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篇新闻史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新闻史论文:关于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传播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感来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抢救史料，以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三是要与时俱进。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较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及时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及时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另外，还要注重纵向比较研究。过去的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桂林报业。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当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仅仅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肯定也是不够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桂林报业自有其本身的光彩，虽然因为地处偏僻、交通极端困难，桂林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发展都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但是在广西、在西南，桂林的新闻事业都是举足轻重，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不能因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辉煌而遮蔽了初期报业的光芒。况且，抗战时期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主要大报，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等事实上并非本土报纸。虽然它们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桂林的报业，但毕竟二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现在如何理清与认识外来媒体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影响以及二者问的精神联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仅仅用对外来媒体的研究取代对本土媒体(主要是报纸)在复杂环境中演变发展状况的研究，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简单道理。只有扎实做好以上这些断代史、专题史之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史的研究才能顺利地进行。
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是值得我们投人精力认真完成的。如果能够得到各方面重视，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间，这一工作一定会有迅速的进展与丰富的成果，从而为桂林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新闻史论文:试论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报人的教育作用
论文关键词：新闻 教学
论文摘要：古往今来，在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各式各样的报人，其中有的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要浓墨重彩。然而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不应仅仅是介绍这些报人的职业历程，还应借鉴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对学生进行教育，即教书勿忘育人。
一 生动再现报人的光辉形象——正面教育
在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报人，他们留给我们很多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对典型的人物进行生动详细的讲解，再现这些报人的光辉形象，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诸如邹韬奋，邵飘萍，范长江等。
邹韬奋，江西余江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1917年进入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1921年毕业后到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1923年，受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他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机构，先后出版发行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他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在两年多的流亡期间，他考察了英、美、法、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他回到祖国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创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杂志先后遭查禁被迫停刊。1936年11月22日，他因积极宣传抗日，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支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二、深刻剖析报人的负面事件——反面教育
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还要深刻剖析报人存在的负面事件，对学生进行反面教育。美国报人赫斯特称得上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赫斯特，美国报业主。早年入哈佛大学。1887年接办其父的《旧金山考察报》。1895年来到纽约，购进一家陷入困境的报纸，更名为《纽约新闻报》后，增加插图、彩色专刊和大字标题，并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大量刊登犯罪、灾祸、丑闻等报道，因而被称为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为追逐报纸利润，提升自己的形象：一方面在报纸上大量刊登黄色新闻，扩大报纸销量，引起其他一些报纸的效仿，降低了美国报纸的质量。另一方面，赫斯特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对它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898年，爆发得的美国对西班牙战争就是以赫斯特为主的美国报纸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战争情绪造成的恶果。
赫斯特经营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利用报纸极力攻击共和党政府。1901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遇刺身亡。《新闻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新闻报》带来了噩运。同年9月，麦金莱总统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新闻报》，上面赫然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其他报社见此情景，认为机会到了，一齐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击《新闻报》的狂潮从此，这份报纸便臭名昭著，美国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新闻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终于受到惩罚了。他不得不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
三、客观看待报人的从业表现——正反教育相结合
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客观看待某些报人的从业表现，如黄远生，带领学生一同分析他们所作所为中好的一面和差的一面，做到正反教育相结合。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原名为基，字远庸，汉族，德化(今九江县)新合乡人。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阴历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
黄远生被称为“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其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的新闻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四能说”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借鉴。
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为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9月3日，他匆忙离开北京奔走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黄远生在新闻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我们有目共睹，但他悲惨的结局也值得我们深思。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我们以这一个个鲜活的报人为鉴，有利于帮助我们职业素养的养成。
新闻史论文: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
摘要 媒介生态学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媒介生态”——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整体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为核心分析概念，它的资源观坚持而又丰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野。
关键词 媒介生态 资源观 生成的新闻史 在地的新闻史 整体的新闻史
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状态已经成为学界的集体焦虑，《新闻大学》曾就此专门组织笔谈，探讨走出这种“学术内卷化”的途径，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笔者亦曾参与此次讨论，认为媒介生态理论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是走出当前学术困境，提高新闻史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旨在就此论点进行进一步阐述，深化对此论题的认识。
一、作为新闻史研究视角的媒介生态学
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它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对于媒介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多从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着眼，如王炎龙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在特定传媒时代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节机制”；许永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并进而认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子系统：“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而把媒介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称为媒介外生态”。据此，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经又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环境。因此，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基本结构如图1)
从上述结构图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层——媒介、媒介与媒介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闻史的烛照中心，媒介根据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
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中，能满足媒介生存的资源是恒定的，在资源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个体间所发生的资源争夺现象，即是竞争。在一个特定的媒介生态系统内，竞争是媒介生存交往关系的核心，媒介通过竞争所组成的媒介集合体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资源是由媒介生存环境提供的，“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个事物有关的周围的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所以我们理解环境，它一定是先确定中心。”媒介生态以媒介生态为烛照中心，将环绕媒介的周围事物都视之为媒介的生存环境，它包括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层面的资源环境、受众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国际环境和非常态下战争环境。简言之，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体。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过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与媒介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媒介系统，它是一个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二、媒介生态学的资源观与新闻史研究
媒介生态主要是研究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对媒介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照。它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如下解释假设：媒介生存需要资源，资源占有只能从环境中获取。因此，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发展，新闻史才能绵延不息。
1 信息资源
作为社会巨型系统的子系统，信息传递是媒介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媒介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从事“新闻信息”工作的专业组织，其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物质产品，而是信息产品。“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媒介的产生、发展即源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需要，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媒介的职能在于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筛选、加工、处理和传播，使得这些信息真正能够达到受众的面前。受众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从而不断地改造世界。因此，丰富而又能自由流动的信息环境是媒介生存的要素之一。
2 能量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主要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人来看，新闻人在其自身的新闻实践中，要消耗能量，作为专业的社会分工，新闻人只有通过新闻信息的生产，以新闻为商品与外界进行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其后代的繁衍；二是从媒介本身来看，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作为其运转基础的，从蒸汽动力到电力的运用，其消耗的能源都需要从生存环境中得到补充，才能维持媒介的生存。
3 物质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的物质交换，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人才，媒介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是一项具有相当智力要求的专业活动，其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新闻专业的训练，才能适应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人的老化与死亡使得媒介必须从其生存环境中获得人才资源的补充，因此，媒介生存环境能够为媒介提供何种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规定了媒介通过何种方式来录用和淘汰人才，这是基于媒介生态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的分析要素之一。
二是技术，媒介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发展对媒介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另外，邮政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也是影响媒介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及时推动力，“之所以说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及时推动力，是因为传播科技的进步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和高能记者的养成。”
