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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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论文: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较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非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下经济法论文

一、教育目标应定位、有的放矢

教育目标是教育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是基于教育规律和受教者的独特性，对教育活动提出的总体要求。教育目标可以表明教育活动在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者个性的基础上欲将受教育者培养成怎样的人。教育目标是整个教育活动的灵魂，也是衡量和检验教育活动成效的根本依据。就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而言，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育目标应当是有所不同的。法学专业的教育旨在培养能够熟练掌握法律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法律专业人才，如进入公检法部门或者律师事务所，或者从事企业的法律服务工作。而非法学专业的教育旨在培养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育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学生在经济工作和生活中的法律素养，使其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从而避免不知不觉地违法，同时使其懂得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拿起法律武器，依法有效地维权。鉴于非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独特性，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实践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实践教学也不可强求一致。旨在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实训方法，对法学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的培养而言，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不可勉强适用。因为上述实践教学需要学生既具备实体法又拥有程序法的基本功底，即使是面向法学专业的学生，也更加适合在高年级开展，若简单移植到没有深厚法律基础的非法学专业学生身上，无异于拔苗助长。此外，明确了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目标，有助于法学专业出身的教师在从事经济法教学的过程中避免一个误区，即用自己当初在法学院里接受法学教育的模式来教育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忽视了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不能因材施教以至于无法达到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内容应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经济法涵盖众多的部门法，而根据教学计划能够安排的学时与经济法庞大的体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经济法授课不能仅仅着眼于每一具体制度下的法律条文，而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讲授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阐释各种具体制度背后的立法理念、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以此帮助学生首先形成一种宏观的思维能力，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才能为实践教学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在高屋建瓴的基础上，介绍具体的法律制度内容时，应注重详略得当，突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才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增加其内心感悟和对法律的情感认同，从而使学生对重点法律规定能够理解透彻和进行实际应用。这个目标具体需要通过案例教学法和启发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灵活应用来实现。例如在《金融法》的授课中，为增强大学生对于国家金融管制的认识，可通过庭审纪实《纪念币的陷阱》生动地导入基本案情，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案中的大学生买卖真金白银打造的纪念币居然被定为出售购买假币罪，引来牢狱之灾？有声有色的典型案例配以详略得当的教学内容，可以深刻震撼学生的内心，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三、教学方法应深入挖掘、灵活应用

理论学习的价值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的合理搭配，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鉴于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教学计划的安排等现实情况，通过讲授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灵活应用，可以不断强化和提高学生运用经济法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经济法的实践教学效果实现较大化。

（一）案例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又叫情境式教学，可以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介绍丰富的案例引入无限缤纷的社会现实，使学生从小课堂走进社会的大讲堂。在案例中认识理论，把抽象的知识转化成感知的体验，这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一个素质的提升。

1.案例的来源和形式。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中都有海量的法律相关的案例信息，有文字的、有声音的、有视频的等多种形式，特别是法院网站上公开的案例资料、法制节目的视频案例，只要用心收集，案例无处不在。各种形式的案例都各有优势，宜取长补短，为教学服务。相关电影和电视节目中选取的视频案例资料，可充分利用课间的时间播放，拓宽学有余力的学生们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宽度。总之，要多途径地搜集和选取发生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案例事件，以活生生的案例去诠释枯燥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才能更好地引发学生的共鸣。

2.案例的选取标准。

案例选择的恰当与否是案例教学法成败的关键之一。（1）关于案例的真实性问题：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案例教学宜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好是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但是不能每次案例教学时都将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原封不动地搬到课堂上来。因为真实的案例往往内容繁杂，有限的课堂时间无法容纳过大的信息量，而且学生的知识层面很可能尚没有案例分析所要求的那么宽广，因此必须对真实的案例进行适当地加工，使得案例的法律关系线索清晰，与课堂所要阐明的制度内容紧密结合，如此才能深入浅出地完成教学信息的传递，否则容易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甚至可能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2）关于案例的虚拟性问题：虚拟性的案例并非一无是处。各类考试试卷上的文字案例资料由于内容精简、重点突出，一针见血，适当地在课堂上引用，可以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举一反三。（3）关于案例的时代性问题：教师必须关注时代的热点法律问题，尤其要结合学生的法律的误区与盲点来选取热点案例。如大学生被诱骗卖肾、非法代孕、非法买卖纪念币、非法套现和药家鑫故意杀人案等他人所犯的错误和付出的代价这一类型的案例有助于警醒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吸取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蕖Q∪〗鹕焦舅咧芎璧t微博名誉侵权案、民间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及时案等成功维权型的案例，有助于使学生受到鼓舞，乐于应用法律。

3.案例的应用时机。

案例的应用时机要根据教学的目的灵活地把握。当需要导入一个新的理论时，可让案例先行，激发学生的兴趣，顺其自然地引领学生接受新知识。当需要启发学生对某个理论深入挖掘时，可以抛出一个案例让学生结合具体情境使思维向纵深拓展。当需要加深学习印象，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以应用案例进行实训讨论，调动课堂气氛，引导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思维，培养学生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案例的讲评。

教师在抛出案例的过程中，目光应始终定睛在学生身上，适当参与，适时引导，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和引导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在课程目标范围内畅所欲言，使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定在思辨中更加清晰明朗，教师进行点评和归纳总结，要重点突出、语言精炼，根据需要可以做延伸性阐述，对教学内容进行提升，抛砖引玉，给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

（二）启发式教学

经济法实践教学中必须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讲过一句名言：“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问题”是开启思维和发展思维的源泉。当教师创设了一定的学习情境，揭示所将要学习内容的社会实践意义，可以更好地刺激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变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探求，无疑会使教学事半功倍。如在相关的章节内容展开时，可尝试引导学生预先思考：消费者该怎样利用合同法中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商事主体，应怎样区分要约和要约邀请，从而避免模糊认识造成的经济损失？设置的疑问若能与学生的兴趣点恰当结合，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讲授的效果。在当代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大学生创业是一个热点话题，牵动不少学生的兴趣和思维。讲企业法时，可以开篇给学生设置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创业，你将选择何种企业形式？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一般的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呢？各种企业组织形式都各有哪些利弊？

四、教学手段应与时俱进、扬长避短

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优势于一体，是一种功能更为完善的信息传递体系，可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传递大量信息。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经济法教学，一方面节省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板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加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另一方面，多媒体的声音和图像效果可以将知识和案例更加直观生动地呈现出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课堂气氛。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实践教学虽然不适宜大规模地通过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实训方法来开展，但可以借助媒体制作的各种真实案例为学生创造思维实践的情境。近些年来，我国各种媒体涌现出大量的法制节目，紧扣当前中国法治进程的热点，有些直击庭审现场，将案件的主要法律关系通过视频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给人以多方位的感受冲击。根据实践教学目标的需要，为学生适当截取庭审的部分内容，为学生适用法律创造真实的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通过这个深刻理解和实际应用的过程，使学生的法律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手段也存在着不足，教师若过分依赖多媒体，容易变成电子课件的放映员，照本宣科。教师必须把握好授课的节奏和时间，通过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等灵活的方式与学生进行更多正面的目光交流。同时，需要进行适当的板书，增加新鲜感，避免学生长时间的盯着幻灯片造成视力疲劳。此外，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不能盲目追求图片多、动画多，光鲜漂亮固然无可厚非，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才是有效课堂教学的根本。教育目标的定位、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应用和教学手段的更新，样样都离不开这个操作主体，就是教师。如何持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使命感，提升特定科目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是需要每一位高校教师深入反思并为之努力的。

作者：荆秋 康夕田 单位：青岛工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论文

一、传统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定位不清，教育目标模糊

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在我国各高校广泛开设，按其课程定位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其一，作为法律类专业的专业教学模块下的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开设；其二，作为工商管理类、财经类专业的专业教学模块下的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开设；其三，作为其他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或公选课程开设。虽然不同专业对经济法课程的定位不同，但在实际教学中教育目标却没有明显不同，基本遵循的是传授学生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不同的课程定位，相同的教育目标，导致原本缺乏系统法律知识的非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增大了学习难度，不能很好地掌握学习内容；同时由于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本身缺乏明确的教育目标，不能很好地结合本专业培养目标，使得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难以实现为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服务。

（二）缺乏适宜教材，教学内容随意，与专业衔接不紧密

目前，市面上经济法教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适用于法律类专业，如杨紫烜主编的《经济法》，这类教材的编著往往汇聚不同学者的观点，注重理论知识的陈述和法律问题研究；一类适用于财经类专业，如赵威主编的《经济法》，这类教材的编著注重财务经济的适用性，以经济法领域内的财经实务操作为主。而适宜非法学专业使用的教材则几乎没有。缺乏适宜教材成为制约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实效的因素之一。基于经济法课程本身包含较多单行法，教育者在教学中往往重视性，面面俱到地对所有单行法逐一讲授，导致非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学习内容繁重、重难点难以把握，时间紧、内容不易消化，法律实务能力培养更是难以实现等问题。同时，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脱离专业的培养目标，不能与专业课程之间有效衔接，也直接影响着教育效果。

（三）教学对象存在差异，开课设置不合理

非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一般会在及时、二学期的通识教育模块开设《法律基础》或《法学概论》课程，完成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而经济法课程往往安排在第五、六学期的专业方向模块开设，导致法律基础课程与经济法课程开设间隙时间过长，知识衔接不紧密。非法学专业学生本身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不够系统，这样的教学对象和课程开设现状，导致学生在学习经济法课程时已经遗忘了法律基础知识，教育者要么重复复习占用教学时间，要么跳跃讲授，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四）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不足

经济法课程的任课教师大致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一类是其他专业出身，后来兼任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教师。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在教学中多采用讲授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科学研究引导，专业术语的过多使用，学者的众多观点，课程内容的面面俱到，导致课堂沉闷，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非法学专业教师理论功底薄弱，基础知识讲解不清，案例教学针对性不强，真实案例分析解答能力不足等，同样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同时，由于受到课时量的限制，教师缺乏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训练。

二、非法学本科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方向

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整个教学的核心，依据《教育部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一）明确课程定位，确定课程教学目标

非法学专业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定位应不同于法律类、财经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目标决定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决定教学方法，只有在的课程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合理选择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实现教育实效。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的确定应考虑以下两方面：

1．依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课程定位。

经济法课程在非法学专业开设，首先要明确其课程定位，即属于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哪个模块，与该专业其他课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只有地把握了课程定位，才能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最终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经济法课程建议设置在法律方向模块中；其他专业同样建议设置在方向模块中，作为全校公选课设置。

2．结合专业培养方案确定课程教学目标。

经济法课程无论是作为专业选修课或专业方向课开设，其目的均是为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服务。因此，确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首先要结合课程所在专业的培养方案，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结合专业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应确定为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而不能等同于法学专业以培养学生法律科学研究能力或金融学专业以具备经济领域法律知识及相关实务操作能力为教学目标。

（二）合理选用教材，符合时代需要

课程教材作为重要的教学辅助资料，选取得当不仅能够帮助教师把握教学的重难点，而且有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效率。基于市面上并没有针对非法学专业编著的经济法教材，作为非法学专业的教育者，在选用教材时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1．紧跟时代步伐，选择教材。

经济法课程包含较多单行法，而法律本身具有易变性，社会法律现象的变化即引起法律条文的变化，因此在选用教材时应注意出版时间，避免教材内容滞后于现行法律，或不能反映近期法律动态、法律精神。选择教材时，出版社也非常重要，建议教育者选择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或国家规划教材。

