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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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 论文:论新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一、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和特征

认真研读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着述,并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不难发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简单说就是三个字,即“快发展”。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快发展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是他建国以后始终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十分透彻。他认为,自周朝以来至晚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经使得农民陷入了极端的贫穷和苦难。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三重压迫和剥削,致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益衰败。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建国以后,希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被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的“快发展”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快发展”首先就是要强调发展生产力。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坚持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条件。”

(二)强调群众观点历来深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可以说,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像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归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调对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当时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经济思想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三)强调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快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统筹兼顾思想在实际中表现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平衡布局;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适当分权等具体方针和政策。如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同时实现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再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必须适当划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统筹兼顾,赋予地方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也是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他多次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二、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最初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分三步走:及时步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据此制定和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及时个五年计划,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二步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出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步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第三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步最初估计需要50年到75年,后来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还多。应该说这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表是清醒的和基本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去走,而是在实际上实行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赶超战略”。即使这样,建国后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应归因于探索时期确立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论十大关系》的一开头就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一方针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统筹沿海和内地工业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全文的,他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的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指针。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较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才能在未来10年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强调,我们要鼓点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战争中那种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要反对迷信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放在中国自己的力量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以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依赖外援。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要批判地学,还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争取外援不能放弃原则、损害主权。

(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伟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即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积极探索并力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可以把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向生产资料生产倾斜的同时,充分注意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在重视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注意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三、小结

不可否认,建国后有长达20年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邓小平在1985年曾回忆:“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一哄而起搞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忽视经济规律的“”运动,“共产风”盛行的化运动,损害党内民主的“反右倾”运动,直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至极的“”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撇开具体问题,从较深层分析,在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时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偏差,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及时,对中国当时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认识不正确;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不正确;第三,对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承认这些失误、挫折并搞清楚其中原因,不是要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选择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道路而做了艰辛探索。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和他那一代人探索的痕迹和闪光的思想,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和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弃,我们仍然要承认,其中正确的方面是主导方面,它凝结了和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为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没有前一时期的探索、积累和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方面的经验,还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方面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及时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及时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较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1983~2002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着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较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1983~2002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着水平上也都明显显着,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1983~2002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着。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1983~1992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

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1993~2002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1983~1992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学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的原因。但是,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促进作用到底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还是像结构主义所说得那样是由于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引入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内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识字率、高储蓄率等。同样是引进外资,东亚与拉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东亚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具有崇尚节俭,注重教育的风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识字率、储蓄率比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来的高。特别是储蓄率,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对比一下,198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加权平均为28%,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对应的数据为23%,到了1994年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年两者的相应的数据分别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发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响着两地引入外资的效果。政治制度上,东亚国家,政府拥有的,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遵从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他们或者代表着某些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模式上,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都制定有严格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外国资本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而拉美国家多数实行的是典型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出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国,因而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有高储蓄率、高识字率的特点。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的是审慎的、渐进的发展策略,从而避免了外来因素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再次,从发展模式来看,大多数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有点类似结构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包括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在的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地位,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1985年9月22日，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及时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及时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这种殖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较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内的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

一个大国经济的形成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国的市场相结合，不可能建立在外向型市场需求上。

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即中国工业经济向西部内陆腹地的开发始于1949年。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及时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但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在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形成国内市场机制，国家的最终实力只能根植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和资源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西部内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东接（东部沿海、财门）西引（西部内陆、发展空间）的大循环发展格局。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它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加入WTO将会加快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中国经济将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诸如上海、香港、深圳以及北京这些金融中心从国外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对西部内陆产业进行结构改造和重构，这种颠倒的经济模式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加速发展。二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出口暴跌，日本经济再次陷于低迷，亚洲的整体经济结构正处于重组之中。亚洲所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潜力。简言之，亚洲必须围绕来自中国的新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对自身进行重构。此外，中国入世的意义还在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由于中国在实物经济产业制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市场将是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性的组成部分。从产业制造的规模和能力看，有的经济学家甚至预测：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制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之后，新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四、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和难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发展趋势与美日经验的比较，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的未来走势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中国在整体上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对此无需担心，正如无需担心美国凭借贸易赤字建设铁路一样。然而，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关键。“中国必须使外国投资者确信，投资中国将有利可图。换言之，中国必须说服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向中国输出资本品和先进技术，而中国则只需报之以写有所有权的保障，即股权凭证。”

事实上，这种变化正在开始。还在去年夏天，《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大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0％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计划扩大海外生产。随着中国产品同日本产品之间的质量差距的缩小，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日本厂商相信，中国是最重要的成长市场，发展潜力无法估量。今年，东芝已关闭了日本国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接着，美能达也宣布，公司正逐步停止国内的相机生产，转而从上海进口。同其它日本公司一样，松下电器的生产重心也正向中国转移。11月，索尼宣布，将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近期型的Vaio系列电脑，目前这种电脑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厂家才生产得出来。另外，富士通和日立公司也有类似的投资计划出台。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10月份开始，数家日本制造商纷纷公布了从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的计划。

日本经济学家相信，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也将对21世纪的亚洲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早就得出的结论，如果高工资水平国家同低工资水平国家发生贸易关系，高工资一方不可能占到便宜。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吸引走的投资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20％，日本开始出现了“制造业空洞”。

