用杂言和五言,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色的新诗体。其中特别是五言为汉代民间首创,后经文人加工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陌上桑》1.叙事诗,叙述太守调戏采桑女子遭到严正拒绝的故事。

2.分析采桑女子秦罗敷的形象:美丽,勇敢、坚贞;聪明机智,能说会道。(简)

3.通过夸饰秦罗敷的服饰和用具之美以及观者的反应,侧面描写其美貌,以人物对话入诗。这是民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这种写法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也给诗歌增添了几分喜剧气氛。

4.“夸夫”对丰满人物形象和增强诗的喜剧意味的作用:表现罗敷的聪明机智,能说会道;揭露了封建官僚害怕上司的心态,增添了几分诙谐色彩,增加了喜剧性。(简)

《平陵东》汉乐府叙事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把小黄牛卖掉来凑钱赎身。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1.这是古代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

2.“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借孔雀起兴,预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

3.主题思想:通过刘兰芝、焦仲卿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讴歌了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寄托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简)

4.主要情节和结构方式:(1)全诗共分四段:及时段辞归,第二段送别,第三段逼婚,第四段殉情。(2)采取双线推进的方式: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之间的关系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组成,并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诗中多用照应手法,体现了结构的细密。(简)

5.以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为例,分析此诗善以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通过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刘兰芝的外柔内刚,焦仲卿的懦弱无奈,焦母的专横,刘兄的势利,都通过他们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简)

6.“兰芝辞别”与“太守迎亲”的作用:“兰芝辞别”表现兰芝性格坚强,不在婆婆面前露出惊慌与悲伤;“太守迎亲”反衬兰芝不慕富贵荣华,忠于爱情。(简)

7.焦母指责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兰芝针锋相对回答“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8.《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兰芝点明悲剧原因是“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9.此诗通过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

10.诗末段景物描写的象征意:刘、焦墓地梧桐松柏枝叶交相覆盖,鸳鸯双双日夕和鸣,象征着男女主人公贞洁爱情的不朽,表达了作者对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可贵精神的赞颂和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简)

古诗十九首:1.产生的年代是东汉。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内收录有无名氏古诗多首,题为《古诗》。

2.《古诗十九首》艺术形式上多用五言,善用比兴寄托,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其艺术成就确是文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

《行行重行行》1.表现思妇怀念远行丈夫的缠绵情感;“衣带日已缓”表示思妇相思之苦;“浮云敝白旦”比喻思妇对在外丈夫的挂念和猜疑。

2.与“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哀郢》)含义和表现手法相同的是“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为比兴语,托物寓意,受到历代好评。北方的马总是依恋北方,南方的鸟总是在朝南的枝条上筑巢,表示人们总是怀念故乡。

《迢迢牵牛星》1.借织女思牛郎的神州故事,写女子离别相思之情。是最早比较完整的以牛郎织女故事为题材的诗篇。

2.《迢迢牵牛星》中“终日不成章”句运用了出自《诗经》的典故。

3.《迢迢牵牛星》中的叠字及意思:迢迢——遥远的样子;皎皎——明亮的样子;纤纤——纤细柔长的样子;札札——织机声;盈盈——水清澈的样子。表达感情色彩的叠字是“脉脉”。叠字互相呼应,形成和谐回荡的节奏,增强了音乐美。(简或选)

《西北有高楼》此诗空中送琴,描摹琴声,缥渺空灵。“清商随风吹,中曲正徘徊”。(清商,乐曲名,流行于汉代)

作者: 游心 日期: 2005-9-23

魏晋南北朝部分

概况: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史上光辉夺目的一章。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而形成“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曹丕《燕歌行》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

曹操:1.《步出夏门行》乐府旧题。选一、四两章《观苍海》《龟虽寿》。

2.中国诗史上现存最早的描写山水的佳作是曹操《观苍海》。《观苍海》借景抒情,情景交融。《龟虽寿》以喻说理,理趣相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土暮年,壮心不已”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烈士”指胸怀壮志的人。

《短歌行》1.乐府旧题。主要内容:感慨未能早日建功立业,渴望贤才辅佐。

2.“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酒的代称。

3.“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比喻求贤之思不绝。比喻理想可望而不可及。

4.“周公吐哺”用周公的典故,表达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虚心待贤,使天下贤士归心。

5.“青青子衿”“呦呦鹿鸣”句为《诗经》成句应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意为思念贤才,渴望来归;“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为来归之后盛情礼遇。

6.《短歌行》表达的思想感情,即如何理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人对人生短暂的深沉感慨是担忧功业无成,是要珍惜光阴,想趁有生之年招纳贤才,以完成统24小时下的大业。(简)

7.引用《诗经》成句表达的意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表达对贤才的殷切期待之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表达求贤既得,尽礼娱宾。(简或选)

8.“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所用的手法及其喻意:用得是比兴手法。以生动的乌鹊南飞的形象比喻当时贤者四处奔走,流露出诗人唯恐贤者不来归附的深深焦虑。(简或选)

曹丕:《燕歌行》 1.乐府旧题,原为燕地音乐,后来曲调失传。它是我国现存及时首完整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作者曹丕。

2.“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出自曹丕《燕歌行》。

3.诗的主要内容:写一个女子深切怀念客居远方的丈夫。其中运用了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星汉”指银河。

曹植:《白马篇》1.一作《游侠篇》,以首二字名篇,是曹植自己创造的乐府新题。作品以铺叙的手法热情赞美边塞游侠儿的武艺高超、勇敢机智和忠勇爱国。

2.《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乐府诗,写于曹丕即位之前。诗中的侠儿形象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赠白马王彪》并序 1.作品为谁而作,即写作背景:白马王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曹彪、任城王曹彰同到京师洛阳朝会。曹彰暴死京都。七月,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想同路东归,以叙友情,但监国使者不许,曹植便写此诗以泄悲愤。(简)

2.“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玄黄”指马病;“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句中的死者是曹彰;“年在桑榆间”指人到老年。

3.将曹植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提炼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人是王勃。

4.诗的思想感情:大部分章节抒写兄弟之间的离合之悲和生死之感,但并非全为与曹彪分别而发。诗人感情激愤是自身受朝廷猜忌、压迫的怨愤。透过对谗巧之徒的怒斥,不难体会到诗人对曹丕的怨愤。(简)