2．依据专业特点，选择适合教材。

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的目的是为专业培养目标服务，就其经济法在专业中的定位而言，其教育目标并非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而是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经济法知识，更好地为专业培养目标服务。因此，在选用教材时应避免理论性、研究性过强的法学专业大家编著的教材，这类教材仅概念就列举十几个学者的观点，加大了受教育者的学习难度，影响教育效果；也应避免选用财经实务操作性过强的财经类教材，这类教材侧重财经实务能力的运用，如税收法中大量的减免税计算，与专业相关度不高导致学生学习厌倦。建议教育者在选用教材时选择理论知识阐述清晰，案例针对性较强，章节前有重难点提示，章节后有问题设置，同时每章有推荐自学篇目的教材。

（三）取舍教学内容，优化课程学时

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计划课时量较少，多则56学时，少则32学时，而教学内容涉及单行法近20门。要想有效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设置尤为重要，建议教育者可分模块确定教学内容。

1．课堂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是完成教学内容的主阵地，针对课程内容繁多、总学时数不足等特点，课堂教学模块中要注意处理好经济法所涉及的各部门法之间的取舍关系，切忌面面俱到。应依据专业选择讲授章节，如广告法在广告设计专业中应作为重点内容增加讲授学时，而在思政教育专业中则可选择自学进行。合理地取舍讲授内容，才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完成教学内容。

2．社会实践模块。

经济法课程实践性较强，单纯的课堂教学并不能完成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标。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要合理安排社会实践。建议教育者可带领学生去司法机关旁听或组织模拟审批。此类实践性教学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其法律意识，而且能够有力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

3．自主学习模块。

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繁重，教育者应积极引导学生利用自学完成部分教学内容。自学的内容应结合专业选择，如前面所提及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对于广告法的内容就可采用学生自学的方式进行。但在自学模块中，教育者需要注意布置合理的作业引导学习，并抽取时间检验学习效果，如自学作业完成后应组织讨论并分析讲解。

（四）丰富教学方法，提升教育实效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及经济法课程特点，教学中应积极采用多元式教学方法，提升教育实效。

1．稳步推进讲授法。

讲授法作为传统教学方法，在经济法课程中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非常适用。教育者可采用讲授法，完成概念、原则、特点等基础知识的教学。

2．积极倡导案例讨论法、读书指导法。

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积极采用案例讨论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法律意识。教育者既可自己编撰具有针对性的案例，也可选取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学。编撰案例具有针对性，适用于具体知识点的学习，原则上应简单明了、层次清晰；真实案例联系实际具有说服性，适用于综合性复习。读书指导法主要适用于自主学习模块，教育者通过布置、检查作业等方法引导学生自学部分课本内容或查阅相关学术论文。这一教学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意识，同时帮助其及时掌握学科前沿信息。

3．开展任务驱动法、参观教学法。

任务驱动法主要指通过学生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教师可针对某章内容设置案例，利用模拟法庭的形式让学生分角色参与，通过演示，完成教学目标。教育者应注意布置的任务需符合教学要求，具有针对性，难易适度。参观教学法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领学生去司法机关旁听，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培养其法律意识，提升其法律素养。

作者：罗瑞 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特殊性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的特殊性

1.学习主体的特殊性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学生作为课程学习的主体并没有多少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大多数高校的经济法课程都是安排在大二、大三阶段，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有一段间隔，且任课教师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弱化法律基础这部分课程内容，导致学生在学习经济法课程时与法律基础知识无法很好对接。同时，在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认知、学习热情、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较法学专业学生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反而对经济法课程的部分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应该更多地考虑到适时原则、量力原则和满足原则。

2.经济法课程内容的特殊性

近年来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经过多年的研究也确定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法。但多年来由于受“大经济法”观点的固有影响，经济法课程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还包含民法、商法、诉讼法等内容。就学生的未来应用角度，经济法学以外的民商事法律可能更贴近实际，但是因此也造成了学界的经济法学和所谓“经济法课程”内容产生冲突，实属不该。同时，经济法相关教材五花八门，有针对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也有针对各种考试的经济法教材。单看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适用的经济法教材，体例多种多样，包含法律法规众多，品质参差不齐，内容设置缺陷也是不一而足，以民商法内容为主已经不甚稀奇，有的教材放弃了经济法基础理论部分直接用民法基础理论取而代之，有的教材混淆相关概念。对于学生来说，教科书很可能就是他们了解经济法这门课程的主要渠道，如果产生了错误的及时印象，学习了错误的知识，后果将会很严重。

3.教师要求的特殊性

经济法课程的学习主体以及课程内容的特殊性也对教师本身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法学相关知识要深厚、保持与法学前沿问题接轨，教师的知识面也一定要广博。法学是注重逻辑思维的一门学科，如果只按照法学教育的思路去面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一定能够取得相同的结果。教师应该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知识与思维也要有所涉猎，与经济法学知识相互结合，才能在经济法教学中游刃有余，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教师的责任心也要更强，如面对学生对经济法课程学习热情不高的情况，不能对课程敷衍了事，充分的课前准备、情绪饱满的课堂表现、细致耐心的课后辅导，都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不仅是传道授业，也是引领者、示范者。尤其是法学教师，对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对法的信仰，遵循法律的谨慎态度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学术和道德为重，对学生尊重、用心，学生自然会感受到，进而亲近教师，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反过来促进课程教学。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实践的策略

1.激发学习兴趣，间接开展法制教育

兴趣是好的老师。兴趣是求知的不竭动力，也是非智力因素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倾向于功利性，认为理论性的知识没有实际用途，并且枯燥乏味，需要死记硬背，往往以期末突击作为应付考试的方式。在经济法教学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激发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在兴趣的带动下，学生往往会变被动为主动学习，深入思考。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思想，突破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换位思考，创设情境，将课程内容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以小见大，使学生充分领略经济法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学设计要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等原则，由讲授为主转向指导学生独立学习与研究。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摒弃沉闷的灌输式教学，用活泼幽默的语言将经济法课程知识轻松地展示出来，循循善诱，先提出问题，再引导学生思考，自己解决问题。改变以往对法学类课程就是“催眠”课的成见，使知识富有魅力，提高课堂实效。第三，激发学生对知识的高层次追求。人的好奇心都是与生俱来的，对知识的渴求也是一种天性。但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学生开始信奉“读书无用论”，或将学习视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用知识的吸引力感召学生，弘扬正能量。使学生体会学习与不断探索的乐趣，培养受益一生的学习习惯。多数经济管理类专业在整个大学期间，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之外，再无其他法学类课程，在法律基础逐渐被弱化的背景下，经济法课程便间接承担了普及法律常识、培养法律信仰和树立法制观念的作用。经济法教学中经常涉及各个法律部门的一些基础知识，介绍给学生时可以同时进行懂法、守法的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2.因材施教，注重实用性

经济法课程涉及法律法规众多，但一般高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均为一个学期，课时较少，无法容纳全部课程内容。针对经济管理类的不同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要有所区别。比如对财会类专业要注意结合相关资格考试；对经济学类专业要侧重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内容；对于管理类就应该将合同法、企业法和社会保障法等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使课程内容安排各有侧重，详略得当。同时对本科和专科学生，即使是相同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也要有所区别，课程内容安排方面，专科学生课程的难度以及理论所占的比例都要比本科学生低，应保留重要的知识点，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目标倾斜，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另一个要点就是注重实用性。与法学专业不同，非法学专业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不需要过深过难，经济法课程知识与非法学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多体现在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当中。理论知识不能摒弃，但要把握深度，理论的学习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解立法原意，掌握相关知识点，进行实际应用。教学中切忌本末倒置，过于强调学理知识，激起学生的厌烦和逆反心理，起到反作用。

3.选取适合教材

对于不同专业的本科、专科学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对教材的选用也是不一样的。选好教材，是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一环。针对目前市面教材的混乱现状，选择教材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教材内容能够反映我国当前经济法律制度的近期进展；二是教材难易适中，体例明晰，重点突出，便于学生学习，减少额外的笔记，将注意力集中至教师的课堂讲解；三是穿插典型案例，带有课后练习题。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并无法学思维的训练，如果在学习中辅以案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之后有配套的习题作为课后训练，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课堂实效，实现教学目标。

4.教学、考核方法得当

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除了传统的讲授法，更应灵活加入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实践教学法等。在众多教学方法中，多数教师都非常推崇案例教学。诚然，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优越性无可比拟，能够将枯燥繁琐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手段。但由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往往不具备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在案例的选取上不能够采用法律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案例，会喧宾夺主，于课程学习无益，还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在教学中只要刚好能够说明知识点就可以。案例可以在课堂知识学习之前作为导入，也可在学习之后作为知识的巩固，也可以典型案例的分析作为学习知识的方式。无论哪一种，都要注意整体比例，如果一味安排案例，会打乱课堂情境创设，使学生陷入目不暇接、囫囵吞枣、知识学习出现半生不熟的状况，事倍功半。

三、结语

课程考核是教学中必备的一环，能够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是教师进行教学情况衡量和反思的重要指标。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考核也能够起到以考促学的作用。经济法课程以往的考核方式一般是“期末一张卷，平时靠出勤”，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建议完善平时出勤和课堂表现的考核，增加章节末的随堂测试。同时每节课前进行典型案例的分组分析评论报告，培养考核学生的分析、表达、合作的能力，采取同学打分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分方式。整体上考核要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难易度适中。

作者：马塽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经贸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高职法学教学经济法论文

一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

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

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

（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

（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

（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较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

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

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

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

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

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

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1项目选择

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

2.2项目规划

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

2.3项目执行

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

2.4项目结束

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二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

（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核心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

（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较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核心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

（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三小结

在高职法学教学中运用项目教学法，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和职业岗位意识的强化具有积极作用，符合高职法学教育教育“重技能、重素养”的改革方向，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教学，有利于提高我国高职法学教育的水平、创新高职法学教学的改革思路，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范婷婷单位：山东司法行政学院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非法学专业教学经济法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首先，非法律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要达到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目标，重点应放在法律的应用上。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业在经济法的适用层面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体现这种差异。由于课时限制不能将不同经济领域的经济法规都纳入教学内容，而统一教学，统一考试时又不可能分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因此很难实现因材施教。其次，教学内容重复。大部分经济法规已经融合到专业课程或者其他课程当中。比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所系的《国际商法》，很多内容与经济法的内容有重复，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了经济法之后，在学习国际商法的时候就表现得不够认真；金融专业的由于学习了货币银行学，保险学，及专门学习了金融法律法规，而经济法课程里同样也涉及了证券法，保险法，造成了教学的重复。

（二）教学方法不完善，侧重实践，忽视理论非法学类经济法一般开设在大一或者大二。由于低年级的非法学专业学生缺乏基本的法学基础，不具备或鲜少具备法学基础知识，如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商法的基本理论等，没有这些基础知识的积累，会使原本就属于法学门外汉的学生更加迷惘。有的财经院校甚至安排没有法学背景的教师来讲授经济法课程，有时竟把经济法讲成经济学，或者保险法讲成保险学。有些教师认为，既然是非法律专业，就不可能对经济法的理论有多高的造诣，课上讲一些案例就足够了。但是，法学的教育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更加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所以这样重实践，轻理论偏离了经济法的教学方向。

（三）考核方式有待合理化对于非法律专业经济法考试，大多数以闭卷考试作为主要的测评手段，考核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时考试形式单一，考试题型简单。经济法课程考试多为闭卷考试，考试题目多为知识的再现，客观题较多，主观题较少，由于考试题型以客观为主，考生容易作弊的现象就很难避免；二是注重学生的卷面成绩。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学生考试前几天集中背题，达不到课程设置的目的。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建议