另外，在中国广大的内陆西部地区，外国投资者难以判断投资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不同地区将专门从事投资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将专门生产其它国家需要但自身无法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内陆投资就是这样的服务；内陆地区则专门为沿海地区生产产品。中、美、日三国贸易模式的演进中也存在着这种地区分工的复杂情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于对日本的赤字。目前，日中贸易及时次出现了赤字。从贸易关系上看，现在的中国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国，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关键的供应者，日本则正在成为中国关键的市场。另外，亚洲其它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而这些资本品最终将用于中国内陆。这些周边国家将依赖“中国发动机”带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东南亚，还将包括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地区。

对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资本、高技术和产品，中国将以实物产品和股权进行支付。但这一新发展模式在操作中的困难在于，国际投资者将如何决定二者的构成比例，因而在这一模式中决定汇率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贬值的人民币将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却会减少流入的外国资本。尽管中国控制国内投资的自主权将因此加大，但外国投资的附加利益将减少。而且，贬值的人民币未必会带来就业上的净收益，因为资本流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出口行业，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人民币坚挺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额，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将为外国投资的部门释放出劳动力，外国投资带来的附加性利益将不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应根据就业需求来确定。因为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不允许实现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人民币必须保持低汇率，从而鼓励日本资金通过双边贸易流入中国，也就是以便宜的进口品压低日本的储蓄率。但这是旧模式。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间的资本和贸易流动很可能会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自由化将使得人民币坚挺，资本正常流动，国内需求因此将更加强劲，中国的就业需求将得到满足。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下降，日本在未来将不存在太严重的就业问题，因此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只会对日本的劳动力产生较小的替代作用。可见，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的改善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而日本人则可以保持其生活标准。所以，很自然可以把汇率作为一个手段来实现这些互利的目标。

另外，汇率难题还包括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它将如何影响中国向外国人出售商品和出售所有权凭证之间的平衡。及时个提出人民币升值说法的国家正是日本，出现了日本与中国关于两国汇率的争论。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相比，人民币却过于贬值，没有反映中国旭日东升般的经济，一直被固定在94年汇率的标准上，这等于是中国不但兼具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的长处，甚至还具有“廉价的货币”这样的长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提高人民币的币值。日本把调整汇率看作是力克“日益发展的中国”最强有力的手段。正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牵制日本经济采取“日元升值”措施，日本在十几年后照搬照抄地用于中国，以牵制中国经济。预计围绕人民币币值的策略战还将持续下去。中国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最诱人、也最有利可图之处很可能在于资源重新配置会带动生产率增长，而非试图猜测如何确定汇率。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模式的魅力在于，国际投资者应致力于生产率增长前景最为光明的投资，而中国将是理想的投资地点。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我们"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第二场。今天主讲嘉宾是温铁军。温铁军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三农"调研工作，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作，被农民誉为"中国农民之友"。他主张必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及时个是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第二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0__年元旦，温铁军获中央电视台20__年度中国经济人物，成为当代中国具影响历的经济学家，中共高层智囊决策人物之一。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铁军先生为我们演讲，本来温铁军先生是昨天上午讲及时场，但是由于总理昨天把他请进了国务院，就今天来讲。等一下由温铁军先生来介绍比较好。

及时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温铁军：我说不出话来，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个铜匾给中山图书馆作为回赠，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一个匾额，请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笑纳！（掌声）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应该来开及时讲，刚才你们领导讲得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宏观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好别把这些和"中共高层"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调研政策的研究人员，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有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认真。有些说话已经说反了，说我们最不认真，我认为好别这么看。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iaokang"。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及时，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及时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及时，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保障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

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信用秩序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扩大，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行为经常是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的；潜在的交易对象都是复数；交易的双方不很熟悉，甚至陌生，既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又没有共同的习惯、惯例可以依赖；由于语言和习惯的差别，很可能产生误解；由于市场主体的不稳固性以及人员的流动性，有了错误、欺诈也难以追究经济责任；而且交易额经常很大，风险也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实际的理性的交易，交易费用将及其巨大，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交易者无利可图，从而使人们放弃或尽可能地减少市场交易。而市场有效交易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着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因此，缺乏信用秩序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自由度需要完备的信用秩序来维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然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而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忽视了信用秩序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质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并且信用效力的个别化使之并不会丧失交易的资格和机会。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囚徒困境”。80年代延续下来的“三角债”问题和近年来日益浮出水面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皆源于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市场主体的相互交往和行为。而制度经济学家更从这个角度把建立起信用秩序的法律确定为一种能保障确定预期的正式的制度。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我们之所以存款、投资、买卖，皆因对自己的市场行为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凭银行的存折提取本金和利息，进行的投资不会无故被没收或征收，卖（买）方不会卷款而逃或拒不履约。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冒险进行交易的，除非交易可能得到的利润大到足以忽视成本。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大多数的交易的利润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上的。通过信用秩序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就很有必要。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信用秩序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信用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宽带通道。

完善的信用秩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信用评估体系、信用信息通道和信用制裁体系。市场主体能够随时了解交易对方的信用保障（资产、负债状况）和信用记录，这有助于增强交易信心。不守信的市场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将远远大于预期的额外利益。市场的透明度要求任何财产的流转都将在司法介入时能够显现。试图通过“金蝉脱壳”来逃避债务将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而，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财政之间的某种关系使行政权力不自觉地干涉市场主体的信用秩序。此外，政府信用在目前也值得怀疑。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许多“制度创新”是在当时国家制定法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由一些企业、经济组织、集团或地方政府发起的。制度创新者们往往会通过规避甚至突破法律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允许改革而违法所形成的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习惯，会严重损害法制的统一性和法治的结构。目前，各地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行为的恣意性就是这种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恶果。

