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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论文:对美术教育的社会现象探索
在这里我想主要谈谈美术教育的发展,从身边的家长和学生中了解到,现在从小开始学画画的孩子是非常多的,大街上的美术培训班也比比皆是,这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后给人们带来的是精神食粮,家长们的心理很简单,学习成绩好不是他们的标准了,综合素质的培养才是他们的目标,各地的青少年宫都有开设美术班的,据了解,一到周末、寒暑假那一定是爆满,儿童美术教育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不敢说这样的一种状态是美好的。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聪明,社会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的、精英的、经典的以及糟粕的都涌到他们面前,其中不排除还有学校功利的倾向,如果想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开展真正的艺术教育,还是非常困难的,孩子们真正能学到什么?我们也只能是个问号。
一、对少儿美术教育的思考
艺术教育可以说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它不像语数外科目有固定的模式,用分数来论英雄,艺术教育为什么有助于素质和审美的提高?因为它不是为了提高技术或者分数的一条路,艺术教育必须是情感的、个性的、甚至于是天分的。在一本书上,一位中国的幼儿美术专家和一位欧洲幼儿美术老师的对话,中国专家问:你们的老师是怎么“教”孩子的?欧洲美术老师只说了一句:我们要和孩子做朋友。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专家问的那句话里,我用引号把一个“教”强调出来,说明国外的老师在艺术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不是在教孩子,“教”这个字看似褒义实是贬义,在艺术性的创作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教他们!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他们要画出他们的感觉,这个是不能教的!我们要教的是什么?只是教他们如何使用绘画工具,看看用这个笔画出来的画是这样的,要强调的不是让孩子们照着这个画,孩子要从开始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表达自己,不能埋没他们的思想和天分。
走访一些学校和美术培训班,发现很多的美术老师都是在让学生依葫芦画瓢,如果说中国的儿童美术教育是这样的话,那会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本来在7岁以前,正处在绘画的敏感期,同时也是想象力——右脑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形成的一个时期,我们用模式化的图形来限定了孩子的视觉,同时又限定了孩子的手和脑,本来这个手是配合脑部想像力的,通过手来进行的创造性行为,却成为这样一个行为:在一个固定的边内填色的行为,这不是艺术!还恰恰限定了孩子的想像性思维。孩子们形成一个可怕的观念:我的颜色不能涂出来,涂出来了以后,是被认为不好的。因为有些老师的评价标准都是涂得特别均匀的挂在最前面,涂的不好的,都不会挂起来,很多老师为了让家长看到自己的教学“成果”,甚至帮孩子画。
二、美术联考的现状
美术联考,目前国内比较,及教育部备案的各大艺术类院校,或者各大院校的艺术系对于高三艺术类考生在高三及时学期末举行的一次综合的专业考试。考试合格者获得报考院校的专业合格证,持此合格证书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各艺术类院校进行择优录取。艺术联考是每个学艺术的大学生都经历过的,艺考火爆程度进来视乎越演越烈,大有超过普通高考之势,艺考有艺考的优势所在,很多人都介于它踏进大学的门槛低,实际上艺考“看起来很美好,真正吃起来却很苦涩”,也有很多人不是说喜欢艺术才去考艺术,学了艺术也不一定以后从事艺术工作,说白了更多的为的只是学历,据了解,只有30%的艺术大学生毕业后从事艺术相关工作,我最怕和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一大群艺术生天还没亮就背着画夹、拧着画箱、挤着公汽赶赴考场的情景,他们学了三年甚至更多年的美术,满怀希望却不知道路在何方,我很同情他们,更加同情艺术,艺术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一种寄托,一种表达,艺术是神圣的,多少历史文明、多少地域的文化、多少的创造和想象力才构成艺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艺术。
三、艺术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艺术教育能走多远,值得深思,我们的幼儿艺术教育与大学艺术教育到底该怎么发展,这不是少数人能够支撑起来的,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只是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还有文化、艺术的发展。幼儿艺术教育是关键,幼儿美术老师要学会如何引导孩子们融入艺术中去,成为孩子们的知心朋友,鼓励他们去想象、发明、创造,老师在黑板上画,学生们在下面临摹的时代已经过去,美术老师一定要与时俱进。大学艺术教育也必须重视并加快发展,当代高校肩负的使命是很重的,当前中国高校艺术教育现状令人担忧,某些高校的课程基本是延续老套的模式进行,显得有些死板、僵硬,特别是当电脑操作融入艺术教育中后,随着电脑的普及,人手一个电脑,很多学生对电脑产生了依赖,没有电脑就不会设计、不会思考、不会想象,随之导致的就是学生养成的懒惰习惯,艺术思维渐渐弱化,成为电脑的“奴隶”,离开电脑就失去了创造与个性,可以发现大家交来的设计作业总会有雷同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新能力是重中之重,提高高校艺术教育同时也需要加强教师的专业水平,学校要给予教学支持,以便扩展教师的知识面及自身素养。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中,开展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可使学生充分陶冶性情、交流思想、完善品格。
社会对美术教育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渐渐加强,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美术教育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会走的更远,有不少高校已经在积极的进行改革,探寻适合自己的和时代要求的艺术教育,使艺术教育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高水平的艺术人才,现实往往是残忍的,前途却是光明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社会现象论文:浅析体育社会现象之性质一社会学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现象
论文摘要:从社会学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出发，对体育社会现象的性质进行了综合剖析，同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简要评价，指出体育对社会既具有多方面的正功能，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体育主体在体育社会中彼此发生着互动作用，这种互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各有优势，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将三种理论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地阐释体育社会现象和问题。
目前，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体育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实证调查的研究相当普遍，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理论阐释的理论研究则不多见。理论研究的缺乏必然影响体育实践的发展，同时也会障碍体育社会学学科整体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此，本文拟从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出发，对体育社会现象之性质进行剖析，并对三种社会学观点进行简要评价，以加深我们对体育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为推动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1、体育对社会具有正功能—功能主义观点
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每个部分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功能，社会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社会整体之间都相互依赖，互相影响。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见一致性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一1979)和墨顿(Robert King Merton，1920一)。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功能、共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体育的社会功能，进而有助于揭示体育的发展规律。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体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体育的功能根本上取决于体育自身的特性。按照我国目前对体育的一般认识，体育具有竞争性、健身性、教育性和娱乐性四大特性。由此，我们认为体育至少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
1. 1体育有助于人们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获得成功 竞争性是竞技体育的本质特点，通过运动实践，它能够培养运动主体一一运动员的竞争精神。同时，竞技运动又具有协同特征，可以培养运动员的合作精神。通过教育手段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技能、能力、勤奋、体育知识、自律、机智以及健康等品质和素一质。这些精神、品质和素质能够帮助运动员在较大的社会领域获得成功。“‘在友好的竞争中播下的种子，改日在其它领域将会结出丰收的果实”。对观众而言，通过观看运动员的比赛和表演，他们可以了解顽强拼搏、努力工作、同心协力、遵守规则以及作为团队成员的重要意义。这些品质同样有助于观众在社会生活领域和工作中获得成功。80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所孕育的“女排精神”就曾经激励着亿万国民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
1. 2体育能够增进参与者的身心健康 健康不仅仅指身体方面，不单单意味着体质增强，它还包括心理的健康。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参与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人的体质，还能减轻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紧张感和愤怒感，同时也能减轻焦虑感和压力，获得愉快的心理体验。而亲身参与体育活动还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一种美的体验，甚至是一种艺术享受。对球迷而言，通过体育可以充实闲暇时间，可以调节单调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通过欣赏运动员的精彩表演、优美的动作以及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体育精神，还能体验到体育比赛所带来的美感。因而，球迷通过体育可以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活满足感，以及健康的心理。
1. 3体育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体育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事实上，体育是一种将分散的潜在的社会成员团结一起的社会机制。不同性别、年龄、不同种族、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由于对某个著名运动员和球队的兴趣，而产生认同感、亲近感和集体归属感。这些是通过其它方式所不能获得的。同样。运动员对球迷，社团和国家也会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和归属感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体育还为人们提供了发挥精力的适当活动场所，从而减少或避免了人们把过剩精力用于危害社会方面，讨社会的稳定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1.4体育通过增进国民健康，可以节省国家医疗开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为政府机构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开展健身活动，企业职工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4.3%。美国梅萨石油公司发现，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平均每年病假27小时，保健费用173美圆。而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平均每年病假44小时，保健费434美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论证人力资本投资时说过:“延长公民的寿命和增强他们的体质，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数量，也提高了人力资源的质量。”他认为保健措施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占据首要位置。正是基于经济利益考虑.许多企业开始鼓励职工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1. 5体育作为一种产业领域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 在一些体育产业化的国家，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社会创造着巨额财富。美国1987年体育产业总产值是587亿美元，1988年达到631亿美元，1993年超过700亿美元。体育产业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惊呼:体育是美国较大的产业”。在英国，体育产业年产值近刊亿英镑，超过汽车和烟草业的产值，每年为社会提供近37. 6万个就业机会。
2、体育对社会具有负功能——冲突理论观点
与功能主义不同。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和组织组成的，为了权力、荣誉和资源，群体和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一部分人居支配地位，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将遭受压抑。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对社会是有益的。冲突理论对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科塞(Lewis .Alfred Coser 1913一)。
冲突理论由于强调社会冲突，并对社会现状持批判态度，因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体育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我们对不良体育现象的警觉。根据冲突理论的观点.体育在许多方面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1)作为一种整合力量，体育有效地充当着“鸦片”的角色，麻长了大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参与体育有助于转移观众的注意力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是由收戈低微的工人和失业者组成在国际比赛中，当他们的球队失败后，他们常常通过攻击外国人来显示“过分的、令人尴尬的爱国主义。既充满暴力的民族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则是在通过体育来发泄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满。可以说是体育转移了英国‘足球流氓”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满情绪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无疑不利于贫穷问题的解决。
2)助长了社会、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就社会不平等来说，由于体育过分强调竞争和获胜，因而二者仿佛成了体育的代名词。体育似乎成了少数运动精英们的专利，而大众则沦为沙发上的球迷”。他们花更多的时间观看比赛而不是参加运动.由此丧失了体育的主体地位。球迷们因为运动不足而生出种种现代文明病来。这种体育主体的‘异化”对人类的健康和体育的发展都将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另外，体育已经成为一项大的商业活动，握有强大权力的管理者利用公众和政府的、、偏爱”，从球迷那里获得巨额收入，从政府那里得到免税特权，同时享有“合法”的垄断地位。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和官僚化产生了精英制度。少部分所有者和运动员成为大亨和明星，而绝大部分运动员则成了垫脚石。更为严重的是，在职业运动巨额收入”光环”的引诱下。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正冒着万分之一的成功机率毫无顾忌地踏上“崎岖不平”的体育人生。
体育中的性别歧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问题。在过去儿十年里，妇女体育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运动项目或是运动成绩，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体育组织的主要领导、经理和管理人员、运动队的主教练等职位女性依旧很难得到;女子运动很难争取到象男子运动那样数量巨大的社会赞助，而一名男子著名运动员的年薪甚至就超过一项女子运动计划的经费;大众传媒在体育报道中则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它们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性方面，而不是她们的成就和努力拼搏精神.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体育中的性别平等还只是一种理想。
种族不平等是标榜人权的美国社会的一种顽疾。尽管美国黑人运动员在许多运动项目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体育的其它领域他们依旧受到不平等对待。比如一些运动组织的主要领导、经理和职业队教练等职位，黑人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体育也易于造成黑人相对高的贫困率。一方面，美国社会广泛而严厉的职业歧视使得许多贫穷的黑人青年无法得到条件较好的工作。于是他们试图凭借自己体能的优势极其努力地训练，以便将来能够从事大学和职业运动。来改变自已鄙微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媒体对黑人运动明星的报道进一步鼓励更多的黑人青年将其全部青春投人到体育运动中去。这样过分集中于体育的做法已经使黑人青年忽视了自己的学业。这是极其令人悲哀的做法。因为从事职业运动的机会非常“稀缺”，获得大学运动奖学金的运动员只有百分之1一2将来有机会从事职业运动。以至于一些美国专家呼吁黑人青年应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而不是运动场上。
中国职业篮球运动中发生的俱乐部同中国蓝协的矛盾，同样表明了社会冲突的普遍性。1998年刚刚孕育几个月的“职业篮球联盟”因不合规定而二流产”。1999年十大俱乐部因不满蓝协对某些俱乐部重组的决定联名扬言罢赛，最终以蓝协的让步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其根本原因则是权力和利益的冲突。
中国篮协作为中国篮球运动的较高权利机构具有的，并控制着职业篮球发展的重要资源。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篮球运动的利益，其根本宗旨是提升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而职业俱乐部代表的则是各自母公司的利益，这种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俱乐部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大母公司的影响。这是职业运动的本质。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俱乐部是多有投入而没有产出，母公司和俱乐部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维护利益是职业联盟建立的关键因素。由于目的不同，冲突在所难免。在目前职业运动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矛盾，自然要维护中国蓝协的权力、地位和利益，而牺牲俱乐部的局部利益。但是，今天联盟虽然解体了，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利益冲突依然存在。矛盾的掩盖将会延缓中国篮球职业化的进程。职业运动联盟是职业运动发展的必要保障。在职业运动发达国家，都存在由各俱乐部法人代表组成的运动联盟。这一组织形式是职业运动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也不例外。
3、体育社会中的互动现象—符号互动理论观点
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都属于社会学的宏观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中较大的社会间题，这些问题影响大多数人。符号互动理论则是属于微观社会学的范畴，它关注的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符号来进行的。符号包含着一定的信息，它在人和人的相互作用中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人可以通过符号相互适应，共同行动。比如，运动员与教练员或球迷之间，大众传媒与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都以一定的符号作为中介来实现，交往的主体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鲁默(Herbert Uorge Blumer, 1900-)。
按照互动理论，如果我们认为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其结果也可能会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如果运动员认为他们能够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就会有可能获胜。
有经验的教练往往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通过向运动员灌输某种思想，他们便能够做得很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员是胜利者的思想。如果使他们树立必胜的信念，他们将会只考虑胜利，而从不去想失败。这样，比赛中取胜的机会就会很大，因为作为胜利者的形象迫使他们只去考虑确保获胜的动作和技战术。同样，如果运动员认为自己会失败，他们就不会赢得比赛的胜利。这种必胜的信念和自我意识都是通过运动员与教练以及运动员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也就是说，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
美国职业运动中为什么黑人球员占多数，并且成绩?根据互动理论，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在同黑人运动员交往时，教练往往倾向于认为他们“有运动天赋”，而这种成见则来自于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对教练同黑人运动员的交往有着重要影响。由于黑人运动员“有运动天赋”，于是教练员往往就为黑人运动员制定高于白人运动员的标准。黑人运动员将被迫更加努力训练以达到这一较高的标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球队里，黑人运动员往往比他们的白人同伴。
女性为什么大多数愿意选择诸如有氧舞蹈、游泳、体操或者网球等“女性”运动呢?是因为在社会生活当中，性别偏见常常使家长和老师去阻止女生参加诸如篮球、足球、拳击以及其它所谓的男子运动。想参加这些运动的女生则被认为是“不男不女”，有伤大雅。结果，许多女性都有意回避这些运动，通过选择有氧舞蹈、游泳等所谓的“女子运动”来对这种观念作出反应。