（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通常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包括：经济法概述、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破产法、票据法、证券法、金融法、经济仲裁与经济司法等。综观全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或者商法，笔者认为，经济法内容的安排上应该遵循以下三点：及时，课程的设置上，非法学专业对法律基础知识基本是缺乏的，而经济法的专业性比较强，课时有限，所以为了增强时效性，在其他课程方面应该做好衔接，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另外还有一些选修课可以在基础知识方面给予补充，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第二，课程设置总体上还是必须坚持理论基础与实践相结合，寻找一个合适的经济法理论体系，该内容不仅包括经济法内容，也包括商法内容。比如关于公司法，一般财经院校都是作为重点内容来讲，而法学专业这个是不讲的，是放在商法里来讲。所以，在讲公司法的时候，不能仅停留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上，而是要先讲一下商法中关于公司法的理论，包括公司的产生发展，让学生了解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的逻辑性。第三，教学内容上，针对不同专业要有所不同，根据专业的特点做适当的增减，形成相互呼应的统一体。比如，会计专业，对于《税法》，《财经法规》就可以不讲，而市场营销专业，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合同法、担保法就要重点讲。

（二）强调理论传授与案例教学并重经济法虽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但单纯的法律条文十分枯燥，结合适量的案例会使教学内容丰富且生动。因此，案例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一大特色。案例多是为了适应教学目标的需要，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从周围的实际生活或者书刊报道中选取，在讲授完理论部分后，结合所讲内容，可以采用留思考题或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案例分析，由老师进行总结讲评，由学生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激发学习热情；同时，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表达、争辩及理沦联系实际的能力，为他们今后就业提供一个练兵场所。此外，案例教学将教学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活跃了课堂气氛，充分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具有深远意义。例如在讲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关于消费者维权，可以讲华硕笔记本高价索赔案件，案件的当事人也是学生，更能感同身受，要讲清楚以下三点：一是这是一起消费者维权案件。二是这个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三是这个案件应由什么法律来管。弄清这三个点基本上就能深刻理解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另外，经济法属于法学教育，应当安排到律师事务所，公司参与实践或到法院旁听，或模拟法庭，让学生身临其境，学习致用。

（三）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应采用多种方式高校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的考试，不能照搬法学专业的考核方式，法学专业一般采用闭卷考试，题型一般是名词解释、选择、判断、简答、案例分析等主观和客观题。而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一般涉及到十几个部门法，内容很多，要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靠死记硬背掌握理解是难以想象的。一般应以理论加实践的方式，必须掌握的内容可以通过闭卷的方式，其他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形式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察，以便达到应有的效果。

作者：吴金蓉单位：广东白云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内地经济法学理论发展过程研究论文

[摘要]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1]（P46）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民法和经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2]（P19-20）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3]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3]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进入20世纪末期，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4]其次，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5]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一种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法。[6]（P220）再次，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7]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8]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提出基本假设，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9]（P59）1998年，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10]随后，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3]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可称为共通性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

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1]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1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3]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14]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16]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及时层，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17]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其次，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18]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因此，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9]再次，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20]，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21]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解析经济法学中的基本方法论文

摘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关系重大。传统法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个体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较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经济法学基本方法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著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障实现个体利益较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较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较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较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经济法就是将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及克服市场缺陷的方法等理论的制度化。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与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论主导地位。他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体愿望和追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较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较大化是统一的。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法学认为，经济活动应当排斥国家的干预，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走向幸福和繁荣。

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较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们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个体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模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新制度主义认为，个体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单独考察个体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

依现代经济法学主流理论，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决定着整体的特征和每一个个体的特征，整体规律在整体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远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得以确立，并孕育了经济法学的产生。因此，经济学研究要强调对经济现象的整体把握，注意在整体规律约束下的个体行为。

经济法学论文:民族经济法学探讨论文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较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障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较高化、成本的低化、收益的较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及时、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较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较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经济法学论文:食品安全问题经济法学论文

一、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逐步成熟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在整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统计，食品质量的合格率逐年上升，并且食品中毒人数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但根据近几年一些恶性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1．初级产品源头污染。这主要体现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农民往往采用价格低、效果好的剧毒、高毒农药，这些低成本的农药严重超出国家限定的标准，对人体危害极大。这一点其实并不能将责任全归于农民，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选择减少自己权利的资源配置方式。2．微生物污染。这类新兴的食品污染相较于前者对人体的危害更为严重，并且形式多变、治愈困难。比如沙门菌、霉菌霉素、寄生虫等，这些病菌、病毒一旦进入人体，随着新陈代谢的循环，迅速地突破人体免疫系统，并且还会产生抗药性，治疗难度很高，如果不及时治疗又极容易导致死亡。3．假冒伪劣产品。众所周知，我国仿制能力极强，加之消费者质量意识不强，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并愈发严重。这些产品往往在地下工厂加工生产，卫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生产、储藏、运输环节严重不规范。一方面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也冲击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正规产品对市场的占有率，造成了恶性的循环。4．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本身就不健全，而在食品生产、检验检疫、监督管理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又十分匮乏，甚至这些专业人员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从中谋取巨额的利润。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本身在交易中就处于被动地位，又没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面维护其权益，甚至具有主动地位的两方联手，更是加重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二、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成因

1．市场规制的失灵。市场以追求利益较大化为目标，当下企业的经营策略仍是扩大市场份额，保障较大利润，而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以此策略接受市场的规制，最终的结果只有规制的失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不竞争。在食品市场上，几家独大的局面也是十分突出。在每一个领域，如农副产品、乳制品、餐饮行业等，都有一个或几个巨头在控制着市场，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市场定价方面都存在着垄断行为。而这种不竞争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这些行业巨头里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链，采取各种方式攫取高额利润，从而导致消费者的权益被忽视甚至侵害。(2)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关系中永远都存在着主被动，在商品买卖活动中，消费者无法具有与生产者相同层次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商品信息的了解，而生产者所获利润全来源于消费者，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主动地位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消费者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3)负外部性问题。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他们对此没有承担任何成本，从而加大了不规范经营的可能性，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负面影响都由处于被动地位的消费者承担。2．政府监管失灵。市场调节由于自身的缺陷性，不可控性太大，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从宏观上进行调控。而我国政府调控手段往往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处于失灵的状态。(1)监管体系的混乱。我国食品监管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的管辖交叉竞合。我国食品监管体系主要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如果某个产品出现质量不合格的问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疑对此有管理权，而国家质检总局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此的惩罚权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行使。由此看来如此混乱的监管职能分配，对食品安全现状并不会发生有效的效果。(2)上下级协调不力。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并没有做到位，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精神在下级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尤其是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之间相互排挤，更加重了这种不协调性。(3)利益博弈论分析。根据法经济学原理，社会中所有现象都能在“利益”中得到解释。在利益关系中，监管者与消费者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实中监管者往往和生产者站在了同一立场，其原因就是监管者更可能从生产者那里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消费者并没有任何利益提供给监管者。

三、建议

1．整合监管机构，形成规范的监管体系。我国的监管方式一直采用分段管理，把各个环节分配给各个部门监管，这样难免会导致监管的空白现象。因此，监管权力应进行收回，由某一部门集中管理，保障管理的力度和专业化。并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权力的行使方式。2．保障信息的公开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市场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显得格外重要。有关机构应定期某类产品的相关解释说明，并宣传相关的法律制度，培养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促使生产者加强行业自律。3．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近期所有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通过媒体曝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应在政府为核心的监督模式下，加入社会公众的力量，保障监督的多层次性、多视角性，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使生产者的所有活动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4．对有关执法人员的追责制。有关法律仅对生产者进行追责，但对执法人员却并不重视。而作为监管者，赋予他们权力的同时也应给他们施加一种责任，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可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激励他们积极作为。

作者：徐庆康

经济法学论文: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论文

一、二者的概念比较

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和问题的学科,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西方理论界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这恰当的说明了其内容是一种法学与经济学融合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学流派。经济法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运行的缺陷,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长效发展,由此产生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市场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为了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将法律手段纳入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规制当中。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较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较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较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较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较大化,即是较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较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三、结语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差别显而易见,但由于经济与法律本身存在的天然联系,尤其是它们产生的相同社会背景,使得两者有诸多共通之处。而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拥有相同的使命,使其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开展法经济学的研究,将有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入和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也会有助于法经济学的进一步成熟。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另一个是经济的法律分析。这就需要将法律与经济综合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学的效率理论中体现出法学的正义内涵,在法律的正义内涵中也要体现出效率的重要性。这也要求各个主体要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中坚持经济效率逻辑,进而对法与经济分析进入新视野与新阶段。

作者：辛星 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生态正义与经济法学论文

一、引言

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提出，使得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泛起了阵阵涟漪。那么在生态经济之下，经济法的研究者对于经济法面临的新使命的探索就成为生态经济时代的先驱工作，经济法在生态经济时代的使命就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正义的实现正是生态经济下经济法的新使命，也是生态正义下经济法追寻的价值目标。那么生态正义作为经济法的新的价值，能否评价生态经济之下的一切行为的准则，这需要探究经济法价值的产生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架构的基础。

二、经济法学旧的价值体系与使命

探寻经济法学的价值，要沿着经济法学的产生的历史沿革，明晰经济法产生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抽取经济法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使命。经济法产生之初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法诞生的时代，即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时代下经济法背负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和殖民战争的指向都是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思想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中根基稳固，信仰和追捧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国家和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进行了目标的设定，构建了行为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体系，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尊奉着经济利益的大方向。之所以能够让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之所以殖民霸道的行为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世界刚刚苏醒，生态资源还极大丰富，人们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然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促使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提出，使得政府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领域，一系列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法规出台，使得经济法自产生就被赋予了规范经济人行为和经济人关系的使命。经济法的这一使命仍然是在以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运行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背景下履行的。宏观经济世界和微观市场领域的政府角色，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行者，政府的调节经济运行的行为需要法律的监督，及其执政效力的维护，经济法就成为市场经济始终维护的执政工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用这样一段话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人”的思考，而对于人的行为动机是源于经济和权力的效力和服从的论断，也成为企业管理和政府行为加以引用的有效工具。然而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理论的时间是18世纪末，“经济人”理论虽然在之后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基于对于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客观环境提出的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终究是要随着物质资源的消耗而消散。

三、经济法学新价值内容的引入

近些年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频频爆发，天灾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人祸，而人祸所反映出的本质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价值观的癌变。发达国家经历过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对于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就已经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发展经济的界限，因此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境的良好改善和呵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植入到我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引导和警示世人培育维护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伸张生态正义的价值思想深入人心，达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和谐统一。经济法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核心法律规范，通过经济法来实现生态正义理念的培育，更加符合经济法的社会角色，也更加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价值一词本身是经济学领域的名词，自经济学领域诞生伊始，价值就随身携带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求和期盼。当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无限膨胀再膨胀下去，结局就会将原本美好的愿望和诉求演变成了苛求和掠夺。而这种掠夺带着鞭笞生态环境的鲜血淋漓的鞭子，声声抽打震慑着人类的灵魂和价值观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地被商品的生产者刺激再刺激着，这种社会现象继而引发了人们的消费领域的扩张和消费对象的爆炸，唯GDP发展的经济目标让人们的消费既盲目又远离生存意义，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相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激烈冲突。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研究都开始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和路径，比如生态学家通过发现生态规律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注意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期待经济发展的步伐限定在自然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然科学领域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的净化污水、净化雾霾的科学技术，法学家们通过环境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得到法律的规治。然而事后的惩罚，不如事前的预防，经济法正是可以承担这个灾害发生前的预防责任的主角。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经济法领域的研究者们一直保驾护航的大目标，然而这个大目标已经遭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猛烈攻击。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倡导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通过提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重新整合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的步调，希望能够促成两者协调一致。然而美好的愿望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需要尽快培育全新的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来支持经济法在新时代之下的新功能。那就是在新的的价值生态经济视阈下生态正义与经济法的新使命体系下，为了平衡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生态秩序，发挥经济法应有的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四、构建经济法学新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