三是广告，现代新闻媒介其产品销售与其他商品销售的区别就在于，新闻作为商品要经历两次销售，及时次是将新闻销售给受众，第二次是将版面、时段销售给广告主。大众媒介通过广告获得销售收入，维持大众媒介的生存并扩大生产。
在媒介生态学看来，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项资源状况决定的，它决定着媒介的新闻生产、媒介组织与媒介观念，而这各种因素是以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态势对媒介生存与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这诸多因素又具有不等价性。在诸因素中必然有起主导或决定作用的因素。媒介生态学视域中思考物质，才是与媒介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才是具体的物质，而不是仅仅为演绎一个历史的刚性规律所必须设定的逻辑前提，才能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此，在媒介生态中，资源观体现了物质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的统一，和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结构是物质的空间分布、内容决定形式等观点统一起来，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认识，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在考察媒介现象时必须摒弃既往的机械决定论思维，而是运用过程论思维、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来思考媒介问题。
媒介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资源的流转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命脉，法律制度对媒介控制，往往就是控制其资源的流转，因而最终得以控制媒介。媒介的生存方式——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满足其生存的信息、能量与物质等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的生产、管理与观念，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媒介状貌。媒介生态演替的实质是媒介系统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稳定的资源流动方式，媒介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是媒介内部的资源流动方式变化的表现，媒介的资源流动方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媒介生态。在媒介生态学视野里，新闻媒介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历史。
三、媒介生态学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
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的新闻史研究视角，以媒介与其生存环境关系为烛照中心，把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看作是对其生存环境适应的自然过程，在一个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上思考中国的新闻史，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1 在地的新闻史
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必然受文化母体的影响，有其很强的传承性，由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新闻事业上反映出来，简言之，新闻媒介是在一个个“文化非同质”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媒介生态”所秉持的“生态哲学是后现代哲学世界观”，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叙述中纳入了地域这一范畴，新闻史不应外在于地域，视媒介现象、新闻实践是大众媒介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生态性适应行为，“媒介现象”与地域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关。它放弃了普世话语的冲动，解构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视世界历史为一分支过程而不是一线性过程，它坚持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与生存地域密切相关，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在组织新闻生产时，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相当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地域资源作为背景，对媒介的描述不能脱离其地域进行抽象的演绎，认为历史叙述应该走向地域化和多元中心，它对本土经验的重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进入路径。
因此，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主张回到中国新闻史的感性经验，把中国新闻史视为一个具有其历史连续性的整体，媒介的落脚处——“中国”——这个媒介的生存地域中来提炼出我们的问题意识与发问方式，探究中国新闻媒介的源头活水，提出符合本身历史脉络的诠释，重新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正像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每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不同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简言之，媒介生态式的具有“在地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了解新闻媒介的生存环境——中国国情，揭示被显在的媒介现象所遮蔽的历史，让历史变得“澄明”，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新闻媒介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同时通过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亮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
2 整体的新闻史
基于媒介生态学的新闻史研究范式从“生态隐喻”出发，坚持一种整体的研究视野，正如萨克塞所言：“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为我们研究新闻史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一方面，它考察媒介与媒介因为竞争生存资源而形成的媒介群落；另一方面，它考察媒介生存与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统一与媒介基于生存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所构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凡是同媒介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都是新闻史研究分析对象。整体的新闻史放弃了本质主义式的思维原则，它以“新闻媒介”为历史主体，以“新闻实践”为观照中心，将“新闻媒介”与其不在场的“存在者整体”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联起来，综合为“共时性整体”。新闻媒介的历史演进不是纵向的线性决定，而是横向的多维影响，把单一的经济决定的历史演绎转向横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媒介生态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展开；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又看到媒介的演变、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由是形成了对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系统的观照，一方面，我们既关注了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经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了媒介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其对社会的作用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对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在对新闻史的分析过程中，必然会将其放置到整个大的社会系统中，以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媒介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社会系统中与媒介关系密切，对媒介自身的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对媒介产生制约作用并达到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显示出中国新闻媒介的独特发展历程，探寻其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整体的新闻史研究，才能如黄旦先生所说：“认定报刊为报刊史的主体，当然不意味着报刊史是封闭的和绝缘的，不需要研究报刊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政治、文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派别与政党等等，不能使用除了报刊以外的诸种资料，不必了解其他学科对历史报刊之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画卷。
3 生成的新闻史
媒介生态学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思考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生存设定为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媒介的生存实践创造了新闻史，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媒介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新闻媒介如何同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媒介生长史。
媒介生态学从“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生命性出发，把政治、文化、经济作为媒介整体的生存环境来加以理解，媒介基于生存与外界的生存环境交往，因而不断向外开放，永远保持生命活力。新闻媒介的历史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媒介在生存中开辟着自己的历史，并且不会完成于某一状态，而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新闻史研究，就在于通过揭橥源头活水的“本真存在”，使被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所遮蔽的历史得以呈现。从而显示出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在这样的维度内，“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媒介的生境因素才能与媒介相通相融，才能内化为媒介自己的本已属性，既往对新闻媒介考察，放弃了媒介生存来思考媒介的发展，对于外在环境的考量，总是与媒介?I格，很难与媒介联系成一个整体。缺少生命的属性，外在的客体如何融入媒介?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下的新闻史教学刍议
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1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
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及时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
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2思考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作者：刘敏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新闻史论文:对目前新闻史教育考究
一直以来，新闻史的教学都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且由于目前新闻事业中存在部分人不了解新闻史的从业者。而导致有人质疑新闻史在整个新闻教学中存在的必要性。笔者在研究中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希望能为这个质疑作出一个的答复，进一步，从实践上去说明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还新闻史在整个新闻教学中应有的地位。
一、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价值的体现；二是人文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四是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度到“自为”的状态的一种本事；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
而任何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历史知识，使受教育者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的教育。因而真正的新闻史教育，应当以新闻事业所关乎的人为中心，把握人对于新闻事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追问新闻事业的发展背景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辨析以人为主体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并最终学会观照当下现实。
（二）把握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新闻理论素养的内在要求其实是加强人文素质与人文素养的融合。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两层来理解：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二是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即求真、创新、怀疑和坚持，包括启蒙精神、怀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媒介素养就是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它是批判性思维与媒介文本解读的结合。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任何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总结得出。而历史是每一个事实的积淀。尊重新闻历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新闻理论，提高个人理论素养。
二、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误区
（一）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横向拓展
长期以来，新闻史被视为枯燥乏味，基本上是人物、事件、时间的简单罗列。这实质上是教师将新闻史视为孤立的个体，只重视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授，自然谈不上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横向比较就是运用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通过横向联系形成整体，将某一历史时段新闻业发展的“点”提升到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的“面”上去考察，将某时期的新闻史实与其他方面史实相联系，探讨新闻的共性、个性。从构建“大新闻传播史”的观念看，新闻传播史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算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
横向比较观照也不应拘泥于一国的时空范围。比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20世纪初大众化报业和黄色新闻时，可以首先分析其社会背景、特征，启发学生是否有类似的报业现象可进行比较，再让学生审视当前我国都市报大战：新闻炒作，恶性竞争，同质化等现象。
中国都市报发轫于1995年《华西都市报》，如今走过十多年的发展史，但回头看美国这段新闻史，虽然国家不同，却是“历史惊人的相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报纸将走向何处？可以通过组织学生阅读材料、报纸深入讨论，促进学生对当今新闻史———都市报现象进行剖析。
（二）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纵向延伸
实际教学中，人们更关注现实的媒介生态环境，注重对现时舆论事件和话题的把握。新闻史教学忽视了新闻的历史传承性及新闻的历史视角，淡化历史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使学生产生为学历史而学历史的错觉。而更多的新闻史教学中并未加强纵向延伸，联系现实情境，将历史的讲述与现实重大变动结合，没有注意历史知识的现实意义。所以，新闻史教学中缺乏课程的贴近性，难以使学生对历史有深刻的感知与理解，也难以培养学生增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很难体现出新闻史的价值在于启示现在、昭示未来。
正如学者李彬所言，所谓新闻传播史不过是当代媒介世界的有机构成，一切新闻传播史的意义同样取决于当代的环境和语境。因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本质属性，学习与研究新闻传播史实际上都是基于现实而非思古幽情。只有从当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闻传播史的真谛，当代性而非历史性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根本所在。