新华社披露了郑百文这家公司上市前后存在大量做假帐行为，从它的桂冠到它的崩溃，我们不禁要问，市场信用如此，我们还能相信谁？从法律的层面上说，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恢复民众的信心，就要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法律应当成为确保障券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在郑百文现象中法律却成为假帐的傀儡，郑百文上市来的虚构利润和报表作假都和一些中介机构有关，牵涉到的有上市发行人、会计审计机构等。在有多方参与的市场中，作为市场自律机制重要一环的中介机构在维系市场信用度、提供信用通道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中介机构被用做华丽的外衣来遮掩丑陋的躯体时，一旦人们发现真相，市场的信用也被人们弃为敝褛。后果是人们拒绝相信信用，这对我国的信用秩序来说是个严肃而客观的问题。当事实一再击跨人们脆弱的信用意识，要重建信用秩序是何等的艰难！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摘要: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健词: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保护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较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较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较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 (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较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经

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

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及时，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保障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及时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及时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及时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及时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及时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关健词: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保护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政策失误和其它多种原因,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的、致命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复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二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于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将决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

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第二选择。

1、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

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

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

、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我们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扞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目标却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着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及时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着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及时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党禁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障,没有以权谋私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反分裂法和台湾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国民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保障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当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障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障民主政府的和效率。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宪法和法律体系,一是马上推行国际上普遍执行的反腐败法律——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公开申报私人财产,并提供这些财产合法性的证明。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中国人大至今还不出台这一世界通行的反腐败惯例。二是在短期内有计划地通过和批准一系列推行民主原则的法律条款:1、自由组建工会,并有效介入劳资间的工资谈判,让民工和工薪阶层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扞卫自己的利益。2、保障新闻自由,民众可以自由组建新闻出版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监督。3、开放党禁,保障反对党的权利,形成来自民众的制衡公共权力的力量。4、实现司法独立,形成公共权力互相制衡。三是在叫长时期之内,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自下而上地逐级实行全民普选。

根据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网名叫高天无影的先生在2006。2。13。22:33。贴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的成败中国希望周刊》文章披露: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一向思维开阔的邓小平在听取完报告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据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记载,当时,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中国体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段话,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的指导思想,他老人家在二十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虽然受时代限制,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党政分开,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的科学论断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是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首要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首要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又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__年下降为340元。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__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__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__年农业占G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GDP比重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__年的21.8。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__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__年的8.4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农民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由1996年的19.4提高到20__年的30.4。目前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20__年已达到1260万人，从省外汇入劳务收入达到243亿元，接近于全省财政收入（270亿元）。

1997-20__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而出售农产品下降了455.8元。这清楚解释了为什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能提高的原因。

由此可知，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经历了一个先大幅度上升，出现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较大的农产品生产国，1999年9种主要农产品有6种居世界及时位。1998年我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4.8，棉花为24.5，油料为22.9，肉类为23.4，禽蛋占40.4，水产品占28.9。

90年代粮食生产量出现了持续上升，然后大幅度下降过程。过去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1230万吨，20__年下降为45264万吨，相当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5966万吨，累计下降了11.6；其中稻谷生产量由1997年的20__4万吨下降为20__年的17758万吨，减少了11.5；小麦生产量由1997年的12329万吨下降为20__年的9387万吨，减少了23.9；玉米生产量由1998年的13295万吨下降为20__年的10600万吨，减少了20.3。从中国粮食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来艰难，下来容易”。在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调整规模过大，调整（减产）速度过快也会出现诸如“粮食减产”、“粮食短缺”、“粮食上涨”、“粮食安全”等新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较大农产品生产国，但是农产品出口比例极低。20__年我国农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9，占农业总产值的4.08，占农产品成交总额的8.1。

除茶叶之外，各类农产品出口量占总产量比重十分低下。谷物及粉出口量为1378万吨，占谷物总产量（40522万吨）的3.4；水产品出口量为120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4278.4万吨）的2.8；棉花29.2万吨，占棉花总产量的6.6；花生计花生仁出口量为40万吨，花生占总产量（1443.7万吨）的2.8；大豆出口量21万吨，占豆类产量（20__万吨）的1.0；肉用猪203万吨，占肉猪出栏综述（52673.3万吨）的0.38；茶叶出口量22.77万吨，占茶叶总产量（68.3万吨）的33.3。

当中国加入WTO以后，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农产品加工业可能受到强烈冲击；农民农业收入继续减少；农民农业剩余所剩无己；农业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增加，由40－50上升为50－60；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

未来5－10年我国粮食产量还会持续下降减少5-10，为40000－420__万吨，相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萎缩现象。由于中国粮食或谷物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5，不仅对国内粮食或谷物供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世界粮食或谷物生产与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这表明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业生产是高度自给自足、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类型，忽视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出口导向农业和绿色农业。当国内农业生产能力过剩，转向国际市场时，尽管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出口障碍限制。仅有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技术优势、环保优势才能有出口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物流现代化