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之下，往往是主流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学家参政议政或者教学研究等方式影响的经济决策，这些主流经济学思想也逐渐演变为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经过社会实践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又上升为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不同时代主流经济思想的延展。沿着经济法的发展脉络，到了生态经济时代，经济法延续生态经济思想的思维方式，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在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生。诚如上文分析得出的结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已经在生态经济下不合时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如果想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还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既然经济人不能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说承载经济法新价值的价值主体，那么谁能够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谁能作为经济法的新价值主体？那就是“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发生了改变。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人人都是“经济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不容质疑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体现在经济法评价机制的运行上，体现在各个经济实体的目标的设定上，也体现在民众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自我价值的评判上，所有的现象，其本质皆为各个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满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濒临枯竭，“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人假设”理论在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恶劣、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精神世界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说传统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要发生蜕变，那就是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蜕变为生态经济下的“生态经济人”主体。

1.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结果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个国家仍然是自然经济下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由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的设定，使得人口只有10亿的需求，通过普通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得到满足，生产力的低下虽然是人类的发展制约，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自身却是一件好事，简单的劳动工具和较少的人口很难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伤害，因而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期地保存下来，也因此无知的人类把这些自然资源想象成为无限无尽的资源，贪婪的掠取、肆意的浪费，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经济环境。如今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改变有目共睹，“经济人”假设理论引领的社会变革让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满足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然而工业革命也赋予了人类一把宰杀自然的屠刀，这把屠刀的不断挥动使得地球生态环境也变成了来自太空照片上的满目疮痍，生态资源的不断消耗和得不到恢复，使得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再放任现在的行为方式进行下去，灭亡，甚至是人类种族的灭亡是迟早的结果。人类如果想持续地生存发展下去，势必要再次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次的社会变革的矛头指向就应该把“经济人”思想作为罪魁祸首，这一次社会变革也应该是经济法领域的指导思想的变革。现在的人类生存环境被雾霾、污水、辐射、污染所包围，再不顾一切地只追求物质利益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自然环境污染的切肤之痛唤醒了人们保护自然、保卫家园的危机意识，更多的人自愿自发地开始了节约能源，反对浪费的日常活动。所以，一个新的，能够引领新的社会发展的思想破茧而出，这就是低碳经济，或者说是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在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我国经济法的社会评价指标发生了转变，政府行为的评价、民众个人生活的评价都不再是唯GDP为目标，而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探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文章提出了将“生态经济人”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将生态经济运行中的法律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将生态正义的实现作为生态经济时代下经济法的新使命。

2.时展的需要“生态经济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的主体假设，而“生态经济人”是生态经济下的理论延伸；“经济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的需求，“生态经济人”则是在寻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自身生存发展，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不惜破坏生态平衡而追求物质利益满足，而后者则是在竭力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追求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中国在经历了民族战争、、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饱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折磨，尾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这些洪水、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等表面上的自然现象，其本质是对人类涸泽而渔的掠夺行为的惩罚和报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不能也不可以再经历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必须尽快探索出一条既不进一步损坏自然环境，又能持续发展的新路，这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风暴，而生态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是承载这次风暴的理论车厢，“生态经济人”的思考是值得我国的研究者们进入深层次琢磨的。文章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经济研究者能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和飞跃。再强大的思想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和推进，经济法正是帮助生态正义思想向社会公众传播和颂扬的有效律法，经济法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既符合正义理论的律动，也描摹出了生态正义思想在当代的精神内核。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领域赋予了政府的执政之缨，政府是伸张生态正义的关键角色，只有政府主动并且倾心于生态正义思想，才能有政府斩断时代病根并大刀霍斧的推进生态正义变革的执政之为。在经济法的微观管理的空间内，政府依然别无推卸地担当了悉心呵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理所应当的统帅。政府一边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边还要提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要减少污染、反对浪费、重复利用、回馈自然。

五、经济法学新的时代使命

经济法学的新的价值是谋求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的“生态经济人”这个主体之间相互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也是生态正义的核心内涵，当今社会价值体系更新，生态正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评价指标，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法律运行和法律评价的指标。追寻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正义，就要探索出一种人类既能够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又能够及时回馈生态系统的体制，即限制+补偿的资源分配体制。

1.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享资源为前提许多年以前，经济法的研究者们还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公平正义，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如何将“蛋糕”做大，如何分“蛋糕”，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了，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早已过时，或者可称之为“假问题”而非“真问题”。真问题是，社会产品生产多少我们的生态系统才能够负担的起，或者说生态资源能够满足多少社会产品的生产需求。形象地说就是，做蛋糕的原料还有多少，我们的蛋糕该做多大才能既不浪费资源，也能满足需要？也就是要限制蛋糕的尺寸问题。生态经济人要共享生态资源，生态经济人之间、生态经济人与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要和谐同处，共享生态资源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

2.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人类的补偿为途径生态系统需要恢复，而系统恢复需要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一成本，由谁来补偿？经济法在生态经济之下完成资源分配正义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谁占用谁补偿。倡导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就是要建立一种人对生态系统的回报体制。为了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经济法为主体的社会体制需要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的制度。（1）利用国家税收的方式条件产业结构国家税收的方式限制那些过度开采生态资源的产业的发展。国家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法调节宏观调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必要方式。可以通过设立新的环境税种，通过不同的税率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限制过度开采产业，禁止污染产业的进入。税收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将从生态资源中获取的利益回补给生态，当然不是直接的回补给自然界本身，而是通过国家政府的资金分配和利用来重造自然、重树环境。至于这种税收的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尽早地商讨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毕竟这一政府执政决策既会影响全部社会成员，又会对支撑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的经济主体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同时那些资源消耗的大户将会承担大的税收成本，而资源消耗小的社会成员就会承担较少的税负，如此刺激社会资金积极投向少消耗的绿色行业，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到绿色产业，以此来引导我国的产业机构的调整和升级。（2）利用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如果说国家税收的方式是经济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将保护生态，实现生态正义的思想落到实处的硬武器，那么通过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则是伸张生态正义的经济法的软武器。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清偿对生态系统的“债务”，能够极大地引导和鼓励社会中间力量参与到对生态系统的补偿和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维护工作中。生态保护基金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通过引导所有生产企业参与基金的方式，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消耗资源的行为，都要回补社会，回馈自然。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虽然没有像国家税收的方式一样能够短时间内聚类生态保护资金，但是有益于社会的长远的良性发展、能够激发社会群体爱护自然、主动地保护自然、抛弃损害自然恶习的热情。关于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的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基金的监督和运用，仍然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积极探索和的考量，力争使得生态保护基金能够满足经济法追寻生态正义的要求，并且使其最终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回补自然回馈社会的良效。为了人类自身的种族延续和文明发展，我们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经济法伸张的生态正义是以人为本，这是充分保障其他物种的平等生存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正义问题。现代金融手段发展日趋成熟，更加完善，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从技术和法律的层面并无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有推行生态保护基金的决心和毅力，而这种决心和毅力则来自于执行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价值观，地说是生态正义价值观，价值观念的影响促使执行人对执政主体发挥催化的合力，并使得这个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念能够成为执政团体的价值观念，最终左右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

六、结论

思想是行为的灵魂，生态正义的价值观是实现生态正义行为的指针。执政者统领时代思想，革新执政者的价值观更是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中国社会以及全世界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以牺牲生态系统为代价的人类发展，我们也应该知道人类新的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生态经济下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承依靠健全的社会制度的支撑，也依赖于经济法制理念的变革和进步。生态正义作为生态经济之下经济法学的价值目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现实意义。

作者：董岩 时光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基于辩证法的经济法学论文

本世纪中叶以来，法与社会关系关系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基本理论假设。社会关系是揭示社会规律的基本范畴——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法因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类别从而构成部门法——部门法的体系即构成法的体系。诸多方法论中，辩证法是基础性的方法论。这样的法律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要就法学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前提与基础，我需要要明确方式方法，这对于我们开展研究是打好良好的基础。在法律研究中我们也是需要辩证的方法，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一样，特别是在我们做一些法律研究时，方法的应用优势尤为关键，直接影响是否能确保我们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正确性。经济法所具有的现代法精神，经德国经济法世界观说的代表人物赫德曼阐释后，又得到了金泽良雄等的发展，最近还受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者的关注。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有许多特殊之处，但最突出的是传统部门法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研究时更容易条分缕析，而经济法等现代法则是超越于传统法之上，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调整社会关系。经济法研究通常是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整体与局部、公益与私益、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公法归属与私法归属、惩罚方式与奖励方式、经营者与消费者、垄断与竞争、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等许许多多成对的范畴中进行探讨，这是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才能实事求是的确保我们研究的效果，实现研究的目的，达到研究效果的化，进而达到事实上区分研究意义的。

一、整体分析方法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

1.整体分析法的可行性。经济法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确立了整体分析方法的重要地位。在这里我们需要整体的思路才能确保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确保我们的思考结果是明确的。其中，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习惯等）如何制约个人行为。个人主义将个人行为放在及时位，而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制度时更重要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强调：（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行为受整个社会的宏观法则影响。这是法律需要名曲区分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法律来调节的部分，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体在法律的矿机中实现利益的较大化。经济法学者或其他领域的法学家经常谈到的经济法上的公共性、国家干预、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立场、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等，这些都与对经济、社会、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公共秩序等整体上的考虑有关。

2.整体分析法在经济法学运用中的必要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经济法是为解决传统私法调整的失灵而存在的。在原来已经确认的法律效果是不明显的，需要我们有针对的调整词才能实现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现在我们则主要是导因于“市场失灵”。我们可以发现在现行的制度体积下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就需要完善健全我们的法律，实现法律较大化的优化，才能确保我们的会体制中面临的问题得到较大化的解决，而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调节却屡屡失灵，传统私法的调整也成强弩之末。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也同时具有我们时代的特色。市场失灵确实有需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轨制来解决，而传统部门法的形成，并非以市场失灵所引发的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为前提，因而只能有一个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来弥补传统部门法调整的不足——这已成为经济法产生的一般性解释。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整体性、公共性的需要。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市场规制，从公共物品理论来看，它们都属于公共物品，都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都是不能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体需要我们的法律作为最为关键的部分职能的体现，需要我们完善相关法律予以调解，再加以实现我们具体的体质，才能确保在近期的情况下，好的完善社会主体的作用。尽管其调节并非总有效，就像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未必总有效那样，但是，由于私人和市场不可克服的一些弱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客观上由政府来提供。这也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原因。此外，上述的各类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不仅是公共物品问题，同时也是外部性问题。对于各种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都应当研究其外部效应，为此也必须从一个整体主义的视角。

3.经济法学与整体分析法的其他相关性。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其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得到很多专业研究者的认可的一般规律。还因为经济法与许多总体上的概念密切相关。此外，宏观调控涉及到总体上的政策协调，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各类政策，通过严格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分析才能实现最为关键的效果。

二、整体分析方法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意义

基于经济法理论系统应有的和谐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应当对经济法理论进行整体分析，特别是要考察和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它能否同后面的各个具体理论保持一致，尤其是能否与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主体理论、行为理论、权义结构理论、责任理论等达成内在一致。此外，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由各个具体的理论构成的，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内在逻辑线索，由此便涉及到整个理论的建构目标。如果能找到经济法理论的总体方向，我们需要针对于具体的政策予以具体的分析，擦能找到有针对的效果，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此外，进行整体分析，还有利于找到经济法理论的一些缺漏之处。另外，从整体分析方法来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法系统是有“边界”的。这也是我们学界研究多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当然，在强调辩证法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方法论价值和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出现辩证法庸俗化和化现象。比如，用既注重公平又注重效率来概括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并没有错，但满足于这一结论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经济法学研究中许许多多的“宏大叙事”是辩证法庸俗化最容易出现的场合；辩证法化是指在经济法学研究中，过于强调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使关注的问题无法突显出来，从而使思维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难以言之凿凿的一类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运用辩证法进行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需要避免的。我们研究最为深刻的部分时我们需要深化我们的认识，对于基本认识的一个深入认可。由于经济法学所研究的问题常常是一些“复杂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自觉贯彻辩证法、充分发挥辩证法指导作用的同时，防止辩证法的庸俗化和化，推动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进！

