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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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体育社会学论文: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探究

作者：季谋芳 金育强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学科边界逐渐明朗每门学科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概念体育和研究方法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往的体育研究中一般认为体育社会学无所不包，只要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被归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或某项研究无法归类时，就被列入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范畴;此外，跨学科研究留有原学科痕迹，二者使得体育社会学边界模糊不清。近年来，有学者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几方面对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作了深入探讨，卢元镇认为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视角和研究方法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体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体育内部结构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体育的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23］吕树庭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和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把体育这一社会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的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以推动体育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门学科。［24］二者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观点似乎无太大差异。首先，二者都赞同体育社会学应以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其次，研究的内容包括作为一个系统的体育与外部其他现象的关系，以及体育系统内人与人的关系、体育的社会功能等两个层面;第三，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学者据此基本达成共识，体育社会学学科边界逐渐明朗。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中的演绎法简述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障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障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及时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及时，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信任和风险阐释

在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传统的根基受到动摇,新的信任机制尚未建立,社会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1].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下降[2]并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信任水平的快速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快速转型造成的不确定性增加[3],而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4].在中国正在进入风险时代的当下[5],信任危机的出现与风险社会的到来不无关系,可以说信任危机正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信任或谨慎的信任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那么在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的信任观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哪里? 如何提高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信任水平?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考究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信任与风险阐释并结合风险社会的大背景寻找答案。

一、信任与风险: 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阐释

信任( trust) 与风险( risk) 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许多社会学家对信任与风险都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卢曼( Niklas Luhmann)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以及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学派的信任与风险阐释。

( 一) 卢曼的信任风险观

卢曼将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当代社会特征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事物,恰恰相反,信任伴随现代社会形态的发展,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了当前现代性阶段不可或缺之物[6].作为社会系统论和新功能主义代表的卢曼,其信任风险观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及时,信任是一种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卢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在复杂环境中,人们难以预测事件发展的过程。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一套旨在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才能使人类更好地在复杂环境中生存[7].社会系统中发展出的语言、权力、、声誉、规则等都是简化复杂性的重要机制。信任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功能,从而带有一种保障性的安全感[8],进而降低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的简化机制并不意味着信任消除风险,仅仅是使风险有所减少[9].在环境复杂性论述的基础上,卢曼认为信任与熟悉也不无关系。熟悉一开始就简化了环境复杂性,对于行动者而言,熟悉的环境是简单的,具有更少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风险进行判断,是指向过去的一种概念。信任则是未来导向的一种风险投资,熟悉成为推断风险的重要依据,因而是采取信任或不信任行为的前提。第二,信任与风险高度相关。在卢曼看来,信任是与风险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10],同时涉及信任与信心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信任与信心均指的是一种期望,区别在于信任意味着已经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信心意味着不得不忽视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卢曼认为,信任是一种在意识到风险存在的情境下的冒险行为,在此情境中,个人能够考虑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同时尽力减少或规避风险[11].第三,卢曼将信任分为系统信任( system trust) 和个人信任( personal trust) ,个人信任以被信任者的特性为基础,系统信任则是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 如政治、经济、司法) ,核心在于社会系统的沟通基础( 如权力,法律) 不被滥用。系统信任假定信任各方会遵守特定的规范,同时人际信任与系统是否有效运转高度相关[12].

当风险社会来临时,社会复杂性增加,个体逐渐脱离熟悉的个人社会,此时系统信任的有效运行就至关重要。卢曼对风险与信任的独到见解,为尔后风险与信任关系,信任的功能,信任的发生机制,特别是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如何提高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二) 吉登斯的信任风险观

吉登斯不仅批判性继承了卢曼信任与风险的论述,更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信任与风险进行了反思。吉登斯认为信任是指对个人或系统可依赖性具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事件或后果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他人的爱或诚实的信念,抑或对抽象原则的正确性的信念[13].及时,吉登斯从现代性的观点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完整信息是寻求信任的重要条件。在高度现代性基础上,一方面,如果没有信任,人们难以在抽象的生存环境中进行有效互动; 另一方面,高度现代性中的抽象性交往不仅需要交往双方的信任,还需要对交往媒介、交往符号、交往规则的信任[14].同时,信任是联结可依赖性与信心的核心纽带,信赖是建立在对环境的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信心。而对环境的信赖和信心,与对环境的风险判断具有联系。第二,吉登斯认为信任与风险相互交织。信任往往可以规避特殊行动方式可能面临的危险,或者把这些危险的程度降至低。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却不尽相同,风险意味着危险,却有可能并未意识到这种危险。

危险是一种对预期结果的威胁,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而风险可能并未进入行动者的意识之内。风险存在于具体环境框架之中( 如参加具有危险的运动,股市投资等) ,在一些情境下,风险能够被制度化,并且经常是通过周密计算的,机会和技术是限制风险的因素。在一切信任的环境框架里,可接受的风险存在于“欠充分归纳性知识”的情境下,因而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总是存在某种平衡。可接受的风险视不同条件而定,但对于维持信任至关重要。此外,尽管信任意味着风险,但同时也暗含着机会,机会与风险同时存在。第三,风险不仅是个人行动,现实社会中存在影响每个人的种种风险环境,这些风险环境与每个人紧密相关,并产生影响。相应的,安全的经验往往建构在可接受的风险与信任之间的平衡之上[15].总而言之,吉登斯对信任与风险的分析,建构在现代性特征的论述之上,信任的存在既是时空分离的基础,又是其结果。在现代性高度发达的今天,吉登斯的信任与风险分析,为解释信任与风险的关系,信任发生条件,信任与否的后果,不信任或谨慎信任的机制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分析路径。

