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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论文:分析电影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与转移
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现在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它们,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便难以维系。就对文学的影响而言,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文化领域并左右人们的文化消费和行为,加上媒体自身多元竞争态势的逐步形成,原先文学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发生转移。这点我们从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和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的比较上可以得出结论。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具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精细的构思技巧,她把对立面放在一起相互映衬或反衬,高贵与卑贱、战争与人性、宗教与俗世等,既强烈对比又泯灭界限。我认为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叙事和影像中,《金陵十三钗》的特色在于昭示了生命的尊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较大的罪恶就是蔑视生命,与战争相对立的较高范畴是生命。如果说这个作品写的是“特殊女人”的侠肝义胆,那么西方小说《羊脂球》、中国戏剧《救风尘》都已是曲折有致的先例;如果说作品的深意在于表现风尘女子的高贵品质,那么赵玉墨的形象并没有比李香君、小凤仙更光彩夺目的。
小说写南京大屠杀,却从书娟的初潮写起。初潮这种女性身体特征再怎么被视为污秽都与血气充盈的生命有关,而战争再怎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遮蔽都赤裸裸地与死亡直接相连。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笔墨所及无不是血腥杀戮和生灵涂炭。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小说把妓女、童女、神父、军人,把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并置交融的基础。英格曼神父主持的教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处于中立立场,但是面对中国军人一息尚存的生命,他违背了中立的世俗政治规则,面对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他放弃了不收留淫邪妓女的宗教戒律。如果说教堂代表了西方人所谓上帝如同中国人所谓上天,那么其宗旨必然与世俗的残酷战争背道而驰。而如果上帝无意或无法阻止一场灭绝性的大屠杀,大写的“人”是不分职业、身份和肤色的,维护生命的尊严使人性获得尊严。这就是《金陵十三钗》的启示意义。
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电影没有首映之前,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数不清的噱头吊足了渴望好电影的观众,加上之前的备受争议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山楂树之恋》作为铺垫,《红高粱》之后张艺谋迫切需要一部满足商业和文艺需要的大制作,于是,严歌苓的文学知名度和张艺谋的纯商业电影进行了让观众期待的结合。电影《金陵十三钗》一开场还原历史一样的镜头下,在一片废墟中,看到满脸疯狂与得意的日本兵像撵小鸡样虐杀中国人。当时的南京城已经被日本热攻破,日本人继续在城内进行着搜捕和屠杀。佟大为带着一群士兵即将突破重围,这时她们看到一群女学生被日本兵追逐,佟大为不顾手下的阻挠,决然地去救这些女孩。在整部电影中艳丽的旗袍,滴血的刺刀;缺了弦的琵琶;冰冷的教堂;凄美的人性;缠绵的秦淮曲调;曲折的救赎;慷慨的赴死……这些概括了电影的内容。电影结束,留在心里的是一幅幅难以忘记的画面,掩饰了严歌苓最初小说的一半残忍一半凄美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很难说电影和文学文本间的好坏区别。张艺谋的电影让这位美籍华人女作家知名度空前高涨,许久之前的影视剧作品如《小姨多鹤》,《铁梨花》,《第九个寡妇》被各大卫视重新搬上荧幕。这也许是严歌苓没有想到的。当然,这部电影并没有把作者严歌苓写作的初衷通过电影传播给广大观影者。张艺谋在艺术上可谓是毫无保留,比如他身上浓烈的英雄主义情节,此次又一次深入地进行阐释。张艺谋用细腻深刻的故事,朴素的表演,唯美的画面重新定义了中国大片。张艺谋用细腻深刻的故事、朴素的表演、唯美的画面重新定义了中国大片。首先,老谋子自己也知道叙事能力奇差是他的死穴,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的故事打底子,这点上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相对完整的故事结构为老谋子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大屠杀的背景增加了深度,秦淮河荡漾的艳情点缀了色彩。其次,有口碑,这个故事就必须要戳人泪点,而且要猛戳。于是张艺谋舍弃了女学生对秦淮河女人们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变化,继而让日本人充当推动剧情前进的动力,在枪炮的轰鸣和中国人的惨叫中,观众们的爱国精神转化为了横扫一切的愤怒和泪水。
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大荧幕,影视剧因反响热烈而被改编成文学作品,总之,文学作品与电影的融合无疑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需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张进步,促使着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文学作品论文: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教学探析
一
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鉴赏学习是极为复杂的多重对话过程,为阅读鉴赏学习而设计的教学,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阅读教学与鉴赏教学相互渗透原则。
学生鉴赏文学作品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作品的字、词、句、段、篇等外在形式,学生必须通过阅读学习,理解了字、词、句的意义和篇章结构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到高一级的欣赏。因此,一般的阅读教学重在对作品外在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感知和概括,而鉴赏教学则重在“披文入情”和“析文析情”,重在体现文学作品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重在情感的熏陶,这是二者的区别,但它们又是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融在一起的。
(二)阅读鉴赏教学的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
文学鉴赏学习目标是在教师、学生、编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过程中实现的。鉴赏能力的实质是有关鉴赏的高级规则的获得,因此,既要注重过程,又要注重结果。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则是以学生感受语言重建形象为基础,通过与作品发生情感共鸣等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它的习得须经历接受、反应和价值性格化等阶段,因此更应重视学习过程。
(三)阅读鉴赏教学的认知与情感统一原则。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丰富的历史人文内容实现其认识功能的,但它又具有强烈的情感内蕴,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鉴赏教学中必须坚持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二
对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鉴赏的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揭示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鉴赏学习的过程和条件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鉴赏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背景知识,发展学生的基本阅读鉴赏技能。
提供背景知识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如有些时代性较强的作品,教学时则要补充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否则学生无法理解文章的主旨。如学习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如果不对鲁迅生活的时代特点、鲁迅的思想及所写文章的特定时代背景作必要的介绍,学生的理解就存在不小的困难。背景知识的提供,可以是教师讲解,学生听;可以给学生印发有关材料,并提醒学生阅读;也可以课前布置学生查找资料,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方面的知识。
仅提供背景知识并不能让学生获得课文内容知识。获得这类知识的途径是让学生阅读,这就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的基本阅读鉴赏技能来进行。一般来说,基本的阅读鉴赏技能一旦形成,就可在遇到阅读材料时自动激活并执行,教师所要做的只是告诉学生去阅读鉴赏就行了。但在学生遇到不认识的字词时,就需要学习新的基本鉴赏技能。中学生一般具备了自学生字词语的能力,可以不经教师提示而自己解决,不过有时教师可以用言语提醒学生看课下注释、查阅词典等方式来引发和促进学生对基本技能的学习。此外,教师还要做好基本技能学习情况的督促和检查。有时教师培养学生基本阅读鉴赏技能时,会采用向学生提出有关课文内容的问题,要求学生阅读鉴赏课文后回答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可以是“这个作品写了什么人和什么事”,“这个作品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等等。
(二)检查课文内容知识,促进高级阅读鉴赏技能的习得与练习。
运用基本技能与背景知识熟悉课文内容后,接下来就进入高级技能的学习或练习阶段。如果高级技能需要学生新习得,则教师就要先以陈述性知识的形式让学生习得高级技能是什么。如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文体特点,教师在学生及时次学习阅读之前,进行必要的补充,提供学生阅读的“先行组织者”。如纪传体散文,作为记叙文的一类,它的写法要求选取人物的典型事例,有的是通过一件事记述某个人的形象或特点,有的则通过几件事表现人物的品格或风貌。教师在学生深入阅读理解之前将这些知识告诉学生,以便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进行阅读理解。
(三)引导学生明确所读作品的文体知识,为高级技能的练习提供反馈。
在学生带着问题阅读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明确问题的答案,即所读作品的体裁知识。为实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讨论。合作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与高级阅读技能有关的阅读任务上,如对文章的内容主旨、结构思路、语言特色的讨论等。这时教师所要做的工作是:
(1)安排合作讨论的具体形式;
(2)以言语激励学生进行合作讨论;
(3)调控合作讨论的具体过程,使讨论不偏离主题;
(4)及时概括、总结讨论的成果,评价讨论的得失。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注重最终结论的达成,认为学生达成了一致的结论,就完成了教学任务;我们认为,这一阶段教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即为学生高级技能的练习提供反馈。结论是学生运用高级技能而得出的,但讨论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教师要将指导的重点放在问题的结论上,从学生的回答和讨论中找出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问题所在。如“没有抓住关键句子”,“没行进行相关的联想和想象”,“没有考虑到作品的前后照应”,等等;教师的这种点拨,是对学生的一种反馈,对于他们提高高级技能练习效率十分重要。
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鉴赏的教学过程大致如此。但这过程并不是的。学生的原有水平不同,教学的过程也会有所差异。如果学生对课文内容比较熟悉,则可以开始就提出有关课文内容及高级阅读技能学习的问题,让学生直接阅读,然后回答问题,进行总结并给予反馈。又如,如果基本阅读鉴赏技能的学习对于课文理解的影响不大,就可以先让学生运用已有基本阅读鉴赏技能去阅读,在阅读过程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习得新的基本阅读鉴赏技能。但不管教学的模式如何变化,其中蕴含的技能学习与练习的主线是不变的,这要求教师在纷繁的教学过程与模式中把握重点,不迷失方向。
文学作品论文:英国文学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
在英国着名文学作品《简·爱》中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女主人公在小说中的遭遇,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男权主义的挑战,渴望男女平等。当简·爱面对来自不同阶层的罗切斯特的求婚时,她接受了,但是她的内心无法平静,照着镜子看穿婚纱的自己,没有看出美丽与漂亮,却没有别的新娘穿婚纱的美感,在自己面前的简直是一个陌生的自我。里而这一种不自信反映的是夏洛特·勃朗特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命题的不自信。简·爱的人生结局实际上是一个孤独女性的爱情白日梦,是当时女性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一、 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
生态女性主义者经过一定的过程,迎来了自己的鼎盛繁荣时期,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为女性的前进方向指明了道路,这些文学作品为文学批评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在卡森的生态环境主义名着《寂静的春天》, 在这幅作品中关注了自然与人的关系,用女性的细腻情感去感染作品,女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阐述女性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表达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幅作品出来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都作出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有的用诗歌、小说或散文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展现出妇女热爱生活,对男性中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这个时期开阔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局面。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文学作品表述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通过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描写,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跟男权主义者在不断斗争中壮大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的形成,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了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的保障。
文学作品论文:浅论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没落家庭的情感伦理为题材,以男女之间的爱恨交织为创作主线,语言风格独特,修辞运用不拘俗套,这些都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和创作风格。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织的家庭,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高门巨族中,但是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都已经离异,因而张爱玲过着一种孤独而凄凉的生活,这也导致她的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沧桑感。张爱玲的作品以苍凉的艺术氛围,精湛的语言技巧以及奇巧的修辞运用吸引着广大读者。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色彩;语言技巧;艺术特色