符号互动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足球的“恐韩”现象。近年来，中国足球在对韩国足球的比赛中屡战屡败，于是，有人喊出了“恐韩”。这次，在英籍教练霍顿带领下再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许多人又将原因归于“恐韩”情节。其实，中国足球的“恐韩”症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媒体的一再喧嚷下，“恐韩”气氛弥漫着整个中国足坛。这自然会对运动员产生消极影响，容易使他们形成畏惧韩国队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一旦被来自外界的力量反复强化，必然会对运动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效应。在赛场上就会表现为行为失常。尽管霍顿被媒体一致认为是一位善于调动运动员积极性、鼓舞士气的不错的洋教头(至少在失利之前是这样)，但是，终因力量单薄，抵不过外界强大的“恐韩”压力，而不能扭转乾坤。这种负面的影响应当引起体育界和社会关心中国足球的各方人士的足够重视。
4、关于三种社会学理论观点的评价
以上我们考察了三种不同社会学理论及其对体育社会现象的解释。这三种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体育社会现象的，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功能主义强调了体育对社会整体的积极作用，但却忽视了体育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强调了社会的稳定和一致性，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冲突理论则过于强调体育中的矛盾、冲突和消极方面，而忽视了体育中的秩序、稳定以及其它积极方面;互动理论关注的是体育微观现象，却忽视了对宏观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因此，只有将三种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得到关于体育的更加、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观点的结合可以提供一种更为均衡的观点:体育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或有害的。互动理论对其它两种观点也能起到平衡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看冲突论的假设:英国足球流氓的暴力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仅仅反映了流氓的爱国主义，因为从符号互动主义的观点来看，足球球迷暴力也反映了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之间的互动。这种相互影响的原因(既符号)可能来自裁判的误判或偏袒、运动员的不良言行、教练员的无理，或者球迷的粗野行为等。由于足球运动不象篮球、排球等运动那样容易得分，因而球迷对进球的期望值很高。一场比赛，对于先失球球队的球迷来说，会不断地受到渴望得分的折磨。如果始终都不能进球。他们的失望就会不断积累。在上述种种诱因的作用下，球迷会对一些诱因产生共鸣，进而形成一种激愤的群体情绪。这种情绪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失望程度，最终就很有可能在球迷中引发暴力。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功能主义的假设:体育能够使运动员发展诸如运动技能、勤奋、自律等品质，这些能够保障在其它生活领域取得成功。但是，这并不总是对的。因为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大多数业余运动员并不使自己的运动技能达到职业运动的水准，他们把运动仅仅看作是娱乐而不是艰苦的工作。
5、结束语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功能，其贡献和积极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体育对社会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体育主体在体育社会中彼此发生着互动作用，这种互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
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观点在解释体育社会现象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体育社会现象的，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三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将她们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体育社会现象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教育改革
在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培养具有综合素质人才，已是非常紧迫而重要的当务之急，学校、社会众说纷纭，人们把目光关注在百年大计——教育上。如何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人才观、价值观，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搞好这项工作，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国家一再提倡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要求加强素质教育。然而社会现实与学校矛盾重重，问题是“高分不能减负而减负不能高分”等。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仍困挠着许多学校及家长。
就这些问题，本人根据数年来的考察与研究谈谈自己的以下感想：在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现行的教育教学模式，隐藏着种种矛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人们不得不接受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严酷的竞争等，跑的不快就会与这个时代脱节而落后。这样以来使绝大部分人感到危机四伏。所以说绝大部分的人们最最需要的是实用技术，以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然而孩子们十几年所学到的东西居然发挥不了很大作用。因此他们便苦恼困惑。于是乎他别无选择。只有直线往上爬，乃至本科、硕士、博士至天堂。然而按我们国家的本科院校，如数算起的数量又能满足多少人的愿望呢？因此说上不了本科的学生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院校、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乃至社会统一形成了高分制的现状。与此同时，人们及整个社会都觉得疲惫，甚至有的孩子为了高分忙的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学会，再加上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不免娇生惯养，更不用说能好好干活吃饭。如果说累一场却能成功也罢，现实的问题是：一大部分人注定要名落孙山。这叫做“功不成来名不就”。有一部分人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再加上家里的条件差，于是就出现了纷纷退学的现象，甚至干脆不上初中。这些人慢慢就成了现代化社会里的“文盲童工”。还有一部分人在重大压力之下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他们一想：“其实也简短，不就是拿个''''红本本''''吗？咱们掏钱弄个文凭”得啦，由此可见：现在出现的有些文凭并没有本身的价值。所以说：“文凭确是宝中宝，欲奔小康不可少。只管升官能发财，不管宝从何处来”的诗句，就生动的刻画了现代文凭一直在贬值的状况。以致于这种现象不断漫延，并已经泛滥成灾。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办“证件”、办“文凭”的联系电话号码。甚至北京也不例外，形象十分丑陋。严重的破坏了“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文环境。这一部分人年复一年继而走向社会，他们何来素质而言。即使是有一部分成功者，也只是局限在书本知识的提高上，而并不等同于一个具备综合素质的人。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群体素质下降，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等等。所以我们必须从教育开始采取措施，着眼于培养绝大部分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自下而上技能。使他们成为有素质、有工作能力、有基本文化的劳动者，与具有高素质的少数知识份子相适应，并使他们认识到，能力大小可以不同，劳动可以不同，而获取良好生活的途径的方法是相同的。从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去。有鉴于此，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教育改革设想。
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已不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快节奏前进的同时给中国青少年儿童压上了沉重的负担。继而形成了种种矛盾，造成了一定的危机，因此出现了小小少年无法继续学习文化，或者厌倦学习文化而过早地走向社会的现象。从而迫使他们充当现代社会里的“文盲童工”，甚至干脆流浪于社会上，其结果不言而喻。再者一大部分少年儿童刚刚进入中学不久，就造成了严重近视的可怕局面。仅学了基础文化就变成了“博士形象”，带上了终生“需要的”眼镜。继而下去咱们的下一代将恐怕变成盲人群体。这难道不足以使我们清醒和重视吗？……因此我认为：小学六年制的教学模式保持不变，改名为义务教育小学；把初中改为六年制，并改名为义务教育中学，在加强文化课教学的同时，渗透有针对性的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教育。撤销技校、职校，将这部分师资力量充实到“六年义务教育中学”中去，他们将担任“义中”学生的实用技术，实际技能的操作教育。从而形成一种“读书是学习，‘劳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教育模式。这种体、脑互换的学习办法，使人的大脑可以转换能量，人的精神和心态可以得到调整，并使他们认识到学习知识，而是为了更好的劳动。他们在义务中学里将完成十项任务：即：基本文化合格，实用技术操作合格，国语普通话合格，英语口语合格，电脑操作合格，美育欣赏能力合格，爱好特长合格，汽车驾驶理论合格，自理能力合格，健康卫生及正确生活能力合格。这种结合实际的学习收获，可以断定能得到青少年及社会的响应。从而缓解青少年的学习压力，使他们的眼、脑、体、心声都得到健康的成长，从此也杜绝了社会上不断上升的“文盲童工”。若要是这样，即便是一部分走向社会，他们的年龄也已成熟，并同时具备了正确的生存能力和正确的生活素质。不仅如此，在这种实惠的学习收获的形势下，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学生会进入下文所述的“普及大学”在读。而他们有六年的学习文化基础并不会影响分数制的考试，所不同的是：“一则是迫使竞争，一则是自愿竞争”，这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环境及要求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二、废除高中及低于本科院校的学校
陈上述所叙，废除高中，同时更名为“普及大学”，将低于本科院校的专业学科师资充实到普及大学中去，使原高中的文化课教学内容加强。从而形成实用技术文化学科，操作技术文化学科。并规范各大本科院校，而本科院校不设立硕士生院及硕士生研究院，单独确立硕士生院及硕士生研究院，并规范博士生院及博士生研究院。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教育堡垒。这就是说：教育可以民办，但不能下海，或造成互相竞争的局面。因为这样会对学生不利，对教育不利。为了保障各等级学科文凭保质，切实有效的控制文凭一直贬值的状况。即教育不适应自由化管理，必须要施行统一性管理。在“普及大学”里进一步使学生明确所学的文化层次，同时不改变文化考试分数制的规定，进而形成在读自愿竞争形势。这是因为大部份学生有了适当的退路，他们量力而行找到自己的位子逐渐走向社会而又有正确生活能力感到轻松和满足，——他们将成为中国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群体的形成，既能为社会输送一大批有技术的工人；也可为稳定社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责无旁贷的作用。
学习知识是为了发明创造，改造自然，改造人类，而更好的劳动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地创造自身价值。若如此将形成初级知识份子和少数高级知识份子相融合的人才结构，而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此良性发展这一群体的壮大将与“三个代表”相适应。因此搞好教育改革，是开展教育创新的前提，而只有教育创新，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新时展要求的各类人才，进而形成一个涵盖基础技术及科研并举的庞大的劳动大军，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国而各尽自己的能力。否则中国的知识份子只能是有将无兵，孤军奋战，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求。
社会现象论文:哲学观点下的社会现象阐述
作者：汪伦友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73116部队福建厦门
用辩证思维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要正确把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特殊与一般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对矛盾概念。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通的阶段，可以作为一般。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时代的原因，我们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它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个案。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也要摸索中国特色的模式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的规律。我们要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按照邓小平理论认为，我们当前建设的社会主义又是社会主义里的初级阶段。我们走的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水岭，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市场经济”。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他的流派，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情和现时代的国际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2）要正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从1997年7月1日后，我们国家有了两种社会制度。在香港、澳门先后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00年不变，这是局部，而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国家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一全局不会改变。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多方位的全格局的建设。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就要学会运用和把握哲学上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局，在坚持这个制度的总体方向，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多方位的建设是全局，国防建设是局部，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大局；同时，我们要明确整体来源于部分，局部组成了全局，我们只有重视每个局部建设，才能使全局发展，我们要重视国家建设更要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的建军治军之路，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
3）要正确把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昝而就的，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我们既要重视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重视未来长远建设。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我们为了“赶英超美”，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在顾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盲目追求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导致“”；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有不少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急性病，在强调发展工业时，大力开采资源，没有完善的处理工业污染系统，导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没有考虑长远，不顾未来子孙的发展利益，一味追求眼前的高速度，追求“GDP”总量的提升，没有形成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等长远的协调、发展，这样最终会导致发展不平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子孙万代的事业，在建设的过程中要考虑长远的利益，决不能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我们当前要抓紧新世纪发展战略机遇期，勇于迎接挑战，也要善于抓住机遇，科学看待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用过程思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过程思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规律可循的过程，不能随意脱离现有发展阶段，犯落后和超越历史的错误。我们要科学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寻，甚至于在苏联和东欧解体后，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有预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有时可能还会出现倒退，甚至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可能。我们学会用过程思维来看待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亘古未有的事业，也是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增大。所以在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些障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社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教育、医疗、养老等很多方面制度还不够完善。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方面，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的指路明灯。
用过程思维引导建立和谐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把促进社会和谐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是包括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和谐，是包括军地关系、军民关系和军队内部关系统一的和谐。是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更加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较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较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用过程思维营造的和平发展环境。当前，国际上对中国的发展强大非常关注，许多心怀叵测的国家屡屡制造事端，如菲利宾制造黄岩岛事件，日本围绕钓鱼岛作文章等一些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为了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希望国际反华势力也要学会用过程思维，中国的发展强大是势不可挡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相信，只要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走向康庄大道。
社会现象论文:美术教育的社会现象探索
在这里我想主要谈谈美术教育的发展，从身边的家长和学生中了解到，现在从小开始学画画的孩子是非常多的，大街上的美术培训班也比比皆是，这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后给人们带来的是精神食粮，家长们的心理很简单，学习成绩好不是他们的标准了，综合素质的培养才是他们的目标，各地的青少年宫都有开设美术班的，据了解，一到周末、寒暑假那一定是爆满，儿童美术教育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不敢说这样的一种状态是美好的。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聪明，社会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的、精英的、经典的以及糟粕的都涌到他们面前，其中不排除还有学校功利的倾向，如果想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开展真正的艺术教育，还是非常困难的，孩子们真正能学到什么？我们也只能是个问号。
一、对少儿美术教育的思考
艺术教育可以说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它不像语数外科目有固定的模式，用分数来论英雄，艺术教育为什么有助于素质和审美的提高？因为它不是为了提高技术或者分数的一条路，艺术教育必须是情感的、个性的、甚至于是天分的。在一本书上，一位中国的幼儿美术专家和一位欧洲幼儿美术老师的对话，中国专家问：你们的老师是怎么“教”孩子的？欧洲美术老师只说了一句：我们要和孩子做朋友。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专家问的那句话里，我用引号把一个“教”强调出来，说明国外的老师在艺术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不是在教孩子，“教”这个字看似褒义实是贬义，在艺术性的创作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教他们！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他们要画出他们的感觉，这个是不能教的！我们要教的是什么？只是教他们如何使用绘画工具，看看用这个笔画出来的画是这样的，要强调的不是让孩子们照着这个画，孩子要从开始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表达自己，不能埋没他们的思想和天分。
走访一些学校和美术培训班，发现很多的美术老师都是在让学生依葫芦画瓢，如果说中国的儿童美术教育是这样的话，那会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本来在7岁以前，正处在绘画的敏感期，同时也是想象力——右脑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形成的一个时期，我们用模式化的图形来限定了孩子的视觉，同时又限定了孩子的手和脑，本来这个手是配合脑部想像力的，通过手来进行的创造性行为，却成为这样一个行为：在一个固定的边内填色的行为，这不是艺术！还恰恰限定了孩子的想像性思维。孩子们形成一个可怕的观念：我的颜色不能涂出来，涂出来了以后，是被认为不好的。因为有些老师的评价标准都是涂得特别均匀的挂在最前面，涂的不好的，都不会挂起来，很多老师为了让家长看到自己的教学“成果”，甚至帮孩子画。
二、美术联考的现状
美术联考，目前国内比较，及教育部备案的各大艺术类院校，或者各大院校的艺术系对于高三艺术类考生在高三及时学期末举行的一次综合的专业考试。考试合格者获得报考院校的专业合格证，持此合格证书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各艺术类院校进行择优录取。艺术联考是每个学艺术的大学生都经历过的，艺考火爆程度进来视乎越演越烈，大有超过普通高考之势，艺考有艺考的优势所在，很多人都介于它踏进大学的门槛低，实际上艺考“看起来很美好，真正吃起来却很苦涩”，也有很多人不是说喜欢艺术才去考艺术，学了艺术也不一定以后从事艺术工作，说白了更多的为的只是学历，据了解，只有30％的艺术大学生毕业后从事艺术相关工作，我最怕和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一大群艺术生天还没亮就背着画夹、拧着画箱、挤着公汽赶赴考场的情景，他们学了三年甚至更多年的美术，满怀希望却不知道路在何方，我很同情他们，更加同情艺术，艺术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一种寄托，一种表达，艺术是神圣的，多少历史文明、多少地域的文化、多少的创造和想象力才构成艺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艺术。