5.结构特点:章与章之间用首尾相接的辘轳体(顶针)形式加以蝉联。(简)

6.“鸱枭”“豺狼”“苍蝇”句指什么?用了何种方法?(1)鸱枭、豺狼、苍蝇喻弄权的、花言巧语的奸邪小人,谗巧搬弄是非的小人。这些坏人造成了兄弟失和、骨肉疏远。(2)用比兴手法。(简或选)

《吁嗟篇》1.曹植后期诗作,为咏物诗。诗中作者以“转蓬”(随风漂荡的蓬草花)自喻,写因封地屡次迁徙,生活飘泊无定,发抒“宕宕当何依”的感叹和“长去本根逝”的悲哀。如沉痛抒情诗句“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

2.分析本篇通篇名为咏物,实为咏怀的比兴手法:通篇运用比兴。(1)“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表达诗人宁愿毁灭,不愿飘飞,沉痛呼号的情感。(2)诗中的“转蓬”系诗人自喻,转蓬飘泊无定的景象正是诗人迁徙不定的生活际遇的写照,转莲的悲辛也正是诗人的痛苦。

《洛神赋》1.洛神相传是宓羲之女宓妃,溺死于洛水而为洛水之神,谓之洛神。本篇写的是以纯洁深挚的感情为基础的人神相恋的故事。不同于《湘夫人》(写配偶神之间的约会与期盼)。

2.《洛神赋》是受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启发而创作的,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写人、神恋爱。

3.“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形象,表达了曹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反映曹植“君臣不得遇合,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心情。

诸葛亮:《出师表》1.又名《前出师表》,此表为诸葛亮于公元227年驻军汉中准备北伐时所上。

2.《出师表》与《谏逐客书》属于同一文体,为奏疏。

3.“营中之事,悉以咨之”的“之”是指向宠。向后主推荐向宠掌管“营中之事”,郭攸之、费祎、董允掌管“宫中之事”。

4.成语“作奸犯科”“三顾茅庐”“妄自菲薄”出自《出师表》。

5.分析《出师表》第三段陈述心曲真情洋溢的特点:表明个人情志,充满感情色彩。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略的回顾,突出对刘备的知遇之感和对蜀汉朝廷的忠贞不渝。披肝沥胆,痛切陈说,十分感人。(简)

6.主要内容,即向后主刘禅提出哪些要求:国家正处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后主应尊贤纳谏,执法公正。远离小人,修明朝政,使文武大臣各尽其职以兴复汉室。(简)

7.多次提及“先帝”的原因和作用:文中十三次提到“先帝”,表达了对刘备的深切怀念和忠贞感情。这样写也在激励后主,给以帮助,切望他真能继承、光大刘备的遗业。(简)

李密:《陈情表》为奏疏。1.“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伪朝”指蜀汉,“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圣朝”指西晋;“死当结草”,“结草”指报恩。

2.《陈情表》形成的成语有:“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

3.形象生动的语言艺术:语言形象生动。用“茕茕独立,形影相吊”形容孤苦;用“急于星火”形容情况紧急;用“狼狈”形容进遇两难;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形容祖母刘氏生命垂危。(简或选)

4.分析《陈情表》以情动人,委婉陈辞的特点:(1)开端概括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幼年父死母嫁,缺亲少故,自己体弱多病,孤苦零丁,只有与祖母相依为命。(2)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在朝廷征召下进退两难的境地,申诉自己矛盾委屈的心理打动人心。(3)接着在陈情的基础上说理表态。以实际情况而言,忠孝可以两全,先尽孝后尽忠,尽孝日短,尽忠日长。合情合理,令人感动。(简)

王粲:“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较高。

《七哀诗》1.是乐府歌辞,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关系。

2.写作的时代背景:这首诗作于初平三年。当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抢掠。王粲不得已离开长安往荆州避难,在悲痛的氛围中与亲戚朋友识别。

3.“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泛指战乱造成的惨象,与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同为反映时代真实的名句。

4.写下“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诗句的诗人是王粲。

5.分析诗中“母亲弃子”的描写:细致描写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可悲事例。母爱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感情,慈母弃子,乃是感情的扭曲。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时代的动乱。战乱不息,生灵涂炭。

6.《七哀诗》中“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本诗运用《诗经·曹风·下泉》之典。作者登上霸陵,思念汉文帝时代的太平盛世,体会到《下泉》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明主拯救世乱的愿望。(简或选)

《登楼赋》1.所登之楼或指当阳城楼,或指荆州城楼。从赋中所写地理环境看,应为麦城城楼。

2.抒发了乡土之思和怀才不遇之感,是魏晋抒情小赋的名作。

3.《登楼赋》所用的铺叙手法:赋中铺叙登楼所见白天丰饶的原野,傍晚的萧条景象。不枝不蔓,且都适应抒情的需要。前者引出对故乡的怀念,后者强化忧伤情怀。(简)

4.《登楼赋》典故的含义和作用:(1)昔尼父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孔子在陈绝粮。曰:归欤,归欤,借此表示希望返回故乡。(2)“钟仪幽而楚秦兮,庄舄显而越吟。”钟仪被俘,操琴仍演奏祖国——楚国乐曲:庄舄在楚任职,病中呻吟仍是祖国——越国的方言:表示怀念故乡之情始终不变。(3)孔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侧”:表示徒有才能而不被任用,徒有修身洁行、怀才立德而不被任用。(简或选)

5.《登楼赋》表现作者积极用世之志的句子是“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惧匏瓜”,意为徒有才能而不被任用;“畏井渫”:意指修身洁行、怀才立德仍不被任用。

6.《登楼赋》运用的手法:铺叙、用典、写景、抒情。

陈琳:陈琳,“建安七子”之一。

《饮马长城窟行》乐府古题。假借秦朝大征民役筑长城的史事,揭露东汉末年徭役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主要艺术特点是成功地运用对话形式,具有生动活泼的民歌色彩。“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阮籍:《咏怀诗》阮籍五言《咏怀诗》现存八十三首。“咏怀”就是长言抒怀之意。