张爱玲从小接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导致她形成了一种中西杂糅的人格品性和怪异自立的人生态度,她的作品也带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苍凉感。张爱玲以其及时篇小说《沉香屑·及时炉香》一举成名,她的代表作有《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题材方面它们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描写的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在结构方面它们总体结构都十分独特,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引人入胜,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在写作目的方面它们的内容往往都是揭示那个没落年代的人物生存状态;在语言风格方面,一是古典借用造成陌生化效果,二是追求中西方文化与旧现代小说之间的调和;在艺术手法方面意象的营造新颖以及比喻和对比的巧妙运用都发展到了顶峰。张爱玲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领读者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畸形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女性生存的悲剧。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角色的人格和心灵都是被扭曲的,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营销的平庸小角色。她用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刻画出女人在旧式家庭中的沉浮,既挖掘出来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文化和精神的扭曲,也指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情感心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深陷封建意识的影响,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大多数女性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困窘和不安,展现出了女性的全部弱点以及生存的困境,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以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金锁记》为例,其中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出生于小户人家,为了攀龙附凤,嫁入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却得不到爱与尊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后来曹七巧又把这种不幸转嫁到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他们的幸福。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丧失了良知和人性。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及时炉香》里的葛薇龙等人也是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识,但是又找不到生活的归宿,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出于对生计的无赖,她们不得不为了谋生费尽心机地为生存而挣扎。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例如其作品《色·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易先生还是杀了她。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理想;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把握。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 ,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以《沉香屑·及时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张爱玲是一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长期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文学作品论文:文学作品呼语转化语用成效运用
一、引言
呼语是指称受话者但在句法或语义上没有成为谓词之变元的名词短语。在语用能力上,不但可用来招呼对方和表明对方的身份,而且还可以表达说话者的思想感情。目前,我国对呼语语用效果的研究主要侧重英汉差异的对比,而对其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增强文学表现力手段的研究却鲜有尝试。由于文学的语言是艺术化的语言,以往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避开这个方面。事实上,文学语言本身就是我们实际生活语言基础上的戏剧化,运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对文学作品中为表达目的而采用的夸张性的表现手法的研究,一方面可提高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对语言学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发展。
二、呼语转换语用效果的实现
(一)语境与有标呼语和无标呼语的确定
日常交际中,人们对呼语的选择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交际语境的诸因素决定着说话者对某特定呼语的优先选择。特定语境中,即在交谈双方年龄、职业、地位、彼此关系及谈话场合等因素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规范的作用,交谈双方对某特定呼语形式的选择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也就是说,在一系列相关的呼语形式中,谈话双方对某一具体呼语形式的选择有相似的期待(similarexpectation)。这类呼语具有无标的特征,为便于讨论,我们称之为该特定语境下的无标呼语(unmarkedvocative)。同时,在同一特定语境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表达意图的不同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其它的呼语形式来进行交际。这是说话者相对语境因素对呼语选择制约的主动性和自由性的表现。我们称这些与无标呼语相关的非常规呼语形式为有标呼语(markedvocatives)。可见,无标呼语是在特定语境下称呼方与被称呼方对交谈发生时诸语境因素综合评估的结果,而呼语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对应的可充当无标呼语的具体语境。一种语境下的无标呼语形式在另一种语境下可能变成有标呼语,而一种语境下的有标呼语在另一语境中也可能是无标呼语。因此,有标呼语与无标呼语的确定只能以特定的语境为标准,对呼语的研究必须以一次具体的谈话为基础。
(二)呼语选择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一次交谈的动作发生时,与此相关的诸因素即时发生作用,制约着交谈双方对呼语形式的选择。一般情况下,一个未被打扰的不间断的谈话进行时,相关的语境因素也是相对稳定的,至少不会在这次谈话未结束时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相对稳定的语境因素也要求交谈双方在对相互称呼的选择上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以保障对话的正常进行。具体的语境包含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双方的年龄、地位、职业、身份、彼此关系的亲疏以及谈话的场合等。呼语作为反映交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言语表现形式,其不同形式与这些因素也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首先,呼语的不同形式在正式程度上有差别,而这种正式程度的不同与交谈双方相互关系的亲疏有逆向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交谈双方运用的呼语形式越正式,则双方关系越生疏;而双方关系越亲密,他们运用呼语的形式越不正式。例如,对一个名叫鲁贵的中年男性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称呼,如先生、鲁先生、鲁贵、小鲁、阿贵、父亲、爸爸、Daddy等。这些对同一个人的不同呼语形式反映了称呼方与鲁贵之间亲疏关系的不同。“先生”非常正式,通常用于互不相识的双方,两者关系非常生疏;“鲁先生”与“先生”相比在两者关系上稍进一步,至少可以喊出对方的姓氏。“鲁贵”、“小鲁”、“阿贵”主要用于关系较熟的朋友或同事之间,但三者在亲疏关系的表现上也有差异,其中“阿贵”反映出的两者的关系与“鲁贵”相比要亲近得多。与前面几种呼语形式不同,“父亲”、“爸爸”、“Daddy”则是儿女们对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称呼。这些称呼形式对使用者有一定的限制,却反映出更亲密的关系。但同时,它们也反映出称呼方与父亲之间关系的差异:“爸爸”是儿女对父亲的常规称呼,而“Daddy”是撒娇的称呼,注重反映双方的亲密关系,“父亲”则因注重敬重而在彼此关系上不太含有亲密的成分。因此,对鲁贵的呼语形式按亲疏程度可以排序为:“先生”>“鲁先生”>“鲁贵”>“小鲁”>“阿贵”>“父亲”>“爸爸”>“Daddy”。①其次,呼语的不同正式程度与交谈双方在社会地位的差异、谈话发生场合的正式程度之间存在正向的对应关系。谈话发生场合越正式,则对应的呼语正式程度也越高。双方社会地位差别越大,呼语的正式程度就越高。同时,呼语这种反映社会差异的功能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一个社会的等级观念越强,对呼语区别不同社会等级的要求越强烈,则呼语的正式程度与社会地位差异之间的对应也就越明显。我们仍以对鲁贵的不同称呼为例进行分析: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对鲁贵的称呼可以有:老爷、大少爷、先生、鲁贵、下人等。其中“老爷”和“大少爷”是对上层人的称呼,“先生”多用于上层社会中等级相似的人之间,而“鲁贵”则是上层对下层或下层人民之间的称呼,“下人”则明显反映出上对下等级的差别。关于谈话场合的正式程度同样与呼语的正式程度之间的正向对应关系,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孩子在家庭成员面前对自己的父母多用非常亲密的呼语形式,但在生人面前却多改用较正式的呼语形式称呼他们了。另外,在制约呼语形式选择的语境因素中,还包括年龄及称呼方对被称呼方的评价等因素。年龄差距越大,则呼语的正式程度则可能越高;称呼方对对方的评价越高,则他选用呼语的正式程度也越高。至此,如果我们假设可以把同一语境下对鲁贵的众多称呼按正式程度排成一条直线的话,则不同呼语形式与诸语境因素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直观地反映在下图中:上图中,对同一特定对象所有的呼语形式组成了一条不相连的虚线,箭头代表相关呼语形式的正式程度和交际双方在语境因素的差异程度上的递进。假如我们在这条虚线上选定一个点A,则这个点上的呼语形式在交谈双方相互关系、社会地位和谈话场合等直线上也有对应的点,这些对应的点组成了该呼语形式所能反映的语境因素的总合。
(三)呼语转换语用功能的实现
以不同呼语形式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如果我们把其中一种呼语形式作为特定语境的无标呼语形式的话,则其它的呼语形式是该特定语境下的有标呼语形式。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下,无标呼语在虚线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但对于某特定的语境来说,相应的无标呼语与有标呼语的相互关系是固定的。日常交际中,说话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用这种对应关系,通过改变呼语形式来表达一定的交际意图。在一次具体的谈话中,即在交际相关语境因素全部未变或只有部分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说话者呼语转换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及时种是由于语境部分因素改变而引起的对应的无标呼语的转换,这种转换仅反映语境因素的改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第二种就是语境因素未变情况下,无标呼语与有标呼语之间的互换,而促使这种互换的内在动力就是说话者思想感情或交际目的的变化。说话者通过转换呼语的形式人为地明显改变语境某一因素,从而通过语境因素的反差来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因此,说话者交际意图的强弱可以通过他所使用的呼语形式与他被认为“应该”使用的呼语形式之间的差异,或者说他所使用有标呼语与该特定语境下无标呼语之间的差异来衡量。某一特定语境下,说话者所使用有标呼语形式在虚线中离开无标呼语形式所在点的距离与他想要表达的意图的强弱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距离越大,则表达意图越强烈。在上图中,我们可以假设A点是某特定语境下的无标呼语,而B点和C点则是说话者为了表达某种交际意图而选择使用的不同的有标呼语形式。与B点相比,C点距无标呼语A点的距离相对较远,它所对应的语境因素与无标呼语A点所对应的语境因素的反差也更加强烈。由于有标呼语转换是说话者对语境因素的人为改变,因此C与A之间反差所表达的交际意图比B与A之间反差所表达的交际意图要强烈。这种呼语转换语用效果实现的途径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被作者戏剧化的体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
三、《雷雨》中呼语转换语用效果的应用
《雷雨》是一部反映封建制度下一个普通穷人家庭的悲剧。剧中人物具有不同的个性,彼此又搀杂着复杂的 感情纠葛。作者运用多种手法成功地演绎了这场人间悲剧,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活跃在纸上。其中对呼语不同形式的灵活和恰当的运用有效地刻画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思想变化,使该剧更具感染力。因此,对剧中呼语转换语用效果的应用的研究既有代表性也很有可信性。
(一)呼语转换对人物性格的反映
呼语的不同形式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使说话者通过转换呼语形式达到自己目的的尝试成为可能,而这种呼语的频繁转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说话者的性格和思想本质。我们先看下面一个例子:(鲁贵赌钱输了,找女儿借钱)鲁贵:(拦住他)四凤,你别忙,我跟你商量点事。......四凤:(伶俐地笑着)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鲁贵: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了么?......四凤:(故意揶揄地)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毕就要拿起药碗走)鲁贵:(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事?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四凤:(嘲笑地)亲生的女儿也不能把自己卖了,替您老人家还赌账啊?鲁贵:(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痛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处处替你想。(及时幕22-24)在这一组对话中,鲁贵为了达到说服自己女儿借钱给他的目的,不停地改变对自己和女儿的称呼。开始时,他首先对自己的女儿直呼“四凤”,这是他对四凤的常用的称呼,也是这次谈话中他对女儿的无标呼语形式,其目的是想通过他作为父亲的地位命令对方按他的意愿行事,以达到借钱的目的。但四凤知道他借钱的目的,不愿意借钱给他。这时,鲁贵改变了对自己和对女儿的称呼。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称呼由“我”改变为“你爸爸”,企图通过加强双方的亲情来感动对方;另一方面,对女儿的称呼也由原来的“四凤”改为“凤儿”、“你这孩子”、“孩子”等。这些称呼是慈父对自己溺爱的女儿的昵称,也是平常鲁贵极少用到的有标呼语形式。而此时,他不惜大量运用这些昵称,不过是企图通过这些昵称所反映出的双方的亲情来感动对方,以达到自己骗钱的目的。同时,这些有标呼语形式与无标呼语之间的差距也使他贪赌成性,自私卑劣的本性暴露无遗。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对话:鲁侍萍: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周朴园: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鲁侍萍: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24小时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周朴园:你—侍萍?鲁侍萍: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周朴园:你来干什么?......鲁侍萍: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第二幕103-104)这段对话中的两个人鲁侍萍和周朴园曾经是一对恋人,周朴园抛弃了鲁侍萍,但仍然在表面上怀念着她。这是几十年后两人再度相遇时的一段对话,而其中呼语形式的变化时刻伴随着双方思想的变化,反映着人物的性格和本质。首先是鲁侍萍,虽然她曾被周朴园抛弃,但对他的恨远远少于封建思想对她的桎梏和她对周朴园的幻想。她意识到她与周朴园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所以在谈话开始时称呼对方“老爷”,这是双方地位差异对她选择呼语的制约,因此也是该语境下的无标呼语形式。当她被周朴园屋子中为怀念她而保持的摆设所感动时,改称对方“朴园”。这个称呼消除了双方地位的差异,而在双方关系上亲近了许多,但同时,她也没有用情人间的称呼称呼对方②。“朴园”和情人间的称呼距“老爷”之间距离的不同表现出她既善于原谅对方又不愿对对方苛求过多的性格。而周朴园则相反,在没有再次见到鲁侍萍之前,“侍萍”是他对过去恋人的无标呼语形式。但当他意识到鲁侍萍就站在自己面前时,他马上改变了称呼,用冷冰冰的“你”直呼对方,这两种呼语形式的巨大反差使周朴园虚伪、残忍、狡诈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呼语转换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
具体语境下的无标呼语形式反映交谈双方在特定语境因素下的彼此关系,而相关的有标呼语形式的选用则表现出说话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剧中也不鲜见。我们仍以上面鲁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为例。鲁侍萍因为被周朴园虚伪的表面所迷惑,对他改称“朴园”,这种有标呼语与“老爷”的距离反映出她不但原谅了他,而且在情感上也逐渐恢复对周的好感。但是,周朴园的所谓的对她的怀念只是一种假象而已。他对她冷若冰霜,甚至摆出一副打发叫花子的姿势。这种情况下,鲁侍萍对周的称呼再次改变,改用“周大少爷”,这个有标呼语形式所对应的年龄和地位的因素与现在的周朴园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在年龄上和地位上都发生巨大反差的呼语形式隐涵了她对周朴园所作所为的控诉,也反映出她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奈。可见,在这段极短的对话中,鲁侍萍的情感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而这两次大起大落都通过呼语转换的手法直观地反映了出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对话:周萍:(诚恳地)嗯,我今天走了,过了一二个月,我就来接她。鲁大海:可是董事长少爷,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鲁大海:(辛酸地)周大少爷,你想这样我就完了么?(恶狠地)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第四幕181-182)这是鲁大海与周萍之间的一段对话,作为矿工罢工的代表,鲁大海对周家怀有满腔的仇恨,其中当然也包括周萍在内,因此诸如“姓周的”“你这种东西”等类似称呼是他对周萍的无标呼语形式。但当他发现自己的妹妹与周萍之间的恋情并逐步为周萍的决心所打动时,他内心的复杂感情通过呼语不同形式的转换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你这种东西”相比较,“董事长少爷”反映出他在对对方的态度上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董事长少爷”这个称呼中所暗含的讽刺成分使其与直呼“周萍”所反映出来的态度则远远无法相比,这反映出鲁大海对周萍虽稍有好感却仍然非常地仇恨。之后,他又在“周大少爷”和“你这种东西”这两种呼语形式之间不停转换,这也表现了他对周萍既仇恨但又对整个事情无奈的复杂情感。