三、艺术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艺术教育能走多远，值得深思，我们的幼儿艺术教育与大学艺术教育到底该怎么发展，这不是少数人能够支撑起来的，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只是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还有文化、艺术的发展。幼儿艺术教育是关键，幼儿美术老师要学会如何引导孩子们融入艺术中去，成为孩子们的知心朋友，鼓励他们去想象、发明、创造，老师在黑板上画，学生们在下面临摹的时代已经过去，美术老师一定要与时俱进。大学艺术教育也必须重视并加快发展，当代高校肩负的使命是很重的，当前中国高校艺术教育现状令人担忧，某些高校的课程基本是延续老套的模式进行，显得有些死板、僵硬，特别是当电脑操作融入艺术教育中后，随着电脑的普及，人手一个电脑，很多学生对电脑产生了依赖，没有电脑就不会设计、不会思考、不会想象，随之导致的就是学生养成的懒惰习惯，艺术思维渐渐弱化，成为电脑的“奴隶”，离开电脑就失去了创造与个性，可以发现大家交来的设计作业总会有雷同的，培养学生的创造新能力是重中之重，提高高校艺术教育同时也需要加强教师的专业水平，学校要给予教学支持，以便扩展教师的知识面及自身素养。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中,开展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可使学生充分陶冶性情、交流思想、完善品格。
社会对美术教育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渐渐加强，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美术教育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会走的更远，有不少高校已经在积极的进行改革，探寻适合自己的和时代要求的艺术教育，使艺术教育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高水平的艺术人才，现实往往是残忍的，前途却是光明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社会现象论文:潮汕地区社会现象探析
潮汕人,以前也叫潮州人,韩愈任潮州刺史那时,整个潮汕地区都是归潮州管的。潮汕人跟闽南人同一祖先。都是秦始皇时候中原汉族迁来的,先迁到福建,后来就有一些迁到了潮汕。所以潮汕话跟闽南话,台湾话很像。“潮”是水的意思,“汕”是沙子堆成的脊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潮汕地区背山向海。汕头是脊部的头,汕尾是脊部的尾,地域上的潮汕指的就是潮汕平原上的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个市。其中又包括潮阳(属汕头),普宁(属揭阳)这样的几个县级市。潮阳以前是大县,现在分化成潮阳区和潮南区,属于汕头管辖。
一提到潮汕人都知道其以做生意闻名天下,且先于温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之称;一提到潮汕人都会想到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原全国首富黄光裕、广东首富朱孟依;另外,泰国,新加坡首富,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首富也是潮汕人;中国富豪榜前三名有几个是潮汕人,而广东富豪榜当中,前十名有几个是潮汕人等等让潮汕人津津乐道的自豪。但笔者的另外一组数据却恐怕让您自豪不起来,潮汕地区2008年户籍人口1739万人,潮汕GDP总和为 2498亿元,人均GDP14362元,而同期广东省人均GDP达37588元,全国人均GDP为22214元,潮汕地区人均GDP仅相当于广东省人均GDP的38% 和全国人均GDP的64%,一个字概括“穷”。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提到:汕头是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潮汕开埠直至上世纪30年代,是潮汕商人大发展时期,30年代达到高峰。1933年,汕头港货物交易全国第3,仅次上海、天津;并拥有当时国内并不多的电话和自来水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国务院才会将汕头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可就在这样的商业沃土上,在20世纪末期迎来辉煌的同时,黑色经济疯狂生长,走私猖獗、骗税疯狂、造假难禁、“六合彩”泛滥成灾……接连不断的经济犯罪活动,将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长期置于混乱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丧失、形象受损、经济遭创、百姓受苦。
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状况,也一直以是一个潮汕人为骄傲,但在看到别人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同时,却看到家乡停滞不前,就那么几个品牌,那么几间建筑,那么几件事情,常常都是有惊无喜。笔者却感到潮汕地区正在被抛弃,而抛弃潮汕地区正是潮汕人自己。原因如下:
一、“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人自嘲潮汕地区为“省尾国脚”,三面背山,一面向水,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潮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脉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为一种移民文化,且由于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种田如绣花”的潮汕农艺体现出精耕细作的潮汕农业经济,“刻木石似微雕”的潮汕手艺体现出精雕细刻的手工业经济,塑造了潮汕人「精明细心的个性,例如潮州菜的精工制作,工夫茶之精巧别致,潮剧、潮乐的柔婉精致,艺术的精益求精,潮汕木雕、建筑剪粘的精雕细琢等等奇特斑斓的地方文化。
移民文化使潮汕族群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但其“省尾国脚”地狭人稠的边陲意识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封闭性和内向性。潮汕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强大的同化力和排斥力,从而妨碍了增强自身文化的吸纳和兼容能力,妨碍了自身的创新发展。潮汕在现代文化发展中,一直把文化发展的中心放在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没有抓住改革开放之机创造出来新的潮汕文化,或者是没有为传统的潮汕里面注入新的精神,也有人说没有对潮汕文化进行重购。思维方式的因陈守旧,经济模式的保守落后,表现出重人文文化却轻视科技文化,重农、重商却轻视工业,重视家庭文化却轻视社会文化;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却耽于迷信以及夜郎自大、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投机钻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等等的文化缺陷。
文化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深层、最强健的动力;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省尾国脚”的这种文化缺陷,在相对稳固的农业经济时代,消极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而进入工业经济的时代,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消融,那问题就出现了。这一点,已有太多的事例可供佐证: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的坎坷和曲折就可充分说明。这种缺陷导致了潮汕文化创新力度和成就的低阶性和有限性,也导致了潮汕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底蕴深厚、与时俱进的文化力量的支持和推动。因此,潮汕地区这种“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是阻碍潮汕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根源。
二、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
作为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汕头港曾经是多么辉煌。国家基于其百年商都、区域龙头和侨乡优势,设立汕头为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应该说当时的汕头是四大经济特区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汕头在广东是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可见,潮汕地区其商业价值地位很早以前就已闻名于世。汕头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的十多年间,是潮汕在新中国后直接面对的最重要、意义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潮汕人民没有真正把握住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长达二十多年的大好时光几近被浪费: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部分产业畸形发展;实业基础薄弱,基础建设投入不够;商业交易规则和信用一度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相对混乱;社会治安逐步恶化,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府形象严重受损,地区经济一蹶不振等,都说明地方政府和有关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民间社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存在放任和失职的情况。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作为一个狭小岛国,战败后经济一溃千里,资源极端贫乏,人口基数庞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相比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是有过之无不及。日本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并积极顺应世界发展形势和技术革新浪潮,大力引导并鼓励民间经济发展并建立良好的政企协作关系密不可分;江浙地区的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和引导作用,政府甚至有时亲自为企业出面协调,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应在如何把握历史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极其重大的主导作用。
潮汕地区政府这么重大的主导作用发挥了吗?没有。潮汕地区侨乡优势发挥了吗?没有。扳着指头数一数,有多少潮汕籍贯华侨回来投资?就算是李嘉诚也是建建学校和医院而已,其他的除非约定固定回报,否则免谈。因为,地方政府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吃拿卡要现象相当严重,多数考虑的是你来了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话对当地再好也不关我事。因此多少侨商被挡在外面,多少学成要归来的人材被挡在外地,多少原来基础很好的产业夭折掉了?政府的道德和行为,对社会道德和行为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政府官员的短视包庇、贪污腐败等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助长了走私、逃税、骗税、造假、赌博等违法行为,“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潜规则更是在潮汕地区各行各业和普罗大众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整个社会充斥着的是“有钱才能办事、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的价值观,而由此产生的社会风气的毒素还继续在蔓延,一代、二代、三代,还是更多?
三、潮商商业文化的弊端
笔者在这里更多的是针对国内潮商商业文化而言,潮商即为潮汕的商人或企业家。“企业家”一词,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发明。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是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就会渐渐地枯萎,丧失生机,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潮商是由“潮汕”这个大躯体孕育出来的商人群体,由于观念和行为来源于先人应对现实环境所获得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习得性”传递中,便沉淀为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形成潮汕人朴素的,缺乏系统引导的价值观。潮商商业文化也是基于在潮汕文化的支配下,在传统经商过程中所凝聚起来朴素的,缺乏系统商业理论以及现代市场竞争意识引导,而使其倾向于凭直觉制定并选择模糊性发展战略的经营观念和经营道德。笔者认为,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或者说一个企业的当家,必须至少具备智慧的头脑、丰富的知识、豁达的心胸,但潮商大部分“小聪明、少智慧”。
据调查显示,在潮商当中文盲、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占了74%,而受过专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仅占到总数的8%,中等专科或中等师范18%,大学专科或以上8%,这说明潮汕商人群体中总体学历水平普遍偏低。这与潮汕地区轻文崇商"的价值观有关,从而导致潮商群体整体学历水平相对较低,在这个低学历水平的商人群体里,其经营理念主要来自于本身的一种小农意识,这也是在整个商业文化环境引导下产生的一种自觉的商业逻辑。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潮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潮汕老板们只喜欢听听演讲,喜欢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但对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相关的理论书刊文章,他们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瞧不起读书,他们最看中就是实际操作,最看中的是眼前的短期利益。但在浙江就不同,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潮汕商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而世界上最强的犹太商人更是一个知识丰富的民族,他们的文盲率是低的。犹太商人认为一个商人要拥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这是商人最基本的素质,是在生意场上能赚钱的根本保障。正因为他们的丰富知识,所以视野就十分广阔,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判断。
大部分潮商 “小聪明、少智慧” 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商业文化的保守主义。在潮商的决策层里,有65%是以家族亲信为主,很少有外人(如职业经理人)参与。正因为这种保守主义的商业价值观取向,导致潮商对外人有一种先天的不信任感,并在长期的“习得性”传递中积累下来这样一个文化效应,那就是以自我为核心,自己的思想和策略才是对的,这种“本我”的状态导致了家族式运作的管理模式不容颠覆,更不容外人置疑。潮商在宗亲观念和地缘意识过度膨胀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对非本宗族或非本地域的人或事的排斥,表现出一种狭隘的种群观念。当企业成长到一定大的规模时,企业主发现企业要再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冒更多的风险,而靠自己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未必能在企业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于是,企业主就选择了保持企业当前的规模,因为这个规模是自己所能把握的风险最小的规模。这是由于家族化经营具有严重的“排他性”,使得外部的人才很难进入企业内部。而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现代商业竞争分工合作越来越细致的环境中,企业的严重家族化因为缺乏对各种人才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往往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并最终在竞争中被淘汰。
四、潮人急功近利的短视
潮汕地区民风向来淳朴,人民守信无欺、教化崇德、尊老爱幼、刻苦耐劳。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部分潮汕人身上的陋习和恶习也逐渐暴露无遗:制假售假、偷税骗税、超生多生、沉迷博彩、逃债赖债、贩毒吸毒、欺行霸市、坑蒙拐骗、鸡鸣狗盗……无不呈现出一幅赤裸裸的道德滑坡和风气恶化的现实图景。像假货、骗税、超生、逃债、博彩等,在不少人看来,就潮汕的代名词。在“省尾国脚”的文化缺陷、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潮商商业文化的弊端等不良因素的浸淫下,一些的文化品质甚至在岁月的磨蚀中丧失,导致大部分潮汕人价值取向方面的短视,急功近利,讲求实惠,一事当前先顾自身利益,公共意识淡漠,缺乏公益观念与献身精神等现象。在潮汕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当中,虽然没有严重到笑贫不笑娼的地步,但所有有勇气的人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存在有不少人笑诚不笑欺。不少人以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损公肥私为能事,更有部分人惟利是图,利欲熏心,违法犯罪,无所不用其极。而周围的人不仅没有以为恶、以为耻、以为戒,反而认为是值得羡慕的“本事”。这是多么可怕的群体心理!而这种可怕的群体心理又助长了道德滑坡和风气恶化,追求真善美和正义、良知这种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在潮汕地区感觉越来越淡了。
受商业文化心理的支配,潮汕人更讲究实惠。“目前点火目前亮”,“百赊不如五十现”等潮汕俗语,正是这种追求实惠的商业文化心理的折射。与轻政治相联,潮汕人轻理论、轻学术,上不上学、读不读书没关系,谁赚有钱谁就最有本领,赚着钱最光荣,什么理论、学术,不如一条生意、一宗买卖。理论指导、学术研究,在许多潮汕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的。潮汕未有什么有名的学派,学术氛围不浓,与潮汕人讲实惠的商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潮汕的家长大多要求他们的子女报考一些经世致用的专业,在很多潮汕家长看来,要去研究学问不如去打工挣钱。在价值取向的实用性、学习专业上的短视性以及继续深造上的短缺性,导致大量的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潮汕人为“稻菽谋”而营营役役、急急惶惶,鲜有潜心问学者。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短视,对潮汕文化的创新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也是潮汕发展后继乏力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潮汕地区罕有造就文化大家和封疆大吏,更遑论人才规模和优势。文化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潮汕文化因此缺乏勃勃生机和创新能力,使实用主义得以不断蔓延和深化,并大行其市。
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短期性行为、投机取巧,泡沫文化、攀比心理、排外思想、快餐文化时而有之,乃至盛极一时,这些都对潮汕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不良影响。开始于1999年的“六合彩”,说是一场瘟疫可能是较轻的,说成是“癌症细胞”也一点不为过。当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着所谓的图纸“头头是道”时,你会很害怕这个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族群或许明天就要实实在在消失在你的眼前,再也回不来。目前在潮汕特别是在农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贫穷或富有、农民或企业家,整天都围在赌档上,有钱的赌大的去,没钱就赌一块两块的。星期二、四、六更忙。多了一个六合彩。晚上也经常研究六合彩玄机到一两点。白天田也没人种。地里都长了许多荒草。六合彩已经把很多家庭搞破碎了,有些人更是负债累累。然而还是要赌,没钱就欠,欠不了就赖,赖不了就偷,偷不了就抢。每个祭神的日子都会很隆重,烹牛宰羊,香烟缭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在”祭品“上尽显穷奢,攀比心态最是浓重,他们深信谁的祭品多神就会更庇佑谁,而在教育捐助、修路造桥等公益事业方面却少有问津和关心。对非潮汕人,特别是外省来的,无论男女老少都称其为“外省仔”等等丑陋现象。
笔者通过对潮汕地区社会现象的探析,是爱之越深、痛之越切,期望潮汕地区有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24小时。试图寻找潮汕地区被抛离的根本原因,说明构筑潮汕新的文化精神是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必须闯过的瓶颈。文化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而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续写潮汕新历史,关键在于对症下药,重塑新潮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优化。既要承继传统文化精神中的精巧、勤敏和竞争意识,更要培养、植入开放和合的人文心态和深邃长远的战略眼光,激活、涵养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和海纳百川的雍雍气度,潮人群体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强悍、更自由、更开放、更热忱、更宏远,更有包容性,潮汕文化的定位应是面向大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社会现象论文:网络热词传播的社会现象透视
【摘要】网络热词在2008年呈井喷状爆发。网络流行语言智慧风趣、发人深思，呈现出诸多时代特性。网络热词传播的背后，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勃兴，网络热词已经兼具传递复杂民情、记载历史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热词 网络流行语言 公民意识 敏感词汇
2008年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热词呈井喷状爆发，新词汇、新语录层出不穷。2008年网络流行语言以“打酱油”、 “做人不能太CNN”、“俯卧撑”、“叉腰肌”、“山寨”、“什锦八宝饭”等为代表，其中表达的既有网民的讽刺，也有网民的无奈，更有网民的智慧。网络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词语本身的字面含义，它们成为网民对社会现象的某种态度和看法的代名词，赋予传统语言全新的含义，在网络热词的背后体现的是更深层的公民意识的崛兴。
一、网络热词，群体意见的另类表达
网络热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原话，比如“打酱油”、“很黄很暴力”、“做俯卧撑”；另一种是网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如“做人不要太CNN”、“猪坚强”、“范跑跑”等。
伴随新闻事件产生的网络流行语言，借助网络媒体的平台表现异常活跃。网民通过新闻留言板、个人博客、论坛发帖跟帖等各种途径发帖盖楼、发表评论，用网络热词这种简单而另类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广州一位市民在就艳照门事件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说：“关我X事，我是来打酱油的。”此话一出立即红遍网络。若想表示不清楚某事，或者不想谈论某事时，都可以用“打酱油”来表达。“瓮安事件”后，人们对贵州省公安厅新闻会上的某些表述颇有争议，“三个俯卧撑”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了人们表达质疑的代名词。
在网络评论平台未开通之前，大量的普通民众在面对新闻事件时，只能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交流看法。但网络媒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迅速的信息平台，也为社会营造了良好的言论交流平台，形成了观点的自由市场，使得群体意见的表达成为可能。