( 三)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风险的阐释

与卢曼和吉登斯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谈论的信任与风险不同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对信任与风险进行了分析。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分析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但不容置疑的是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为更加理解信任与风险的关系注入了新活力。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的分析可追溯到威廉姆森( Wil-liamson) 和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的信任研究,但集大成者当属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威廉姆森认为信任可分为算计性信任、个人信任与制度信任,算计性信任贯穿信任始终,同时算计性信任也是风险的一个子集。信任尽管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却同样让机会主义等行为横行,充满着风险。所以为规避信任风险,应当将市场的部分功能纳入科层制内部[16].格兰诺维特主要从社会关系网的角度出发对信任进行解读,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是信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即使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也是具有风险的,例如“杀熟”现象的发生就是例证。科尔曼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分析了信任与风险。科尔曼认为理性是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具有不同的效益,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较大程度获取效益[1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益突破了经济学的范畴,具有更加广义的内涵,例如情感效益等。在理性假定的基础上,科尔曼进一步论述了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在市场中由于交易时间的不对称,因而为单方行动或获取收益之前必须投入资源的任何方面都带来了风险。为规避或减少这种风险,需要有效的法律

合同。 在非经济行动中,价值难以估算,进行社会行动时,需要以新的手段来加以保障,根据这类手段,在采取社会行动之前,行动者需要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18].个人行动被结合到一起,形成信任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从科尔曼对信任的解释中,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信任象征资源和权力的让渡,同时信任行为与风险紧密相关,给予信任则意味着承担风险。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解释受诸多批评,例如福山认为许多信任行为发生在非理性的情况之下,但其对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信任行动的发生,谨慎信任观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解释视角。

除以上学者之外,韦伯( Max Weber)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什托姆普卡( Sztompka) 、巴伯( Bernard Barber) 等社会学家也对信任与风险进行过精彩而深刻的解读,为信任与风险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卢曼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反思,理性选择理论学派从理性博弈的思考出发建构起了风险与信任理论模型。尽管基于不同的视角,但理论效用却殊途同归,对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制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形成共通互补的效应。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就十分清楚了。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 一) 谨慎信任观

所谓谨慎信任观是指个体在给予信任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框架下,综合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从而采取不信任或有条件的信任的行为。其行为具有两个特征: 及时,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心理行为不确定。第二,心理行为的不确定性产生信任行为的效用风险。例如,在碰到老人摔倒时,个体因为担心被骗或被讹诈的风险,而采取不参与、远离的行为; 有条件的信任则是个体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既给予信任,又考虑风险,在寻找可以保障有效风险规避的证据( 例如提前拍照,寻找证人) 的前提下采取帮助的行为,正是其特征的具体表现。

( 二) 风险社会: 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风险社会暗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尽管在风险社会学理论的创始人贝克( Ulrich Beck) 那里,风险社会主要的焦点在于由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而带来的宏大风险,如技术风险,制度化风险,生态风险等[24],社会运作的逻辑由工业社会利益分配的逻辑走向风险社会风险分配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克对微观层面的风险并不关注。风险社会作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体: 社会分化个体逐渐脱离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环境,个体面对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因而个体在采取信任行为时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风险。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在如何规避风险的逻辑下,作为个体的人更加趋向于不信任,或者有条件的给予信任。

正因如此,信任是个人乃至社会不得不采取的风险投资行为,是收益性与风险性的统一体。人类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之中,面对的世界复杂多变,人类不得不行动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给予信任,则意味着承担风险,那么不给予信任以规避风险行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因为信任不仅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收益与生存。从表面意义上看,放弃信任意味着放弃收益与机会,而这是遭遇信任风险的另一种损失,从深层意义上则几乎就是放弃生存[19].一方面,信任意味着收益与机会。信任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不可或缺,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有效社会互动的重要来源[20].福山在其《信任: 社会德性与繁荣的创造》中更把信任提升到关乎国家繁荣稳定的高度[21].对个体而言,信任关乎个人人际关系好坏,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组织而言,信任是组织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财富,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对国家而言,良好的信任状况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信任甚至被认为是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22].信任作为一种态度,是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减少更多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简化功能[9,23].另一方面,信任也暗含着风险。给予信任则表示给予资源和权力,而资源和权力的让度则面临着被利用和欺骗的风险。信任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在实现信任收益回报之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正因为信任具有收益性,对个人有效互动和社会有序运行不可或缺,所以个人和社会必须采取信任行动,又由于信任具有风险特性,因此给予信任时是谨慎的。在风险社会的环境框架下,个体置身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确定性增加,普遍信任行为的发生变得更为谨慎。当风险社会遍布个体生活环境时,谨慎的信任对于个体来说是理性的; 然而当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均采取过度谨慎的信任,或不信任时,社会将发生信任危机,从而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对社会良性运行造成更大的信任风险。在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如何规避信任危机,如何提高社会普遍信任水平?