(三)有标呼语转换对语用内涵的反映
在语言交际中,人们要真正成功传递信息需要交谈双方的共同配合。这既包括双方对交际语境信息的相互知信和对一些基本原则的遵守,还包括对对方非常规言语所隐含的意图能够正确的推导。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分别从发话方和受话方的角度对言语的语用效果进行了有效地分析。如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即“以言行事”。因此,呼语在实际交际中,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符号来表明双方的关系或用来完成一种招呼功能,它们的不同形式常常可用来传递某种特殊的“语力”。根据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人们在谈话中都要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在一定语境下,谈话双方对语境信息有着共同的知信,为保障交际的成功,交谈双方都自觉使用合适的呼语形式,即无标呼语形式。但当发话方未能遵守合作原则,选择有标呼语时,受话者必须马上感知到对方对这些合作原则的背离,并正确推导出发话者的“言外之意”。否则,这种呼语转换的效果就不可能实现。可见,呼语不同形式的相互转换包含着一定的“言外之意”,而这种情况在剧中也有出现。外面的声音(周萍:本文加注):(恶躁地)那你为什么不开门,让我进来?你不知道我是真心爱你么?我没有你不成么?四凤:(哀诉地)哦,大少爷,你别再缠我好不好?……(第三幕152-153)在剧中,四凤与周萍相恋,四凤私下称周萍为“萍”,而“大少爷”只是在有其他人在场时才用。但这段对话中,四凤对周萍以“大少爷”相称,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大少爷”所对应的正式程度来淡化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大少爷”所对应的两人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语用功能上要求对方意识到这一点,并恳求对方同意结束这段感情的态度。四、结束语本文中我们对呼语转换的语用功能在汉语文学作品中的应用进行了实例分析。这是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国内文学作品的一次尝试,我们也希望本文能引起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国内文学作品语言学研究的重视,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文学作品论文:英国文学作品语言动态研究
引言
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332页指出,“文学的及时个要素是语言。”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换言之,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语言的有效使用。而文学作品主要采用动态性与静态性语言相结合的方法来传情、达意、叙事。吕叔湘等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指出,事物动态(包括语言动态)是指“运动中的状态;事物发展变化”。语言的动态与静态状态是相对的,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静态性语言描述主要用于叙述、描写、交代固定性画面和模式性铺垫,倘若过量使用静态性语言往往会造成文学作品语言单调乏味、呆板沉闷、淤滞不畅。而动态性语言往往会给作品中描写的人事物注入活力,给人以动势感、立体感、摇曳变化之感。
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音、词汇、句法结构研究入手,首先提出了历史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语言与言语、纵聚合与横组合的语言研究方法为语言动态性研究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后来的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发现,语言动态性研究同样可以应用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在《现代语言学词典》认为,语言的动态性是指,“一个话段是一个逐渐展开意义的过程,话段的每个部分对整个信递效果做出各不相同的‘动态的’贡献”。这种“贡献”指话段的组码差异性过程及效果。修辞学家认为,由于宇宙的万事万物均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人们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句式、语法、语篇、文体)也都处在相对的转换、变异、变化之中。“中外古今的一切作家和演说家,都善于探索、发掘和运用语言的变化美。”这里所说的变化美,指的是语言动态性美。如文学语言一直处于“常态”、“静态”之中,就无法而丰富地反映或再现事物的风貌和本质,更无从谈起“语言美”、“语义美”、“结构美”。
英国着名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是位高产作家,一生创作了14部抨击、揭露英国社会时弊的巨制,其中长篇小说《双城记》是具争议性且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双城记》所描写的事件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但多属亦真亦假,人物多属亦实亦虚,但狄更斯运用那生花妙笔和“具有杀伤力”的笔,把那个时代的英国和法国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了“透视”、“解剖”,把他们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如此的文学艺术效果的取得主要基于狄更斯扎实的语言功力。为了更好地领悟、鉴赏该作品的艺术魅力,本文拟从句法学、修辞学角度对该作品的及时章进行动态性语言研究。
一 从句法学角度研究《双城记》动态性语言
1 句子多样化动态
徐烈炯先生在《生成语法理论》指出,“句法学是生成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研究人头脑中的句法知识。句法知识指对于句子内部结构成分的排列、组合的知识。”句子结构从人们的大脑中的词汇意念生成到转换,再到语言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是句法学所高度关注和研究的。
《双城记》(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M]· Great Britain:Clays Ltd,St Ivs plc,1999.)及时章由6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中,狄更斯根据作品表达需要精心使用多种句式。如及时段就是一句话,长达119个单词,一气呵成,层层递进。又如,第六段有99个单词,切分为三句,三句中又有8个逗号、两个破折号,共达13个标点符号。此段的句子时长时短,读起来时快时慢,跌宕起伏,抑扬顿挫。句法学(包括写作学)认为,长句能表达成熟的庄严的复杂的思想,悠扬而舒缓的语气,多层次的多维度的架构;短句的连续运用能制造出一目了然,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效果,增强语言的紧凑性、急促性、连续性、递进性。狄更斯在该章里的句子长短结合,波澜起伏,时断时连、交相辉映,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那个语境的人事物的千姿百态的逼真画面和灵动画面。
在该章中,狄更斯还十分巧妙地将单信息句和多信息句、简单句、并列句和复杂句、完整句与非完整句、主动句与被动句、陈述句与倒装句、人称句与非人称句、松散句与圆周句(半圆周句)等有机地镶嵌组合起来。事实上,文学作品句式的动态性大体上分为两种:一是受该语言自身规律约束使然,作者会自然而然地遵循并运用;二是作者人为地对常态的句式加以转换、变异、变化。的作家,如狄更斯对所创作的作品进行了匠心独具地艺术加工,使语句多样化、陌生化、文学化,让各种句子在特定的语境中“动起来”,借以吸引、打动、震撼受众。
2 句子变异动态
句子变异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由于语言使用的“场合、目的、对象、主题、途径”的差异性,句子呈现出多姿多彩,既有规范性变异,也有非规范性变异。后者涉及“语音、句法、词汇各个方面,在句法方面,比较普遍和突出”。王佐良先生等对英语非规范性句子变异总结出了6种情况,它们涉及助动词、系动词、否定词、时态和数不一致、多重否定、句式功能转换。在《双城记》的及时章里,就有许多的变异句式。如在其及时段中,按传统的英语规范写作要求,应该在六处加上分号,而不是逗号;并在打分号的小句之前加上and,而狄更斯统统没有这样遵循这个原则。这种创作方法是狄更斯有意而为之。如果将逗号变为分号,势必造成句子读音拉长,句子呆滞,拖泥带水,语气削弱;反之,看则工整平稳流畅、自然协调,读则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听则悦耳动听、气势磅礴,思则意蕴深长、回味无穷。第二段的头两句以调侃揶揄和尖酸刻薄的口气嘲讽了英法两国国王,本应用was做谓语动词,而狄更斯则用了were,非规范的奇妙的句子变异,给人感觉是虚拟、杜撰的奇怪人物,以躲避“文字狱”的迫害。在第四段里,作者故意将“在法国、挪威长的树被制造成杀人的器械,是注定的命运”颠倒为“树长在法国、挪威被制造成杀人的器械,是命运注定的”。这样,将“树”和“命运”置于句子醒目的位置,让人惊愕、恐惧、愤慨。
二 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双城记》动态性语言
1 修辞学与动态语言
修辞学理论研究涉及面十分广泛。余立三先生将修辞学研究分成词义、句法、语音三部分,其中句法部分又分为“反复、联珠、回文、排比、反对、设问、倒装、描述性引语、层递、跳脱”。从修辞价值层面考察,非修辞性句子多为静态和消极修辞形式,而修辞性句子多为动态和积极修辞形式。狄更斯有意识改变原定的句式,使句义发生异化,语义勾连、话语连贯、语句延动。另外,王德春、陈晨在《现代修辞学》谈到句子结构变化时指出,“句际间动态变化”,或能减弱语势,或能增强语势,或能凸显语义的轻重缓急,以获得出奇制胜的功效。
2 英语排比句的动态
排比句是写作中常见的句式。英语排比句细分为正对(parallelism)与反对(antithesis)。而汉语的排比句除了正对、反对,还有串对。陈望道先生指出,汉语修辞句的对偶(反对)是“贵用相反的两件事物互相映衬”;英语亦然。英语的反对修辞句“互相映衬,鲜明对照,便于揭示事物的辩证关系”。《双城记》开篇就连续用了6个反对句,振聋发聩地告诫人们,当时的英法两国社会就是一个既“最美好”又“最恶劣”、既“智慧”又“愚蠢”、既“有信仰”又“抱怀疑”、既“光明”又“黑暗”、人们既“直奔天堂”又“直奔地狱”的矛盾结合体的怪胎。狄更斯以这样的修辞语句开宗明义点出该书要旨,即鞭挞丑陋的社会现象。同时 ,六个排比句的使用,气势磅礴,珠联璧合。如果他以常态句式进行表述,必然会显得主题暧昧模糊,意义肤浅,索然无味,读者也无法看清罩在当时社会的虚假现象与狰狞面目。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考察,反对句是彰显事物两面性之利器。从语言学角度来考察,多个反对句关联、并列、递进使用,会造成明显的话语动感,形成动态性连接关系,递进关系,直抵高潮。
正对句的功能是上下两句的结构或意义相同与相近。本书的及时章第二段一开始就用了两个正对句,形象地描绘英法两国国王均是“长着硕大的下巴”的脑满肠肥的一丘之貉。作品的寓意是,以国王为代表的权贵们个个坐食俸禄,祸害百姓,但还总觉得自己的富贵生活会世世代代永远太平。
文学创作讲求“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结合,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体现于形式。修辞学句式结构属于创作中的“形式”,而词语和词语搭配则是内容。狄更斯采用这样的正对句与词语用意非常明确,从形式结构来看,整齐工整,赏心悦目;从表达内容来看,两者缺一不可,互为支撑和依托,并驾齐驱,形成语言动态,能获得作品传达的显性和隐性的较大的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即丰富的文学价值。
3 英语修辞词语的动态
按积极修辞的要求,所表达的语言内容应具有较大的体验性、具体性、形象性、趣味性。要达到以上四点文学艺术效果,就必须恰当地采用词语的拟人、讽刺、强调、夸张等手段来变异句义,以获取奇妙的文学动态效果。
拟人,一是把非生命体写成生命体,化虚为实,化无形为有形,即将静态写成动态的方法;二是将非人写成人,给“非人”赋予“人”的特质与特性。第三段中的“公鸡巷的鬼扣声”;“公鸡巷所孵出的小鸡”与“信奉神灵的”英国人都相信“伦敦和威斯敏特”必遭“陷落”(狄更斯)。此两例句均采用了拟人与讽刺相结合的写作手法。狄更斯将“鬼”和“小鸡”作为“人”来刻画,并暗示当时英、法帝国的所有人时时处处身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末日来临的境地,使人读起来既感到毛骨悚然又啼笑皆非。这样的文学创作手段使人感到所描述的人事物在“运动”、“活动”。
在本章第六段里,为了达到强调的效果,狄更斯连续列举了十三个荒诞无稽而又生动形象的事例表明,所有英法国民毫无安全感而言,无论贵族还是贱民,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随时随地都会遭到伤害、迫害、残害、杀害。此段里,狄更斯反复使用“抢劫”和“杀害”的同义单词、短语,用以强化文学创作效果。这种强调手段给该作品注入了极大的生命力,使故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再者,英语语言学理论研究表明,名词代表概念、实体;动词代表运动、过程。狄更斯在及时章,在能用动词的地方就尽量不用名词、动名词及类名词词汇,以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表现力、感染力、震撼力。
结语
本文以狄更斯《双城记》的及时章为研究范本、语料,深入研究英语文学作品中动态性语言创作技巧与效果。从语言学句法角度研究句式的多样性,会使读者更加领悟所表达的语言形象生动、多姿多彩,充满活力之处;从修辞学角度研究积极修辞手法,会使读者更加体悟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变异与变义及蕴含的丰富动感。本文认为,用动态性理论研究文学作品,有利于解读、研究其文学作品的深刻寓意,特别是有利于鉴赏与解码的英语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论文:对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信息释解
如前所述,语言内的文化差异问题指表层的语言系统本身的差异问题,如语音、词汇、语句、句子上下文语境等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文学文本时,源语作者通过表层的语音、词汇、语句以及句子的上下文语境等语言要素向源语读者传递的言内语境的语用前提意义,有的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称或部分对称的语言要素,有的则不能找到相对称的语言要素,产生文化空缺的问题。在语音层面上,比如拟声词的翻译中,译者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或结构,结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或地道用法,选用不同的与原文语用意义对称的词或表达方式,传递相等或接近等值的文化信息。如:例1:风萧萧,雨萧萧,马萧萧。译文:Thewindwhistled,therainpatteredandthehorseneighed.例2: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译文:Amosquitohumsandhums,Twofliesdroneanddrone.例(1)原文中同一个拟声词“萧萧”声,分别表达的是风声、雨声和马叫声。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则根据英语的语言习惯,并结合以上三种事物的特点,分别选用了“whistle”、“patter”和“neigh”这三个不同的拟声词;例(2)中蚊子和苍蝇的叫声类似,但前者较后者声音弱,原文用“哼哼哼”和“嗡嗡嗡”加以区别,译文也很恰当地考虑到这一点,分别选用拟声词“hum”和“drone(makealowhummingsound)”进行描写。两个例子中,译文和原文所构成的事物与声音之间的联系或其语用前提意义基本对称,达到了文化信息接近等值的传递效果。在词汇层面上,汉英两种语言的词汇语用意义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在颜色词的翻译中,译者应考虑到不同语言文化中对颜色和事物之间、颜色和情绪之间的联系,选用不同的与原文语用意义对称的词或表达方式。例(3)原文中用颜色词“米色”来描写一种纸的颜色,这与中国的农业种植业有关,中国盛产大米,人们以大米为主食,因此“米色”是中国人很熟悉的颜色。
言外语境的语用前提对称同样如前所述,语言外的文化差异问题指深层的与话语意义有关的差异问题,如社会习俗、观念信仰、社会关系、器物用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民族人民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文学作品、历史典籍中家喻户晓的典故产生的文化差异。在处理文学文本中这些差异时,译者应更多地考虑目的语读者能否从译文中获得与源语读者同样的文化信息,使这些言外语境的语用前提意义尽可能地对称。我国的古典文学名着《红楼梦》里面涉及众多的有关古代社会文化习俗、社会人物关系、各类器物用具的描写及其与人物命运之间的联系,有些甚至是源语读者都比较陌生的文化信息,这便增加了翻译这部分特殊的文化信息的难度。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题目为例: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题目当中提到的两种器物“茜香罗”和“红麝串”是翻译的难点。“茜香罗”是古代茜香国产的一种罗制的汗巾。与现代人使用的汗巾略有不同,除了指擦汗用的手巾、手帕外,还可指腰带。原文作者在这一章回中写到贾宝玉和蒋玉菡两人一见如故,很是投缘,于是互赠礼物。宝玉将自己的扇子坠送给蒋玉菡,蒋玉菡则“撩衣将系小衣儿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来送给宝玉”。