三、新闻史教育中“瓶颈效应”呼唤“东风效应”
所谓“瓶颈效应”，反映的是一定社会心理过程中各个因素、环节的相互关系。社会角色扮演者在进行某项创造活动时，在从事某一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为时，要求与之相关的各因素、环节配合与协调并进，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环节跟不上，就会成为“瓶颈”卡住整个活动和某一行为的正常进行。而通过观察研究，我国当前新闻史教育滞留于“前茅塞顿开”状态，而难以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与提高。由此看来，突破当前新闻史教育中的“瓶颈状态”而使之得以提高和改进欠缺“一剂东风”。
在新闻史教育中，如何使得“东风效应”迅速到来，而冲破“瓶颈效应”，首先要调整新闻史教育自身的行为欠缺，重视教学中思维想象力的养成，着力扩大教学中的联系点，积极寻找新的“要素子系统”，呼唤“东风效应”以消释“瓶颈效应”。
四、结束语
虽然，当前新闻史教育长期面临教师授课形式单一、呆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困境。但是，新闻史作为新闻学教育中不可缺失的基础课程，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并且举足轻重。所以，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当前新闻史教育的缺憾和不足，提出相关策略，以力求为我国新闻史教育提供些许帮助。
新闻史论文: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论文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传播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感来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抢救史料，以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三是要与时俱进。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较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及时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及时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另外，还要注重纵向比较研究。过去的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桂林报业。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当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仅仅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肯定也是不够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桂林报业自有其本身的光彩，虽然因为地处偏僻、交通极端困难，桂林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发展都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但是在广西、在西南，桂林的新闻事业都是举足轻重，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不能因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辉煌而遮蔽了初期报业的光芒。况且，抗战时期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主要大报，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等事实上并非本土报纸。虽然它们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桂林的报业，但毕竟二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现在如何理清与认识外来媒体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影响以及二者问的精神联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仅仅用对外来媒体的研究取代对本土媒体(主要是报纸)在复杂环境中演变发展状况的研究，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简单道理。只有扎实做好以上这些断代史、专题史之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史的研究才能顺利地进行。
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是值得我们投人精力认真完成的。如果能够得到各方面重视，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间，这一工作一定会有迅速的进展与丰富的成果，从而为桂林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新闻史论文:我国新闻史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较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较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较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及时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一、美国新闻史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1884年，诺思（S.N.DNorth）的《美国报刊历史和现存条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将媒体增长的趋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书中有普查式资料的汇编，强调媒体成为“大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大众媒体对社会有影响和塑造的作用。这是较早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这种思路现在常用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研究，强调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会情境。诺思还研究了当时传播中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和社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层面和角度逐渐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书中，强调英国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便士报是在英国廉价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汇编了历史上的报纸。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内容与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视政治条件对新闻业的影响，强调美国新闻史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不开，其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设想”、“总编和政府”、“报纸和国会”等篇章，都十分强调政治对报纸的影响。该书将报纸的功能描述到，认为报纸几乎是万能的。
关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后的新闻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视。当时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将媒体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书中将政治影响强调到极点。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马斯和诺思研究中关于新闻事业增长的内容、托马斯的传记方式和哈德森对纽约新闻业的重视，同时还增加了技术发展对报纸的影响这一内容。布莱耶摒弃了以报纸规模为评判标准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认为出色的报纸。书中用一半的章节去研究纽约的报纸。布莱耶的较大贡献，是他对媒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关注。
布莱耶对媒体技术层面的关注，为1937年李（A.L.Lee）的《美国的日报》（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础，这部书是以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的。该书关注的是报纸之“公共机构的本质”，研究新闻工作者、所有权、管理、发行方式、集团和组织、辛迪加、美国媒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关注媒体的生产经销过程中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关注社会使用媒体的情况，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该书特别重视媒体的社会情境。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还包括广告、实务历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广告的历史和发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该书把《纽约时报》评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国新闻采访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视角比较广，史实资料可以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所以长期以来被不同国度、不同阶级背景的学者所亲睐，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却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
2、解释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闻史的研究从开始的以媒体为中心，渐渐引向了以媒体与社会的情境为重点。这种趋向发展到1940年代，成为解释性新闻史。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学者们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强调个体、即所谓伟大人物（如发行人）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Journalism为开端，以1954年爱默里（E.Emery）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为代表作，这两部新闻史将美国新闻史研究引入了更、更综合的层面。
莫特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编写了资料目录，将美国新闻事业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便士报时期等，并用传记式手法勾画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进一步钻研了派因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后人在评价时，认为莫特较大的功劳，是修正了前人对19世纪早期美国新闻事业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那时政党报纸猖獗，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莫特却详细列举了那个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和报纸质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鲜资料。该书在美国新闻院校作为教材达20多年。
爱默里的新闻史，是解释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轰动美国新闻界，并影响西方其他国家，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增加了布莱耶和李研究中所没有的内容，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该书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综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层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发展，强调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该书数十年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标准教科书，一版再版，中国也出版了较新的中译本，此处不多赘述。
解释式研究包括一类新闻界人物传记，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传》和《普利策传》，这两部传记是美国新闻史的一个侧影。
解释性新闻史研究，能深入新闻媒体、事件、人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层面，但它基本上还停留在人文学科的背景中，与传播学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较深入的理论支撑。
3、批评学派的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一类为数不多，但较受瞩目的研究类型，即以批评式进行的研究。这些批评历史学家，以批评的视角，试图发现新的调查方法、设计出合适的问题、方法和模式，来评论新闻事业的变迁。较有名的有McKerns写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闻史中还以批评的视角，对前人的新闻史著述进行批评。
批评主义者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强调问题和症状，但忽略分析潜在的问题。
4、传播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史研究包括产品（报纸、电影等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有现存的或已经解体的机制情况。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是传播史研究的范畴。而新闻史将焦点放在过程或现存机制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新闻史也很少有明确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
这里着重研究一个以传播学思路做的新闻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为《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这部书的中心是美国新闻事业中的客观理念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还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闻史学家应将新闻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犯各种错误，如认为媒体总是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中心，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闻史个案研究：夏德森与他的两个模式论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观性”为纲构建全书的。他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
1、解剖两个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人们一直认为，客观性这样的理念，与新闻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手段与客观性更近？夏德森阐述了美国现代新闻报道的的两种模式，或者说传播的不同功能：从1890年代前后，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模式”，一类是“信息模式”，由此论述至一战以前的美国新闻业。他又用两个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来解释分析这两个模式。
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表现这两种新闻特性的新闻模式，分别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学理论来论述“故事”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H.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有些新闻，比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但对于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娱乐性或其消费价值则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其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是报纸的实际功能，是报纸应该具有的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根据这种观点，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成为生活的向导，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阐述的另一种新闻模式，认为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它所提供的应是“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称之为“阐释性编码”，即把所有内容都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