“观点的自由市场”最早是由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可以肯定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真理本身具有战胜其他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法比拟的力量。[1]将“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化的及时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加入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
网络为个体个性表达提供了便利，从个体影响到立体几何形式扩张以后，逐渐变成一群有影响力的团队，他们的言论可以称为群体表达。互联网汇聚了大量的言论，是新闻事件发生后群体意见的聚集地。因此，网络为公众提供了“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技术支持和操作平台，而网络流行语言成为了群体意见最简易、最快捷的另类表达方式。
二、网络流行语言的诸多特性
1、道德旗帜鲜明 旨在扬善伐恶
对于一些积极的社会现象，网友向来不吝热情。汶川地震后36天，一头猪被人们从震后的废墟中救出，奇迹般活了下来，网友亲切地称之为“猪坚强”。人们用“猪坚强”相互鼓励，直面灾难，重建家园。而“范跑跑”和“郭跳跳”的出现，则体现了因个人价值取向不同而引起的道德激辩。
流行的网络语言，不仅传递和弘扬积极的人类精神，同时更充当着网友针砭时弊的道德工具。以“我是北京派来的”威胁女童家长的深圳官员林某，抽天价烟戴名牌表、试图托起房市的南京房管局局长周某，都逃避不了网友的“人肉”和指责。
2、娱乐调侃盛行 网民自得其乐
“艳照门”事件成为2008年网络流行语言的开端，并一举将网络调侃语言推向了高潮，随之产生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鲜网络词汇，如“娇身冠养”、“新陈代谢”。这些新生词语是对传统词汇的挪用和改造，从中让人感觉到网友对娱乐明星糜烂不堪的生活状况的震惊和鄙夷。“山寨”恐怕是2008年牵涉范围最广的网络语言了，从最初的意指靠模仿维生“山寨”手机、“山寨”相机，再到后来的“山寨”明星、“山寨”春晚，甚至更有网友要组建“山寨”足球队向缺少“叉腰肌”的国足下战书。“山寨”一词不仅开始流行，而且意义在不断被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商业范畴，任何巧合雷同或非为正统之处，都被冠以“山寨”之名。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
原本释义为“光明”的“”字，在网络文化中产生了意义变革，其字型内小 “八”字似眉眼，下面一张大大的嘴，已经成为尴尬、无语表情的代名词，被新一代年轻网友广泛使用，类似的流行语言还有“雷”“”“华丽丽”等。
3、时效性强 更新频率快
网络流行语言紧随新闻事件的发生而产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重复出现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抵触情绪和厌烦心理，当使用频率过多时间过长时，网友就会对反复使用的网络热词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当贵州瓮安事件新闻会上，有官员抛出“做俯卧撑”后，原本成为网友口头禅的“打酱油”立即失宠了，凡是表达对权利不信任或对官方说法存在疑虑，网友借用“俯卧撑”或“三个俯卧撑”来回帖。当云南省官方对因盗伐林木被关押的青年李荞明的死解释为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时，网友又迅速改口，而玩起“躲猫猫”。
三、网络词语传播的原因
网络流行语言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2008年网络词语的流行与勃兴，与发生的新闻事件多有莫大关系，这一连串焦点新闻事件的汇合，共同催生出富于网络特色的流行词语的传播。此外，笔者认为网络热词传播的背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及时，社会情绪宣泄的需要，网络提供了最便捷的表达渠道。
改革开放30年，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成功也是有限的，伴随产生的还有很多问题：生态危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这些问题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普通民众在面对医疗、住房、教育和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感受的压力陡增。
因此，网络成为社会情绪宣泄的最便捷场所，是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发动民间力量，将“天价烟”，“深圳怪叔叔”以及“喝茅台”的当事人统统曝光。在网上鞭挞声讨腐败官员的已经成为趋势，这股网络监督力量与腐败官员的权利之间形成一种较量。
第二，国家领导重视网络舆情，网友积极性受到鼓励。
早在2003年，党和、就公开了网民身份，向外界展现对互联网的重视。2008年6月20日，又通过人民网，实现中国较高领导人首次同网民在线交流，再次“开先河”接触网民，令中共领导人亲民形象再次增分。在经历2008年岁初的雪灾和年中的震灾之后，的亲政爱民形象在民间被广为歌颂。
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中新网发起的“全国两会您最关注的十大问题大型网络调查”投票，互联网成为百姓表民情、畅民意、集民智的重要渠道。网友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得到倾听和重视，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无疑鼓励了网友大胆发表自己言论的积极性。
第三，网友回避敏感词汇，网络语言表情达意。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我们在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其原因除了节省精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成见系统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2]当前的网民多为年轻人，思想活跃，喜欢新鲜事物，渴望交流，崇尚创新。具有匿名性的网络虚拟世界，无疑给以年轻人为主的网民群体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同时，由于他们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思维敏捷，有自己的观点，使“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具有了必然性。
网络媒体尤其是各大论坛都对一些关键词进行屏蔽，这就导致了网友无法在网络上用直白的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现有的表达渠道下，网民要坚持自己的“成见”，针对一些敏感事件发表异议，就必须用“替代”或“隐晦”的方式。[3]如，当愤青们热议“封杀汤唯”时，为了回避敏感，写出来的变成了“圭寸杀殳三易口隹”。
四、网络流行语背后的公民意识
网民通过网络媒体发表意见已经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网民不仅通过网络的信息平台发表言论交流观点，更通过实际行动去“人肉”腐败官员。网络热词的沸腾是公民意识觉醒与蓬勃的表现。
朱学勤教授曾说，公民意识有两种含义，一是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二是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4]
“草根民意”借网出海，成功实现了对公共事件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行使了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由网络流行词汇可以看出网友也分为两派，有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也有消极应对的。对时政感兴趣、积极参与和关注政治的如“什锦八宝饭”，就表现了网友参与关注时政的积极态度，对的爱戴和拥护。面对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网友以狂欢式批评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所以就有了“国考炮灰”、“裸体官员”、“国家罗汉”、“官瘾症候群”等抨击官场的网络词语的流行。而“酱油党”的态度却是托词敷衍，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漠不关心。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对人民的这种心理绝不能也充当“打酱油”的角色，而是应该关心群众的情绪变化，了解政府行为的得失，唤醒人们的监督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积极地引导民众的情绪将给政府提供决策反馈机制的渠道和平台，为营造健康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创造条件。
五、网络热词：传达民情民声、记录社会进程
每个网络流行语言的背后都有一个新闻故事，如“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网络流行语言与典故不同的是，古代的典故是通过口传的方式，并通过书面记录的方式流传至今的，而如今的网络语言的流行，却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更迅速更快捷地流传开来的。
现在的网络流行语言均由当今草根平民撰写传播，与目前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成为社会进步的一股激进力量，集普天之下大众平民之智慧和声音，兼具传递复杂民情民心、记载历史的意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生）
社会现象论文:720例流产患者社会现象分析及流行病学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720例流产患者的病因学及流行病学,以及社会现象分析。方法:搜集2009年上半年我院门诊流产患者病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720例流产患者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比有统计学意义;年龄组与学历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人流组与药流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均属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因素,选择药物流产的最常见理由是惧怕人工流产术。对未婚女青年应加强性健康知识的宣教,减少或避免婚前性行为,对已妊娠者应了解其心理社会因素,正确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以尽可能减少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伤害。 720例流产患者以年轻人且25岁以下无学历打工者居多,她们生活条件差,对自身卫生及保健知识了解甚少,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化的流产队伍,对社会安定,妇女自身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这些外来人员的性知识培训及产前教育变得尤为重要及迫切,对提高妇女健康及社会安定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流产患者;现象分析
未婚先孕已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有文献报道,大约 90%的女性有婚前性行为[1]。为了探讨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心理社会因素,旨在更好地指导其对流产方式的正确选择,现对我院妇科门诊720例未婚早孕者的心理社会因素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收集威海市经区医院妇产科2009年上半年门诊流产患者病历,25岁以下者535例,25岁以上者185例,人流组 422例 , 药流组298例,打工组 564例,事业单位组156例,大学学历者103人,非大学学历者527人。
1.2 方法:采用X2检验720例流产患者打工者与事业单位人员比的统计学关系;25岁以下与25岁以上比较统计学关系;人流组与药流组比较的统计学关系;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组比较的统计学关系。并作T检验分析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年龄组与学历组相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3.3 学历组与工作人员组比较大学学历组,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无显著差异,而非大学学历组中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有一定的差异,P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性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期的提前,以及青少年性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少女怀孕” 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周围。据了解,我国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有三亿多人,每年有约二千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另外,据中国人口网统计,我国每年做人工流产的少女已经达到150万人次。正确引导青少年对性的了解,打破青少年性知识盲区,这也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共同重视和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性观念正在逐渐变化 ,未婚青年的性行为有增加的趋势,未婚先孕、未婚人工流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致一些青年女性正受到人工流产并发症和性传播疾病的威胁。资料表明[2],目前全世界每年有1500万2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妊娠,其中多是非意愿性的妊娠,每年有200万~400万的青少年进行不安全流产。婚前性行为与道德、法律、传统习俗相违背,故未婚先孕者在家庭、社会中都难以得到充分支持,其心理社会因素较复杂, 受家庭、社会、传统习俗、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客观因素影响,极易因恐惧、自卑、后悔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故难以正确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文化程度组大学学历组与非大学学历组相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可见文化程度,经济条件都是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程度较低者常因生殖健康知识缺乏而难以正确认识不同流产方式的利弊,盲目地认为药物流产经济方便,尤其是合并经济状况较差者更是如此。从表中可以看出,观察组选择药物流产的最常见理由是惧怕手术疼痛和损伤,这与未婚早孕者文化程度较低、所接受的性健康和节育避孕等方面知识太少有关,片面地认为药物流产痛苦小、省时省事。担心术后无人照顾而选择药物流产者占14.1%,这与外来人口通常远离父母等亲人有关。本文两组外来人口占有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以外来人口为主,可见户籍所在地也是影响未婚早孕者选择流产方式的重要因素。另有少数未婚早孕者选择药物流产的理由是没时间接受人工流产术,因为其婚前性行为与传统风俗相违背,羞于在单位领导面前诉说其真实情况,故难以得到准假。
3.2 人工流产作为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包括人工流产术(负压吸引术及钳刮术)和药物流产,两者各有利弊,对流产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流产的效果和安全。医师在向未婚早孕者提供流产方式咨询时,不仅要考虑到医学指征,还要考虑其心理社会因素,向其阐明不同流产方式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特点且相对较安全的流产方式。同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多渠道地对未婚女青年(尤其是针对外来人员、文化程度较低者及经济状况较差者)开展性道德、性健康知识的宣教, 提高她们的生殖健康意识、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和对性行为的自控能力,尤其应重视家庭因素对未婚女性的生殖健康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减少或避免婚前性行为,开展避孕知识教育,提高对性传播疾病、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以促进安全措施的使用,预防意外妊娠和性病,对已妊娠者应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引导其选择适合自身的流产方式,以尽可能减少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伤害,在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开展无痛人工流产术和性健康知识咨询门诊,文献报道对未婚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有助于减少婚前性行为[3]。研究提示,加强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减少婚前性行为和意外妊娠的发生率,降低人工流产率对保护妇女生殖健康有重要意义。
社会现象论文:通胀将是全社会现象
当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还在热议经济是否已触底回暖的当下，由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预期正成为越来越多经济界人士的关切点。谈及通胀会不会再次袭来，张明的观点很明确：上半年信贷飙升与物价指数负增长现象并存并不矛盾。首先，扩张性货币政策一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发挥效力。经验显示，这段“时滞”通常为2至3个季度；其次，本轮货币扩张的背景是次贷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由于需求不振，大量信贷资金并未立即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资产市场。这就造成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物价指数保持在地位以及资产价格飙升并存的格局；再次，CPI的上升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复苏，而PPI的上升主要取决于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这二者的恢复都尚需时日。
张明个人的判断是，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当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通货膨胀注定会到来。从具体时点上来看，CPI有望在2009年第四季度恢复同比正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达到同比增长4-5％的水平；PPI同样有望在2009年年底之前恢复同比正增长，但在2010年的表现主要取决于美元汇率的走向以及全球需求能否及时回暖。
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包括：其一，从2009年第3季度起，从2008年11月开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力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其二，从2008年第2季度启动的资产价格上涨将会通过财富效应拉动物价上涨，股价与房价的疯长也可能强化居民的通胀预期；其三，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可能拉动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中国PPI的上涨，最终传递至CPI。
很多人担心，如果再次发生通胀，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张明表示：我们在2010-2011年面临的通货膨胀，其严重程度很可能超过2007-2008年。主要原因在于，导致2007-2008年通货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向经济体中注入了大约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一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反弹，货币乘数将迅速上升，可能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两三年前。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信贷飙升本身将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只要中国政府依然维持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的稳定，国际流动性也将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涌入中国国内。在国内外流动性的夹击下，中国将相继面临资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
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是虚妄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所有价格同步上涨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胀必然是一个全社会的现象。
通胀爆发往往是经济过热的结果，我们的风险在于过度重视经济下滑，针对经济下滑风险的潜在用力过猛，结果导致与经济复苏接踵而来的便是下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胀。当然，通胀爆发之后，经济可能再度下滑。
在通胀期，就个人投资方面张明也给了投资者一些建议。他说，如果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一个国家没有发生显著的资产价格泡沫。我们的建议是，居民可以考虑通过购买房地产’股票与黄金等资产来避险。然而令人郁闷的是，在下一轮中国的通货膨胀爆发之前，将会率先出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居民的选择就非常有限的。首先，居民很难通过购买房地产与股票来避险，因为这一时期房价与股价本身就存在泡沫。未来房价与股价的下跌幅度甚至可能超过通货膨胀导致的居民储蓄的贬值程度。事实上，推高本轮房价与股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其次。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一年半时间内，黄金价格已经飞涨。很多分析师认为，当前黄金价格的泡沫已经不亚于之前的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历史经验证明，黄金对抗通货膨胀的风险可能被无限夸大了。
在上述分析的前提下，张明对居民的投资建议是：及时，如果需求不是特别强烈，在未来一两年内可以适当推迟对房产的购买，尤其是避免举借过多的银行抵押贷款，因为目前抵押贷款利率处于低位，未来上升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在股票市场投资方面，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依然可以利用基金定投这一工具，在选择基金方面应兼顾股票型与债券型。在直接股票投资方面，应重点关注今年3季度之后股市可能重新反转的风险；第三，在资产价格泡沫的背景下，银行存款依然是值得考虑的投资。我们认为，本轮资产价格涨跌的幅度将会显著超过未来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保留银行存款以等待新的投资机会，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选择之一、现金为王，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法则。
社会现象论文:“社会现象”之我见――释读《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摘要】《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是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一，集中表现了涂尔干对于社会学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说，他认为社会现象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可以强加于人身上的客观事物，这是否符合人类学上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呢？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社会现象”？本文在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下，尝试提出一些看法。
【 关键词】社会现象；社会学；人类学
引言