此汗巾是北静王所赠之物,后来宝玉又转赠给袭人,袭人又嫁给了蒋玉菡。一条汗巾成为理解人物命运的重要线索。同样地,这一章回中还提到有类似联系意义的“红麝串”,又叫红麝香珠、红麝串子,指的是用麝香加上其他配料做成的红色念珠儿,穿成串子,戴在手腕上作装饰。贾元春回府省亲时,从宫中赏出很多端阳节礼物,其中有两串“红麝串”,分别给了宝玉和宝钗。宝玉感到很是纳闷,见到宝钗便要看看那串念珠。宝钗生的圆润丰腴,念珠串不易取下。哪知看着宝钗的臂膀,宝玉竟产生了种种幻想,弄得宝钗很是害羞。皇家赏赐的礼物代表着某种权力和地位,因此这里既暗示要给他们二人某种权力,也暗示着两人日后的结合。可见,原文题目包含了如此多的文化和语境信息,译者如何才能将这些信息完整、又雅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值得仔细斟酌。下面,分别以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GladysYang)夫妇和英国翻译家霍克斯(DavidHawkes)的译本(简称杨译、霍译)为例:杨译:JiangYuhanGivesaNewFriendaScarletPerfumedSashBaochaiBashfullyShowsHerRedBraceletScentedwithMusk霍译:Acrimsoncummerbundbecomesapledgeoffriend-shipAndachapletofmedicine-beadsbecomesasourceofem-barrassment比较一下两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者构思的巧妙精心,既有相似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在译“茜香罗”时,杨译选用了颜色词“scarlet”(鲜红色的),嗅觉词“perfumed”(香味的),来修饰所指的器物“sash”(腰带),霍译只选用了颜色词“crimson”(深红色的)来修饰所指器物“cummerbund”(sashwornroundthewaist,围腰之巾)。在译“红麝串”时,杨译也选用了颜色词“red”以及表示嗅觉的后置限定成分“scentedwithmusk”(有麝香味)来修饰所指器物“bracelet”(手镯),而霍译却只选用了量词“chap-let”(stringofbeads,一串)和限定词“medicine”(药物)来修饰所指器物“beads”(念珠)。从器物名称译文与原文对照的角度来看,杨译较霍译考虑的因素更些,源语中的语用前提意义更显对称。从句子总体结构来看,杨译中提到了的人物名称和事件,突出的信息为“某人做某事”,使该章回中涉及和谈论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一目了然。而霍译中只提到事件,突出的信息则是“某器物所起的作用”。将人物名称省掉的译法虽然符合英语语言行文的习惯,但也容易使译文读者产生疑惑:与该事件相关的主人公到底是谁?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讲,霍译中突出的“某器物所起的作用”这一与人物命运有关的重要信息———“apledgeoffriendship”(友情的信物)和“asourceofembarrassment”(尴尬的缘由),更有助于译语读者从题目中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说,霍译超出了原文的语用前提范围,但传递出更加丰富的文本语境和言外语境的文化信息。
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是翻译,尤其是文学文本的翻译中较大的难题。从语用前提对称的角度来看,翻译中文化差异可以归结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语用前提的差异或不对称,而翻译中的文化信息不等值也是因为语用前提的不对称(吕世生,2003)。因此,译者在处理这些与源语和目的语相关的语言内和语言外的文化差异问题时,也应该从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语用前提出发,尽量地寻找语用前提意义对称的语言文化要素,使译文传递给译语读者的文化信息接近或等同于源语读者所能获得的文化信息。
文学作品论文: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中国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从无到有,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女性意识是一种性别立场,它只是对女性性别身份的一种强调,是女性对自身性别与男性不同所造成的各个方面差异的一种自我意识。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从无到有、从懵懂到觉醒,是社会发展的折射。20世纪20年代受到“五四”运动影响,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觉醒,但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是没有独立意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时期,女性开始与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工作,并受“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那时活跃在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失去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形象。这些女性已意识到她们与男性一样被赋予平等的权力,但是这种平等意识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这些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立场。“”结束、改革开放加之女权运动的影响,影视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先进思想的冲击,并开始接纳“女性主义”思想,人物的女性意识也逐渐凸显。
一、影视文学作品诞生早期被男性言说的女性意识
中国影视作品诞生之初,女性形象就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但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出现仅仅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充当影视作品的道具,那些被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性格模糊,缺少内涵,是男性的附属品,更谈不上形象背后所具有的女性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批女性作家开始登上中国的影视文学的舞台,并直接以影视文学创作的形式争取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是中国知识女性群体性的女性意识初步觉醒。此后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较比之前要丰富和丰满得多。此时的女性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不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的道具,而是多了一些贤妻良母,或受先进文化濡染的进步女性形象。她们或贤惠持家、相夫教子,或叛逆封建家庭,冲破传统思想,大胆追求新生活,但无论怎样,这些被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很难说具有了自我觉醒的女性意识。
这种传统的、难以冲破的性别观念,与中国千百年的男尊女卑传统思想不无关联。自父系统治确立以来,女性一直处于有生命无历史的从属状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将女性的思想和意识牢牢交给男权思想掌控,女性无话语权、无自由,服从于男权统治。此时的影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被男性言说的,是毫无女性意识可言的。
二、“十七年”及“”时期被“男性化”的女性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取消封建包办婚姻、取缔妓院、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赋予中国女性以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这种政策的鼓舞下,一些女作家自觉地拿起笔,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歌颂新生活,抒发革命激情。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房》,韦君宜的《女人》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但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政治意识较强、女性意识淡化的文学,这种情况发展到“”时期推向了,政治意识基本取代女性意识。“”女性文学是“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承继和进一步政治化的发展。这近三十年的女性作品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仍有其难以掩饰光芒。这近三十年女性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七年”和“”时期的女性创作,它们在作品的主题、题材、内容、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这近三十年女性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也反映了当时语境下人们普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塑造的是如同男人般的女性,女性参加生产劳动,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她们掩饰了天然的性别,她们不再孱弱。电影《李双双》中的女主人公李双双,就是不满足于丈夫的男权主义作风,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劳动中找到主人翁的地位,做到翻身解放。而在电影《白毛女》中,喜儿与大春之间的爱情被删除,仅仅表现被压迫的穷苦大众的艰辛生活。“十七年”和“”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解构了女性身份和女性概念,让女性的美深深地掩藏于内心,转而表现其心灵美,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在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和个性观念被淡化和消解,她们不再具有浪漫、优雅的气质,而是被赋予了“铁姑娘”这一响亮的集体称号,女性形象也失去了女性的特征,被时代“男性化”。
这一时期影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虽具有反抗男权、追求平等的意识,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味地追求平等而忽略了两性的差异。
三、女权运动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女性作家凭着她们敏感的触觉,大胆地揭露了当今女性生存的困境,戳穿了实际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张洁在她的作品《方舟》的题记里写道:“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就表明了女人受到一种男性文化、男性的习惯视野、男性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制约,女性如果要脱离这种几千年的男性文化所规定的模式,必将承受更多的不幸。这充分揭示了女性要寻找自己的个性,将是多么艰难。另一个突出的女作家就是张辛欣。她的女性小说文本《在同一地平线上》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感情困境,表明了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实质上并不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例如,女人和男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男人却要求女人照顾他们、做家务,有时甚至要求女人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这一阶段的她们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的制约,但是,她们触及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的自主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深入,但也可以说明女作家们已开始思考女性的存在价值、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女性性别的特征,同时也竭力想挣脱父权制的统治,使女性在社会上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批女性作家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文本。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作品,主要是展示女性主体意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这时候的女性作家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认为自己和男人之间虽然有性别的差异,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女性历来被看做“第二性”,并不是天生的。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这一时期是女性的觉醒时期,女性要求摆脱几千年来遭受父权统治的命运,要求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性的完整。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像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所表达的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表现的女性强烈的自省意识(它揭示传统男性文化、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抑、摧残与扼杀),深刻地影响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作家。如以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玫瑰门》为代表。《玫瑰门》是一部女性自我审视的女性主义作品,铁凝力图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示在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及文化阴影中挣扎的女性的真实生存状况,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已进入对女性心理的揭示,中国女 性文学已走上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真正觉醒,女性形象在社会中找回了丢失已久的性别立场和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一些女作家的作品被拍成了影视剧。女性作家们用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话语书写女性内心深处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影视文学强化并且超越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影视文学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对生命主体多方位的把握。
中国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似乎又走入了一个极端。最开始是默认男性社会的价值,然后是对抗男性社会。而林白、陈染等私人化写作脱离了男性社会,在她们的作品中,男性或缺失、或颠覆,但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是存在的,也是不可缺失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与男性对抗,把男性踩在脚下,由女性来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与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再依附男性,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奴仆。只是与男性和睦相处,达到的双性和谐。当今我国的影视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正在朝着能达到“双性和谐”这个的境界迈进。
当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已得到充分体现,女性深刻认识到自身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特征,并将这一特征充分展示和演绎,过分地张扬个性,标榜自己的女性立场,这就过于突显了女性意识,对于两性关系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产生了干扰。
我们期待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选择生活的自由,同样像男人一样不受道德禁忌的束缚。男性与女性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可以合作和交流,而不是像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那样用女性主义文学的身体写作来解构、颠覆男权中心文化。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是通过让男性缺席或是过分张扬自己的个性来体现女性的思索与追求,而应该在张扬女性自我的时候,体现出女性对生活、对人生的思索的独特视角。
文学作品论文:基于古代文学作品冲突探索
对于我国而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传统法律体制以及“礼治”思想对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特权性保护始终有增无减,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普通民众对于法律以及对于执法部门(即官府)的畏惧心理进一步突出。这些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刻画并映射的封建社会当中同样得到了极为突出的体现[6]。例如褚人获在《隋唐演义》中所提到的“民不与官争、穷不与富斗”、例如老百姓常说的歇后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以及“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等,均在很大程度上深入地刻画了老百姓对于这种特权阶层保护的畏惧心理,由此也就使得绝大部分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做本本分分的“良民”,即便吃亏也要尽可能的不要纷争。即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纷争,普通老百姓也会首先将纷争放在“上下”。“亲疏”以及“尊卑”的“礼治”关系网当中,而并非采取诉诸于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纷争,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整体法律意识较低的根源所在。