作者：翟瑶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经济法属性的客观要求

“我国经济法学界众多学者认为该部门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维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因此，经济法属性在本质上就是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惩罚性赔偿使原告获得比实际损失更多的赔偿额，这部分更多的赔偿就是对其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奖励。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不但会对特定的利益受损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还会对市场上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从而侵害整个消费群体的利益。利益受损的消费者对经营者的这一不正当行为提出诉讼，主张权利，从表面上是为了其个人利益的实现，弥补他个人本身的损失，但是，我们追其行为的本质就会发现，他的这一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行为，首先是对经营者的不正当销售行为的惩罚，也是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起到有效的维护作用，存进市场经济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因此，这部分额外的赔偿就是其行为维护了整体社会利益，社会对其提出了公益诉讼从而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进行的奖励。这样的奖励，才能够促使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维权，与不法销售行为作斗争，确保整个消费环境良性运转和社会整体利益，这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经济法宗旨的实质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宗旨的内容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惩罚性赔偿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惩罚，它能够使违法行为人不但要赔偿相应的受害者的损失，还要对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埋单”，保持社会成本之间整体平衡。当赔偿金大于非法获利的情形时，它能使蠢蠢欲动的违法者放弃实行违法行为的念头，懂得违法行为损失较大不值得那样去冒险，还不如进行合理合法的市场交易。不过它不可否认的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正效应。这样一来，违法行为人在事后因惩罚不但没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损失自己更多的利益，可谓得不偿失，所以，可以引导行为人改变原来的计划，“弃恶从善”。不仅有助于按市场机制保障受害者的公平竞争权，更有助于维护健康、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三、经济法内在精神的追求深入推敲

惩罚性赔偿的实质，它的确具有经济法的内在精神。从维护社会全局利益方面还是实现实质正义理念方面，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时无刻不追求着经济法的精神。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其功能方面的体现，从激励功能来讲，受害者从违法行为人的赔偿中得到多余损害的利益，这无非也从侧面激励了受害者进行诉讼的底气；从惩罚和吓阻功能来讲，把实行违法行为的违法人苛以较重的负担，使其“永远记事”，而下次他们在实施违法行为前，他们的心理预想就会多几分顾虑，预期利益值比违法成本相减得出负数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人就会放弃自己的念头和行动，实现惩罚和吓阻功能的呈现。这一点对经济法所倡导的优化资源的配置相契合。所以由此得出该制度最适合在经济法所管辖的领域广泛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对惩治违法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威慑其二次违法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任何地方、任何情况都可以运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民事损害赔偿就无力可使了。笔者认为两者还要配合一起发挥其整体的实效，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相得益彰，他们都使得法律责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功能

从经济学上来看，惩罚性赔偿的增加了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违法行为相比其他损害赔偿制度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违法行为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那么可以试着对违法行为者施以较高的赔偿金的惩罚力度，像每个国家赔偿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像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强度大，有的时候可以瞬间摧毁一个企业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或者灾难性的后果。违法者面对强大的法律威慑作用，只能认清形势，不敢再犯。在惩罚和激励作用的相互下，使得经营者和受害者勇于提起诉讼，整体上也增加了诉讼活动的总体数量，相应扩大了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范围。这就是增加违法者违法成本的两个主要方面，以此预防和震慑不法行为的再次发生。这样，惩罚性赔偿根据实际情况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可以使已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和即将实施违法行为的经营者增加心理预期的成本，对自己下一步的行为重新进行考量。综上可见，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十分契合，我们做此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法学研究，就是为了更好的定位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法责任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具体构建一套合法、合理、有效、可操作性强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有功能和效应，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威慑不正当销售行为的再次发生，营造健康、有序、高效的市场秩序，同时为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好的保障。

作者：高强 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论文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转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分析论文

一、从热闹浮华到冷静思考

中国经济法学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兴起的一门学科。“由于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要求,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实践的促进,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期间,出现了几十位经济法学家,创立了综合经济法学派、纵横经济法学派、纵向经济法学派、经济行政法学派、学科经济法学派等,呈现出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荣景象是由特定时代背景促成的。具体说来,是经济法沾了经济的光,经济法重点在“经济”而不在“法”,人们对经济的热望外溢辐射到了法律身上,规模空前的经济立法使得法律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人们不仅对经济法,就是对许多法律部门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都认识不清,以至于把经济法理解为有关经济的法,甚至是一切有关经济的法。特别是当时经济法学处于初创阶级,许多基本问题都尚在探求之中,不要说当时难以解决,就是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难以真正彻底解决。而当时许多实际问题,如承包租赁、两权分离、经营责任制,都是一时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当时经济法学的繁荣,客观地说是繁而不荣,甚至是虚假繁荣。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使这种繁荣成为昔日的荣光。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在立法说明中进一步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做规定。”上述规定和说明给经济法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使综合经济法学说分化,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解体,同时在经济法原有的领域内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即行政法,这大长经济行政法学说的志气,而这一学说认为,“单纯从国家行政权力活动这一点看,经济行政法与行政法没有区别。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的观点看来,经济行政法应当属于行政法中的行政作用法之一部。”[2](P•224)因此,该学说的根本宗旨与学科经济法学说一样都是否定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法律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民法通则得以颁行,正是说明民法通则所依存的商品经济取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从而使得立足于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也日趋式微。

中国的法学研究总是紧跟立法步伐,随立法转移而转移。民法通则的颁行掀起了民法研究的高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商事活动和相应的法律也层出不穷,这样,又有许多人分流到商法队伍中去了。结果,原先的“大经济法”已一分为三,人才流失,人气不旺。即使是留在经济法队伍中的人们也时常不务正业而旁及其他,如大多数经济法学硕士博士写的论文大都不是本来的纯粹的经济法学论文。凡此种种,都促使经济法学走向沉寂衰落。

这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这正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学科的发展往往会从热闹归于冷静。同样,经济法学也需要冷静,需要冷静的氛围,冷静的思考,需要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几十年来,许多人对经济法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经济法学说。但事与愿违,这种种经济法学说大多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缺乏解释力,这就必然遭致许多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反对。近来又传来对经济法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人民法院系统率先取消经济庭,改为民事庭,经济法已被宣告“破产”,这似乎为实践所证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过去的种种经济法学说,哪怕是错误的、失败的经济法学说表示真诚的理解和虔诚的敬重,经济法的先学失败了不等于经济法失败了。正视错误修正错误,总结失败告别失败,学科才能发展,学科发展也是在逆境中进行的。其实,正是在这种冷静非议的环境和氛围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发展。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有重大突破的经济法学术论文,如王保树的《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杨紫的《论新经济法体系》(《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史际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李昌麒、鲁篱的《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等;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学术著作,如李昌麒的《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史际春、邓峰的《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邱本的《经济法原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守文的《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还要指出的是,也是在这一时期,分别创刊了徐杰主编的《经济法论丛》(法律出版社),漆多俊主编的《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史际春、邓峰主编的《经济法学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李昌麒主编的《经济法论坛》(群众出版社)。这些丛书为经济法学论文的问世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促使经济法学重新繁荣。与此同时,新一辈的经济法学者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大量涌现,渐成气候[3]。

二、从众说纷纭到学说统一

经济法从其出现以来,已形成了各种学派,存在过种种学说,中国同样如此。如其中综合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具体社会经济关系;纵横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民经济管理,各个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内部以及经济组织与个体户、公民之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纵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具有经济管理性质的纵向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经济行政法学派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活动中,与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的具有隶属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学科经济法学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门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其任务就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历史地看,这些学说代表了当时条件下人们对经济法的最为典型和较高水平的认识,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内核为后学所继承和发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诸说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计划体制的缺陷,在今天看来,它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学界已有评析[4][5]。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法的研究局面相当混乱,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中国有了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学科来说,没有一致的保障、共同的信守、基本的共识、统一的话语,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这种混乱不堪与法律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局面已大为改观。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法的学说和认识已是日益趋同。如,王保树先生指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较大的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但在如何认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上,他进一步指出,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管理关系和宏观间接管理关系[6];李昌麒先生明确提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7](P•198);石少侠先生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P•6);徐孟洲先生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9](P•31);张守文先生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职能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

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以此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10](P•208)。邱本先生认为,经济法立足于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的本质属性,而这一本质属性又派生出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和盲目无序等妨碍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依法反对限制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但源于民法机理和行政法的特性,使得它们不宜对之加以调整而且实践证明,这个法也不是民法和行政法,而是对它们予以补充和促进的经济法,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11](P•2)。由上可见,尽管人们在具体表述上还有细微的差别,但都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其体系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这已成为最基本的共识,而且已是当今具代表性的占主流的经济法学说。

经济法学说之所以能从众说纷纭走向学说统一,首先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什么是计划经济,集中地说,就是用计划实质上是用人的主观意志去指挥经济活动,这是一种人治经济,它深受计划者的主观意志支配,往往因人而异。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受到计划者当然也是权力者的左右,使得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往往因人立论,为政策注释甚至偏解,难免有失客观和科学。随着计划体制的否定,立于其上的各种经济法学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使得经济法学说纯化了许多。什么是市场经济?核心的一点就是资源主要由市场去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所以谁也摸不着,控制不了,进而也就无人能左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在真理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日益趋同,达成共识。因此,经济法学说的日趋统一,关键是人们找到了并共同立足于市场经济这一客观公认和公理性的基础。

其次,归功于经济法学者的不断反思和自觉调整。纵观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经济法学者不断地自我反思,无私地抛弃成见。如李昌麒先生关于经济法学说的基本观点就经历了从“纵横统一论”到“紧密联系论”再到“需要干预论”的发展过程。其实,学科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一个不断发现、改正错误和日益接近科学真理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完善。

再次,归功于人们对经济法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认识越是深入就越能抓住根本,而在根本上人们易于并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在根本上是道通为一的。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亦然。

三、从务虚到务实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研究注重务虚,即十分重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综合经济法学派等旧诸论,还是管理协作论等新诸论,都有着浓厚的理论旨趣,都着眼于从基础理论上把经济法说清道明,力求科学地回答到底什么是经济法。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它们未能达到较高理论水平,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虚幻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新秩序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体制变来变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法理论不断解构重构,各种经济领域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有的甚至是无法求解的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因为当时许多法律尚付厥如,自身并不完善,要法律解决这些问题,可谓勉为其难。事实上,许多问题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消解或不了了之。这就说明当时的经济法既没有真正的实践问题也无力解决那些所谓的实践问题。从上述两方面而言,我们说当时的经济法注重务虚。

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务虚,不仅是指经济法在理论上不能给人以真知,更重要的是经济法难以实用。经济法的一些常识性教条,脱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既没有解释力,也没有实践力,难以指导立法,难以规制应当由它调整的社会关系,难以解决具体的经济法案件。如果说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自有其独特的实用方式,是一种无用之用,人们不应用功利世俗的态度去要求哲学之实用,允许哲学在彼岸世界遐想的话,那么,对于经济法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来说,千条万条实用是及时条,不允许经济法是一门无用之学。经济法如果不能实用,经济法规则不能够切合社会现实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话,是难以立足的。

但如今,人们的研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非常偏好务实。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实践机会和广阔的实践空间,使得人们跃跃欲试;另一方面,是由于原理的研究需要深广的知识基础,扎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理论兴趣,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因而十分艰难。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法原理研究进展缓慢,表现欠佳,也使人却步,进而促使人们转向实践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转向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笔者反对的是,这种偏好务实已经有点走向极端,务实变成了惟实,以至于远离、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