E' mile迪尔凯姆.埃米尔(1858-1917) ，又译“涂尔干”、“杜尔干”，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化学家，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创始人。他认为，对一切社会问题的解释，全应在社会事实中找原因，而不应在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原因。社会学的对象便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社会学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是一种比较的方法。但只有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事实，才能相互比较。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一书，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对法国影响很大。
根据涂尔干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现象，他强调两点。及时是现象的客观性，强调它应该是事实上存在的现象，以排除那些事实上不存在，而人们主观上却认为它们存在的现象；第二是现象的社会性。，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性质”的现象，才是社会现象，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从“社会现象”的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出发，试图表达自己的观感。
本书结构很简单，但内容很丰富。作者首先在《绪论》中表达写作本书的目的，即：“从这本书中，大家或许可以明白我研究社会学从何下手，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其次通过定义“社会现象”，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规则以及区分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的规则，并举实例说明观点来引出后文的“社会类型”；，则是分别阐述解释和检验社会现象的规则；结论中作者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应该独立于哲学，只有当把社会现象当作社会的事物时，社会学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性。
一、“社会现象”的静态观
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定义如下：所有“活动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有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作者眼中，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用一种强制力作用于个人的现象”，强制力是其主要的与人们主观认为的现象分离的客观存在性。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贞洁牌坊”现象，因为明清理学思想的盛行，社会要求妇女一定要保持贞洁，即使丈夫去世也不得改嫁，受人侮辱时一定要以死明志，这样的妇女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然而妇女本人在此中所受的折磨无人考虑。这纯粹就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强制力作用，而且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这能很好地诠释涂尔干关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即静态的社会现象的强制力。从人类学角度来说，这种社会现象相当于文化场景，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其接触过程中所共同享有的文化体系。个人在这种文化体系中，往往逃不脱那一套约定俗成的契约与交往规矩，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涂尔干强调“社会的”一词，认为这“表示一种综合的，与已形成的个体现象相脱离的现象”即“构成社会信息的是集体性的信仰、倾向与守则。”我以为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能更好地表达这一观点。某一种现象在其最初形成过程中，经常作为社会的异类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一现象就容易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而此时，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现象又被称为“异类”。慢慢地，当这一种规则已经成了人们不自觉的一种行动时，特别是在小孩身上表现时，就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更多的时候是人们难以逃脱的一种文化影响，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同一社会类型中的，也即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模式。当一种文化成为模式时，就成了人类行为的背景了。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子被看作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遗憾，没有生男孩的女人也往往因此被丈夫冷落。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一种社会类型下的人们形成了某一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也即具有了某种社会场景时，人们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此时，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的社会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背景是客观的，静态的，在某一时期保持稳定。
二、“社会现象”的动态观
书中谈及“社会现象”的特性时候说，集体习惯的存在在于连续行为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及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通过人们的交谈、教育及文字的传播等发生的作用。也就是表明社会现象尽管在短期看起来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但是当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就会通过一些手段得到传播并且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类学上所谓的“文化传播”。这是社会现象发生作用的途径与手段，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社会现象的发生了。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社会潮流”的产生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社会风气”，后者的定义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广大社会成员精神风貌的总体表现。并且，一种社会风气形成后，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能动性，它普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以强大的舆论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形式，左右人们的言论和行动。而其“左右”就是一种控制力，社会的控制力。社会控制指社会以及团体、社区对个人施加的任何影响，其方法和途径可以是正式的或制度的，如政权、法律、宗教、教育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或制度户的，如礼节、声望、闲谈、谣言、新闻、时尚、舆论等。故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会控制应该是动态的控制过程。举例来说，当年清兵入关以后，要求所有民众剪发、蓄发，并声明“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尽管最初遭到反抗，随着政府强制执行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习惯了，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剪发倒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都是动态的，随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更多时候，在形成以后，要经过一定的外力才能加以改变从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涂尔干在书中还重点分析了区分规则与不规则现象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如“事物为数最少的现象不能用来作为事物的标准”；“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不规则，首先必须明确规则现象的前提条件，以及表明规则现象的迹象”；“在同一种类中，规则与不规则的现象，根据种类本身的变化情况而定”。作者还对规则现象下了定义：即所谓规则，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种类的存在条件去确定。它或者是对这些存在条件的机械反映，或者是身体适应这些条件的手段。所以，由这个层面来讲，社会现象在规则时候是相对来说稳定的，不规则的时候变化的幅度要更大。而且所谓社会现象还必须按照其前提条件去确定。
动态是的，就如同运动是的一样。社会本身处于变化发展中，社会的条件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变化频率加快，所以，在条件变化较快的前提下，社会现象的形成相对以往要更快，其变化也更快。
总结
从本书中，我们体会到了涂尔干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性，要在研究中注意事物的客观性，并且提出了适合社会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和共变法。“社会现象”的概念始终贯穿全书。其实，相对于社会学的这些方法和规则，人类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强调田野调查，始终要求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这应该是客观性的好体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存在假设，人类学假设了“民族”“文化”的概念，社会学也是如此。全篇中，涂尔干都在建构一个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他在叙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一直有一个前提存在，即当用比较方法和共变法研究一个“社会现象”时，这个现象是暂定不变的，因为只有不变，才能研究其横向性，从而有利于纵向的研究，那么，这便是本文所谓的“静态”，作者在极力避免“动态”的问题。
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社会学主要解释的是能够对我们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显示的实在。推广之于人类学也一样，只是人类学者的目标走的更远，他们希望不仅是解释“实在”（本民族、本社会的或者异民族、异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探讨其存在的根源和其发展的趋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有利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如此说来，人类学理应吸取社会学的实践经验，了解“社会现象”，然后通过“社会现象”探究“社会本质”。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探讨人类的行为活动。
作者简介 ：傅慧平（1984.6－－），女，贵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学
试论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个人意向性和社会现象——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日常语言分析
论文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言语行为 个人意向性 日常语言
论文摘要: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意义在于使用之中”的命题和“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理论。这个理论对日常语言的考察意义极为深刻，因为它指出语言首先是一种行为，是与其他行为、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塞尔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词和世界的关系，然而，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不足。言语行为的生成和理解，个人意向性与社会现象的有机结合，需要在人和世界的语境中进行。
1.言语行为理论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
言语行为理论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为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各自的理论研究有所偏颇。一派将个人意向性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其代表人物是格赖斯。意义的生成是由个人;言语行为决定的，说话人试图通过使受话人认识到其所作所为而产生效果，意义是个人行为意义的产物。按照格赖斯的分析，在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其行为本身不受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或社会惯例的影响。格赖斯这种看法没有清楚地说明意义与惯例或约定俗成的习惯的关系，即没有说明意义如何受到惯例或约定俗成的习惯的支配，同时，用一个人意图达到的效果来给意义下定琴，会模糊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的界限，因此，只要把意向和惯例或规则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弥补格赖斯上述见解的缺点。另一派强调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社会习俗角色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为奥斯汀和塞尔，其中的代表作品为塞尔的《言语行为》。按照这一观点，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话语语境在决定言语行为意义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意向性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J质例的结果。然而，无论是以格赖斯为代表的主观主义者，还是以奥斯汀、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者，两种不同派别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联结或识解，只是对同一现象从两个不同侧面进行论述而已。
塞尔最早的工作是研究指称理论，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意义和指称问题。他用于研究指称问题的方法属于斯特劳森和奥斯汀传统，把指称行为看成是说话者在说话和进行其他表达时所施行的一种意向性言语行为。塞尔认为，施行言语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按规则有意图的行动。使言语行为成为可能的规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规则，他把它叫做构建性规则，它不仅调节先前就存在的诸多行为形式，而且实际上也能为新的行为形式创造可能性。这样就可以把不同的言语行为类型看成是在语言范围内提供了不同的制度可能性，而说明言语行为的结构就是揭示构建性规则。
钱冠连指出:“研究言语行为就是研究词语意义，研究词语意义就是为了反观人的思想，反观‘存在’与世界。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目的的解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说。“没有语言，存在就无法表现，不能被思考。然而，把语言作为言语行为来研究人的存在则是西方哲学历经两千多年才达到的一个思想认识”。后期语言哲学从研究科学语言转向日常语言研究、‘旧常语言学派并不否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和含混性，但是认为日常语言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因为日常生活蕴含着真理，普通人的意见应该成为是非的标准，没有必要人为地设计一套日常语言中本来就没有的逻辑”。正如粗糙的地面更具摩擦力因而更适合于行走，过于光滑的地面反而易使人滑倒一样。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因为语言哲学这才真正开始了对现实的关注，真正把现实的人的言语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从而达到了一个富有成果的认识高度。从我们说及时句话的时候起，我们就清晰地表明了要求普遍性获得理解和同 意的目的，在解释者进行无限交流的框架内建立起普遍性的认同一致，使人根据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来发 现并重新建立规则体系，实现有效性要求。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是像工具那样被人用来对世 界作出反应。研究语言就是认识人本身。于是，尽管并非语言学家的自觉，但语言研究终于走上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回归人自身的路线。哲学和语言学经过了千百年的争论、摸索，最终不约而同来到了透过言语行为来认识人这个焦点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语言的确是行为。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与伯克利大学语言神经理论课题组用近期的电脑神经元活动模拟技术关 于语词一概念的研究结果，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关于言语行为与人类认知的语言学和哲学理论。传统理论认定:理性和语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概念在人脑中有专门的机能区，而这是人类种系特有 的;理性与知觉、行动是分离的。一句话，概念、推理等是“非以身体表现的”，即不体现于人类身体一大脑系统的感觉一运动机能之中。莱考夫却发现，概念是“以身体表现的”，许多概念直接使用人的身体一大脑系统的感觉一运动机能。莱考夫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抓”这个概念。他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用手去抓一个物件、看别人抓一个物件、想象“抓东西”、还是说出“抓”这个词，神经元放电区域是同一的(并行顶叶前运动皮质网络)。这就是说，具体的某行为及对该行为的知觉、关于同种行为的想象以及概念竟然使用的是同一个大脑皮质区网络。而且，无论是行为本身还是这个行为的概念，其神经活动参数(方向、力等)以及它们的推断图式(主体一控制一客体)、执行图式(角色、方式、状态各阶段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人的思维、语言没有必要假设为人体、人脑机能之外的存在，他们是“以身体表现”于其中的，即哲学应当是“人体中的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奥斯汀在《施为性话语》一文中指出，人的言语除了报告真值条件以外，还有一种行事性的言语，它们的主旨不在报告事实，却是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做事，是无所谓真或假的。这样，他就把问题的讨论牢牢地拴在如何通过言语行为看词语的意义，说话人如何表达(行事性言语也是一种表述)自己的意思上—哲学转向后相当多的哲学家就是如此看待语言意义研究的。
哲学家认为，以言行事的话语可以绕开哲学本体论的争论。试看徐友渔举出的以下三个句子和说明:“他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是真的”;“助人为乐是好的”;“这幅画真美”。如果将它们当成一般的陈述句，可能会产生难解的关于真善美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把它们理解为说话人借以表达一种赞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一论断)、提倡(助人为乐)、欣赏(这幅画真美)的行为，也许就不至于有争论。点明了这种哲学思路再来看言语行为理论，我们会知道，奥斯汀他们不是冲着语言而来，他们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他们认为“只有对于语言的说明才能获得对于思想的说明”，他们是在对人的思想进行说明。
2.个人意向性与意义
塞尔从个人主观性角度将格赖斯的意向概念区分为表述意向和交际意向。前者决定言语行为的内容和言外之力;后者将对言语行为内容和言外之力的理解作用于受话人以达到交际。当塞尔看到格赖斯的个人意向概念无法充分解释“独白”，“说话人没有说话对象”和“说话人不想对受话人产生交际效果”时，塞尔对表述意向和交际意向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没有表述意向就没有交际意向的结论。实际上，这一结论也过于偏颇。一个正常言语行为要获得成功，应是既有表述意向又有交际意向，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应是表述意向和交际意向的互为建构，同时还要看意向的实际内容和意向性的本质。意向性的关键所在是满足条件。当一个说话人说某句话并且意味着某种东西时，他是在执行一种意向活动，产生声音是他意图说出那句话的满足条件的一部分。当他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语话时，他便把满足条件赋予这些词音和记号。因而在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时，他便把满足条件赋予了满足条件。说话人有意向地说，“天在下雨”，并且使它具有意义。那么，他将执行一种具有几个满足条件的复合行为。首先，他意图说出这个语句，而说出的那个话语是他的复合意向的这一部分的满足条件。其次，由于他不仅仅意图说出这个句子，而且赋予它意义，也就是说，他意味着天在下雨，那么，这个话语就获得了它本身的满足条件。而且仅当天在下雨，说出的这个话语便被满足。这个话语的满足条件就是成真条件。这个话语是真的或假的，取决于说话人在说出那个话语时世界是不是如说话人有意向将它表达出来的那样。所以，说话人至少有两个部分的意向:说出那个话语的意向和关于那个话语应当具有满足条件的意向。但是，由于说出的这个话语是他的及时部分意向的满足条件，因此，他的全部意义意向就是将满足条件赋予满足条件的意向。
塞尔确立了施事行为分类的四条标准:话语的目的(基本条件)、表现的心理状态(真诚条件)、话语和世界的关系，即合适方向(先决条件)和命题内容(命题条件)。带有话语和世界的关系，即合适方向(先决条件)的意识状态如信仰或欲望或希望或恐惧都是其满意条件的表征。相信“下雨了”表征下雨的状态同时表征意志一世界的合适方向。去看电影的欲望表征世界一意志的合适方向。“欲望”而不是“相信”具有世界一意志的合适方向，意向的目的不仅表征事物的状态如“相信”被理解为表征事物的状态，而更重要的是给世界带来变化，现实世界特别是人们自身的行为来吻合意向的内容。如果用满足条件来分析意向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人的思维将意向性施加到现实中的对象和事件上面，通过意向性将满足条件施加到原来的满足条件之上。如果说话人所说的也是说话人所想的，那么意向的满足条件不仅仅是说出这句话的声音，而这声音应有进一步的满足条件，如“断言”的真值条件、“保障”的义务条件和“指令”的服从条件。如果我说“巴黎经常下雨”，意向的满足条件不仅仅是说出这句话，而是具有词一世界合适的方向的真值条件“巴黎经常下雨”。这就是所说的意向性地将满足条件施加在满足条件之上。“命令”的满足条件不仅是去做被命令的事情，而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命令本身，它的自身所指功能。“保障”的满足条件不仅仅是这一动作必须发生，而是它自身所指功能，意向产生话语，话语包含着世界一意志合适方向的满足条件去完成自身行为。
3.社会现象与意义
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社会惯例构成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组成言语行为可能性条件。塞尔从先验的意义上强调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社会惯例的重要性。首先，语言的社会习惯不能取代个人意向性，但个人意向性只有依照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社会惯例才起作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主要也从理性的交往能力人手，侧重对语言交往活动中的人类思维能力的考察，所以他们的语用学通常被称作“先验语用学”或“普通语用学”。塞尔认为，实施言语行为不是盲目性事实，绝大多数类型的言语行为与制度性事实有关。其次，建构性规则系统使制度性事实成为可能。对语言在构成制度性事实方面的特殊作用加以解释。语言是根本的人类制度，这是就以下意义而言的，即其他制度，诸如货币、政府、私有财产、婚姻、游戏等都需要语言，或至少需要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形式，而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存在并不需要其他的制度。，相同的建构性规则系统受不同语言的不同约定俗成的习惯制约。例如，在实施“保障”这一言语行为时，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体现不同约定俗成习惯的表达形式都来自相同的建构性规则，即“保障”首先要尽义务，其次是为受话人利益着想，这是保障制度的建构性规则。