法律执行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干扰因素尤为众多,进而也就导致了整个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而言比较单薄,在出现纷争的情况下,更多地采取一种逃避的“非负责”方式来解决纷争。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基于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与分析,不难发现:导致这一问题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不单单表现为民间环境下普通老百姓对于诉讼问题的消极认知与意识,同时也表现为古代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统治作用之下,法官对于案件的判定没有以法律位置,更多是多重化的判定标准。我国传统封建社会下所存在的礼法冲突问题同样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与真实的体现。[7]例如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在《刑统赋序》一文中所提到的“刑定律有限,情博受无穷,世欲以有限之律律天下无穷之情,亦不难哉?”以及余戳卓同样在《刑统赋序》一文中所提到的“徒守其文在律之所已定者,不足以该其情也”。以上内容充分反映出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儒家“礼治”思想作用之下,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法律条款及其相关行为的执行者对于能够应用多种标准(包括“理”“情”“理”“法”等在内)进行法律判定为骄傲,反而对于那部分斤斤计较于成文法律法规进行法律判定的行为为鄙视。这也正是礼法冲突作用之下法官判案多重标准的最集中化体现。在这一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情”可以大致理解为“人情”,同样也是“人心”及“民情”的集中化表现。从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领域角度上来说,《汉书?文帝纪》一文当中对于上文所述这种多重化的法律判定标准有着这样一种表现:“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与此同时,唐朝史家李百药所撰写的《北齐书》下《卢文伟传》同样有着这样一种表现[8],即“文伟性轻财,爱宾客,善于抚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
以上从文学作品的研究角度重点论证了“情”这一因素在多重化法律判定标准中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上文所研究的多重化法律判定标准当中所涉及到的“理”基本可以理解为“理化”因素,也就是所俗称的“治理”以及“教化”。这一因素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同样有着明确的表现,例如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所编撰的《后汉书》中的《樊宏传》,当中所表现的“分地以用天道,实廪以崇礼节,取诸理化,则亦可以施于政也”。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模式以及儒家思想观念“礼治”因素共同影响的背景下,法官多重化的判定标准主要是针对一种能够与人心所向以及民情所向相符合的[9],能够有助于统治者治理以及百姓教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也就是所俗称的“传统伦理道德”。从一直存在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影响下的“礼法冲突”的角度上来说,所研究的“礼”在儒家思想观念当中表现为一种能够“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以及“明是非”的行为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在封建统治阶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念影响作用之下,“礼”可以说不单单是封建统治阶层制定法律法规的理论基础与前提,同时也是与道德因素始终保持着“一一对应”的相关性关系。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受到封建统治阶层思想观念灌输式的影响,儒家思想观念下的“礼”逐步沉淀为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最集中化表现以及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典型表现。从这一角度上来说,“道德”、“礼治”以及“法律”可以说是存在于封建统治过程中的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在不断变化以及相互制约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一种均衡性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出现“道德”、“礼治”以及“法律”这三类因素相互制约的特殊情况,“礼治”可以说是最有利于封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地位,践行统治权力的最关键性因素。
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资源的进入,自然打破了法学单一视角的局限,并有可能颠覆其所包含的压制性与性因素。由此改变了我们对法律及对文学根深蒂固的理解,击碎了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笼统地说,当带有虚构性特质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对世界的隐喻时,其实便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反拨,这实际上构成了法律与文学之(真正的)精神底蕴。对于我国而言,法律当中参杂有大量的非法律因素,进而导致传统法律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与问题,并无法实现在面对法律问题过程当中的平等性与客观性。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率公守法”并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亟待改进。究其原因,在于礼法冲突问题始终存在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本文针对有关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礼法冲突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简要分析与说明,希望能够为今后法律与文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学作品论文:谈谈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唐诗、宋词、元曲、散文、小说、日记、戏剧、回忆录、对联、民谣、谚语、快板、新闻乃至影视文学、流行歌词等也都属于文学作品的表达形式。依托课题《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研究》的有序开展,在多年的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们总结了“四性”。即:可行性──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是前提;必要性──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目标;有效性──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是关键;启发性──“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是追求。
关键词:历史教学;文学作品;应用
历史学科独特的人文科学性质决定了它拥有异常丰富的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严谨而枯燥的史学论证,相反处处蕴藏着琅琅上口、回味无穷、意味深远的文学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事实上,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管是哪种文学题材,哪种文学体裁,文学作品都是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中学生熟悉的文学作品除了语文课本经常涉及到的唐诗、宋词、元曲、散文、小说、日记、戏剧、回忆录等之外,对联、民谣、谚语、快板、新闻乃至影视文学、流行歌词等实际上也都属于文学作品的表达形式。这些文学作品不管外在表达形式如何,都忽明忽暗闪烁着历史的背影,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把历史与文学很好融合起来的典范。
有鉴如此,依托厦门市思明区十一五规划课题《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研究》的有序开展,在多年的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们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现在就来谈谈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四个“性”。
一、可行性──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是前提
1.课程改革的大背景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正是在这史无前例的课改大背景下,广大历史教师纷纷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自主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教学实践活动,同时这些教学实践行为也直接促进了课程改革向新的更高层次进一步推进。而这些新型的教学方式无一例外都主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励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建构正确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课改大背景为我们开展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机遇。
2.课程资料的大搜集
文学作品有史料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应用到历史教学中来,也不是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文学作品的辅助。现在的中学生知识面很广,但课外阅读仍然很有限,所以引入文学作品必须以学生熟悉为前提,好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篇目,或者是流传甚广,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家名着。通过对小学4-6年级和初中7-9年级语文课本(不含自读课本)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至少有115篇文章可以直接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同时,我们在对中学7-9年级的历史课本的知识点进行搜集和整理的同时,惊喜地发现有将近600篇之多的文学作品可以应用到历史教学中去。同时,根据学生对这些语文课程资料或者其他文学作品的熟悉程度,我们把它们分别划分为“重点渗透”、“一般渗透”和“忽略”三个层次,三者的比例分别是42.5%、48.3%和9.2%,这些文学作品资料都将作为日常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参考。而且,新课标版的教材明显加大了文学和文化内容的分量。根据统计,七年级上册的《中华文明的勃兴 (二)》和《昌盛的秦汉文化 (二)》、下册的《灿烂的宋元文化(二)》和《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二)》;八年级上册的《新文化运动》和《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二)》、下册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九年级上册的《古代科技与思想文化》和《世界的文化杰作》、下册的《现代文学和美术》等课程内容几乎全部是有关文学作品的教学。如此丰富的文学发展史内容,如果离开了文学作品来辅助教学的话,这种教学行为是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
3.学生兴趣的大调查
在针对有关学生兴趣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中学生的视野非常开阔,想象思维非常灵敏,文学功底也很扎实。而且只要是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实践,能够让学生享受学习快乐和快乐学习的教学方式都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不可否认,有的青少年学生难免会受到“快餐文学”、“低俗文学”的影响,但是唐诗、宋词、元曲、散文、小说、日记、戏剧、对联、民谣、谚语等名篇、名着、名言这些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文学精品也同样受到大多数学生的青睐和眷恋。为了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文学写作兴趣,学校专门成立了《汉语言文字研习社》和《思飞》文学社。“两社”的成立为学生的文学兴趣培养、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为我们把文学作品应用到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训练机会和良好氛围。
二、必要性──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目标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中学历史教学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因此,历史教师应该千方百计使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提高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
1.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需要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学历史教育的灵魂。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青少年中产生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行动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中学生的自主意识与批判思维明显加强,他们对生硬而僵化、简单而纯粹、抽象而久远的道德说教显得有些麻木茫然和无可奈何。但是,如果历史教师在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注重创设历史情境和丰富情感体验,深入挖掘俯拾即是的能够涵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文学作品素材,就一定能够对他们的思想情感起着强烈的熏陶、感染和内化作用。例如,在讲述抗日战争之《血肉筑长城》一目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作家光未然的《黄河颂》(《语文》七年级下册)来展现抗战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壮丽的山河和英勇的战士使诗人感受到中华民族顽强的奋斗精神与不屈的意志。在讲述《普法战争》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法国作家都德的《一课》(同上)来重现阿尔萨斯地区在遭受普军侵占以后,师生们上一堂法语课的那种愤怒而沉痛的情形。这种有血有肉的文字描述能够很巧妙地引导学生进入一种或欣喜愉悦或振奋鼓舞或悲壮凄凉的教学氛围之中,也一定能够使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在学生的心灵深处与历史老师一起产生强烈的震撼。
2.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唐诗、宋词、元曲、对联、民谣、谚语、快板、成语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艺术奇葩永远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些传统的文学作品无论翻译成哪种语言或者文字都会味同嚼蜡,因为离开了它们的诞生故地和时代特征就一定会失去原有的神韵。例如,成语“风声鹤唳”和“草木皆兵”就生动描绘了淝水之战中前秦皇帝苻坚战败而仓皇逃跑的狼狈情景;“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首对仗工整的对联就生动描绘了霸王项羽破釜沉舟的豪情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壮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血迹斑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把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精神刻画地淋漓尽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间谚语就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堕落。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历史课堂中经常引经据典大量使用传统文学中的精华,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功莫大焉,对于培养大批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人也会功莫大焉。
3.培养学生思维和想象能力的需要
“学史可以明智”。文学语言具有风格的逻辑结构和极富想象的表达形式,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从而激起学生浓厚的求知欲望。例如:“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两首诗对隋朝大运河作出不同的评价,很明显,这对于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讲授辛亥革命的时候,可以用林觉民的《与妻书》中“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来帮助学生理解革命志士为正义而献身的爱国精神,同时也还可以利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来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在学习完红军长征这一节内容以后,让学生欣赏并朗读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样,可以让学生领略到红军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藐视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学生在受到深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来重走长征路,并借助思维活动深刻记忆红军长征途中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和三军会师等知识点。
三、有效性──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是关键
着名教育理论家赵亚夫教授在《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中说:“当历史上那些曾经鲜活的事件、人物、制度、艺术等转化为文字,特别是脍炙人口、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的时刻起,它们就凝固了。……历史课堂便是把这些看似凝固的历史一丝丝地抽出,从生活中,从我们的性格中,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抽出,使它们成为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聆听、可以继承、可以实践、可以畅想、可以创造的活生生的素材!”