三、信任风险: 科学规避的策略路径

综合卢曼、吉登斯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学派对风险与信任的解释,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及时,信任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是一种投资行为,信任与收益、风险紧密联系,给予信任既意味着收益,也暗含风险,给予信任需要考虑风险。第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更加复杂,个人更多的从熟悉的环境里脱离出来,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信任可分为殊化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25].在社会高速发展,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的今天,个人社会活动的基点逐渐走向普遍信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个人要生存就需要一种简化环境复杂性的机制,信任具有简化环境复杂性的功能,简化的环境反过来可以提高信任水平。在风险社会视域下,面对我国当前不信任或谨慎信任成为常态的现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息公开与依法治国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基本路径。三者相互交织,互相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主要作用于个体信任,信息公开主要关乎机构信任,依法治国则作用于规则信任。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普遍信任的外部约束条件,信息公开是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国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制度根基。

( 一) 建立科学的社会信用体系

无论是卢曼、吉登斯,还是理性选择理论,均认为信任的发生与信用紧密相关。卢曼认为信任是从具体的先前经验开始,并将经验泛化,从而延续到其他类似事件中去[26],而信用是个体经验的重要部分( 例如根据个体经验认为银行是有信用的)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运行,对系统的信任都至关重要。信任的建立不再是实在基础( 如血缘关系) ,而是需要建构的[27].信用是建构信任的重要前提之一,对于系统信任更是如此。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加直白,信任给予主要考虑收益和风险,而信用是衡量信任给予收益和风险的重要指标,同时信用约束体系( 如法律对违约的制裁) 也是保障信任给予的外部条件[28].信用是个体基于以往经验对他者是否可信的一种评价,而信任是一种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信用是信任发生的前提之一,是判断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的重要依据,“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风险最小,相对较弱的赌注”[29].信任是信用的可能结果,因为个体是有信用的,所以才给予信任,如果信用状况较差,则难以被他者信任[30].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对个体而言社会风险与复杂性随之提升。在此环境下,普遍信任的提升需要一种外在的信用体系加以保障,这种体系不仅从简化环境复杂性方面提升信任,也从提高给予信任的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减少或规避信任风险。2014 年 6 月,国务院了《社会信任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2014-2020 年) 》,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可操作性指南,同时也将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推进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重要外部机制。 ( 二) 建立科学的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主要针对机构、组织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从卢曼、吉登斯关于信任与风险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熟悉与信任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完整信息也是寻求信任的重要条件。信息公开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对机构、组织的熟悉程度,有效信息公开是降低环境复杂性程度的重要机制,从而提升机构、组织信任水平。在风险社会视域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且信息庞杂,对机构、组织的信任受到信息干扰或信息缺乏的威胁。例如在群体性事件中,往往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使谣言盛行,使公众对正式组织、机构的信任受到冲击。信息公开有效与否直接关涉危机事件中机构信任的存在或重建[31].又如在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中,信息公开将有利于医患信任水平的提升[32].信息公开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维持[33],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任水平[34],公众制度信任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信息公开同样关乎是否信任的问题,例如在传统媒体( 如电视) 不断衰落,同时受到信任置疑之时,如何利用新媒体( 如微博) 进行信息公开等。信息公开是增强个体对环境熟悉程度,降低环境复杂性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公众对机构、组织的普遍信任水平的有效路径之一。信息公开是增强社会普遍信任中机构、组织信任的重要手段。

( 三) 建立科学的依法治国机制

在经典社会学的信任与风险理论中,法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风险社会视域下,依法治国是抑制谨慎信任蔓延,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机制。及时,法律是降低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简化机制。在卢曼看来,法律是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 在吉登斯的解释中,法律可理解为一种在现代性时空分离情形下,个体评估信任风险的重要环境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法律是一种保障信任的外部约束条件。无论是降低环境复杂性,评估信任风险,还是保障信任外部约束条件,法律的有效与否直接关乎普遍信任的建立。第二,依法治国是建立规则信任的基石。法律不仅具有判断信任与否的内生性,同时对法律本身的信任也至关重要,两者不可或缺。系统信任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 如政治、经济、司法) ,其核心在于社会系统的沟通基础( 如权力,法律) 不被滥用。高度现代性中的抽象性交往不仅需要交往双方的信任,还需要对抽象体系( 如规则) 的信任[35],依法治国正是对这两种信任的结合。依法治国一方面意味着有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和评估信任风险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是的,是值得信任的。无论是从信任的外部条件,还是从信任本身的发生机制来看,依法治国都可以发挥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功能。

从信任外部机制来看,法治能否取得公众信任是判断依法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36]; 在信任发生机制方面,转型期依附于原来社会结构的信任逐渐瓦解,如快速的社会流动使人们脱离原有的熟人社会,而依法治国有效推行将使人们由熟悉信任转向规则信任,进而有利于重建和培育社会的普遍信任。

在新形势下,十八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了依法治国的推行,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依法治国对于司法公信力,政府信用的建立,对于普通大众对规则的信任提升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依法治国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中规则信任的根基。

结 语

信任与风险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信任与风险的研究更是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效用。本文基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阐释,分析了在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或不信任成为社会常态的生成机制,并结合当前中国实际,寻找提升社会普遍信任的路径。卢曼、吉登斯和理性选择理论等社会学家与流派分析了信任和风险的辩证关系,对于诊断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状况,探索提升普遍信任水平具有启示意义。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个体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谨慎信任观便逐渐成为社会常态。为提升普遍信任水平,社会需要更多的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机制。在风险社会的冲击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息公开及依法治国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基本路径,与我国政府基于时代诊断提出的政策方针不谋而合,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重要内容。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