我认为,加强经济法原理的研究意义重大。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但规则总是有限的、相对固定的,而社会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只能用有限的固定的规则去调整丰富多变的社会关系,这就难免出现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刻板与不适。为了弥补法律调整的漏洞、空白,消解法律调整的刻板、不适,法律在规定规则的同时还必须确定法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法律的原理、理念,法律实质上是规则与原则、规则与原理、规则与理念的内在统一,缺一不可,这正是荀子所谓的:“人无法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12]这里所谓的“志”和“类”实质上就是法的原则、原理、理念,是“法上法”、“万能法”、“补充法”,它们弥补了规则的局限性,消解了规则的僵硬性,使规则超越有限性扬弃僵硬性,从而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可见,原理对于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经济法更应如此,因为经济法的规则更为有限,更为固定,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决定了经济法更倚重经济法的原理,这也就说明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甚为重要。

经济法学尽管有了数十年的发展,但目前尚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经济法的研究还较浅陋,现状尚不如人意。经济法似乎为理性所冷漠,没有得到理性应有的审视,在经济法中谬误和缺陋比比皆是。经济法思想贫乏,还难以称之为学。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强经济法原理研究。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直接关涉人的权利、自由、安全,对它的运用必须有十分清晰明确地认识,如果贸然运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具体到经济法来说,贸然去追求它的实用价值,这实在是太危险了。目前在经济法的具体实证分析中,之所以显得单薄、浅陋和不太实用,正是因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不能提供丰富、深刻的理论资源予以支持。这正应了那句古训:理不通,事不成。

四、从借鉴国际到自我发展

“经济法”一词是舶来品。自从175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提出来以后,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制定过大量的经济法规,并形成过众多的经济法学说,许多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相同和意识形态相近等原因,其中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影响较大,它们的经济法学说在中国都有相应的翻版,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信奉。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即是最为典型的一种。

但由于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形成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巅峰时期,加之它忽视这种体制的弊病,甚至站在维护这一体制的立场上,因而它们本质上是各种阐发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性的经济法学说。如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学说,它强调纵横统一,并不是为了强调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同方面,而是排斥商品经济关系的独立地位,甚至是将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和服从于纵向经济关系;它认为企业是“机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被笼统地视为“领导关系”,坚持政企不分的立场;它肯定经济行政体制,为行政垄断辩护;等等。所以,它们传入中国不久,就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发生了碰撞。并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是向前深入,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就越是相背离[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对前苏联经济法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彻底抛弃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各种经济法主张。中国经济法学者并逐渐达到了这样的基本共识,即前文所指出的,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与一国政策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所谓的政策性,就是要求政策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从而也要求经济法研究不应照抄照搬他国经济法(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不成功的),而应立足本国,走自己的路,独立研究,自主创新。

其实,就中国法律来说,最有自主“知识产权”、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也许就是经济法原理了。

这是因为,一是经济法在世界上出现也只有百来年历史,大家都刚刚起步,起点相同,都处于探索创建阶段,差距并不大;二是在国外,即使是像美、德、日等经济法先进国家,也主要集中于竞争法和产业政策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具体法律部门的研究,并不很重视经济法原理的研究;三是经济法具有各国特色,就像各国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和高下之别一样,各国经济法学也难分优劣高下。虽然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稍晚,但早就有人指出:“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研究的规模上,还是发展的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可以断言,过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中国气派的经济法学。

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盛行一种好引经据典的风气,即根据注解的多少来考量论著质量的高低和学者学问的多寡,尤其崇尚外国文献资料,言必称西方。不少人根据这种标准,对经济法学抱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从骨子里不承认经济法学有什么学问,是一门学科。因此,不管经济法学者说什么,写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听不看,以至于像《法学研究》等性刊物长期以来就极少刊发经济法论文。没有什么比这种固执和偏见更阻碍经济法学的发展了。我认为引证是必要的,但引证有两条规则:一是引证的必须是经典,二是引证以必要为限,不要堆砌,更不要炫博。其实,资料信息充斥与没有资料信息同样糟糕。过多的引证,不仅有掉书袋的味道,而且是学术自疑和自卑的表现。今天我们的资料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皓首难穷其经,已不可能通晓继受。我们往往深陷浩繁的资料之中不能自拔,资料尚未穷尽,早已精疲力竭,无所作为了。过分强调资料,往往依附依赖资料,不敢开放心智,这是对研究的束缚。资料少反而逼迫人们去自主思考,自我研究,这更有利于科学研究并取得科研成果。我们经济法研究不必受上述错误偏见的束博,而应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自主创新。

我认为,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结果,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上发生了凯恩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革命”,它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才真正登堂入室。但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占统治地位,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的思潮和政策仍然是主流。这一切都使得经济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连这个词都很少。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路径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变革,这种变革集中地说,是从国家(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向国家(政府)依法科学管理变革,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但从不否弃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尤其中国的具体情况是:疆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贫富差距较大;经济转轨,社会重大变革;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国情和世局下,要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绝不能仅仅诉诸市场机制,让市场放任自流。我们已日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要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持续发展,立足世界,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结合统一起来,缺少任何“一只手”都孤掌难鸣。只要看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要性,就会看到经济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我国有正视和强调国家(政府)这只手的重要性的历史传统并在日益改良完善它,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才是催生和促长经济法的好土壤。

那么,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何作为呢?我认为,一是促进自由竞争,废除一切束缚和限制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让人们投身自由竞争,并在自由竞争中大显身手,把一切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把事情做到。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二是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结构合理,供求平衡,分配公平,社会正义,使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快速高效地发展。宏观调控是国泰民安、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必要保障。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和市场法制建设的实践,为中国经济法(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那么,国家之手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从上面的论述可知,这个法正是经济法,因为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部门,它由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统一构成,其宗旨就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和加强宏观调控。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因应的,或者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之手的法律化和法治化。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法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称为“经济宪法”。如果我们能从这个高度去认识经济法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经济法学。可以斗胆地说,也许将来,中国经济法(学)会成为国外学习的蓝本,并为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中国人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五、经济之法,要经世济用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经济法来说,总是首先表现为一条条的规则,而且是可以实用的规则。可以说,形成规则、制定法典,为国家社会奠定一套优良先进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促进国家和社会长足发展,这是包括经济法研究在内的一切法学研究最神圣的使命和最伟大的贡献。因此,能否制定为规则,规则制定得怎样,在实践中效果如何,是检验法学研究的较高标准。尽管近年来,人们加强和深化了经济法的研究尤其是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但无庸讳言,确实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经济法研究还没有形成为具体的法律规则,若连具体的法律规则都没有,还谈什么实用价值!如计划法即是如此。按理说,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谓经验丰富,教训深刻。而且一直以来,经济法学界都在极力倡导以计划法为“龙头法”构建经济法体系,但即使有这种大好时机,我国也未能制定出一部计划法。现在早已时过境迁了,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否定计划,认为计划法更是不值一提了。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人具有理性,会思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总是“先思后行”,甚至“三思而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只要是人的经济活动就必然具有计划性。因此,我们改革的是计划体制而不是否定经济计划,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是否定不了的,而且历史反复证明,越是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是需要未雨绸缪,整体规划,宏观调控,也就是说越需要计划。计划,作为一种与市场相辅相成的资源配置手段,关系国计民生,涉及整体全局,影响长治久安,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无法可依,这是不可想象的,计划无法可依,哪还有法治经济可言?!经济法学者应该深入细致研究,汇通古今中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借助法律原理和技术,为中国制定一部计划法,详细规定计划事项、计划主体、计划权限、计划程序、计划方法和计划责任,使计划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的计划工作实现法治化。

与之相反的是,财政法和金融法这两类法律倒是法律规则很多,甚至多得不胜其烦。打开这两类书,里面充斥着规则,有的甚至是堆砌规则,令人无法卒读。这里有必要重申一种认识,即并不是法律规则越多越具体越细致就越务实越有用,有时还恰恰相反。如老子就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叔向认为:“国将亡,必多制”;古罗马塔西陀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孟德斯鸠也发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总是简单的”。法律规则多如牛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掌握能力,根本无法运用,形同虚设,也谈不上有何实用价值,即使有人具有超凡的能力悉数掌握了法律规则,也未必运用得了,因为法律规则仅是法律之一面并且是末的一面,法律还有比它更根本的一面,即法律的精义。真正影响人的思想从而规范人的行为的依然是公平、正义、自由、权利、博爱、责任等最原始又最简朴的理念,而所有规则都不过是它们的具体化。

一般说来,法学研究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完善的程度,上述无论是计划法尚未形成规则还是财政法、金融法规则太多,都说明计划法、财政法和金融法的研究不够,尚待大力加强。但也有例外,比如反垄断法。在经济法领域,归属最没有争议的就是反垄断法,经济法本来就肇端于反垄断法。在目前经济法学研究中,研究最充分深入,成果最多的也是反垄断法,有关部委召开了许多次反垄断法研讨会,也提出了反垄断法建议稿,人们针对该建议稿还提出了许多修改完善意见,可是该法依然迟迟不能出台。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各自认为反垄断法执行机关应设在自己部门内,由自己行使反垄断法执行权,互不相让又相持不下。这也说明经济法的实施有一定的特殊性。经济法的实施往往为私人所不能为,为私力所不能救济,它要求国家机关公权力的介入干预,因此,国家机关的态度,执法人员的素质,公权力行使直接影响着经济法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法的实施与经济法学研究没有太大的联系。

怎样看待经济法的实用价值,除了纠正那种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作用的做法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并非一定要实施经济法才能发挥其实用价值。回顾经济法,不难发现经济法大多是在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尤其是国难当头之时才大显身手,而在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国泰民安之时却不显其要。经济法本质上是故障排除法、校正纠错法和危机对策法,只有在社会经济出现故障、存在失误、发生危机时才启动实施,否则就悬而不用。那么,悬而不用是不是就形同虚设并无实用价值呢?并非如此。日本为了应对物价高涨等经济异常事态,调控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资及其供求关系,确保国民生活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制定过《稳定国民生活的紧急措施法》等法律和法令。但实践证明,这些法律实际上几乎没有得到实施,上述法律的效果是暂时的、有限的和心理层面的,如紧急立法对于物价暴涨的对策只能起到类似向发烧病人注射强心剂的作用,因为针对物价暴涨现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开展适当的需求管理,而不是简单运用法律手段便能够加以解决的。如果使用过度还会带来生产停滞等相反效果。但即使如此,法律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物价失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心理作用的影响,而上述法令恰恰可以收到抑制投机心理不使其过热的效果。（参见《第九届中日民商事法研讨会议材料》。）对于经济法来说,也许悬而不用才是大用。我们并不期望经济法频繁长期而广泛地实施,因为那样的话,正说明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存在失误发生危机了。

六、立足市场经济,与民法和行政法并驾齐驱

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的立足点,只有坚定地立足于市场经济,经济法才能正确定位。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必须反复研读的一本大书。研读得怎么样,直接决定着人们能否科学有效地回答经济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经济法中,人们经常被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问题。要科学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应从分析市场经济的属性开始。

(一)市场经济的属性

1.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市场经济,主体众多,对手林立;独立自治,竞相博弈;商品丰富,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买卖自由,择优交易;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等等,这些都表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自由竞争,这正如艾哈德所指出的,保持自由竞争,乃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基础,只要哪里的自由竞争不受任何限制,哪里的自由竞争得到法律保障,哪里的市场经济基础就能存在,也会受到社会上的极端重视[13](P•101)。