“信息模式”的新闻总是与公正、客观、审慎而不动感情相联系的。“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夏德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判断有何根据？谁认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赖”是什么含义？如果所有记者都同时重视这两种概念，但所供职的报社却只代表其中的一种，怎么办呢？在研究新闻历史的时候，学者的观点甚至个人的理论体系，可以渗透其中吗？过去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是排斥这样做的。夏德森在对美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视的“阶级”体系来分析美国报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试图阐明两种联系：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劳动阶级？将“信息模式”和客观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是否合理？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闻模式吗？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为什么纽约的富人看《纽约时报》，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报》？1890年代的这两种新闻思潮提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夏德森用这一连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
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
《世界报》成为19世纪80年代纽约报界发行量较大的报纸，通常新闻史都把其煽情手段当作是增广其发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型图片、自我推销之类的手段能让《世界报》扩大发行量？夏德森认为报纸历史和城市历史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大多数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纽约。1890年，纽约的外国移民从1880年的47.9万上升到64万，占当时纽约总人口的40%。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普利策就力求让《世界报》提供引领性的编排和新闻，他希望《世界报》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讲坛，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师和论坛。这种对报纸编辑与新闻功能的等价判断，在19世纪晚期是不多见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关于报纸的功能说，即告知、解释和娱乐为出发点，并从娱乐的角度去介绍评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以及娱乐报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将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他探究其原因，认为消费化倾向不只因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变化，经济变得更加社会化――“市场”把职业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工厂和办公室把等级相当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变得更加经济化，人们因为捆绑在消费品体系，而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夏德森在媒体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系中研究报业历史。《世界报》寻求广泛而普通的读者群，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较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较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公关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或影响。
三、结论
美国新闻史研究，曾经以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重视一手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以后还出现过批评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视角，则主要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即以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解剖新闻事件、人物、潮流，重视新闻现象或媒体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将新闻事业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用理论去解释阐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
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目前从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理论框架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如何用新闻专业主义解释新闻现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美国传播学派新闻史的思路，对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范式演变管理论文
范式[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较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较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较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及时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新闻史论文:国外新闻史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一、美国新闻史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1884年，诺思（S.N.DNorth）的《美国报刊历史和现存条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将媒体增长的趋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联系在一起考察。书中有普查式资料的汇编，强调媒体成为“大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大众媒体对社会有影响和塑造的作用。这是较早将媒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这种思路现在常用于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研究，强调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会情境。诺思还研究了当时传播中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和社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层面和角度逐渐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书中，强调英国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便士报是在英国廉价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汇编了历史上的报纸。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国新闻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内容与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视政治条件对新闻业的影响，强调美国新闻史与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分不开，其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设想”、“总编和政府”、“报纸和国会”等篇章，都十分强调政治对报纸的影响。该书将报纸的功能描述到，认为报纸几乎是万能的。
关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后的新闻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视。当时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将媒体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书中将政治影响强调到极点。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马斯和诺思研究中关于新闻事业增长的内容、托马斯的传记方式和哈德森对纽约新闻业的重视，同时还增加了技术发展对报纸的影响这一内容。布莱耶摒弃了以报纸规模为评判标准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认为出色的报纸。书中用一半的章节去研究纽约的报纸。布莱耶的较大贡献，是他对媒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关注。
布莱耶对媒体技术层面的关注，为1937年李（A.L.Lee）的《美国的日报》（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础，这部书是以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的。该书关注的是报纸之“公共机构的本质”，研究新闻工作者、所有权、管理、发行方式、集团和组织、辛迪加、美国媒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关注媒体的生产经销过程中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关注社会使用媒体的情况，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该书特别重视媒体的社会情境。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还包括广告、实务历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广告的历史和发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该书把《纽约时报》评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国新闻采访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
描述性新闻史研究视角比较广，史实资料可以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所以长期以来被不同国度、不同阶级背景的学者所亲睐，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却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
2、解释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闻史的研究从开始的以媒体为中心，渐渐引向了以媒体与社会的情境为重点。这种趋向发展到1940年代，成为解释性新闻史。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学者们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走向，强调媒体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强调个体、即所谓伟大人物（如发行人）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Journalism为开端，以1954年爱默里（E.Emery）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为代表作，这两部新闻史将美国新闻史研究引入了更、更综合的层面。
莫特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编写了资料目录，将美国新闻事业分为殖民时期、政党报刊时期、便士报时期等，并用传记式手法勾画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进一步钻研了派因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后人在评价时，认为莫特较大的功劳，是修正了前人对19世纪早期美国新闻事业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那时政党报纸猖獗，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莫特却详细列举了那个时期技术上的进步和报纸质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新鲜资料。该书在美国新闻院校作为教材达20多年。
爱默里的新闻史，是解释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轰动美国新闻界，并影响西方其他国家，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增加了布莱耶和李研究中所没有的内容，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该书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综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层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情境中解释新闻事业的发展，强调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该书数十年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标准教科书，一版再版，中国也出版了较新的中译本，此处不多赘述。
解释式研究包括一类新闻界人物传记，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传》和《普利策传》，这两部传记是美国新闻史的一个侧影。
解释性新闻史研究，能深入新闻媒体、事件、人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更深层面，但它基本上还停留在人文学科的背景中，与传播学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较深入的理论支撑。
3、批评学派的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一类为数不多，但较受瞩目的研究类型，即以批评式进行的研究。这些批评历史学家，以批评的视角，试图发现新的调查方法、设计出合适的问题、方法和模式，来评论新闻事业的变迁。较有名的有McKerns写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闻史中还以批评的视角，对前人的新闻史著述进行批评。
批评主义者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强调问题和症状，但忽略分析潜在的问题。
4、传播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史研究包括产品（报纸、电影等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有现存的或已经解体的机制情况。如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是传播史研究的范畴。而新闻史将焦点放在过程或现存机制方面，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新闻史也很少有明确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
这里着重研究一个以传播学思路做的新闻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为《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这部书的中心是美国新闻事业中的客观理念发展的过程。该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还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闻史学家应将新闻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犯各种错误，如认为媒体总是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中心，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闻史个案研究：夏德森与他的两个模式论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观性”为纲构建全书的。他通过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将报业融入社会体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
1、解剖两个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人们一直认为，客观性这样的理念，与新闻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手段与客观性更近？夏德森阐述了美国现代新闻报道的的两种模式，或者说传播的不同功能：从1890年代前后，即从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开始，新闻报道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模式”，一类是“信息模式”，由此论述至一战以前的美国新闻业。他又用两个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来解释分析这两个模式。
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夏德森将表现这两种新闻特性的新闻模式，分别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学理论来论述“故事”模式：若讲故事成为报纸的任务，那么新闻就应该实现米德(G.H.Mead)所说的“美学”功能。米德认为，有些新闻，比如选举结果或股市报道，应该侧重新闻的信息功能，但对于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娱乐性或其消费价值则更为重要。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创造令人满意的美学体验，帮助人们解释其生活，使其与所属的国家、城市或阶层相联系。米德把这当作是报纸的实际功能，是报纸应该具有的功能。他认为，记者走出门通常是为了获取故事，而不是事实。根据这种观点，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成为生活的向导，而是通过选择事实，重新构建事实。