”。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的思想,在其着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 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 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较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核心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及时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核心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较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社会学理论论文:基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探究

体育 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着与成果介绍相关。在着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着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 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学科边界逐渐明朗每门学科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概念体育和研究方法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往的体育研究中一般认为体育社会学无所不包,只要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被归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或某项研究无法归类时,就被列入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范畴;此外,跨学科研究留有原学科痕迹,二者使得体育社会学边界模糊不清。近年来,有学者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几方面对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作了深入探讨,卢元镇认为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视角和研究方法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体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体育内部结构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体育的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23]吕树庭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和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把体育这一社会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的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以推动体育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门学科。[24]二者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观点似乎无太大差异。首先,二者都赞同体育社会学应以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其次,研究的内容包括作为一个系统的体育与外部其他现象的关系,以及体育系统内人与人的关系、体育的社会功能等两个层面;第三,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学者据此基本达成共识,体育社会学学科边界逐渐明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

在中国改革开放、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实用品格”。毋庸置疑，这种“实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中国社会学实用品格的批评，推动了社会学对自身研究实践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工作者开始形成比较自觉的理论意识，许多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自觉地置于某种理论框架之下，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对该理论做进一步的修正和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人员也开始对所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做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收到了初步成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的理论雏形。

1．“社会运行学派”。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它强调“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研究社会”，并试图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来达成这一理论目标。主要倡导者为郑杭生等人。

2．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学派。其基本特征是将社会交换和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概念和观点运用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并试图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修正和推进这一学派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命题。主要倡导者为李培林、刘少杰、周长城等人。

3．结构—制度分析。这是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学者所采用的一种研究视角，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社会学者以往较熟悉的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视角，同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观察与解释社会现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从宏观的结构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强调结构和制度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刺激、引导与约束作用”。主要倡导者为李路路、李汉林、张静等人。

4．过程—事件分析。其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学和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可以摆脱传统的、静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具体事件与动态过程之中（或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研究模式，并将其运用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以揭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主要倡导者为孙立平、应星等人。

5．话语分析（或“话语—文本分析”）。基本特征是试图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中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一些分析技巧，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修订、整理与综合，形成一种与传统的实证分析、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和批判分析有所不同的社会研究模式，并以此来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一种具有另类价值的研究和分析。这一理论视角现有的选取者主要有成伯清、佟新、方文、吴毅、谷孟宾、毕向阳等人。

以上所列虽不尽，但大体上概括了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努力。它们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架构，其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有着密切的结合，不是一些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单纯性理论讨论。主要缺点或局限则是：由于多数理论架构倡导者的主要精力仍放在经验研究方面，能投入专门性理论阅读和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甚熟悉，因而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述理论取向或研究构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以往给人们留下的那种“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学术面貌，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假以时日，有可能从中形成一些既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又具有较高理论水准、能够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社会学理论架构。但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允许各种思路和平共处、友好竞争、多元并存、共同发展；二是各个学派要保持自觉的理论意识；三是要加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从西方学者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提高自己理论建构的水平。若能如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毫无愧色与世人谈论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成果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嵌入概念

自博特兰?罗素的权力学启蒙,权力研究已逐步活跃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就社会科学而言,权力已成为该学科讨论的基本话题。但鉴于权力的特殊性,至今也没有学科或理论能涵盖权力的所有内容,甚而对权力的定义,至今也颇受争议。正如卢克斯所言:“权力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价值观及信仰的人们对它持不同意见和态度。”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点,通过对以往学者的权力研究的梳理,探索权力的核心特质、内在逻辑及发展路径,为权力的现时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嵌入机制的选择

基于西方学者观点,权力涉及控制说、能力说、关系说、因果说、集体说、力量说、利益说、决策说、结构说或影响说等。基于学科,权力主要影响于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如政治学将权力理解为控制,强调力量和能力,重视权力的强制性;经济学将权力理解为利益,强调资源和禀赋,重视权力的资源占有及利益指向;社会学将权力理解为影响,强调和资源,重视权力的交互、对等及细微性。基于权力本身,它即可为实体亦可为抽象之物,它即具创造性亦具破坏性,它即能被研究亦能作为研究的工具。正如福柯之所述:权力具有弥散性,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经济、知识、性等各种关系中,并直接对事物发生影响。总之,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中较为重要方面,权力影响侧面反映“社会秩序何为可能”的机制问题,权力研究亦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遥看社会学发展历史,也可发现:从孔德的世俗政权和精神政权,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中权力的功用,到韦伯提出合法的概念、权力的三重类型及社会权力结构论述,到帕森斯和吉登斯的权力资源论,到福柯的权力网络等,权力被众多社会学家所研究,但也因视角差异,权力被多重理解所包围。姑且搁置权力研究中孰真孰假的问题,整理各家之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已有资料,内容如下:及时,概念界定。权力可得到多重理解,如影响力、顺从力、精英资源、利益诉求之工具、结构产物、网络与预期结果的产物、暴力手段等。可见,概念研究众说纷纭,是非难议,对权力全局性理解益处甚微。第二,学者观点。以学者观点整理的权力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单独研究韦伯、福柯、米尔斯、布迪厄等人,曾涉及吉登斯、帕森斯、霍曼斯、布劳、托夫勒、马克思等,甚少提及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科尔曼、卢曼、达尔多夫、拉图尔、鲍曼、布什亚等,当然这种局面也与学者本身对权力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关,但如此划分有价值涉入之意,难客观判断社会学领域权力的研究现状。第三,逻辑整合。陈氚以部分学者观点为线索,分析社会学理论中权力相关内容,得出权力理论从理性假设到感性回归的微观基础变化。陈成文和汪希梳理了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的社会学家对权力的研究。张广济等人分析了社会学权力理论从国家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化。罗宗志从意向性视角解读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结构中心论和韦伯为代表的能力中心论。以上研究者的整理具有一定现实可行之处,但不足之处兼在于缺乏权力研究的穷具性。基于上,笔者比较社会学理论归类法,包括学派归纳、人物归纳、时间归纳、理想类型、理论范式等,最终选择以理论范式的方式来嵌入权力。具体原因如下:首先,选择基础———权力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涉及权力相关内容;其次,作为社会学理论范畴内容,权力研究遵循学科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再次,从学科看,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以范式分类为逻辑,可涵盖近乎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从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嵌入点,能更形象且的解构权力,明晰权力在社会学领域的角色和地位,找出特质性因素。