《咏怀诗·夜中不能寐》主旨:“忧思独伤心”,表达忧郁悲伤孤独痛苦的情绪。《咏怀诗·驾言发魏都》全篇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为书信休散文,作者嵇康。山巨源:山涛,与嵇康同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后来能坚持隐退而依附司马氏集团。他想荐举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嵇康遂写了这封有名的绝交书表示坚决拒绝。嵇康因此被杀。

左思:《咏史》1.作者左思。借史事抒发怀抱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2.《咏史》(弱冠弄柔翰)“作赋拟于虚”句指《子虚赋》的作者是司马相如。

3.《咏史》(郁郁涧底松)典故:“金张藉旧业 ,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金张”是西汉人,两家子孙凭祖先功业,世代都做过大官。冯公指冯唐,汉文帝时人,才能出众。金张与冯公对比,揭露庸才盘据高位,英俊屈居下属。

4.《咏史》(郁郁涧底松)主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对西晋门阀制度压抑。埋没人才的愤慨不平。

5.说明“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喻意:世家大族凭藉出身高贵而窃居高位,阻挡了才士贤者施展抱负的机会。“涧底松”比喻才高位卑的寒门贤士。“山上苗”比喻才拙位高的世族庸才。(简)

6.全诗全用对比,松与苗、世胄与英俊、金张与冯公。

刘琨:《重赠卢堪》作者刘琨。这首诗是拘系之中写给他原先的僚属卢谌的。因先前已有赠诗,所以此题作“重赠”,希望卢谌以先贤为榜样,完成救国的使命。

葛洪:《画工弃市》小说写王昭君出塞的故事。以为昭君出塞的原因是画工作祟。

陶渊明:《归园田居》1.共五首,写于辞去彭泽县令归田的次年,为田园诗,是陶渊明的名作,对后世山水田园诗影响深远。

2.《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主旨:回归田园,脱离仕宦羁绊,官场污浊,摆脱了尘俗杂事,生活悠闲,心情愉快。结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与开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呼应,揭示主旨。

3.诗中运用的比喻及其含义:(1)“尘网”“樊笼”比喻的含义:尘世(指官场)如罗网;关鸟的笼子(指官场)。表示陶渊明唾弃官场,视官场为害人的罗网、束缚人的樊笼。(2)“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含义:关在笼子里的鸟思恋故林,池中的鱼总是思念原先生活的池塘。以羁鸟、池鱼比喻仕途拘束身心,以旧林、故渊比喻诗人思念的家园。(简)

4.诗人如何用白描手法描写田园风光;第二段,描写田园的宁静风光。有近景有远景,既有清静景象,又有充满生气的狗吠鸡鸣,将平平常常的田园风物絮絮道来,一一展现。

5.《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叙述诗人的躬耕生活和归隐决心。“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愿”指归隐躬耕的愿望.“南山”指庐山。

6.《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富有情趣的优美、表现诗人劳动后喜悦心情的诗句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饮酒》(结庐在人境)1.与“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意思相近的诗句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2.《饮酒》的意旨:乐于隐居田园,在自然风景中领悟到生活的充实和天趣。

3.分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采菊、见山是极平常的动作,但诗人表达了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融为一体的境界。无意见山,心与物遇,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见”是无意而为,不同于“望”。菊花又是高洁品格的象征,采菊表示人品高洁。(简)

4.“此中有真意”,“真意”指真趣。一任自然,万物和谐,恬淡宁静。

《咏荆轲》1.诗的类别与风格:咏史诗。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英勇事迹,抒发了诗人愤恨强暴者的反抗精神,诗人通过人物的行动描写和环境渲染,塑造了不畏强暴、英勇牺牲、具有侠义精神的荆轲形象。具有豪放风格,属于“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中“壮土”指的是荆轲。

2.《咏荆轲》赞扬报答知己,置生死于度外,敢于反抗强暴的精神。

3.《咏荆轲》中的人物有:荆轲、燕丹,高渐离、宋意,豪主指秦始皇。

4.《咏荆轲》“易水饯行”的景物描写有何作用:渲染激昂悲壮的离别氛围;暗示此行失败的结局。(简)

5.“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暗示荆轲此去的结局;“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图穷而匕首现。豪主指秦始皇。

《读山海经》1.写诗人居所的恬静幽美,耕作之余饮酒读书的陶然自得,泛览图书的体会和乐趣。《山海经》,记述古代神话传说和海外异物的书。

2.“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出自陶渊明的《读山海经》,既有拟人写法,又有比兴含意,诗人归田后的欢快心情;“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旨意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相近。

《归去来兮辞》并序1.这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归田时所作。序文叙述了就任彭泽令和弃职归家的原因和经过。辞则叙述归田后的心情和乐趣。归去来兮,即“归去”的意思,“来”“兮”都是语助词。本文属抒情小赋。

2.赋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陶渊明41岁那年担任彭泽令,在任80多天即辞官归田,从此不再出仕。这篇《归去来兮辞》抒写了诗人厌恶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宁愿归隐躬耕,享受田园生活的情怀,反映了他厌恶俗世生活,回返自然的人生观。(简)

3.“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的象征意义:(1)云无心出岫,人无心出仕彭泽令。心为形役迷途知返,似鸟倦飞知还。(2)暮色苍茫中,似孤松而品节自在。(简)

4.文中写道“松菊犹存”“抚孤松而盘桓”,菊与松象征着正直高洁的品格。“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语意双关,“无心出岫”的云象征着自己的误落尘网,“倦飞知还”的鸟比喻作者终于归隐。

5.“请息交以绝游”“悦亲戚之情话”“农人告余以春及”如何理解:息交绝游的对象是达官贵人,所以与亲戚、农人来往,谈的都是真情话(与官场的矫情异)、庄稼话(与专言名利异),表现田园生活的悠闲自在。(简)

6.“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表现作者什么情怀:不愿富贵,不慕神仙,秉性而行,徜徉田园之中。

《五柳先生传》为史传体。五柳先生是虚拟人物,实为作者自况,寄寓了“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清高脱俗的人生态度。

《桃花源记》1.是《桃花源诗》前面的小记。陶渊明提出的理想社会是:没有战乱,没有官府和剥削,人人劳动,丰衣足食。(简)

2.“不足为外人道也”、渔夫复往“不复得路”、刘子骥欲往“未果”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桃花源的理想社会只是虚构的,并不存在。