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因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显然，我们应说什么是与语言之外的“情况”密切相关的，只有在我们的语言与语言之外的实在或世界保持适当的关系时，我们的“说”才是适当的，或者说我们的语言才正常地发挥作用。为了说明社会实在的客观性，塞尔提出三个基本概念:及时个是建构性规则概念。他特别强调，完成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去从事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因而规则在言语行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规则决定着从事某个具体言语行为的必备条件。他区分了两种规则:一种是调节规则，即用于调节先前存在的行为方式，如礼仪规则等;另一种是构成规则，即不仅是调节而且创造或规定了新的行为方式，如游戏规则等。前者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一种预先存在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后者的目的则是为了构成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这些规则的存在。在他看来，以往哲学家在规则问题上的困惑就是因为混淆了这两种规则，特别是用调节规则来代替构成规则。他明确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学应当被看做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而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这样，一切言语行为都应当被看做由构成规则支配的语言活动，换言之，人类的一切语言活动都属于构成性行为，构成规则决定了我们用语言去完成的一切行为”。第二个是集体意向性概念，指的是人们相互合作开展工作的能力。第三个是功能强加，人们具有把功能强加于那些本质上不具备该功能的实体的能力。由集体意向性而建构制度实在，其关键要素就是把一定种类的功能强加于实体，在这时候实体不能或不能仅仅按照它们的物理构造来发挥功能，而只能按照足够多的共同体成员对它们作出的持续的集体接受和承认(即承认它们具有一定地位，并由于该地位而具有一定功能)来发挥功能。所谓的“地位功能”都固定地采取这样的建构性规则，即X在情境C中算作Y。例如，如此这般的一张纸在美国算作钱、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在美国算作交警，等等。言语行为给语言研究提供基础的方式，也为进一步研究社会实在提供基础。
社会现象论文:浅析体育社会现象之性质一社会学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现象
论文摘要:从社会学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出发，对体育社会现象的性质进行了综合剖析，同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简要评价，指出体育对社会既具有多方面的正功能，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体育主体在体育社会中彼此发生着互动作用，这种互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各有优势，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将三种理论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地阐释体育社会现象和问题。
目前，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体育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实证调查的研究相当普遍，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理论阐释的理论研究则不多见。理论研究的缺乏必然影响体育实践的发展，同时也会障碍体育社会学学科整体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此，本文拟从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出发，对体育社会现象之性质进行剖析，并对三种社会学观点进行简要评价，以加深我们对体育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为推动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1、体育对社会具有正功能—功能主义观点
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每个部分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功能，社会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社会整体之间都相互依赖，互相影响。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见一致性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一1979)和墨顿(Robert King Merton，1920一)。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功能、共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体育的社会功能，进而有助于揭示体育的发展规律。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体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体育的功能根本上取决于体育自身的特性。按照我国目前对体育的一般认识，体育具有竞争性、健身性、教育性和娱乐性四大特性。由此，我们认为体育至少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
1. 1体育有助于人们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获得成功 竞争性是竞技体育的本质特点，通过运动实践，它能够培养运动主体一一运动员的竞争精神。同时，竞技运动又具有协同特征，可以培养运动员的合作精神。通过教育手段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技能、能力、勤奋、体育知识、自律、机智以及健康等品质和素一质。这些精神、品质和素质能够帮助运动员在较大的社会领域获得成功。“‘在友好的竞争中播下的种子，改日在其它领域将会结出丰收的果实”。对观众而言，通过观看运动员的比赛和表演，他们可以了解顽强拼搏、努力工作、同心协力、遵守规则以及作为团队成员的重要意义。这些品质同样有助于观众在社会生活领域和工作中获得成功。80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所孕育的“女排精神”就曾经激励着亿万国民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
1. 2体育能够增进参与者的身心健康 健康不仅仅指身体方面，不单单意味着体质增强，它还包括心理的健康。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参与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人的体质，还能减轻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紧张感和愤怒感，同时也能减轻焦虑感和压力，获得愉快的心理体验。而亲身参与体育活动还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一种美的体验，甚至是一种艺术享受。对球迷而言，通过体育可以充实闲暇时间，可以调节单调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通过欣赏运动员的精彩表演、优美的动作以及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体育精神，还能体验到体育比赛所带来的美感。因而，球迷通过体育可以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活满足感，以及健康的心理。
1. 3体育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体育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事实上，体育是一种将分散的潜在的社会成员团结一起的社会机制。不同性别、年龄、不同种族、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由于对某个著名运动员和球队的兴趣，而产生认同感、亲近感和集体归属感。这些是通过其它方式所不能获得的。同样。运动员对球迷，社团和国家也会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和归属感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体育还为人们提供了发挥精力的适当活动场所，从而减少或避免了人们把过剩精力用于危害社会方面，讨社会的稳定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1.4体育通过增进国民健康，可以节省国家医疗开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为政府机构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开展健身活动，企业职工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4.3%。美国梅萨石油公司发现，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平均每年病假27小时，保健费用173美圆。而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平均每年病假44小时，保健费434美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论证人力资本投资时说过:“延长公民的寿命和增强他们的体质，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数量，也提高了人力资源的质量。”他认为保健措施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占据首要位置。正是基于经济利益考虑.许多企业开始鼓励职工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1. 5体育作为一种产业领域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 在一些体育产业化的国家，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社会创造着巨额财富。美国1987年体育产业总产值是587亿美元，1988年达到631亿美元，1993年超过700亿美元。体育产业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惊呼:体育是美国较大的产业”。在英国，体育产业年产值近刊亿英镑，超过汽车和烟草业的产值，每年为社会提供近37. 6万个就业机会。
2、体育对社会具有负功能——冲突理论观点
与功能主义不同。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和组织组成的，为了权力、荣誉和资源，群体和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一部分人居支配地位，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将遭受压抑。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对社会是有益的。冲突理论对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科塞(Lewis .Alfred Coser 1913一)。
冲突理论由于强调社会冲突，并对社会现状持批判态度，因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体育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我们对不良体育现象的警觉。根据冲突理论的观点.体育在许多方面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1)作为一种整合力量，体育有效地充当着“鸦片”的角色，麻长了大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参与体育有助于转移观众的注意力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是由收戈低微的工人和失业者组成在国际比赛中，当他们的球队失败后，他们常常通过攻击外国人来显示“过分的、令人尴尬的爱国主义。既充满暴力的民族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则是在通过体育来发泄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满。可以说是体育转移了英国‘足球流氓”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满情绪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无疑不利于贫穷问题的解决。
2)助长了社会、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就社会不平等来说，由于体育过分强调竞争和获胜，因而二者仿佛成了体育的代名词。体育似乎成了少数运动精英们的专利，而大众则沦为沙发上的球迷”。他们花更多的时间观看比赛而不是参加运动.由此丧失了体育的主体地位。球迷们因为运动不足而生出种种现代文明病来。这种体育主体的‘异化”对人类的健康和体育的发展都将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另外，体育已经成为一项大的商业活动，握有强大权力的管理者利用公众和政府的、、偏爱”，从球迷那里获得巨额收入，从政府那里得到免税特权，同时享有“合法”的垄断地位。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和官僚化产生了精英制度。少部分所有者和运动员成为大亨和明星，而绝大部分运动员则成了垫脚石。更为严重的是，在职业运动巨额收入”光环”的引诱下。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正冒着万分之一的成功机率毫无顾忌地踏上“崎岖不平”的体育人生。
体育中的性别歧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问题。在过去儿十年里，妇女体育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运动项目或是运动成绩，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体育组织的主要领导、经理和管理人员、运动队的主教练等职位女性依旧很难得到;女子运动很难争取到象男子运动那样数量巨大的社会赞助，而一名男子著名运动员的年薪甚至就超过一项女子运动计划的经费;大众传媒在体育报道中则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它们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性方面，而不是她们的成就和努力拼搏精神.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体育中的性别平等还只是一种理想。
种族不平等是标榜人权的美国社会的一种顽疾。尽管美国黑人运动员在许多运动项目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体育的其它领域他们依旧受到不平等对待。比如一些运动组织的主要领导、经理和职业队教练等职位，黑人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体育也易于造成黑人相对高的贫困率。一方面，美国社会广泛而严厉的职业歧视使得许多贫穷的黑人青年无法得到条件较好的工作。于是他们试图凭借自己体能的优势极其努力地训练，以便将来能够从事大学和职业运动。来改变自已鄙微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媒体对黑人运动明星的报道进一步鼓励更多的黑人青年将其全部青春投人到体育运动中去。这样过分集中于体育的做法已经使黑人青年忽视了自己的学业。这是极其令人悲哀的做法。因为从事职业运动的机会非常“稀缺”，获得大学运动奖学金的运动员只有百分之1一2将来有机会从事职业运动。以至于一些美国专家呼吁黑人青年应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而不是运动场上。
中国职业篮球运动中发生的俱乐部同中国蓝协的矛盾，同样表明了社会冲突的普遍性。1998年刚刚孕育几个月的“职业篮球联盟”因不合规定而二流产”。1999年十大俱乐部因不满蓝协对某些俱乐部重组的决定联名扬言罢赛，最终以蓝协的让步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其根本原因则是权力和利益的冲突。
中国篮协作为中国篮球运动的较高权利机构具有的，并控制着职业篮球发展的重要资源。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篮球运动的利益，其根本宗旨是提升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而职业俱乐部代表的则是各自母公司的利益，这种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俱乐部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大母公司的影响。这是职业运动的本质。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俱乐部是多有投入而没有产出，母公司和俱乐部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维护利益是职业联盟建立的关键因素。由于目的不同，冲突在所难免。在目前职业运动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矛盾，自然要维护中国蓝协的权力、地位和利益，而牺牲俱乐部的局部利益。但是，今天联盟虽然解体了，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利益冲突依然存在。矛盾的掩盖将会延缓中国篮球职业化的进程。职业运动联盟是职业运动发展的必要保障。在职业运动发达国家，都存在由各俱乐部法人代表组成的运动联盟。这一组织形式是职业运动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也不例外。
3、体育社会中的互动现象—符号互动理论观点
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都属于社会学的宏观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中较大的社会间题，这些问题影响大多数人。符号互动理论则是属于微观社会学的范畴，它关注的是一些相对较小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符号来进行的。符号包含着一定的信息，它在人和人的相互作用中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人可以通过符号相互适应，共同行动。比如，运动员与教练员或球迷之间，大众传媒与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都以一定的符号作为中介来实现，交往的主体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鲁默(Herbert Uorge Blumer, 1900-)。
按照互动理论，如果我们认为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其结果也可能会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如果运动员认为他们能够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就会有可能获胜。
有经验的教练往往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通过向运动员灌输某种思想，他们便能够做得很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员是胜利者的思想。如果使他们树立必胜的信念，他们将会只考虑胜利，而从不去想失败。这样，比赛中取胜的机会就会很大，因为作为胜利者的形象迫使他们只去考虑确保获胜的动作和技战术。同样，如果运动员认为自己会失败，他们就不会赢得比赛的胜利。这种必胜的信念和自我意识都是通过运动员与教练以及运动员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也就是说，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
美国职业运动中为什么黑人球员占多数，并且成绩?根据互动理论，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在同黑人运动员交往时，教练往往倾向于认为他们“有运动天赋”，而这种成见则来自于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普遍看法。这种观点对教练同黑人运动员的交往有着重要影响。由于黑人运动员“有运动天赋”，于是教练员往往就为黑人运动员制定高于白人运动员的标准。黑人运动员将被迫更加努力训练以达到这一较高的标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球队里，黑人运动员往往比他们的白人同伴。
女性为什么大多数愿意选择诸如有氧舞蹈、游泳、体操或者网球等“女性”运动呢?是因为在社会生活当中，性别偏见常常使家长和老师去阻止女生参加诸如篮球、足球、拳击以及其它所谓的男子运动。想参加这些运动的女生则被认为是“不男不女”，有伤大雅。结果，许多女性都有意回避这些运动，通过选择有氧舞蹈、游泳等所谓的“女子运动”来对这种观念作出反应。
符号互动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足球的“恐韩”现象。近年来，中国足球在对韩国足球的比赛中屡战屡败，于是，有人喊出了“恐韩”。这次，在英籍教练霍顿带领下再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许多人又将原因归于“恐韩”情节。其实，中国足球的“恐韩”症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媒体的一再喧嚷下，“恐韩”气氛弥漫着整个中国足坛。这自然会对运动员产生消极影响，容易使他们形成畏惧韩国队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一旦被来自外界的力量反复强化，必然会对运动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效应。在赛场上就会表现为行为失常。尽管霍顿被媒体一致认为是一位善于调动运动员积极性、鼓舞士气的不错的洋教头(至少在失利之前是这样)，但是，终因力量单薄，抵不过外界强大的“恐韩”压力，而不能扭转乾坤。这种负面的影响应当引起体育界和社会关心中国足球的各方人士的足够重视。
4、关于三种社会学理论观点的评价
以上我们考察了三种不同社会学理论及其对体育社会现象的解释。这三种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体育社会现象的，各自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功能主义强调了体育对社会整体的积极作用，但却忽视了体育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强调了社会的稳定和一致性，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冲突理论则过于强调体育中的矛盾、冲突和消极方面，而忽视了体育中的秩序、稳定以及其它积极方面;互动理论关注的是体育微观现象，却忽视了对宏观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因此，只有将三种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得到关于体育的更加、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观点的结合可以提供一种更为均衡的观点:体育既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或有害的。互动理论对其它两种观点也能起到平衡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看冲突论的假设:英国足球流氓的暴力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仅仅反映了流氓的爱国主义，因为从符号互动主义的观点来看，足球球迷暴力也反映了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之间的互动。这种相互影响的原因(既符号)可能来自裁判的误判或偏袒、运动员的不良言行、教练员的无理，或者球迷的粗野行为等。由于足球运动不象篮球、排球等运动那样容易得分，因而球迷对进球的期望值很高。一场比赛，对于先失球球队的球迷来说，会不断地受到渴望得分的折磨。如果始终都不能进球。他们的失望就会不断积累。在上述种种诱因的作用下，球迷会对一些诱因产生共鸣，进而形成一种激愤的群体情绪。这种情绪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失望程度，最终就很有可能在球迷中引发暴力。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功能主义的假设:体育能够使运动员发展诸如运动技能、勤奋、自律等品质，这些能够保障在其它生活领域取得成功。但是，这并不总是对的。因为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大多数业余运动员并不使自己的运动技能达到职业运动的水准，他们把运动仅仅看作是娱乐而不是艰苦的工作。