二、权力的嵌入过程

关于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虽最早可追溯到费里德里希,但让多重范式成为显学的还属瑞泽尔。他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笔者在本文中将在此基础上,新增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范式,以此来诠释权力。及时,社会事实范式。该范式处于自然主义和宏观结合的象限中,主以实证的方式研究权力的宏观方面。具体看:古典理论中,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都未直接将“权力”作为独立实体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都为权力在社会学领域扎根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观、社会学体系及人道主义宗教,皆启发后来学者去挖掘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因素,权力则是这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宾塞继孔德研究,进一步提出超有机体概念,指明家庭、礼仪、政治、教会、职业和工业六大制度,还谈及进化,并指出由于人口集中、文化结构分化,社会整合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社会瓦解与否的选择下,社会或整合或崩溃,若社会是整合的,那么社会间成员相互依赖程度加大,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可见,斯宾塞已开始提及权力,并将它理解为政治权力,即政府领域对民众的影响力。随后,迪尔凯姆在积累前学者知识基础上,以研究社会事实的方式,探究社会的两种类型,并对社会进行诊断,提出社会变迁逻辑:基于迁移、物质密度增加、生态集中及机械进步,社会道德密度增加,产生竞争的需要,有能者得到高级地位,无能者则无位,由此产生劳动分工。可见,他未直接提及权力,但从有能或无能者、高级地位等线索,可发现他对权力的理解已从政治权力到产生动因的分析。现论中,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已开始直接涉及“权力”事实的研究。以巨型理论着称的帕森斯,从唯意志论出发,通过行动的五个模式变量,提出了三种行动类型,提炼了四大社会系统,产生AGIL模型。模型中,他明确指出符号和信息是社会系统中的一般交换媒介,而作为与政治制度相对应的符号媒介之一,权力G与货币A、影响I和义务L共同作用并服务于系统。不仅如此,帕森斯还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合体单独研究,涉及调节A、G、效率I和领导L。可见,社会学领域的权力已显性化,且被划入政治领域。除帕森斯外,默顿的中层理论及经验功能分析框架,也为权力功能的探索作出贡献。在冲突论中,达伦多夫区分了权力和,认为在社会联合体中,作为资源的权力和,它们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由此形成了支配和服从两个阶级。科塞在分析冲突时,也沿达伦多夫路径,强调资源和系统的不平等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权力和资源概念,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虽强调冲突发生的另一动因,但也涉及较多的资源、地位及阶层等概念。可见此处,权力虽未跳出政治领域,但已开始涉及资源、能力、地位和阶级等因素。当论中,亚历山大从功能主义入手,提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或言之为新功能主义,指出行动和秩序的普遍性是一般性话语的核心,主张进行文化分析和市民社会分析。看似未直接分析权力,但他对权力的理解已融合入市民社会运行中,认为文化是符号集合的产物,话语是市民社会的符号规则,而市民社会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致力于研究系统简化机制的卢曼,他对权力的研究直接指向降低系统复杂性的沟通媒介。第二,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两范式虽分别来自于自然主 义和人文主义,但二者皆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具有共同的微观基础。因此,结合分析如下:社会行为范式:古典时期,帕累托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探讨了情感和剩余物,指出剩余物多寡影响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认为社会是由情感、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相互依赖构成的有机整体。研究中,他的精英循环被置于各大系统中,权力的集中与分散贯穿于循环体制中,并影响政治系统的更替,而权力在此属于政治概念,并体现着其在系统运作中的功用。现代时期,霍曼斯在其行为主义交换中,指出权力产生于社会交换中的不对称,而权力也就被理解为提供有价值报酬的能力,它本身适用于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较之霍曼斯,布劳更系统的研究着权力,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尽管遇到抵制却能通过威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它产生于不平等为核心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又会进一步导致权力分化,引发新一轮的权力竞争,从而导致社会分化,而在这一轮权力变迁中,权力需在交换中通过价值化、规范化等方式被合法化为,且剥削性和压迫性的权力会导致强烈的反抗。可见,布劳将权力系统融入交换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当代时期,科尔曼以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作为权力解释的微观基础,建构了关于权力、和支配理论。他认为权力产生于交换,权力关系包括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的作用在于在权力运作中使权力转让成为可能,而权力秩序中的行动者也会通过自身资源评估得到的选择。社会释义范式:古典时期,滕尼斯将社会学划分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而纯粹社会学将人的社会生活分为社区和社会两种理想类型,其中,社会生活构成包括社会实体、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和社会相关物。可见,滕尼斯也未直接提到权力,但他的人造社会使权力运作成为可能,而权力本身也可作为社会相关物的一种而存在。而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分析了社会进程、社会类型和发展模式,研究了冲突形式及社会分化过程,提出了货币哲学,并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他认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需进行经济交换,而货币作为社会分化的根本力量,为交换产生便利,个人得到自由,但也增加了疏离感,物化现象产生,人性没落。而货币在整个运作中,表现为一种物化的权力运作过程,但齐美尔并未直接研究该模式。与滕尼斯、齐美尔不同,韦伯直接研究权力(政治权力),并将其与区分,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即权力是使他人服从,而是人们接受命令的自愿,即合法化的权力。研究中,他还详细区分三种合法化权力———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并指出权力作为资源的一种,其与威望和财富共同构成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要素。