谢灵运:《登池上楼》1.谢灵运,中国诗史上及时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家。本诗作于永嘉。题中的池是诗人居住的园池,后人称为“谢公池”。

2.此诗除“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二句不作对偶外,其余都是两两相对。

3.作品中意思重复的诗句是“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4.“徇禄反穷海”中的“穷海”指永嘉。

5.诗中多处用典;“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的典故出自《易经·乾卦》:“遁世无闷”表示大德之人避世隐居而无所烦闷;“祁祁伤豳歌”句用《诗经·七月》,表示伤悲之意;“萋萋感楚吟”句用《楚辞·招隐士》,表示伤悲;“索居易长期”“离群难处心”出自《礼记·檀弓》,表示离群索居容易觉得日子长久,难以安心。

6.“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潜虬”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以“飞鸿”句喻奋进高飞、声名远扬的境界。诗人既不能像潜虬,又不能像飞鸿,进退失据,无奈来到永嘉。(简或选)

7.分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的妙处:名句被历来传诵,主要是清新自然,亦由诗人久病初起,即目所见,特感新鲜,故有此敏锐的感觉,感受到了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而无限欣喜。

刘义庆:《世说新语》二则 1.这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笔记小说,由刘义庆和他的门客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凡三卷。

2.《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

3.《过江诸人》反映了士族面对现实而形成的不同态度。一种是感伤颓丧,一种是奋发图强。

4.王徽之是东晋名门贵胄,曾身居显位,又负一时才名。《子猷访戴》描写了他的一个生活片断,表现他的任性放达,是当时名士风度之一。

鲍照:《拟行路难》其二 1.杂言诗《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反映的社会现实:门阀统治下,出身低微的才士仕途的失意和坎坷,内心的苦闷。

2.“弃置罢官去”六句的含义:写弃官闲居的无聊生活。铺叙弃官归家后的家庭日常生活,并非着眼于天伦之乐,而是无可奈何地虚掷光阴、消磨壮志的焦虑。

3.“自古圣贤尽 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孤”的含义是出身孤寒。

《代东武吟》拟乐府民歌体,代即“拟”的意思,代言体即代人立言。东武,泰山下的小山名。此诗假托一个汉代老兵的自白,讽谏当时统治者的刻薄寡恩。

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1.本篇为谢脁山水诗名作,谢灵运和谢脁并称“大小谢”。“京邑”指金陵。

2.开头两句“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融化前人诗句的用意:二句用典分别化用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潘岳《河阳县》“引领望京室”的句子,表达思乡之情。

3.“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历来被人称颂的名句,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对此二句赞美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4.诗篇思想感情:离开故乡(京都)的伤感,对故乡的深沉思念,亦包含向往朝廷任职,施展抱负的感情。(简或选)

5.诗篇景物描写特征:描写春日暮景,色彩鲜明,又极其洗练流丽。尤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想象奇妙,精警工丽,韵致悠扬,是历来被人称颂的名句。(简或选)

丘迟:《与陈伯之书》1.这是一篇优美的骈体书信。陈伯之,齐末为江州刺史,丘迟奉命给投降北魏的陈伯之写信,劝他反正归来,陈果然率兵八千归梁。

2.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驾乱飞。”出自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孔稚珪:《北山移文》1.属骈文。本文假借山灵之口,讽刺周颙一类假隐士的虚伪情态。北山即钟山,今南京紫金山。

2.《北山移文》是六朝骈文中的之作。与此文体相同的文章还有《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3.《北山移文》的拟人化手法:“秋桂遣风,春萝罢月”运用的是拟人化的手法。“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表示钟山神灵文告,声讨假隐士。也是拟人化手法。

4.本文意旨:以山灵的口吻讽刺“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的虚伪,揭露某些封建士大夫伪装清高,实则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简)

5.简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和景象:及时段先写真隐士,再写“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的假隐士,通过对比揭示假隐士的“何其谬哉”;第二段先写假隐士始至时的“风情张目,霜气横秋”,再写朝廷诏书下达后“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深刻揭露假隐士表里不一的虚伪面目;而后再以假隐士出山后“绸缪于结课,纷纶于折狱”的繁忙得意与山林的寂寥悲愤作对比,对假隐士进行谴责。(简)

江淹:《别赋》1.江淹的《别赋》《恨赋》都是抒情小赋中的创格。《别赋》并非抒发自己的离愁别绪,而是对人间种种别离作类型化的刻画。

2.“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出自江淹的《别赋》。

吴均:《与宋元思书》1. 作者吴均。作品属于山水小品,是一篇骈文,多以四字成句。写富阳至桐庐一段富春江的山水景色,抒发作者向往自然、厌弃尘俗的心情。富春江在今浙江省。

2.南北朝时,散文领域也出现了山水游记,北朝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朝多山水小品,以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和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为代表。

郦道元:《三峡》1.选自《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作品所写的季节顺序是夏、春、冬、秋。

2.“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意思是除非正午和半夜,看不到太阳。沿溯:意思是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乘奔御风”中“奔”指马;“清荣峻茂”分指水、木、山、草四种景物的不同特色。

3.《三峡》“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后有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4.本文语言精炼、、富有表现力。如描写三峡春冬之时一段:因急流下滩,雪浪飞溅,故以“素”字饰湍;因潭水澄碧,深沉宁静,故以“绿”字饰潭;以“绝”状山;以“怪”写柏,写出了景物的神韵。(简或选)

5.秋天是渔者的活动和悲叹。“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

6.“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形容三峡秋天的景色;“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三峡山形地势的句子。

7.《三峡》所写各个季节景物的重点:夏天水势浩大,交通断绝;春冬之时“素湍绿潭”,山是“清荣峻茂”;秋天突出“高猿长啸”“哀转久绝”。

庚信:魏晋南北朝文学集大成者。

《拟咏怀》(榆关断音信)1.写作背景:庚信出使北朝无法返回,在北朝虽有高官厚禄,但内心十分悲痛,念念不忘乡国。《拟咏怀》为羁留北周时所作。

2.“枯木期填海”典出《山海经》,意谓南归故国的愿望,就像用枯木填海;“青山望断河”典出《水经注》,由青山断河一样不能再重合,不可能实现了。

3.《拟咏怀》(榆关断音信)如何表达思想感情:以古喻今表现南北断绝的寂寞。“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以闺怨表达故国之思,诗人自比红颜,因思念故国而消瘦,因永远别离而流泪。(简)