1.基于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
具有浓郁情感色彩的文学语言,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素材。《走进新时代》的歌词抒发了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昂扬情怀,特别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这几句点睛之词依次歌颂了党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明的丰功伟绩。2004年CCTV《感动中国》的颁奖词“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以优美的现代诗歌形式讴歌了毕生梦想消除饥饿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丰功伟绩。还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之于思,毁于随”、“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苟利国家生死也,岂因祸富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等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又从道德修养的许多方面给学生以启迪。教学实践证明,在历史课堂上广泛使用这样精练、优美、诗意般的文学语言会比单纯的思想教育更能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2.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生如果能够时常沐浴在经典文学语言的环境里,通过长期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影响,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必定大有裨益。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现了古人以救国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副至今仍然矗立在黄埔军校校门的对联成了“黄埔精神”的最朴素诠释。在评价诸葛亮的时候,引用杜甫的诗句《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也可以引用他的《蜀相》“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诗圣”杜甫用了不下10首诗来讴歌他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景仰。宋词《虞美人》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揭示了南唐后主李煜对国破家亡的遗恨和无奈。《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集中表现了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即景抒情,气势恢宏的写作风格,从而将读者带到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通过排比这种气势恢弘的文学表现手段表达了梁启超对国家的拳 拳热爱之情和对少年的殷殷期待之意。
3.利于增强历史课堂的生动具体
建构主义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为学生的主动建构提供一定的学习材料,希望把学习置于真实、复杂的情境之中,从而使学习能适应不同的问题情境,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广泛的迁移。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正是历史教师可以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材料,也是历史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大胆应用的教学辅助材料。例如,讲到“诗仙”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特点的时候,可以让学生齐声朗诵《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种个性化的教学行为在让学生感受“唐诗”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让历史课堂更加生动具体,更加富有情趣。当讲授“开元盛世”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可以借用杜甫的《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以及《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通过“诗圣”这些爱国、忧民、真实的诗歌描绘,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唐玄宗统治前、后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反差,也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凤阳地多不打粮,磙于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和“说凤阳,道凤阳,改革鼓点先敲响,三年迈出三大步,如今飞出金凤凰”。如此对比强烈的花鼓词真实而生动的展现了改革开放前后安徽凤阳的巨大变化。另外,“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样是深刻影响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人物,爱迪生和牛顿却都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科学最坦荡的谦虚和最执着的追求。
4.便于消化和巩固相关的语文知识
历史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巩固和强化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例如,结合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史实来复习《论语十则》;结合秦朝末年大泽乡起义的史实来学习《陈涉世家》;结合曹操在东汉末年统一北方,继而希望统一全国的“不已壮心”来学习《观沧海》;结合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军民进行坚苦卓绝的抗战史实来学习《芦花荡》(孙犁);结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实来学习《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结合解放战争中渡江战役的史实来学习《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很显然,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历史画面可以为许多语文教学课程提供良好的情景铺垫,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会比简单的死记硬背或者字词讲解理想许多。宋代诗人林升的代表作《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把南宋统治者腐败无能,醉生梦死,偏安江南,不图恢复北方失地和中原故都的丑恶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这首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宋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史实,这是因为两宋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在空间上打破“市”、“坊”的界限,时间上也打破“日中为市”的限制,商业才会空前繁荣,从而造就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和后来南宋都城临安这两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如果学生对两宋的这段史实比较了解的话,就能充分运用相关的历史知识来深刻体会诗人对南宋朝廷的痛斥和失望,达到消化和巩固相关语文知识的目的,避免了无病呻吟式的空洞说教。
四、启发性──“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是追求
把文学作品应用到历史教学不是要把历史课变成语文课,而只是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借助一些与历史知识相关的文学作品,使学生在文学的艺术熏陶中感受历史、认识历史、评价历史、思考历史,追求一种师生“双赢”的教学形式。
1.理论跟进,行动研究
从课题的申请、立项、开题到调查研究、资料分类、阶段总结、活动开展、反思升华,都必须始终重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要用 “建构主义理论”、“动机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有效教学理论”等全新的课程理念来作为日常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指南。这种理论跟进为先导的研究方法,配合调查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主题活动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的补充渗透,可以使课题研究和历史教学处处充满着智慧与活力。实践中,特别要注重将行动研究法贯穿始终,即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检验,边完善,把研究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边归纳,边总结,探索出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益的有效方法,积累一定有效课堂教学的实践经验。例如,通过历史成语故事演讲比赛和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演讲比赛这两种“同类不同质”的活动开展,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写作水平和演讲表达能力都大有裨益。但是,前者重在学习和弘扬的中华传统文化,后者重在启发学生要以史为鉴和珍惜和平,通过对这样目的不尽相同的演讲比赛方式的实践、总结、完善和提高,为以后开展相关的比赛活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经验。
2.坚持不懈,探索创新
暂时的偶然的教学行为不能成为教学特色,必须有系统、有计划地长期坚持和探索创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才是形成学科教学特色的不二法则。例如在讲授北魏孝文帝学习汉族文化进行改革的时候,可以指导学生使用排比的文学手法,强调只用4个字而且还要带一个“汉”字的6句话对改革内容进行归纳概括。激烈的讨论探究之后,老师和学生共同概括出了“学说汉话;改穿汉服;使用汉姓;与汉通婚;采用汉制;学习汉俗”。在讲授人民解放军开展渡江战役一目的时候,指导学生创作“解放军三路进攻,占领南京;国民党一败涂地,败退台湾”这种对仗工整的对联来描述战况。同样,讲授《海峡两岸的交往》的时候,引导学生利用《鼓浪屿之波》的歌词和台湾诗人余光中的散文诗《邮票》来辅助教学,通过两位作者身在大陆家在台湾和身在台湾家在大陆的典例来表达对骨肉同胞分离的痛苦和对海峡两岸交往的期盼。黑奴制度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焦点问题,引导学生创作《拍卖黑奴现场会》并即兴表演出来,可以有效突破教学难点,增添教学靓点。事实证明,长期坚持这种创造性的教学方式无疑对于师生加深知识的理解和提高思辨的能力都大有帮助。
3.日常渗透,活动推动
教学实践必须始终贯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在日常的历史课程教学中,诗歌朗诵、故事演讲、情景再现、辩论比赛等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行为屡见不鲜,有利于改善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尽管如此,仍有学生觉得依靠渗透这种生机勃勃、其乐融融的学习方式有些分散和随机,有些意犹未尽。为了激励和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重点活动的组织就很有必要了。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之余,我们坚持开展了诸如历史成语故事演讲比赛、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演讲比赛、文史知识竞赛、历史情景剧创作暨表演比赛、历史辩论赛等许多大型活动。这些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结合学校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和读书节创造的浓厚氛围精心设计组织的。活动开展中,始终注意坚持活动形式必须为历史教学内涵服务,必须和文学作品息息相关,必须有的放矢有所启迪。而且,这些大型的重点活动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做到由容易到复杂,由简单模仿到尝试创作,使学生在老师搭建的活动平台中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和展现。实际上,课堂渗透与活动推动的本身也是教师和学生继续学习、教育和共同探究的过程,也使这个基础之上的教学行为更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启发性。
综上所述,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强调运用文学作品,不仅有利于学生对 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并提高写作水平。诚然,“知识不是对现实的纯粹的客观反映。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者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必然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和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并随之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大文学作品的渗透也是当前历史课程教学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有效手段之一。当然,也只有具备这种求真求新求精的教学理念与实践行动,才能与时俱进,才能无愧于时代对教育和教师的要求。
文学作品论文: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国性格
美国文学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却发展得非常迅速。再加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使得美国文学彰显出多元化的风格特点。另外,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比,因为发展时间比较短,所以缺少了一些文化的底蕴,却多了一些英雄主义的硬朗。因此,美国文学中绝大多数是崇尚自由、追求个人梦想的作品。这些作品要么描写底层人物的奋斗史,像《MOBY DICK》《老人与海》;要么描写战争中战士抱着为国作战的梦想,可现实却让战士们清楚地知道了战争的真相,参战者们即便是有幸逃过了炮弹,回到现实社会中也面临着毁灭,除了肉体的伤残外,还有人性的丧失,像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克莱思的《红色荣誉勋章》。这些经典的美国本土文学作品中底层人物的奋斗史,处处体现了美利坚这个民族集体中的“英雄情结”。
一、个人孤军奋战再现美利坚民族集体中的英雄情结
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另外,美国人民富有民主自由精神,移民过来的美国人大都带着本民族的文化,这就决定了美国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庞杂性,所以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因为美国的作家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这就使得美国文学生活气息和平民色彩非常浓厚。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再现了美国社会中人们追求梦想时体现出来的英雄情结。这些英雄模式大都体现了在逃离现实和追寻个人的人生价值时性格的倔强,即使是孤军作战也会坚持。
让我们先看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一个关于来自圣地亚哥的老渔夫的故事。老渔夫在海上捕鱼,连续八十四天都空手而归,饿得快要不行了。但是他没有放弃,终于在第八十五天收获了一条大马林鱼。在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经过两天两夜的打拼,他杀死了大鱼。然而,这个战利品被许多小鲨鱼吃光了,最终老人只能拖着一副鱼骨头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到梦中去寻回往昔的美好岁月。从这个有些悲惨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面对的是不可征服的大自然,仍然能全力拼搏。尽管结果是失败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骨子里的英雄情结不言自明。类似的故事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作品《MOBY DICK》中也有体现。一位名叫亚哈(Ahab)的船长带着他的船员驾驶着“裴庞德号”(Pequod)追捕一条叫做莫比·迪克的大白鲸,在航行过程中,他收留了名叫以实玛利(Ishmael)和魁魁格(Queequeg)的两个年轻人。被追杀的大白鲸曾经咬断过船长的左腿,亚哈船长一心想着报仇,下定决心要追杀大白鲸。带着这种复仇的心理,经过三场血战,船长奋身刺杀白鲸,但是却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不幸落海身亡,捕鲸船被撞翻,而莫比·迪克也不知去向,只有船员以实玛利生还。小说的情节曲折悲壮,惨烈不失倔强,生命的代价给复仇画上圆满的句号。这种血的付出,给美国人成为英雄创造了机会。
美国文学中的这种典型人物非常多,人物骨子里表现出来的孤军奋战,个人性格中绽放的坚强和坚持,即使失败也要英雄般壮烈,这种性格中的硬朗在作品中清晰可见。