2.市场经济的派生属性之一

市场主体在天赋条件、能力素质、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信息状况、市场机会、竞争实力等力面都存在着千差万别,这些有差异的市场主体被推向市场置于形式平等的同一规则下去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生产集中,最终形成垄断,垄断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正如列宁所说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14](P•585),“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近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4](P•585),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

律”[14](P•585)。

垄断排挤弱者,相互勾结,使本来相互独立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大为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这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的釜底抽薪。垄断是一种市场霸权,仅凭垄断优势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因而通过发明创造和科技进步去赢得市场的动力和压力就大大减少了。垄断是经济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专制,垄断妨碍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这些都说明,垄断具有严重的弊害,但由于垄断者本人不会自己反对自己,而其他非垄断者势单力薄,因此只能也必须由国家介入,实行国家干预,以强权对强权,才能奏效。这就说明反垄断要求国家去维护市场自由竞争。

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人们是经济人,难免惟利是图,为了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有时会进行不正当竞争。如假冒仿冒、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非法倾销、强制搭售、有奖销售、商业诽谤,等等,但对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是市场自身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市场经营者所能自觉修正的,更不是消费者所能自力维护的,必须由国家进行干预,对市场正当竞争加以维护。

3、市场经济的派生属性之二

主体众多,中心多元,向度各异,私利为本,权利分立,决策分散,目标不一,这些都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14](P•592),这就使得市场自由竞争在一种无法总体控制的未知环境下进行,只能听命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茫然不知所措,必然具有盲目无序性。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越是社会化,信息就越具局限性,市场自由竞争的盲目无序性也就越大。

但由于仅有私权,力所不及,不可能克服市场自由竞争的盲目无序性,只能由处于社会中央,信息丰富而集中,享有公共权力,拥有足够的国家机构尤其是中央国家机构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实践证明,国家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完成这一任务。

从上述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派生属性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垄断性、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性和盲目无序性,都会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社会有效健康稳定协调地发展,必须加以克服,而这又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以维护市场竞争和进行宏观调控才能达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由国家干预而形成的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二)对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

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而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关系,必须依法加以调整。但具体应该由哪个法律部门调整呢?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1.民法

民法能否调整,这取决于民法自身的规定性。

我们知道,民法是主体平等法。但这种平等是形式平等、抽象平等,无视市场主体之间的千差万别,把他(她)们置于同一起点上和同一规则下的契约自由和自由竞争,结果生产集中,导致垄断。这是民法规则的必然结果,垄断表明市场主体不平等不自由,并反过来限制契约自由,阻碍市场自由竞争。这是对民法的异化,而这在民法的框架内又难以解决。可见,民法滋生垄断但无力反垄断。同样,民法是私人本位法。民法的主体是私人,民法的核心是私权,民法的宗旨是保障私益。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们会滥用私权,而置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于不顾,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正当竞争。仅靠民法的私人自治和私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介入和公力干预。另外,民法是意思自治法。但这种意思自治只能是从私人角度就私人事务进行,而且深受私人地位、私人信息和私人能力等限制,只能是微观自治,不可能是宏观调控。

上述民法的自身特性说明,民法不宜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2.行政法

行政法能否调整,这取决于对行政法的科学理解。

要理解什么是行政法,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行政。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执行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命令永不能成为通则。”[15](P•192)洛克认为:“在某种场合,法律本身应该让位于执行权……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16](P•99)卢梭说:“行政权力并不能具有象立法者或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因为这一权力仅包括个别的行动。这些个别行动根本不属于法律的能力。”[17](P•51)孟德斯鸠指出:“行政权的行使总是以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为对象。”[18](P•161)归纳上述种种论述可见,行政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是一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而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法律则不宜调整,因为“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立法者并不关注那些只发生过一两次的情形”,“法律不理琐事”,“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19](P•225-226),“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20](P•58)所以,那种认为行政法就是调整行政关系的说法是不的,至少不能笼统地这样认为。

由于行政在管理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构成巨大的威胁,这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不能不有所规制的。尽管不能规制具有特殊性的行政作用的对象,但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运用行政权力管理行政对象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套程式、有共同的内容,如都要涉及行政主体、行政权限、行政程序、行政诉讼、行政责任等问题,它们具有普遍性,可以形成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这些法律构成所谓的行政法。这正如伯纳德•施瓦茨所断言的:“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21]。因为行政法的宗旨不是行政管理而是管理行政,即制约和规范行政。因此,行政法,“它通常专指规定政府官员和机构权限的法律,而不是指如‘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所的各种技术规则和规章”[22](P•172)。或如施瓦茨所指出的:“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21](P•3)。

而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具有普遍性,则与行政法的质不相吻合。

长期以来,经济法夹在民法和行政法之间,可谓两面夹击。因此,正确处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以民法为参照,是对民法的补充,民法与经济法相依而存。只有对民法的规定性有根本的把握,对民法的局限性有清楚的认识,才能理解经济法,因为经济法开始于民法存在局限性的地方,是对民法局限性的克服。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紧紧相连,与行政权力密切相关,有时政府干预、行政权力是行政法规制的核心,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与行政法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与行政法内容交叉,互相交融,因此,对经济法来说,与行政法同行,与行政法合作,借鉴行政法是经济法所应有的态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从国家本位、政府干预一切到个体本位、私人自治为主的历史,与这一历史发展相适应,法律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以行政法为主、行政法体系包罗万象到行政法体系逐步分化、各种法律日益从行政法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经济法就是从行政法体系中分化出来并独立于行政法的一个法律部门。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是拉动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三驾车”。

七、直面自身问题,不断完善自我

经济法基础理论没有科学化导致了经济法学尚未科学化。具体说来,应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在这套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原理,这套原理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能够解释许多现象并广泛应用。只有基础理论科学化了,经济法学科才能科学化。因此,有人认为应当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或者有用的东西并否定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此,我不敢苟同。

人的认知能力与客观对象之间是存在相当差距的,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人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认知客观对象。我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客观事物,这个“事”和“道”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目前我们没有认知它而已。但这不是放弃认知它甚至否认它客观存在的根据,相反,是努力认知它的理由。人的个性和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的善于抽象理论思维,有的长于具体实证分析。本来,这两者都是同样重要和必要的,而且它们取长补短,还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但在经济法学界,我们却有时以已之长攻人之短,特别是那些热衷于具体实证分析的人,不但自己不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而且反对别人去研究它,这是不足取的。不要用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情况去诋毁将来的研究,过去和现在研究得不好不能说明将来也研究得不好,按照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将来的研究肯定比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要好。

本人曾参加过数次经济法学研讨会,一个切身的体会或感受就是批判激烈。

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对经济法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当然要正视,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天生成熟的,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历史进程。因此,对经济法来说,需要的不是嫌弃拒斥而是理解宽宏,需要的不是恶意的、破坏性的打击指责而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指正,需要的不是对抗封锁而是对话交流;相反,只要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就应肯定鼓励,并助其成长完善。经济法如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成熟一样,需要人们的理解、热诚、扶持、智慧和汗水。只有这样,经济法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并立于法学之林。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要批判,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批判,最起码批判的武器应比批判的对象先进高明,在批判旧事物中能发现新事物,在批判错误的东西时能指出正确的东西。毋庸讳言,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经济法学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学科的建设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固执的偏见更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发展了。传统学科,仅就继受就十分不易,要说发展就更加困难,充其量只能在已继受的基础上进步一点点;而那些新兴学科,处于奠基创建阶段,要解答问题,特别是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要有抓住根本并以理服人的理论气魄。学问贵在创新,从这个角度看,研究那些新兴学科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人们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不断补充新智识、援引新的方法、转换新的视角,这是一种可喜的新现象。因为经济法学研究因补充新智识而注入源头活水,因援引新的方法而柳暗花明,因转换新的视角而面目一新。但应当指出的是,那些被补充进经济法学中的智识尚未被经济法学所消化吸收,那些被援引到经济法学中的方法尚未内化变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那些被转换的经济法学的视角尚未使经济法学革故鼎新。不难看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更多的是重复谈论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而对它们的经济法学本体化则涉及不够,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对许多经济法学研究来说,工作完成了,但最主要的任务还没有开始。这些都说明,那些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两者结合不紧、协调不够、整合不好,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成为经济法学自己特有的智识、方法和视角。我认为补充新的智识、援引新的方法和转换新的视角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使它们经济法学本体化。这是经济法科学化的重要方面。有人曾指出,18世纪是宪法的世纪,19世纪是私法的世纪,20世纪以后是经济法的世纪。不少人以为是戏言,但是我认为是预言,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经济法学论文:高校教学考评经济法学论文

一、甘肃省经济法课程考评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考评体系的定位不准，评价理念落后

教学过程的跟踪与教学效果考评，是提高、判断教师培养有效性的基本方法。对教学过程、地了解，合理地调节、控制教学过程，使之向着预定的教学目标前进，是教学评价体系的目标。笔者选择四所高校（均为教学型）法学院的六位经济法授课教师为调研对象，假设各个年龄段教师数量呈均匀分布，考虑到各高校都以引进研究生学历以上教师居多，且经济法作为核心课程，四所高校均由三至五年教龄的教师授课，因此，选择30—35岁教师两名，35—45岁教师两名，46岁以上教师两名；选取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连续四学期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内容、学生卷面成绩、考核方式、学生评教等为分析对象，使用Linkert5分评分法进行相似性对比。结果显示，两年四学期授课相似性较高。同一个年龄层教师的授课情况横比区别不大，连续不同学期授课情况相似性较强，说明课程评价体系对课程实施过程影响不大，授课情况没有因为评价结果而改变。分析上述数据结果及座谈会内容，可以认为所调研的四所高校法学院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把经济法课程的评价过程设定为：确定目标──确定评价情境──选择评价方法和工具──判定评价结果四个基本的步骤。在这四个步骤中，判定评价结果是评价的落脚点，是一次完整评价的终点。这种认识属于典型的泰勒式目标评价模式，没有把课程评价看作是一种循环，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直线式的顺序结构，评价体系与课程设计之间不发生相互交融。这种评价是静态的封闭性体系。

（二）评价主体无资格条件，参与程序混乱

高校课程评价主体由单一专家评价发展到今天普通教师互评、专家组（一般有职称高、学历高的双高要求）评审与学生评价的多主体、立体化评价模式。笔者与同事走访5家高校法学院，认为考评过程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基本确立，但存在以下问题：

1.评价主体的知识背景与评价能力没有标准。

无论是专家组评审，或者教师互评与学生评价，参与主体须有严格的知识背景与评价能力要求。参与调研的5家高校法学院，全部确立了专家组的知识背景要求，3家规定了普通教师知识背景要求，只有一所高校对学生知识背景仅做了二条的资格限定，对评价能力均未涉及。

2.没有对评价主体进行能力培训。

任何评价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中开展的，在评价过程中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如何解释和使用评价结果、如何使用评价量具都需要进行培训，从而确保评价过程的专业性、科学性与结果的性。参与调研的五所高校法学院都没有对评教主体有过任何培训制度和计划。

3.评价程序混乱。

完整的评价过程要求有评价前的准备工作，评价过程中的有效性要求及评价后效果分析和追踪要求。调研结果显示，5所高校对评教均没有准备程序要求、效果分析及追踪制度设计，且评价程序混乱，人员随时更替，操作不标准现象严重。

（三）考评方法单一、指标僵化

1.考评方法单一。

考评方式单一是调研发现的主要问题，其中期末闭卷考试（97.3%）、口试（45%）、教师评教（35%）、论文（33.2%）、社会调研（3%）（授课效果可能会采取多种评价方式，所以上述数据不能相加），未见其他评价方式。