现代时期,符号互动、现象社会学和本土方法论较多关注人类微观层面,符号互动重视人际过程的符号功用,现象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常人方法在于提供认识社会的新工具。他们都未直接提及权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微观领域运作模式的探索,对于权力走出政治领域具有较为显着意义,如权力符号。当代时期,吉登斯将权力、时空、能动和结构联系起来,使权力成为结构二重性的内容之一,认为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是结构,而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与能动和资源相连,且权力也表现为支配形式,转化和支配共同成为权力的两个方面,而渗透于例行化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延续性,它通过配置性资源和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可见,吉登斯眼中的权力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某利益或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贯穿于二重结构中,作用于主客体,并产生转换和支配力,最终影响社会变迁。布迪厄的权力是在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下形成的,他通过权力场域说明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而这个位置确保占有者拥有一定资本去进行权力争夺,而对合法定义的争夺是权力场域的普遍共性,而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其包含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即它是一种相互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权力,如符号权力(象征权力)。可见,布迪厄的权力是一种空间关系,资本拥有者在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其中,资本就成为赋予场域运作的权力,而权力也成为脱离抽象的支配和形式化,是具有感知的权力、凝结在身体之上的权力。另外,网络理论中,拉图尔通过对关系网络的分析,认为权力是一种持有,包括扩散权力和翻译权力。第三,社会批判范式。较之前三种范式,该范式对权力的研究更具社会适用性。鉴于后现论、介入理论的批判因素,笔者将二者与社会批判范式一并分析,具体如下:首先,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开始,他将权力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即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源自于资源的稀缺性,由此,他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用较少资源压榨无产阶级,并取得阶级权力。可见,这种权力仍属于政治领域。而马尔库塞通过对资产阶级理性的揭露,指出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当代先进工业社会统治的基本特征,而社会是仅存肯定因素和保守因素的单向度社会,如在这一极权社会中,语言已被僵化为操作性管理的工具,且权力也在单面社会中被僵化,权力获得者不再固化于资源,而更多在于社会的一些潜在因素。另一位批判者哈贝马斯的权力研究,揭露了交往权力,即权力是人们在公共舆论中形成的话语力量,这些力量从不同层面影响社会管理权力,而权力合法性也从共识和相互理解为目的交往权力中产生。可见,权力已涉及公共领域,并从马尔库塞的“潜在性”移到日常生活层面。而到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便更系统的体现了权力的社会延伸,已成为社会学权力领域的标志性着作。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是在面临反对情况下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权力精英是处于能做重大决定的位置上的人;美国是一个权力精英支配的社会,决策者包括大实业公司、官僚政府和军队组织,而这三个精英团里相互连结和牵制。在权力影响下,产生社会三大阶层:通过隐蔽、非正式方式实施权力的权力精英,通过游说活动或司法程序运行权力的中间阶层,无权无组织的广大民众。因此,米尔斯的权力获得需能在主要机构中取得发号施令的地位。其次,后现论和介入理论。具体是:贝尔具体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阶层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从不同于米尔斯的角度进一步对权力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托夫勒通过分析信息文明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现代社会最显着的特征是知识的急剧增长,而权力作为所有社会系统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固有成分,它是一种有目的性支配他人的力量,其构成要素包括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意味效率,是较高质的,可用最少权力资源达到目标。基于知识急剧增长,这种成分使权力发生转移,包括知识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的转移;另一方面,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移,如现代社会下,权力从金钱向知识的转移。埃里亚斯对权力分析主要集中在其构型社会学中,认为构型是“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间的权力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作为具体的个人,无法把握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过程,而权力则表现为外放性。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控制技术通过诱惑实现,社会成员对名人的模仿、社会权势和专家对大众的催眠,都是权力的形式。布什亚强调了引诱、模仿和拟象对权力的重要。利奥塔指出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它是世界权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02)中指出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之争,争夺的结果取决于不同文明间“权力”的大小,这种权力涉指一个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群体行为的能力,而行为的改变可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等方式改变,行权者需具备多方资源。因此,国家或群体的权力可通过衡量其所能支配的资源与行权对象资源相对比来估价。,福柯从后现代性理论立场,采取片段性、非延续性、多样性的方式,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并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认为权力是多形态非同质的、无主体与中心的、生产性且非压制性的、分散流动且多元的、弥散的浸透在生活各方面的;当权力与谱系学方法相 联系,权力被看做一种社会内在的力量,它建立在一种假设存在的社会契约之上,通过层级监视、规范裁决、检查制度等手段被行使,从而形成规训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暴露于公共场景中的展示国家权力控制仪式性惩罚的消失并未使权力控制减轻,反而意味着其借助工具理性的力量渗入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表面上人的自由实质意味权力控制的无孔不入。