199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物流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物流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与所有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是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必由之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物流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因此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息息相关。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障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较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1996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及时，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及时，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从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宏观，即国民经济的大物流体系，其中的重点又在输送，即交通运输方面。这既合乎客观规律，也适合我国的国情，预计今后这方面还会进展比较快。其推动仍将来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完整的现代物流体系不仅仅包括大物流体系，而且应当包括企业物流在内。企业的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以及废弃物流都是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在这些方面，物流所得到的重视更要少得多，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还没有自觉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物流还在企业的大门外徘徊。”这无疑是我国当前物流体系的严重缺陷。但是应当看到，今年以来，国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向企业，并明确要将企业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也正是在这里蕴含着物流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企业物流的现代化既是企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源泉。一旦企业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挖掘它，那么物流迅速发展的时机就到来了。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本文从深层次理论分析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立足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新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二、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应当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在关键时刻独善其身的基本保障。三、适时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不能陷入劳动密集型的陷阱。提升的过程会产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学习和人民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农业问题；启动内需；经济增长模式

面对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理论的深层次层面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

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比在农业外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三十年前的改革始于农村，是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农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十年后党中央又专门讨论“三农问题”，说明“瓶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必要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农业发展的思路问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再一次为世界粮价的上涨所证明。农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它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是不能被替代的。之所以把农业部门称为及时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及时、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拔苗助长式的跳跃只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孕育其中的靠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改革被迫从农村开始。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市场化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由这样的逻辑出发，发展就被理解为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囫囵吞枣地认为农村有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试图通过拔苗助长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有必要澄清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误解：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着重点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该理论假定农村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价格仅能维持低生活水平，按照这样的工资水平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工业部门可以成立，旧的工业部门可以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当农村相对封闭时，各种生产要素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得。一旦打破封闭，封闭状态下的均衡也随之被打破，各种生产要素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通过流动寻求新的均衡。在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福利和工资高于农村，于是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会流向城市。刘易斯指出：“当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时，城市的工资却大幅度上升。这种对传统均衡的破坏导致更多的人进城或去矿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精壮劳动力成批地涌向了城市，农村几乎成了空壳。这是一种新的均衡，它只是意味着劳动力被配置到了效率更高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农业的发展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土地被撂荒，耕作更粗放。除非农业具有新的吸引能力，劳动力才会重新返回。

那么，农村是否真的存在无限供给的非熟练劳动力呢?在专事研究农业问题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的逻辑里其实是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的。舒尔茨认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农民已经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较大限度地实现了其效用。如果不改变技术水平，任何生产要素的流失，都会使剩下的生产要素按短边组合，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当前我国由于农村粗放劳动力的转移、耕地撂荒、影响了农业发展的现状，是支持舒尔茨的论断的。笔者的判断是农村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不是无限供给。

(二)对城市化的误解以及城市化的泡沫

按照对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于是有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货真价实地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一种城市化是为了简单地消灭农民身份，没有产业支持和需求拉动的城市化，是带有“政绩工程”色彩的城市化，一方面是漂亮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泡沫和资源的浪费，这其中被占用的土地却是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要素。

(三)农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提。农业不发展，工业和整个经济都很难发展

罗斯托指出：“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其主编的《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中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他们生动地写道：“工业部门的大小取决于农业的生产率，农业能为工业部门提供需要消耗剩余的食物和原材料，农民的富裕状态使他们形成工业产品的市场。”18世纪末以来，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率先进行了农业革命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就连刘易斯本人也认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是工业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农业的欠发展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呢?首先，农业不发展导致的粮食短缺会推动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其次，农业的不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十分有限，有限的农民收入会影响到一国的国内需求。当一国实行启动内需的政策时，这种影响将会凸现。

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的证明都说明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审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农业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列举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例证。西欧是一个古老而拥挤的工场，人口密度比亚洲大得多，而且农田也很贫瘠，但它仅在二十年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农业生产。例如，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均可耕地比印度少，而且农田比印度的贫瘠，但它们分别以每年3.3％、5.7％的增长率发展了农业生产，而印度的增长率每年只有2.1％。在1950年，西北欧的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0％，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50％。舒尔茨的结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美国的农业是美国经济的亮丽的增长点。舒尔茨写道：“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生产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5，因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在我国不少省份，农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山东、海南、内蒙等省和自治区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等。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呢?舒尔茨的结论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里曾深刻地分析了城乡发展失衡的原因，阐述了进一步的解决思路，他们指出：“城市被迫竭尽全力扩展公共设施——水、公共交通、学校、医院等等——这将耗去大量资金，可以用于农村的资金所剩无几。因此，城乡在生活福利设施方面就愈发扩大，移民潮流由此增加。城市失业的问题无法通过为城市花费更多的钱来解决。基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乡村具有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拥有更多的耕作地，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建设更多的乡村工业，以及更好的社会公益设施。”

从以上的经典论述可以得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正确思路是：1　力争在农业内部解决农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的形式解决农业问题。2　不要人为压抑农产品价格，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流向，把更多的资源吸引到农业生产领域。3　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教育等的投入。投资于城市边际效应会递减，投资于农村可以使总体投资效用较大化。

二、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比较大的外贸顺差，积累了较多的外汇储备，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然而一旦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伴的各种问题：(一)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地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同样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契机，世界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甚大。(二)在以外需为主要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这是通胀的输入。输入性通胀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状态。(三)把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存而不论，在通常情况下巨额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美国会一方面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这些分析说明，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放在外需上的模式，在当前，特别是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遇到了种种挑战，使我们很难独善其身。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重新阅读经典经济学论述，我们发现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中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钱纳里根据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性。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钱纳里和斯密的论述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我们更应当重视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内需、过分依赖于外需拉动经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在面对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会非常被动。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资本的缺乏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不失时机的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的拉动。