2.评价指标僵化。

归纳5所高校的教学质量评价表中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以下内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结果。这种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是以“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确立标准授课方式为核心，强调教师传授学生学习书本知识为教学重点，属于传统的凯洛夫教学理论指导下的评价系统。这种评价观念重视知识性目标的达成，忽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强调教材的整体性，忽略教师的个性、研究方向及学生差异和教学的针对性；强调传统讲授法的运用，无法对案例讲授法或其他实践性教学方法做出评价；也缺乏对教学发展的监控和总体性评价。

（四）考评结果信度及效度不高

信度是指测量数据和结论的性程度，效度就是正确性程度，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没有信度就没有效度。在教学考评中，信度（也称性）是指评教主体能否稳定地反映教师实际教学水平的程度，指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效度（也称有效性）是指主体评教能否实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即评教的操作过程应当科学、合理，且评教结果应当有效。因此，评教结果是否真实有效，就要看评教的信度和效度。调查结果显示，多主体评价中，专家评价的信度与效度高于普通教师，学生评教最差，但上述评教结果信度与效度均未达到要求。

（五）考评体系建设研究空白

由于目前经济法课程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相应的考评制度也有着僵硬、静态与封闭性的缺陷，不能监控、发现、纠正整体教学中的问题，亦无法对教师及学生的个性做出评价，导致评价结果信度与效度均不好，评教的有效性低。因此，针对教学法的革新研究，建设开放性、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目前各法学院管理部门的研究重点。

二、经济法学课程立体化教学考评体系的构成模块

高校经济法学课程“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目标是培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精良、综合实力强硬、具有良好合作精神、富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实用型与创新型法律人才，并以此促进授课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的提高“。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符合我国高校课程的价值取向，突显了课程对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强调人的个性化生存。“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是构建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基本依据。

（一）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特征

1.注重学生与教师的同步发展。

立体化考评体系修正只关注学生的发展和阶段性成绩的弊端，将关怀面覆盖课堂上所有的主体，包括学生与教师，把授课过程视为立体的动态发展过程，考察、评价学生与教师的阶段性发展状态，及时修正不符合整体目标发展的方式、方法。

2.教育性经验培养与尊重个性并存。

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注重经验性知识的传授，更加关注学生情感、意志、个性和价值观的养成，教师则体现在专业及职业生活质量的提高。

3.立体化考评内容具有开放性，动态性。

立体化评价体系是对多学期授课及单学期课程全过程的评价，在对课程的目标、过程以及结果的评价中，各种因素对课程各部分的评价的影响有所不同，同时这种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地变化和重组，所以相同的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在不同的评价过程的使用和权重也不同。立体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基础是动态的开放性循环系统，在评价过程中不断地与相关学科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以保持评价内容和指标及时更新。在评价中的每一次循环，都会根据前一次循环结果调整评价内容或指标，动态要求满足对教师、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持续性考评的要求。

（二）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的构成模块

1.专业、多样化的考评主体。立体化考评体系的考评主体由四部分组成。

及时部分，专业的教学评价人员。

不同于传统高校教务管理部门人员，立体化考评体系的专业教学评价人员是受过统计学、教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评价过程中负责程序的跟踪、数据正确性判断和结果的统计与分析，还负责对其他类评教主体的培训及评价行为的规范性审查。

第二部分，专家组。

这部分主体由授课时间超过五年，讲授经济法至少三年或六学期的教师构成，考虑到目前高校职称评价体系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标准，立体化考评体系的专家组成员对职称不做要求，但严格经济法的授课时间和经验，以保障对经济法授课教师的关怀和被评价教师的配合。

第三部分，相关专业教师。

“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中设计了“双师教学”、“教师与实务部门人员合作讲授”的形式，对上述教学法的考评或在课程涉及的经济学、金融知识的，必须由相关专业有三年以上授课经验的教师评价。

第四部分，学生。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受众，其在评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性无需论证，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学生主体评教态度不端正、评教能力差、入门资格低等问题，学生评教面临着信度和效度不高的考验，提高学生评价主体的入门资格是保障评教结果有效性的重要措施。立体化评教体系要求自愿参加评教的学生首先要满足两个基础条件：学习积极努力、成绩中等以上，上述同学还必须通过行为一致性、学习能力与知识储备量测试，才能进入测评学生储备库，储备库人选每学期更新。立体化考评体系要求根据不同的授课方法与授课内容，进行评价主体的选择和组合适用。立体化考评体系提供教师评价，包含授课教师课中、课后独立的小型评价，专业技术人员与专家组组合评价，相关专业教师单独或组合评价；学生评价，包含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大型教学评价全部主体均可参与。

2.专业、针对性的评价方法。

立体化考评体系针对客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保留了纸面试题、调查问卷、口试、技能实演、知识竞赛、专题研究、社会调查等考评方法，并依托信息化技术，提供电子档案袋、评价量规、学习契约、电子试卷等新的考评方法。立体化考评体系要求考虑主观影响因素：授课主体个性特征、授课风格、教学方法、学生群体特征；客观影响因素：教学场所、设备、时间，综合考评目的选择不同的考评方法。

3.严格评价程序制度。

为规范评价过程，立体化考评体系设计了评价程序制度，包括：

（1）前期策划制度：由专家组撰写评价策划，说明本次评价目的、主体、客体、内容、指标、方法、时间要求、使用工具、方法、预期结论、报告时间、分析主体、结果反馈对象、反馈方法，预算。

（2）审批制度：独立学期考评由专家组联合审批。纵向连续性考评项目由院系与专家组共同审批。

（3）前期培训制度：由专业考评人员分析考评特征，对考评主体进行培训，并监控整个考评过程。

（4）考评实施制度：制定不同类型考评法适用的实施要求，如《经济法案例分析课程口试效果考评实施细则》。

（5）考评结果分析制度：要求所有的教学考评结束后，由考评主体根据分析结果撰写考评报告。

（6）考评结果反馈机制：所有类型的考评结果都必须通过确定渠道进行反馈，以确保考评结果的公开性。立体化评价提醒是开放的循环体系，考评结果反馈机制确保教学评价与课程设计之间的动态的发展模式。

（7）改革实效评价制度：组织学生对每一种教学改革方式与考试改革方式进行实效评价，总结经验与不足，促进教学相长。

4.考评体系更新、自检的完善制度。

立体化考评体系强调与相关学科的互动与自身的动态发展，考评体系完善制度要求对系统本身不断自检，删除过时的方法和工具，保障系统的与时俱进和适用性。

三、高校经济法学课程立体化教学考评体系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教学考评的重要性，避免教学地位的边缘化

无论是传统的考评模式还是“立体交互型教学模式”中的立体化考评体系，都面临着被管理者轻视，被教师忽视的尴尬局面。我国高等教育理念正逐渐转向“人性化发展”的教育观，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发展将是未来高等教育的目标。因此，加大教学考评在整个教学中的作用，建设科学、开放的立体化考评体系不仅是法学科的任务，也是整个学校的任务。

（二）严格评教的程序要求

立体化考评体系的科学性，要求评教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守程序要求，忽视程序和形式要求必然导致评教结果不确定性。

（三）切实的落实与推行

立体化考评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只有在切实落实与长期推行才能显现。

作者：姬云香 田春苗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法学论文:基于消费者价值的经济法学论文

一、经济法的价值考量：价值关怀与对象界分

(一)基本价值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及时，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及时，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及时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涵盖之殇

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同一主体(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对象与调整任务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对该“身份”的概括与类型化即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关键就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赋予了何种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特色。”李友根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可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与政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且法律对其亦有明确定义，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后，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赞同徐孟洲教授的观点，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根据徐孟洲教授的观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特殊保护”。20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由还有如下两点：及时，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措施与制度，并非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能解决。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须依靠经济法，发挥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理念与调整手段，体现政府的管理与参与。相关法律或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体现以消费者为本的观念。第二，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较之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更为直接。“市场失灵”、“无形之手”的缺陷构成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界限较难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论，伴随固有的间接性。不妨以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奠定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毕竟政府何时干预、如何干预都是依赖于对消费者行为反馈后的决策，而消费者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具有直接性。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与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窥其实质是一物两面，但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此外，强调经济法之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恒为国家，易与行政法混淆，经济法的社会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关注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实践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亦颇有必要。

(二)回应经济法价值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辐射效应经济法属于由公权力合理敢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综合的调整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与具体化，使得经济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就是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与交易关系，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与体系，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具体而言，其能体现其与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会法的内在联系，甚而有效发挥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系和谐的需要。”

三、经济法的价值表彰：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

(一)实践需求

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最强烈、最直观的呈现无疑是一种渗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强烈而直观的社会转型过去存在，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会出现，如此的社会转型孕育着巨大的法律调整需求，实践需求催逼经济法的酝酿与成型，勾勒经济法的发展进路。转型脉络抑或清晰可陈，但经济现象浩如烟海，笔者仅枚举几例典型并试做如下概述：之于“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已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运作的发展机制逐步渗透，农村金融的形成机制逐步发育。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投资设立乡村企业，又要通过粮食补贴、小额信贷扶持等公共管理机制予以扶助，两者的交叉运用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而当农民逐步成为消费者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法理念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要考虑民商法层面的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还要考虑国有资产法意义上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监管本身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当无异议，就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对金融}肖费者的投资保护问题，贯穿以消费者(保护)为重点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经济法的理念辐射。之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7，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其类型化治理的核心。与一般的营利性机构不同，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在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时势必涉及社会公众，且事业单位理事会构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减政放权，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适用行政法显然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基于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实属消费者无疑，其部分法律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是更挑选择。上述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问题的缩影，亦由此可见，除了政府主导之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还包括“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所谓“体制转型”，意指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这种转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牢固，尽管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理论上会越来越增强。所谓“进程压缩”，意指中国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路，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诚然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巨大的惊呼，但同时由于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的经济实践导致众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以一种“叠加式”或“复合式”的形态存在，为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明确方向。

(二)理论回应

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部门法理论”是大陆法系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的产物，它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分类集合，形成一定的集群即称为“部门法”。”在划分标准的认定上，传统法学理论都主张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界分下，公法与私法对立相得益彰，一些典型的法律部门实现了法律调整的类型化与体系化。然而，根据笔者所陈，公私分野、民商一行政二元对立的部门法理论明显不适应新兴经济法律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之下，经济法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但对于部门法理念，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经济法促使部门法从对峙走向融合。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失为对“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现象的经典概括，毕竟社会法兴起有目共睹，而广义的社会法所周延的对象涵盖经济法。但该观点并未对封闭的“部门法理论”作出更好解释，融合的说法比较笼统。类型化之后的部门法各司其职、相对独立符合形式逻辑的推演结果，对峙与融合的说法或有夸大之嫌。任何分类都不可能无暇，传统部门法分类的瑕疵即在于其对调整对象有所误解，对调整方法有所疏遗：之于调整对象，一般认为是法律可调整的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的核心依然是落在某个物理存在的行为活动中。民法所言之自然人与商法所言之商人、与经济法所言之消费者，从整体观察，都是落于同一组物理存在上，只是观察的剖面不同而已；之于调整方法，除民事、刑事、行政调整手段之外，是否存有其他调整手段当再衡酌。此外，民事、刑事、行政手段的结合是否可以置换出其他的调整方法，笔者认为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部门法理论是法律证成沉淀的经典结果，但法律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同时成立，依赖于形式逻辑中大前提(相关的法律事实)为真。任何证成的结论都具有静态的属性，其大前提是否为真是保障证成合理有效的依据，而大前提是否能够始终承载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时空张力则有待商榷。35笔者进一步认为，经济法属于独立的部门法，是在反思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之后，挖掘了新的合理元素，以斜向调整的方式，丰满横向调整与纵向调整构建的坐标系。在对峙一融合的部门法理论合理扬弃之后，应当使经济法立于独立部门法的剖面上，完成与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式社会治理，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思维进路恰是擦亮剖面的磨石。

作者：任愿达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