《拟咏怀》(日晚荒城上)通篇用对偶,希望战事平息,自己可回故里。

《哀江南赋》1.骈文,庚信代表作之一,写于晚年,所哀的江南故国是梁。写一个朝代(梁)的盛衰。

2.主旨:“悲身世”“念王室”,充满危苦之辞和伤悼之意,情致哀婉,凄楚动人。

3.长于用典,借汉代和亲女子的哀怨表达故国之思,故取《楚辞·招魂》中“魂兮归来哀江南”为题。

南朝民歌:《西洲曲》1.是南朝乐府民歌中的代表作。

2.作品的情感内容:这首抒情长诗以一位江南少女的口吻抒发对江北情郎的无尽相思。

3.“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用的是顶真、比喻和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

4.修辞手法:(1)谐音双关:莲谐音怜,莲子即怜子,暗示爱怜的人。“低头弄莲子”,爱抚所欢:“莲子青如水”比喻所欢的爱情纯洁如水;“置莲怀袖中”表示对所欢的珍爱;“莲心彻底红”喻爱情的成熟。

(2)顶针:“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5.《西洲曲》如何表现季节更替:用人物形象和物候现象表现。如“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春天;“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夏天;采莲、鸿飞——秋天。(简或选)

北朝民歌:《木兰诗》1.这是一首的叙事诗,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十年征战归来,立功不受奖。作品充满传奇色彩,是北朝乐府民歌中的代表作。

2.“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所用修辞手法是排比;“爷娘闻女来”一段所用修辞手法是复叠。叙事简明的事件是十年征战,得胜而归。

3.“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所用的修辞手法是比喻。

《敕勒歌》1.敕勒族民歌。敕勒是中国古代北部的少数民族,它的后裔融入今天的维吾尔族。

2.《敕勒歌》通篇写景,无一情语,语言自然质朴,风格雄壮豪迈。

3.本诗旨意:赞美草原的辽阔和游牧生活的自在。

4.民歌表现的生活场景:大草原的开阔景象,草原人民的生活场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简或选

古代文学论文:求学之路古代文学的论文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

一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24小时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着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着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 《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着。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着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着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着《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着,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着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着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着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着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

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 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着名学者的论着,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着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着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障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

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着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1996.1)

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1989.5)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着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1)。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着《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 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

三

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

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1988.2)、《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及时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着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

《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着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

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着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1988.1)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1995.6)。《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1993.4)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着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4-1997.1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

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1),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着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 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1993.6)。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1994.1)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4)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着,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论文

世人提及“文学史”,可能指的是具体的着作或课程,也可能是相对抽象些的学科,或者知识体系。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置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于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禆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具体说来,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及时,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追问:“从来如此,就对么?”但是,这种“怀疑”与“挑战”,不应该局限于枝节,更不是胡搅蛮缠,而必须是“知根知底”的叩问。文学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存在着某种惯性,依照已有的思路,只能停留在枝节问题的不断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或者称之为“真问题”,又很可能被目前学术界新闻化、随笔化的着述所掩盖。我并不反对学者写随笔,我自己也一直在写。我的意思是说,做学问就不行,必须直面难题--因为那很可能正是成败关键所在,必须扎死寨,打硬仗。能否发现“真问题”,既能取决于历史机遇、个人才情,也与学术史视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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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既然是面向未来,择善而从、直接引进不就得了,何必如此啰嗦?通过与过去对话来获得经验与方向感,比起直截了当的“拿来”,确实是慢了些。为何宁愿下此笨功夫,正是有感于百年中国学界的过于急功近利。流行思路是,走出国门,寻找“近期潮”的理论与方法,套用在自家的研究中。表面上看,走得很快,早就“与国际接轨”了,但实际上一直跟在别人后面。永远的“拿来”,不是好办法,“中国经验”不应该只是研究中的“原材料”。并非主张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而是批评时下流行的西方理论“嫁接”本土经验的研究思路。说得不好听,这是偷懒,目的是“多快好省”,一步抢到最前沿。通过触摸历史来获得问题意识和方向感,没提供任何可以“活学活用”的理论与方法,只能说有长期效应,但无法马上“上一个台阶”,属于“滋补”而非“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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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谈学术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学术史研究思潮,自然也不例外。我想提醒诸位,修这门课,大概可以养成较好的眼光与较高的品位,却无法因此获得神力。最常见的状态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这还不是大问题,就像老话所说的,“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以后自家努力就是了。最怕的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这样的话,多一分通达,多一分体贴,也多一分悲悯--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很重要。