内需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要。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重视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增加人民收入。目前内需拉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低。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扣除收入不均的因素，这些也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另一组数据则说明分配向国家税收转移。2008年上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从这些数据来看，老百姓收入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为了启动内需，必须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

为了有效启动内需，国民收入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然。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减税。减税是里根政府曾经实践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减税，藏富于企业和消费者，让企业有更多的钱用来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可以消费。再次，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启动内需有两条基本的路径：消费拉动和投资推动。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真正代表了市场走向的需求，因而是有效率的需求，投资推动并非最终需求，如果不能转换为最终需求就是无效投资，就是资源的浪费。消费需求背后的主体是消费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投资推动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作为个体的消费和政府的偏好是不同的，一个偏好于效率，挑剔的消费者可以激励企业的成熟；另一个偏好于辉煌，有时倾情于政绩。以政府为主体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常做法。这种做法在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国家存在着“路径依赖”，在市场经济下的非常时期政府也会采取以行政力量取得主导的投资启动需求。例如罗斯福新政时的一些举措，但应当有科学而严格的程序。以消费拉动启动内需，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转变。

三、应当适时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技术含量而不是陶醉于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通常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挥斯密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与优点同样显而易见。其优点是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可以用劳动力代替稀缺的资本，产品价格便宜，劳动力便宜，在产业链的低端拥有竞争力。缺点是由于劳动者素质不高，通常缺少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缺少品牌，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挣少许的加工层面的利润，受国际形势的波动影响极大。迈克尔·波特曾经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少得可怜的利润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在世界经济紧缩期间，其各种缺陷会集中显现。这就是我国目前的状况，且多少有点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波。亚洲金融风波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国家虽然出口依存度在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在提升，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的东西并不多，是发达国家出口平台政策的应用。发达国家把成熟的技术转移出去，以核心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加工层面的廉价劳动力报酬。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可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如果长期如此，将会失去发展的机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性。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经济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型，是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和利用，使得西欧的土地和燃料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迫使西欧更多地考虑劳动节约，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发展道路。“这个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了，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它社会更感兴趣寻找能节约土地、资本及某些具体的稀缺资源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更有创造力，而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中国历史上后来的落后，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落后。中国历史上劳动力很便宜，便宜到人们没有任何改变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动。黄宗智曾经指出：“这种收入带动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机器失去了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维持生计必需的产品留下一个小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能够发展，但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

日本的成功给我们昭示了及时扬弃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代案例。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考察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及时调整。波特指出：“企业要创造出更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在初级条件有优势的情况下就主动割舍。日本企业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竞争优势，是因为日本在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展自动化，并在低价位、标准化产品还很成功时，便进入到差异化的产品领域。”于是有了许多拥有自有技术、自主品牌的驰名世界的产品，提升了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复杂多变、特别是生产成本提高，本国货币升值，国际形式波动，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扬弃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陶醉于或者陷入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会怎样呢?据波特的研究，“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也引来了许多竞争者(以及过多的产能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手被这类产业吸引时，它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我们的劳动力便宜，还有我们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压低价格的恶性竞争。

发展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过深入的研究。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中引用了马歇尔和克拉克对此的精辟论述。马歇尔强调“自然”在生产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为收益递减，但“人”的作用则是收益递增的。j·m·克拉克也曾经说过：知识是生产工具中不满足收益递减规律的。梅尔和劳赫更为现代的研究认为，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新增长理论揭示，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甚至超过对物质资本的重视程度。舒尔茨则通过对美国农业为什么发展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败国，例如原西德、日本为什么经济恢复得快的观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是丰厚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进而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迈克尔·波特更是认为，18、19世纪产业粗糙，是低级生产要素在起作用，是静态的竞争优势。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在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动态的竞争优势。

历史的经验、现实的案例以及大量经济学研究的成果都告诉我们，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向产业链的高端推移，不能陶醉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人们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会产生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迄今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通常随着新的机器，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会随之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要不断学习。此外，提升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反过来刺激学习，刺激教育，甚至可以节制人口的生长——因为教育本身是好的节育措施。如果迁就于人口众多而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那就只会人口越来越多。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借助当前的经济压力，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既有的生产模式可以向内地实行梯度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摘要】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09年我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多项政策,一揽子计划遏制了经济快速下滑,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回升。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工业化、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环境消费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积极作用下,我国经济遏制了急剧下滑的势头,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我国经济的稳定回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呈高速增长趋势的同时我国的消费也在稳步提高;工业生产不断加快,产业结构有了一定的调整;物价下降势头得到遏制,价格环比水平开始上涨表明扩内需一揽子政策已经消除了通货紧缩;我国宏观经济下滑势头得到遏制并形成企稳回升态势,全年gdp增长8.7%,保8%的目标已经实现。

作者认为,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趋势:

及时,产业结构将逐步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消费低迷;农业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庞大,40%—50%的劳动力数量只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10%,服务业创造的产值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还要低;产业结构不均衡,制造业发展比重过大;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失衡。现在只有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我国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效率才会更高,经济才会又快又好地高速发展。