夏德森阐述的另一种新闻模式，认为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应是未经加工的，它所提供的应是“纯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观点：信息是传播的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其典型的特点是表现真实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够被理解。尽管信息可能并不比过去的各种情报更，但和早些时候的情报不一样，信息必须听上去可信。根据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讲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称之为“阐释性编码”，即把所有内容都明确陈述出来，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难于理解的东西。
“信息模式”的新闻总是与公正、客观、审慎而不动感情相联系的。“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夏德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判断有何根据？谁认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赖”是什么含义？如果所有记者都同时重视这两种概念，但所供职的报社却只代表其中的一种，怎么办呢？在研究新闻历史的时候，学者的观点甚至个人的理论体系，可以渗透其中吗？过去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是排斥这样做的。夏德森在对美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视的“阶级”体系来分析美国报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试图阐明两种联系：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劳动阶级？将“信息模式”和客观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是否合理？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闻模式吗？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为什么纽约的富人看《纽约时报》，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报》？1890年代的这两种新闻思潮提示了什么样的意义？
夏德森用这一连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
[page_break]
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画社会图景，体现社会变迁
《世界报》成为19世纪80年代纽约报界发行量较大的报纸，通常新闻史都把其煽情手段当作是增广其发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型图片、自我推销之类的手段能让《世界报》扩大发行量？夏德森认为报纸历史和城市历史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大多数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纽约。1890年，纽约的外国移民从1880年的47.9万上升到64万，占当时纽约总人口的40%。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普利策就力求让《世界报》提供引领性的编排和新闻，他希望《世界报》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讲坛，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师和论坛。这种对报纸编辑与新闻功能的等价判断，在19世纪晚期是不多见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关于报纸的功能说，即告知、解释和娱乐为出发点，并从娱乐的角度去介绍评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报》，以及娱乐报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将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他探究其原因，认为消费化倾向不只因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变化，经济变得更加社会化――“市场”把职业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工厂和办公室把等级相当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变得更加经济化，人们因为捆绑在消费品体系，而成为一个社会体系。
夏德森在媒体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系中研究报业历史。《世界报》寻求广泛而普通的读者群，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较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较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公关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或影响。
三、结论
美国新闻史研究，曾经以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重视一手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以后还出现过批评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视角，则主要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即以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解剖新闻事件、人物、潮流，重视新闻现象或媒体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将新闻事业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立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用理论去解释阐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
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对美国现代报业发端时两种报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目前从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经比较详尽完备，而且也体现了某些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在这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理论框架去开拓挖掘出史实的新意义，如何用新闻专业主义解释新闻现象，是我们的一大课题。美国传播学派新闻史的思路，对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较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较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较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及时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page_break]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新闻史是新闻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基础理论课。提起新闻史,大多数学生的反应是枯燥,无用。近几年来,无论从学校教育还是用人单位,更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也给学生造成学习基础理论课无用的错觉。然而,学习新闻史真的无用吗?从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反馈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确实上手快,可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多人显得“后劲”不足;那些专业知识扎实的学生一开始会慢一些,可“后劲”充足,愈战愈勇。因此,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这无疑也提醒我们在新闻教育工作中,学生在专业学习时不能顾此失彼,应理论和实践并重。作为一线的新闻史教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更要不断反思,进行教学改革。
一、合理安排课时,精心梳理内容
⒈合理安排课时,分清轻重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一直是作为两门课程开设的。正如文学专业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哲学专业有中国哲学史、外国(东方、西方)哲学史一样。两门课程的要求不同,详略悬殊;而且由于发展历程的重大差异,也很难构建在一个体例框架之中。所以把两门课程合而为一是不现实的。如果名为一门课,这个学期讲中国、下个学期讲外国,这样的“合并”岂不等于不合?至于有的院系,放弃历史的系统性,东拉西扯地讲一点中外新闻史的片断知识,名之为“中外新闻事业史”,这样的做法不能实现新闻史教学的目的、要求,我认为是不足取的。”①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一个学期讲中国新闻史,一个学期讲外国新闻史,课时应进行合理安排,分清轻重。
⒉讲授内容要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新闻史课程内容多,而学时有限。我们对于具体的讲授内容要精心梳理,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历史课程都有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所谓史实是指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所谓史论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评述,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概括。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史实比喻成新闻史课程的躯体,那么史论就是新闻史课程的灵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讲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要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所以,新闻史课程不仅是对众多国家新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的记录,而且更应是对这些国家新闻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评述,是对新闻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与概括。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新闻史看成是一条无限向前延伸的直线,那么我们在描画这条线的同时,还应重描这上面的一些点,这些点可是新闻事件、重要媒介、新闻人物、新闻制度……然而,在进行新闻史的教学时,不应只是讲述新闻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史实,还应对这一过程进行评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借鉴其经验教训――史论,做到史实与史论的有机结合,史论应贯穿在整个史实的讲述中。比如我们在讲述巴黎公社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时,要重点介绍巴黎公社的重要的四家报纸,还要指出巴黎公社的新闻政策,更要带领学生深挖掘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公社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公社无论是对敌对的报刊还是自己的报刊都缺乏必要的管理,结果导致即使是公社自己的报纸在宣传上也出现了重大的错误。这不仅让学生深入思考,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还要意识到:新闻舆论的威力是巨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是必要的,甚至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既要厘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②”才能真正体现新闻史课程教学的意义所在。
此外,新闻史教师授课时态度要客观,不应加入个人主观因素。比如在讲授中国新闻史时涉及的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外国新闻史时涉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事业时,我们要持客观态度带领学生弄清它们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因为它在滤去人们主观上认为消极的因素之外,往往还会滤去一些客观上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往往又是我们需要的。对待历史也是这样。”③
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
若想新闻史课程教学效果较大化,仅靠课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应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一个国家的新闻史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二者血肉相连。我们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新闻史绝离不开它的整个发展史,而这部分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是不能在课上完成的,应靠学生自学,地说,在教师的指导下带着问题有意识、有目的地学习。在课上,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进度,安排好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并给提供书目,同时安排好验收的时间,可通过课上讨论、笔头回答问题、做小论文的形式来验收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把这些作为这门课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比如,在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在讲到这一章节前就美国当前的五大报纸提前布置出思考题,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并深挖掘,从而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增大学生的收获。再如,讲到日本小报的时候,会布置学生课后完成一个小论文(论日本小报和欧美廉价报纸的异同,1000字),并利用课上时间对此进行点评。这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课下应自主学习的内容还不仅仅是这些,教师不仅要给学生开出课后阅读书目,还应引导学生阅读跟新闻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包括的硕、博士论文);知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的博客(有的会把学术著作也放到自己的博客中);定期阅读专业期刊,重点、长期关注一些网站(比如中华新闻传媒网、紫金网、新华网、华尔街日报等等)。
二、通过多种形式,和学生开展互动
鉴于新闻史这门课的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也不应超过70%,应通过多种形式在课上和学生开展互动。
⒈课前发言
教师可利用课前的3-5分钟组织学生发言,发言应结合教学进度提前布置给学生,发言选题可由教师指定,也可由学生自选。小班上课可组织个人发言,大班上课可组织小组发言。学生发言时要求必须使用多媒体设备 。笔者在组织学生课上发言时,会在开学初就把这一任务布置下去,并把本门课的教学进度安排和每个学生的具体发言时间通告学生,要求学生自己选题并在指定时间利用多媒体设备完成发言,发言结束还要上交一份发言内容的文字稿。教师会从发言的选题、内容的安排、PPT的制作和发言时的表现等几方面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考量,并把其作为期末该课程平时成绩考核的其中一项。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⒉课上讨论
教师可在课上对重要问题或重点章节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可由教师布置议题,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由教师做小结。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动脑思考,还可活跃课堂气氛。
⒊作业点评
教师可就个别重要的知识点或布置的课下自主学习的个别问题以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完成2-3次笔头作业。每次按学生比例挑选一些完成较好的作业在课上组织学生互相进行点评,教师做小结。
此外,教师在某一重要知识点的教学任务完成后,可适当选择一些练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识记。
新闻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教学艺术,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学得有滋有味。
三、历史结合现实,教书勿忘育人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职责,这并非只是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课上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历史结合现实,理论和实践并重,教书勿忘育人。
比如,教师在讲授英国弥尔顿提出的论出版自由理论时,还应教育学生:自由是相对的,新闻自由也是相对的。笔者在讲述这一知识点时会强调这一问题,理论结合实践,结合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曾经有一大一学生,周末到校外进行新闻摄影的拍摄练习,拍摄中把视角选中正在进行监外劳动的犯人(特殊群体)身上,遭到监狱管教人员的制止,并要求把底片曝光,学生不从一再强调自己有新闻自由。双方争执不下,对方无奈要求学校教师到场共同把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校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线新闻工作者不也存在吗?