古代文学论文:民族地区高校古代文学论文

一、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为民族学生理解搭建沟通的津梁

各民族有各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间在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亦具有相对开放性，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格局”与“一体化格局”相互交织，不断生长的态势。可以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决定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不是孤立自足，只是交流互通的程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罢了。一般说来，在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结构下，聚居程度越高，“本民族文化色彩较浓”，“交错区越大，杂居程度越高”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渗互通概率也就越高，距离主体民族地区越近，所受主体民族文化或主体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之影响越大。民族文化之间相对独立与相互交流的特点启示我们，在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授课过程中，为便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不妨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立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要解释一种作者所不了解的外来的文化现象，必须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把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附会在一起，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以保障其读者能心领神会”，从而实现对话与沟通的目的。作为旁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还告诉我们，“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如此紧密恰恰在于，面对相同的问题，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环境等，有着大致相近的心理与情感，故也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考与追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或亦如鲁迅所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受其影响。”(《集外集》、《〈痴华鬘〉题记》)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如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的各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比如诞生在东汉末期素有文学史及时长诗之称的《孔雀东南飞》，其所叙刘兰芝与焦仲卿爱情悲剧故事在民族文学中即不乏类似者，如哈萨克叙事长诗《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学者考证，二者颇相仿佛，并进而指出，“这两部长诗，有着相近的社会背景，它们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有着共同追求，各自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孔雀东南飞》首次以戏剧的形式亮相于舞台。而《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叙事长诗在1917年作为哈萨克作家穆赫塔尔•阿吾兹耶夫的戏剧代表作也走上舞台，成为哈萨克戏剧史上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即便民族学生不一定读懂《孔雀东南飞》，但若能凭借后者找到二者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就不难引发民族学生的深入思考。又如中国上古神话，同样可以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由此及彼达到理解与接受的目的，比如创世神话，著名者如《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纪》“盘古开天地”，《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造人”等故事。无独有偶，类似故事不仅见于西方神话，事实上，中华民族内部也并不鲜见，如鄂温克族，据汪立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一书记载:“鄂温克族的祖先被雷击成三段，上半身上了天，变成了白发巡天神(即神仙)，中身留在地上，当了普洒水神(即人类生灵)，下身变成了九柱地神(即恶灵鬼魂)。”与盘古开天故事如出一辙;关于人类起源，鄂温克神话则云:“很久以前，天神用地面上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人和生灵万物的模样，从此，世间才有了人类和万物。”整则故事几乎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翻版。至于由民族文化交流所引发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多都有诸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锡伯文等多种民族语言版本。影响之下，甚至较为著名但成就一般的作品也不乏民族文学改编，如广泛流传于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侗族地区的叙事琵琶歌《白玉霜》，其内容即取材于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粉妆楼》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五回以及第七十八回至第八十回等相关回目。民族班特定的民族构成注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其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每一次教学都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某种程度上，文化上的默契即预示着古代文学教学的成功，所以，当我们走进教室，走向课堂，面对着渴求知识的民族班不同民族学生，作为教师，心理上应当作好“联类不穷”(《文心雕龙•物色》)，触类旁通，寻找文化沟通津梁的心理准备，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民族学生的共鸣，进入教师所营造的教学环境，顺利实现教学预设的教学效果。

二、立足实际，由易而难，调整必要的章节适应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中国文学演进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国文学由简趋繁，对于某一文体乃至整个文学状况而言，时间越近文学创作也就愈显成熟。但是，作为接受者，中国文学演进时间与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难易程度休戚相关，大体上讲，文学创作愈加成熟，距离当代时间越近，理解与接受也就相对容易一些。反之，时间越靠前，语言文字相对滞后，文体不分，思想驳杂，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程度也就相对困难一些。换言之，接受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与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呈“逆推式”。对于长期接受主体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文化差异故虽有一定难度，但通过教师指导、广泛阅读等渠道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当下教育体制下并不孤立，除此，还有许多其他相应的配套课程与之呼应，比如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史之外，相关课程还有中国古文学批评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轴心，在其周边环绕着诸多与之相关的学科。更何况，早在初、高中阶段，通过较为系统地学习，不少学生业已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学生则不具备或很难具备如此良好的前期铺垫，虽然目下在一些地方已明确将双语教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保障。事实证明，该举措效果很好，值得推广，但与此同时，也还须注意到，当下主体民族语言与古代书面语之间有着语体与文言之分，学习普通话，可以用汉语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更不用说以文言为载体书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了。这就要求我们，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应按部就班，一如汉族班学生那样，按照教材设置，以时代为序，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近代。根据笔者多年在民族班教学经验，这种整齐划一，不加区分的教学思路，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由于先秦文学，一则时代久远，文化背景相对生疏，加之如前所述，文学作品如《尚书》“佶屈聱牙”，古奥艰涩，对于民族学生来说，实在不易理解，更谈不上接受了;二则，由于不易理解，很难接受，长此以往，也就逐渐失去兴趣，进而形成一种误解，以为时间越近，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成熟，篇幅的增长，难度也就越大，从而形成一种畏惧心理，导致厌学情绪与日俱增，半途而废，或对课堂教学厌倦等不良现象大大增多。在这样一种接受情绪的支配下，古代文学教学很难进行下去。因此，基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实际，必须打破常规，遵照人类学习与接受规律，根据古代文学难易程度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以时代而言，应当以明清为首，依此类推，以先秦文学为终结;从文体难易程度看，应当突破时代，以通俗文学开篇，注重对小说戏曲的讲解，依次则是较为浅显的叙事散文(包括历史散文)、说理散文、抒情散文、叙事诗、抒情诗、是骚与赋等。众所周知，“兴趣与爱好是好的老师。”而兴趣与爱好往往是以理解与接受为基础的，循此规律组织古代文学教学，其结果与常规正好相反，由于容易理解，故亦易于吸引民族班学生，由易而难，可以经过长期的教学与有序的训练提高民族学生对古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理解过程中，由于诸多障碍的不断克服，能力的逐步提高，反过来也促使其更有信心坚持下去。退而言之，由于古代文学难度大多集中于先秦两汉，即便后期出现厌学情绪，也因所授课程已过大半，不至于有太大损失，倘若教师教学方法得当，加之其他辅助手段的应用，也不是没有将教学顺利进行下去的可能。权衡利弊，其效果远甚于前者。所以，我们认为，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能拘于一格，能否突破常规，大胆进行课堂设计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环节的成功与否。

三、充分利用当代媒介手段，将书面知识与直观呈现结合起来，深化民族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感知能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教育也进入到一个现代而多元化时代，所谓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也已超越传统意义所涵盖的范畴，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教与学等低级层面，还应当包括由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以及由物质层面所引发的技术、技法等更高层面的革新。近几年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凡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装备的介入大大改变了传统教育的面貌，教育教学如虎添翼，焕然一新。民族地区由于诸多原因在教学现代化方面可能有些滞后，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平台也已基本形成。“好风凭借力，扶其(按，原作“送我”，今化用)上青云。”(《红楼梦》第七十回)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除通过上述两种手段或途径提高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能力外，还可以借助教育现代化带来的“好风”，通过多媒体等搭建的教学平台，“将抽象的授课内容形象化，通过视频、音频等多种教学手段传达教学信息，多方位的刺激学生的感知器官、听觉、视觉”，在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增加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可以理解及至接受的目的。具体操作如下:

其一，涉及作家生平时，不妨遴选一些相关的影视资料。

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只须实名输入，依靠当代强大的网络资源，其生平视频资料不难获得。当然，囿于课堂时间、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资料的选择应适可而止，不宜太长，太深，应以将司马迁生平故事化、情节化的短片为佳，至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所涉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汉族及接受主体民族文化较深的民族学生，对一般民族学生来说，则因穿插文献较多恐就不易理解。其他作家生平亦然。