二、战争——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人民都熟知的战争:独立战争、及时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民关于战争的话题应该不缺少经典,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言人的作家群体也因为描写战争产生了很多蜚声国际的名人。这些战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推行美国普世观念中的民主与自由,要是遇到了不认可美国价值观的对手,美国采取的方式就是大打出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重建伊甸园的神圣使命,至于战争的理由是否正确无人顾及。在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中,美国作家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比如海明威1940年创作的《丧钟为谁而鸣》,主人公乔丹的死被作家描写得非常辉煌伟大。作家运用了大量的叙述铺陈,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详尽完整的背景烘托,让每位读者都感受到一种悲壮的情结,作品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我们可以虚构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是对于战争题材,战争小说的写实性特点让虚构变得不再可能。就拿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惠特曼的《草叶集》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以及霍尔姆斯的《士兵的信念》为例,这些作品的作家亲历了战争,正因为亲历了战争,他们的作品生命力都非常旺盛。《永别了,武器》中的主人公亨利实际上是作家本人的自画像,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理解人类世界的这场悲剧。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自愿亲赴欧洲战场,历经了各式各样的战争磨难,结局是独自一人流亡。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因年龄太大不能入伍的惠特曼去战地医院护理自己的弟弟约翰。他目睹了战争受害者所受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折磨,以此为素材的诗歌出现在他的《草叶集》中,震撼了读者的心灵。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二十岁的霍尔姆斯在战争中三次受伤,三次回到战场,正是因为战争的洗礼,霍尔姆斯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几部源于战争的作品,因为战争的写实性,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历史和文学史从来就不缺少战争,有些是被美国人认为很正义的战争。
另外,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美国媒体给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很大影响。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在媒体的鼓动下,抱着为国而战的想法,不顾家中亲人的劝阻,毫不知情地奔赴战场。但在他们经历了战争后,内心的感触与入伍的热望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这些小人物的挣扎与苦痛,被作家们描写得淋漓尽致。《红色荣誉勋章》中,小说主人公亨利由于渴望过军旅生活,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加了北方军。当经历了战争后,他感到被自己的国家、被统治阶级和那些宣传媒体出卖了、欺骗了。《永别了,武器》应该说是及时次世界大战的典型力作,小说中士兵和军官之间爆发出接连不断的冲突。对普通士兵来说,与德国人的战争已经失去了意义,生存的好办法不是与战场上的敌人短兵相接,而是逃跑,所以故事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逃往瑞士。
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地告诫人们: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会带给人们无尽的伤痛。战争的出现不管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人们都有权遏制战争。
三、结束语
不管是个人梦想的追随者,还是战争的发动人,美国人都是以精神强者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怕困难,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敢于付出,不惧苦难,粉身碎骨也勇往直前,这种性格的主人公,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都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英雄情结。作品中的个体虽然孤立,但追梦的过程可歌可泣。每个人都知道战争的惨烈,但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重建伊甸园的神圣使命,大批年轻的美国青年前仆后继。这种独特的美国性格——对英雄的执着痴迷,对战争的痴心不改,成为美国文学作品的主旋律。当你熟悉???这种美国性格,也就很轻松地理解了美国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论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验式教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长期的工具理性的教学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逐渐僵化枯燥。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古文教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乃至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体验式教学则消解了语文学科的工具理性,将生命、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是语文学科的价值所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制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1]体验是生命个体的直接经验,通过体验,生命个体成为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体,体验将自然、社会和个人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文学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生命个体独有的个性与风格,凝聚了他的情感和体验,而且因为“艺术家所经历的那部分人类生活在审美体验的瞬息获得了新的改造与美化”[2],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以知识为本位,割裂了作品的意义世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意蕴,造成了教育价值的失落。文言文被很多人当成“第二外语”,与受教育者的阅读、写作、思维训练无关,更与他们的生活、心灵无关,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大众,缺少对生命、情感和精神的深切关怀,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也被遗忘,古文教学甚至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而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通过与古人心灵的对话,提高语文素养,理解生命的意义,唤醒生命的自觉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体验式古文教学有利于受教育者个性的陶冶。个体的素质离不开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阅读恰是愉悦情性、抒怀明智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沦丧,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慰藉,性灵得到舒展。古文作品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式古文教学注重对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提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追溯、探寻民族精神。通过对先民文化精神和实践的触摸和巡礼,理性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以敞开的心境对待每一个独特的个体,促进多元化、创造性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生命主体的自主建构。
体验式古文教学强调对生命和文化的观照,这种观照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要落实到古文教学的实践中。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虽然时代变换,古文中的汉语形态与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系是抹杀不掉的,在人文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言志之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其中蕴含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精神可以跨越时空的藩篱,在人与我、古与今融通的过程中,将对古文的学习扩展到受教育者的阅读和写作中去,扩展到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去,让学习对象和受教育者的心灵互相碰撞。
古文教学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用获得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来衡量,在工具理性和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下,古文独特的文化魅力被简单化,甚至忽略掉了,“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3]体验式的古文教学要求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注重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拓展。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并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致力于他们自主精神的培养,通过探索世界、探索自我,体验到情感的满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
在课堂教学中,工具理性强调客观,注重分析,而体验式教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将学生的知、情、意、行等各种认知和技能融汇到特定的情境中,以诚挚、敞开的胸怀,追寻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意蕴。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需要调动受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体验文本的多重阐释和解读。这种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方式,将受教育者从繁琐的知识教学和观念灌输中解放出来,发现了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开始积极、主动地理解他人和融入社会。在讲到《爱莲说》时,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到盛开的荷塘,去观察莲的姿态,感受莲的品格。在讲到《鸿门宴》时,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模拟每个人物的神态、言行。通过创设特定的情境,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文本的体验,对自我的体验,自然会不断深化。
体验式教学注重感同身受,因为感同身受是体验产生的基础,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抒写和生动形象的展示,古文阅读和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内涵和意蕴进行细致的品味,更要将文本置于相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是间接的知识,但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同情中,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开阔视野,获取有益的启示,从而重塑自我。生命个体在不断成长,他们的期待视野随着理解的逐步深入,也在不断提升,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或给予恰当的点拨,或营造相应的氛围,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进入到古文世界中去。
可以说,体验式古文教学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符合语文教育“立人”的宗旨。
文学作品论文:从文学作品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不同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有体现,近年来,随着文学翻译的数量不断增多,文化差异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本就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途径。从文学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成熟于歌德和康德。而中国文化始于夏商,在先秦时期已趋于成熟,儒家的产生与发展便是例证。但随后却进入漫长的守成阶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从不务实际而好幻想的孩童时代,步入讲求实际而热爱科学的成熟形态;而中国文化自古就务实际而少幻想,可以说是少年老成。
一、心理差异
宗教和哲学是中西方在审视文化方面分歧的主要来源,儒、佛、道、释合为一体的东方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最原始的认知在于悟自身,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是它的思想核心。而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思想核心,它包含一种彻底的批判性。西方文化认为获取和解脱在于乐园和天国,而中方文化则认为是幻想和期待。
以中西两方着名的两个文学作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朱丽叶的结局是可怕的毁灭,是到天国去团聚,这种解脱同时也消除了两个家族的仇恨和积怨。而汤显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梦中钟情,死生离合,冲破束缚,天人合一。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中外人都渴望的文学最终结局,但就这俩个具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来说,同样的悲剧却有着不同样的认知差异。在西方文化中悲剧和喜剧源于不同的认知理念,往往悲剧是主要的文学研究对象,它处在高高在上的一种位置,在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的悲剧中体现大自然的崇高,体现人类的伟大,这样的结合在西方文化中叫做悲剧性。而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喜剧经常以卑微的角度来展开事件,叙述主人公的日常琐事。虽不能算做是轻视,但多数的西方作品中喜剧惯于发生在小人物身上,而大悲大爱的主人公往往发生在帝国和英雄之中。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更加青睐悲剧多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认为悲剧的本质是崇高、美、神圣的体现。正因如此,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并没有满足于罗、欧在现实生活中的结合,而是赋予了他们更重大的使命,让他们以自身的毁灭来换取的反抗,以自身的生命来同封建家族势力搏斗,直至流完一滴血。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一个典型的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情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杜丽娘身居官衙之中,单调的生活迫使她在虚幻中寻找自己的所渴望的自由和爱情,却因现实本无法满足而死去.但中国的文学艺术本着传统思想的束缚是不会就此结束,虽在现实中悲剧结局,杜丽娘幻化为魂与柳梦梅再次续缘。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悲剧的数量鲜少,大都因读者心里需求而转悲剧为团员的结局。中国人喜欢看喜剧,圆满成为人们较高的社会理想,因此中国的剧作家在创作中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改为喜剧,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同时也满足了中国人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审美心理,也体现了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抗和积极乐观的民族性格。
二、价值观差异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新事物往往是受到质疑甚至压制的,这样的压力往往来自于那些威权主义者,他们具有话语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新事物要在中国生发,就要能够冲破这种大山一样的压制。传统的价值观影响甚至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是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一大差异。个体意识指这样一种社会认同: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个人,强调个人自由与自我依赖。集体意识指另一种社会认同:集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集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集体的共同意志。在这样一种文化模式中,人们基本上被认为是相互依存的。它强调家庭与社区等相关团体内部的责任义务。这里举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文学作品《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为例。