众所周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古今中外,新闻造假,新闻失实却层出不穷,在新闻史的授课过程中,应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讲到美国廉价报纸的先驱――本杰明・戴的《太阳报》,其精心策划的“月亮骗局”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的虚假报道。教师应就此问题结合现实新闻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訾北佳炮制的‘纸箱馅包子’假新闻(2007年6月)④”,“童其志炮制的‘护航’假新闻(2009年1月)⑤”对学生进行教育,时间允许还可就新闻失实问题展开讨论,让这些准新闻工作者引以为戒。
教书勿忘育人,当然也不是要把新闻史上成德育课,我们只是在进行教学时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哪怕仅仅是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总之,若使新闻史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拓宽视野,人也变得更加聪明,从事新闻史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不断优化自己的的知识结构,不断补充教材与新闻事业发展断层的新内容,不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为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教材分期和对比的研究
【摘 要】笔者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进行教材分析，从教材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新闻史横向对比问题、中外新闻史纵向对比问题等三个方面，对教材的编写和应用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和理论分析，目的是使学生形成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大传播史观。
【关键词】新闻史；传播史；教材分析；历史分期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是水准却参差不齐，一本好的教材不仅能给教学带来正确的史料和素材，同时可以正确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新闻史观和价值观。笔者本文研究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
关于教材的分期问题，该书前三章和后三章是按照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来写的。中间的十章，笔者认为是否可以改变传统的采用按政治运动来分期的方式划分章节，把新闻事业史和政治斗争史区别开来，抛弃传统的政治分期法，而是根据新闻报刊的兴衰演变来划分。
其实关于新闻史教材中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及时种以中国通史的分期为标准，以政治运动分期，这种分期方式方便大家理解记忆，但是不能突出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同时会对新闻史教材的内容编排和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新闻史内容容易被政治因素所捆绑，受到当今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左右，从而体现出内容上的详略不当、观点上的严重倾向，甚至一些在新闻史上比较重要的内容，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而被迫删除或者简略，而一些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的内容，因为政治的需要加大篇幅，浓墨重彩的记述。
第二种是以报刊历史的宏观进展为依据，将新闻事业发展史从政治运动史当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分期方式虽然有利于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且能较清晰的把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感觉，但是这种分期的标准难以清晰界定，学术上众说纷纭；同时，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也很难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做到毫无意识形态的影子，因此所以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在新闻史教学中，新闻史学教材除了给学生提供清晰的历史分期、正确的新闻史实之外，还需要提供丰富的新闻历史经验教训和总结，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出指导现实、指导现在的道理和方法，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最需要的。学习新闻史，目的就是为了把握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分析预测能力。
但是笔者发现在该教材中，很少有那种规律性、总结性的内容，甚至连一些启发性的介绍材料都没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介绍常常是宏观不足、微观有余。对历史人物的介绍，着重分析的是其政治背景、工作职务，以及改人物的新闻活动给政治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而其成长过程、思想演变的过程、对新闻事业带来的贡献，这些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却很少提及。对历史事件的介绍，并不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而是单单把历史事件抽离出来，摆脱大的社会背景去介绍，因此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前后几乎没有连接。因此，笔者在看书之后，脑中留下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概念、人物和事件，没有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脉络，更谈不上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了，又何谈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测呢？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史论结合，也是在歌颂某些社会组织是如何拥护新闻事业，反对势力是如何迫害新闻事业的，政治宣教的意味过强，而新闻史教学的意味被淡化。
那么教材应当如何做出改变？笔者认为应该更多的通过新闻史实的比较来寻找特点、总结规律。也就是将不同的但是彼此关联的新闻史实进行分析和比较，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总结发展变化的原因、经过和影响，从而归纳出中国新闻传播史发展的规律。在新闻史的教学中，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一条主线，新闻史教学过程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背诵某个新闻人物的事迹，也不是记住某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而是通过总结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只有掌握了历史辩证法，才能、客观地评价历史现象，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笔者发现，该教材中，除了缺乏中文新闻事业的纵向对比之外，还缺乏中外新闻事业的横向对比。教材中很少有章节介绍中国各阶段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同一时期世界新闻传播界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情况，即便是书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史，也没有对其在世界新闻界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和分析。这种做法很难使中国学生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个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被抽离出全世界之外来研究的，并且与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发展毫无关系的独立发展。由于新闻事业其历史发展的空间联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的新闻传播是相互关联的，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做法，是无法解释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这本教材的使用中，应当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所谓纵向的延伸，就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大框架之内，充分进行历史前后的对比和研究，分析中国新闻史上不同人物、不同党派、不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所谓横向的延伸，就是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放到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比较和研究，同时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国际水平，分析中外新闻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大传播史观。
新闻史论文:简论新闻史的重要作用
摘 要：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重点记录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对于人们学习新闻学具有指导作用。我们从新闻史中可以发现和掌握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工作与新闻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历史；新闻史；作用
复旦大学刘海贵教授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以五四时期为开端直至改革开放时期，详细记述了中国新闻事业中的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的历史，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新闻业务史。由于该书侧重导论，故而添加了相关的新闻理论知识，以此对新闻业务史进行评论、佐证或批判。该书较大的特点在于史论结合。理论大多是作者对新闻业务史上的问题发表的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本书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教材，书中的史实大都比较详尽，具有学习价值，而且史实中穿插着理论，故又有很强的理论性。读后，能认识到新闻史的重要作用，深刻体会到新闻史的魅力所在，笔者在此试讨论一下新闻史的作用问题。
1.借助新闻史，人们可以了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学好新闻学有利，同时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毋庸置疑，新闻史可以使人了解新闻事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学好新闻学的基础和关键，是学好新闻学的叩门砖，也是学好新闻学的一条捷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学习新闻史还能够拓展知识面、增加知识储备、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新闻史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新闻史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社会历史的其它方面，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等等，极大丰富阅读者的知识量和知识面，提高阅读者的人文素养。
2.新闻史可以指导新闻工作，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新闻史中的大量史实值得新闻工作者借鉴、效仿和学习。新闻工作者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自身的新闻实践。同样，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实践活动也可以反补新闻史，补充其内容，为其增加史料和积累经验，以此更好地指导他人。学好新闻史是记者、编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可以从中发现前人的闪光点、借鉴他们的工作方法、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从他们身上获得鼓励，以此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3.史论不分家，新闻史可以促进新闻理论的发展。新闻理论是新闻学中的重要成分，具有和新闻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当前新闻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新闻理论更新速度加快，这体现了新闻学研究的兴盛和发达，但同时也给人们学习新闻理论带来了一些困难。新闻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便是新闻史的不断丰富。无论是古代新闻史，还是近现代新闻史都能够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史料参考和佐证。一些经典的新闻史实往往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焦点，在这些研究当中，又产生出大量新的学说和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闻理论的内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大量新闻事件正在书写新的新闻史，这无疑又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新闻史不断丰富，则新闻理论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4.新闻史可以说是整个新闻学的基础，对新闻学的学科建构和学科认可具有重要意义，对打破新闻无学论具有重大作用。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历史，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史，新闻学概莫能外。新闻学只可能在有了历史的积淀后，才能够产生理论的积淀和实践的积淀，才能够形成成熟的理论和规范的新闻职业。其中，新闻工作者实践的积淀对新闻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们通过新闻实践活动亲自书写新闻事业的历史，在新闻史的积淀中尝试着和追求着理论化和专业化，直至最终创立新闻学，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正是由于新闻史作为基础性的存在，新闻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科，才能够去建构它的学科体系和获得来自其它学科的尊重和认可。同时，新闻史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是给了新闻无学论一个无情的耳光。在新闻史中，人们可以发现丰富的知识和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无学之说在这里毫无立足之地。如今的新闻工作者们可以从浩如烟海的新闻史中借鉴前人的经验、追寻他们的足迹、寻求他们那般的荣耀。中国漫长的新闻史——从最早的邸报到今天的大众化商业报刊——也使得如今的新闻工作者倍感自豪。他们从中汲取了力量，同时也获得了职业认同感。