其二，古代文学作品部分，诚如上述，同样可以“效仿”。

比如诗歌，由于中国古代诗词重在抒情，言意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于民族学生，其难度不言而喻。百集大型电视片《中华古诗词》所选古代诗词基本涵盖了中华诗词的典范之作，所摄风景、人物与诗词内容浑然一体，诗(词)画相映，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于享受之中可以切身体会到诗词的内在意蕴。又如《诗经》，由于集中诗歌大都可以合乐歌唱，故其中不少诗篇重被谱曲，再布人口，比如《周南》开篇《关雎》即曾作为主题曲出现在电视连续剧《战国》之首，慷慨激昂，深情浑厚，与荡气回肠的历史画面相结合，令人动容，颇具感染力。他如“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楚汉之争”与《史记》故事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频资料。如能适当适时与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结合起来，即便文化有所不同，对古代文学语言比较生疏，相信借助生动的画面、愉悦的吟诵也能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化难为易，进而破解文学密码，由抽象转为形象。

其三，结合具体作品可以适时适当引入一些具有民族风情、地域色彩的景物、习俗等图片或影像。

中国古代自上古时期始，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历代官修史书皆有记载。因此，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或其背后多少“烙有”民族文化交流的“底片”。比如汉代文学《悲愁歌》，又名《黄鹄歌》，据说即出自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中有句云:“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颇具西域风情，教学过程中，可以插入哈萨克毡房以及民族饮食图像。又如北朝民歌《敕勒川》，该诗原本出自敕勒人之手，用鲜卑语写成，后来虽被译成汉文，但其中所写景物、生活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民族痕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区是看不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景物迄今见之于北方一些民族地区，课堂教学同样可以大胆利用。这种将文学作品与民族风情、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直观资料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于教学过程中便于理解，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一方式还可因取材于周边而为其熟悉从而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激发理解与接受的欲望。

四、结语

总之，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因其情况特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即意味着，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学生迁就教师教学，恰恰相反，教学过程中，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换位思考，站在学生角度，努力实现主体身份的转换，只有立足实际，敢于突破传统，才有可能保障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获得比较良好的教学效果，否则胶柱鼓瑟，只能事倍功半。文化认同与交流关系民族团结，关系整个民族人文素质的提高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民族地区民族班古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地位，肩负着重要职责，作为学科事实上的执行者，如何保障教学得以有效实施也就成了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反思问题，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了当下民族教育不可回避的话题，故为此文。

作者：朱仰东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实践教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及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作为传统性较强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传统。强调学术性、传承性和知识性。这种教学模式当然不会错，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传承，使得众多研究者极度重视“考据、义理、辞章”的方法论体系，大文化背景的时代色彩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我们的时代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过于强调理论的体系化，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复合型人才。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呼之欲出，它或许是这个学科教学改革的破冰之举。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多方位地培养其创新性和应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践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素养的培养。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没有对基本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及时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障微观与宏观的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性化考查的模式建构必须遵从以下原则。首先，无论是多么开放性或富有趣味性的问题，必须以文学原典或文学史基本史实为依据。其次，个性化考查的题目设置要合理，以便给学生留出尽可能大的思考空间，并且这种思考尽量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个性化考查切忌随意性。教师要认真思考，要像备课一样准备考查内容。个性化考查的实施，对教师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师的思考维度要跳出文学史固有的局限，要尝试以当下的眼光，以大文学视角，重新审视并梳理原本的文学史基本事实，要让作家作品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流淌在文学历史中的血脉。只有教师具备了多维思考的能力，学生才有可能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提高，有所创新。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践性，考查的独特性，我们都不能忽视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对文学原典的通读和背诵，是我们进行个性化考查的前提。“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个性化考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找寻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并不枯燥，且趣味横生。在此基础上，个性化考查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而且能够运用现有知识，解决与学科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知识与能力得到了相溶和转化。

作者：高政锐 邓福舜 赵丽 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广告古代文学论文

一、“杨志卖刀”与实证广告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及时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保障，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如果把散落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广告连缀起来，很可能就是一幅中国古代广告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广告无论是形式的新颖程度、理念的前卫程度，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偷渡了广告因子，而在今天的广告中，又偷渡了古代文学的因子。文学与广告，实在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亲密跨界关系，“跨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两个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很可能会撞出火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让广告和文学相互跨界，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取法，那么就有可能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作者：杨方芳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商务系

古代文学论文:传播研究古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演变历程

1.抄写传播时代抄写作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始发于秦汉，秦代时已具雏形，至西汉已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形式。如《尚书》中的“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可以看出当时古代文学已经开始以抄写记载为主要传播方式了。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及汉代颁布的“废挟书令”后，古代文学通过抄写整理加以广泛传播得到了巨大发展，抄写传播的载体也经历从简牍到绢帛再到纸质的发展历程，简牍作为载体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汉时期，绢帛和纸质作为载体则出现在东汉年间，且前者还曾经风靡一时，后者则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就是采用纸质进行记载的，然而这一时期抄写载体依然以绢帛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艳情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三、结语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载体及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从早期的以口语为载体进行传播，到文字出现以后开始的抄写传播，再到我国印刷术发明后的雕版印刷时代。其间古代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一直是借助语言和文字这两种载体进行，而具体传播方式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发丰富和多样性，如古代乐工歌姬以及说书先生的口耳传播，对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到后来唐宋时期比较流行的题壁刻字的传播方式，古代文学具价值含量的传播方式，即对古代著名文学作品的评注及注解，成为当时乃至现今都十分有意义的传播手段，为我国宝贵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加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从而实现文化传承，还能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作者：杨雪梅肖红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实践教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及时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选择。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障微观与宏观的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二、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性化考查的模式建构必须遵从以下原则。首先，无论是多么开放性或富有趣味性的问题，必须以文学原典或文学史基本史实为依据。其次，个性化考查的题目设置要合理，以便给学生留出尽可能大的思考空间，并且这种思考尽量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个性化考查切忌随意性。教师要认真思考，要像备课一样准备考查内容。个性化考查的实施，对教师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师的思考维度要跳出文学史固有的局限，要尝试以当下的眼光，以大文学视角，重新审视并梳理原本的文学史基本事实，要让作家作品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流淌在文学历史中的血脉。只有教师具备了多维思考的能力，学生才有可能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提高，有所创新。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践性，考查的独特性，我们都不能忽视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对文学原典的通读和背诵，是我们进行个性化考查的前提。“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个性化考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找寻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并不枯燥，且趣味横生。在此基础上，个性化考查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而且能够运用现有知识，解决与学科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知识与能力得到了相溶和转化。