09年12月上旬我国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更是突出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祝宝良表示:“中央提出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的基础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未来的政策着力点将从总量增长转向效益和质量提高与结构改善上,支出结构也将更多投向完善消费刺激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和稳定外需等方面。”

2010年,我国及时次产业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下降,第二次产业比重继续上升,第三次产业的比重有所增长。及时、二、三次产业比重的分配将逐渐趋于合理。

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走完工业化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必然在各个发展阶段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叠,阶段性特性不明显,因而要求制定的产业政策要更具有灵活性、性和层次性。

第二,经济发展更注重资源和环境

目前我国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我国许多种类的自然资源储量巨大,但人均水平很低,许多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值。而且许多新探明的储量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所限而不能为我所用,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会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

生态环境的变化总体趋于稳定、有所改善,根据我国发改委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为——2009年度报告》,我国在1990年至2005年间,单位gdp能耗已经下降了47%。预计2010年底有望完成“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2010年间,工业的污染强度会有所下降,并产生加速缩减“三废”排放总量的效应,但仍将无法抵销工业快速增长造成的“三废”排放总量的增长。植树造林、荒山绿化、水土保持、沙化治理等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取得进展而出现良性发展,保持稳定乃至有所改善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但总体生态环境的改善仍任重道远。尽管城市的环境污染的相对强度将缓慢下降,但现有的由农村发育起来的新建城镇的环境污染强度将逐渐提高,而且将出现污染源产业或企业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从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污染增长率将会大大高于东部地区。

第三,技术进步,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

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改变过去粗放经营、浪费资源的生产模式。

现在我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进步将成为推动其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随着“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金桥工程等高新技术发展与扩散以及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为提高中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积极引进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大缩短了中国各领域技术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与此同时,国内在消化利用引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独立开发与研究能力将大大提高,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将形成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完整的先进技术体系。

技术进步应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

技术进步需要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总是离不开资本投入的增长,因此重视技术进步就必须增加投入。鉴于我国目前财力物力相对有限,在此问题上可采取“抓住重点,加快改革”的方针,即在有限的高新技术领域内采取重点突破的战略,对于大范围的产业技术进步,则应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市场竞争来加快其步伐。另一方面,在引导技术进步,规范企业行为上,可采取“适度干预,赏罚结合”的政策,通过制定各种有时效性的产业政策,促使企业走集约化道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利用稀缺资源,并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对低水平的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和组织实行惩罚,迫使其重视技术进步

第四,扩内需,促进居民消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的消费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食品费用比重下降趋势会更明显,恩格尔系数可能下降到40%左右;随着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体制由供给、半供给型转变为市场型,城乡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住房费用占支出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10年可达到20%左右。医疗费用占支出比重也会随着现代体制的改革而有所上升;文化消费比重将会逐步上升,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培训、书刊、声像、戏剧、旅游、娱乐等文化教育方面的时间和费用必然越来越多,其消费比重自然会有所上升。

第五,投资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就业压力和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形成了高涨的投资热情;房地产、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巨大的国民总储蓄和国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关键还是要带动民间的投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我国民间投资2010年有望进一步回升。

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势头良好,但仍需注意几个问题

2010年,我国内需强劲恢复、货币信贷高增长,以及资源、能源价格体制进一步改革,都将形成重新推高物价的动能,但也存在一些抑制通胀的因素;当前,对房地产“泡沫化”的担忧与日俱增。房价上涨较快,投资、投机往往大于消费,虚拟资产的特征就会明显突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较大困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加快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三十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面对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由此更加开阔视野，更加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从坚定的改革开放战略和乐观的发展前景获取信心和力量，更加勇敢地面对挑战。当前，起因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受到了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获取自身发展同时，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和现代产业。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公司合作，同跨国公司竞争，迅速成长和壮大。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实现了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中国外资数量这个侧面了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外资在中国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到1991年可以作为及时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第二阶段，2002年以来则是第三阶段。

从1979-2008年我国引进外国投资规模的趋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十年来中国引进外资数量曲线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外资数量不多，每年不过20-30亿美元。从1992年到2001年外资数量大幅度增长，在1998年达到455亿美元。从2001年起到2008年，外资数量逐年迅速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国吸收外资突破900亿美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把在华外国直接投资视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据此，本文在论述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时使用的统计数字与外资数字共用。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持续增加，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几乎吻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规模，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恰恰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三十年来，中国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开放引资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具体地讲，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外资起着引进经济增长要素，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引进外资不仅起到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前一点的作用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和理解，而后一点的作用却容易被人们忽视。

当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企业成长壮大之时，不少人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发展经济，是否有必要让跨国公司来分享或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开放引资在推动我国现代产业和现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经济运行机制转型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可以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意义，坚持开放引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现代企业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及时个阶段，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上个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在我国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企业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与跨国公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通过引进国外新产品、新装备和新技术，中国企业进行了一场技术革命，从日本、美国、欧洲等跨国公司引进了大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一批新兴企业脱颖而出，例如联想、四通、tcl、海尔、长虹等公司，通过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在家用电器或者it等产业尽领风骚，继而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企业。

第二个阶段，外资企业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中国最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企业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及时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法。外资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企业的示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或改革。随着1994年部《公司法》开始实施，大批的民营企业按照公司法建立，国有企业也开始进行的改革。