三、嵌入逻辑的解构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发现社会学领域内的权力研究遵循以下逻辑:横看,四大范式对权力的理解因其解释基础的差异而呈现不同表象。首先,社会事实范式将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可探究的社会现象,它旨在发现社会秩序,由而即可被研究亦可作为研究手段,如斯宾塞将权力作为他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内容,帕森斯、达伦多夫等人将权力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权力的要素及成因。其次,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鉴于从微观基础出发,旨在挖掘人性层面,因而要思考看似宏观的权力显得较为吃力,如常人方法、现象社会学及符号互动都未直接涉及权力,但肯定的是基于微观基础的这两大范式对权力的思考有益于涉入权力的人性及社会层面。,社会批判范式从批判视角进一步审视权力的发展动机。可见,四大范式的组合无疑使社会学领域的权力显得尤为完整,社会事实赋予权力实在的内容要素,社会行为及社会释义补充权力的微观情景,而社会批判却跳出围栏反思“权力”,由而构成“实在+潜在=权力”和“权力—反思‘权力’=真”的模式。纵看,古典到当代的“权力”研究经历了“政治领域—社会范畴—所有领域”的延伸。古典时期,社会学领域的权力从未跳出过政治领域。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中的权力集中”到帕累托的“精英循环中的权力集中”,从韦伯的合法化到马克思的阶级权力,皆将权力划分于政治领域。不过,迪尔凯姆的资源和地位等权力要素、齐美尔的货币物化,虽未直接提及权力,但其实已暗示权力领域的拓展趋势。而现代时期,随着帕森斯地位的建立及失效,权力的内在因素及运作模式的探索,完整“社会领域中的权力”已渐具社会基础。如达伦多夫的和权力,科塞的资源不平等,霍曼斯的交换不平等及布劳的权力自运作等。,当代时期,权力已直接属于社会范畴且已渐入到所有领域。如亚历山大的权力和市民社会、卢曼的沟通媒介、托夫勒的权力转移、布迪厄的符号权力、吉登斯的权力二重运作等,但暗示权力涉足所有领域的标志,还属福柯的规训权力。从权力的内在脉络看,权力研究经历“准备—领域之争—内涵—因素—成因—形式—运作机制—运作结果”的过程。准备阶段包括孔德的社会学确立与权力作为社会因素之说、滕尼斯的社会相关物、齐美尔的潜在运作、默顿的研究思路等。领域之争涉及权力的内在转变。内涵、因素、成因等不同范式及不同时期皆有相关学者涉及。而关于权力的运作机制和运作结果,主要集中在当代时期,代表为布劳从社会交换角度探索的权力独立运作机制,吉登斯和布迪厄分别从自己研究框架中延伸出权力运作和符号权力,及社会批判范式中各大学者对权力的多元解构。可见,社会学领域中的权力研究是一个相对完整且具内在规律的生命体系,其不断与社会学本身发展模式相互动,由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运作路径。笔者也有理由相信,福柯的规训权力不会是社会学领域中权力研究的终点,韦伯的合法性也绝不是社会学领域中权力研究的起点,而现时代的权力更和当前社会的发展相关。无论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全球社会、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谁对现代社会的解读更为精准,但肯定的是我们目前所生活的当代是一个全球联系甚密、风险日益多元、知识高度集聚、文化急剧膨胀、信息高度更新、技术更为先进、信念渐变失效的时代,而“权力”将作为这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炙热点。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权力,如何发现并运用权力”这已不是已有的学者能诠释的,这不是单纯依靠社会学就能解决的问题,多元解读在现时代更具理论意义。但若真要思考权力的核心特质,笔者认为社会学界应更多关注权力潜在且难以意识的运作层面,若还执着于资源不平等及分配不均、影响及能力、政治权力运作等共识性因素,无疑将是该研究领域的倒退。因此,福柯的规训权力将不是终点,而应更多意味着:这是权力研究拓展后的新开始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人文主义,一门构建“理解头脑”的学问

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柯塞曾有这样的评价:“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成功的冷眼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社会学的使命是最忠实地描述社会及其功能。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不同,韦伯拒绝“把人禁锢在意识不到的社会约束组织之中”,他认为了解社会问题的手段即是“理解”二字,为个体着想,从内部抓住个体的主观性。理解社会学教会我们,社会问题的原料是个体的行动,只有领会人们赋予行动的价值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该行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统局面起重要促进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互动”一词对于生活在美好时代的我们并不陌生。相对于1937年赫伯特?布鲁默就“符号互动论”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出现却要早得多;这也是“符号互动主义”再后来被称为“第二芝加哥学派”的原因之一。从早期的一些苏格兰伦理学家那种对于研究现实生活、只有通过经验才能找到有用的知识的一系列主张,到威廉?詹姆斯对于习惯、自我与社会我的重要研究,再到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对于儿童自我发展的投射、主观、射出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后到约翰?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这些哲学、心理学层面的奠基人为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社会学家对符号互动论基本原理的提出及创立点亮了明灯。二战后,布鲁默总结与发展了符号互动论;20世纪50年代末,霍华德?贝克尔、安塞姆?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互动主义蓬勃发展;戈夫曼的拟剧论,在今天都被社会学专业的学习者与传道者常挂嘴边,解释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发生的人和事;舒茨是互动理论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受到他的影响,在调查中阐明常人方法学这一手段。