以上是笔者对新闻史重要作用的几点思考与分析。新闻史的作用很多，远不止以上四点，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新闻史是一门具有学习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学科，在新闻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学习到很多。
新闻史论文:数字化报刊文献在新闻史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新闻史是新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基础中的基础是文献。从国际学术前沿对研究方法的要求看，强调文本是研究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新闻史研究是空中楼阁。没有文献，就没有文本，文献是文本的前提。印刷报刊文献与数字化报刊文献是新闻史文献的两种类型。
一
数字化报刊文献在新闻史教学研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弥补地域的距离，使研究者在异地也可以使用地方性的报刊。比如新加坡《叻报》，该报创刊于1881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非常有研究价值。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将其数字化并上网之后，①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可以便利地使用该报的史料，而无需千里迢迢地奔赴新加坡。这无疑降低了研究的成本，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弥补印刷报刊文献的不足。独到的文献决定了研究的价值，对于研究报刊的学者来说，一手资料非常重要。但一手资料不容易获得，改变匮乏状况的有效途径是数字化报刊文献。“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就是一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字化报刊文献资源。②《立报》曾是民国时期中国发行量较大的大众化报纸，然而这样一个地位显著的报纸，其文本研究却是匮乏的，目前对《立报》的研究主要是从体制、办报人、社会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究其原因，与该报资料使用不便有关。上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了《大公报》和《申报》的影印本，受到广泛欢迎，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多有购置。但是，或许因为《立报》的创办人政治身份复杂以及该报是小型报纸的缘故，《立报》没有发行影印本。因此，该报文献使用不便，影响了研究的深入。“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的建设改变了这一状况，《立报》目前已由台湾世新大学数字化并上传至互联网，对于新闻史教学研究有不可低估的应用价值。
第三，对于新闻史专业的大学教师来说，指导学生使用数字化报刊文献写论文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应用路径。比如学生可以研究国家图书馆的《东方杂志》等在线民国期刊，③这样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查史料，于忙碌的毕业季节兼顾实习和写论文。
第四，外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目前依赖二手文献，文本的缺乏是其痼疾，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帮助外国新闻史研究突破缺乏文本的困境。以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研究为例，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邮轮沉没，对于该事件当时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在2012年制作了一个百年纪念专辑，把当年的报纸原始版面数字化并上网。④我们对此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得到新的发现。
我国一些图书馆已购进了Press Display报纸数据库。该报纸数据库与纸版报纸同时，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报纸当天的信息。该数据库既解决了纸版报纸延迟和过期的烦恼，还可以对同24小时世界各地的不同报纸，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卫报》、《镜报》等重要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
我国在报刊数字化方面，也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国家图书馆开发了民国期刊数字资源，可在线免费使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也收录了大量期刊，可购买使用。⑤在报纸方面，目前最成熟的是《人民日报》数据库。此外，还有许多重要报纸的数字化工程正在进行中。⑥
重要的民国时期大报，如《申报》、《大公报》等，在政府公告、报道时事、反映社会变迁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些历史大报有的尚未数字化。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对研究中共党史、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有重要的意义，也宜尽快数字化。
二
数字化报刊是印刷报刊的延伸，但是不等于印刷报刊。印刷报刊的保存与利用依然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阅读新闻史文献应该有四个原则：经典文献与前沿文献相结合；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相结合；著作与期刊文章相结合；印刷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相结合。
印刷报刊文献和数字化报刊文献的阅读体验有无差异？如何弥补这种差异？笔者在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实践中发现，差异的确存在，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弥补：
首先，浏览报刊的局部版面与浏览报刊的整体版面相结合。“窥一斑，可见全豹”这句古语不适用于报刊研究。新闻报道及广告的意义不但通过内容表达出来，还通过版面位置和版面面积表达出来。因此，仅浏览报刊版面的局部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了解整体的版面情况。对于印刷报刊文献和数字化报刊文献来说都是如此。
近现代的报纸都是对开或四开的，报纸的版面一般在数版至数十版不等。折叠的报纸版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阅览的是印刷报纸，只要前后翻动，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当天的报纸哪篇报道的位置最显著，哪则广告的面积较大，各版之间有什么关联。而数字化报纸每次只能显示一版，使用者虽然可以清晰地把握这一版的状况，但容易忽略报纸的整体结构。因此，数字化报刊的使用者须有意识地观照报刊的整体。
第二，研究者不宜局限于单一的报刊文本，可注意比较不同的报刊。数字化报刊的容量是巨大的，与印刷报刊相比，使用者可以更快捷地阅读报刊。如果到传统的图书馆过刊阅览室借阅报刊，需要填写索书单，说明想借阅的刊名、刊期等信息，然后等待馆员取刊，或许一个下午只能看一两本。数字化报刊则方便得多，读者可以在一个个版面之间冲浪。但数字化报刊的一个弊端也接踵而至：浏览者容易陷入海量的信息，而忽略了与外部系统的关联。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使用数字化报刊之前，好是制订一个研究计划，明确问题的设置，并且在使用中注意比较不同的报刊，使用适当的理论工具。总之，使用数字化报刊，须注意比较，努力呈现报刊文本的意义。
第三，有了数字化的报刊文献，依然需要接触印刷报刊文献。因为要想感受报刊的纸张和印刷的状况，只能靠眼睛的观察和手的触摸，去近距离体味质感。
第四，使用数字化报刊文献需注意鉴别。17世纪的荷兰新闻书是近代报纸出现以前出版周期较长的新闻媒介。一个美国的旧报纸收藏网站上有荷兰新闻书出售，然而价格只有几十美元，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此珍贵的文物，距今已400多年，售价却这么低廉，是真品还是赝品？所以对于网站上的信息一定要注意鉴别。“作为工具和对象，互联网提供了许多研究的空间，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慎之又慎。”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并且提出要引进国际品质数字化教学资源。⑧在当代高等教育中，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数字化报刊文献也将更好地为新闻教育界所利用。
新闻史论文:浅论新闻史研究的未来路径
新闻史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历来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组成部分。顾名思义，新闻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因此，想要在新闻史研究中更进一步，把握住新闻史研究的前沿，运用好历史学研究中的相关方法，并辅之以文化、经济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当下的新闻史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要对自己的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必须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同样，要真正了解和热爱新闻学科和新闻事业，也应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闻史的知识。日本新闻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小野秀雄先生曾说：“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3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这3个科目是新闻传播系或学院健康发展的根，是其生命力的源泉。”虽然这话稍有些，但还是可以看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
学界的前辈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出了不少专著，如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马光仁先生的《上海新闻史》等。但前辈大量的成果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已经无事可做，相反，是为今后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和很高的起点。
新闻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新闻史的研究有着扎实的基础，其成果也最为丰厚。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1 宏观的、概述性的研究较多，如写了很多通史和专门史。2 “五四”以后的新闻史研究较多，“五四”以前的研究较少。比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只有及时卷介绍“五四”前的情况。3 著名的个案研究较多，如《大公报》，相关的研究专著很多。4 “革命范式”研究过多。比如，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经常只带着革命史观、阶级观来评论之。5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和僵硬。即使从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尚有许多“批判的武器”值得运用。例如，有学者提出，目前在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还未在新闻史研究中得以开发与尝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健在的老报人是新闻史学研究的最宝贵的资料。如何在传统访谈的基础上，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好这笔资源，将对新闻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笔者以为，立足深挖史料之基础，丰富史学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视角，将是当下新闻史研究的探索方向。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和《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两书，可以发现，我国光解放前就有报纸3500余种，期刊2万余种，这就说明新闻史还有很大的研究实体与空间。就笔者个人体会而言，新闻史研究至少还有五个方向是可以进一步探索和挖掘的。