《老人与海》是典型的个人努力奋斗的作品,突出个体意识、强调个人价值作用的西方社会文化。虽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但在这部作品中,老人独自一人禁受住孤独、饥饿、疼痛等等一系列的痛苦折磨最终才得以打败鲨鱼,终得平安。在个人角度来看,老人的行为是成功的,他成功的打败了鲨鱼,平安而返,但对于周围人来说,他以多日不得收获,而长时间的出海最终带回来的也不过是鱼骨头,老人的行动从其行动带来的实际成果意义上来讲无疑是失败的,从那条大马林鱼遭到及时条鲨鱼的袭击时,老人的辛苦就注定是徒劳的了。但是老人坚决、勇敢地斗争着,老人本身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失败、愚蠢的,这可以从作品中对老人梦到狮子的描述中得到提示。显然狮子作为力与勇的代表,它在小说中的不断出现,构成了一种寓意十分明确的象征:象征着老人追求力与勇的搏击精神。作品中那一位老人、一片海域、一条大鱼、一群鲨鱼的有机联系和冲突,使老人的生命张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这无疑是对的唱和。
而《愚公移山》中的“率众挖山”则体现出我国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愚公移山》产生的时代,生产力相当低下,人们采取集体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形式,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集体而独立生活,更谈不上离开集体去谋求个人发展,实现独立的人生价值,体现独立的人格力量。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个人和集体产生了分离,当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发展、个人作用的时候, 儒教思想深入人心,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和大一统的精神文化统治促使我国民族鲜明的集体意识的形成,而《愚公移山》中的集体意识则被凝固在这种意识发展进程的早期时段里,成为返观该历史发展进程的参照物。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从内容表达到形式选择,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横向移植。中国作家有着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既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又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特别是,中国的作家由于其实用理性精神,其内心情结促使他对中国的现实高度关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种价值敏感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先在结构的存在,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有一个价值上的重塑过程和审美表达上的改写过程。价值重塑是为了与中国的现实有效对接,而审美改写则是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重塑和改写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比了四本中外名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文学作品就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是文化的反射,也是具体的体现。
文学作品论文:从西方文学作品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价值取向 “SLFCA精神”
[论文摘要]以欧美文学名着中典型人物为镜,映照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现实,论证大众文化中的精神缺失,提出营造高尚的社会大众文化的建议和期盼。
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特征
中华文明悠远博大。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取得了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造的巨大成就。至“工业革命”,一种传播技术革命的文化出现,并在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的滋润下开始繁荣,这就是大众文化。
她无明显阶级性,也无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的明显自发性。她仅仅是一种“众人喜好的文化”,在当代具有明显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传媒性,是物质文化消费现象。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短短20年时间,便迅速壮大成与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她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风貌,但也引发了多重争议。这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她的价值和发展控制问题。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一)总体现状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街头文化、网络文化、快餐文化。涂鸦不再是损毁公共设施的反面教材,轮滑鞋成为日常的交通工具,麦当劳和动漫老少咸宜……
“后现代消弭了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差异”,代之而起的是崭新、前沿、活跃的,形式大于内容的文化时尚;网络文学流行元素的泛滥,无厘头文化的兴起,使文学的处境日益卑微;严肃文学在一片指责声中渐渐地为迎合消费需求苦苦挣扎;表现青春励志、人间真情的作品缺失。当代大众文化已在满足人们消费欲的同时,丢掉了文学的功能,造成了文化精神的极度失落。
(二)精神流失与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精神文明价值正在流失,“SLFCA精神”极为缺乏。
1、Self——自信、自立、自强
《苔丝》中塑造了一位“失贞”后,仍对爱情自信、对生活自立、对命运自强的女性;幼年电击致残的何军权①,在残奥会上屡夺金牌;而整个中国也是一步步摘掉“东亚病夫”铁罩的鲜活史诗。他们用自尊的烈火消解了自卑的封冻,打破了“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迷信。我们不要打着反对“个人排他主义”的旗号,抹杀“三自”的强大能动性。要深刻反省,坚决抵制懒惰情绪,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2、Love——爱人、爱祖国、博爱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政治扼杀了“爱”,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金钱扼杀了“爱”。但“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孔孟以“仁爱”为纲推行“仁政”主张;保尔·柯察金用钢铁般的意志告诉我们,“热爱祖国,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较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马丁·路德金怀揣博爱的梦想呼吁种族平等。
3、Fastidious——挑剔
大众越来越挑剔,也越来越不挑剔了!人们会恼火煎饼上多出的一粒芝麻,也会光临隐私揭秘、情色凶杀的文艺,《荷马史诗》门前冷落、《流星花园》门庭若市……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扬弃了旗袍、黑发,宣传起了超短裙、彩发。“肥皂剧”占据收视率前列,选秀场成为大众文化坚实的阵地。我们不能让低能化娱乐继续妨害大众的审美能力,应该用纯粹的文学精神来净化心灵,读《威尼斯商人》,学习安东尼奥们生活的智慧;品《巴黎圣母院》感受敲钟人卡西莫多人性的真善美。品味无/！/数升华人性之理。
4、Cooperation——合作
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希望。不过,“80后一代”引领的时尚文化,更加讲求“西式”个性解放。RPG、DIY……从服饰到神情,都追求最cool、最in效果,“Freestyle”的生活方式对青春一族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学校教育也开始留意培养学生的个性。但这很可能是在没有领会“尊重个性”的真谛前提下的盲目模仿。看看《三个火》,他们齐心打败红衣主教、舍命救友。莫逆之交并没有成为他们仗势凌人的资本,也没有妨碍他们侠肝义胆个性的彰显,相反,团队精神使其英雄形象更令人崇拜。我们不要把“尊重个人能力”的人文关怀当作脱离团队的借口,应当领悟合作精神与技巧的本质,培养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实现“和而不同”。
5、Action——行动
“Every man feels instinctively thatall the beautiful sentiments in the worldweigh less than a single lovely action,”“A man,1ike a watch,is tO be valued byhis manner of going,”不过,总有不少人在睡梦中收获幸福、在幻想中等待机遇。的确,我们不得不饮食、睡眠、浏览、恋爱,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接触生活中最甜蜜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不屈服于这些事物,这一点对15~25岁的城市青年一代具针对性。试想,如果漂流孤岛的鲁滨逊成天只是“期望”早日回乡而不与自然抗争,如果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的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放弃第八十五天的出航,而“期待”第八十六天的收获,那么“家乡”和“大鱼”又在哪里?人类坚毅、勇敢的光芒又要何以释放呢?无可厚非,生活需要幻想。但最终要把它变为现实。
(三)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大众文化之所以如此受宠,是因为她从本质上是以最广大人民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和较高价值目标的。她始终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人文目标,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
中国大众文化应继续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展示民族文化精华。对国际文化主流
“去粗取精”,吸收先进科学精神,做到以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使大众文化实现真正的满足大众需要、尊重大众权利、反映大众理想、提升大众人格。
结语
由于文学在一种文化的价值建设过程中始终承担着价值的生成、判断、传播、演化、消解、更生等系列功能。所以它应该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断裂或至少是缺位中负起责任。强调利用一些英美文学名着,调动其形象传递、情感转移和审美共鸣功能在中国大众中的强大基础,打消人们对原有价值标准的怀疑,提出信念、塑造榜样、身体力行。这样,某些定向的价值选择就水到渠成了。
文学作品论文:古代文学作品的体验式教课研讨
1、古代文学作品体验式教学的提出
纵观古人的教育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有着对无限的深深体察,重视和倡导主体体验的言论,才使深广的宇宙意识和执着的生命之歌便薪火相传。先人们从学习者的生命整体出发,重视习者内心的感受,重视知识的内化,使文言因其简练雅洁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在学习者内心与圣贤意旨间进行沟通,因此,体验进入古文教学是向当代体验理论的切近。
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现状以体验理论为原则,其教学现状所呈现出的教学困境表现为知识本位教学造成的教育价值失落。教育所应有的人文内涵的不到重视,其教育价值首先是对教育主体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当前的文言散文教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灌输教育造成的主体性错位,工具理性下的古文教学追求知识的客观性,人的价值没有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是压制自主性的灌输式教育。最终导致主体自身的失落与异化,教师教学中流行的是私塾式的串讲方式,主体自主性的膨胀导致他者被践踏,工具理性的教育割裂知识与生活的联系,以封闭的趣味去批判、改造,以致成为一种毫无价值的知识游戏。
具理性指导下的古文教学系统没有相互协调的化的系统,学习文言语法知识只是为了阅读浅易文言文,与社会、自然相不和谐,并产生冲突,学生的个性差异被忽略,独立思考被否定。在自我封闭和自我膨胀中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缺乏对人的整体精神和生命表现的深切关怀,缺乏对现实生活中师生情感沟通,变成飘零在历史河流中一棵无根的浮萍,缺乏对教学多重意义,变得不知敬畏,也无所固守,使教学过程缺少人文性的充分理解。因此,古文教学要跳出工具理性圈子,致力于弥合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差距,以生命体验方式来执行。
2、古代文学作品体验式教学的内涵
体验是个体对生命的感发和体悟,体验式古文教学就是引导学生自主地进行文化体验,从体验古文的文化意蕴出发,理解生命意义,促进学生语文素养涵养,实现语文课程整合,促进生命的自我理解与创生,让历史和文化在学习者的体验中被理解,达成个性与文化、现代与传统花生,实现公民素质的提升,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实现族精神的培育。
文言与古白话是汉语极其重要的历史形态,文化对于个性具有陶冶功能,能实现族精神的培育,它是先民文化精神与实践的纪录者。语言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体验式古文教学反对知识本位的教学,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加强主体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国在基础教育中也应加强古文教育,以提升主体的人生境界;文化传统是各种文化类型里的基本核心,要理性地继承蕴涵于古文之中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实现培育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使命。体验式古文教学反对漠视生命的教学,体验式古文教学是一种唤醒教育。强调还原生命的本真状态,以情感体验情感,是主体自主建构的过程,以生命体验生命,并内化到主体的体验中。引导学生在与古人的唱和问答之间达成视界融合,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实现生命意义的自我理解和创生;体验式古文教学提倡体验生命的敞开之境,反对压制个性的灌输教育,促进学生领会生命与世界和谐共在的关系。
古文教学要落实对生命和文化的关照,应以生命体验的视野去感受、去思索,应落实到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当中。只有体验才能领会汉语的意蕴与美,古代汉语有着持久的魅力,表现着真切的生命体验,开启了主体对艺术和人生的更为深入的思索。要引导学生将生命化入品读之中,并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到主体思想中,在情感与精神纯净世界中与古人往来唱合,让古代文学作品真正发挥其文化优势,高扬着勃发的主体精神,真正与学习者的需要相关联。
古文教学应当是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学习者的体验居于中心地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体验式教学的特征鲜明,表现为古文是我们民族经典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尊重并发挥主体的自主性,加强人文性,体验式古文教学从观念上致力自主精神的培养,从学习者生命的整体出发,要真正将人文精神落实到教学当中,渗透丰富情感的个性化、开放的体验。情感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带领学习者感知和体验世界与自我的真谛,因此体验式古文教学也离不开情感因素的加入。当然,体验式古文教学作为一个小宇宙同样具有生成性是体验的重要特性,它引导学生追寻文本意义解读的多样可能。创设有助于主体充分生长的情境,让生命回归于自然之境,营造一种氛围以沟通学生和文本的世界,让个性浸润在文化之中,是学习过程成为生命成长的过程。
3、古代文学作品体验式教学的策略及实施
要进行体验式古文教学,要从情境与整体入手,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将学生带入情境之中去亲历并引向整体去领会。
4、非概念化教学的情境亲历策略
情景基于主体已有的经验并反映主体特有的个性,古文教学境大致分为实体情境、模拟情境、语表情境及想情境。实体情境是以物体原型为主的情境;模拟情境根据相似原理运用一定的手段对实体情境进行复现;语表情境即运用语言表述的情境;想象情境是通过学生的想象活动,在已经获得经验的基础上,将表象重新加以组合的情境。实体情境因真实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模拟情境可以使内容再现,语表情境还应当强调用描述性、暗示性的语言所营造的审美情境。想象情境意象比实体情境更广远,更富有感情色彩。
情境策略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应积极创设情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进行对文本的体验和对自我的体验。要从微观的层面还原文本的内部情境,还原文本情境,促进学生的阅读体验。帮助主体将自我移入对象的世界中去亲历,促进学生领会古代文学的独特风格。创设对话情景,促进学生的自我体验。通过对话,鼓励并引导学生的个性化解读。让学生既体验到自我的力量,肯定自我的价值。个性化的理解即意味着可贵的教学资源,教学语言应当采取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对话方式,通过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进行交流,从而学会理解他人、融入社会。通过对话,学会理解。促使学生对世界、对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追问,获取有益的启示,即都要刻苦,都要善于思索。
非分析性的整体领会策略。非分析是就总体倾向的层面而言,作为构成要素的分析则还是内在于整体领会之内的。与生命共生的体验是在不断超越、反复深化的过程中生成,教学阅读是教师以在课堂进行的群体活动,引导学生感受文气流转和揣摩文意深邃,要强调学生新鲜的、直觉的情绪性体验,重视学生的期待视野并顺势加以引导,体验式古文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整体风格进行把握,必须进入文本的具体语境来体会。
体验式古文教学所倡导的整体领会以体验为核心,以语文体验为阵地,以阅读体验为轴心进行整体感知。重视学生的前理解,形成初步的印象和感受。重视学生期待视野,促进理解逐步深入。评析人物描写、情节设置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确认和归纳。从方法的角度寻求体验本身的深度,引导学生理解和感悟民族在传统艺术中的审美心理,潜入生命体验深处,敞开生命体验境界,整体的发展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真正实现语文教育“立人”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