二、批判主义,一门建构“揭示头脑”的学问

在社会学理论中,批判理论的出现主要是被置于同所有实证主义社会学,尤其是同功能学说、以及所有那些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和中立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相对立的位置上。在这里,所谓批判主义,是一种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并且明确地以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为理论宗旨的理论范式。批判功能由马克思首开先河,其着述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批判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古典时期的马克思,经过现代社会学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一直到当代阶段的沟通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为了解决使我困顿的疑问,我开始了及时步的工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修正。”这句话概括了使马克思放弃哲学研究而献身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道路。有学者认为,要想对马克思的贡献进行客观的总结,是一件“既棘手又冒险”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既带有浓重的、不可把科学分析与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分离的味道,又应具备能够将其着作予以多种理解的清楚头脑。

三、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仍在成长

无论是像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托克维尔这样的先驱者们,还是像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滕尼斯、帕雷托等诸多的奠基者们,还是之后那些“新”“后”主义的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有对立、有交融。无疑,社会学是历史与时代的产儿。社会学家们各自所出的时代和面对的现实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解释立场不一,各种理论流派的出现,形成了一部色彩斑斓的社会学理论史说。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过多的纷扰与忧虑,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思想家们去相互借鉴、批判继承以及不断创新。首先,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将成为永恒。社会学这门学问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回归经典,甚至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后人将自己置身于先前的那种情景去寻找社会学的智慧所在。或言,经典的真谛所在不单一是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回顾,更是后人对于理论的不断解读、不断思辨以及扬弃。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从尊重经典、到扬弃经典、再回归经典的学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学理论再怎样发展,都会像一根弹簧一样,拉伸得再远,将再回原点,重温经典、以求更长远的发展。其次,“学问”,永远是历史的。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永远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吉登斯曾说过:“通过意识到我们已经失掉的东西,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以及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所具有的独特性,通过历史的想象,我们可以从观念上重构失去的世界。”社会学的研究,一旦离开了历史,就相当于大树没有了根、大楼没有了地基一样,从认识上就会缺乏依据,变得无据可依、成为空谈。看待任何社会问题、研究任何社会现象,不能够离开历史生成视野,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充分运用史实资料,使得我们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掌握一个平衡点,让研究变得不至于过于空壳、也不过于抽象。把握历史,不仅仅在于一定要去解释历史,而在于更好地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当代及其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再次,哲学的思维不可弃。一些钻研者往往希望他们能够找出像达尔文进化论那样一个普适性的自然法则,或是像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后人就可以将目光聚焦于单方面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也离不开、更不应离开像韦伯、马克思主义等具有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做社会学这门学问,不能仅凭实证研究来说话。时代要求我们,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固然好。什么是理想状态?笔者感触,学问=相关理论指导(基础)+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实证研究(关键)+客观、敏锐的解读与批判(整合)。

社会学理论论文:发展社会学理论简述

一、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四、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之人》属于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一种统治形式”。福山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写一部世界的普遍史,而他得出结论是: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争论和批判就不能发展。福山的理论不仅使人们加深、扩展了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市场也有可能失效,但是,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依然能找到对于市场经济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的详细分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属于自发调节的周密性、逻辑性和体系化程度很高的资源配置形式,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望尘莫及的。强调市场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会有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存在,但是“回波效应”和“传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参与市场的每一方都会有发展机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障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及时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较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及时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理论初探

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学社会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了“文学辩证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创立了“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流派。他深受卢卡契早期著作的影响并以其门徒自居,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引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科学原理赋予了纯思辨性的“卢卡契式的”范畴以一种更重实证的新倾向。戈德曼由此成功地为他提出的范畴铸成了一个系统辩证的模式,从而具体地阐述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来揭示其所指向的社会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每个阶级在与其他阶级相区别的对立关系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每一个阶级所具有的世界观也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实体,它同样是在与其他阶级显在的世界观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对抗中来确定对自己、对世界、对超验原则的看法。它是对他者的回答,而不是自言自语,是在与他者形成批判、区别的关系中的一种扬弃、一种超越,而不是一个已知的确定事实。“各个集团由于其自身的地位,总是依赖于其他集团,并且这种关系又处于经常变化之中;那么这些集团对处于整个社会过程中的集团间的关系,便很少到达一种高度连贯的自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戈德曼把他们的理论实践说成大多是潜意识的原因所在。一个集团诸精神范畴的结构过程,一般来说是潜在的。”[1](p.22)“它不属于以相对稳定的价值等级为特征的日常的经验世界。所以,人们在‘杰作’中发现的世界观不是表现一个集团成员经验的、现实的意识,而是表现理想的意识、较大可能的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5](p.3)

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及时，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及时，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较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较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较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24小时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核心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核心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核心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核心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