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说，康有为毕生的办报活动很有意思，他不是所办报刊的主笔，更不担任报馆的经理，而是开办报刊的策划者和决策人。这样一个人对报纸的风格、内容倾向以及经营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类似的人物在康有为之前就出现过，比如创办《西国近事报》和《新报》的冯竣光，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笔者以为，类似的现象进一步深究的话，会得到许多很有趣的结论。
扩展研究对象。一些未必最有名，但很有研究价值的个案值得深入研究。比如《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这些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机关刊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来到异质的文化圈，反省救亡图存的道路。这些报纸的优势在于处于旁观者清的角度，更容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比如《浙江潮》有个栏目叫“旧浙江与新浙江”，专门反映留学生改造家乡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报纸的栏日内容以及发展情况对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思潮变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我们现在对这类报刊的关注还不够，很多新闻史只是列举性地一笔带过。至于专门的论文，几乎没有见过。
一些看似定论的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比如很多新闻史中都提到“苏报案”中的邹容是大义凛然自首的。但陈玉申先生的《晚清报业史》一书中却认为是章炳麟写纸条让邹来投案的。而《章太炎政论选集》中有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推到自己头上，希望邹来帮自己分担罪责。后来笔者查了些资料，终于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详实的材料，证明邹容当时的确是被迫被招安的。再比如对于《时务报》的纷争，很多新闻史都是站在康粱一边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更是把汪康年说成是不务正业只会吃花酒，并依附于权贵张之洞的小人。但据有关史料记载，汪康年为《时务报》的发展费尽了心血，他与梁启超的矛盾在于他只想好好办报，不想让《时务报》成为康有为等人活动的据点，相反倒是康梁用了卑劣的手段将《时务报》改成了官报《昌言报》。这一点，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闻史》中的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类似可以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史料。
可以多做一些“苦力活”。所谓苦力活，就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的要“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索，旧材料之考订”，沉下心去翻阅及时手史料。如《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现存有厚厚的400册，连索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研究者能塌实地从头到尾看一遍400册的《申报》，从而写出系统的有价值的专著，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再比如卓南生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指出，大多数《循环日报》研究者基本停留在对王韬及其思想、文学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浓厚兴趣，而未曾利用早期的《循环日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些“苦力活”的话，就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运用多学科视角阐释新闻史文本。虽然目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视角已经屡见不鲜。但这种“他山之玉”却基本还没有在新闻史学研究的方向中得以运用，实为一大遗憾。例如，1905年前早期留日学生刊物出现初期的“风靡一时”，恰好印证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第三人影响”的产物。即归功于清政府打压的结果。所谓“第三人影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w・P・Davison)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即“传播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由于表面受众的反应，而是那些可预测的或他们认为可察觉到的、部分其他人会作出的一些反应性行为”。《江苏》的“内国时评”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学生界之谕……然充一湖北学生界之力，谓可以倡革命可以覆旧党，其事尤出于理想……朱明且亡，而东林之祸愈急。其何以异此。虽然，是不可谓无益也。吾闻学生界之始出也，阅者寥寥。自张之洞一禁，骤销至数千份。今其后又不知增销几千份矣。”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清政府和张之洞等人的过于敏感，从一开始就打压发行到国内的留日学生刊物，却适得其反成全了起初“阅者寥寥”的《湖北学生界》的一售而空且销量扶摇直上。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看似枯燥无味的原始资料，经过跨学科视角的解读，会给新闻史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新闻学里并没有一个观察、理解现实和评价事实的价值体系或参照系。这必须从其他学科，例如政治、法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以及到社会实践中去吸取。”因此，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将给新闻史研究带来新的生命力。
结语
新闻史学界前辈赵玉明教授曾说过：“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相信伴随着中国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变革及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走出传统“革命范式”的框架，在继续深挖史料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的视角，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是我国未来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编校 杨彩霞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看新闻专业主义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的嬗变发展史，又是美国200多年自由、民主、独立精神贯穿的历史。现在的新闻从业者继承了200多年来的传统职业精神，汇流成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理念。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美国经济政治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中走向成熟，逐步确立的。媒介专业主义诞生于美国世纪之交的巨变中，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城市的兴起、通信设施的大发展、钢铁时代的到来、电力的利用、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这一切都为专业主义注入了时代诠释。美国新闻业抛弃了政党报刊的旧时代，在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报刊出现以后，尤其在19世纪末的新式新闻业形成以后，专业主义始方登场。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时代的产物，又是自由、民主政治环境中媒介调整其与政党、公众、经济利益团体间复杂关系的权杖。在整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媒介既是历史的叙述者，又是现实社会的参与者。美国新闻职业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不仅有无数先驱人物为新闻自由前仆后继，而且在技术突飞猛进、民主政治环境的孕育、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中，开始渐成气候，如滚雪球一般越发庞大。战争、运动、萧条这样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催生了新闻报道体裁、文体结构等新闻形式和内容的嬗变。当新闻作为职业获得专业称号的时候，它需要有其必备的属性，必须向社会证明它是成熟的复杂职业，是利他的正式全日制职业，从业人员要积累该职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遵守该职业的伦理规范，以实现对公众利益的维护与守卫。
新闻与医学、法律等专业不同，没有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形成阻挡其他职业进入的保护性壁垒，新闻因为其大众化普遍性和尚未成熟的知识体系，专业化过程或许还没有走完。传播学者拉斯维尔和莱特对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功能总结为：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承遗产和娱乐，新闻业作为社会信息系统，在信息数字时代的运作确立其专业角色。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来自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种权力。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树立的公众“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提出，为新闻争取了自由讨论和出版的权利；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案件中舆论批评自由的滔滔雄辩，确定了抗拒政府压制民意的传统，还有那些在反抗《许可证法》、《印花税法》、《煽动法》等苛法的斗争中逐渐成长的独立性报纸，在走出政党操纵报刊的谩骂黑雾、在新式新闻事业中开始客观性报道原则的确定中，新闻自由开始闪现其特有的光芒。
从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开始，专业主义被煽情化的大众报业的洪流卷涌而下，直至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家族企业传统和专业主义精神的结合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别样风景。《纽约时报》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既遵循公共服务的观念，又秉承奥克斯家族的传统，绝非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其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新闻史学家们把便士报所代表的办报模式称为“故事模式”，而把1869年后的《纽约时报》称为“信息模式”。信息模式继承了故事模式注重“事实”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将这一现代新闻业指向扩展到更为广阔的报道领域，使客观报道方式得到加强和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客观性法则，特别是对新闻和言论的严格区分，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的赞誉。其间顺势而出的广播、电视，乃至今日的网络、手机等媒体，也只是对其内容的补正与丰富。
具有专业意识的新闻从业者二百多年却从未改变对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在历经煽情主义的极端――黄色新闻之祸后，随着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总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社会责任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新闻职业伦理和准则进一步确立。由自由放任到自由约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日臻完善之路，尽管关于新闻工作者是否称得上专业人士在美国的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建立构建逐渐完整的新闻专业主义。正如《美国新闻史》中所说，世纪之交的美国新闻业已日益成为科层化的机构，编辑记者与经营管理人员逐步分开。复杂的经营管理问题，如抢占广告和销售优势、革新机构技术、处理节节升高的投资费用、越来越激烈的劳资矛盾等等，导致了一支管理队伍的产生。这一现象与当时美国企业界的经理人员普遍形成一个阶层的趋势相一致。与经营管理专业化趋势相一致，新闻工作也日益专业化，形成独立的编辑和记者群体。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化报纸的滥觞标志着新闻业进入到大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同时也表明，新闻业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追求的行业成为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经营”使报纸一跃而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从而使职业记者成为一个较常态的行业。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独立报纸正式兴起。这一时期，独立报刊的共同特征大致反映出独立报刊思想的基本观点:及时、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此时的独立报刊已具有一定的职业报刊精神和观念。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最初的萌芽。
媒体在目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硬新闻的式微，市场经济对新闻从个人到组织的侵蚀冲击，全球严肃新闻的娱乐化分量加大，大众文化工业的机械制造，新闻策划痕迹的日益明显，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专业主义与市场理念会在冲突中寻找平衡和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