第三个阶段，通过强化公司责任推广现代公司责任理念。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市场开始出现，跨国公司开始向全球公司转型。全球公司比过去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企业的责任，即不仅强调企业为股东价值较大化负责，而且强调社会与环境责任。2000年全球契约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包括全球公司致力于把责任推广到全球范围，全球战略与全球责任相对应。近年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动，在企业中积极推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不仅一大批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民营企业都已经把社会和环境责任纳入企业的经营原则。

(三)跨国公司与中国现代产业发展

我国许多产业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外国投资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的作用远不止于提供了我国经济发展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现代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催生现代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从整体上提升我国产业的水平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首先，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催生了一批现代产业。1979年到1991年，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在数额上不多，主要是销售商品或进行技术转让。中国轿车、家用电器、通讯设备、饮料、工程机械等现代制造业都是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技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推动现代产业发展。1992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投资方式也从过去主要以转让技术为主转变为在华直接建立制造组装企业。与之相配套的许多民营企业纷纷进入80年代刚刚建立和形成的现代制造业。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和众多民营企业的兴起给国营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也加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成长。通过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促进，中国现代产业迅速壮大，中国成长为全球主要的制造基地。到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许多产业都已发展成为全球较大的产业组成部分，包括钢铁、家电、通讯设备等产业。

第三，跨国公司并购促进中国产业重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并购投资逐步成为其投资的重要方式。跨国公司的并购可以促进中国各个产业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和重组，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遗憾的是，不少人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活动心存疑虑和抵牾。质疑企业“姓中姓外”，排斥外资企业。最近几年，一些企业和一些部门抵制外资并购。这一做法不仅推迟了国内各个产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往做强的方向发展，而且使一批企业错过了就近学习跨国并购的机会。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发展对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三大影响分别发生在中国引进外国投资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不是偶然的在时间段上的相交，而是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框架下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四)跨国公司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单纯依赖本国资源是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吸纳国际资源。19世纪英国、德国的崛起以及20世纪美国、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这些国家崛起之时往往借助了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

当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除了需要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外，还需要从全球获取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也还需要得到广大的全球市场。然而，与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不同，中国不会以战争等暴力手段，也不会通过不公平交易等经济手段获取这些资源。中国通过和平的发展道路和公平的交易方式，与世界各国相互合作、互利共赢，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

跨国公司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和平发展。首先，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全球战略有助于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环境。跨国公司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国与其母国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随着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规模扩大，其企业利益与中国市场关系越来越紧密，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其母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经营被纳入其全球经营战略和经营网络，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成为经济全球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和平和公平的市场交换方式参与全球经济，而不是不是通过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的手段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

由于中国顺应并且融入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密结合、同步发展，中国适时地把握住了历史和世界赋予中华民族难得的契机，成为世界上吸纳全球资源最多、也是最及时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换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写就崭新的一章。

(五)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三十年来，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是利好。我们既要总结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总体上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某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跨国公司企业发展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有偏离。如何引导跨国公司将其投资和经营战略与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协调一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而且，从全球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长期利好的，这一点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跨国公司的企业战略如果偏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不仅会影响到本企业的发展，也会给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在承担全球责任方面存在问题。通过调查得到的案例表明，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标准较低，而且疏于管理，时有损害环境的事件发生。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工厂在劳动保护方面也存在着标准不高或者缺乏管理的现象。还有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获取订单直接或间接向当地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员行贿，等等。

如何把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承担全球责任的积极因素为本国经济发展所用，与此同时，如何约束和限制跨国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二、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积极作用

在三十年来与跨国公司合作和竞争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积极引导跨国公司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使跨国公司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开放引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我们发现，阻碍开放和引资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我们自己的观念和认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突破思想禁锢、启动开放引资，当时与外商谈判的中方人员担心被人说成是“洋买办”、“资产阶级人”。例如，北京引进外资建立合资饭店也被骂成卖国主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突破“姓社姓资”争论、扩大开放引资，那时人们担心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外资企业和外国名牌会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威胁。质疑“市场都是外资品牌占领了，那么还有社会主义吗?”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突破“姓中姓外”争议，坚持开放引资，那时人们担心跨国公司恶意并购民族企业、冷藏民族品牌、扼杀自主创新，因此呼吁抵制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甚至说要反对新八国联军……

回顾往事，人们发现围绕改革开放出现的这些争论、争执和斗争，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质疑对外开放往往是以捍卫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往往忽略国家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在企业竞争问题上，应当去意识形态化，回归市场经济规则和企业家精神。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旦把经济发展问题和企业竞争问题加以意识形态化或者政治化，就必然偏离市场经济规则和企业发展自身规律，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企业发展的摇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再折腾了。

(二)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影响人们正确评价和发挥跨国公司作用的一个观念上的障碍是如何看待在华跨国公司企业。这些企业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型已经成为趋势，而且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归纳地说，就是跨国公司开始实施全球战略、全球管理、全球责任。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使得跨国公司与投资经营所在国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在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的过程中，高度的全球化与的本土化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公司越致力于与投资所在国经济密切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视外资企业为中国企业一部分。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报告还要求：“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他们之间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最有利于优势互补，最有利于中国企业整体发展，形成国企、民企和外企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最有利于我国企业抵御金融危机。我们在制定各项促进经济发展抵御金融危机的措施时应当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加以考虑，纠正那些否定外资积极作用甚至一味排斥外资的错误做法。