5、结束语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功能，其贡献和积极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体育对社会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体育主体在体育社会中彼此发生着互动作用，这种互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
社会学的三种主要理论观点在解释体育社会现象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体育社会现象的，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三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将她们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体育社会现象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社会现象论文:“克隆人”技术与其社会现象背后的华而不实性——对“克隆人”技术与社会的另类解读
摘要：“克隆人”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话语，但在它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种华而不实性。我们该如何看待克隆人技术，我们又该如何为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呢？我们需要的只是平静、踏实和秩序。
关键词：克隆人； 技术； 华而不实
引言
作为科技哲学的学习与工作者，我们一直关注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总感觉到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健康关怀密切相关。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还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显示它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人们对它的认识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理论推测和美好展望阶段。作为生物技术领域之一的克隆技术，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多半停留在观念与假想阶段。
关于“克隆人”问题，自1997年以来，不仅是一个科技热点，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热点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克隆人”真的要呼之欲出了吗？“克隆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有没有意义？对此，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并非毫无道理的言论。早在1997年第6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就发表了邱仁宗先生（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的“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的文章和一组九篇关于“克隆人”问题的笔谈，后来又陆续发表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科技哲学界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
如今五年多过去了，我们本来不想再去凑那个热闹而对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再议论一番。但是事至今日，只要你打开网络、电视和广播，翻开报纸和杂志，总会有关于“克隆人”的新闻、言论不断涌现。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克隆人”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它也许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1998年的锡德(richard seed)到2001年的扎沃斯（panos zavos）、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ssilier）等被媒体称为“科学狂人”的人物，一直要试图完成“克隆人”的“伟业”来显示人类智慧的伟大和对自然界限的克服，就必然有人去评议“克隆人”。对此，我们有疑义和困惑，也有自以为是的一些新认识。我们带着并非反科学与反技术的态度，通过对“克隆人”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问题的描述与思考，我们不得不说“克隆人”热是华而不实的学风与社会盲从的产物，是在当今技术时代人们对技术高度崇拜、技术狂热幻想与对技术现象思维高度敏感性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我们同时初步分析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应持的心态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1 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事情的来源。在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自然》第385卷上，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莫特（i•wilmut）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繁衍的后代”(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的研究论文，宣布了一例采用成年母绵羊乳腺上皮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另一只母羊的去核卵母细胞为受体，经过细胞核移植后，植入第三只母羊的子宫发育成为一只与核供体母羊遗传性状一样的小羔羊，名为“多莉”（dolly）。其实，威尔莫特的论文包括两项实验结果：一是用绵羊胚胎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七只小羔羊；二是用绵羊的乳腺上皮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一只羔羊，而实验所用的重组卵子数量是277个。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羔羊七个，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别的生物学工作者在小鼠、猪、牛、羊等哺乳动物身上，已有不同批次的成功试验来证明。所以说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是可行的。〔1〕 但是，用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移植的成功率是如此之低！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多莉”的出生，有“成功率”这个概念吗？这只能说明体细胞克隆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甚至其可行性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
不但我们这样想，而且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这样去想，如果能用体细胞克隆出及时个“多莉”，则应该能克隆出第二个以至于更多的“多莉”来。必须强调的是，科学事实应该是可复核和可以重现的，能重复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实验性科学成果，只有在取得多次或大量的重复后，才能被科学界认可。在科学史上，物理学家韦伯曾宣称发现了引力波，但是由于没有被别的科学工作者重新发现而始终没有被承认。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成果被学术界、新闻界、政界、一般公众如此迅速地接受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自然》杂志世界学术性的深远影响呢？还是人们“正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相信”的潜意识心理在作怪？我们不禁还要问：只有一例“多莉”羊的诞生能充分证明已经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去分化、重新获得遗传的全能性吗？这是一例判决性试验吗？我们能在没有更多的科学事实面前、不假思索地就认为这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场革命吗？我们所有断言的理由充分吗?
对这些疑问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自然界中有些界限是不容易或不能突破的；我们只知道科学与技术不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成熟的技术是达至目的的有效手段；我们只知道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是不能实现“克隆人”的梦想；我们还知道如今五年多过去了，“克隆人”没有诞生，一切一切的喧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片虚无!
2 “克隆人”部分社会层面问题的不实性
（1） “克隆人”的风险性
被媒体誉为“克隆羊之父”的威尔莫特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指出了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例如克隆动物的大多数在胚胎阶段就失败了，成功率很低，并且产下的动物胎儿不是死胎就是有畸形。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的，使当事人或“克隆人”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或健康风险。“我们相信在细胞核克隆上的科学争论仍不能澄清时，试图去克隆人类是危险的和不负责的。”〔2〕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一旦细胞核受到任何机械性损伤，就有可能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
（2） “克隆人”的不必要性
现代人类社会是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提供一种新的生育行为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家庭在数量上又有多少呢？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和智力为极少数人的特殊需要服务吗？这样的研究目的充分而正当吗？况且现在不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来解决不育问题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予一项尚不成熟甚或不可能的技术呢？
（3） 尊重女权的社会心理的抵制
依照动物克隆的技术操作程序，培养“克隆人”，既需要妇女提供卵细胞，以便为了获得去核的空卵，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孕育克隆胚胎。因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去制造或合成生命原点之一的卵子，同时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的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不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是我们一般人看来，在整个将要施行的“克隆人”技术操作过程中，妇女始终处于一种“工具”的地位。如果充分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权而不能随意增加其非正常排卵、怀孕和分娩的风险与痛苦，则“克隆人”是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克隆人”要比正常的生育复杂得多，也并不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似乎在做着一项背着石头上山这样的事情。
（4） 社会属性的不可复制性
众人皆知，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大都明白了已不可能克隆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克隆人”的神话迎合了部分人渴望与众不同并成为天才人物的某种期待心理。但是理智的人们，一定不要被卷入遗传决定论的漩涡。那不过是个不切合实际的梦幻！
总之，基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理由与现实来看，“克隆人”真的是华而不实的！
3 两点启示
在“克隆人”研究与争论热后进行一番冷静地思考，将有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价值，同时也会有益于生物学、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1）重树科学精神，调整研究心态
通过对这几年“克隆人”热的思考，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医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情结。例如，昨天你宣布克隆出个绵羊，今天我就声称克隆出个猴，明天他又计划去克隆出人来，并且和大众媒体紧密配合。这其实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精神缺失、功利心切和“争及时”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仅仅责怪生物学（医学）工作者，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是重结果、重实效而不重过程的。但是作为生物科学工作者，还是要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和创新。不去做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工作，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知识储备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及时地实现技术上的转化，从而造福于人类。记得我国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曾说过：“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需要奉献出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他没有‘第二职业’，他也没有过多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这对于那些频频上媒体和约见记者以及被记者约见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终归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吧！
我们以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低成功率本身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关键之处也许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和运动的机理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如果弄不清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机理而总是在做“克隆”，仍不可避免失败的结局。还有，动物界的“克隆”和植物界的“克隆”的内涵是一样的吗？现在所有的动物（人）克隆技术均需要借助去核的卵细胞，并要移植到子宫中去孕育，离不开雌性动物，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性繁殖吗？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们弄清楚了吗？
我们深信，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进步肯定还是要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有的只是对生命个体的伤害。在这里，智慧与耐心缺一不可。必须进一步强调没有深厚的基础则不会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道理也需要政府科技决策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明知。
（2）正确认识生物技术，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新闻媒体以少有的阵势介绍或炒作了克隆技术，并且以克隆人的技术幻想，让莫明其妙的惊喜、忧虑和恐慌充满我们的社会，造成了许多人对克隆技术的误解。这是不利于克隆技术和其它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其实，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
新闻媒体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塑造公众的科学态度的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媒体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宣传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对一些还不成熟的科学概念不要夸大、炒作。同时，我们也殷切地希望生命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时，不应该保持沉默，而是要担负起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重任，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给生物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以为，认识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善待生命，而不是伤害生命，善待生命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生命是充满神秘的，这种神秘在给生物学家们提出难题的同时，也使生物学领域成为最能激起人类去竭尽智力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3〕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也许更需要的只是平静的心情，热情、扎实而有秩序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踏实、勤奋和充满智慧的人们来完成，也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实事求是地为之呐喊助威！
社会现象论文: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影像化标本
[摘要]《绝望主妇》是一部继《欲望都市》之后美国最热门的电视连续剧之一。从历史进化的角度看，或许是用现代的甚或是前现代的“落后”眼光，在观看已经发生的“未来”故事；但是，从影视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却可以是跨时空，跨文化的审美观照。正因为如此，也许可以从《绝望主妇》所展览的后现代社会“影像化标本”中，看出“只缘生在此山中”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别样风景，并能以“世外之人”的视角，洞察到经历了工业化的美国家庭主妇为什么绝望而疯狂的隐秘。
[关键词]美国电视剧 《绝望主妇》 后现代社会 后工业化 社会文化意义
序
《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是一部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之后美国最热门的电视连续剧之一。该剧2005年夏季由美国ABC电视台播出。不仅创下了本土收视率的高峰，更在全球多个国家热播。成为当年电视界最耀眼的风景之一。而今，该剧对于家庭题材与女性题材的影视艺术创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对于该剧的评论却一直处在“隔靴搔痒”的境地，不能对电视观众尽到开导的职责，以至于不少受众虽然被该剧情节刺激得很兴奋，却始终没有明白这个电视“故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此，很有必要对其社会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的评论，以引导观众在热情冷却之后进行有益的思考。
本文作者是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旁观者。因而，从历史进化的角度看。或许是用现代的甚或是前现代的“落后”眼光，在观看已经发生的“未来”故事；但是，从影视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却可以是跨时空、跨文化的审美观照。正因为如此，也许可以从《绝望主妇》所展览的后现代社会“影像化标本”中，看出“只缘生在此山中”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别样风景，并能以“世外之人”的视角，洞察到经历了工业化的美国家庭主妇为什么绝望而疯狂的隐秘。
“绝望主妇”生存的时代背景
就在庆祝西方工业化完成的欢呼声停息不久，一些学界有识之士蓦然发现：工业化带给后工业化时代的并非都是美梦与鲜花，而是遗留了许多消极后果，尤其是给无数的家庭埋下了随时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祸根。目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尤其是关涉到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不良生活现象，其实有很多都是工业化社会的后遗症在后工业化时代的恶性蔓延。
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之一，因而，美国的社会生活应该表现出许多后现代社会现象。这样的社会现状，必然会在美国电视剧中有所反映。《绝望主妇》就是在美国后工业化背景下制作的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影像化标本”。
在西方国家的后工业化背景中产生的后现代社会现象，会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对此。我们不妨先听听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的看法。
无庸讳言，“后现代”一向被认为是歧见纷呈、难以界定的概念。不过，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坚持认为：后现代社会比起所谓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不仅具有明显不同的“文明进化”痕迹，而且可以说，它本身属于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由于他们的深入研究和执着传播。对于这个概念的阐释逐渐清晰起来：有人认为，“后现代无疑是指新的科学技术得到普遍运用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高科技时代”：也有人认为它是“从工业社会向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的信息社会过渡……”的“新的时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把这种服务业取代工业的重要地位的社会，称为“后工业化社会”；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完成工业化以后”形成的社会状况。
可以说，《绝望主妇》是应运而生的。因为。后工业化发展到今天，美国作为率先完成这一历史嬗变的国家，应该会有人用流行的传播方式，记录这个时代的存在及其发生的故事。
在后工业化时代，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这是由于发生于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女权运动，以及滥觞于工业化时代的自我中心主义、性解放的泛滥，早就埋下了可能导致无数传统家庭解体的祸根。而“主妇”是最能够切身感受到这样的危机的家庭成员，因而围绕着她们发生的故事，也最能够体现后工业化时代所发生的社会状况。这也许是《绝望主妇》的编导选择“主妇”作为主角的潜在原因。
在“极度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疯狂的“绝望主妇”
《绝望主妇》没有采取宏大叙事的创作策略，而是通过“私访”家庭秘事。揭开后工业化时期“主妇”们的生活内幕。因而，该剧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平平常常的美国郊区小镇的街区――紫藤街(Wisteria Lane)。
紫藤街虽然是一个寻常街区。可是发生于其中的秘事却很不寻常。特别是肆无忌惮的性行为、绝情绝义的离婚、夫妻间敏感于紊乱性关系而爆发的“冷战”等等，使所有主妇的家庭无一完好：频繁发生的凶杀、谋杀等案件，暴露出卑鄙而残忍的邪恶人性，使邻里关系处于相互戒备、高度不安之中。所有这一切，让不少家教严谨的观众中途罢看。可见，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负面冲击力的异样剧作。
其实，该片并没有血腥的暴力场面，也没有不堪入目的淫乱镜头。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观众中途罢看呢?