作者：高政锐邓福舜赵丽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路牌广告古代文学论文

一、“伯乐相马”与名人广

告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二、“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三、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四、结语

如果把散落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广告连缀起来，很可能就是一幅中国古代广告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广告无论是形式的新颖程度、理念的前卫程度，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偷渡了广告因子，而在今天的广告中，又偷渡了古代文学的因子。文学与广告，实在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亲密跨界关系，“跨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两个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很可能会撞出火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让广告和文学相互跨界，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取法，那么就有可能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作者：杨方芳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民族古代文学论文

一、大团圆的社会政治基础

(一)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压制下的中国古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严刑厉法的摧残，沉重的徭役以及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纲常礼教，使人们温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他们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来源，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一种特殊方式。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化为鸳鸯，反映的就是人们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满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飞变神，秦桧冥诛;《窦娥冤》中窦娥获平冤昭雪，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等大团圆结局的编著，都是穷苦百姓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好愿望的体现。以此类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阶段不是大团圆，也会被后人出于“补恨”的目的修改增补，最终达到大团圆结局的原因了，例如《红楼梦》。

(二)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进行“心治”的需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大团圆式结局的出现几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戏曲和小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守成时期，维护长久治安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利用大团圆来消饵社会的矛盾，美化丑恶的现实，就是使普通百姓达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封建统治者的酷刑统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现实矛盾，揭露封建统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都会把矛头指向流氓贪官，并在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所以《窦娥冤》中才会有窦娥父亲终于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加封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之职一说，这就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大团圆实际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二、大团圆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中国，大团圆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受我国人民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所影响。

(一)“忠”“孝”

衡量百姓对国家的较高道德观就价值观来说，要想形成和完善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必须要建立一种秩序，在建立秩序之前，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观念，以此来约束自己，维护秩序。在长期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政治体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皇帝就是国家的大家长，在孔子“孝”提出后，尊重家长、忠于家长、孝敬家长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孝”已经成为了衡量百姓对国家的较高道德。因此当统治者把《二十四孝图》立为封建道德标准的时候，我国的封建道德也终于凌驾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成为传统价值观的精髓。而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总把劝人向善作为较高目标，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平民化、通俗化的古代小说中总能看见“吉人自有天相”“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主题，并且着意用“大团圆”来表现惩恶扬善的结果了。例如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中的短篇小说《蒋兴哥主会珍珠衫》中，正是因为蒋兴哥的正直和善良才使他与妻子破镜重圆，并躲过灾难;又如《警世通言》中《桂员外途穷忏悔》一篇，桂富五落难时受施济慨然相助，曾有“今生倘不得补答，来生亦作犬马相报”之语。而成为富翁后的桂富五却违背自己誓言，施家有难并未施以援手，结果其妻与子终验证誓言死于非命，并化作犬，投胎于施。在古典小说中，如此不合常理的荒诞行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例如，只要你行善，乞丐可以变富翁，穷光蛋照样可以娶得富家女，神仙阎王自会出手相助。总之，只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德信念不可动摇，那么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也就不会消逝。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否定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对我们思想品德修养起到的促进作用。毕竟许多清官、孝子的出现也正是得益于道德的培养。

(二)“致中和”

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就审美观来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取向，在遇到各种问题时会选择相应的、符合他们文化心理的表达。而“和”就是我们民族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追求的“和为贵”“和为美”，正是使大团圆模式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祥和”是过年过节好的氛围，“人和”是最的处事原则，“琴瑟和鸣”是最理想的夫妻关系，病好叫“和胜”，夫妻恩爱又称“和合”。总之，一个“和”字，可以构成许多褒义色彩鲜明的词，如“和睦”“和气”“天作之合”“百年好合”“和乐”“和美”等等。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致中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为什么会成为古代文人墨客最普遍的艺术手法了。与传统国画把“和”表现在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画面上不同。小说必须要有故事情节、要有跌宕起伏矛盾冲突、要有重点刻画的人物。因此伸张正义的包大人、海大人或者鬼神就都是“和”的化身。只要他们一出场，无论是地痞流氓还是贪官污吏全都无处躲藏，或被惩戒，或被正法，都向着大团圆的方向发展。例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均是此类正义的化身。总之，虽然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团圆结局的出现，大部分都是作者在“致中和”的审美理想下引导主观介入的结果，与社会实际存在着较大差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在看完作品后达到的精神松弛、情绪缓和的效果。由此看出，我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对大团圆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三、总结

总之，出现于元末明初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团圆”，除了受时代原因、文学发展等多方面的制约外，同时也是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导致的，其代表了汉民族推崇的追求团圆、重视整体圆满的精神，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生活不能圆满，而在艺术作品中却要求“圆满”，因此，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式结局存在着宣扬折中调和、自欺欺人的意图，是一种惧怕发展变化的惰性心理的反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是这个坚强乐观的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对正义的执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曲折表现。在我国团圆情节根深蒂固的文化圈中，文学作品这种忽视个体、追求集体意识的现象，是合理甚至不可避免的。

作者：李晓红单位：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古代文学论文:地方历史文化古代文学论文

一、地方历史文化是古代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得到传扬与传承在传统的成高教学中，举办沙龙真是少之又少的。这往往囿于一种观念:沙龙多数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成高没有必要搞。其实不然，不管哪一类学校，都是可以搞沙龙的。作为成高来说，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搞几次沙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为例，地方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厚重，不妨举办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状元”“临桂词派”等为内容的沙龙，让学生搜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特点以及来龙去脉，从而加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地方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总而言之，在成高的古代文学教学中，适当融入地方历史文化内容，并加强动手动口实践环节，是有效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值得同行推广、采用。

作者：王一民单位：桂林市职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