(三)同舟共济，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在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的条件下抵御金融危机，我们应当有开放的思路，而不是关门抵御危机。在我国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中，跨国公司已经发挥了而且将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首先，要发挥跨国公司“保增长、扩内需”的积极作用。我国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800万÷2007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63％，外资企业工业产值12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涉外税收总额总额997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显然。外资企业的稳定是我国经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资企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3期业的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保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大都把中国视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中国不断发展的巨大市场潜力以及良好的劳动力基础成为众多跨国公司争相吸纳和整合的资源。为了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这些跨国公司本能地希望并且积极协助中国保持经济的稳定。

因此，我们应当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纳入振兴经济方案中，在采购、贷款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促进外资并购，发挥跨国公司“调结构”的作用。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从而推动产业重组。金融危机其实也是我国产业重组整合实现产业升级的好机会，国家应当进行积极的引导，推动有效的并购。跨国公司在并购重组产业升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除了要发挥跨国公司在并购重组中的积极作用，还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研究和学习跨国公司并购的成功案例，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加以借鉴。

为了解外资并购的真实情况，最近，我们调查了二十多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我们发现，所有的并购案中并没有任何一例真正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这些并购引发的争执，本质上是中外企业利益的博弈，而不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由于一些舆论和一些部门抵制，一批企业错过了并购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应该抓住难得的商业机会，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一些并购项目加快核准批复，减化审批程序，并且做到制度化、透明化。对跨国公司参与国内企业的改造、产业升级和并购的项目要采取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再次，发挥跨国公司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作用。1992年以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金融危机很快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抵御金融危机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各国经济必须“同舟共济”。令人遗憾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大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然而，许多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全球化程度高的全球公司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例如，在美国，正是卡特彼勒、波音等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联合反对美国新提出的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买美国货”条款。德国西门子、巴斯夫等欧洲公司以及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等企业代表机构也对此表达了相同的诉求。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既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也符合跨国公司和各国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与跨国公司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范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和竞争，我们一定能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迎接中国经济发展更辉煌的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FDI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fdi;研究;经济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着重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影响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新时期引导fdi在中国发展的结论。

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要对发展外资进行考虑,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就“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及时,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较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贸发展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外贸发展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驱动下，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一、要坚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的收支基本平衡。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的条件下，由于我们缺乏管理金融的经验和方法，缺乏管理金融的法律和制度，金融资本实现调控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必须十分重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同时，还要强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因为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保障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强出口后劲，保障必要的海外投资，推进"走出去"战略，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不可能的。所以，在中长期计划中和未来20年间，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是非常重要的。

二、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必须符合世贸组织法律体系框架和管理体制的要求。

政府管理职能，应是制定政策、制定发展战略、经济调节、组织协调、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以经济调节为例，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价格、利率、汇率和税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在财税政策方面，坚持与完善财政资金支持制度和出口退税制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建立与完善进出口信贷、融资担保、信用保险等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实施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来调控进出口贸易的运行，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企业制度改革：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是搞活进出口的关键所在。

企业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体制要有灵活的机制，诸如自主经营权；改造发展权、留利权(包括分配使用、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企业组织结构自诀权等。二是企业在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的制度管理，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财务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含技术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

四、中介组织功能的改革：组建行业协会，替代政府行使一部分管理职能，是国外普遍行使的有效管理办法。

它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又有利于实现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改革的总取向：弱化行业协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强化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改革的框架思路：(1)行业协会的组建和主要负责人的决定，不应由政府主管部门委派，而应由本行业民主协商选举产生。(2)行业协会的经费主要应由会员单位按其经营收入的一定比率交纳。(3)外贸进出口商会应当深化改革，逐步由依托外贸企业转变为依托工业企业的行业化改造，才能克服工贸分离的弊端，提高外贸管理的有效性和行业管理的自律性。

五、坚持依法行政，加大外贸立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障外贸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

1.加大外贸立法和执法力度，不断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律手段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法制化管理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外贸立法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政府有关保障的要求。应当看到，我国涉外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及其配套的法规，法律条款内容比较简单，不够具体，不够清晰；《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够完善，《反垄断法》和《反倾销法》尚属空白，筹等。因此，在立法方面应关注中国经济与国际间的联系，比较世界各国经济制度的优劣，加快完善(对外贸易法)，条款要具体和明晰化，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和(反倾销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配套的法规。在执法方面，外贸管理部门要依法行政，一方面应遵守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保障和有关国际公约；另一方面要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准则，对于走私犯罪、合同欺诈、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必须狠狠打击，严加惩罚，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和尊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的流通秩序。

2．坚持对世贸组织法律制度的跟踪研究，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世贸组织法律体系框架具有开放性、发展性和可预见性特点，因此跟踪研究世贸组织法律体累框架规则的修改变动情况，为我所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性任务。我国中央和省、市区外经贸部门应组织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有关专家，成立wto研究咨询中心，专门研究wto有关规则，法律条款的内容变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企业权益和为wto谈判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1)向中央、省(市、区)外经贸管理部门提供外贸管理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和对策：(2)向中央和地方的外贸公司、企业，提供wto的有关信息和咨询建议；(3)向中央外贸管理部门反映政府和企业履行wto保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中国参与wto谈判代表提供情况和具体建议，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经济安全服务。

3、坚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公平化原则，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实行自由化的外贸行业市场准入制度；(2)实行市场化的外汇管理制度；(3)创造公平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建立有效的监控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