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伦理原则；其二，家庭观念。
从伦理原则的角度讲，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生野蛮、阴毒的凶杀、谋杀等案件，是由于工业化时代培植起来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后工业化时代恶性膨胀，致使诸如“谁有权利来决定社会问题?谁是规定准则并强制遵守的主体?”，这类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却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开始，西方世界的传统伦理观念逐渐失去了，仅仅依靠法制又被不断地证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道德问题”。于是，传统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道德谴责也就不复存在”，新的社会氛围“整个极度非道德化”。
在《绝望主妇》所展现的生活场景中，由于“极度非道德化”而导致的具有破坏性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该剧的画外音，屡屡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总结性陈述。下面，仅选择“第三季”中的几个画外音片断：
第五集(开场白)：
在这个街区，你碰到的每个人都可能是破坏者。……破坏的艺术每天都在这个街区发生。
第十二集(结尾的画外音)：
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所以我们都会寻求保护。……为了安全感，我们不得不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想伤害我们的人。
第二十一集(开场白)：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年迈的老奶奶走在街上，听到身后传来可疑的脚步声；生意人看到车窗上映出别人的身影：店主感觉背后顶着一把刀……在那一刻，一个普通人成为受害者。
这个看似安全的世界，刹那间充满了危险
从家庭观念的角度讲，性关系紊乱、离婚频仍。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分崩离析。造成了由孤独的人群构成的大众(离散)社会。有学者追究其根源指出：“罪魁祸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因为，现代女权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家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而性解放“则是对家庭的神圣性的公开蔑视”。不幸的是，这些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撤下的种子，在后工业化时代开出了“恶”之花，结出了“恶”之果，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无数的主妇们吃尽了苦头。
正如《绝望主妇》第三季第十八集“画外音”所言：“孤单的身影总是随处可见，……他们向自己的盆栽倾诉心事，与自己的宠物分享秘密，和自己的电视机争吵不休……”，就是没有一个亲人和自己一起喜怒哀乐，哪怕是过24小时最平淡乏味的家庭生活。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科技力量强大无敌、经济发达富裕无比而优越感十足，不幸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的家庭生活如此的凄凉!
《绝望主妇》中那些在后工业化社会背景中生活的主妇们，受到血腥暴力的威胁。那种惴惴不安的生活，使她们难以体味到在传统的和谐社区中生活的美好。与此同时，她们又经受着泛滥的性解放的不同程度影响；家庭成员“对家庭的神圣性的公开蔑视”，导致；中撞传统家庭伦理规范的婚外情、嫖妓、畸形性行为、同性恋等接踵而至，离婚、准备离婚、分居、出走等已是家常便饭。总之，主妇们的家庭支离破碎了。传统家庭的温馨、幸福、美满，从“孤独的人群形成”的大众(离散)社会中漂离远去。
生活在这样的景况中的主妇们，能不绝望吗?能不疯狂吗?
跋
要之，《绝望主妇》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影像化标本”。它通过电视影像所铺陈、演示的美国一个郊区小镇的家庭生活情景，让人们观览到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社会现象，体验到特征鲜明的后现代精神心理及其价值观念。编导以无情而尖刻的悲观主义手法所展现的一个个风韵犹存却不再迷人的主妇、一个个矛盾重重而不再幸福的家庭。可以让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电视观众，体验到一种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度危机。从而“回忆”工业化怎么使人蜕变成了“异化主体”：并在观赏那一幅幅艺术化的后现代社会“真实瞬间”时，思考一个问题：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是否需要在后工业化时代矫正工业化给家庭生活留下的后遗症，是否需要对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原则和家庭观念进行一次重建?
社会现象论文:张志强:讽刺社会现象的同时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
《烦着呢》是李昌银近年来创作的讽刺幽默小说的结集。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心态浮躁、自我放纵等种种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年文化衫上的“别理我,烦着呢”的口号。《烦着呢》一书,正是通过描写社会中普通人物的生活,反映了中国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种种问题,成为了解当今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科长烦着呢》中的科长、《烤驴》中的县纪委的科长、《一对熊掌》中的厂长、《撞车》中的科长等,虽然都有不同的官职,但属于小官,仍属于社会中的小人物。小说以小见大,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刻画了这些人物的真实形态,暴露了他们的丑态,展现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失范。小说用幽默的笔法,将一些“严肃”与“滑稽”的场景放在一起,起到了对比、加深印象的作用。如《烤驴》中县纪委到乡里调查干部腐败问题,小说通过“王副乡长” 在写检查时纪委王科长参与烤驴,继而发现弄错被调查者,而这个被调查者却又自己检讨出不少问题等描述,将官场的趋炎附势、虚伪、腐败等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讽刺社会现象的同时,《烦着呢》却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既有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歌颂,如《纯洁的雪莲花》中对爱情的赞美;也有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如《帅狗李小二》中对人类未来的关心等。小说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起到了“笑中有刺”、“以笑叱正世态”(鲁迅语)的作用。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能引发读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昌银在从事实业之余以写小说为乐,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每年春节晚会上,小品受欢迎。小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小品采用夸张的手段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可以说,昌银这部小说集中的小说,好些作品都可以改编成小品。好书好命运,还可以深度开发。如果这些作品能改编成小品或动漫的话,无疑将加大小说的影响,也将会带动图书的销售。
社会现象论文:论扶人社会现象两重性:事实与价值
【摘要】如今扶老人事件在社会中的处境越显尴尬，法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公平原则与证据规则的不当适用使得司法判决的结果让人们在道德层面上难以接受。法律的评价需要服务道德正义的评价，从而保护合法权益，引导善良行为，维护公平正义。
【关键词】价值；法律评价机制；辅助风险承担
一、从扶人事件出发探讨真理与价值
真理性原则体现真假、是非的原则，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高度地符合客观对象和本质规律；价值原则是体现人类活动的功利性原则，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较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前者求真，后者求善，二者在实践中辩证统一。在此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来看近年来的扶人事件，以试图用二者作为认知和评价事实的工具，求得最接近真理的判断。
2006年11月南京彭宇因搀扶摔倒徐老太而被控撞人，双方多次调解因其无法求证事实而被法官以公平原则判决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赔偿45876元。案件的判决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系列的非正面的社会效应。2010年12月，福州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伯摔倒，围观人群中竟无一人出手相助，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之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的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终结。2015年9月8日晚，女大学生小袁搀扶倒地老人而被该老人家属以“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而要求大学生小袁赔付医药费等损失，而小袁也因此陷入扶人门事件。
在曾发生的149起扶老纠纷事件中，真相查明率超过了90%，但是对84起恶意讹人者，32起肇事者冒充扶人者的案件中，处罚率几乎为零。当客观事实判断不足，真理难现无法认知之时，我们应当基于何种价值标尺来衡量事实，做出最接近与公平正义的评价？
二、法律评价机制价值分析
（一）确定合理的价值向度是社会评价的任务。社会研究的很多领域之所以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主体的价值观不同。案中的彭宇实施了帮助他人的行为，并不是被道德所正面评价的，但是却被法院判决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那么此时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助人为乐这一具有道德性的行为本身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是却被法律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同时，由于法律本身的性和指引性使得这一非正面的评价得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效力。此时，以何种价值观作为判断的标准？是以摔伤老人的损害事实为由，以充分基于弱势群里怜悯之心适用公平原则兼顾弱势利益，还是以社会诚信的传统美德为据，以确实考虑有利于鼓励社会善良风俗适用法定证据责任保障公共善举？
在此类案件之中笔者认为，当民事案件事实不清真伪不明之时，适用公平原则进行价值平衡是有待商榷的，法院判决是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的。在此法官虽然想兼顾公平，扶助弱者，但如此判决，无故被讹之人何尝不是弱者？本文的目的在于，为规范案件事实不清之时适用举证责任归属的问题，以试图用法律制度为此类行为的评价提供一个最接近于认知价值的判断。以鼓励乐于助人这一善良行为，同时惩罚打击恶意讹人者，扶起曾经“跌倒”的人心。
（二）法律认知评价事实的相关问题。下面主要就“公平原则”的采用，案件的关键环节――举证责任问题以及加强对讹人者的相关处罚等方面，进行阐述。
1.“公平原则”是否在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有关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在此类案件真伪不明无法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时，适用公平责任就存在行为人这一大前提的缺失，所以赔偿所适用的原则上存在法官“经验主义”。法官在实质上忽视了裁判的行为应当符合“依法”的严格执业要求并且应当“引导社会善良风气”的司法责任。因而，就出现了今年9月份老人家属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来要求女大学生小袁为倒地的老人负责等一些列郑州“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安徽“彭宇案”。在此处，“彭宇案”的失败就在于法律的缺席，而且法官的推理并没有向善，更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之“良”。由于法官的判决所采用的“公平原则”方式判赔，使得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助人为乐的行为被否定性评价，一方面他违背了诚信友善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2.举证责任的风险承担问题。在此类“扶人案件”中，只有90%的案件可以查明真伪，那么剩下的10%真伪不明是如何裁判，如何符合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就是一门非常严谨的法律技术科学。《较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彭宇案的原告徐老太和小袁案的被撞老人家属都必须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提供足以证明的证据。如果案件事实无法证明，法院又无法查清真相时，原告理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后果。所以，在事实状态真伪不明之时，我们应当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尽管会因无法举证而伤害到可能真的存在被侵权的受害者。
3.法的辅助风险承担。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开始在国家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在区域内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法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好人法”，通过法律来保障现场救助行为。比如今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其中规定，被救助者主张其损害室友救助人造成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的费用，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另外，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相近的医疗急救服务条例。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对于救助行为进行事前的规范，用以预防和保护此类行为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道德行为提供一个合法从善的指引，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4.严格法律惩罚。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应教授文章中所言，多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法律的实施力度不足。在84起扶人恩将仇报的案例中，仅仅只有1例受到了扣留的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不予以执行；在32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案件中，又对肇事行为进行处罚的，但是没有对冒充好人行为进行处罚。刑法第265条的诈骗罪相关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对于恶意讹人者所要求赔付的医药费及相关费用数额巨大，早已构成刑法所述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应当进一步将该行为置于刑法的调整之下，从而有效地打击此类恶性社会事件以正社会不良风气，保护无辜受害者的法益，重塑社会道德。
三、从社会道德层面评价案件背后的价值
2015年10月支付宝推出了全新保险项目――扶老人险。支付宝在“我的保障”中新增扶老人险，只需3元人民币就能享受一年期的“扶老人险”，其间较高可获得2万元的法律诉讼费用，并提供全年的法律咨询服务。来自支付宝的统计数据显示，该险上线三天就有2.6万人参与投保，其中，2.4万投保用户为80后和90后。笔者认为，尽管支付宝出台这项业务无疑带有商业利益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却为此类案件提供了一份潜在的保障，但企图通过这样商业保险的形式来推动社会道德的提升，解决扶不扶这一社会难题明显是不够的。
在中华民族中的传统文化重视“善”，这正是道德的源泉和体现，也是助人为乐性质的道德性根本。在案例中彭宇和小袁如果事实上确实没有撞到老人，那么他们主动去扶老人并送去医院的行为是非常正当、有道德的。然而从处于道德层面上的正当行为的法律评价机制上看，影响行为道德性因素实际上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来源于其应承担的义务。那么从这个逻辑的推理来看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应当承担其额外的责任负担。究竟这一并无义务相对应的原始救助行为是否要承担本不应当属于助人为乐的风险义务？道德行为是否必须要捆绑风险，承担额外的被诉责任？也是目前人们在助人为乐的这一道德行为面前顾虑不前的主要考虑因素。
四、小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美德，而如今扶老人事件在社会中的处境越显尴尬。除了面对举证难，和对讹人者处罚力度不够之外，法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依旧有很多问题，如何以有效手段遏制此类行为，亟需法律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而除了依靠法律和制度层面的解决之外，还应当呼吁道德的归位，一方面弘扬和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时代背景，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道德教育体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让每一个好人敢做好事，让每一个坏人得到惩处，重树人们对于道德和司法的信仰，以正社会风气，让每一个救助者更加安心从容有保障地帮助他人，仍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方参与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